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潮到东风》是一本由林毅夫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2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西潮到东风》读后感(一)：为世界经济把脉：从挑战中发现机遇，在低迷时培育增长
为世界经济把脉：从挑战中发现机遇，在低迷时培育增长
——《从西潮到东风》书评
林老师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四年时间里，积极关注全球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世界经济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的、批评性和创新性的思考，并于2012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后，写下了《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一书，对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创造性地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和大规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建议，分析了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有效措施，最后对构建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看完本书，感觉是在与世界一流经济学家就世界经济热点问题亲切请教和对话，受益颇丰。
一、 于困惑混沌中指明方向、坚定信心、给予力量
整本书的写作背景是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欧债危机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货币体系日渐脆弱，这种问题丛生、困难重重、争议不断的世界经济背景，加上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各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无疑给众多关心世界经济稳定、快速、协调发展，关心世界人民福祉的相对均衡，追求世界发展成果共享和全球共同繁荣的心系天下苍生、胸怀世界人民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在内的广大人民，营造了一种暗淡中饱含压抑、迷茫中颇显无助、愿景中充斥失望的氛围，使大部分人追求发展的希望有余而信心不足，谋求振兴的动机强烈而措施有限。于是，很多人不禁在思考和追索：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什么？走向繁荣复兴的路途在何方？
然而，林老师以全球化的视野和全新的分析框架，为世界经济发展把脉，结合自己丰富的工作经历、深厚的学术积淀，写下了《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协调指明了方向，启示人们从世界经济危机的挑战中发现促进发展的机遇，在全球经济尚处于低迷的时候实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为经济的恢复和长期增长奠定基础、培育力量，这些精彩的分析论断对于世人起到了“醍醐灌顶”之效，给力世人向前奋进的方向、信心与力量。该书深刻分析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原因，描绘了繁荣发展的共赢之路，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快速追赶给出了诚恳且有效的建议，并对构建全新的、稳定的国际国币体系提出创新观点。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林老师心系天下、“济世救人”的悲悯情怀和人文关怀，凸显着实事求是、尊重规律、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的精神，更流淌着重视要素禀赋、利用比较优势、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发展国家的赶超战略的智慧••••••
下面的两部分将重点阐述本书中分析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
二、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走出世界经济低迷的阴影？
本书在第一部分深入分析、严格论证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不在于东亚各经济体在1998年危机后作为自保而采取的出口导向战略和外汇储备积累，也不是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而是欧美的金融监管放松和自由化潮流。找到了经济危机的原因，就可以对应对危机对症下药，加强金融监管和抑制过度自由化潮流。
那么，如何通过加强金融监管、调整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减少国家债务来实现经济的复兴和繁荣呢？简单的说，进行结构性改革。南欧国家通过结构性改革摆脱对持续不断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救助计划的强烈依赖，日本和美国通过结构性改革，转变目前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当提高利率和增加扩大和支付公共债务的成本，避免陷入漫长的低增长、高风险和金融投资低回报的“新常态”，实现经济的复兴和活力。然而，结构性改革是紧缩性质的，在短期内会进一步恶化已经遭受危机冲击的就业、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形势，带来灾难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而为了抵消结构性改革的紧缩效应，一个可能的方法是通过货币贬值扩大出口。这种方法对于全球经济运行良好的大环境下的小经济体而言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南欧在全球经济恶化的环境下采取货币贬值的措施，则极有可能引发货币战争和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给全球经济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
为避免上述悲惨的结局，高收入国家必须通过刺激需求来为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但是目前的状况是，高收入国家的住房存量、建筑业和制造业都存在产能过剩，因此，公共债务或是私人债务的重组和财政紧缩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各国可以通过投资创造对建筑业和资本货物的需求并重建消费者信心，以实现可持续的就业创造和经济增长。林老师认为，应该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支出措施“超越凯恩斯主义”，重点投资能促进当前就业和提高未来生产率的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绿色产业和教育等，通过对这些行业的投资，实现的未来经济增长加速和政府收入增加可以用来偿付今天的投资成本，因而避免了未来的可能增加的税收负担。
在高收入国家，虽然可以采取投资重点行业拉动经济复苏的方法，但是不得不承认，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国内投资机会非常有限。但是，当放眼世界时，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很大的空间，并且因受到财政状况较为糟糕或外汇储备较少的限制，需要外来投资的帮助。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重点投资发展中国家能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基础设施产业，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为自己创造出口需求，得到类似于货币贬值的效果。最终，通过大规模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发展的双赢。
当结构性改革面临困境时，林老师智慧地提出通过投资抵消其消极影响的措施，并运用全球化的视野，突破高收入国家国内投资刺激经济发展效果的局限性，提出实行大规模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使发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实现走出世界经济低迷阴影、实现国家经济复兴的双赢。
三、贫穷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挑战、走出经济增长长期迟缓的阴影？
在上面的第二部分林老师提出了实行大规模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达国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促进双方的经济发展，实现共赢。这一计划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发展中国家在未来数十年保持强劲的增长，这种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事实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上百年或几十年中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和发达国家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工业革命前，全球人均收入水平非常平均，而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人均收入水平开始两极分化，少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起飞，继而决定了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在1950-2008年，仅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以上，其中仅有12个不属于西欧国家或者出产石油或钻石的小国。全球其他150多个国家都陷入了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应该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来帮助这150多个国家走出低收入或是中等收入陷阱，走上快速发展的快车道呢？
既然完全的计划和完全的市场都难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那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政府在此基础上合理引导、支持会不会起到较好的效果呢？至于最后的这种战略，其成败的深层次原因是政府的这种政策引导和支持、国内产业结构是不是符合了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的现实情况。
有关发展的理论思考过去一直关注发到构架具备哪些条件而发展中国家不具备，或者关注发达国家在哪些领域做得好而发展中国家没能做好，这些关注可以增进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理解和思考，但是最终的政策建议难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林老师的建议是向“发展经济学3.0版本”演进，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有神（也就是他们的要素禀赋）和他们在利用这些要素禀赋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产业，从而使他们踏上快速结构性变化的进程。林老师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最有产业结构是由特定时期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实现这样的最优产业结构，需要有运行良好的市场，以便企业在选择业务和技术的时候能顺应本国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本的快速集聚、积累，以此促进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变。同时，产业结构的改变要求对基础设施的软硬件进行升级，升级会涉及到外部性和协调问题，企业在各自的决策中不能将这些成本内部化，因为又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
实际上，东亚和西欧发展较为成功的经济体在快速工业化和缩小与领先国家的收入差距时，采取了雁行模式，发挥后发优势，不同的追随者认真学习各自的领头国家，重点发展那些与自己的要素禀赋类似的先进国家增长迅速的产业，从而缩小的差距。中国在改革开发以前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优先发展并不占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结果导致经济发展的低效率甚至停滞；而改革开发以后，发挥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政府合理引导，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在基本不改变原有发展架构的前提下，放开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种曾被认为是“最糟糕”的发展模式的“双轨制”，因为尊重了要素禀赋和发挥了比较优势，使得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多年保持了惊人的增长速度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效果举世可见。另一方面，那些一直以重工业为发展重点、不尊重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国家则陷入了低增长的陷阱，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土地价格、生产资料的价格不断上涨，已经不太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32年的持续增长后，为维持增长的活力，中国需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新的产业。随着中国进入更为复杂的产品市场，将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清理出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目前大约有8500万工人从事制造业，大多数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人向高附加值的更复杂的产品制造转移，将给劳动力富余的收入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绝好的机遇，取代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生产基地，促进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将成为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领头“龙”，其他发展中国家只要因地制宜地积极承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将能在尊重本国要素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快速起飞和产业结构的有效升级，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走出经济增长长期低迷的阴影。
《从西潮到东风》读后感(二)：林毅夫教授最近的经济理论见解和政策建议
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林教授提出现在应该采取“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实施办法，这样的财政政策具有主动性和反周期的特点，重点放在能促进当前就业和提高未来生产率的项目上，尤其是基础设施、绿色产业和教育等项目。他认为这样的政策可以使未来经济增长加速和政府收入增加，而且这些政策不会给未来的人们增加税收负担。
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中，林教授探讨了贫穷国家如何实现追赶的问题。他认为落后国家应该走符合比较优势的工业化的道路。他认为应该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现在拥有什么（也就是他们的要素禀赋），以及在这些要素禀赋上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从而让它们可以启动快速结构性变化的进程。
在这本书的第四部分中，林教授指出，由于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凸显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因此我们必须勇敢地走向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林教授在本书中所提出的单一超国家储备货币，即用名为“纸黄金”的全球储备货币来替代目前的国家储备货币体系。这样大胆地建议也值得我们参考。
《从西潮到东风》读后感(三)：从商学眺望经济学：兼评从西潮到东风
（首先感谢一下中信出版社，从收到样书到现在已经一月有余，因为期中考试期间真的好忙啊： ）
在商学院当助教的时候，听到别人说过这样一个问题就很难忘记：
——“如果那些（教商学的）教授真有那么厉害，那么他们怎么自己不用那些办法去赚钱呢？”
后来自己有仔细的去想这个问题，实际上这种观点，总结的更抽象一些，是在“实践”和“理论”的权衡中，把立场推向了实践的那一极，而忽视了理论的力量。
我们不得不承认，实践是积累知识和锻炼的能力的有效方式，正如市场中拼杀的企业家往往比从一个校门到另一个校门的经济学家更为了解“做生意”这件事。但是，仅仅由此就否定了经济学与商学教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恐怕还是不能成立。一件事情、一个行业，如果其中真有规律可循，那么对于这些规律，就应当可能用更高的效率进行传授，而教育这个传授过程本身，必然会面临「集中进行理论传授时的高效率」和「被传授者实际运用时的折扣」之间的两难冲突。
这就比如，越是原始、越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将军统帅往往是士兵出身、一级一级通过立军功而成为统帅，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知识、总结经验。而越到近代，随着武器和作战方式的复杂化多样化，军官反而更多出自专门的军校。时至今日，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受到任何军事训练的士兵，在他自己摆弄学会枪支的使用之前，恐怕早已被敌人的子弹飞死；同样，一个没有受到任何经济学教育的人，面对复杂的金融市场，各种数据名词乱花渐欲迷人眼，他希望通过实践的方式累积知识，那开头将是多么的不易，需要交的学费数额该是多么的大。
从商学到经济学（转换一下话题= =#）。经济学正是一门研究两难冲突的科学，就比如我们不能既想吃掉一个蛋糕，又想把它留着，面对着有限的预算，我们就不能既买很多衣服，又买很多吃的，这意味着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什么叫做现实主义的态度，我想，除了那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应该还有一句才够公平、够平衡，那就是，你已经拥有的午餐也不会平白无故消失。
生活中种种两难冲突实际上呈献给未来以无限多种可能，经济学帮助我们认识各种选择，分析其中的得与失，而经济发展的本质，实际上也只是提供更多选择而已，而现在太多的人把太多的美好愿望寄寓其中，希望经济学能够解决种种问题带来多多福利，结果只能是希望越多、失望越多。这里的意思是，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学科本身，又或真正的经济学家，都不应当代人做出选择。
正如仪表盘和地图只是告诉你身在何处以及能够去到何处，却从不会代你掌控方向盘，天气预报播音小姐只是告诉你明天的天气，而不是强迫全市人民带伞，毕竟淋雨对某些特定心情下的人而言也是一种快乐，我们做出的选择，应当是我们特定时间的嗜好倾向、做出决策时的外部环境、以及可选择的选项集合交互作用的结果，而经济最终达到的均衡，应当是由其中无限多人的自为（self-interested）行为通过无穷多个反馈链条交互作用而成的。
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理”的学问，这实际上意味着这门学科把研究对象把“人”与“物质”都包含其中，而有别于纯粹只研究“物”的自然科学，和纯粹只探讨“心”的人文科学。而这样的定位实际上也带来了经济学与生俱来并且阴魂不散的迷茫与困境，即牵扯不休的“好”或“坏”的价值判断问题。
这实际上也就给了太多有心报国的经济学家以良心泛滥的可乘之机，这么说也许有些毒舌，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问一问为什么很多“共同富裕”、“生产力大大发展”的伟大理想没有实现，而另外一些所谓的经济战略往往落得最终“淮橘成枳”的辛酸结局。显然，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这些“战略”的制定者良心不好，或者说思想家的梦做得不够现实主义，或者智力有缺陷。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去服膺哈耶克的洞见：起码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我们不可能搜集完全关于所有人的偏好、所有资源禀赋、所有制度环境的信息，即使搜集完全，我们也无法处理，最终更无权利代替经济中人作出选择。
日剧《Legal High》中律师男主曾经对着一帮不再从事年轻时从事的行业、老年时依赖化学工厂的赔款为生，已经忘却了放弃了拼搏精神的乡下老人有着一段热血到爆同时感人至深的演讲。男主首先指着那些老人列举了那些老人年轻时的事迹——那些日本乡下老人们，有的曾经营村里的邮局并在倒闭的边缘保护它到最后、有的曾保持了商场最高的销售记录、有的开垦了100亩土地、有的妇女曾经帮丈夫做农活同时兼职了好几个日工、有的曾是商业街的会长每年炒热节日气氛、有的身为女性却操作起重机、养育了6个子女，然后高潮到来，男主说了这样一句话：
“将这个国家从战败的谷底，建设到如此繁荣的你们大家，一定在心中的某个地方留着这样的灵魂！”
我觉得这句话胜过了自己修过的不少经济学课程。它一下点醒了我，在艰深的数学背后，在这个现在还叫做经济学、而不是叫做资源转移及分配工程学的学科的核心，什么才是经济发展真正的奥秘。
也许自己观念还是有些保守吧，总是对自己正在大学里学的金融学科有些将信将疑，资金的运作融通能够极大促进经济发展，这点绝对没错，但是仅有金融，够吗？我想答案是显然的。经济发展是分工和专业化的一个过程，而每个人为了自己考虑，追逐自己的利益，既是为他人提供商品和服务，也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和幸福而战斗，不需要祈求智者的指路，不需要祈祷神祗的庇护，最终达至全社会经济的繁荣，这正是“看不见的手”的智慧，是几百年前亚当•斯密留给人类的珍贵财富！如果这个国家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指望着他人的救助或者“指路”过日子，趋之若鹜的争抢着“为人民服务”的饭碗，那么这个国家即便是按照某些精雕细琢玲珑剔透的神秘理论严丝合缝的生产着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这个国家也还是没有灵魂、更没有希望。
所以，经济学家应当知道自己专业的本质及其目标，保持起码的谦逊的态度，去研究市场之所以能够巧妙配置资源、协调分工的原理。诚如物理学家探讨天体运行的规律、化学家研究物质转化的规律，而不是对着小行星指手画脚说你一定要怎么转动、或者对着鹿指指点点强迫它一秒钟变成羊驼。经济学家不应当自作聪明的论证市场的失败或者失灵，藉此机会设计出某种矫正的“战略”，希望能够引导某个国家前进，实际上只是满足自己、陶醉自己。
“‘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是成功的不二法门”，对于持此种观点之人，大概泱泱天朝大多数吊丝只能在羡慕嫉妒恨之余，悲叹自己时运不齐、命途多舛的苦逼人生，最后再向说这句话的人士顺风顺水的人生投去羡慕眼神。还记得某大学校长曾经在毕业典礼上说，“在大学里成功的人，是那些善于最大限度利用大学里资源的人”，当时的自己极其反感的觉得这是一句大大的废话。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什么是“对的时间对的事”，了解什么是可利用的资源，那我们自然能做一定会去做、能用一定不会丢的，问题是，什么才是正确的事，什么才是可利用的资源，如果某些御用经济学家能够借自己的位置多奉劝高层归还一些霸占去的选择和自由，大概资源就有了吧，而此时大家每个人对于自己“正确的事”恐怕也早已有了清楚明确的答案，也再无需请高人多费口舌点化。
经济学家在总结过往经验的时候，应当注重对于两难冲突的分析，而不是当事后诸葛，变相招徕对自己洞察世事的慧眼的称赞。美联储会犯错、政府会犯错、市场中人也会犯错，因为我们就是这样一群被欲望驱动着的、愚蠢、感情用事、不断犯错的渺小生物而已！我们是人，所以都会犯错，而“市场”不是人，它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于错误的反思，应当从情境中人所面临的两难冲突着手，没有哪个政府会任由自己的国家被经济泡沫的乌云所笼罩，而就是是因为怎样的取舍，才使得它最终放任了危机的扩大和蔓延，才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一种发展战略可能对于一个国家某些方面是有益的，但是采取了这种战略，我们放弃的是什么，才是经济学家的研究所应呈现的分析。
回到最开头，从经济学到商学，从理论到实践，其实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跳跃。
咨询公司为企业出谋划策、与经济学家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失败风险，是由企业默认愿意承担的，而后者，风险则由一群还没有权利决定国家与自己命运的普通百姓承担，因此经济学者在提出建议时应当慎之又慎。
所以，对于书店里最为显赫位置的成功学著作，以及最顶尖经济学家将其丰富经验与敏锐洞见写成的畅销书，我们都不妨购之一看，吸收其中的精华。而且，请一定认准中信出版社，品质绝对有保证。
鉴定完毕。
《从西潮到东风》读后感(四)：金融危机后各国家阶层的迈进方案
金融危机后各国家阶层的迈进方案
——读《从西潮到东风有感》
金融危机爆发后，通过互联网、媒体以及经双的课程讲授中多多少少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影响有了一定的了解，金融危机确实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中国似乎很快便拜托了阴霾，GDP依然成高比率的增长趋势。当时我便对金融危机有过许多疑问比如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如何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躲避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以及如何进行危机后的重建，在拜读了林老师的《从西潮到东风》一书后，使我找到了大部分问题的答案，可以说获益匪浅。
林老师在就职世界银行副行长时着力研究发展经济学领域，所以我想这本书至少对发展中国家以及贫穷国家来说是一本很好的借鉴之书，其中通过详细阐述部分发展中腾飞的事实得出的两个比较可行的富强之路：雁行模式与领头龙模式，可以说提纲挈领的总结了现有的发展模式，以便于效仿；本书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同时也对金融危机的产生根源进行了彻底的分析以排除东亚国家的经济政策影响，而将重点放在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上；除了围绕发展中国家的话题，本书最大的亮点便是着眼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为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提出宝贵的意见，比如对于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建设基础设施以弥补技术方面的落后、而对于发达国家则可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融资以保障资本的运营，从而达到共赢。另外，为了避免美国再次爆发次贷危机影响各国的外汇储备波动，林老师特别提出了对通用货币美元进行替代的建议，其中“纸黄金”的概念变脱颖而出。
本书首先阐述的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有两点假说：其一为东亚和中国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全球的过度储蓄，从而压低了利率，刺激了放松监管的金融部门的扩张，催生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为避免为未来的国际支付危机而采取的自保措施以及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导致这些国家出现了失控的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和外汇储备，中国和东亚各经济体通过各种宏观和微观政策系统的刺激出口（包括倾销），被视为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其二便是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是自身造成的，其背景是抵押贷款市场扩大到低收入人群，互联网泡沫后才去的货币宽松政策以及在抵押贷款和金融监管市场的监管、激励、设计和结构上的失误，包括脱离银行监管系统机构视野的影子银行金融体系的兴起等。其中第一点说法中被广泛认为的根源是人民币汇率低估是全球失衡的原因，但书中通过三类实证现象说明了汇率似乎并不是美国对中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变化的显著决定因素，而且东亚经济体在美国总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显著减少，说明了东亚经济体对美国房产泡沫即使有一定影响也应该不会是决定因素。而假说二却有着很好的危机发生发展过程的解释，本书在第三章中重点阐述了整个演变过程：从次级抵押贷快市场的形成到金融创新给次级抵押贷款提供的帮助再到美国金融监管放松以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低利率鼓励了金融部门的扩张和创新，使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复杂，致使与新工具有关的风险被低估，环环相扣，有力地证实了假说二的真实性。
通过分析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我们观察到了既然中国有着惊人的增幅的外汇储备，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本书第五章给出了答案，以及解决的办法，书中提出中国的高储蓄率并非来自居民储蓄而是企业储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政策，结合国情中国提倡给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大型国有企业不断提供转轨扶持和保护，以维持社会稳定，同时放开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给转轨过程注入活力。为了降低高储蓄率林老师也特别提出三点措施：1.改善公司治理，调整分红政策，较少企业的利润存留。要求国有企业分红可以减少他们的利润存留，扩大家庭消费。2.给银行体系引入更多竞争，还可以考虑加强对银行的监督，要求大银行将一定比例的贷款发放给中小企业，并且让新建的小银行更容易进入市场，以此给中小企业提供更多信贷。3.提高煤炭、油气和其他利润率过高的矿产公司的资源税。
前面分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接下来将探讨在危机爆发后，各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应对危机，本书提出的观点便是共同建设基础设施以及“金纸币”的概念。
首先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发达经济体来讲是坚实但有限的机会，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可以提供丰富的机会，并且对当前和未来而言都将是共赢的策略。这样的投资可以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帮助发达国家避免陷入低增长、高风险、高债务的长期的“新常态”，而代之以“新新常态”——让发达国家回到危机前的增长轨道并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而一旦全球基础设施计划恰当实施，有望一方面增加高收入国家出口、改善失业状况，另一方面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经济增长，所以为了从现有资源中获得最大产出，各国需要最有效率地建设合适的突破发展瓶颈的项目，发展中国家还需要筹集资金填补基础设施的资金缺口，其中可以通过税收收入、传统的援助金、非传统援助方和主权财富基金、国内储蓄、国际金融市场以及公私合作模式。林老师在该书中还特别指出了建议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包含的几个关键的设计特征，首先，该计划将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需要；其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将集中在那些突破制约增长的瓶颈以及可以实现自身盈利的项目上，以避免造成不可持续的公共债务负担；最后，该计划的资金应该来自储备货币发行国和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还应该利用公共资金撬动私人投资。
而林老师又提出促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全球计划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发展中国家能实现快速增长，事实表明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本书提供了两种可行的“过来人”方案：雁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经济发展是持续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过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处于哪一发展阶段，如果能积极发展适应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都可以成功完成这一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取得杰出增长表现的秘诀是利用后发优势，兴办与本国要素禀赋类似的国家曾发展迅速的那些产业，通过有选择地认真学习先进国家，后来者可以成功地模仿自18世纪以来已让多个后进国家顺利实现赶超的“雁行模式”。而中国曾经是发展雁阵中的追随者，正由低技能的制造业向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产业转型，即将成为“领头龙”，这样的转型将释放出接近1亿个劳动密集型制造岗位，足以让低收入国家目前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4倍以上。其他中等收入增长极国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低收入国家如果能够制定并实施可行的发展战略，抓住这一新的工业化良机，就可以踏上结构变迁的活力之路，成功实现减贫和经济繁荣。
最后本书对新兴的多元化储备货币的前景及其所依靠的经济体的稳定性提出了一些想法，其中主要包括美元、欧元以及人民币的前景，而作者的观点是新兴的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的优点在于，可以让世界各国实现储备分散化，在危机期间提供更多的全球流动性，但这些优点可能付出的代价是，作为储备资产的各种货币的汇率波动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自此，作者尝试提出了一种名为纸黄金的新货币，因为它既有法定纸币的有点，也有黄金的稳定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发行规则，认为其可以减少波动性和交易成本，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走向国际储备货币的行动对储备和非储备两种类型的国家而言都是一种共赢的选择，值得当前的国际社会认真考虑。
本文的结尾还是推荐大家如果对经济学领域感兴趣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知识的积累，都可以品读一下这本书，将给你带来对金融危机的更深入的见解以及新的思维。
《从西潮到东风》读后感(五)：东风乍起花未开
中国有句谚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农业社会环境下，简单的以物易物早已经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事物性的工作其实都有一个背后的驱动链——钱，而往大了说就是家庭经济。百多年前的人，在面对西潮的时候，目光都盯在了社会制度、政治理念、文化教育方面，这也是中国人务实的体现——就像关注“七件事”一样，但经过一番尝试和变动之后，真正使中国的力量发展为“东风”的却是经济。
一家一户开门七件事就有可能搞得当事人焦头烂额了，如果范围扩大到一个社会、一个企业、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以至于一个世界呢？不知道要有几个头可以用来“焦烂”一番。的确，现代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全世界一盘棋”的阶段，每个在棋盘上的国家都想着让这盘棋好好走下去，但世事多变，接二连三的经济危机，也使这盘棋濒临崩盘的危机逐渐加重。在目前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是获得了一次凸显自身价值的机遇，但到底是不是能够做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其实尚难遽下定论。
但重新梳理危机展望未来却是鉴往知来的主要途径，林毅夫先生的这本《从西潮到东风》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分析结果。林先生2008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这本书可以说是林先生近距离查看是经济走向的精心之作。在对2008-2009年世界危机的原因的分析上，面对西方把本次危机归罪于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做法，林先生以大量令人信服的分析，全面指出了此次危机是主要是由于美国金融监管机制过于宽松和自由化所造成。当然这种澄清的工作是容易做到使自己成为“事后诸葛亮”的，但林先生并没有止步于此。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在本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来制止当前相互指责的混乱局面，进而提出可行性的规划和方案。由此可见，既要吸取经验教训，又要有所建设，这才是林先生的初衷。
在当下的世界状态下，林先生分析了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也分析了贫穷国家的发展样式，从而提出了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想。在这种构想里面，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种以第三方为中心的经济结构，但是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构想，因为“理有必然，事无必至”，美国是否愿意拱手让出美元的主导权（让出后必然导致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作为一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金融老大，恐怕到最后也要玩一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游戏——起码在最近保钓的过程中，美国恐怕也会怀揣着一分抑制“东风”之心吧。
《从西潮到东风》读后感(六)：超越凯恩斯主义：林毅夫的观点
注：本文是对林毅夫此书主要观点的概括。
林毅夫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2008年，他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在2012年四年世行任期届满后，林毅夫返回北大执教，同期出版了《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一书的中文版。
林毅夫认为，国外某些将2008年的金融危机归罪于中国的看法是错误的，全球的经济失衡并非起源于东亚，相反，是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金融监管放松所带来的高杠杆率，加上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执行的低利率政策，共同导致了21世纪前十年的流动性剧增和房地产泡沫现象。
林毅夫建议各国应该采取结构性的改革措施，否则，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的后果是欧元区、日本和美国都陷入漫长的低增长、高风险和金融投资低回报的“新常态”。
他提出，应当通过刺激需求为改革创造空间。他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理论，建议将财政政策放在促进当前就业和提高未来生产率的项目上。货币政策则应适应财政的要求。林认为，反周期的财政支出带来的经济增长加速和政府收入增加可以偿付今天发生的成本，所以不会增加人们的税收负担。
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新的发展经济学策略，而非简单的传统理论。他认为应当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以及在这些禀赋上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何处。
林毅夫同时认为，新兴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具有内在不稳定性。他大胆建议采取“纸黄金”的全球储备货币替代目前的国家储备货币。林毅夫将其称之为凯恩斯“bancor”的国际货币的改进版。
《从西潮到东风》读后感(七)：《从西潮到东风》，中国后发优势的逆袭？——解密中国经济增长的密码
任何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改革都是无法重来的社会实验，特别对中国来说，经历过百年战争和社会动荡的磨难，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邓公推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背负了民族和国家几乎只需成功，不许失败的巨大压力。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进程所取得的成绩，林毅夫在他的新书《从西潮到东风》中非常清晰的总结了30年中国经济路径的发展过程，给出了很多发生深思的分析和观点。要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背后深刻原因，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在全球经济动荡中所处的位置。
林毅夫在书中，同时驳斥了在经济危机中，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所代表的模式指责和错误归因，并再次系统全面的给出他一直坚持的后发优势观点，特别在后危机时代的今天显得有更加重要的先见之明。
此外，我们常说中国经济增长中有很多“中国特色”的东西，实际上究其原委，在修正后的新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观点中，有很多传统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型经济体增长的共同密码被揭示了出来。
经济发展引发全球危机？
诚然至今，我们可以欣慰的看到中国经济过去所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并没有采用西方正统经济意识形态的主导，即没有采纳所谓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也没有照搬新自由主义失败后的“人道主义议题”改革，这应该是中国值得欣慰的地方。
所以，在过去30年的市场经济历史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主流社会和学界，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情感上，都不远接受中国成功的经济改革的现实，特别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到的巨大的作用，这对于自由主义来认为的政府干预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失败来说，无异于异教徒。
抱有善意的西方称中国的经济增长为“奇迹”，而那些不愿或者无法接受的，就试图妖魔化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抹黑或者栽赃等手段，无不用其极。最典型的栽赃就是把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责任毫无道理的归咎于中国的增长，认为中国政府可能的汇率操作、补贴甚至中国过高的储蓄率都是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增长导致了全球的不均衡而引发危机。
对此，林毅夫用数据和分析，摧毁了这种观点的基石。他认为，中国包括亚洲其他国家的的出口导向性政策自上个世纪60年代就展开，并非单纯的以贸易顺差为目标，因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口增加的同时，也增加进口，才能给可贸易部分创造更高层次的工作机会，所以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不可能是2000年后全球失衡的根本原因。而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中国汇率低估的观点也不可信。
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已经被学界证明是有缺陷的，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发展中国家价格一直低于发达国家，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是高于发达国家的，这种观点认为的所谓中国汇率低估，没有任何意义。而采用均衡汇率法和预期汇率升值的理论，也就是巴拉萨——萨缪尔森定律的假定的判定也存在争议。
林毅夫认为，一个经济体的可贸易部门处于在快速扩展期的时候，如果其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话，实际汇率则不会上升，除非富余劳动力得到充分的利用。而巴拉萨——萨缪尔森假定，缺乏对这方面的分析，中国汇率低估的观点也站不住脚。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一些学者研究认为，汇率对于调整经常账户收支没有太大的作用，麦金农认为，储蓄和投资取决于可能和汇率没有系统关联的经济结构性因素。所以，认为是通过操控汇率获得出口优势，而引发全球经济不平衡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说法完全是一个政治舆论的问题，而不是危机的实质，林毅夫对于该观点的结果和数据在书中进行了分析。
失控：房地产和消费拉动经济的幻觉
林毅夫给出的证据链认为，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美国的低储蓄率、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
他特别指出实证数据研究发现了，低储蓄率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存在高关联，而消费繁荣很大程度上由房地产贷款推动，相比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住房财富带来的边际消费倾向远大于金融市场。
现在看来，所谓的消费拉动经济，更多的情况下是由于乐观主义和财富效应导致，而不会对于经济增长有本质上的贡献，经济增长本质上需要生产率的提升。
而影子银行的体系与美联储的政策导向有则密切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美联储自身推动了这个泡沫的出现和产生。危机前的十多年时间历史让美国的投资银行相信，如果投资与尾部风险相关，就能更加容易获得超额回报，尾部风险的戏剧性就在于，越多的人假定它不会发生而采取行动的时候，它发生的概率就成指数式增长。因此，不光是银子银行体系，包括整个金融体系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都加大了杠杆，而且下注与很多尾部风险的头寸。
特别的，现实中的美联储延续了“格林斯潘对策”的政策取向，相当于给上述那些行为有了包赚不赔的承诺。所谓“格林斯潘对策”是指，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只在泡沫破灭的时候，对私人部门某些大到不能倒闭的关键节点进行救助，而平时政府却不会干预监管、泡沫的形成。
这相当于美联储再说，如果没出事，赚了的就是企业自己的，没有赚，出现风险后，政府也就是整个社会出手来承担，相当于美联储给投机者提供了保险。也就相当于赤裸裸的告诉投资者，市场的底部是存在而上涨却没有限制。当然，回想一下中国银行业的存贷差和保护机制，在中国的楼市贷款的市场上，国家的政策与美联储此前创造泡沫的时候，有似曾相似的感觉，也许未来的结果可能会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好在中国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可以发展。
以至于在上个世纪末，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美联储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货币注入，制造了一个更大额新房地产泡沫来抵消互联网泡沫的影响。而在美国放松金融管制的背景下下，居然出现了居民所能获得的抵押贷款的数量与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负相关这样的情况。
最终，房地产泡沫和低利率造成了财富效应，培养的美国长期乐观主义倾向和庞大的消费市场，美国的过度消费和地产泡沫，反过来，让东亚国家包括中国不断扩大对其出口，直到后来危机爆发，信用市场冻结出现危机，全球经济衰退。同时，泡沫还提升了美国工资成本，影响了美国传统制造业，泡沫也影响了未来美国经济的总体产出。
任何时候，无论国别——制造业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欧债危机跟美国的次债危机类似，我们从这2次危急中，可以看到实际上，消费和房地产的财富效应，并会给经济带来真正的好处。
在金融监管放松的背景下，欧元区核心国家银行提高了杠杆率，由核心国家向外围国家贷款增加同时汇率风险小时后，欧盟误以为在低风险环境中实现繁荣，这些银行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导致外围国家的过度消费和房地产泡沫。
而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带来了工资的上涨，而这些欧元区外围国家的制造业出现滑坡，而核心国家却应为工资水平收到控制相对于以前的本国货币相对贬值，是的其竞争力得到改善。
通过危机以来，我们也可以看到，长期经济发展依赖于制造业的升级，也就是生产率的提升，当然还包括一定商业环境的改善，这才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增长基础。而目前国内舆论过分夸大服务行业等，着急进行多元化，可能导致虚假繁荣。
所谓，虚假繁荣——由于宽松的信贷所引发的投资和消费繁荣，特别是如果来自于外国借款支撑的消费和投资，将造成工资急剧上涨，让其国家丧失制造业优势。这种“荷兰病”对经济发展反而更加不利，还将导致经济结构从制造业想服务业和非贸易部门转移。
实际上，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非贸易部门而忽略可贸易部门或者制造业的发展对于经济体来说，还是有害的。因为它削减了未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增长的潜力。我们所看到的所谓后工业化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达，实际上是有隐含前提的，即是制造业不会发生衰退情况下发展多元化产业。也就是说，以不变价格计算，制造业的支出是保持稳定的。
以危急中同样屹立不倒的德国为例，其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还提高了1个百分点。那么，中国的未来，实际上道路非常清晰，就是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端制造业和配套的产业，包括飞机、船舶、航天、汽车等。实际上这也给中国未来的企业家指明了方向。
凯恩斯道路——危机以及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那么厘清了经济危机原因的同时，林毅夫也揭开中国经济增长的秘诀。其实就是通过比较优势来加入雁阵模型，寻找适合比较优势阶段性优势产业来发展。中国经济发展采用了双轨制的战略。并不是像华盛顿共识那样，以一步到位的方式来发展经济。
中国一边是给大型老国企不断提供转轨的扶持和保护。同时开放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给转轨注入增长活力。当然也造成了一些问题，比如利于大型国有企业的税收政策、企业的高储蓄率、金融产业的高度集中、非常低的自然资源税以及在金融、电信行业的垄断权。
然而这些问题并不妨碍中国过去的成功，是属于后发优势引导经济增长的阶段性问题。因为大型国企大多在不可贸易部门，很多属于基础设施的领域。因此需要在不同的阶段来解决。
所以，对于经济增长。林毅夫提出了一种所谓，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不过很多措施，究其实质，还是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特别在危机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实证数据已经表明了基础设置投资的益处，以基础设置建设为中心，只不过，在新结构主义的框架下，基础设置建设首先要选择能够帮助突破经济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对此，林毅夫还回应了，财政政策主导的刺激政策会导致的“李嘉图陷阱”问题。林毅夫对于“李嘉图陷阱”的传统分析表示了质疑，特别是可能失效的条件，更多的是从历史的经验来体现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结构改善的重要作用，只不过发达国家对这种手段表示怀疑的原因主要在于，这种机会比较稀缺。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设置依旧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基础设施的改善会通过多个渠道影响一个国家的产出，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私人资本形成，加快聚合经济的出现。
如果打算让全球走出危机，林毅夫的整体解决方案，是让发达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研究表明，即基础设置没投资增加1美元，进口就会增加0.5美元。在2009年，中低收入国家有70%的可贸易资本货物来自收入国家。
因此发展中国国家的基础设置投资没增加1美元，将给发达国家带来0.35美元的出口增长。这将极大的改善处于危机中的发达国家就业，为其结构调整争取时间。
中国龙领飞雁阵模型 构建新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林毅夫指出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主要关注发达国家拥有的条件或者发达国家在某些行业拥有的表现，从而试图让发展中国国家模仿来发展经济。不过，历史证明这种道路是走不通的，结构主义经济所强调的资本密集产业和其后的“华盛顿共识”都遭遇了现实实践的失败，直到新结构注意经济学开始研究比较优势。
新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从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出发，发觉后发优势潜力，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完全可以在较快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腾飞。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式，在西方和东方都经过验证，正式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化成功的路径。
西方在工业革命时代，采用的是以英国为首的雁阵模式，而东方早年则是日本以及东南亚，后来再迁移到中国。无论国别，还是时间，雁阵模式成为了取得成功的工业化的经济体的必然道路。
中国目前已经完成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的阶段，未来可能形成内部的或者外部的雁阵模式。内部的就是制造业的西迁，是我们熟悉的西部大开发。而外部的，就是向亚洲其他贫穷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国家迁移。
只不过目前中国由于规模巨大，正在成为一个新的雁阵模式的领导者，林毅夫用形象的说法，称之为领头龙的模式。中国走过的道路证明，发中国中国取得杰出增长的方式就是利用后发优势，兴办与本国要素禀赋类似的国家曾发展的那些产业。然后完成阶段后，向雁阵模型更高阶段升级，而其他的低收入国家来承接此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目前中国已经走过了低端制造业的阶段，正在向高端制造业转向，因此从朝鲜近期释放的改革信号可以看出，朝鲜也正在接纳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岗位。就可以踏上结构变迁的活力之路。当然其他亚洲或者非洲的贫穷国家如果积极参与到其中，可以带来客观的经济增长。
所以，从雁阵模型的角度看西方现在的高端制造业，也许就是中国的未来。这也是中国企业家需要特别重视的观点，伴随着中国制造业升级，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的过程中会诞生一批新型的企业和企业家。
新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其实并非没有经济学者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做出具有非凡想象力的洞见和观察。在上个世纪60年代，Rostow就提出了发展阶段理论，就涉及了聚合经济和产业几圈与经济起飞的分析；后来再有Gerschenkron聚焦于经济结构的分析，同时在60年代被翻译为英文的日本学者赤松要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发表的关于“雁阵模式”开创性论文，都从不同的侧面展开了经济发展可能的方法和路径。
不过由于在这些理论中涉及了一种很敏感的观念，即一个经济体越落后，政府机构发挥作用的作用就越大。现实中一些国家产业政策并没有很好的引导经济的腾飞，加上经济学领域的意识形态的偏见，使这种观点始终无法融入主流。
不过新结构主义者认为，政府应该在具有比较优势，可贸易的部门进行干预和政策扶持，这往往能成功。而失败的案例均在于，政府跨越的发展阶段，强行实施政策，而不具备产业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而最终失败。
所以对于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对于政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国家应该扶持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通常失败，而符合比较优势的历史经验看往往成功。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传统的结构主义者鼓励发展中国国家新办与高收入工业化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会失败的原因，传统结构主义模式违背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失败的例子有，20世纪60年代印尼兴全国之力举办造船业，刚果在70年代兴办汽车产业。由于这些国家生产这些产品不具备成本的比较优势，没有产业集群，难以在市场上有效的竞争。
同时，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投资，带来的就业机会少，大量劳动力依然直流在农村。所以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注定会失败，因为干预不可避免的会照成价格和激励的扭曲，引起资源错配。这些论断也是导致旧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转向自由主义的原因，也就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类似的发展药方。
中国产业升级的选择——政府干预还是自由市场？
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实验的失败，主要在于过分关注政府失灵，而没有充分人士到关键的市场失灵，这些失灵广泛体现在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发展的内在协调和外部性上，对于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关系论断，无外乎中庸之道，因为即存在市场的失灵，也存在政府的失灵。这不免让人想到，正如当年邓公在改革初期，对于公有制、私有制，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的哲学阐释。
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同样重要。雁阵模型的成功，证明了政府在产业导向上是有可为的地方，但是市场也是发展必不可少的机制。
林毅夫写到，通过政府产业政策引导后，也只有通过市场竞争，让相对价格反映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才能引导企业发展适应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在产业升级和多元化时期，必然存在市场失灵，特别是经即从一个阶段向另外一个阶段跃进的时候，需要政府的行动帮助企业克服协调问题和外部性障碍。
而在获得比较优势可贸易部门的发展后，无论选择那条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化路径，最后都能够完成工业化，殊途同归。因此，可以预见，中国应该在新的全球经济发展秩序中充当某种雁阵领头龙的地位，因为中国已经基本完成所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阶段，可以将过剩的劳动里岗位，转移给其他亚洲贫困国家和非洲国家，而其他参与雁阵模型的国家，也只有经过这种方式才能积累产业结构工业化需要的资本和产业集群。
要保证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系统。林毅夫在《从西潮到东风》中，还提出了一种全球储备货币p-gold来重新构建全球货币体系，能保证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国家能够实现均衡的宏观调控目标。P-gold是基于凯恩斯提出的名为“bancor的国际货币的改进版，详细的论述相当精彩，可以从书中感受到一种经济“大同”的理想。
眼下，次债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还在发酵，而中国经济通过30年的发展也处在一个未来走向何方的十字路口。《从西潮到东风》虽然是另一幅在世行工作对于全球经济为题的思考和见解，但是其阐释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分析框架，实际上可以代替到“中国特色”一词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
《从西潮到东风》书后有长达33页的论文、专著引述，正文中详细的引注以及图标数据显示着严谨的学术风格，显然并不是像《货币战争》那样的娱乐性读物，它所提供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蓝图，却是每个企业家和投资人士不得不认真了解和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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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潮到东风》读后感(八)：中国经济看世界，到世界经济看中国—— 读《从西潮到东风》有感
中国经济看世界，到世界经济看中国
———— 读《从西潮到东风》有感
林毅夫教授的这本书，是其凝聚多年来对中国的研究，并结合其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的国际视野，对当今全球经济问题做出的一系列创新性思考。可以说，林教授是站在世界的舞台，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并且震耳欲聋。林的声音是自信的，是客观的，提出的建议也是中肯的，不含有对任何国家的指责，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兼济天下的风范。世界银行则为林提供了一个平台，将来自中国的声音传递到世界各地。
这本书命名为“从西潮到东风”，从西潮到东风，对世界来说，其代表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从 “雁阵式”到“领头龙式”的转型，对中国来说，其代表中国经济发展从“中国经济看世界”向“世界经济看中国”的转变。当今，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危机缠身、复苏乏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或将成为常态，拖累世界经济萎靡不振。如今正是旧模式尚存而新模式尚未成熟阶段，然则，穷则变，变则通，只有打破旧秩序建立顺应发展的新秩序，世界经济才能重新焕发活力。
中国不是危机制造者，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带来机遇
针对有美国学者提出是中国是美国此次危机制造者的说法，林毅夫教授给予驳斥，他提出：互联网泡沫破灭以来，美国长期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其落后的金融监管体系，是其房地产业产生泡沫的主要原因。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提高了居民的财富效应，从而刺激美国民众消费，造成巨额贸易逆差，加之美国庞大战争开支的共同作用，最终造成其国际收支失衡。而美国民众的消费狂欢并没有生产率提高作为支撑，仅靠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才得以为继。最终，货币政策收紧，房地产泡沫破裂，大规模债券无法偿付，经济危机爆发。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从 “雁阵式”到“领头龙式”转型，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带来机遇。首先，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将为低收入国家释放巨大空间。目前，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已从2005年的每月150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每月350美元左右，基本达到某些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国制造也已从低级产品向中高级产品升级，机械品已逐渐占据中国出口的主导地位。其次，根据中国政府提出的“十二五”规划，中国实际工资水平将在10年内达到每月1000美元，在2030年达到每月2000美元，相当于目前韩国和台湾的水平。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居民收入水平的上涨，将不仅为发展中国家也为发达国家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
放眼全球，大胆突破，使世界经济重新焕发活力
当今，欧洲深陷债务危机，美国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乏力，发达国家靠刺激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基本走到穷途末路。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具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林教授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发达国家应布局全球，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永久性增加相当于全球GDP百分之一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带动世界经济百分之二的增长。此外，发展中国家每年约有5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缩小投资缺口有望为发达国家创造110万到290万个就业岗位。
此外，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美元的统治地位依然不可动摇。2009年全球贸易额中近75%都采用美元结算，2010年美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交易规模更是达到95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然而，如此大规模持续存在的赤字和盈余，可能导致汇率、资本品、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剧烈波动，为世界经济稳定带来巨大风险。林毅夫教授指出，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正是美国国内政策与维护世界经济稳定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此次全球经济的失衡。为此他提出，应采用单一超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构建全新国际货币体系。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应既有能力控制全球流动性又能避免货币发行国国内与国际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而，他建议将“纸黄金”作为各国储备货币，并将每年的增发额划拨给国际发展机构，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提供资金。总之，世界经济若想走出危机走向长期增长，经济秩序必须有新的突破。
成为带动世界发展的“领头龙”，中国任重道远
不得不说，在林毅夫教授为解决世界经济危机开出的药方中，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绝对是味重要的药材。但是，面对发达国家需求的萎靡不振，发展中国家如何自保并谋求发展，中国能不能担当“领头龙”，使世界经济从“看中国”向“靠中国”转变呢？林教授给出的答案是：任重道远。目前，普遍认为中国居民有钱不花储蓄率过高，政府只要刺激消费就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林教授结合其多年的研究，提出：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并不比其他亚洲国家高，而企业储蓄率却远高于其他亚洲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企业储蓄率的居高不下，则主要是由于国家对重点投资领域和自然资源的垄断以及国企、民企政策上的不平等待遇。如果不能多元化投资渠道，引导私人资金进入更多投资领域，提高居民收入，却反其道而行之盲目刺激消费，没有生产率的提高作为支撑，中国将很可能走上美国式“泡沫经济”的道路。
总之，解决世界经济问题，本质在于缩小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本质在于缩小国内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距。归根结底，整个经济系统就像一个生物链，生物链上各个群体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如果处在生物链底端的生物灭绝了，处在顶端的生物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书中勘误
Xvi 第四自然段，第一句话，自亚当斯密以~，应为后。
Xxi 李嘉图等价，应加注释
21，图没有左边坐标轴名称
40 第二段，第二句话，有一篇元道德风险分析，应为关于道德风险分析
94 图7-2 图中已将OECD翻译，注释可以删除。
《从西潮到东风》读后感(九)：回归凯恩斯主义的救市
林毅夫的新书《从西潮到东风》的副标题为“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从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到今年6月卸任重回北大教学，林毅夫和世界银行共同经历了世界经济自二战以来最为困难的四年。在应对欧美金融危机和促进世界全面经济的的双重压力下，如何解释经济发展规律，指导低收入水平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促进全球经济共同发展便成为了这篇“毕业论文”的主题。
林毅夫走马上任伊始，正值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当西方民众普遍从外部找原因，认为全球失衡源自于“东亚各经济体在1998年危机后作为自爆而采取的出口导向战略和外汇储备积累，以及中国队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之时，林毅夫指出，全球失衡并非起源于东亚，一方面不仅东亚，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都在增加；另一方面其主因应该归结于美国对于金融监管的松懈。正如克鲁格曼在《现在终结萧条！》中指出的，里根总统在20世纪80年代所通过的货币控制法案、储蓄机构法就如同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注定了今天的金融泡沫。
关于这一解释，虽然中肯而且准确，但是其出发点更多的是为中国政府的价格扭曲所进行的辩解，而通过价格扭曲刺激经济恰好是凯恩斯主义的具体措施。因此，我们也不难想象林毅夫对于危机解决之道的选择——回到凯恩斯主义的救市。
林毅夫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措施：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投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实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同时，拉大高收入国家的出口需求，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而为了实现这一措施，并理论化平衡自由经济与政府干预的关系，林毅夫也推出了自己的重要理论——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区别于旧结构经济学而言的。对比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建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新结构经济学更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建议政府在全球化大生产中通过市场确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本国经济，为本国企业提供合适的基础建设。同时，在随着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政府通过协调各方关系，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甚至在必要时为企业的失败买单。
相较于旧结构经济学的粗鲁，林毅夫主张的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自由化改革，政府不再像旧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一样担任“万能保姆”，而是担任一名助产士，当瓜熟蒂落时政府又将退回幕后。然而对于那些在市场中拥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应该给予多少保护，保护的时间多长，乃至如何挑选需要保护的产业，本身就是头疼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政策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对政策的信赖，正如商鞅立木建信。而林毅夫的解决之道将使得人们难以相信政策的延续性，而过长时间的转型，也会使得反对自由化的政治压力也将逐步积累。
而对于未来的金融市场，林毅夫在凯恩斯“班柯”国际货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设立“纸黄金”的全球储备货币替代目前的国家储备货币。林毅夫看到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式微，同时认为即便是以后存在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形式，也难以保持稳定。一方面国家储备货币必然面临着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和资本账户开放三者“不可能三角”的选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而另一方面也存在发行国滥发货币或者恶意贬值的危险。不过有意思的是，以上的猜测都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那么难道我们就能保证一个超国家的货币组织不存在作恶的可能？
《从西潮到东风》读后感(十)：《从西潮到东风》-世界级经济大师的宏观视角
《从西潮到东风》-世界级经济大师的宏观视角
08年6月，林毅夫老师接受了世界银行的任命成为了第一位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而刚上任3个月，就爆发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从西潮到东风》将林毅夫老师在过去四年当中的思考所得原汁原味的囊括其中。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林老师对于08年金融危机真实原因的学术性探讨，面临危机的西方国家应走向与发展中国家共赢道路的建议，对贫穷国家实现追赶的机遇的提示以及对构建全新国际货币体系大胆设想。林毅夫老师以全球宏观视角，详实又准确的数据做出了缜密的推断和谨慎的论断。林老师提示，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应趋同，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不同，应善于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走出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每一个国家走向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同时，更为关键的则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问题，在有关问题的探讨中，林老师又提出了美好又大胆的，有可能实现全球共赢的全新国际货币体系。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林毅夫老师探讨了08年金融危机背后的真实起因。相关假说有以下两种：1.全球失衡（尤其是中国和东亚各经济体的过度储蓄）导致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和全球金融危机；2.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的政策所致。在课堂中，林老师一再的强调，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不应全盘接受已有理论，而应从现有理论本身的前提出发，首先检验理论本身内部的自洽性。而后，我们也不能够急于接受内部自洽的理论，而是进一步检验理论所带来的推论是否也符合现实中的相关现象。如第一个假说认为，中国和东亚各经济体的三类政策（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用于自保的外汇储备积累政策以及中国的汇率政策）导致全球过度储蓄，造成了巨大的利率下行压力，刺激了房地产产业的繁荣和金融工具的创新，然后引发了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细看之下本理论内部是自洽的。但我们还需要关注其推论。林老师在本书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其推论，得出推论不符合现实的结论。即此理论并不符合现实。而第二个假说不仅内部自洽，其推论也符合事实。即金融危机的背后原因是由于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利率、金融监管放松、以及新型金融工具的产生，而最为根本的原因则是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导致了全球失衡。在第一部分中，林老师依据大量事实与数据，仔细推论，能够使一个基本没有金融经济知识的我也能够看懂几十年前开始的政策是如何一步一步的造成了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11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获奖影片《inside job 监守自盗》以采访与纪实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08年金融危机幕后故事。影片中到处可见美国财政部官员，华尔街精英，美联储高管等在面对无法回答尖锐问题时的尴尬表情。而结合既定事实以及林老师在本书中的论述，对于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相信任何人都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而后在第二部分中，林老师探讨了在面临如此危机时，如何避免欧元区、日本和美国陷入漫长的低增长、高风险和金融投资低回报的“新常态”，而是能够进行结构性改革，进而使高收入国家回归危机前的增长率并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增长率的“新新常态”。与常年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以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圣经”的经济学家不同，林老师提出“东风”——即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经验。林老师根据此经验认为这种“新新常态”是能够实现的。中国当时面临着与本轮经济衰退类似的经济环境，吧扩张性财政肉孜集中在高速公路、铁路、港口设施和电力领域。从而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提升，同时并未发生以前的高速增长所伴随的两位数通货膨胀率。与此同时，中国的公共债务与国内的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从30%下降到23%。从而林老师认为，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解决瓶颈问题，激发经济增长潜力，是目前高收入国家避免进入“新常态”的最佳选择。林老师的建议的是全球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即该计划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需要，并且应集中在那些突破制约增长的瓶颈以及可以实现自身盈利的项目上，该计划所需资金则应来自于储备货币发行过和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并利用公共资金撬动私人投资。林老师认为若发展中国家能够继续实现快速增长，此计划就能够带领经济增长低迷的高收入国家走向复苏，并使全世界走向共赢之路。
进而，在第三部分，林老师探讨了发展中国家是否还有增长空间和是否能够实现持续增长。这一部分林老师系统回顾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从而总结出两种发展模式：“领头龙”发展模式以及“雁行模式”，从而介绍了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特点的新结构经济学。过去结构主义经济学家等提出的发展理论主要关注发达国家拥有哪些条件而发展中国家没有，即所谓“西潮”；而林老师提到，新结构经济学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现在拥有什么，即要素禀赋，根据所拥有的，它们在那些领域可以做得好，即比较优势，从而走向结构变迁之路。在这一部分中，林老师介绍了中国作为“领头龙”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而解释目前中国需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新的产业，而随着中国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进入更为复杂的产品市场，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清理出市场空间，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当抓住这个机遇。
在最后一部分，林老师根据08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深入探讨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问题。林老师首先回顾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从而解释了国际货币体系应当发挥的做用，使得读者能够更好的理解国际货币体系。而后林老师分析了几种可能的新国际货币体系（新型的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新的超国家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成本、可行性以及稳定性，最后提出了大胆的超国家的国际货币体系。林老师认为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极有可能比现有体系更不稳定，金融冲击更频繁。而前一段时间美联储进行的QE3（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加剧外汇市场波动的事实也支持林老师的这一观点。而林老师提出，以纸黄金为新的储备货币的大胆设想则具备波动性降低，交易成本减少，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以及避免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利益冲突等好处。但真正进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还需要全球性的政策合作和新的机制。
作为刚刚接触经济学的我来说，纵观全书，也会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本书数据及理论根据之详实，能够媲美好几门门课程带给我的收获；而藏在字里行间的林老师特有的挑战权威，逻辑缜密的思维方式更是让我受益终生。《西潮与东风》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是对于全球经济金融运行方式的最佳素描；是世界级大师的宏观视角；是一步一个脚印，实事求是的求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