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记忆》是一本由[俄罗斯] 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4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捍卫记忆》读后感(一)：这本书

　　今天陈先生极力推荐此书。

　　他在南方周末上看的评论。

　　陈先生的书极多，购书成瘾。

　　听说是好书肯定会想办法弄到手。

　　好或者不好，得看了才知道。

　　虽然如此，他的十几个书架上还是有非常多我一直想看的。

　　书，书也是累。

　　书累。

　　我自己的书架上至少一半没看过。

　　《捍卫记忆》读后感(二)：粗糙的历史于作家是最好的磨刀石

　　但使一名作家青史留名，最霸道直爽的方法就是将他嵌进历史。可惜历史的照壁相对多数作家的笔锋而言，稍硬了些。然则那段绵延了大半个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黑暗岁月，却磨砺出了太多坚不可摧的笔锋，将历史刻划得狰狞而清晰。

　　一年半前我向朋友推荐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充斥俄国人血泪的材料在索氏笔下却有些调侃的意味，通篇控诉堆积着，反而像是在教育我们如何做到残忍，如何灭绝人性，而非单纯指证斯氏的暴行而已。故而《古》的意义和地位便更进阶了。”

　　今次所见利季娅其人，是一位可以假探监之名“在监狱门口排了两年队”，搜集材料写作的有良心的作家。这样的良心在今日，却是不多了。

　　《捍卫记忆》读后感(三)：文明的标志----一个现代文明女性的战斗

　　《捍卫记忆》读后感(四)：反思和启示

　　自89年始自由民主之路被堵死后，民间群体事件层出不穷，维稳公费开支高居不下，即使有呼声也被掐灭，翻不起大浪，串联声援的行动更是不成气候。

　　移民热渐成大势所趋：贪腐的权贵担心政局不稳加紧财产转移；科技文化的真精英日感学术腐败、圈内倾轧蔚然成风，渐感出国成就自我的迫切；而伪精英们又与外勾结挂上洋户口回归故里，继续为虎作伥，顺带为国外安置家眷捞取资本；平头百姓苦于物价飞涨，工作剥削，权贵倾轧，已经不堪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也寻求异国伊甸之地。

　　曾几何时，我也写下“牺牲三代奔移民”的悲壮字行。

　　然而这种移民热的后遗症可曾想到？朝人科技、文化的大转移，只会残留一块不毛之地，满地的垃圾，或人间地狱，并依此畸形循环下去。不等人收拾，内里已经腐烂崩解。

　　《捍卫记忆》读后感(五)：转:一本书的命运， 以及……（邵燕祥，北京青年报，2012年1月14日）

　　一本书的命运， 以及……

　　邵燕祥

　　我们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少年，甚至加上七十年代的下乡知青一代，常被认为有“苏联情结”，比如许多人，直到头发白了，无意间还会哼起苏联歌曲，战前的，直到战后的。当年看电影，因为国产片少，差不多也让“社会主义阵营”的片子全包了。除了这个“大头儿”以外，课外和业余的文化生活，就剩下读小说，这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大概没人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再就是《青年近卫军》（斯大林批评后的修订版）。还有大量印行的写共青城的《勇敢》，写石油工业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因同名电影而为人熟悉的《金星英雄》，展示集体农庄恍如天堂一般，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茹尔宾一家》，也由于同名电影而加深印象……后来中苏反目，评价大异，到“文革”中，一来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二来苏联小说有些恋爱情节被指“涉黄”，三来图书馆都封门了，这些“文革”前的苏联小说也跟俄罗斯古典作品一块儿成了下乡知青暗地里相传的“珍本”了。

　　“文革”前，苏联“解冻”文学，如《一个人的遭遇》、《不单是靠面包》，少数也曾翻译过来，但印数较少，多半只有圈子里的人关心。

　　“文革”后期，内部发行了一些仅供“参考”的书，文学的如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之类，前者是所谓揭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后者却是质疑后斯大林时期政策和社会生活的。这些书发行量小，主要在干部子弟中和文艺界流传。“文革”结束，重印一批世界文学经典，这回的苏联小说，不再如当初“拣到篮里都是菜”了。而一般读者热衷于原先防范更严的欧美文学，苏联当代作品不再是首选了。

　　80年代初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特别是《古拉格群岛》中文版问世，这才悚动了读书界，大家拭目重看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社会，惊呼：原先的文学作品都是“虚构”的呀！

　　小说以令人战栗的真实，告诉我们，当时当地的苏联公民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作品虽似带有自传成分，但远远不是为了倾诉一己的遭遇，而是让人们不要忘记千百万无辜的牺牲者，他们是母亲、妻子和儿女的眼泪，刻骨铭心的伤痛。

　　这位当时当地的作者，名叫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她在当时不是一位知名的作家，但却是一位有良知的勇敢的作家。她呼吁人们捍卫记忆，做历史和同胞的苦难的见证，“忘记所发生的就无法前进一步”。她在当时当地，冒死写下所发生的一切，她知道无法发表，而且不可示人。她把手稿藏在一位挚友家里。接着战争爆发了。失去联系。战后才知道友人已经死去，但临死前把这份原稿交给自己的妹妹，说，假如你们两人都能活到战争结束，那就交还给她。——手稿回到作者手里。

　　1962年，作家出版社接受了利季娅的中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认为它揭发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符合宣传口径。其实，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揭发斯大林以肃反为名破坏法制滥杀无辜算起，已经过去九年了。这时，距离勃列日涅夫罢黜赫鲁晓夫还有两年。赫鲁晓夫该是出于政治需要，批准《新世界》杂志发表索尔仁尼琴写劳改题材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这种形势下，作家出版社与利季娅订下了出版合同。这本20多年前写好的书出版有望。不料，几个月后，风向变了，“上面”下令减弱、缩小对个人迷信的揭发，这背后怕是赫鲁晓夫迫于国内的甚或还有国外的压力，也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命题，这些让历史学者去考证吧，而利季娅的书重又搁置了。

　　这一本书的命运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讲完。我们的话题却要跳利季娅本人的命运上来了。1974年1月，利季娅被当时的俄罗斯联邦作协所属莫斯科作协理事会决议开除会籍。

　　所有曾怀着“苏联情结”的读者，可以就此深思，比较，校正自己的某些认识。不曾有“苏联情结”的读者，更不妨以好奇的、求真的态度，读一读这一在斯大林时代及其后始终不能在苏联国内见天日的书，问一个为什么吧。

　　2012年1月3日

　　《捍卫记忆》读后感(六)：转：蓝英年访谈：知识分子的骄傲，在于遵从良知（新京报，2011年11月5日）

　　知识分子的骄傲，在于遵从良知

　　蓝英年，俄语文学翻译家，译著有《滨河街公寓》（合译）、《亚玛街》、《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回忆果戈理》、《日瓦戈医生》（合译）、《邪恶势力》（合译）和《塞纳河畔》；随笔集有《青山遮不住》、《冷月葬诗魂》、《寻墓者说》、《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苦味酒》、《回眸莫斯科》、《从苏联到俄罗斯》和《蓝英年随笔选》。

　　今年《捍卫记忆》出版。对于那些怀念俄罗斯文学的人来说，这本书仿佛击中了某种文字的乡情，久违的文字，久违的蓝氏译笔。

　　1933年出生的蓝英年先生，是俄罗斯文学的点灯人，他翻译俄罗斯文学，也有意识地在俄罗斯文学中，寻找着关于人性的尺度，关于真理与价值的尺度。1989年，蓝英年应邀去苏联教授汉语，刚好目睹世界当代史上最大的变革过程，苏联解体，之后他的兴趣就从俄罗斯文学转移到历史上，并写下大量思想随笔。

　　利季娅的《捍卫记忆》这本书与蓝英年有近半个世纪的情缘。1958年，蓝英年被下放到青岛一个农村进行劳动锻炼，偶然读到报纸消息，帕斯捷尔纳克被开除出作协。那时他尚不知帕氏何人，通过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亲友，拿到帕氏的《日瓦戈医生》俄文版，才知帕氏的伟大，几年之后蓝英年与张秉衡合力将《日瓦戈医生》译成中文，成为经典译作。

　　帕斯捷尔纳克被开除出作协的那个房间，正是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的房间，“如果想想当年被开除的人中有左科琴和阿赫玛托娃，有被开除后去世的帕斯捷尔纳克，有不久前被开除的索尔仁尼琴……我感到骄傲的是你们用对待他们的手段对待我”，利季娅的这段话被蓝英年多次引用，这是有血性有良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骄傲。

　　2008年，利季娅的女儿，通过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联系上蓝英年，并确信翻译过帕氏作品的蓝英年，定能知利季娅作品的价值，将其翻译好。蓝英年则早已期待将利季娅的作品译入中国，1999年，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苏联知识分子对体制的反思，就提到利季娅，他说：“如果你能帮我找到出版社出版，我就把它译出来。”

　　蓝先生曾以日拱一卒的勤勉，一点点写下苏联档案解密后的历史真相，然而终究年事渐高，心纵有余力却不足。在采访中，蓝先生搬出大叠俄文原版书，感慨说：“我若是年轻十岁，那多好啊！”饶是如此，蓝先生却在做一件可能让很多人都惊讶的事情，重新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他说，当年翻译得太匆忙，现在重译，希望能把帕氏小说的诗意最大化地展现出来。

　　■ 对话

　　文人的骨气和底气

　　《新京报》：关于利季娅，你已经在很多文章中都写到了，2001年出版的一本随笔集，题目就是《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那本书前两篇是关于利季娅的，第三篇则直接是你翻译的利季娅的短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时隔十年，《利季娅作品选》才出版，你对利季娅感情不浅。

　　蓝英年：哈，是的。1989年我在俄罗斯教书，看电视看到从美国回来的白银时代的老太太尼娜·别尔别罗娃身旁坐着另一位老太太，我就问朋友这位老太太是谁，人家告诉我是利季娅。后来我读了利季娅的《被作协开除记》和《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极为震撼。这个女作家身上有传统俄国知识分子的气质，始终听从良知的声音，敢于质疑敢于反思。

　　《新京报》：利季娅和很多著名作家都有交往，比如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并详细地记录了与他们交往的过程和自己的所思所想，这是否也是你对她的作品有兴趣的一个原因？

　　蓝英年：首先，当然是利季娅的作品打动我，她在竭力揭露一个被谎言残害的社会，去靠近真相。她与你说的这些作家的交往，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利季娅一家三代都是作家，她的父亲在当时非常著名，因缘际会，她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录者，通过她的日记，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极权的残酷荒诞，和优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反抗。

　　她不仅对外部世界有反思，对自己的反思力度也是很深的，我在文章里也有写到这一点，她曾经说，“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谎言的制造者，对社会真相保持沉默。对每个人来说，总有一天真理会扼住他喉咙，并永远钻入他灵魂。”她这份清醒，非常可贵。

　　这本《捍卫记忆》是利季娅的作品选集，我还把徐振亚也拉进来一起翻译，都是“30后”了，知道自己的能力限度，我们选择的原则，就是尽量选择读者熟悉的。其实利季娅还写过很多重要的作家，只不过国内读者不熟悉，我们就没选。

　　现在谁还会看这么严肃的书呢？不过我的几个30后朋友很激动，邵燕祥啊、朱正啊，都告诉我要写评论。

　　苏俄历史转变，值得中国更多关注

　　蓝英年：我和朱正先生有个集子，名字就叫做《从苏联到俄罗斯》，你说得对，从苏联到俄罗斯，有很多值得中国关注的东西。随着苏联档案解密，我也把兴趣转到了俄苏历史，如果我能年轻十岁，就能做很多事，把一些有趣的书都翻译进来。

　　我觉得主要是社会对翻译不理解，以为翻译是很简单的事情，出版社稿费又那么低，我这次翻译的利季娅作品，出版社给的稿费千字不到一百，哈哈，我在其他地方写个小文章也比这个高点。

　　怎么提高翻译质量，还真是个问题。我觉得，首先社会要理解翻译这个工作，出版社呢，应该少一些功利心，好的译作是需要耐心等待的。最后，译者自己得有底线。我在俄罗斯教书那几年，就发现在具体的情境中，字面意思和实际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啊。我当时有一个习惯，上街带个本子，听到自己不懂的句子，就请人家在我的本子上记下来。有时听到有人在骂，我也会跑过去让人家把骂人的话帮我写下来。学习语言，就得不耻下问啊。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朱桂英

　　《捍卫记忆》读后感(七)：转：从来无需捍卫……永远也不会失去的记忆 （李公明，上海书评，2012年6月10日

　　从来无需捍卫……永远也不会失去的记忆

　　有些书初读的时候，就想到它们在未来的日子中肯定会不断显示出重要的现实意义与象征意义，俄罗斯女作家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蓝英年、徐振亚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9月）就是这样的书。

　　好了，说到作协，利季娅这篇《被作协开除记》真的值得让大家分开来抄一遍，比如这些句子：“如果想想当年被开除的人当中有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有被开除后去世的帕斯捷尔纳克，有不久前被开除的索尔仁尼琴、加利奇和马克西莫夫，我感到自豪。我不敢同阿赫玛托娃或索尔仁尼琴那样的巨人相比，但感到骄傲的是你们用对待他们的手段对待我。”（第117页）“我自由了……主要是我永远不会再在一间房间里看到这么多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们大多数人堕落到不能再堕落的地步。”（第121页）利季娅引用弗拉基莫夫致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信的片段：“这就是荒谬的极限：写出的书没人读，卖不出去的作家掌握着拥有读者、书一出版就被一抢而光的作家的命运。空话连篇的平庸作家塞满理事会、书记委员会。他们早已丧失历史感，只渴望尽快发财。这种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和遏制。我留在这片土地上，但决不与你们站在一起……我把你们从我生活中开除……千方百计地迫害同事吧，压迫他们，迫害他们，不要放过他们。但我不参加了。退还1471编号的作协会员证。”（第173页）利季娅对“开除论”继续作了引申：“在我国，作协确实是真正与文学不沾边的人的协会。但这种愿望何时才能实现呢？只有每个人都渴望从自己生活中开除作协。每个作家都将明白，支撑他们的不是会员证而是志同道合者的手。作家不是为作协而写作，也不是为它下属的出版机构——谎言的传声筒而写作，而是为拯救文学中的被欺骗者而写作……必须从自己的生活中，说得深一点，从自己的灵魂中，广一点，从文学中，开除散发着恶臭的谎言的腐败不堪的作家协会……让我们忘掉文学家之家的礼堂吧。学会在黑暗中看到兄弟的情义就在你身边。”（第174页）把他们从我们的生活中开除出去，让这种声音响起来吧。

　　除了“作协”以外，利季娅书中还有不少关键词，比如“名单”。围绕着“开除”事件她列举过各种名单，更重要的名单是索尔仁尼琴因为《群岛》而受到的疯狂批判，她在日记中说：“应该编一份名单，记下所有参与者的名字。但这份名单太长，这就迫使你认真思考：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还存在不存在？是不是全都死绝了？”（第390页）呵呵，简直可以模仿纳博科夫的语气了：抄吧，名单！

　　自该书中译本出版以来，很多评论都围绕着捍卫记忆的问题进行论述。在极度类似的语境中，几乎不用怀疑人们在谈论利季娅的记忆的时候究竟是在谈论什么，也几乎不用怀疑允许谈论利季娅的记忆是以不允许谈论某些记忆为前提。也就是说，当记忆可以被谈论的时候，仍然是有选择性的；从一个记忆向另一个记忆的跳跃，是有条件的。因此，“捍卫记忆”这个绝对正确的利季娅式命题也可以延伸到一个问题：记忆的确无法铲除，但是可以扼杀交流，让在孤独中坚守的记忆无法参与到在记忆中所召唤的那种斗争中去。一般来说，记忆是需要捍卫的，但是有些创巨痛深的记忆却无需担心。利季娅对记忆的捍卫使我们想到，有些记忆从来无需捍卫，因为就像那首歌里唱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回可以直接引用纳博科夫的话了：“说吧，记忆！”

　　《捍卫记忆》读后感(八)：转：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徒劳（云也退，晶报，2011年12月18日）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徒劳

　　云也退

　　我所能记得的冷战结束的标志，是连续两周、每周两次去机房看录像，看一个时政教育片，名字大概是“苏东剧变始末”，可当时，我还远远没到能分清冷战黑白灰的年龄，只记得一个21寸的彩色电视机吊在天花板上，四十多人45度角仰望了一节课，把女生们都望到喉结前突。及至读中学，学到世界史时，我还跟着老师的情绪，闻美国衰则喜，闻苏联衰则悲，跟《东坡集》里记录里巷小儿聚听三国时的反应很有几分相似。

　　在一个男人成长并完善的知识世界里，阴暗的政治和历史往事，本国的，别国的，海峡两岸的，哪怕只是一点常识，如果最终没能取得方寸之地，他怕是很难在成人之后拥有几分可当大任的气度。我这不是偏见，我的确对那一类庞大的是非特别在意，也对它们如何修改、细化我自己的心智记忆犹新，对它们的迷糊和清醒，曾让我在有意无意的乡愿和一时兴起的愤青之间徘徊跌宕。距离最后一次“闻苏联衰而悲”大约又过去了三年，我读了安·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我第一次读这么厚的书，也是第一次，对俄罗斯人名的长度有了恶狠狠的领教。萨沙·潘克拉托夫——希望我没有记错他的名字——清明隽永的个性吸引了我，他在西伯利亚流放了那么久而不疯，仿佛有意与陷害他的人与组织比试寿命，而他那位白发的母亲也活过了三十万字的小说。雷巴科夫就成功地提醒我：一个人在莫名等待中虚掷掉十年，这样严重的事如果不是虚构，该多么可怕。

　　我读俄苏的书不多，但几乎每一本都有遭禁又解冻的曲折戏码。《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日瓦戈医生》，以及最近读的中篇小说《索菲亚·彼得罗夫娜》，都是如此。《索菲娅》的作者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在发表于1979年的回忆文章《被作协开除记》中说，她不想责备女主人公：“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没有能力概括所见到的和所感受到的。……因为对普通人的脑子来说，所发生的荒谬绝伦的一切都被有计划地美化了。他们如何分辨美化过的荒谬？”可能真是这样的。这本小说1940年写成，过了二十余年作者才拿到确认可以发表后出版社预支的一部分稿费，但最后第一版还是在西方（法国）先面世。这又过去了多少年，在利季娅从未到过、也再也到不了的一个地方，一个读者为女公民索菲娅竟然分辨不出如此昭彰的荒谬绝伦而恼愤。

　　但是，她无法将这种心理自慰去与他人分享，因为她害怕，其他妻子和母亲也会恶意揣度自己的儿子。因此，索菲娅一步步踩入绝对的孤独。索菲娅同《阿尔巴特街的儿女》里萨沙的母亲刚好相反，在天塌地陷的时候，她选择制造幻觉、而非面对现实来复原自己的生活：她到处传播儿子即将被无罪开释的消息，后来索性成了已经开释，只是在外休养暂时不归，以至于最后，当她真的接到自己曾经盼了很久的儿子的亲笔信——当然是一封绝望的求助信——后，都恍恍惚惚地把信烧了。她要护送自己的幻梦成真。

　　利季娅揭示了索菲娅出于在威胁下求生的本能，无意之间同恶政权之间达成的共谋——她利用政权推行的语言把自己封进一个清洁的真空里，而政权则利用了她的沉默和自我欺诈。利季娅后来写道，索菲娅的麻烦在于她既相信儿子的清白，又努力去相信迫害她儿子的人的话：“您儿子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他是恐怖分子，参加了恐怖行动”，两者都信，所以她几乎疯了。她儿子对那一套官方宣传不但坚信不疑，而且倒背如流，以至于我们甚至有一点迫不及待地要看到他被自己所笃信的东西给背叛，并因此祸及家人。

　　《捍卫记忆》读后感(九)：中国，何时才能摆脱阴霾和泥潭？

　　我很久不用笔在纸上写文章了，在这个网络普及的年代，但今天是个例外，我有千言万语想说，每一句话都争前恐后地从我脑子流向笔端，我需要费很大的心力整理它们，并确保排在后面的文字在还没有被写下来之前不被遗忘。

　　一

　　俄罗斯和我国是邻邦，而且我们都领教过共产主义的淫威（我们到现在还在领教）。我们有很大的共通性，在很多问题和事情上感同身受。人们总是说俄罗斯是没落的贵族，高贵、痛苦，今非昔比，一点没有错！这高贵性深刻而集中地体现在这个民族对诗歌的热爱上：帕斯捷尔纳克逝世后，人们聚在他的坟墓前，朗诵他和其他著名诗人的诗歌（在克格勃人员的监视下）；我在以赛亚•柏林的《苏联的心灵》中还读到（忘记是哪一章了），由于前线士兵喜爱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而使得她在后方的艰难处境有所改善！我国哪一位诗人曾获如此殊荣？我国哪里还有热爱诗歌的大众？我们曾经有过“旗亭画壁”的时代，我国曾有过“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时代，后来呢？我们不仅对诗歌丧失兴趣，对整个文学丧失兴趣，进而对整个文化丧失兴趣，我们对文学艺术的尊敬和热爱在那一场浩劫和后来的拜金主义裹挟中消亡了。“我们还崇拜金钱，就像小孩崇拜自己屙出来的屎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国际上被叫做暴发户，曾经的礼仪之邦呢？曾经的古老东方的智者，风度翩翩的君子呢？

　　二

　　古老的中国的确诞生了伟大的文明，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让奴性深入到每一个人的骨髓，世世代代地流淌包括哪些号称最开明最民主的人的血液之中，流淌在写这篇文章的我，和读这篇文章的你的身上。辜鸿铭说：“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就不是那么好剪的。”我们经历的都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哈！他们现在终于让鲁迅从教科书中滚蛋了！）。我们见了权贵，点头哈腰、奴颜媚骨比平起平坐来得舒服，我们只能孕育出纡尊降贵到人民家中慰问、一大群人随行的官老爷，而无法孕育出到快餐店买汉堡包的总统，和自己到超市买东西的总理。（我们有特供，苏联有疗养食堂，我们的相似之处！）一旦遇到了秦始皇、隋炀帝，我们不是呼唤公平和正义，也不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我们呼唤有道明君，就像传统戏曲里所有的冤假错案，都几乎由包拯一力平反。

　　三

　　专制仇视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独立思考，这恰恰是专制最畏惧和厌恶的，“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俄国，他们迫害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布尔加科夫……在中国，沈从文一开始就停止了创作（他个人的损失？我们的损失？中国文学的损失？），老舍跳湖了，傅雷夫妇自尽，陈梦家、翦伯赞、邓拓、吴晗……还有陈寅恪、梁思成呢……（谁能算出这损失？）我不想多列举了，每一个名字都给我带来一阵刺痛。

　　是的，他们现在不敢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大规模、残忍地折磨知识分子了。（更可悲的是：我国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们，已经逐渐丧失了批判意识和独立精神！他们的目的达到了！）然而他们停止了吗？在索尔仁尼琴面前挥舞过，在阿赫玛托娃面前挥舞过，在马一浮面前，在范长江面前挥舞过的尖牙利爪收敛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诗人北岛不是还被限制回国吗？（瞧！把诗人撵走！）高行健才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大陆哪里可以买到他的书？北京吗？上海吗？武汉吗？可爱的艺术家，艾青的儿子艾未未在哪里？凭什么剥夺了他在公众眼中出现的权力？

　　不能触及党的底线……只能有一种思想……《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两本书简直就是写给中国人看的。

　　四

　　在苏联，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上台了，“揭露斯大林时代的罪行”，但没多久，当局不再希望人们提过去的伤痛了，要多提成就！我们呢？我们把罄竹难书的罪行归咎到“四个人”的头上，轰轰烈烈的审判和平反后，忘记吧！别再提了，向前看！“哭哭啼啼，没有出息”！你只需要记住，1970年“东方红”人造卫星升空就可以了！

　　“赫尔岑说过：‘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于是，‘先存在一半，’利季娅写道：‘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如果及时封住报纸的嘴（多亏我们报刊只有一张嘴），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者都通通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中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了。’”

　　遗忘教育！

　　惊人的相似！

　　现在呢？

　　“我发现这种可爱的愤世嫉俗的态度非常流行，它认定所有的政府都在干蒙蔽公众的勾当，而且对政治问题根本没有兴趣。这种态度在和我交谈的那些学生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期望的是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找个好工作，谈恋爱，挣更多的钱，好好享受生活，但丝毫没有远大的抱负、意识形态的热情、民族主义的情绪、或对任何公共问题的敏感。那些把时间花在听爵士乐、穿西方时装而在这方面饱受诟病的莫斯科人，只不过是追求个人主义潮流的极端表现而已。因此，至少在我看来，共产党为了抵制这种个人主义，不断地大力宣扬集体主义，强化意识形态热情的努力完全是一场徒劳。”

　　以赛亚•柏林到访的苏联，那时的年轻人和我国此时的年青一代，多么惊人的相似！

　　遗忘教育的恶果！一旦有人提及“意识形态的热情、民族主义的情绪、或对任何公共问题的敏感”，愤青！

　　遗忘教育的恶果远未止步。新的一代对自己父辈和祖辈曾经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一知半解，甚至全然不知，偶尔获得或听闻的这方面的消息，令他们感到困惑或者毫无兴趣。

　　在欧洲，如果谁胆敢说希特勒没有杀人，此人将会遭到起诉；最近在柬埔寨（6月7日），通过了《反对否认民主柬埔寨时期罪行法》：“否认或反对民主柬埔寨时期（1975年4月17日至1979年1月6日）发生的严重罪行，即在公共场合公开表达、通过书件、图片、通信和视频等任何方式向民众宣传否认和煽动意见的人，将受到6个月到2年的徒刑处分和罚款100万柬币到400万柬币”！我们呢？我们的凤凰卫视采访沙坪坝红卫兵墓受到阻挠，南坪洋人街，居然出现以红卫兵为主题的餐厅！在法兰克福，或者伦敦，或者慕尼黑，或在欧洲的任何一个角落，出现以纳粹为主题的餐厅，可能吗！在美国呢？但是在这里，红卫兵是可以的，是被允许的！没有反对声！看见人们打扮成红卫兵的样子，尤其是年轻人，令我恐惧莫名。诚然，当年他们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受煽动、受蛊惑和利用的，但是那些被红卫兵殴打过的人还没有死绝哪！被红卫兵弄死的人，他们的后代还记着哪！那些当年狂热的年轻人，现在很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中坚力量（真可怕！）。没有忏悔、没有反思、没有道歉，那个把高音喇叭挂在晚年已失明的陈寅恪床头，播放语录令其无一刻安宁的人呢？那群打死周信芳的人呢？顾准高喊“不服”时，雨点般的拳头都是谁的？破坏孔庙的蒯大富不是还成为北大校庆的座上宾，并大放厥词吗？

　　俄国有“古格拉群岛”，我们也有；俄国有索尔仁尼琴，我们呢？我们需要一本中国自己的《古拉格群岛》，越快越好！

　　中国，何时才能摆脱阴霾和泥潭？

　　沉默、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和逃离，有用吗？

　　《捍卫记忆》读后感(十)：转：一份苏联时期珍贵的历史档案（杨联芬，南方周末，2012年2月16日）

　　一份苏联时期珍贵的历史档案

　　杨联芬

　　在阅读本书之前，并不知晓“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这个名字。据译者蓝英年先生介绍，利季娅一家三代有四位作家，在苏联属于社会名流，其父丘可夫斯基在十月革命前就很有名。但在中国，父女二人似乎都没有什么知名度，这兴许与他们在苏联并不“走红”的另类姿态有关？——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当《真理报》高调展开对他的批判、苏联作协随即将其除名时，丘可夫斯基和利季娅父女俩，公开给予帕斯捷尔纳克诚挚的支持。他们也是索尔仁尼琴始终的朋友与支持者，上世纪60至70年代初，丘可夫斯基的家和别墅，是索尔仁尼琴长期寄居的避难所。1980年，著名物理学家哈萨罗夫被流放，利季娅不顾自身安危，尽力奔走呼号。

　　小说的主人公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是一位出版社的打字员，善良、敬业，因工作出色而成为业务骨干，并以非党身份被选为工会委员。尽管索菲娅的生活并不理想：私房在革命之初被几个家庭挤占，她与儿子蜗居一间小屋，单位上官僚味十足的党支部书记和心术不正的女工会主席，总使她的工作时有烦恼；然而，周围毕竟有不少使她爱惜和尊敬的人：出身不好的女打字员娜达莎，工作卖力，孤苦伶仃，对她十分信任和依恋；年轻有为、待人真诚的社长，不仅有魄力，还充满人情味，对普通员工给予充分的尊重。

　　更重要的是，索菲娅还有一位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儿子科里亚，科里亚考上机械学院后，是生产能手，并因技术创新而上了报纸。在忙碌的工作中、在周围人的肯定与尊重中，索菲娅到底感到一种幸福和满足。

　　她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自己跟队列中其他犯人的家属不同，她的儿子不可能是反革命，一定是搞错了。直到娜达莎“畏罪”自杀，自己离开出版社一年之后，她还在试图“上访”，直到邻居警告这无疑会提醒组织将遗漏的她捉去流放，她这才罢休。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文学迎来了一个短暂自由的“解冻”时期。1962年，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犯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因得到赫鲁晓夫肯定而出版，利季娅也拿出藏匿了二十多年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出版社欣然接受、高度重视，当即预付了她60%的稿酬。然而不久，“‘上面’改变路线了”，“还要多谈成绩，不要只谈错误”，刚刚露头的“揭露”被叫停，利季娅这部小说最终被取消出版。在回忆录《被作协开除记》中，利季娅详细叙述了这个事件，展现了1960年代初苏联文坛风向标随政坛气候摇摆不定的戏剧性一幕。

　　二十二大通过为被折磨致死的无辜者建立纪念碑的决议，就像古代修建的圣贤祠。通过是通过了，但却没有执行。恰恰相反，就像1965年“被告人”大言不惭说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没有必要记住“所发生的事，主要的是无益”。

　　由于父亲的关系，利季娅自小受到良好的文学艺术熏陶，濡染了自由主义作风，这也许导致了她成年后不习惯假大空的说话方式。在《被作协开除记》中，面对以官方口吻煞有介事对她进行“审判”的作协同仁，她深感耻辱。“作家用公文纸给某机关写信或某机关给作家写信，19世纪和20世纪都有过，但给作家写信，让作家互相用这种官腔交往——如此难堪的事我从未遇到过。”“作家警告作家”，“作家身上长满官僚的疮痂和癞癣”的现实，使她深恶痛绝。

　　随着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到来，短暂的自由，很快变成了变本加厉的高压和控制。此时，利季娅不但不妥协，反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公开与专制权力抗争。“不久前我还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苏联作家。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是集体谎言和集体沉默的同谋……”而现在，她宁愿一篇作品不发表，也不愿意再加入“遗忘”的合唱。“暂时只有索尔仁尼琴一人用伟大的作品《古拉格群岛》为牺牲者竖立了一座纪念碑。索尔仁尼琴由于拒绝遗忘而被驱逐出境。那些驱逐索尔仁尼琴的人，已经在60年代，或许更早，决定从历史中，从几代人的记忆中，删除所发生过的一切。”

　　赫尔岑说，“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利季娅认为，极权政治对历史的掩饰和虚构，往往是这样进行的：“先存在一半，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如果及时封住报刊的嘴（多亏我们报刊只有一张嘴），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通通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谎言说一千遍即为真理。说谎，不仅成为意识形态建构的有效方式，也成为虚构历史的惟一方法。在这样的时代，对历史真相的“记忆”，就成为个人抵抗集体意志、拒绝洗脑的艰难过程，需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莫不如此。

　　1960年代以后，利季娅把“捍卫记忆”当作了自己的使命。她写文章，只要涉及当代人物，一定要写出其被迫害的真实经历，而决不苟同当时通行的“省略”和掩饰的表述，必须将他们莫名其妙的“旅行”、语焉不详的死亡，还原为真实的“流放”、“关押”、“监禁”、“杀害”。

　　利季娅的文章最终在苏联被禁发表，1974年，她被正式开除出作协。电话被监听，行动受监视，成了她的日常生活形态：“多年来，我的两部电话，市内的和别墅的，具有忽而自动停机忽而自动开机的特殊功能。”“1973年12月14日，儿童文学作家打电话邀请我参加会议，但没打通”；“1974年2月12日，在5点至6点之间，索尔仁尼琴不知被带往何方，我的电话又自动关机了……一小时后又自动开机了。”她和女儿不在家时，“民警撬开了我们住宅的门”；“有时有人在门口磨蹭，有时出租车在门口停几小时，不载乘客……”女儿的信件，“列宁格勒朋友的信装在高加索女友的信封里，高加索女友的信，装在列宁格勒朋友的信封里”。跟踪、盯梢、带走问话的范围，也扩大到与利季娅有往来的人。

　　利季娅对萨哈罗夫的一段评价，可使我们一窥这些与专制政治抗争的人们勇气的来源：“我觉得，萨哈罗夫在自己生命的各个阶段，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为整个人类和每一个人寻找‘醒目’的字眼：‘小心！’‘易碎！’”“当他看到有人遭受惨无人道的暴行，他就向全世界呼吁：‘小心！’‘易碎！’”正是这种对生命的珍视与怜悯，造就了萨哈罗夫、利季娅们强悍的内心。

　　“帕斯捷尔纳克逝世二十年来，他们肆无忌惮地消灭作家：迫害诗人布罗茨基，迫害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逼迫几十位作家和学者离开苏联……”官方辞典不断删除这些人的名字，利季娅们则以不屈的意志，用文字和行为，不断重新书写被删除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