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鹰之旅》是一本由杜维明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0，页数：23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龙鹰之旅》读后感(一)：龙鹰之旅的日日夜夜
1962年，一位年仅22岁的年轻人获得燕京学社的奖学金，脱下军装，从宝岛台湾飞赴哈佛大学求学。当时的他，恐怕想象不到日后自己将成为一位世界级的思想家。
刚入哈佛时，寂寞、凄凉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日日夜夜向年轻的心灵袭来。有教授劝他改行，因为在美国研究历史和中国哲学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博士至少要念八九年，念出来后还不一定能找到事做。而学理科就要容易很多。“我心里想这太荒谬了。我就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只有这条路对我来说最适合，我最有兴趣，其他的路即使成功了，比如真能成为第一流的物理学教授，甚至能够得到很多的奖金，对我来说感觉它也不是很大的诱惑。”
虽然不知道自己在海外研究儒学，会有什么结果，“尽管有时选择起来很难，但想到自己真正的需要的时候，可供选择的只有一个”。——这也许就是天命的召唤吧。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他做到了以一人之力改变整个格局：1928年以来，他是哈佛东亚系的第一位华人系主任。哈佛大礼堂的讲台上，他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他叫：杜维明。
一位对中华文化怀有“真认同”又时时深感“恐惧与战栗”的海外学子，是如何从“夕惕若厉”中成长为国际学坛中，中国文化最知名的发言人的呢？很幸运，在大洋彼岸紧张学习之余，当时的杜维明养成了挤出时间写一些学术随笔，向台湾的报章杂志投稿的习惯。这些长短不一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他最真实心路记录。
这些文字最后变成了杜维明早期三部随笔，分别写于他通过哈佛博士口试考试到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1968-1970）、伯克利十年期间（1971-1981）、回哈佛耕耘儒学期间（1983-1985）。大陆从未推出过单行本，这次付梓问世，杜维明先生专门将它们重新取名为《龙鹰之旅》、《迈向“自由之门”的儒家》和《现龙在田》（这三个书名似是取中国之龙赴以鹰为喻的美利坚展开一番现龙在田之旅的意象），分别题献给启蒙恩师周文杰、汉学家魏斐德和亦师亦友的儒学思想家狄百瑞，并亲撰三篇长自序回忆当年的心情与如今的感悟。
在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到六七十年代的台湾，人文领域的花果飘零与如今的大陆情况何其相似，“二十年来，台湾第一流的高中青年大半进入理工学科，第一流的文法学士又大半献身于外文、经济，真正从事于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才，仅限于中文、历史和哲学三系中的‘硬汉’”。台湾当年的留学热也让人何其熟悉，杜维明叹息“即使明朝的八股取士，也不会比今天的疯狂留学要斫丧性灵”，“想不到五四的愤怒青年和抗战的热血青年，不过只一代之隔，已是万事皆下品，唯有留洋高的信徒了”。
当时的杜维明执意去台东就读于东海大学这所世人眼中的“二流大学”，只因为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和徐复观在此任教，更在大二从外文系转入中文系，与俗流分道而行，立志高远，无怪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殷海光对这位忘年交极为称许，杜维明离台转赴香港时，对人评价向来严谨的殷海光写信给在香港的友人说：“此乃国士也，应以国士之礼待之。”
有感于中国文化区有最长的历史，却有最短的记忆，杜维明隐隐意识到了自己的某种使命，虽然这一使命在当时仍是面目不甚清晰，“究竟我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曾跟随我度过建国中学、东海大学、服兵役、哈佛大学几个生命的旅站……它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终极关怀’，但也从来没有给我带来不可忍受的痛苦。相反地，它是我的定盘针，我的掌舵人。他帮我超越一个普遍在台湾受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考试教育’所必不可免的存在限制——我总算找到一支芦苇，不必像大多数有时代感受的中国知识青年，因为遭遇认同破裂的袭击，竟终其一生像一些无根的浮萍，随着西向的波流而一去不返了”。
此心安处即是吾家，这一终极关怀最后凝定为杜维明对中华文化的内在价值的“真认同”，要去找回中华精神赖以维系的“滴骨血”。数十年后，当重回哈佛任教的杜维明开设通识课程，讲述儒家哲学时，他的课堂创造了成为全校选修人数最多的记录。诚然，西方有识之士都认可儒家文化是一种值得借鉴的人类智慧，中国人为何要“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弃绝自己的文化基因呢？
在伯克利任教的十年，初入学术界的杜维明深感痛心的是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严重自我边缘化：英国有汤因比，法国有萨特、马塞尔，德国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奥地利有哈耶克，以色列有布伯，印度有拉达克利希南，日本有西谷启治，作为各自文化的发言人，唯独中国人在国际学坛一蹶不振。虽然他没有提到自己因此而树立下宏愿，立志成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道者，但杜先生在后来漫长的数十年学术生涯实践无疑正是对这一有感于儒门淡薄的某种回应。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课本中收录了作家陈祖芬以杜维明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就以《儒学飞人》为题，描写了杜先生风尘仆仆在世界各地为中国文化发言，参与文明的对话，文中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如果有好事者把杜维明乘坐的飞机的航线，一道道记录下来，像做心电图似地记录下来，那么大体可以看出儒学在今日世界上传布发展的轨迹。”
对于这一条学术道路的选择，杜维明在今年2月份为《现龙在田》所写的长篇新序言中，提到陈荣捷老先生曾建议他放弃英文写作，减少开会、讲学和国际交流，如此奋斗必然成为学术大家。杜维明却有自己的苦心孤诣之处：“我不能也不愿走法国汉学和乾嘉朴学的路，我的儒家之道随时随地激励我，使我不得不和世界各地体现轴心文明的大师大德交流、讨论、辩难和对话。”“我的脾性喜静厌动，宁默勿语，就简避烦。……因此程伊川所谓‘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我心里有数，在这个现代西方以动力横决天下，西学大盛，家国天下事事错综复杂的末法之世，一个对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稍有‘体知’的人，不得不效法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漫步讲学’(Peripatetic)，状似逍遥的不厌其烦的走动、说话”。
“七年之病，需求三年之艾。百年大病，最少需求三十年之艾。”杜维明在其学术起步时期的三部随笔文字中最深沉的夫子自道，至今仍然让人读来感喟万分，也足为后生学者反复玩味。
《龙鹰之旅》读后感(二)：致青春
本书收入的是杜教授26~30岁到美国留学初期的文章。我们熟悉的杜教授，是经过几十年的“蓄艾”，成熟稳重的长者风格；而本书中的文章，则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冲动。作为刚刚踏上异乡土地的年轻学子，张开大大的眼睛，好奇而又敏感地观察，心里是对故国的“爱之深与责之切”，运用头脑中的理性分析，出谋划策的评论文章层出不穷。这种状态，我们每个经历过离家上大学的人，都是熟悉的。
真可爱！
郭德纲与林志颖都是74年的。一次参加某活动，林对郭说：“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郭说：“你再不老我们就疯了。”青春呐，青春。每个人都有，但能永葆青春的，又有几人。容颜常驻也许可能，但青春的心态，青春的心跳，恐怕没有人能永远保持吧……
书的末尾收入了几篇文章，其中竟包括当时反对、批评年轻的杜教授文章的2篇。行文犀利、用词毫不留情（对年轻的留学生，是不必留情的），杜教授如此雅量将其收入自己的文集，真是赞叹敬佩！写作本书时的杜教授，还在“立言”；其后几十年我们熟悉的杜教授，弘扬推广中国文化，是“立功”；而将批评自己的文章收入出版，则是“太上立德”。写作本书时，杜教授尚未“而立”，果然是“不患无位，患无以立”。
“虎豹小时，就有吞牛的气魄”，让我们一起来看青青春春的杜教授。
《龙鹰之旅》读后感(三)：从博士到教授——漫谈美国的学术界
在美国的学术界，获得博士学位只能算刚刚初选及格。从博士开始，要接受三次复赛，等到通过了讲师、助教授、副教授的大关，才能取得正教授的资格。正教授可以算入围了。但入围以后，再要经过各种学术刊物、出版集团、基金组织乃至社会人士的考验，方能取得争夺名教授头衔的决赛权。至于能否鹤立鸡群地击败各路英雄冲到学术界的第一线，还要由洞见、机缘甚至寿命来决定。因此，美国的学术界虽然到处是金牌和银盾，要想一显身手，夺取几块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现在暂且把从博士到教授的几个阶段作一概略的描述。
一般而言，大学毕业后要想完成博士学位，理工方面需要三年以上，文法方面需要五年以上。通常攻读博士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步是选修课程。大约需时两年，共修16门。平均成绩要维持B以上才不致退学，达到A减才有获得奖学金的机会。严格一点的学校，如果是大班制，给A不会超出上课人数的1／10。因此，一班有30人的话，只有四五个可以得到最好的成绩。第二步是通过考试。包括笔试和口试，有些学校称之谓“一般考试”，意即与主修科有关的各种问题。理工方面范围比较确定，文法方面则是海阔天空，无所不包。譬如考西洋现代思想史时，教授可以从“何为浪漫主义？”之类的哲学问题，突然跳到“穆勒哪一年去世？”之类的历史常识。置身其中，真好像坐升降机一般，忽上忽下，完全不由自主。因此，准备起来也就毫无头绪。大约读历史的，每门要阅览一百多本够水准的书才算稍有把握。博士考试至少包括4门，加起来要看的书就相当可观了。第三步是交论文。根据美国去年的调查，通过博士课程及口试而交不出论文的，几达全部候选人的30％。有很多人，经过四五年的磨炼，已是精疲力竭了，于是想在写论文时轻松一下，结果一拖再拖，五年八年，时间很快地就过去了。现在美国各大学都有规定，必须在通过考试后若干年内交论文，否则取消资格。哈佛大学的限期好像是5年，可是仍有允许延期的规定，延两三次后也就变成老博士了。
博士学位，尤其是名大学的博士学位，得来并不容易，但是在学术界里，博士不过是最起码的要求。只有最优秀的博士才能挤入讲师之林，因此取得博士学位后能够留校或到更好的学校去当讲师，是件极为荣幸的事。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哈佛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后，曾有家大公司愿出年薪1．4万美元的高价礼聘他，但他毫无考虑地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年薪不及7000元的讲师职位。因为留在学术界才有冲到第一线的可能性。然而讲师只是第一关。在三年之内，如果不能升到助教授，就必须离职，另谋发展去了。这位先生曾在私下表示，若用最机械的方式来计算，将来他可以升上去的机会只有12．5％。换句话说，另外有七位和他的资格不相上下的讲师，也在争取同样的关口。
衡量升等的标准本来应有两种：一种是教育学生的情形，一种是著作出版的表现。但是，因为前者难于评价，重点很自然地转移到比较容易客观化的后者。因此，美国的学术界流行着一句“不出版即灭亡”的口号。出版并非全是量的问题，譬如报章杂志乃至其他通俗性的文字都不能算数，只有刊载在学报或学术季刊的专门研究才予以考虑。美国学报的审核制度非常健全。刊载一篇论文必须经过专家评议、委员投票和编辑修改等手续。就以第一流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例，能够在学报上发表的不会超过1／10。至于出书，那就更困难了。能在交博士论文后五年出版第一本学术论著的青年学人，就算是佼佼者了。
从助教授升副教授共有五年的时间。机遇一错过，又只好卷铺盖走路。前年有位在哈佛教印度史的助教授，由大学时代开始，前后奋斗共有十几年，最后仍旧被迫离去。他愤愤地表示：“我们待哈佛如同圣殿，哈佛待我们好像用过的手纸，一丢了事。”但是，名学校为了维持最高的标准，不能不严守门户。《纽约时报》曾报道过学术界竞争激烈、人情淡薄的事。实际上，学术界是不问耕耘，只问收获的。个人的奋斗史和辛酸史在教授心目中不能引起共鸣，只有真才实学才是真实的学术本钱。
在一般美国的大学里，取得副教授的资格以后就可以享受“长期应聘”的权利，直到65岁退休为止，不必再为解聘而烦恼了。但是有些学校对副教授仍不肯减轻压力。譬如耶鲁大学，有很多副教授随时随地还是要受到解聘的威胁，而且因限于年资和编制的关系，有不少杰出的副教授，尽管具备了充分的资格，结果也只好终其身而不能更上一层楼了。
因此，美国的正教授，尤其是第一流大学的正教授，自然地拥有崇高的学术和社会地位。但是，他们依然不能稍微松懈。上至学术界的权威，下至研究员或大学生，都会对他们施以压力。因此，他们既要经常发表论文、书评甚至专著以满足学术界的要求，又要随时周旋于青年学子之中以提拔后进。一位教授如果不能在学术界担任自己专长的领导工作，他不但会受到同事的耻笑，甚至会遭到扣薪之类的打击。不生产的教授就好像不生蛋的母鸡一般，难免有被宰割的危险。同样地，如果他不能指引学生，带着侵略性的美国青年就会毫不留情地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各种要求。所以，第一流大学的名教授都同时担任3种课程。第一种是通识教育的大班课。听讲的多达数百人，采取演说的方式。第二种是专题研究的小班课。大约收20多位，采取问答的方式。第三种是论文指导。常是个别讲授，采取讨论的方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一方面作广泛的接触，一方面又作深入的研究。
在美国的学术界里要想崭露头角，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至于冲到第一线那就更难了。然而，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如果不肯违背留学的初衷，只有在学术界打天下才真能心安理得，虽然并非“全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但也相去不远了。
————杜维明《龙鹰之旅》
《龙鹰之旅》读后感(四)：三联的杜维明作品系列和北大社的杜维明著作系列??
三联杜维明作品系列（八种） 共八种
◎ 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
◎ 中庸 论儒学的宗教性
◎ 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
◎ 仁与修身：儒家思想论集
◎ 新加坡的挑战
◎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
◎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
北大社 目前已出三种 貌似后面还有很多
龙鹰之旅 : 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
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 : 伯克利十年
现龙在田 : 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
很纠结的。。。
《龙鹰之旅》读后感(五)：杜维明《龙鹰之旅》自序
1968年是20世纪知识界的关键年。巴黎街头的五月风暴虽然基本和平，但法国的政治文化却因此而有了本质的变化。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知识人(包括大学教授、政府官员、职业人士、自由作家和大学生)从未有如此投入国事和天下事的。不止法兰西，德国和意大利亦复如此。美国则从1964年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开始，大学生抗议政府反民主行为的集会更是屡见不鲜了。欧美思想界的大气候对我在60年代的发议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1962年我从只有六百名本科生的东海大学到美国动则万人以上的高等学府求学时。我最感到惊讶的是美国大学生对国事和天下事，事事都不关心的校园生活。除了埋头读书外，引起“群众”兴趣的多半是球赛，否则就是各种青年人的娱乐和胡闹。不过，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很快就改变了一切。1966年我从康桥绕道欧洲飞返台湾时，四年的哈佛经验就不只局限在象牙塔中了。根据社会调研，60年代全球大学生政治觉醒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人口膨胀，也就是说在人类文明史中首次出现了“青年”的群体，他们不只是从少年到壮年的过渡，而是具有独特风格和长远意义的年龄带。不过在文化心理的视域中，这一现象和当时影响人类的历史事件，如“文化大革命”、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有必然的关系。
回想我1962年到哈佛留学，整整四年(包括寒暑假)都在美国的剑桥学习，没有浪费过一天一夜为谋生活或娱乐而不学习的。一千四百六十天，在人生旅途中不算长，但这是我从台湾东海大学的中文系义理专业到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文博士候选的转型，触动了我身心灵神中每一个部位，调动了我每一个细胞的能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转型使我超越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而进入了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的场所。值得强调的是，宽广的时空视野，并没有迫使我离开自己生长的精神家园；正好相反，我扎根中华文化的意愿加深了，自觉提高了。我对“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不仅心知其意而且深有体会了。
1966年通过博士口试后，我获得了研究院“哈佛旅游学者”(Harvard Traveling Fellow)的奖学金。我虽然是由哈佛燕京学社全额奖金资助留学美国的，但我攻读博士四年的大半费用却来自条件更优厚的研究院。1966年夏天我选择了绕道欧洲回归台湾并访问香港、汉城和京都的路线。我仔细参观了伦敦、莱顿、斯德哥尔摩、巴黎及柏林的汉学中心，不断地想象“儒家的话语”如何在当前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中获得新生命，提供新思路。回到母校(台湾东海大学)我在通才教育的计划中开设了“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一门专门探索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中儒学复兴的课，选修的13位同学中至少三位选择了以学术为志业的道路。我还指导了高承恕以“比较马克思和韦伯历史分析”为主题的学士论文。
回到台湾的那几个月，秋季在台北，春季在台中。在台北期间我在台湾大学作了两场报告，参加了为《知识分子》撰写专论的工作，和殷海光定了忘年交，结识了陈鼓应和李敖，担任哈耶克的翻译，和这位20世纪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朝夕与共十来天。我还到汉城拜访了高丽大学的李相殷，到香港在业师牟宗三家问学一个多月，然后把他刚完成的《心体与性体》三册书稿亲自带到台北交给正中书局，也和唐君毅一同游览京都、天理和奈良。1967—1971年我任教普林斯顿。那时正值台湾旅美学人因受美国大学生的反战运动、黑人民权抗争和华裔族群意识高涨的激励，抗议精神在校园勃然兴起。钓鱼台运动在普林斯顿开始是偶然也是机缘。当时，五位从台湾和香港到普大攻读物理学博士的青年，要求我为他们组织“习明纳”(seminar)讨论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关注的重心是当时国际风云变幻剧烈的氛围里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自处的文化认同问题。其中一位是胡朴凯。如果不是他父亲胡秋原那时访问美国提醒大家正视当下关系民族尊严的重大问题：“因为国民政府软弱，钓鱼台主权被日本侵占”，从台湾到美国大半专修理工科对文化历史所知甚少的留学生听说钓鱼台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不是因为我安排让普林斯顿习明纳的同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地区关注国事的“公共知识人”像学术界的唐德刚和媒体界的郑心元联系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学习型组织，交流信息、观点和思想，胡秋原提供的消息即使激起强烈的义愤，也不可能导致任何有政治意义的集体行为。经由普大同学发起，通过纽约的联网，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就在大纽约地区动员了上千名同学、侨胞和国际友人在联合国大楼前举行抗议。如果抗议行为没有获得任何反应和认可，最多也就像无数在纽约街头乌合之众的游行示威一般,过去就过去了。我想CBS Walter Cronkite的重点报道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确是一大助缘，不过使得钓鱼台事件成为钓鱼岛运动的基本原因是台湾留学生和华裔青年的政治自觉。当威斯康辛大学，特别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文科同学积极投入时，我有预感这将成为有“历史意义”(historical significance）的“爱国运动”了。
我认同儒学甚早，没有考进大学就很清楚自己要走的路。但我能坚持人文的学术方向固然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愿力和师友的提携，可是
“政治觉悟”至为关键。1954年我因全省童军会考名列前茅获得代表“中华民国”到马尼拉参加世界童军大会的殊荣。华侨的热爱加强了我以为“我们”是象征中国文化未来的傲慢。台湾的民族精神教育使我不自觉地就暴露出“我们”(宝岛的炎黄子孙)才真是儒家传人的气焰。可是当我发现两位来自香港的女童军能背诵好几篇《古文观止》收入的精品，对大陆有同情的了解，而且待人接物都比我文明礼貌，我开始怀疑我的霸道也许只是“气魄承担”，并没有什么文化价值的内涵。后来我仔细观察国民党强势道德说教背后的意识形态，发现我所理解的儒家身心性命之学和教室里宣传的孔孟之道大异其趣。国民党为了维护岌可危的政权而设计的“民族精神教育”，掺杂了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效果当然极差。不过，我的确是这一设计的受益者。我的启蒙恩师周文杰就是常受同学屈辱的讲授“民族精神教育”的老师。如果不是他在班上挑选了五位同学和他定期地经常地没有利益目的地“体知”四书，我肯定不会走进儒家的堂奥。
在东海大学我摸索出一条读古人书想见其人可以加强现代精神、和美国友人对话可以加深中国情怀的为学和做人的道路。哈佛经验帮助我彻底消解了古今中西的二分法，稳步走向多元并进和综合创新的思路。理念清晰，逻辑谨严是我决心紧紧把握的基本功，但我坚信必须超越线形思维和因果推理，勇敢地认知因内容丰富而不免模糊的文化现象才能在人文学领域(文学、历史、哲学、文化人类学、深度心理学、政治文化学、宗教学、经济发展学、知识社会学等)中有所建树。读萨特的存在主义使我振奋，但我更投入别嘉耶夫和齐克果的神学。康德和黑格尔的理想主义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尼采的“解构主义”(特别是“上帝死亡”之类的极端论说)和晚期海德格尔的哲学反思对我更有启发。我在大三翻译了艾略特（T.S.Eliot）的《传统与个人才器》，详读了托尔斯泰的英译《战争与和平》，也积极参加了“查经班”。我从陀思陀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体悟了神圣的庄严，从希腊神话(《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看见了多元多样的灵性和肉欲的交战，从19世纪的英诗中感受到语音之美，从《法华经》中洞悉了大千世界不过如此。印象最深的学习或灵修经验也需要算一位雷神父单独为我定期讲解天主教基本教义长达两个学期。他是耶稣会教士，深受“解放神学”的启发，对“儒耶对话”有浓厚的兴趣，他那以“仁心说”的长者之风对我解经没有任何传教的意味，我则以“学心听”的态度同情地去理解他的教诲。这也许是我决定在毕业戒指上镌刻“FB”表示愿意细读四书和《圣经》(Four Books and the Bible)的背景理由。
1966年回到台北不久，经韦政通的介绍认识了殷海光。他体现了徐复观所谓“自由主义儒家”的风骨。和他订交我感到由衷的喜悦。他是一位真能爱也真能恨的知识分子，没有一点乡愿气。哈佛燕京社曾请他在康桥访问一年。据说他深居简出和哈佛教授接触不多。他心仪哈耶克，很想和第二次访问台湾的古典经济大师再度见面。当时我是哈耶克的翻译，几乎朝夕与共。可惜我无法安排他们晤谈的机会。
哈耶克夫妇以能亲晤蒋介石为平生大幸，我很不以为然．我的批判精神,特别是政治自觉的批判意识是逐渐形成的。小时候我很喜欢一个人玩的游戏是“蒋委员长”。把自己珍贵的玩具按照不同的规则加以排列组合；有时一线展开，有时多线并列，有时形成各种图案。想象自己是大将军、总司令、元帅，乃至设计师、创造者。蒋中正是“民族救星”，是“完人。”在初中我还从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来论证蒋先生的伟大。读了《大学》和《中庸》，对理想人格有些许了解，政客军人对我的吸引力便荡然无存。从哈佛归来，对中国当代史略有所窥而且己亲炙不少学者、思想家、神学家和哲学家，蒋公的形象在我心中己黯淡无光。因此我拒绝陪同哈耶克夫妇拜见蒋总统，只在会客室等候。一个多小时由钱复带领他们出来，我对他们的欣喜感到很不自在。
目前在中国学术界的一般印象是，哈耶克是自由主义大师。但我所了解的也相当认同的美国主流的自由主义传统则多半把以市场经济为研究核心的“芝加哥学派”当作保守主义。以哈佛的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强调政府的作用和责任。比如，他们指出，没有联邦政府的积极参与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在南方必然夭折；没有联储局的介入，金融风暴绝不会自然平息。哈耶克和艾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不同，有强烈的反民主的贵族心态和情绪。当然也有所谓“精神贵族”的因素在内。作为奥匈帝国的臣民，他有敬重权威的心结，也对传统有深刻的体会。他的学术谱系中有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也有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他是位敌友分明的反共公斗士。殷海光对他的《到奴隶之路》推崇备至。他引卡尔·波普（Karl Popper）为知己，却严肃地对我说罗素的
头脑既简单又糊涂。
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原名是《三年的畜艾》。这本来是其中一篇为纪念殷海光而草就的八段即兴随笔。另外，我决定把陈张素珍有感而发的两篇狠批我的文章收入，因为它们反映了不少读者对我悉心营造的观点的“误读”。同时，我也决定收入了梅广的回应。我要感谢景海峰同意把他的短评收进附录，也要感谢好友陈平景愿意分享他所亲睹的殷海光和我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