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应当行走》是一本由[美]戴维•M. 奥辛斯基（David M. Oshinsky）著作，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页数：4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他们应当行走》读后感(一)：群体智慧的胜利

制造疫苗需要解决的问题

　　2、为每种类型的病毒找到安全稳定的供应源，以用于疫苗生产

　　3、必须搞清脊髓灰质炎真正的发病机制——它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路线，以确定疫苗起效的确切时间和地点

　　《他们应当行走》读后感(二)：全球消灭脊灰还差最后一点努力

　　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人类战胜脊灰的历史，以一种特别的形式，私人基金会组织，政府参与极少，规模宏大，持续时间长，胜利如此明显，技术路线的竞争激烈，医学问题的复杂，种种情况交织，形成了一副恢弘图卷。现在，在全球消灭脊灰还差最后一点努力，只有尼日利亚、巴基斯坦、阿富汗有脊灰流行，并且发病数量很少，但即使如些之少，其他国家t千万上亿的孩子不得不继续打疫苗，经济成本巨大，并且活病毒疫苗还有百万分之几感染脊灰的可能，进而可能成为新的传染d原，因为这两层可能，其他孩子更要用疫苗来防护。

　　人类的文明发展到现在，一个国家一个群体，并不能独善其身，脊灰是个例子，全球变暖，气候变化是更大的例子，全球合作得不够好，问题就难以解决，如果国家间搞对立，则更是难上加难。极端落后的国家因穷打不上疫l苗，因愚昧抵制疫苗，新兴的要复兴的大国只想急功尽利，站在文明前列的国家，前进的步伐放缓，甚至个别也有倒退。人类整体上成就一项进步事业，真是不容易，现在的情况，不是太好。

　　《他们应当行走》读后感(三)：伟大的成就，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

　　坦白说，很少把医学史类书读的这样有趣，并有推荐的冲动。 《他们应当行走》（Polio, An American Story)，从一个侧面描述了美国控制脊髓灰质炎的伟大历程。科学家、行政官员、社会组织、疫苗生产商，形形色色的人，因为小儿麻痹症----四、五十年代所有美国家长们的噩梦----而融汇在一起。时代的特征、个人的命运，巧妙的结构、流畅的译文，就像读巨流河，就是你知道背景宏大，主旨高远，但看到的却是一个个的具体实例，细节毕现，生动鲜活，还似曾相识，不自觉地就会随着情节起伏，就是想知道，就是想知道在小儿麻痹症横行的那些年代，那些人，或者那些组织，包括那些一直被敬仰、传颂的人，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当然，同样吸引人的，也包括那些细节，很少有类似书能对疫情的暴发、应对，以及疫苗研发应用描述的如此扼要而清晰。 这本书声称是非虚构作品，73页注释和参考出处(全书共410页)，佐证了作者的严谨。比如提到Salk疫苗“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试验”，从试验立项背景、方法争论、实施过程，到最后的结果发布，不仅试图还原历史过程，还把其中的学术争论、政治考量、个体命运描写的淋漓尽致，让人感叹在时代大潮前个体的渺小、无奈与彷徨。再如，书里对伊萨贝尔·摩根的介绍，她的研究改变了同时代大部分病毒学家的共识，就是大家都认为经过福尔马林灭活的病毒疫苗无法提供对脊髓灰质炎的免疫力（虽然现在看来无疑是荒谬的，……），然而由于家庭原因，她放弃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研究，之后发生的事，也让人唏嘘不已。但总有人会记得她，并追思说“纵观伊莎贝尔·摩根的职业生涯，再看看她如何应对一生中或欢乐或悲伤的种种事件，你一定会惊叹于她的适应性和勇气，以及她对科学界的巨大贡献和长远影响”。 毋庸讳言，如译者后记提到的，个人或团体的欲望，学院派与草根派的芥蒂，科学界与政界的话语权之争，始终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历程。而将各怀心思的个人和团体拧到一起，达成共同的目标，需要拥有更大的智慧与前瞻性，需要进行更艰苦卓绝的协调、游说与争取，故此，相较于索尔克和萨宾，“奥康纳，一样伟大”。“有私的出发点，仍能得到公益的结果，正如有了阴影与黑夜的存在，我们才更加赞颂光明”。如果坚持读完这段话，你曾经经历或旁观的许多过往，可能都会变得如此清澈而又虚无。毕竟与伟大的事业相比，每个人，最终都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 推荐给朋友们，特别是热爱公共卫生事业的朋友们，此书值得一读。

　　《他们应当行走》读后感(四)：一段尚未结束却已经被遗忘的历史

　　对于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脊髓灰质炎已经不再是一种令人恐怖的疾病，而仅仅是一种需要接种的疫苗。每一段医学进步的背后，都有鲜为人知的曲折和令后人唏嘘不已的代价，有关儿童医学方面的进步，尤其如此。现如今，如无特殊的意外，我们大都可以全须全尾健康无虞地活到成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拜疫苗之所赐，当天花这一在人类历史上危害最严重的传染病已彻底被消灭，当脊髓灰质炎也很可能在近期被人类的利用科学的力量打入万劫不复的幽冥深处，《他们应当行走》这部反映几十年前由美国人发起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场针对脊灰的圣战的大作适时出现，为善于遗忘的人类又增添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开卷有益，学却未必以之致用，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显然是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人群，他们原本也不是很容易被不理性的舆论煽动，当下沉渣泛起的反疫苗的思潮自然不会影响到这些人的关键决策，但我仍然要向朋友们推荐这本书，不为别的，只为一次精神世界的朝圣之旅。于我而言，这部书披露了一些意料之中的历史细节，关于伦理，关于纷争，关于胜利的光环与失败的阴霾，早期的代价都是美国人民——主要是美国的儿童付出的，我们坐享其成，理应向所有在这场圣战中做出卓越贡献和付出极大代价的科学家、慈善机构、热情的民众、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勇敢的志愿者致以深深的敬意，如果不是脊灰疫苗的保护，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就会失去行走的能力，甚至是生命，可我们居然天真地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真实的历史往往比虚构的小说更有张力也更能打动人心，作者以高超的技巧将富于温度的历史细节巧妙地编排——历史当然只有在被人为重构之后才能“重现”，冷静得如黑白纪录片一般向读者展示这一段独具魅力的美国往事，上至美国总统，下至懵懂幼童，在人类之间战火未歇的几十年前，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人类与脊灰病毒的圣战，在研发疫苗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牺牲的猴子就超过10万只，另外，在人们没有搞清楚小儿麻痹症的病因与传播方式之前，尚有数万只猫死于人们对该病的恐惧……人们在几经挫折屡败屡战的悲歌中最终迎来凯歌，而今，有谁还会记得罗斯福总统非但是二战期间盟国的领袖，还是发动针对脊灰圣战的重要推动者？有谁还记得一毛钱进行曲曾在普通民众中引发多么广泛的热忱？有谁还记得那个第一个接受脊灰疫苗的勇敢的小男孩？有谁还记得脊灰幸存者在铁肺中生不如死的挣扎？有谁还记得几位贡献卓著的科学家的恩怨分歧？有谁还记得，即使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尚有一次阴谋与科学交织的疫苗试验？

　　这是一曲生命的战歌，曾经战斗过的人们，应该被记得！

　　《他们应当行走》读后感(五)：我们如何打败脊髓灰质炎

　　文/

　　戴维•M•奥辛斯基是美国纽约大学医学人文部主任，历史系教授，专攻20世纪美国政治与文化史。由于长期从事对脊髓灰质炎历史的研究与写作，他撰写了《他们应当行走》，于2006年荣获普利策奖。

　　脊髓灰质炎病毒所引发的急性传染病，因多见于儿童，又称小儿麻痹症。1916年夏天，美国经历了第一次脊髓灰质炎大爆发，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民死亡，其中包括成年人和儿童，而五岁以下儿童占80%。罗斯福总统也在之后感染此症，下半身全部瘫痪。

　　当1944年脊髓灰质炎大规模肆虐美国的时候，夹裹着“二战”胜利余威的美国人民说：我们一定要打败脊髓灰质炎！此豪言壮语并非空穴来风。政府成立了“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罗斯福总统指定密友巴尔奥博士，领导并推动致力于脊髓灰质炎治疗及预防研究的“一毛钱进行曲”公益行动。倡导每位公民捐出一毛钱，用于在 医学与慈善两方面帮助患病中的孩童。一毛钱的硬币也成了抗击脊髓灰质炎的标志。脊髓灰质炎，成了美国的全民公敌。

　　然而，罗斯福总统的逝世对基金会是致命打击，全民宣传陷入停滞，捐款越来越少。影院与媒体不再反复强调预防和治序脊髓灰质炎的重要性。脊髓灰质炎卷土重来，感染人数再创新高。

　　在一片争议中，第一位儿童患者唐纳•安德森的海报与公众见面，小男孩透过婴儿床向外张望，“渴求的目光”和“大大的眼睛”击碎了美国人民的心。母亲们开始走上街头挨家挨户地进行募捐行动。脊髓灰质炎又重新获得了应有的重视。奥辛斯基兴奋地写道：“美国人可以通过支持一毛钱运动为脊髓灰质炎之战贡献自己的力量，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科学。”

　　脊髓灰质炎病毒异常狡猾，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系统的运动神经细胞，造成不同程度的瘫痪。研发预防脊髓灰质炎疫苗具有相当难度。两个闪光的名字走进了人类历史的视野：“乔纳斯•索尔克”和“阿尔伯特•萨宾”，前者是在纽约长大的犹太人，发明了灭活疫苗; 后者是波兰移民，发明了减毒疫苗。

　　美国科学界经历了长达整整40年的研究，才解开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谜题。其中包括无数次的立项、推翻、试验再试验。索尔克曾经说过，他屡次试验败北的原因，是他把等待结果的时间拖得太长了。

　　在书中，奥辛斯基利用巨大篇幅记叙了推广使用疫苗的初期实验之艰难。 “这场美国历史上最大型的公共卫生试验共有约150万名儿童参与，就连统计学家都为之震惊”，在政府及基金会的推动下，美国的每个家庭以空前的热情与勇气投入到“脊髓灰质炎”的最后之战。

　　“灭活疫苗和减毒疫苗到底应该用哪种，争论至今没有停止”，索尔克与萨宾的学术之争是书中极精彩之处。但是，两位病毒学家对于科学孜孜不倦的追求态度与身体力行，值得后人赞颂。时而，我们也会感知到人性的善良与卑劣在科学家身上一闪而过。

　　从脊髓灰质炎的肆虐到几近消亡，这不仅是美国科学界几十年来坚持不懈进行科学研究的成果，更是美国政府及其社会各界齐心协力面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胜利。这场胜利的回报是：“一个没有脊髓灰质炎的国家，一片安居的土地”。它属于美国人民，也属于整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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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应当行走》读后感(六)：在他们的光明中行走——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历史回旋

　　本文写于2016年，发表于《上海书评》。灭活疫苗的接种已经在当年开始以省为单位调整了，例如上海市卫计委的信息：http://www.wsjsw.gov.cn/wsj/n473/n1980/n1984/u1ai142223.html

　　震惊全国的山东疫苗事件中，有两件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是被曝光的疫苗是所谓二类疫苗，这些疫苗都不是国家强制免疫接种的疫苗；可同时，问题疫苗的名录中，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也赫然在目。这就让人有点迷惑：小儿麻痹症糖丸不是要求所有儿童都必须接种（口服）的吗？为什么这种疫苗又是不强制接种的二类疫苗？

　　问题说起来也简单：我们小时候都吃过的糖丸是一种减毒疫苗，含有几乎不会致病的活病毒。服用后，身体会产生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抵抗力。而这一次查处的灭活疫苗则是对病毒进行灭活处理后的疫苗，这种疫苗中不含活病毒，防疫效果和减毒疫苗差别不大，但风险更小，减毒十万分之几的致病几率在制备良好的灭活疫苗这里，也不存在了。但是因为这种疫苗成本稍高，很多国家还是选择普及减毒疫苗，灭活疫苗在中国也可以使用，但是当前纳入自费疫苗。

　　可不要小看这两种疫苗的差异，背后是一段科学史公案。背后的故事，是两位疫苗学家一生的争论，和一场人类战胜疾病的伟大胜利。这段故事，记录在了《他们应当行走》一书中。《他们应当行走》原名《小儿麻痹症：一个美国故事》，出版于2005年，夺得当年的普利策奖。作者戴维·M.·奥辛斯基（David M. Oshinsky）是一位历史学家，任职纽约大学医学人文系，善于撰写美国历史的不同侧面。在本书中，他回顾了二十世纪人类发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历史，以及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不同角色的男女。

　　一些疾病总诞生它自己的抗病明星，脊髓灰质炎有着最著名的一位：富兰克林·罗斯福。1921年盛夏，出席了一系列活动后，罗斯福感到疲惫不堪，进而高烧，不久双腿就失去了知觉。起初，罗斯福一家企图隐瞒这一疾病，毕竟对于一名政治新星，“残疾”可能不是一个加分项。但不久罗斯福就转换了自身的定位，重新回到公众生活之中，成了一名抗击疾病的明星。罗斯福后来的政治生涯不需赘述，但他同时是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的创立者之一，这一点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因为疾病，他认识了年轻律师巴塞尔·奥康纳，两人联名成立了一家事务所。和出身政商世家的罗斯福不一样，奥康纳是一位爱尔兰工人的儿子，精力充沛，只等着机会到来大展宏图。事实证明，罗斯福挑选了一位最佳合作者，之后的几十年里，奥康纳运营了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这家基金会几乎“发明”了现代慈善，既吸引着有钱人的善款，也能不断吸收小额捐助。因为募资和公关的能力太好，甚至曾被人指责过分吸引力公众的注意力。然而不论如何，奥康纳的资金和公关能力支持了一个人的事业，他就是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第一个发明人：乔纳斯·索尔克。

　　索尔克以勤奋著称，一战时期曾经受雇军队研发流感疫苗。他加入研发时，已经有多个实验室投入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工作，也走了不少弯路。索尔克采取的办法是他熟悉的：用福尔马林对病毒样本灭活，生产出灭活疫苗。即便是在四十年代，这种方法也称不上是先进的。当时的微生物学理论和疫苗的制备法都是希望培养出低毒性的病毒毒株，这种毒株进入人体后能让我们产生抵抗力，却不至于发病。索尔克的方法遭到了很多科学家的轻视，其中就有著名的微生物学家阿尔伯特·萨宾等人。但是，凭借着巨额善款和较为简单的制备办法，1954年，索尔克疫苗在全美进行了第一次测试。这次测试在全国以双盲法进行，儿童不知道自己接种的是疫苗还是安慰剂，以证实疫苗安全有效。基金会聘请了统计学家组织实验，动用了IBM最先进的机器，第一次使用了FORTRAN编程语言处理统计结果。最终，负责实验的统计学家在盛大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疫苗有效率为60%到80%。这场发布会继承了基金会擅长的公关风格，从此，尽管学术界的批评不断，索尔克的人生定格在了“人类的恩人”。

　　如今回头看，这次发布会可能是索尔克人生的顶峰。对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明人来说，人生中再没法有发明疫苗同等级的壮举也没什么。但对于索尔克，后面的生活则格外讽刺。这次发布会后，索尔克成了上帝派往人间的天使、美国英雄。然而，疫苗制备不良的危险还存在，有效性问题也没有解决。科学界依然对他的方法不买账（此时显得极为小心眼儿，事后却显得不乏先见之明）嘲讽的音量最大的，是病毒学家阿尔伯特·萨宾。

　　萨宾是另一位犹太医生，和索尔克一样，靠天才和勤奋，在美国医学家闯下一席之地。不同的是，萨宾的学术基础更好，研发疫苗的手法也更符合当时科学界的“期许”。在疫苗研发的竞争中，不同的实验室各尽其能，其中不少也做过利用儿童、犯人实验的事情，抹上了那个时代医学实验常有的伦理黑影。但萨宾不同，这个暴躁的科学家是所有这些学者中对科学和伦理最为较真，也是成就最了不起的一位。1956年，他的活病毒疫苗研制成功。

　　几个历史事件促成了萨宾疫苗的伟大成功：首先是一场悲剧，公众希望政府能够推进索尔克疫苗的接种，但艾森豪威尔政府秉持小政府的理念，希望依靠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担负这一公共卫生事业。结果是，政府先受到了不作为的抨击。紧接着又爆发了大规模的疫苗污染事件，很多接种疫苗的儿童发病，导致卫生官员下台。同时在大洋彼岸，战后的苏联吹来一阵清新之风。新上台的卫生官员和生物学家希望能一扫李森科时代的阴霾，积极推动科学的进展。结果，萨宾被邀请到苏联投放疫苗。这一次，是苏联的举国体制为后盾，未经双盲实验就大规模的组织了新疫苗的接种，这种疫苗我们更熟悉：小儿麻痹症糖丸。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更安全有效的疫苗。美国国内的舆论也爆发了：“不仅是航天，现在连公共卫生我们都要输给苏联了”。于是不多久，萨宾的疫苗逐步取代了索尔克疫苗，几乎是所有国家都在采用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萨宾没有取代索尔克的是公众名声。可能是因为争论太过激烈，参与研究疫苗的学者都没能获得诺贝尔奖。然而除了索尔克以外的主要学者几乎都当选了美国科学院院士。索尔克继续他的老方法制备灭活疫苗，却再也没有成功过。八十年代他曾宣布挑战艾滋病，遭到了萨宾无情的嘲讽。尽管如此，他还是那个人类的恩人。美国加州圣迭戈赠送给他一片土地，他建立了索尔克研究所。研究所大楼是建筑大师路易·康的杰作。如果真要设计一座“科学的殿堂”，我猜就是索尔克研究所的样子。故事似乎也要告一段落，萨宾是那个更不知名的“赢家”。

　　然而故事再一次逆转，在两位伟大的科学家都已经过世之后，对脊髓灰质炎的恐惧也差不多消散殆尽了，如今，这个名字更多和战乱、蒙昧和贫穷连在一起。过去几年只有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还存在野生脊髓灰质炎；干涉、阻挠疫苗接种的事情还时有发生。在中国，糖丸接种成就非凡，九十年代以来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爆发的疫情。很快世界卫生组织就可能宣布，人类将彻底战胜这一病毒。此时，一直使用的减毒疫苗反而成了极少见的致病因素。下一阶段，中国将组织2013到2018年消灭脊灰最后阶段战略计划，口服脊灰减毒活疫苗可能逐步退出防疫战役。被上一代病毒学家嘲笑的灭活疫苗因为特性，会开始替代减毒疫苗。

　　二十世纪人类的众多成就之一，就是研发了脊髓灰质炎疫苗（两次！）。索尔克和萨宾的争论随着两人的作古已经停息，历史回旋前进，让我们享受了两位伟人和几代卫生工作者的庇护。《他们应当行走》这个书名来自《圣经·以赛亚书》，书中除了疫苗发现史，还记录了病人、医护人员、慈善组织、政府在这场战斗中的种种作为。如今，这场战斗可能接近尾声了，我们行走不必心怀恐惧，是因为行走在众人的光明之中。

　　《他们应当行走》读后感(七)：一个成功的疫苗所做的，因为他的贡献，我们已经彻底忘记了他曾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作为一个曾经纠结过使用脊灰的减活还是灭活疫苗的妈妈，看到手里的这本金黄封皮的《他们应该行走》，我曾经猜测这本书讲的该是两种脊灰疫苗的来源、利弊与优劣，也许，它会有助于我们做出选择？

　　然而，很显然，纽约大学的医学人文系的主任戴维•M. 奥辛斯基的野心要更大，他用了五年的时间完成的这本书，只是想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个故事，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曾经的光荣与梦想。

　　故事的名字源于《圣经》里的以赛亚书，故事从上世纪初开始，绵延了近半个世纪，故事里有勇敢的受害者、热忱的基金会领袖和用疫苗拯救生命的卓越的科学家。

　　清洁与疫病

　　1916年，第一次脊灰在纽约的爆发，外国人承担着大部分责难。从19世纪开始，新移民就成了疾病与污秽的代名词，19世纪40年代，人们指责爱尔兰人把霍乱带到了纽约，50年后，又有人怀疑是犹太人传播了肺结核，而脊灰的第一次爆发，人们把矛头指向了爆发区居住的意大利移民。公共卫生机构开始采取措施，监管排水系统、净化水源、用巴氏消毒法处理牛奶……在那个名叫“猪镇”的新移民聚居区，居民们发现，他们的社区忽然间出现了清道夫，垃圾有人捡了，窗户擦干净了，流浪动物也被运走了，在那个夏天里，最醒目的头条说：“72000只猫死于人们对小儿麻痹症的恐惧”。

　　然而那之后，汹涌的疫情略微退去，整理数据资料，人们却惊奇地发现，纽约5个行政区中，人口最稀疏、公共卫生情况最好的地方，疫情却是最为严重，住在布鲁克林、曼哈顿最拥挤地区的新移民比生于美国本土、住在纽约上州郊区的人发病率低。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州，“富裕的上流社区”受害最严重，费城一家报纸表示：“所有的脊髓灰质炎患者的家庭都宣称，自己的孩子一直受到精心的养育与照料”。

　　很多年后，有人才提出，这一切可能源于美国人对清洁的狂热。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美国人开始对病菌、臭味和污垢极其敏感，痴迷于擦洗得干干净净的身体和一尘不染的环境，清洁成了神圣的，这也成了我们现代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个时期，大量的家庭用上了，白色的陶瓷马桶、真空吸尘器和冰箱，肥皂列在了生活必需品的第三位，仅次于面包和黄油，排在咖啡和糖的前面。

　　美国人没有预见到的是，这场杀菌革命带来奖赏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整个国家都干净了，新问题却滋生了出来，人们在幼年时接触危险微生物的概率降低了，没有了尚在母亲留下的抗体还在时发生轻微感染的机会，等他们没见过市面的免疫系统需要面对这个真实世界时，疫病便开始了一次次更频繁的爆发。

　　1916年，美国的脊髓灰质炎发病数目挚友25000例，而到了1949年，新增病例数达到了42000例，1952年是58000例。疫苗的研究与疾病爆发共同在上世纪50年代达到了高潮。那是二战之后，越战之前，美利坚民族最辉煌和乐观的时期，也是全人类最乐观的时期。在那个时代，艾滋病病毒尚未出现，癌症尚没有位列人类的主要死亡原因，面对疾病，人们仍然保有着乐观的优良品质，坚信“下定决心，不畏艰难，投入足够的金钱和聪明才智，那它（疾病或是别的什么）必将迎刃而解”。在那个时代，对抗一种疾病，一场疫情，人们坚信，唯一的方法就是坚定而有力的说：这是一场战争，我们要破除万难取得胜利，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从青霉素到疫苗，那真是一个人类的信心日渐膨胀的黄金时代呀。

　　从大V到屌丝的慈善序曲

　　去讲述一场慈善活动，从哪里开始？奥辛斯基决定，从资本开始。

　　慈善家洛克菲勒想捐出他的钱，“既希望回报社会，又不愿意削弱社会竞争”，他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出口，用这笔钱去支持一个研究机构，“让那些最聪明的头脑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作出最棒的工作”。而俗称小儿麻痹症的脊髓灰质炎正在流行，大夏天的美国，“电影院大门紧闭，游泳池空荡荡，父母恐慌地警告孩子，报纸上每天刊登脊髓灰质炎患者的数字，戴着腿部支架蹒跚前行的儿童和挤满医院病房的一排排铁肺 ……”在二战后，中产繁荣，整个社会对孩子的关注日渐加强，这种当时主要影响儿童的疾病就有了收割社会关注的天然优势。

　　而对于更为理性的科学家和慈善家，选择脊髓灰质炎的原因则干脆而富有逻辑：一方面这种疾病危害很大，另一方面，功克它的希望很大。

　　在疫苗研究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危机爆发，大金主们的大笔捐款变成了稀缺货，慈善家们把募捐者拒之门外，一位工业家写信说：“我没有1000美元，哪怕我真有这么多钱，我自己家里用钱的地方也多着呢”。而脊灰之战中的那位天才的PR前辈，也是脊灰疫苗事业最重要的助力奥康纳想出一个天才的主意，发起小额捐款，经济危机下，得屌丝者得天下。

　　“捐一点东西，瘸腿的孩子就能重新走路，谁不愿意呢？关键在于通过现代媒体向亿万人传达你的理念——那些从未捐助过慈善组织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从未被请求过捐助的（穷）人。”

　　通过当时的超级大V，总统罗斯福的背书——罗斯福在30多岁时也因为感染了脊髓灰质炎而瘫痪，这让他天然地要投入这场战役。奥康纳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点子：“一毛钱进行曲”。他号召每个支持这场战役的人寄给总统一毛钱，最终白宫的厅堂简直被一叠叠信件侵占了，信封里掉出来的硬币散落在桌子和地板上，工作人员几乎来不及数清硬币的树数目，只能先把硬币铲成一座座小山，称重后用大卡车运往财政部。那一次，一共募到了26万多美金。

　　1945年，罗斯福去世，不再有大V的名气可以借了，奥康纳决定发动母亲们，她们倾向于将自己的任务视作身为母亲的责任，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保护自己所爱的人免遭儿童流行疾病的荼毒，而且，“女人们天生喜欢只花一点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那场以“一天，一小时”为口号的募捐活动第一次动用了美国千千万万的母亲，形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慈善军团，虽然很多捐款额只有皱巴巴的1美元，从1951年到1955年，母亲们为基金会募集到了2.5亿美元，很多年后，母亲们反对环境污染的行动正是以这次脊灰的母亲行动为蓝本。

　　微生物学不可操之过急？

　　围绕脊灰最初的争议是它是否可以通过疫苗预防？因为一位“学霸”在动物实验中错选了恒河猴——无法通过口腔饲养染上骨髓灰质炎的灵长类动物只有寥寥几种，而恒河猴是其中之一。人们最初的猜测是，脊灰由空气传播，并从鼻腔直击人类神经系统，大量的研究力量投入到了研制所谓的“鼻腔阻断”。直到十几年之后，几个脊灰研究领域“非主流”的实验室发现，脊髓灰质炎病毒是经肠道感染，通过粪便接触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人们发现脊灰病毒分三个亚型，疫苗便需要三个亚型全部覆盖。

　　疫苗研究的过程，同时也几乎是两条技术路线代表人物的斗争，研制灭活疫苗的是索尔克，选择了减活疫苗的是萨宾，两个都是优点与缺点都很鲜明的人物。犹太人的孩子索尔克，出身贫寒，没有这些天才中标配的名校出身，他勤奋、务实，却对荣誉的归属斤斤计较，时常把实验室同事的成果据为己有。而萨宾，聪明、勤奋，却带着那种天然的骄纵，在他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上，同事评价他，“萨宾确实才华横溢，把我们这儿的猴子都用光了”。

　　争论不休的研究者中，奥康纳最偏爱的是索尔克。那位基金会的掌门人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尽快看到疫苗的出现，而索尔克是研制疫苗的紧迫感最强的那位。不像那些崇信“微生物学不可操之过急”的同行，索尔克的愿望只有一个，尽快研制出脊灰疫苗。他也确实是这些研究者中第一个把疫苗推上了临床试验的。而对于萨宾，一方面他保有着作为科学家的“清高”，不屑于使用灭活苗那种简单粗暴的东西；另一方面，他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场疫苗之战的主要武器是经费，索尔克的经费比他更为充裕，而他要做的只是拖慢灭活苗的进程为自己的减活疫苗争取时间。

　　疫苗的最后一步是临床试验，这个决定是困难的，遗传学之父摩根的女儿伊莎贝尔•摩根曾很早就完成了利用福尔马林处理脊灰病毒，再用处理后的病毒让猴子获得免疫的工作，然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想到要走出至关重要的下一步，她就浑身颤抖”。

　　在那个没什么临床试验规范的时代，科研界有条不成文的铁律：“让其他人实验他的疫苗之前，他必须亲自尝试”。经过了业内业外的各种讨论和较量，携家里的三个孩子亲自试用自己发明的疫苗，又在一家儿童收容院和一家残障儿童中心取得了小规模临床的数据后，索尔克的疫苗开始了一场有200万名儿童参与的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共卫生试验，赶在1955年的脊灰流行季之前，这也是基金会乐于见到的。

　　当时，这场临床试验被称作“疫苗实地试验”，这是特意创造出来的一个中性的称谓，“人体试验”的叫法实在是太惊栗了。

　　整个临床试验在一种诡异的氛围中进行，一方面，家长们像进行圣战一样鼓励孩子们撸起袖子接受注射，而另一方面，批评的声音来自方方面面。来自学界的批评，如老对手萨宾多次强调索尔克所用的是毒性最大的马奥尼病毒株；来自公众的批评则集中于对药厂和监管的不信任，连一位当时广播节目中的明星，“名流八卦之父”温切尔都不忘强调，10个批次的疫苗中，七个含有活病毒。而这些批评压力的出口，除了索尔克，由基金会指定负责评估的弗朗西斯同样承受着。根据最开始的计划，一个庞大的团队独立地评估临床试验的结果，所有接种儿童的资料汇集在这里，每当有报告一个死亡、生病或是其他不良反应案例，评估平台会派出团队小心甄别，这些情况的发生与疫苗注射是否有关，而所有的数据被记录在案。参与1954年疫苗试验的儿童超过130万，其中会有数百人死去，他们的死亡原因包括：意外事故（排在第一位）、癌症、肺炎和脊髓灰质炎（占死亡人数的5%）。对那段时期，弗朗西斯回忆说，他最怕的就是办公室的电话在深夜里突然想起，铃声里藏着无以言表的噩耗。

　　1955年，试验完成，孩子们接受全部三次注射的比例高达95%，根据弗朗西斯审慎的评估，疫苗的有效率在某些毒株中有90%，而在毒性最大的一类毒株中，效果也有70%。这是美国最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这场临床试验能得以实现，据奥辛斯基看来，“是长期深受脊髓灰质炎之苦的公众期盼的心情与科学精英审视的目光的冲突与妥协”。

　　然而，就在第二年，因为灭活病毒选用了毒性最大的毒株，在药厂的疏忽下，有些孩子因为接种疫苗发生了瘫痪。

　　1956年，研究减活疫苗的萨宾走入了公众视野，萨宾的减活疫苗也快要完成了。仿若忘记了自己对索尔克的批评，萨宾同样选了毒性最大的马奥尼病毒株，他还选择了一家监狱进行了小规模临床，参加临床试验的犯人可以得到减刑的待遇。之后，萨宾选择了苏联，利用共产主义强有力的执行力，1979年，苏联的1000万儿童试验性地服用了萨宾的减活疫苗糖浆——共产主义又一次显示了其强大的执行力。

　　因为他的贡献，我们已经彻底忘记了他曾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1963年，萨宾的减活疫苗在美国上市，并迅速取代了之前受活病毒事件影响的索尔克灭活疫苗，灭活疫苗几乎被清出美国市场。

　　疫苗出现后，美国的最后一例“天然”脊髓灰质炎是在1991年由秘鲁传入的，脊灰疫苗甚至改变了人类的语言习惯，当我们提到脊灰时，大多数时候，这个词不再指代某种疾病，而是代表着一种疫苗。

　　待到几乎不再有新发脊灰病例的时候，委员会成员觉得是时候关注一下美国每年与疫苗有关的十数例脊髓灰质炎了。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萨宾疫苗成功地遏制了脊髓灰质炎的流行，而现在，它自己所含的活性读株却成了彻底扫除这种疾病的最后障碍。这也几乎是疫苗的宿命，当那种致命的疾病不在，疫苗中携带的毒株，或是辅料印发的过敏反应就成了整个社会最大的危害，没有人看到过疫病，而疫苗不良反应却充斥在大众媒体中。2000年，CDC开始支持美国全面回归索尔克的灭活疫苗，并建议只在特殊情况下采用萨宾疫苗——比如说，孩子即将前往脊灰疫情爆发的区域时。

　　因为脊灰疫苗领域旷日持久的找茬儿，萨宾和索尔克一生拿过无数的奖项，但其中没有诺贝尔奖。当苏联的丘马科夫从莫斯科致电萨宾，提到要对他进行诺奖提名时，他回答，“您的好意令我深受感动……不过，你也许有兴趣知道，至少在过去的三年内，已经有世界各地的多位人士为我提名诺贝尓奖”。而索尔克曾经开玩笑说自己不需要诺贝尔奖，因为大部分人都相信他已经拿过了。

　　1993年，萨宾因心力衰竭而亡；1995年，索尔克同样因心脏衰竭而去世。《时代周刊》在索尔克的讣告中写道：“因为他的贡献，我们已经彻底忘记了他曾为我们带来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