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如斯》是一本由[美] 帕特里克·弗伦奇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5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事如斯》读后感(一)：漫漫人生路，活出真我
真实的人生总是比虚构的人物更加动人，让人感叹唏嘘。耐保尔似乎个人名声不是很棒，对妻子不忠，嫖妓，抛弃跟了自己二十几年屡次堕胎的情妇，最终还是抓住机会获得了适合自己的另一半。而细读他的人生道路，其实每个选择都情有可原。在适合的时间选择了适合的人，始终忠于自己的内心，敢作敢当，人生的你情我爱其实真的没多少可以抱怨的，努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才真的不枉此生。
耐保尔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也归功于他的坦诚，勇敢的表达和剖析自己和自己眼里的世界。成功离不开这份勇气，加上持久的努力。
6。至少用半年时间，每天这样练习写作。使用小词和简短、清晰、具体的文句。
《世事如斯》读后感(二)：奈保尔、莫言、周成林
第一次接触有关奈保尔的记述，是那本少受关注的《维迪亚爵士的影子》，里面模模糊糊的构筑一个对世界不满的作家——众所周知，越是持这种世界观，越受西方主流文化的赞赏。不过，奈保尔似乎有点意外，他的出身与成长都是一个错误的巧合，造就他双重否定人格的同时，也让他缺乏自信。这本传记写得好，周成林的翻译也好，很严肃，比如奈保尔那本著名的《暗黑国度》写作背景，怎样在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掀起一场寻根与拯救的运动。比如他在特立尼达12岁的少年就被一个表哥做了性侵，而这种男孩之间的同性活动，就像一个大家族之间的敞开的秘密。奈保尔从来未对帕特满意过，尤其是性，他嫌帕特保守，即使两人已经成婚，还在吉尔哪里寄托疯狂。
个人认为，奈保尔作品的成熟标志是《抵达之谜》，他写那本书的时候已经彻底冷静下来，有了钱有了名誉有了空闲，可以在书桌前喘口气了，一个作家只有写到这个阶段，才能冷静的审视内心，莫言缺乏这个阶段，可能接下来他就要进入了，我期待莫言用一种“非小城”的角色写作，像奈保尔那样用斧头砍伐社会而不是用锯子锯断高密东北乡的树枝。2000年，我在检察日报社与莫言有过一面之缘，那时候刘佑生是社长，莫言很寂寞，在检察日报一个不显眼的副刊写些小文章——他干不过几个刚毕业的政法硕士。
看得出来，周成林先生在本书的翻译上下了很足的功夫，这一点他自己在万象上已经絮叨过。不过，他接下来在万象上发表了什么云南游记，沙溪之类的文章可是真瘪，2012年最后一期万象在周成林等先生的帮助下，臭不可闻，让人有“世事如斯不堪读”的感觉。
《世事如斯》读后感(三)：盛大的徘徊：世事如其所是
奈保尔传记书名里的“The World is What it is”中文翻译为“世事如斯”，这个“斯”看起来无所指，孔子的那句“逝者如斯夫”，前面有“子在川上曰”，所以“斯”说的是“川”，而“世事如斯”的“斯”，初读，就不知道“斯”究竟所指者何了。
看英文，大体明白，世事就是它所是的样子，这个“是”，一面固然是“如其所示”，另一面，则是“示”背后的“是”，这个“是”，人各有言，对于传记作者帕特里克·弗伦奇来说，他要做的就是，听奈保尔说话，然后写出自己所见到的，不偏不倚，独立不移。
奈保尔作为作家，只做了两件事：专注于他自己，专注于写作。他一直就像他年轻时说的那样：只是旁观者，无意改良人类，不会忠于任何人或事业，唯一的兴趣是，书写自己眼中的真相。奈保尔的道德轴心，是内在的，是他自己。无论人类是否因为他而被改良，他确实形成了自己的观看方式，说出了属于他的价值观，也确实，有些人被他改变，有些人感到冒犯。
奈保尔身处20世纪后半叶世界格局的大变动里，他虽然深受家庭里的印度文化的熏习，但身在特立尼达，各种文化杂糅，他必然看在眼里，有所触动在心里，加之后来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学习，更是受到了英国文化的影响，在各种文化的交织里，奈保尔要如何确定他自己的身份，这种焦虑，他不可能没有。父亲对他成为作家的希冀，他对于成为作家的执着，使得他最终选择了发现和记录，而身处各种文化的网罗里，使得他很快找到了文化网罗的缝隙之地，他是各种文化的漏网之鱼，可谓“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就文化立场而言，他“无立足境”，但就其自身而言，他自有立足之地，这个地方，是各种文化所共同言说的人之本性。
在多种文化交叉的视域里，他从自己长大的特立尼达写起，写当地的文化习俗里，各式各样的人，那些人的闪光点，和最终注定的消亡——不是生命长度的消亡，是生命内在的消亡。避免消亡，走为上计，在《米格尔街》结尾，“我”选择了逃离。在奈保尔的算是自传的《浮生》和《魔种》里，威利（几乎就是奈保尔自己）依旧是逃离，从英国，到非洲，到德国，某种程度上，就像现实里的奈保尔一样，躲进写作成一统——玛格丽特生气的时候意识到：他的生活中一件该死的事情都没改变。身为作家的奈保尔，完成了他的作品。身为现实中人，因素复杂，难以谈论，所以这里不去管它。
写完特立尼达，写完父亲的生活，他感到枯竭，寻求突破，他到非洲，中东，印度，南美洲，美国，世界各地，观察那里的人们，写下自己的所见（为了专注于自己的观察，他也避免读太多书），有时，他会被自己的沮丧和愤怒所控制，写出的作品并不成功，文学自有文学的摩西。这些世界各地的游走，也可谓世界各地的逃离，他若忠于自己，注定与世界格格不入，就像传记里翻译过来的那句话：单枪匹马，自成一体。
传记结束在帕特去世奈保尔和新婚妻子纳迪娜结伴去撒骨灰后回到空屋时。撒骨灰时，像以前很多事情中他的存在方式一样，奈保尔置身事外，只是靠着汽车，泣不成声。他可以置身事外，他希望置身世外，在现实中，他置身事外，在作品中，他置身世外。
传记结束在1996年，2001年他得奖，这在2007年写的前言里有介绍。2014年，他来中国，精力不允许，他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完成关于整个世界的基于他的个人观感的坦荡而深入的书写。非洲，南美洲，印度，伊斯兰，英语贯穿的被殖民的国家，他几乎都写遍，关于东亚世界，他来的时候，力不从心了。
经过20世纪后半叶的交融，21世纪里的人们，更是处在文化的杂糅里，看起来无所适从。“一个同时窥测到了某一存在或某一事物所有面向的人，只可能永远在冲动与震惊之间徘徊。”（萧沆：《解体概要》）奈保尔身为作家，忠于内在的自己，不忠于任何人或事业，形成自己的观看方式，说出自己的价值观，单枪匹马，自成一体，他的作品里的锋芒背后，我理解为是盛大的徘徊。
如果看见世事如其所是，就会看见背后盛大的徘徊。
费时大约一年零八个月，这本译文将近四十四万字的《世事如此》终于杀青。翻译合同原定一年（出版社最初要求半年，几经商讨，终于延至一年），我的交稿时间大大推迟。虽然迄今译了四本书（包括这一册），但因本书字数比我当初预计多了将近十万，翻译起来亦比当初预计更有难度（姑举一例：出场人物太多，年代跨度与地区差异太大，光是应付各类译名确保一致，就要打起十分精神。即使这样，还不能保证没有差错），更因世事纷繁，这一两年又有诸多变迁，所以，就翻译而言，本人第一次，极有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没有如期履约。
不过，在我看来，翻译《世事如此》，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相当合理。依照我的“理想国奢侈品”标准，高超的文学翻译（包括文学传记的翻译），译者首先必须是位比较成熟的作家。根据翻译的原文，译者应该在相关国家有段居住经历，应该熟悉原著或翻译的那位作家的风格，并且读过那位作家大部分原著，甚至，只要不是古典作品，最好跟原著作者或传主有这样那样交往，遇到谁也解答不了的疑难时，有地方请教。最后，译者不仅外文要好（好到什么程度？最起码，不能频频译错，不能把口语译成书面语，或把书面语译成口语），中文还要写得“像中文”（“像”到什么程度？最起码，没有病句，知道如何遣辞，为了“将就”很多时候难以准确翻译的原文，知道如何变通，但又让人大致读得明白）。
我距这一“理想国奢侈品”标准还有距离。因为现实极不乐观，有些标准，譬如在相关国家有段居住经历，除非奇迹，今生很难实现，所以，这是我译完《世事如此》不再译书的一大原因。另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则是文学翻译在这个国家既无钱途亦无前途。翻译一本书，就不依附任何机构的独立译者而言，简直等于慢性自杀，因为中国的翻译酬劳不能保证你的基本生存（总体而言，不论独立与否，不论动机如何，所有译者都是“义工”）。依照个人经验，为了把一本书译得“像中文”，你必须倾力而为，不能一心几用，而中国的出版业，既不比从前，亦不比西方，除了翻译稿酬奇低，对优秀译者亦无预支稿酬的惯例。这就意味着，除了接受奇低报酬（哪怕出版社开价相对“优厚”，但以每千字稿费计，亦远远低过给报刊写篇书评），从译事开工到成书，你还得做好一到两年没有多少额外收入的准备。等到译著出版，你终于拿到钱，如果物价飞涨，这笔可怜的税后稿费，又不知打了几分折扣。至于前途，译著等身，除了等于愈来愈穷，也不能给独立译者带来任何职称荣衔。较高水准的独立译者，除了以口碑“自慰”，不会有“行情飞涨”的惊喜，更不会有海内外这样那样文化机构或基金会慷慨资助。你的独立，是一个真正的孤岛。
这就是我五年译了四本书近乎慢性自杀的沉痛教训。要不要翻译《世事如此》，我起初颇为踌躇，最大原因无非还是一个钱字。我之所以冒险接下这本书，乃是因为：奈保尔的作品让我读来每每有切肤之痛，虽然种族、国度和经历不同，但在他的书中，还有他的身上，我总能见到自己的影子和心迹。我的五年殖民地生涯让我饱受歧视与不平等之苦，我被迫回到母国之后的无所适从，反过来又令我深感殖民地有限空间之可贵（没有这一有限空间，就没有现在的我）。当然，最大不同，用奈保尔的话说，在于奈保尔最终找到他的“中心”，而我没有那么幸运，依然找不到“中心”，依然处于另一种流亡，物质上，精神上，仿佛奈保尔小说《模仿者》（The Mimic Men）的主人公拉尔夫•辛格：“每天，坐上无常的巴士，艰难地赶着车，我从一个小城去到另一个小城，带着我的六十六磅行李寻找住处，总在黄昏发觉自己即将无家可归。”这是个人的绝望，也是文化的悲哀。
这就是我翻译《世事如此》的背景或资质。除了翻译的技术考量（我译过三本书，我读过奈保尔大部分原著），我想，我是带着一种同情和一种激情来翻译这本传记。如我开工之前所说，这也是一大荣幸，是向奈保尔及其作品致敬的最好方式。为了这一荣幸和致敬，这一“牺牲”（哪怕最后一次）值得付出。
大约一年零八个月，几乎每天都跟这本厚书厮磨，几乎探到行文叙事每一脉动，我亦更为痛切地感到，物质上，精神上，奈保尔才是真正独立的独立作家，哪怕他一些言行并非道德楷模，哪怕他如有些评论所说，他是身在“中心”讲着白人想听的贬损第三世界的恶言。在我看来，《世事如此》以诸多事例说明：一个有才华的严肃作家之独立，不能始终都是孤岛，他需要真正圈子（譬如奈保尔早年供职的“加勒比之声”），他需要喜好并乐于赞助文化艺术的新旧“贵族”（譬如奈保尔的朋友英国作家安东尼•鲍威尔和保守党要员修•弗雷泽及其夫人安东妮娅），他需要有开放社会声望崇高的报刊杂志发表作品，他需要喝彩或喝倒彩，他需要创作自由而非落笔前就自我阉割，他需要真正努力和成果得到应有回报而不只是血汗工厂一般的低廉报酬加精神鼓励。即以中国文人多半语焉不详耻于论及、中国出版机构多半给得心安理得的报酬为例，西方一流作家的收入，亦为此间望尘莫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为一篇长文“自传序篇”，奈保尔从《名利场》杂志赚到七万五千美元，又从《星期日泰晤士报》挣到一万镑，即使一九八五年给美国《居室与园艺》写篇敷衍文章也拿到五千美元。但是，第三世界要么刚刚温饱，要么正以各路神通暴富，很难提供这些可能。世事如此：文化中心不在这里。
以上就是我译《世事如此》的诸多感想。至于该书其它好处，乃至为人津津乐道的隐私八卦，想读这本传记的读者，对奈保尔及其作品有所了解的读者，自然不需要译者在这篇已经够长的后记中故作聪明一一解读。我最后想说的，乃是奈保尔这样的作家，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打造”，像《世事如此》这样坦诚而又毫无廉价吹捧隐恶扬善的文学传记，不是经常可以读到。奈保尔的伊斯兰游记《超越信仰》（Beyond Belief，书名又有“难以置信”一意）有段话：“好的或有价值的写作不只是一种技巧；它有赖于作家身上某种道德完整。与任何一种大规模公众事业诸如共产主义或伊斯兰教站在一起的作家，因为它显而易见的禁忌，很快就会歪曲。说谎的作家是在背叛他的职业；只有二流作家才这么做。”诚实，还是老话，是好的或有价值的写作之灵魂，也是这篇直言不讳的译后记之圭臬。
感谢孙嵬君邀我免费住在她的云南沙溪工作室，那间闲置而安适的“溪语咖啡”，让我在这个列入世界濒危建筑名录的宁静小镇完成《世事如此》译文最后的校正。
感谢张雨君邀我来沙溪，并且容忍我天天往她的小书吧蹭饭，让我心无旁骛终成正果。
感谢我在沙溪结识的英国女作家Lily Hyde借给我本书作者派屈克.弗仑奇另一本传记作品Younghusband: The Last Great Imperial Adventurer（说来真巧，《世事如此》最后一章，正好有一条关于Younghusband这一奇怪人名的注释），亦感谢Lily帮我解决个别英国俚语的难题。
感谢牟君费心阅读本书部分章节译文并就文字提出细致建议。
感谢陈颍宇君尽心相助翻译本书个别法文菜谱与短语。
感谢两位南方朋友在《世事如此》翻译期间主动以金钱再三相助，让我前面提到的荣幸与致敬化为现实。这两位朋友，一位我见过多次，一位我从未谋面。他们不仅不是富翁，连所谓中产阶层可能都难以跻身。他们的义举，以现实氛围，我即使著作等身译著等身亦无力偿还，惟有把这本译著献给他们二位。
当然，《世事如此》中译本的所有错漏尽归于我。
周成林
二○一一年十月十日写于云南沙溪
《世事如斯》读后感(五)：伊恩·布鲁玛： 奈保尔的多重面具
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作家都欠维迪亚·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的情。他开启了文学的多种可能性，找到了新的途径去观看、描述世界，特别是非西方世界。对于他的崇拜者来说，想不去模仿他简直难上加难。刻意模仿自己尊重的作家也许是一种真诚的恭维，但这也是对奈保尔或任何好作家为何出众的深深误解。奈保尔在反省写作时，最为执迷的就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声音：不断探索他在世界中的位置，一种独特的视角，一个写作罗盘。
一些年轻作家急于模仿的“奈保尔之声”，无法通过引用他对种族、殖民地经历、印度、文学或任何事情的观点来定义。他常常故作惊人语，尤其是在访谈中，让人震惊、愤怒或不屑一顾，好像是保护“作家”自主性的烟幕弹。使得奈保尔的作品如此有启发的，是他将经历，旅行，对物理世界的细致观察，对理念、历史、文化、政治的尖锐分析变成了一种艺术。
奈保尔之前一代的“旅行写作”——罗伯特·拜伦、伊夫林·沃、彼得·弗莱明的作品常常以逃避的形式出现，对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是如此；逃避麻木、灰暗、市侩的英格兰，逃避来自阶级、性取向主流的苛责，以及寄宿学校教育的令人窒息的魔力。外国人和他们独特的处事方式自然叫人发怒，但也极具娱乐功能。
奈保尔写印度、非洲、加勒比海、拉丁美洲、亚洲的书有时很滑稽，但却不是这一类型。它们也不属于旅行文学的另一大类型——自我表现型。奈保尔笔下的世界，全靠他的双眼和双耳。他嫌弃大而化之的概括，他听人们说话，不光是他们的观点，还有他们的语调，他们对词汇的精确选择，甚至他们的闪烁其辞。他的双眼同时记录下一切，服装、姿态、表情、那些能让他进行精准白描的物理细节，就像一个鳞翅目学专家研究蝴蝶。然后他那警觉、从不感伤、对浪漫主义矫情充满怀疑的大脑会对这些细节观察进行过滤。
无论写虚构还是非虚构，奈保尔的声音都是个人化的，因他从个人经验中抽取材料；他的旅行，他在特立尼达的童年，他在英国的生活。不过他也选择对许多事闭口不言。比如他的第一任妻子帕特·黑尔（1996年去世），虽然她陪着他去印度和其他地方，却从没在纸上出现过。还有奈保尔多年的英裔阿根廷情人玛格丽特·穆雷，时常在他妻子不在时陪伴左右。没有什么特别理由一定要提到她们，她们不在作者希望讲述的故事中。
作家传记的贡献依然在争论中。对一些人来说，我们只要知道作品就够了。还有一些人说他们喜欢那些书，所以想知道更多关于作者的事儿。而且总有一种可能性，作者的生平会照亮他 / 她写的书，从而深化我们对书的理解。奈保尔如是说：
作家的生平是合情合理的研究对象；真实情况不应被略去。事实上，很有可能对一位作家生平的完整叙述到头来会比作家的书更具文学性、更有启发。
1990年代初奈保尔的文学经纪人吉伦·艾特肯（Gillon Aitken）来找我给奈保尔写一本授权传记，我受宠若惊，又深深不安。要写一个还在世的人的生平，实在令人生畏，通常这样的计划难以善终。而要写奈保尔这样一个挑剔难处的人的生平，就更叫人害怕了。而且我不太确定一头扎进他私生活的隐蔽处和裂缝里是否能给我快感，或是给读者启迪。我依然记得我和奈保尔面对面坐在他那没有一点儿私人味的伦敦公寓客厅里，奈保尔一门心思盯着他擦得锃亮的棕色皮鞋，开始跟我说他的性苦闷时，我尴尬极了。当时我就知道这项任务不适合我。而且我怀疑，只要奈保尔在世，恐怕没人能写出一本诚实的传记来。
事实证明我错了。帕特里克·弗伦奇（Patrick French）的优秀传记（The World Is What It Is: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S. Naipaul, Knopf 2008年版）没有略去重要事实。奈保尔给了传记作者所有权限，可以查阅他的文件，包括他已故妻子万分抑郁的通信和日记；他接受了大量采访，对传记书稿没有要求任何改动。他不光和弗伦奇聊天，而且很明显带着无比的诚意。结果几乎成就了一种新体裁：坦白式传记。于是我们得到了确认，性的确和作品相关。
见过奈保尔的人会传他的八卦，加上他接受过的采访，奈保尔呈现出的公众形象是个愤怒的男人，很容易动气，可能会没来由地做出惊人的粗鲁举动，执迷于自己伟大作家的地位，刻意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无法忍受蠢人，或者说任何人，包括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不过，这可不是我认识的奈保尔。我觉得他风雅有趣、彬彬有礼，甚至有点儿羞涩。但我也能瞥见另一个奈保尔的闪现，那个爱动气的奈保尔。爱动气的根源，是贯穿这本传记最好看的主题之一。
有些人读了奈保尔的毒舌文字后会觉得他是个偏执固执之徒，背叛了自己的加勒比文化，带着印度婆罗门和大英殖民主义极端保守派的最糟糕的偏见。1950年代特立尼达的黑人政客追捕印度少数族裔的伤痛肯定影响了奈保尔对出生岛国的看法，而且他对非洲文化和政治的尖刻评论也暗示着他对黑人的态度不那么友善，但奈保尔的复杂性绝不是一句种族主义就能打发的。因为事实上他写非洲和亚洲时笔下的亲密感和同情，要比许多对人性只有抽象概念的叫人着急的左派要多得多。
弗伦奇把奈保尔的一些相当挑衅的观点解释为一种恶作剧的形式（没有为之开脱的意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引介了特立尼达人的“picong”一词，有嘲笑挖苦辱骂的意思，弗伦奇说，这种机锋毕露的说话方式“故意模糊了品位好坏的边界，把听者弄晕”。弗伦奇引用了奈保尔的《中途航道》开篇作为例子。这本书讲的是西印度群岛及其大屠杀和奴隶制的历史，殖民的侮辱导致黑人的自我仇恨，民族主义政治的腐败，以及种族仇恨的残酷。奈保尔从英国到特立尼达的航行写起，他当时在为BBC的加勒比文化节目工作。他写道：
在滑铁卢站的船运站台上，有那么多民工似的西印度群岛人挤在一起，我很高兴我坐了头等舱。
接着他的目光被“一个极高却很寒碜的黑人”吸引了，还用各种可怕的语言描绘了此人“怪诞”的外形。
奈保尔否认了居高临下的态度：
我其实很顽劣淘气……在和一群西印度群岛人做加勒比节目时，我被允许说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开那样的玩笑。我不会想到一个英语读者要来担心我的自我定位问题。
可能吧。但与他的名声相反，他的确也能做到对英国人冷嘲热讽。弗伦奇引用了他1980年的一次访谈：“在英国，人们对自己的愚蠢非常自豪。愚蠢和游手好闲是生活在这里的代价……真的，住在这里像被阉了一样。”
奈保尔像是特立尼达的戏法师，装疯卖傻之后让别人替他买巨额账单，模仿老殖民地主子的种种偏见激怒西方自由派，自己偷着乐：这样的公众形象很有意思，我觉得也很可信。奈保尔的老同学劳埃德·贝斯特（Lloyd Best）在评价保罗·索鲁回忆过去的好友和偶像的怨恨之作《维迪亚爵士的影子》（1998）时说：
所有这些特立尼达式聪明人的小事：他会唱卡吕普索歌谣和口哨，他通过取笑来激怒人们。奈保尔期待什么回应，他就会得到；我会说这样干是他的第二天性。
然而在写书时，奈保尔没有那么轻佻。惹他发怒的对象有宾馆浴室里的劣质毛巾，第三世界出租车司机的小诡计，一些热带地区宾馆厨房员工的无能，这些都很有喜剧效果。但更多时候它们是奈保尔“神经痛处”的真实反射，他急于甩掉殖民地社会的屈辱包袱，却在他选择安家的国际大都市中又无法完全适应。
像许多既写虚构又写非虚构的作家，奈保尔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角色，一个半神话人物，在惊世骇俗之外表达了更深层的观照。他把自己刻画为一个逃脱了加勒比小岛国乡土气的年轻人，结果在英伦只感受到了种族和殖民偏见的刺痛；他笔下的作家自我看到只有巨大的成就才能摆脱殖民屈辱，他力求表达出被暴力和堕落蹂躏的社会真相，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只能在谎言中寻找安慰。一本杰出传记（比如这一本）的巨大贡献在于它能够通过理解作者去深化我们对他笔下文学人物的理解。
奈保尔成长的社会建筑在虚构之上，那里的许多家族姓氏是编造的，人们喜欢假装成各式各样的人物，没几个是真的。弗伦奇再次引用了劳埃德·贝斯特（他是个特立尼达黑人，和奈保尔同时上了英式教育、学术门槛很高的女王学院，C. L. R. 詹姆斯也是校友）：
特立尼达文化最重要的一个面相就是面具已经到了不可或缺的程度，因为这里有太多不同的文化和种族，人们必须扮演多种角色，每种角色都要根据场合使用不同的面具。
奈保尔甚至没法确定自己的家姓。他家自称的婆罗门背景也有疑问，特别是母亲一边，而且母家自觉门第高过父家。伪装一直是奈保尔作品的特征，从早期的喜剧小说《米格尔大街》《效颦人》到晚期的亚非拉纪行作品。他本人的生活里，也有各种化身——一会儿是戏剧化拖长音的牛津腔，一会儿发惊人语，一会儿像毕灵普上校般傲慢保守——同时他对各色欺骗极度敏感，这些欺骗并不只限于殖民地社会，而似乎涵盖了一切人类关系。“别太相信别人，这点很重要，”他告诉传记作者，“友谊说不定会用愚蠢的方式背叛你……我深深觉得人们不停让你失望。”
在年幼时，奈保尔便希望自己独一无二，能够和小伙伴区别开来。他害怕被环境压抑限制——特立尼达小地方的麻痹迟钝，位于西班牙港的一间小房子里集体生活的鄙陋。后来他上学时宣称：“我只有崇拜者；我没有朋友。”其实这夸张了。这是他选择回忆早年生活的方式，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坚不可摧。但他很早就下定决心，要在人世间历练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必须离开家乡。拿到牛津的奖学金为他打开了这扇门。
他在牛津的大部分时候过得很辛苦，饱受性匮乏的折磨，又是个格格不入的殖民地来客。碰到一个特立尼达学校的老同学让他尤其愤怒：“我以前从来没意识到此人如此丑陋，如此粗鄙——额头低，脸又肥又平，嘴唇那么厚，鬈发还梳了个大背头。”更讨厌的是，此人还穿错了上装：“他在牛津穿着卡罗尼板球俱乐部的上装。我问你——你还能想到比这更狭隘、更愚蠢的么？”这听上去就像《中途航道》的开篇。我觉得弗伦奇说对了：
但激起这失衡的怒火的原因，半是观念，半是仪表；维迪亚对这些人的怒火部分源自他的世界观，也因为坚信他自己的未来在世界中心，而不是边缘。
他急于成为与众不同、坚不可摧的人，超越一切殖民地的伪装和大都会的傲娇，结果就是奈保尔把自己创造成了“作家”，伟大的观察者，坚持讲述真相。他生命中的女人，首先是妻子帕特，应该完全投入地支持他“作家”的角色。奈保尔在牛津遇见帕特，二十多岁的他给她写信说，他只是旁观者，无意改良人类，他不会忠于任何人或事业，唯一的兴趣是书写他眼中的真相。弗伦奇顺着他的话：
尽管在未来几十年里衰败趋势与日俱增，维迪亚的道德轴心不是白种欧洲文化，也不是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印度教文化，也不是任何其他擦身而过的文化，他的道德轴心是内在的，是他自己。
我觉得这是对的。问题在于这样一种个人化的道德轴心是否会和那些以文化为中心的视角一样扭曲真实。这就是传记最富启迪之处，也是性生活进入之时。
奈保尔的第一次性体验似乎很不如意。他在大家庭成员挤在一起睡觉的地方被大表哥博伊西给诱骗了。奈保尔的记忆是：“我堕落了，我被侵犯了。那时候我才六岁或七岁。整个过程偷偷摸摸糟糕透顶，让我对同性行为产生了憎恨和厌恶。”也许是的，但这“侵犯”持续了两到三年。弗伦奇注意到奈保尔笔下对男性的身体细节描述总是要比女性多。1970年代初奈保尔写了一篇关于大卫·霍克尼的文章，弗伦奇说奈保尔对“差点要滚床单”感到很兴奋，并且“意识到了他对同志颇有些吸引力”。
这倒不是说奈保尔是一个被压抑的同性恋，而是说厌恶和情欲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奈保尔常常说自己是妓院的常客。这个习惯保持了许多年，在伦敦、阿姆斯特丹、西班牙及其他地方，奈保尔通常归咎于在婚姻中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帕特在性事上要比她丈夫更为拘谨笨拙。但其实，弗伦奇告诉我们：
奈保尔对妓女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在西班牙港的青少年时代，她们会为了钱做任何你能想象到的性事。这里无需漫长的引诱，女人也不用装正经。一个为了钱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体现了他在厌恶和欲望之间的内心碰撞。
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真实。
在频繁光顾妓院好几年后，1963年奈保尔评论了英国陆军大臣杰克·普罗富莫被迫辞职事件，普罗富莫被揭发常去嫖妓，而且和驻伦敦的苏联海军专员嫖的是同一个妓女。“我从没碰见过嫖客，”奈保尔声称，“也很少碰见对嫖妓想法不恐惧的人……妓女是法外之徒，是小部分人的必需品，为大部分人所不容。人们对她们所知甚少，又十分畏惧。”
这很明显不全是真话。不过对自己最深处的冲动感到羞耻、并且觉得有必要掩盖它们也是人类共通特性。奈保尔的独特性不是来自于此，他的独特性源于性生活如何影响了他的作品。
在普罗富莫事件发生十年之后，奈保尔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受《纽约书评》之邀写篇文章。他那时刚刚去过特立尼达，出席了一次轰动的谋杀案公审。迈克·X（一个凶恶的革命者，一度被伦敦潮人奉为偶像）的信徒用大砍刀劈死了一个英国姑娘。受害者是一个保守党议员的女儿，她愚蠢地沦为一个名叫哈基姆·贾迈勒的恶棍头子的性奴，贾迈勒又与奈保尔当时在伦敦的责任编辑戴安娜·阿西尔（Diana Athill）有些关系。这个案件集合了性奴役、装腔作势的革命姿态和黑人的残忍，让奈保尔十分着迷，他据此写了一篇精彩绝伦的文章和一本小说《游击队员》。
奈保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拜访博尔赫斯的译者时，遇见了玛格丽特·穆雷，一个活泼的英裔阿根廷姑娘：
我一眼看到她就想立刻占有她……我爱她的眼睛。我爱她的嘴。我爱她的一切，其实我从未停止爱她。我一点勾引的天赋也没有，我手足无措，不知怎样才能得到她。然而那渴望太强烈，我不管不顾地上了。
玛格丽特离开了丈夫孩子，之后二十年里随叫随到，奈保尔终于可以彻底实践那些让他既害怕又着迷的事了。弗伦奇列举了一些他们对性虐和受虐的偏好。奈保尔对玛格丽特虐待越狠，她就越是恳求更多。弗伦奇转述了一些玛格丽特写给奈保尔的信，她将大师的阳物奉为神灵，好像一个可怕的黑人用丑恶的魔法降伏了她。奈保尔有时根本不看她的信，更不会回，这加强了她的受虐感。据奈保尔自己说，他有次打她打得太厉害，以至于伤了自己的手，而玛格丽特的脸被打得完全变形，根本没法出门（他的手受伤似乎应该更受关心）。但奈保尔说：“她一点不在意。她认为这是我对她的热情所致。”此外，他们还都热衷于肛交，用玛格丽特的话来说（弗伦奇转述），是“拜访爱情的非常特殊之地”。
遇上玛格丽特是奈保尔人生第一次有性的幸福感。帕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奈保尔回到英国后，觉得无法离开帕特，就把她当成卑躬屈膝的老妈子对待；她继续照料他的所有需要，忍受他无休止的恶语相向，读他的手稿，还要听他坦言和玛格丽特的激情外遇。在帕特因癌症去世后很久，奈保尔沉吟：“我得到了自由。她被毁了。这无可避免。”
叫人震惊的还有奈保尔自私到极点的天性。玛格丽特多次为他怀孕，每次听到消息，奈保尔要么装聋作哑，要么骂她想敲诈勒索，要么说孩子应该送到英国给帕特养。最后没有孩子出生。然而作家奈保尔受到了真人奈保尔的影响。他开始非常具体地写性，特别是暴力的性，包括鸡奸。他说自己的书“在遇见玛格丽特之后变得不那么干巴巴了，这是伟大的解放”。干巴巴肯定不至于，但是否解放还有讨论的余地。
《游击队员》是特立尼达谋杀案的虚构版，奈保尔先写了一篇长文章。文章和小说都写到了英国姑娘给黑人革命者当性奴，这像极了奈保尔和玛格丽特的关系。弗伦奇写到玛格丽特曾告诉她的爱人，她能够在那篇文章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但是男性支配，女性屈从于黑人男性，暴力，肛交，在奈保尔笔下都带着一种激动的厌恶，读上去并不像一个性解放之人的语调。奈保尔的编辑戴安娜·阿西尔评价说奈保尔在叙述中歪曲了英国姑娘。她并不是那种典型的中上阶层女孩，穿着昂贵的衣服，崇拜阳刚的黑人范儿，而是一个营养不良、心智失常的年轻女人，她会跟所有“接纳她进入小团体的人上床，哪怕他白得像牛奶一样”。阿西尔总结说奈保尔歪曲事实的原因，是他要发表对白种中产女孩的意见；她告诉他：“你这是削足适履，这不像你。”
也许并不是不像他。1962年奈保尔第一次和帕特去印度，要写一本计划已久的书，“写那些糟糕的人和他们可悲的国家，暴露他们卑鄙的特性。”他可能带着特立尼达恶作剧的情绪，在给姐姐卡姆拉的信中这样写道。这次旅途的结果《幽黯国度》是一部杰出的报道文学。书里有许多迹象表明他并不忌讳削足适履。
奈保尔描述自己到达孟买时，有个“干瘦破烂”的印度旅行社的人过来问他要“cheej”。奈保尔以为这人想要芝士，他认为在印度这样的原始国度提此类要求很正常：“进口受限制，印度人还没学会怎么做芝士，就像他们还没学会怎么漂白新闻纸。”最后还是学过一点印地语的帕特琢磨出“cheej”其实是“东西”的意思，可以用来指任何种类的走私货。
失误虽小，但很能说明问题。更有趣的是奈保尔在肉欲和愤怒中摇摆的老毛病又犯了。《游击队员》问世后（乔·克莱恩在《琼斯母亲》杂志上写了书评，说“至多也就是一种鸡奸文学：他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亵渎观众”），奈保尔为《纽约书评》写了一篇关于阿根廷的文章，很有反响。文章题为《墓地背后的妓院》，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雷科莱塔公墓附近的妓院的形象来解释阿根廷政治的腐败和残忍。奈保尔写道，每个女孩上学时都知道自己将来可能会进妓院，“在彩灯和镜子当中”，因为这个“社会依然被堕落的男性沙文主义者统治，他们觉得女人就该进妓院才对”。不光如此，她们还要承受阿根廷男性典型的野蛮行为——肛交：“异性性行为很容易就能买到，对大男人来说没什么了不起。只有玩过后庭才算完全征服一个女人。” 当时的阿根廷人对这种分析一点儿不高兴，这倒不是说奈保尔就错了。也许他自己的癖好让他更敏感，能够嗅出独裁统治下阿根廷社会的一些隐秘氛围。不过我禁不住觉得，这篇优美激情的文章，我们读到的不光是它的内容，也是它的作者。
帕特里克·弗伦奇在传记中描写了奈保尔与玛格丽特的关系，帕特的寂寞，奈保尔的愤怒，以及那些杰作的喷涌而出。书的最后部分对我来说没什么启发，但这不是弗伦奇的错。更多的作品包括一些杰作如《河湾》《抵达之谜》还有我最喜欢的《寻找中心》，要等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才诞生。这些书中，奈保尔将旅行、政治、历史和对艺术与人生的反省完美地糅合在一起。但在私生活方面，往往随着人变老，有些恶作剧的旧面具开始在脸上僵化。传记里写到不少不良举动，形式常常是古怪的金钱要求，而一群曲意逢迎的经纪人和仰慕者更鼓励了这些坏毛病，让阅读变得有些丧气。粗鲁变得不好玩，更多是无聊。而自我膨胀的部分读来无比郁闷。
玛格丽特在过了许多年随叫随到的应召生活后，最终被奈保尔给甩了，因他碰见了生命中最后一个女人。纳迪拉·卡努姆·阿尔维（Nadira Khannum Alvi）是个巴基斯坦记者，带着两个孩子的离婚女人，1995年10月在拉合尔的一个派对上看到了奈保尔。她问奈保尔是否允许她吻他，作为“对您的致敬”。当时患癌的帕特在英国，即将不久于人世。在动身去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之前，奈保尔已经安排好等她一死，就把她的信件和日记运去他在塔尔萨大学的档案中心。
回到英国后，奈保尔在帕特的病床边给她读了印度尼西亚的笔记。1996年2月帕特去世。4月他在索尔兹伯里和纳迪拉成婚，出席婚礼的有他的经纪人吉伦·艾特肯、几个亲戚、纳迪拉的一对德国外交官夫妇朋友，还有我，我当时依然是他的传记作者人选。之后我们去了他的威尔特郡小屋，他给大家上了以信誉担保的上好白葡萄酒，而正当那位德国外交官夫人赞扬巴基斯坦文化时，他却一边嘀咕“野蛮之地，野蛮之地”，一边跟我说帕特如何为他的作品全心奉献，外交官夫人莫名惊诧。那场婚礼从头到尾都很古怪。玛格丽特还是从报纸上得知了婚讯。奈保尔什么也没说，打发吉伦·艾特肯带着一本支票簿去了趟布宜诺斯艾利斯。
接下来就是这位杰出作家的生命渐趋衰微。奈保尔还在继续写书，有些太单薄，有些太长，不过他流畅的文字是最大的补偿，而去倾听的意愿和能力为这位无比自我中心的作者的作品镀上了慈悲的恩典。没有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真打算去巴基斯坦或是刚果的边远地区，只为倾听无名人物的故事。奈保尔做到了。这表现了一种伟大的谦虚，从最低微的印尼人、最平凡的巴基斯坦人、最穷苦的非洲人身上，他依然能够看到自己的痕迹。 盛韵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