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的社区（修订版）》是一本由项飙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5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跨越边界的社区（修订版）》读后感(一)：鲜活的历史-浙江村的发展
本书从时间维度出发，分别从服装市场及衍生市场，生活，帮派，大人物等角度，描述浙江村在北京的发展历程。其中项主要的论述点是“系”，这一关系圈对浙江村的形成、内部事物处理的影响。中国的属地管理政策给了浙江村发展的空间，尽管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 通常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但是由于政策的反复，浙江村反而在不断的实践中，学会了和政府妥协，沟通的方式。浙江村的服装市场能够获得青睐，源自于不断的实践，使得他们的认知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同时，系 内不断的沟通，也保证服装可以紧跟时代的潮流。
但是，这本书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学写作方式，类似于纯粹的事件，非常的具体。通常意义而言，我们更希望一本社会学的书籍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以及内部完整的逻辑，具体的事实只是支撑论点的论据。所以项的这本书读完之后，有很多鲜活的事实，但是并没有很强烈的感觉，为什么是这样的。当然，项自己也写了说明，最重要详细的说明是全书的后记。
《跨越边界的社区（修订版）》读后感(二)：与北京告别的“浙江村”
之前写的一段总结，贡献给我在豆瓣的第一个书评吧。（有些图还是其他书评里找的...）
虽然是外行，不过看热闹也蛮有意思。
最近闲暇时间看了这本小有名气的社会学调研作品：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这是一本宏大而细致的书,宏大在于其论述时间跨度长——从改革开放初期至2017年30余年，且内容广泛——从大红门“浙江村”地区到其与丰台区、北京市甚至全国的服装业互动关系，细致在于作者深入众多人物的生产、交际和家庭生活，甚至亲身经历了帮派的活动（难以想象一个北大文科生跟着社会青年调研他们的贩毒活动），从而近距离展示了温州人这一特殊群体的人际关系和生产生活特征。
“浙江村”原是位于北京丰台大红门地区的一个城中村，其源于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地区，特别是温州人的聚集，使原本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一跃成为北京甚至全国的服装业中心之一。在北京当地普通人的心目中，“浙江村”是脏、乱、差的代名词，但是北京的服装业却又紧紧和它联系在一起。其生活生产的模式变迁，成了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变迁的一个窗口，也是了解市场诞生和成长的好材料。（在其内不仅出现了自发的分工，还出现了原料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
“浙江村”和其他流动人口聚居区位置“浙江村”的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呢？可以参考几个数据。
1、连德胜88年包了个大栅栏附近的柜台给亲戚卖衣服，第一个月挣了8452元，当年挣了10万多，同年和朋友出去玩就花去七八万。
2、93年前后，每天有几十个俄罗斯商人到“浙江村”批发服装，万挺光抓住时机，在海慧寺旅馆开了一个服装批发点，每日流水超过100万元，纯利润约6-10万。
3、在92年左右，“浙江村”的年轻人一年的平均开支是7-10万，作者认识的许多“浙江村”年轻人觉得“北京人太土气”，他某次去理发花去10元，便觉得太贵。
简易批发点温州人怎么就搞出了个“浙江村”呢？
他们的发迹有多方面因素，其一得益于中国式的熟人社会，通过第一批来北京的开拓者的带动，亲戚朋友陆陆续续来到北京“浙江村”做服装，加上亲友间小成本买卖“好商量”的特点，社区迅速得到扩展；
其二是温州大量具有冒险精神和会“钻空子”的商人，和想象中国人安土重迁、不愿远离家乡的特点不同，温州人似乎自带探索精神，从70年代（尚在文革时期）开始就四处“流窜”，等到改革开放政策放松，便更加热闹。他们敢于无本经营、亏本经营的做法也很大胆。商人特有的“奸”的特点在早期也发挥了不小作用，种种走关系方法可谓层出不穷，不过多数的住户实际也愿意走正规渠道，只是正规渠道实在限制太多；
其三是80-90年代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放松，国有企业，特别是小型国有企业面对新政策的迟缓（恐怕是收入和工作量无关所致），使得小作坊里勤奋的温州人在服装数量、花样和成本上都占据了优势，恰逢思想大解放时期，赶上潮流的温州人占据了市场优势，并开辟了全国甚至国际的销路。
“浙江村”早期，居住和生意混在一起“浙江村”内的市场据西单工商所一位“老工商”所述，1985年以前商场不允许出租给私人，以免危害公有制经济，87年允许不超过30%，到了90年变成不超过50%，到了93年已经完全无法控制比例。
环球橡胶厂原是一家国有企业，经营不景气，将厂房出租给温州经营户，原来的医务室转而为“浙江村”村民服务。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浙江村”似乎有自发走向正规化的趋势，90年代初，村内大人物合伙建造的大型市场和生产生活大院，使其有了摆脱混乱的迹象，可惜没多久就被95年国家级的清理工程喊停，接着，北京市及地方政府便开始组织建设大红门服装商业区，所以也无法知晓民间自发的秩序到底能否走向正规。这之后，政府的行政能力越来越强，社区的能量反而萎缩了。
90年代末的大红门市场作者自述其写作的目的，在于否定精英政策引领普通百姓的论调。当然，领导人勇于下决心改革，是非常不易的，作为领袖人物，他们想必也希望中国摆脱百余年来的贫穷和落后，但是政策从来不是某个大人物做在屋子里就能设计出来的。从代销、转包柜台，到后来的批发点、全国经营网络的开发，都是温州人自己摸索出来的。各级政府一次一次的清理风暴，不仅收效甚微，甚至还造成了一些混乱。（看温州人经商的时候，总是回想起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似乎南方从宋朝开始就不同于北方，商业精神已经有了文化基础？）
这本书主要讨论的还是人际关系和社区发展规律，其中对关系丛的解说很精彩，而在开始写作时，作者还只是一个硕士生，他在序中提到90年代知识青年式关注时代问题的学术特色，如今已越来越少，学术专业化越来越突出，让人不免有一丝怀念。
关系丛：人和人的关系不是两个人之间，而是每个人自有的关系网间的重叠。每个人的行动不仅是对目标对象的行动，也是对整个大的关系网的行动。关系丛即是在没有外界法律保护时，人们保护自己权益的手段之一，在和他人交易时，不必担心对方违约，因为可利用关系丛“锁住”对方，即利用人与人间的联系一步步抓住甚至惩罚违约的人，亦或败坏对方名声。
这也是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未能形成大型企业的原因，即是由于缺少对产权和协约的法律规范，使得人们无法轻易远离亲友关系经商，而随着商业规模增大和矛盾增多，亲友内部又难以使用分层和命令式的手段进行组织。
新增的序言，回顾了近20年来“浙江村”的新发展。村内曾经的“大人物”竟然都纷纷入了党，时而为自己书记的身份而感到光荣。资本的投入与企业规模的增长相辅相成，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也使得小作坊纷纷离开，经济发展规律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行政力量又做了什么呢？
“1995年以后，正规化延续了分割——攫取的逻辑，那些有利于城市资产增值（特别是土地）的人群和产业得到扶植，小作坊、买不起商品房的被淘汰......‘浙江村’把丰台区改造成了具有商业价值的热地，然而其中大部分的人与企业需要搬离。随着资产和正式权力的重要性的上升，政府的手和市场的手交织在一起，看得见又看不见，像通过毛细血管式的管道从机体各个部位汲取养料。”
自2015年开始，北京开始推进首都疏解计划，随后，又提出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大红门地区的诸多批发市场，在北京未来宏大的规划面前，面临着第二次大的整顿。或许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要和北京说再见了。
拆除中的市场站在今天的人，看着如今整洁明亮的商场，应该不会想起80-90年代，那个混乱肮脏的城中村，胡同里一摞一摞运衣服的人力三轮，还有街道两边简易市场里折叠床架起的摊位。那些想办法钻空子的商人，他们固然扰乱了秩序，但是，正是他们打破原有的秩序，才有了今天的繁荣。
参考资料： 1.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2. http://www.sohu.com/a/230789945_781809 ：从“浙江村”到华北最大服装集散中心，大红门的似水流年…
3. 第一财经周刊：《再见，浙江村》
《跨越边界的社区（修订版）》读后感(三)：新版序一 让他们看到饱满的自己
序二很容易找到，分享下序一吧。
让他们看到饱满的自己 项飙
《跨越边界的社区》原版成书于1998年，2000 年出版。摆在读者面前的是我第二次修改的结果。第一次是在2001 年。当时为了准备英译本，在刚刚经历了被西方学术规范全面震撼的我，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我把大量细节断然抛去，认为它们没有理论意义。我觉得自己做那些细琐描述是因为缺乏规范训练，是缺乏高度概括的学术能力的体现。我这次修改用的是2001 年那满页是羞愤的删除号的手改稿。但这次的一个主要工作却是把那些粗重叉叉下的细节抢救回来。
放下了一些理论焦虑，蓄起了一点历史视角，我重新体会到细节的价值。首先我意识到，我当年不完全是因为没有理论才求诸细节。如果我们把理论理解为劝说读者的工具，细节对我来说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理论。我希望通过充分的细节来说服读者：自下而上的社会变化是可能的，由此形成的社会自主性是应该被允许甚至得到鼓励的。我当年那么投入地整理记录细节，是觉得一个新的历史在自己眼前形成，我被其鲜活生动深深吸引，强烈希望全世界都知道这些细节。细节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理论，但是各个细节都是有“道理”的，即细节展示人们怎么行动、什么行动导致什么结果的逻辑。
记下那么多细节，也是因为我把自己定位成读者和“浙江村”之间的中介。我不掌握“浙江村”的所有事实，也不是他们的代言人，我想做的，是把读者带到“浙江村”。我希望读者通过看我怎么和“浙江村人”互动，读者能够直接地接近他们。整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双重对话：我和“浙江村人”的对话，和以此为基础的我和读者的对话。我希望保持对话的开放性，让读者进入我和“浙江村人”的互动、进入我的思维过程。没有细节，就没有对话的展开。我在新版中也保留了曾经删去的非学术性的（比如政策建议、社会评论式，及个人感受的）语言。这些思考和感悟当然是粗浅和芜杂的，但是它们是开放性对话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为当时的细节记录是基于这样的冲动，近二十年后重读，不但依然可以触摸当时跳动的脉搏，反而感到了更大的冲击力。在调查中，这些细节是令我惊讶兴奋、追着捡拾的彩珠。在2001 年它们看似满地杂草。而现在，这些细节又像是从泥土深处探出的芽头，零乱但是包含着坚挺的生命，让我看到原来没有看到的东西。
比如，我在2001 年把对生活体系的描写（第六章）基本上都删去了。但是现在看来，人们怎么买菜、看病、养小孩等等，可能比他们怎么做生意更为重要。“浙江村”把物质生产（做服装）和人的生产（生活体系）用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这两个体系的重叠是它独特的生命力所在。“浙江村”首先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体。我们固然可以认为其生活体系是辅助经济活动而存在的，就像我们的吃喝拉撒在辅助我们的工作；但是如果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服装生意无非是这个社会自我延续过程的一部分，就像只有了解了人们怎么吃喝拉撒，我们才明白“工作”对他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事实上，“浙江村”在2000 年以后的变化的重点，并不在于其经济活动；而其生活体系的变化，特别是居住大院的消失和依靠外部市场来满足教育、医疗的需要，可能更为重要。又比如，《跨越边界的社区》详细记录了社区内非正式权威形成的复杂过程，包括大人物和帮派、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自发形成的权威具有暴力和掠夺性的一面，但是通过在社区内部提供公共产品（特别是作为居住和生产空间的大院），草根权威出现良性化的趋势。最有威望的大人物成为打击帮派势力的主要力量，并且和基层政府积极互动。“ 浙江村”这二十年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大人物的草根性的减弱。对新式精英来说，群众威望不再那么重要，而财富和体制给予的光环是他们追求的目标。重读历史细节让我意识到，新式精英的草根性的减弱，不能理解为劣绅对良绅的取代，更不是现代对传统的更替，而是因为“浙江村”的自主性被破坏了。由于自主性的破坏，体制有了更大的控制能力，但是并不因此有更强的社会吸纳能力。新式精英因此紧随体制，而他们发展群众基础的意愿和能力都不如老的大人物了。
我之所以重新体会到这些细节的价值，也是因为我对我和“浙江村人”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我一直没有勇气把《跨越边界的社区》送给任何“浙江村”的朋友，因为我对大部分人的描写都强调他们的多面性，没有丝毫的颂扬成分。而且主流社会和体制是我心目中的阅听人，因为我想要的是改变他们对“浙江村人”这一类流动人口的看法。我从来没有想过“浙江村人”会去读它。但令我惊讶也最令我特别欣慰的是，许多“浙江村人”买了这本书，而且一买就是几十本。到2016 年还有朋友问我哪里可以买到。“浙江村人”在书里看到了他们自己。我猜想，是细节让他们和文本建立了真实具体的关系。同时，旨在讲道理的细节使他们看到自己行动的意义。他们看到自己不仅仅是生意人、是被驱逐者，而且是和主流社会的对话者。
高建平（见第八章）是今天“浙江村”最重要的精英人物之一，他准备借北京的疏解计划在河北再造一个新“浙江村”。巨大的计划也面临巨大的压力。2016 年他希望我在公共媒体上为他的项目论证，向北京和丰台区政府提出有利项目的建议。我坦言我做不到。我说
他的项目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我的工作只是细致地记录他的所为，多少年以后，别人可以从他的成功或者失败里看出新的道理，因为社会就是这么过来的。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看着我严肃地说，“你下次来北京我们一定要好好聊聊！”这是令我感动的一刻。平时他们似乎只关心眼前项目的成败，强烈渴望得到政府的认可，但是他们也渴求看到自己是一个历史主体，看到成败背后的道理，看到自己和社会整体的关系。他们希望看到饱满的自己。
在这次修订新版里保留这些细节，也是我对当年的研究方式的纪念。我之所以能够在“浙江村”毫无计划地泡六年，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还没有被正规化。学校里既无考试的压力，也没有发表的要求。如果说《跨越边界的社区》有什么特别的优点，那就是我对调查对象的超乎寻常的熟悉亲密程度。这种熟悉，只有靠开放的、长时间的、不赶任务的“浸泡”才能获得；没有这种熟悉，就不会有真正贴切和丰富的分析。如我在书里所说，“‘浙江村’在我心中更多的是一个现实，而不是一个用以写文章的题目”。（2000：521）本书新版的序二从经济社会“正规化”的角度分析了“浙江村”的变化，而社会研究领域的“正规化” 也是这二十年一个重要的变化。基金申请指南、A 类刊物要求，框架、假设、文献回顾……黏稠的术语和雕琢的论证，堵塞了对话，窒息了思考。在这些正规化的文本里，不仅社会行动者看不到自己，连研究者也找不到作为活人的自己。近来兴起的底层书写是文学界和思想界对这一趋势的弥足珍贵的纠正，但是在这些文本里，底层者多以个体的受害人的面目出现，而不是以多面立体的、群体性的历史主体的身份站出来。多有感人的叹息，少有勃发倔强的生命。这样的文本可能符合知识分子的口味，但不是群众自己想看的。要让群众看到饱满的自己，我们需要直面他们的经验和忧虑，需要解释这些经验和忧虑从哪里来，需要亮出他们的坚韧、顽强、智慧和希望。
这次修订工作的本身，也都是关于细节：核实细节信息、纠正错别字、调整不通顺的句式、统一前后不一致的格式。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北京三联书店的苏毅编辑及其同事们一丝不苟的工作。在一切似乎都在泡沫化的今天，他们这种细节精神尤其让人感动。
除了这篇“修订新版序”外，新版中加入了序二和序三。这是为了向读者交待：二十年前的这些事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参考价值？我为此在2015 和2016 年三次重访“浙江村”，同时结合以前的重访，写成了序二，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
中国社会在这二十年间并没有历史断裂，甚至没有大的事件，但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从入学到求职到就医到婚恋——许多规则都已大不相同。有些变化在形式上是我曾期望的，但是其实际效果往往出乎预料。有些变化则和原来的预期大相径庭。《跨越边界的社区》里记载的诸多细节，显示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那么，为什么一种可能性最后抑制了其他的可能？今天是否还存在多种可能？我当初为什么会形成那种期望，今天又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期望的落空？本版不能对此展开讨论，但是我希望读者带着这些问题去读这本书。序三是我在2003 年为英文版所作，对当时的户籍改革方案作了回应。希望这也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线索，以便对本书作更好的历史性的阅读。
原版录用的照片，在多次搬家中遗失，此版正文中用的照片是我在同一时期（1992—1998 年间）拍的。在新版书的末尾我也加了“索引”。索引是邀请读者进入文本，或者在读完之后从另一个角度体会细节的一扇后门。读“目录”像是在远处看房子，你看见房子有几层、占地多大、大概是怎么搭建的。索引则通过关键词，展示了书里涵盖的具体话题，比如社会网络、地方政府行为等。这些主题往往是散布在各章节中的，同时，同一段落中又可能包含不同的主题。索引把镶嵌在民族志细节中的多个主题勾勒出来。索引也是把一座房子和其他房子联结在一起的过道。索引选的关键词，是我认为知识界及公众关注的话题，比如乡镇企业、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关系等等。书里不一定对它们展开专题分析，但是提供了独特的素材。索引可以帮助关注这些话题的读者查找相关的细节，看到本书和其他文献的联系。( 可能正是这个原因，索引里最常用的条目是人名、地名、特别事件等专有名词。对历史、人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学科来说，这些专有名词是把知识系统化的节点。) 如果说目录展示了一株树如何自成一体，索引则让我们从一棵树里看到一片林。
由于这样的理解，本书的索引突出概念化的主题。比如，我把劳务中介、工资、带班人等都归在“劳动”这一目下；把承包、联营、下岗等归入“国有企业改革”这一范畴。我同时特意选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主题，比如联络处、保安、清理（外来人口）。这些议题可能还不是社会科学界广泛使用的关键词，但是它们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和当今比较重要，也有特色的现象。这些问题也经常在别的研究中被提及。让这样的潜伏的主题呈现出来，和别的研究的潜流汇合，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发展出比较扎实的中国问题和中国视角来。
最后我要交待一下关于我的名字的细节。我多年来署名“项飚”，护照上也是这么写的。可是最近发现，我在温州老家户籍本上登记的是“项飙”，从而新的身份证必须是“飙”。否则，公安部门告诉我，我将会有不断的麻烦。所以本版署名“项飙”（但是在引用我以前的出版物时，包括本书原版时，将使用原来署名样式）。这也算是中国社会管治正规化的一个例子。作为人口管理对象的项飙现在有了一个明确、连贯的记录，但作为作者的我，不得不对我四十多年来的文字生命说一声沉重的再见。
项飙
2017 年6 月于东京
《跨越边界的社区（修订版）》读后感(四)：值得一读再读的一本好书
如果是在以前，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想我会给这本书五颗星，因为：
一方面，长期以来人类学主要做的还是“少数”研究，所谓他者的文化。虽然自江村以来，有很多人类学著作做主流研究，但大多数都成了“家乡社会学”。而这本书，是作者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做的关于北京的研究，很好地利用了自己作为温州人的资源，值得钦佩。
另一方面，这本书具有“现实意义”。这种现实意义的冲击，如果放在以前，会更大。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常觉很多研究太不接地气。很多老师、同学都在一种“想象的现实”和“抽象的理论”里自我娱乐，虽然那种研究并非没有价值，但是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如果不关心大转型时期的很多议题，对于社会学的而言是一种错过，错误，甚至是一种灾难。
但是，现在毕业了，所关心的主要是实际问题和实际对策，所以这一颗星扣下来了，为什么呢？
一是因为这本书写得太碎了。以至于框架似乎并不严谨。说实话，浙江村的研究，就是浙江村是怎么来的，它的所谓核心人物都有哪些，核心产业是什么，社会结构是怎么发展、演变的等等。跟这个密切相关的是产业，也就是服装生产、销售、代销、批发、零售、全国甚至全球的生产体系等。可能是因为当年调查的资料太多，作者在选用和删除资料的时候，似乎做得不够好。
二是因为这本书的概念太多。其实很多都是社会学、人类学学习中常见的概念，比如芝加哥学派、社区的概念和理论等，但作者似乎过于想把自己的理论涵养呈现在这本书中，导致一种框定的感觉，没有做到深入浅出，读起来不太连贯，值得玩味的地方也较少。
三是因为这本书对于政策研究者而言没有实质性的建议。这个评价可能有点牵强，但作为对北京浙江村的研究，选题的中立并不必然要求整个观点的中立，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也是能体会作者的价值偏向的，但是态度太过暧昧不明。这种暧昧不明，也是长期弥漫在某些高校社会学教学之中的一种顾影自怜般的忧郁。政府、市场、社会的分隔对于研究者而言是必要的，但身在中国，应该在面对总体支配的前提下，进一步去挖掘社会发展的可能，而不是坐在沙发上忧郁地等待被政府和市场割据。
总的来看，我觉得这本书适合先快速读一遍，然后从后往前，每一章慢读，读完后，再看修订版序言，不能理解的地方再翻看整本书。
1980年代的市场探索培育出了浙江村，而在1985-1995十年之间，浙江村发展成为大型社区。所谓的跨越边界，不是说物理上没有边界，主要还是围绕温州人的“系”这种伸缩性来谈的。这种关系结构跟阎云翔在东北做的礼物的研究所讲的差序格局的系不一样，因为它并不是在一种自然的社会浸泡之中形成的，而是因为经商，经商，是市场的要素。服装的生产和销售，这背后既涉及到人们的生活体系，也涉及到生产体系。这本书对我而言的启发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1995年的清理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政府经常会有各种运动式的排查清理整治。有时候，政策制定者确实是在想象着治理对象，双方所认为的“好”并不一定是一致的。而且，浙江村是整个镶嵌在丰台乃至北京、浙江的社会结构里面的，要想消除，几乎不可能。正如作者所说，温州人所租的房子，既有市里的、也有中央的，不管政策怎么下来，他们总能找到各种空间，驻足然后发展。
二是关于条块关系的问题。对于街道乡镇政府而言，他们确实是获益者，对于违章建设，他们心里是有一本账的，大家都很清楚，所谓的安全隐患、社会治安、生态环境，这其中的权衡，他们比在条上的各部门更清楚，条没有获益太多，但他们要承担行业主管责任，因此更倾向于拆掉。
三是关于近20年的变化。正如作者在修订版序言里面所讲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正规化”了，当年浙江村那种弹性的社会自主能力弱化了，浙江村有名无实了，它进入了国家这个汲取的系统里面，被总体支配了。当年的人们，各类老板们，也更体系化了。一个从温州来的农民，没有本钱，很难再进入这个地方了，因为各种注册、合同、资金门槛，他并不一定能具备。这与当年那种靠亲戚朋友之间互相接济，通过各种转手、包柜台就能挣得差价的做法已经不同了。但不太赞同作者的是，他认为这些地方正是因为有了群租房、有了城乡结合部的批发经济，地价和人气才上升，政府拆除违建，是在汲取因为这些人而带来的市场价值，这个显然是太牵强了。作者忽视了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三环到四环之间如果没有群租房，可能人气、名气会差一些，但事实上，在城市化的大潮流和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趋势下，土地价值自然是很高的，尤其是在北京。可能作者下这种判断，还是受某些社会与政府相对立的观念的影响，而事实上，并不是对立的。
《跨越边界的社区（修订版）》读后感(五)：逃避统治的艺术——简评
最近几天连续读了吴毅的《小镇喧嚣》和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接触到这两本书也是极其偶然的，因为在豆瓣看另外一本书的书评偶然翻到了这两本书，评价颇高，凑巧的是三联书店刚刚推出了这两本书的再版，于是便从当当购买了纸质版。结合去年读过的《金翼》和《银翅》，三联的这一套书已经读过四本了。
作为一名政治学专业的学生，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著作本不是修习的重点，但是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基层社会和政治运作了解却也是切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切口。在一定程度上，新读的这两本书充实了我对这方面的了解。再加之，又在北京长期学习，大红门、丽泽桥、动物园还有五道口的服装市场去过了多次，然而却并不了解缔造这个服装商业帝国的“浙江村”的历史由来，倒也是颇为遗憾的事情。以此，项飙老师的这本书也是十分有益的吧。第一次读项飙老师的著作是一篇论文《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印象深刻。于是这次读到这本《跨越边界的社区》便不再陌生。
总体而言，这两本书所研究的内容都是在现代化过程的宏大背景之下得以反映；所不同的是，《小镇喧嚣》是武汉市市区扩展对原生态的农村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背景之下考察基层行政组织的行为；《跨越边界的社区》则是考察市场化经济潮流之下，大规模的外来人口初入城市生活，并在其中得以扩张、定居，以致引起社区内部的组织变化，并对原有的城市生态产生影响的过程。前者考察的是在一个短时间段内以特定的政治行为为参照而产生的截面状态，后者则是一个相对较长的社区生活原生并得以扩张、互动等活动的切面状态。但其中读者所共能观察到的现象是政府与居民、村民的行动互动。
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背景下，我们倾向于认为国家的基础权力得以迅速扩张，国家政权也在不断建设以致于能够渗透进每一个人的生活，影响每一个人的决定。这便是身体政治化的过程。然而，这两本书却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反面：即斯科特意义上的“逃避统治的艺术”。所不同的是，一些人为了避免国家强大的行政机器以及相互之间的竞争对自己生活产生影响，他们通常会逃亡深山老林以保证自身安全，现代国家的人在宏大的政治背景下只能做到尽可能减少国家的行政机器对自己生活带来的影响。其中，我们能看到一些具体的案例，如吴毅老师笔下的“黑土地”，项飙老师笔下的“温州模式”。这些具体而丰富的案例使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现代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已经大到其所意愿的地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野也显而易见。这当然是对我们的警醒。
项飙老师这本书还使我隐约的学习到了一个社区等级体系的形成，一户户的裁缝谋生、平等的家族关系，系的形成与大人物的萌芽、丛的产生与大人物的辐射，最后还有大人物权力基础的变化：群众基础到政治光环。想来，通过这个等级体系的成长过程也能窥见我们今天社会等级形成的一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