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陌生人》是一本由张鹂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5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城市里的陌生人》读后感(一)：基层治理的困境与出路——读《城市里的陌生人》有感
这是一本基于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志）研究的学术作品，研究对象的是上世纪90年代北京“浙江村”。人类学的著作其实阅读门槛比较低，内行看门道、外行也可以看看热闹。抛开严谨的学术理论和模型，田野观察的描述本身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因为学者的视角通常跟常人不一样，他们带着好奇又敏锐的眼神，把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剥离出来并加以“陌生化”，这种阅读体验本身就很有意思。
作者的理论框架大体是这样的：
改革开放后，国家-社会二元体制松动，流动人口出现——流动人口在城市聚集，形成亚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的私有化——权力私有化——社会关系重构。其中，空间私有化和权力私有化关键步骤。
空间私有化主要指的是外来人口形成一二三级“房东”：一级房东占据大块土地；二级房东占据一块土地并建设工厂或商业市场；三级房东占据摊位，出租或者自营。
与20多年前相比，今天的政府已经逐步恢复了对基层的管控力度，但是这种政社关系依然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往往是政府控制力量越强、社会的自我治理能力越弱。设想有一天，当政府力量再一次松动的时候，也许中国又恢复到一盘散沙的无政府局面，还是挺可悲的。
《城市里的陌生人》读后感(二)：流动人口 城市土著与规训
京津冀一体化正在被热议。但中国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一切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都是依靠于权力而进行分配的。从这个意义上出发，那些声称将被拆分和搬迁到外省的各大部委、国企央企总部以及大型企事业单位，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被撼动。它们的背后牵扯了太多深厚的政经关系。目前看来，能被分流出北京的，只是“动批”这样的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的产业组织。这些即将被清理出城市的人群就是这本书中所研究的对象“城市里的陌生人”。
这又一次回到了一个老问题：流动人口、城市新移民、都市的傲慢以及移民与一座城市的互相规训。自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就不可避免也不可逆转。虽然起始于1958年的户口制度让中国公民被人为地分为两个等级，但对于优质生活的向往让人们冲破了这种行政手段上的限制。农村人口纷纷涌向城市，甚或都市。北京，似乎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终极目标。
无论是将被迁移出北京的“动批”还是“大红门”，大多数在其中从事生意的人们大都来自南方。他们依仗于地缘和血缘的联系，自发地在外地又一次组成群体，开始从事农业以外的新兴生产方式。从改革开放至今，随着这个群体收入的递增，以及人们对于外来移民看法的转变，他们在城市原住民心中的形象已经有所改变，但是他们聚集在一起时产生的“共同体效应”却似乎从未改变。低素质、缺乏秩序感、对城市生活无法融入、肮脏、充满破坏欲，潜在的犯罪者……这些就是城市土著对于外来者的固有偏见。这样的偏见通过某些真实的事件搅拌了宣传部门的有意推动，混杂着对于陌生群体的妖魔化想象，成为了一种类似于“都市传说”的语境。对于那些比低端体力劳动者教育程度高，从事的工作更为稳定的外来者，都市土著也有着同样的想象，只不过相比于上述劣质化的想象而言，稍微温和一些。但某种程度上说，土著对于外来者有着先天的敌意。这是己群对于他群的本能排斥，有时这类本能反应会超越理性。
“动批”“大红门”中的从业者所组成的“浙江村”被清缴过数次，每一次打散后，都迅速重聚。此次北京正在进行的对于“动批”的搬迁并非第一次。1990年代，在北京从事小商品贸易的浙江人就被强制清理至河北。但他们并不看好那块可能成为空城的地域，决绝地返回了北京。这一次，应该仍会如此。通过行政强制手段扭合而成的市场注定是一个伪市场，决不可能运转顺畅。
对于低端人群的驱逐，出于两个目的，经济与安全。《城市里的陌生人》作者张鹂认为，“后毛时代政权希望在是首都推动那种依托于高科技、大公司和国外资本的发展模式，换言之，我认为有一种由政府推动的旨在吸引外资和国内旅游业的‘晚期社会主义都市美学’”，这种判断极其精准。出于经济考虑，同样面积的土地，如果建立金融街要远比建立小商品市场能够创造多得多的利润，与此同时，也符合对于首都这一橱窗城市形象的定义。而金融街所吸引到的劳动力人群，在官方看来，远远比从事小商品贸易的人们要“安全”许多。
但是，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面对“流动人口”了。在世界范围内，当然也包括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一定是移民城市。那些只能输出劳动力的小城最终会被漏斗效应所笼罩，成为无能者的收容地。而那些看似被外来移民攻陷的都市才愈发昂扬。它们从未出现过原住民所担心的事情，城市没有崩溃，即使所有人都在强调着城市病，但那只是任何一个人口密度大的地域都会面临的事情，更何况，那些病症通常与市政建设和政策相关，而并非移民所造成。与那些显性的病症相比，那些更加隐秘的收益总被忽略或故意隐瞒。与城市土著担心的相反，那些外来的劳动力——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对城市文明有认同感的都市新移民，反过来对城市进行了一次次看不见的规训。这就是为什么大都市最具备规则意识，无论最浅显层面的对交通规则、自动扶梯的左行右立规矩的遵守，还是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行为规则的建立，远远好于小城。从某种程度上说，大批外来移民的进入构建了陌生人社会，而陌生人社会对于公共空间的需要和尊重，以及维护这样社会形态的运行所必需和依仗的就是一套“规则”，这是外来者对于本地土著的规训。
中国目前所要面对的绝非再一次次地以行政强制手段限制外来人口或者迁出某类人群，更重要的是真正理解城市新移民的含义。修改那些造成人为隔阂的法律制度，让真正有能力、受过良好教育、对城市有融入感的外来者能够进入城市，同时，让那些教育程度低的体力劳动者看到平等融入城市的可能，当他们从法理意义和政策制度层面不再遭受歧视，才真的可能把城市看做家园，而非“经过”的地方。他们才会维护而非破坏。
《城市里的陌生人》读后感(三)：复杂博弈下的空间争夺
出乎我意料的有趣，本身涉及流动人口可谈可写的方面就太多，此书如书名所说，聚焦流动人口的生存空间和权利，以及二者相互关系。
尽管如今北京的燕郊已经十分繁华，房地产十年长盛不衰。“流动人口”也不再是小商贩，农民工的同义词——近年一线城市滞纳了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温州人”的形象变成了揣着荷包满世界买房子的壕。国家的城市化政策，城市空间建构，民间社会，性别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内涵与外延早已迥异于二十多年前。但是今天流动人口的问题依然复杂，城市中还是有各路的“陌生人”，根植于权利结构和文化传统的肇因没有改变，许多当下的问题是新瓶装旧酒。故而作者的某些观点，回看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本书的内容成于上世纪90年代中旬，正是国有企业改制，大批城市居民下岗，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时候。传统意识形态让“当地人”与“外地人”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对撞。外来者往往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依托，建立起具有领导层和强烈认同的独立社区。由中间人进行管理，庇护，同时出面与当地行政机构和居民企业斡旋，赋予这些中间人领导者角色的是传统父权观念，官僚制度，以及人格魅力，当然还有经济实力——他们的角色类似传统宗族社会里乡绅的角色。温州人从事的“小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传统社会联系和国家集中权力之上的。和西方引入的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有巨大的差别，因此作者对这样的群体演化成公民参与的社区态度悲观。我目前所在的乡镇企业也存在着类似的“中间人”，不过形式更加隐蔽一点。
在书中，温州团体争夺空间、身份、私有经济以及城市生活模式控制权的新场所，遭遇了当地政府一次大围剿和溃败——官僚制度依然凛然不可侵犯。但数月后外地人就重新回到了社区，并且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额……）更加壮大，结果实际是双方达成了妥协。显然在90年代，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撬动利益格局，空间的商品话和行政权力开始商品化，官僚制度也随之变化。流动人口在日常生活中重新与国家产生联系。
在就空间的争夺中，书中描述了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权利如何同时存在相互影响。表面上，对垒的是“温州人”和政府。而“温州人”背后有浙江地方政府的背书（在当时东南沿海比天子脚下的帝都开放步子更大一点）；不同行政级别也有不同态度，上级领导担心流动人口带来治安、管理上的困难，更有甚者形成政治势力。而基层的政府能从外来务工者那里得到各种实惠，也不愿将自己摆在冲突风口浪尖。在“温州人”内部，也不尽是温情脉脉的相互扶持，控制，剥削，暴力各处滋生。“温州人”雇佣的河南四川等次不发达地区的打工者，作为“外地人里的外地人”，受到了更加大的歧视和盘剥，流动人口内部的庇护关系网络是零散的，一方面动摇了政府对个人控制权的垄断，另一方面这种网络被官员利用，以延伸他们对流动社区人口的控制。
全书结构清晰行文流畅，不足的是关于“社会空间”的理论提的很多，但是分析的似乎不大透彻（对于我一个外行而言）。“浙江村”实在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样本，足可以引发方方面面的观察思考。还想听听别的声音的，另有一本作者为项飙的同题材著作，可以对比参看。
《城市里的陌生人》读后感(四)：随便写几句
因2017年政府清理所谓的“low-end” people 而读的一本书，刚开始云里雾里，对于一些术语有些费解，当看到拆除浙江村的时候，熟悉的感觉回来了。这本书给我比较大启发的是犯罪那一章，还有就是贯穿全文的“庇护关系”。不管是22年前的出于因担心民间领导势力扩大从而影响政治稳定，还是当前的解决所谓的“大城市病”而进行的“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进而导致的疏解low-end people”，不变的是公权力的滥用，以及在我们这个政府对公民权利的肆意践踏。在看这本书前读了资中筠大师的《美国十讲》，里面讲到了像我们这种打出来的国家，政权的目的即是政权，民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民生可以适度改善，民权则不能。我觉得从这一理论出发，也可以解释拆除浙江村后，政府继而建立的商品交易市场，看似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和百姓的生活（当然实则也肯定有这种因素），但是这种缓和的实质目的是政权，是为了更好的控制与监督百姓，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民生。
《城市里的陌生人》读后感(五)：看热闹不嫌事大，听故事不觉腰酸
前阵子微商拿自己当“徽商”后人的段子着实让人尴尬了一番。中国人是看重历史又轻慢历史的，改革时期，实利主义已经慢慢成为默认趋势，多少借花献佛和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是其在背后驱动。如果你觉得微商“没文化真可怕”，那蜚声国际的浙商，其实也同样并不多么更有文化。
quot;温州人倾向于将他们的空间流动和商业行为追溯到古代一段快速商业化时期。在唐宋时代早期，温州就已经是一个繁华的区域，贸易和小商品生产都很兴旺。因为境内河道密布且临近海洋，所以尽管陆路交通条件很差，但是水运却高度发达。
温州还是中国最早也最为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在唐代这里成为对日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到了宋代，温州更是被朝廷正式设计成为对外贸易的开放口岸，其商业活动迅速扩展至韩国、柬埔寨等邻国，并遍及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南宋朝廷更是最终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名为“市舶务”的机构管理海外贸易。
成功的贸易又进一步推动家庭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这包括茶叶、柑橘、丝织品、瓷器、木材、药品、佛经以及其他艺术品等。这些产品行销国内并远及东亚各地。因其商业活动繁荣，一位北宋诗人将港口城市温州比作“小杭州”。这种充满活力的贸易活动以及小资本主义生产孕育了温州独特的重商主义文化环境，而这无疑有悖于建立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上的主流农耕文化。"
这段颇为能够给温州商人贴金的叙述被作者认为是“关于温州，有趣的一点是今天当地人（包括官员、学者）怎样利用这一部分历史来服务于当下的经济实践。在意识到温州的商业文化传统后，他们将眼下这些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行为看作是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而非与社会主义的分道扬镳。”
于是，永嘉学派、加尔文主义，及至近乎时尚化的当下热词“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都成为了可为这一群体背书的文化利器。
东方犹太人，利已得，名也要。
quot;温州人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当最初的外地人到大红门、南苑一带寻求租房的时候，他们曾无数次遭遇当地郊区居民的歧视和拒绝。作为口音与本地北京人相差甚远的“外地人”，温州人被当地农民看作是入侵的陌生人。本地家庭认为外来人口危险、靠不住、没文化，因而拒绝租房给他们。
一个外地人回忆起自己最初与北京人接触的经历：“我们刚来的时候，北京人当我们是狗一样。好多次我敲门问有没有空房可以出租，他们都从门缝里望外瞧，好像我是小偷、要饭的。然后就冲我嚷嚷：‘哎，你这个外地人，滚一边儿去！’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被侮辱了，但是心里怕得慌。毕竟这是人家的地盘，咱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一些人最终租到房子，但却随时有可能因为无法预料的原因而被房东赶出去或是被警察强制遣返回乡下。将他们定义为“非法流动人口”的法律始终像阴云一样笼罩着这些外地人。"
在讪笑温州商人的同时我们也看见了他们创业时的艰难。书中讲到了很多底层商贩与当时的北京基层政府有关部门博弈的故事，斡旋固然精彩，甚至有些伎俩教人佩服，但每个千方百计求生存的故事背后，都有失意者们的泪与血汗。
摸着石头过河，割伤双脚的，首先就是这批胆大的“闯入者”。
《城市里的陌生人》读后感(六)：流动人口中的权力博弈
撰写推荐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中《城市里的陌生人》一书的书评，是在今年五一假期前夕。众所周知，五一是劳动人民的节日，而《城市里的陌生人》里所讲述的，正是支撑起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经济成果的劳动阶层，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场所都远离故乡，在千里之外的北京。
关于漂泊异乡的外地劳工的生存状况，近几年来出版的相关书籍非常多，比如去年非常热门的纪实性作品——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在张的丈夫何伟的“中国三部曲”中，对这一主题也多有涉及。然而既往的这些书籍，涉及的主要是打工者个体的生存故事记录，类似本书这样集中探讨一个外地人社区的书籍，之前并不多见。这也算是本书在学术领域填补的一个小小的空白。
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古来有之，但无论在古代，还是改革开放之前的近现代，有能力流动和迁徙的都只是商人、士子、官员等少数阶层，普通平民的流动和迁徙往往都是被动性的，比如政府组织的大规模遗民，和天灾人祸下的逃难求生。不仅如此，政府往往会把人口的流动严加控制，无论是古代的编户入民，民国时的保甲制，还是建国后前三十年严格的户籍制度，都是要把占据民众主体的人口严格限制在自己的出生区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限制，源于流动人口，也就是古代史书上所说“流民”，是一项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开启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匈奴人刘渊就是流民，而元朝和明朝也都是亡于流民发动的农民起义。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渊源，进入改革开放后，虽然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各大城市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但对于这些城市的管理者来说，这些庞大的外地人群体就如同洪水猛兽一般。中国的城市管理模式是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大城市当地政府，并不具备对这些外地人有效管辖的权限。在这样的路径驱使下，限制外地流动人口的进入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当这些外地人结成社区，结成有效的自我管理的群体时，这在当地管理者看来更是对自己权力的极大威胁。本书中浙江村的最终被拆除，表面上的原因，是外地人社区环境脏乱差，不安全因素高，实际上则是北京的高层管理者对自身权力的一种捍卫和彰显。
而对于浙江村所属的地方基层管理者来说，随着经济建设成为政府的执政中心，经济利益已经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成为基层管理者的施政中心纲领。谁能够带来GDP和就业机会，谁能够为施政者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和寻租空间，谁就可以是基层管理者的合作者。浙江村社区的领导者之所以能跟社区所在地方的基层管理者形成一种相对稳固的政商共同体，原因正在于此。这也就是上级政府下达拆迁通知的时候，基层管理者站在浙江村领导者这一边的原因。然而，在实质性民主架构缺失的中国，基层管理者政绩的最终评估，都来自于其上级管理者，而非他们下辖区域的民众。在这样的状况下，浙江村的被拆除是必然的结果。
当浙江村的领导者们最终明白城市管理者的行为逻辑之后，一个又一个新的“浙江村”又重新建立。对于高层管理者来说，如果这些外地人社区的存在并不消减他们的权力，反而使得他们对外地人的管理更加有效，同时城市的经济收益能够获得更大提升的话，那么他们自然也愿意加入这一政商共同体的联盟之中。浙江村的领导者能够继续获得社区的管理权，而城市的高层管理者则用政协委员、工商联成员等类似身份的赐予让他们成为整个权力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形成另一个权力中心。于是，浙江村的领导者和城市高层管理者都获得了政治上的安全感，这种扩大化的政商共同体就在一边创造更多的GDP和就业机会，一边分配更多的隐性租金收入的共谋行为中携手向前。
在分析浙江村权力架构的论述过程中，本书作者深受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影响。在《规训与惩罚》和《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透过监狱、精神病院这些当代社会里常见的机构，来分析权力的控制与操纵体系如何发挥作用。而在本书中，作者也通过浙江村社区的案例分析来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并没有下降，只是这种控制方式从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转化为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控制而已。由于权力掌控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纽带联系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度反而较改革前更为加强。
本书告诉我们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代替传统社会里的乡绅阶层，成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以及他们与政府之间的桥梁。浙江村的社区领导者们正是属于这样的群体。传统社会里的乡绅阶层由于都参加过科举考试，熟读儒家经典，使得他们在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时候，也成为传统道德伦理的布道人和号召者。与之相比，民营企业家并不具备道德伦理上的天然感召力，他们之所以成为基层领袖，完全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所致。而以金钱为工具理性的他们，完全有可能为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做出各种违背道德伦理的行为。在他们的感召和影响下，这种工具理性可能会传播给每一个基层平民。这或许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今社会为什么会出现道德滑坡。
本书介绍的其他内容同样值得关注中国发展现状的人们深思，比如女性在先富阶层家庭中地位的下降、外地人社区中广泛存在的婚外性行为现象，以及来自各省域的外地人在同一社区中形成的职业自然分工等。今天距离本书的写作时间又过去了十多年，“温州人”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中早已不能再用“城市里的陌生人”加以形容，而本段提到的上述空间建构、民间社会建设、犯罪问题、性别政治等议题所具备的内涵和外延，也已经与本书成书时大不相同。但是，我们的城市里仍旧不乏各色“陌生人”，曾经的悲剧是否改头换面，以闹剧的形式重新登场？这仍然需要我们反思。
2014.4.17初稿，2014.4.21改定
(本文为本人在金陵读书2014年4月30日晚“《城市里的陌生人》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流动人口聚焦”沙龙上的主讲讲稿。）
《城市里的陌生人》读后感(七)：译后记
2011年夏，我从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赴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当时陈志明教授开设一门人类学中国研究的讨论课。开课伊始，陈教授特地从课程大纲中指出几本著作，叮嘱我们几个博士班的学生，“可以向人家学学如何写博士论文”，其中就有这本《城市里的陌生人》。
在决定动手翻译本书之前，我在不同的课上曾经先后阅读过一些章节，后来又在暑假期间通读了全书。虽然我本人的研究题目并非都市人类学或移民研究，但这本民族志的流畅、清晰还是让我记忆深刻。当时我向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吴科萍教授表达了希望翻译本书的愿望，她鼓励我与原作者张鹂教授直接通信，以获取授权。2012年初夏，在动身去台湾访学之前我收到了张教授的许可邮件，并经由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与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主编刘东教授取得联系。在刘教授的帮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很快就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拿到中文版权并与我签订了正式的翻译合同。我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初稿，并前后修订五次，眼下读者所看到的这个版本，是由原作者张鹂教授亲自审校的。
这本书的特色及其为人类学中国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已无需我再多言。在经历了上世纪末后现代文本解构的冲击之后，今天的人类学研究似乎更加需要恢复对民族志写作的信心与基本共识。如作者本人在附录中所言：人类学家当然不是绝对“客观”知识的生产者，囿于其自身学科训练、生活经历、文化旨趣的差异，一千个民族志作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岛屿、村庄、厂矿、街区。但明确这一前提，并不是为了彻底废弃民族志研究方法，而是促使写作者本人对自身写作的限度以及“作者”这一身份保持清醒的认识。好的民族志，并不因其所描述的现象的“过时”而失去意义。对历史断面的饱满叙述，本身就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实现跨文化的相互理解。
本书译稿交付出版社之前，张鹂教授亲自扫描了原书所使用的彩色照片并发送给我，也正是在浏览这些照片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在“物是人非”之际，民族志写作的无心插柳往往是作者、读者都无法加以限制的。今天，“温州人”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中早已不再是城市里的陌生人，而空间建构、民间社会建设、犯罪问题、性别政治等议题所具备的内涵和外延也已经与十多年前大不相同。在那个网络滥觞之前的时代，瑞兰的“炫富”言论不会引来口水浓痰，而“北京人-外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不会成为虚拟世界里热炒的话题。但是，我们的生活里仍旧不乏各色“陌生人”，曾经的悲剧是否改头换面，以闹剧的形式重新登场？这仍需要我们反思。
感谢作者张鹂教授，没有她对一封陌生人来信的支持与理解，也就不可能有这本书。在过往的一年中，无论是请教具体的语言问题，还是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她总是在第一时间给予解答、指导。感谢吴科萍教授，没有她的鼓励，我也不敢将一个略显唐突的设想付诸实践。感谢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和清华大学刘东教授，他们对后学的扶持、帮助令我感动。这本译著能收入“海外中国研究”这套影响了几代中国大陆学人的丛书，也是两位前辈努力促成。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同学史乐闻（Edwin Schmitt），在全书翻译过程中，我曾数次就一些语言方面的问题求助于他。最后，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王保顶编辑，没有他认真细致的工作，本书的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
译事艰难，这是此刻我最为深切的感受。原以为民族志作品较理论著作简单许多，但实际上翻译起来却颇为吃力。读过原著的读者想必都对张鹂教授清晰准确的表达有深刻印象，而我在翻译的过程中虽然力争达到相同的效果，但受学力所限，毕竟有所折扣。如有翻译上的疏漏，责任由我承担。
袁长庚
2013年中秋
《城市里的陌生人》读后感(八)：现代性视野下的流动与反流动
上个世纪末，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取得支配性地位，但这个过程却是复杂的，并遍布着大量的细节与悲欢。作为一种历史的叙述，这些撼动人心的部分非常有可能被线性的宏大叙事所掩盖；不过，在人类学者的视域中，过程和细节就具有独一无二的张力，饱满而丰富，显现出巨大的阐释空间。美国学者张鹂对“浙江村”的调查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张鹂教授的这部著作有一个副标题《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在这里有三个关键词：空间、权力和社会网络，我们对这部著作的理解因此也就可以围绕着这三个词展开；同时，这三个词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流动人口，换句话说，“流动人口”这个对象就好比一个圆心，将空间、权力和社会网络都纳入在相对明确的讨论范围内。
需要立刻指出的是，张鹂所讨论的流动人口可能与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太一样。因为无论是我们的应激式反应也好，还是大众媒体呈现的常规形象也好，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春运帝国》或者《归途列车》，又或者是张彤禾笔下的《打工女孩》，当然，这样的形象在张鹂的笔下也有呈现，但很显然这不是她所要探讨的核心对象。在这部针对北京“浙江村”的民族志作品中，张鹂的核心对象是“温州人”——尽管她自己的陈述是要聚焦于垂直分布的三个群体（地方官员、流动人口领导层和普通流动人口家庭）。这里我想补充的是，她所说的普通流动人口家庭是定性意义上的，而不是比较意义上的，在比较意义特别是经济条件的比较上，这些流动人口家庭也不普通。
所以，在本书的第一章，张鹂就导入了她所讨论的“流动人口”。严格来说，这一章可以说得上是“卑之无甚高论”，因为我们应该都会同意两点：第一，“流动人口”是一个社会和话语的建构过程与产物；第二，“流动人口”作为主体和作为对象势必引发关系的紧张、冲突和进退解决。但是，张鹂在讨论过程中的过人之处在于，她细致地解析了建构“流动人口”的方法：一体化与单一化；非历史化与非人化；异常化。由此引出日常实践中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而毫无疑问地，无论是“建构过程”，还是日常管理，都会引发流动人口本身从身份到权益的抵抗。可以说，全书都在围绕着这个双向的互动过程而展开，而且在我看来，也恰恰因为这种双向互动过程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外力介入（如浙江村所在地的农民、远在家乡浙江各级政府等），这些外部势力的介入既让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独异性（比如很少见的是，浙江省政府居然派出一个代表团去为“浙江村”争取存活的权利），也让“浙江村”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特征”；二是这个过程尽管是双向互动的，可是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非均衡的对抗过程。——或者应该说，正是因为“浙江村”一直处于一种“非均衡”的对抗关系中，因而一方面这种对抗就具有了自发式改革的悲壮色彩，另一方面又恰恰证实了张鹂想突出的对“市场胜利、国家撤退”论断的驳斥。
当然，从张鹂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市场的力量确确实实是存在和巨大的。第二章“商业文化、社会网络与迁移过程”其实所讲的就是市场力量的逐步推进过程。关于这个过程，浙江村无疑是作为一个典型个案来剖析的，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所谓“温州模式”之类的经济学话语。而作为一位人类学者，张鹂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以细节呈现了以往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生长过程”——这就是温州商业文化的传承性（张特别指出，这更多是基于温州商人的自认和自我资源调用）、社会网络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这里，可以略作延伸的是，无论是像“温州商人”这样不普通的流动人口，还是像号称务工大省的四川、湖南、安徽，这样的社会网络都是有着巨大动能的；比如仅就偷渡客，在美国就有赫赫有名的“福清帮”、“长乐帮”。
如果说第二章是展示市场推进的过程，那么第三章和第四章就更多的是解析与这个过程相伴的结果。第三章名为“空间的私有化”，所指的就是浙江村中“大院”的形成。首先，“大院”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和因势而成的过程——这既是市场力量的作用，又是温州精明经商的体现；其次，张鹂这里用的“空间”一词显然是既有物理意义上，又有福柯意义上的。因而，书中有两段话值得注意，一段出现在86页，她指出“伴随着这种新的空间形式而来的，是三个垂直分布的社会群体（政府官员、大院老板和普通住户）之间形成的庇护网络”——这段话不仅呼应了张鹂在引论里所宣示的研究用心，而且也在福柯意义上把空间与权力等概念建立了关联。另一段话出现在93页，“大院的地点和建筑风格可被视为城市里温州人边缘的、阈限的、不稳定的‘陌生人’社会身份的物质化、外在化的集中体现”。¬——针对张鹂这里提到的“空间”，我想提供一点阐发性的随感：张鹂的这个论断以及下面提到的“空间形成作为一个社会过程”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空间与政治”是否存在某些共通性或者勾连？她引用了后现代地理学研究者索亚的那句话“空间及其政治性的组织形态不单表现社会关系，还会反作用于社会关系”（原书第94页），相对来说，在张鹂的论述中更多地是看到了前者，对于“反作用”这一点，书中呈现似乎还比较少。
第四章“权力的私有化”揭示的是在这个社会空间中，领导权是如何取得的（或者说权威是如何形成的）。而我的理解，“私有化”还特别说明这种“权力”是非制度化和非官方化的¬——当然，这种非官方化不是说与官方没有关系，事实上，张鹂列出的三类人都与以政府官员为代表的国家权力有着复杂的纠葛。“私有化”强调的是权力的来源与基础。笔者在这里不想复述张鹂教授的研究，而是想陈说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或因素，那就是传统意义上在乡间社会扮演重要治理角色的宗族，是否有可能在“浙江村”这样的异态社区重新出现？比照之下，在遍布全国的“流动人口”（这个“流动人口”当然是普遍意义的）中，像徽州这样传统宗族势力非常强大的地方，宗族影响尽管表面上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被洗刷殆尽，可是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根深蒂固的影响变成一种“惯习”，改头换面地呈现在打工族的社会生活中？
第五章和第六章，笔者建议在阅读中把它看成是一个小单元。这个单元讨论的是空间定型和权力分配大致完成之后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是对性别、家户（这个词用得非常到位，让我们看到了丰富的阐释空间——尤其是老板与雇工之间的压制、抵抗与妥协）的，从中就提到了我们惯常想象中的流动人口——因为张鹂的研究重心并不在此，对雇工的关注较少也就不足为奇。只不过，作为一个受到多头压制的弱势群体，她们的生存状态可能会更加的触目惊心。对性别、家户可以被归类为内部的影响。那么，有关“犯罪和秩序”则可以视作是外部的影响，如前所提，对“流动人口”有一个“污名化”和话语建构的过程，犯罪就是其中一个集中和突出的爆发点，城市人会以此评判这些外来人口，并在逐步“自然化”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同样包括政府、媒体多方的非历史化作用）成为国家权力的认知；而作为被污名的对象，浙江村当然会有自己的申诉与解释，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种“自辩”乃至“受害者”形象事实上被接受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于是，就有了“拆除、出走与回归”！这是第七章和第八章的内容。大致可以这么来看，拆除是国家权力对“流动人口”的压制，而“出走与回归”则是市场力量的推动结果（这一点更为复杂）。尤其是出走的失败，更加证明了市场的作用；但是回归则不能简单被看成是市场的胜利。——因为正如张鹂用的一个疑问式小标题“更紧密合作还是更深层控制？”，浙江村的回归当然有市场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能忽视，他们的回归既得益于国家权力在市场领域的部分失败，又把这种回归变成了与国家、政府之间更为复杂的深层次关联——我只能用一个“关联”，因为我和张鹂一样，无法就此书中得出是“合作”还是“控制”的判断。但我又由此而服膺了张鹂的一个观点：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不能简单地说“市场胜利，国家撤退”，而应当将之纳入到复杂的日常实践和持续的社会变迁中去考察，以此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个人坚持把中国当代社会视作是处于现代性进程之中。而且，由于中国社会无论是从地理、阶层、制度乃至思维观念，都存在着巨大的复杂性，因而又出现了前现代、后现代杂糅于一体的格局。这也是我将之称为“混合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现代性的表征之一是流动性，包括人口的流动性。我们从张鹂的研究中看到的其实正是这种流动性，以及与之相对的反流动性。那毫无疑问，今天的反流动性力量依然非常强大，想想当年的“孙志刚”，不久前“占海特事件”，所以我的结论是在中国，现代性，远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