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雷蒙服装店”说起
大学毕业后到北京社科院的那几年，没有穿过正经的西装，后来添置了，母亲特意拿着新买的蓝色毛料哔叽，到王府井北口的雷蒙服装店手工定制了一套。当时人瘦，穿上一套显得精神许多。知道“雷蒙”是60年前从上海迁到北京的，穿上它就难免有“风从海上来”的飘飘然。所以很多年以前，是北京人谁也不敢否认，说起时髦那就得向南看。
说陈年往事，除了“雷蒙”外，还有些上海的服装店几乎是前后脚进的北京城。缘起是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他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改了21次仍不合身。外交部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到类似的“抗议”了，很多西方外交官对北京的服务业都很有意见，为了解决问题，就派人陪小尼赫鲁到上海找有“西服圣手”之称的“红帮裁缝”余元芳。余师傅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鲁穿上后非常满意，当场自己要再做一套，并且还给老婆孩子兄弟及岳父大人各做一套。回头又修书一封到外交部，这次当然是表扬，说他在很多国家买过西服，但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舒适。
王府世纪
上海的这些店铺开张，在北京城引起的轰动也就是一时半会儿，但终究是改变了北京人的很多生活观念，给衣食住行都带来深远的影响。上海服装、发型、照相等技术手艺的精致，以前只是耳闻，现在就在家门口了，从不见外的北京人能不好好感受一下吗？时光荏苒，渐渐地老店当年牌匾上的“上海迁京”不见了，入乡随俗，它们都已经落地生根成了北京人自己的老字号了。
王府井北口倒回去几十年，是北京人扎堆的热闹地界。往北去灯市西口这一路，有两个店是必须提一下的，一个是八面槽利生体育用品商店，一个是北京医药公司，这俩都应该算是土生土长的吧。利生以前的店门脸很小，店里也不宽，但进深还可以。在大多数人家里经济都不富裕的年代，闲暇时间去逛一逛，基本上都是过过眼瘾。想想那时候关注比较多的当数乒乓球拍和乒乓球，球技不灵，还老惦记着弄个红双喜牌的。小时候自己用三合板做球拍，打三毛球还可以，打乒乓球就费劲了。正经的球拍是50年前姥姥在京的时候带着我去买的，地点在前门珠市口往南路西，卖体育用品也卖笔墨纸本儿，小小的心愿得到满足，便会记着一辈子不忘。改革开放后有了“排球热”“羽毛球热”“围棋热”，大都和民族自信心有关，单位开展文体活动需要购置，基本上是奔八面槽。这期间本人的理想是弄个“云子”，棋艺基本没有，跟风而已。北京医药公司当年的特点是大而全，本身有垄断批发的功能，货品接地气，别地儿都没听说的东西这店里还真有，比如“黄药粉”，外科伤口消炎用的，极便宜但有效，特别是在西药不灵的时候。
从北口往西，1984年往后最有名的当数“东华门夜市”，西到南河沿北口，全长300多米，2016年6月24日停业。32年的是是非非这里就不多说了，只强调一点，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北京青年面临就业难题，“东华门夜市”，包括消亡更早的王府井南口东单头条的小吃一条街，也算是功不可没吧。夜市关闭后，东城区相关部门启动了道路改造工程，两边的商家和居民也迎来久违的宁静。今非昔比，北京人除非在这儿谋生，或住家在附近，轻易是不想光顧了。20世纪90年代，法国的老佛爷百货进京，首选此地落脚，红红火火没几天就水土不服，百度了一下，已经搬到西单很多年。如今的雷蒙服装店还在原址否？真不清楚了，只知道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个雷蒙服装有限公司，工厂有8000多平方米，设备800余台，员工有400多人。主要还是做男装，长期给银行、证券、酒店、航空行业等定制职业装。
说完“雷蒙”顺便说说“红帮裁缝”。在鸦片战争后，浙江宁波作为最早与国外通商的5个口岸之一，不少裁缝给那些被当地老百姓俗称“红毛”的外国人制作服装，“红帮裁缝”之名就由此而来。“红毛”最初是指荷兰人，后来泛指欧洲人，在老上海，“红帮”指的是西式的服务业或修理业。在中国服装史上，“红帮裁缝”创造了5个第一：中国第一套西装、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家西服店、第一部西服理论专著、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
据史料载，在18世纪末，宁波人以“三刀”（剪刀、菜刀、剃头刀）开始从横滨登陆日本。1921年出版的《上海总商会月刊》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清嘉庆年间，浙江鄞县姜山人张尚义因为海难漂流到横滨，被当地水手救起。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寄居码头，凭着裁缝手艺给人修补救生衣度日。后来他乘补衣之机，把洋人的西装拆开，做成样板，学习裁制，渐渐地熟能生巧，成了制作西服的高手。生意越做越大，分店开到东京、神户，还返回家乡创立“同义昌”西服店，后来又影响了家乡的裁缝师傅，一批接一批东渡日本谋生。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横滨组织同盟会，宁波裁缝根据孙先生的意愿，以日本士官服为原型，改制设计了早期的中山装。横滨中华街的“隆新”洋服店，是历经四代经营的一家百年老字号，创始人为镇海人刘忠孝，“隆新”在日本颇有知名度，曾经为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制作服装。当年这家店还是宁波“红帮裁缝”在日本的落脚点，从上海和浙江启程的乡亲踏上日本国土时，都先在那里歇脚、聚首、中转，在先来者的帮助下开始创业。
如果说“红帮裁缝”起源在日本，成名则在上海。1843年上海对外开埠，很快发展成东方的大都市。一方面远道而来的西方人猛增，另一方面国内从业于洋行的买办、银行的职员，加上富家子弟、社会名流追求时髦，市井间的“西装热”愈演愈烈。宁波地狭人稠，尤其是红帮发祥地鄞奉一带，人口增长造成的人与有限自然资源的矛盾更加突出，所以宁波人一向有到上海谋生的传统。“西装热”给聪明能干的宁波裁缝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纷纷涌入上海滩。一时间，开张的西服店号如雨后春笋。从1896年奉化人江良通在巨鹿路开设上海第一家西服店 “和昌号”起，到1950年的50余年间，上海的西服店多的时候达710余家，而宁波人开的就有420多家。1910年，奉化江口人王才运挥洒大手笔，与两位同乡合股，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今南京东路）与虞洽卿路 （今西藏中路）交汇处 （现上海 “一百”位置），开设了当时最豪华的三层十间门面的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精心经营，“荣昌祥”成为上海滩名气最大、服务最完善、信誉最可靠的专业服装店，王才运本人也被推选为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副会长。
清末，“红帮裁缝”应革命志士徐锡麟之请，用手工工艺制作了一套西装，这是中国人在国内所做的第一套西装。20世纪初，“荣昌祥”在孙中山先生的指导下，改进了中山装外形，将其定型。在上海还诞生了中国第一部西服著作，作者是顾天云，他1883年出生于鄞县下应，15岁在上海学裁缝，满师后东渡日本，在东京开设了 “宏泰”西服店。数年后，顾天云飞渡重洋，先后考察了欧美10多个国家，遍搜图册，列访名师，冥钩博罗，孜孜以求，积极吸纳新的款式、新的成衣技艺和经营经验。1933年，顾天云在上海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西服裁剪指南》。顾天云在著书立说的同时，还协助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王宏卿等，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工艺职业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