早年，马连良与共产党人、报界前辈邵飘萍往来密切。因为仗义执言，积极宣传进步思想，邵飘萍早就上了北洋军阀的“黑名单”。一天，一位陌生人找马连良，警告他演好自己的戏，如果和邵飘萍混迹一起，无异于自毁前程。马连良不解地问：“邵先生是好人，没有他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为何要和他断绝关系呢？”

　　原来，马连良因力举创新，深受圈内保守派诟病，举步维艰。而对京戏颇有造诣的邵飘萍，却对马连良匠心独运的戏剧革新刮目相看，他在《京报》上多次撰文介绍、宣传和赞扬马连良，予以声援；得知马连良赴沪，邵飘萍又在上海的报纸上着力推介，称马连良为“须生泰斗，独树一帜”，他的这些做法，有效地遏制了业内人士的诋毁，更给了孤寂苦闷中的马连良以莫大的安慰和鼓励，二人遂成莫逆之交。马连良对邵飘萍的鼎力支持无比感激，遂义无反顾地将敌对势力的警告置之脑后。

　　1926年4月，邵飘萍惨遭杀害，无人敢收敛其遗体，马连良却执意前往。有人好意劝阻他，马连良流着泪说：“我不能去替邵先生顶罪，也无法救他，岂可虑及个人安危，而让一位兄长、朋友的遗体弃之荒野？！” 在朋友的支持下，马连良及时将邵飘萍的遗体敛葬，并在城外搭建一个供人们悼念的凉棚。同时，他拍下的弹洞清晰可见的邵飘萍遗容，为揭露北洋军阀屠杀爱国人士的暴行，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报之。在马连良心目中，邵飘萍曾那般无私地帮助自己而不图回报，如今朋友罹难了，又岂能不患难相济？经受得住逆境考验的友谊，才是真友谊。两颗心真诚相待，为朋友极尽所能，不畏任何艰难，甚至超越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