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是一本由华生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页数：37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读后感(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的城市化

　　抓住核心，一针见血，有料有洞见有思想，文字组织上略显繁琐，对新中国特别是改开以来土地政策的演变做了细致的梳理和客观理性的分析，并对东亚五国跨进高收入国家行列成功城市化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分析总结和横向比较，最后对如何摆脱卖地财政导致的分配严重不公，顺利实现人的城市化，作者提出了一套治理思想和制度框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产权不重要使用权才重要，土地建设的增减和户籍挂钩，看着可操作性蛮强的。中间对社会乱象的描述也比较细致客观，作者的解决方案真正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思想光辉。非常感动！ 房价为什么飙涨？蛋糕都被谁分去了？如何解决？带着这几个问题阅读本书会更清晰。全书读下来会对农民工、土地、房地产、城市化等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读后感(二)：不患寡，但患不均

　　房屋是财富导向，然而当国民普遍收入不足以担负起买房的开支时，房地产市场仍旧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这让人不禁疑惑，究竟高居不下的房价是真实反映了市场供需，还是多重利益结构下的产物？中国房价不可能下跌，这似乎成为了一种共识，但我一直坚信没有什么东西是只涨不跌的，然而要探究个中原因，却是难以从万般头绪中抽丝剥茧。如今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耕地减少、环境污染，城市化集聚效应的畸形发展，这些问题无不与城市化如何继续发展紧密相连。

　　华生的这本书实有点拨一二的作用，从官方立场、学界观点和政策实施成效多方面考察中国土地问题的症结所在，纵向跨越了改革至今的中国农民问题，横向囊括了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点出解决农地非农用利益分配问题和农民工市民化，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才是摆脱中国城市化僵局的可行之道。华生重塑错误的观念，认为土地所有权和开发权分离是中国体制独有的产物的想法只是流于表面，且不论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发权一直是独立于所有权的分配方式，就自由经济的角度来说，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国富论》里有一段话相当经典：“我们能享有晚餐，不是来自于屠夫、酒商、或做面包者仁慈利他的善心，而是诉诸于他们谋求自利的私心。”因而人们通过产权来明确自己的利益范围，然而土地所有权和开发权的分离与私人产权的精神并非背道而驰，一旦牵涉到公众利益，寄希望于市场自由竞争环境下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是不切实际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寻租的现象屡见不鲜，小产权房乱象丛生，法不责众的心理更是演变成如今这一副尾大不掉的景象。中国房地产市场则早已成为特权人士逐利的温床，从旧城改造到土地储备，从住房公积金补贴到经济适用房申请，土地早已成为寻租地！在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下进行利益分配改革，其结果必然是在不断欠旧账的同时背负新债。

　　土地虽因其稀缺性而使住房问题始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贫富不均和严重分化才是核心问题。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到：“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在中国新型城市化的进程中，如能让“居者有其屋”，利益回流，从增长至平等，将是一大幸事。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读后感(三)：让我们祝中国好运

　　我的家乡在国内某著名的湿地。好几年前这里就张罗着要“生态移民”，可是到今天也没动真格的。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当下流行的“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人往哪里去”表面上倒好办，把县城的西郊改造一下，多盖一些楼，就能安置下这些移民。问题是，“人往哪里去”问的并不是要住在哪里的问题，而是真正的“安置”，你让这些离开耕地和牧场的农民们以什么为生？“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就更为突出。暂且不论这些人进城之后的谋生问题，单是改造西郊，“多盖一些楼”的钱就不知道从哪出。从农村移民不同于在城市里以及城市边缘的征地，那些地政府征过来再转到开发商手中是很值钱的；而“生态移民”让出来的土地别说不能成为建设用地，甚至都不能成为耕地。政府花了很大力气从县城西郊征来地、开发商又花很大成本盖了大楼，结果换来的土地都送给了大自然，无论这件事多么利国利民造福子孙，却换不来GDP和实实在在的好处，恐怕也就没有几个人愿意干。就算有人不计利害得失要做一些好事，可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又需要多大的人力物力和精力，谁又愿意如此吃力不讨好呢？

　　窥一斑而见全豹，全中国涉及土地的问题大抵都是如此。有些事明明可以利国利民造福子孙，但人们或因利益或嫌麻烦而不去做；而有些事明明贻害无穷，可是人们往往为了眼前的利益而饮鸩止渴。然而到了今天，形式已经开始倒逼改革，再饮鸩恐怕真的要毒发身亡，而哪怕只是拖延恐怕也会是养痈为患，“君有疾在肌肤，不治将恐深”了。

　　于是，在中国的土地问题如此复杂而严重的情况下，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论述也就越来越多。华生教授最近也推出了力作《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华生教授是我比较推崇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的学养和直言的性格自不必说，而且他还曾经提出和推动过一些经济改革，是一位说话有人听的教授。在本书的一开头，华生教授就指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在真正意义上存在，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大的一个参加价值就是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没有顺利地完成城市化：“在全球100万以上人口的国家和独立经济体中，尚未完成城市化转型或者城市化率虽然很高但城市仍存在相当规模贫民窟（暗示着其农村居民也存在着普通贫困化）、没有实现可融入市民化的国家（典型的如拉美国家），没有一个真正稳定进入高收入的发达经济行列。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都是已经完成城市化转型（城市化率在70%以上）同时实现了可融入的市民化（城市中没有规模意义上的贫民窟）。”而中国新一届政府就是要致力于城市化转型，这个转型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在上述引用华生教授的结论中，有一个词很关键，就是“可融入”。这些年，我国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数量相当大，究竟有多大，从一个方面就可以直观地看出来，那就是“春运”；同样，这些人大多都没能真正融入城市，这一点也可以从春运直观看出来——如果进城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都已真正融入他们生活和奋斗了一年的城市，又何必加入轰轰烈烈的春运大军？所以，在中国城市化转型进程中，什么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农村土地集约等问题都不是核心问题，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真正成为市民。

　　农民工成为市民的阻力主要有两个：一是安家——住房问题；二是落户——户籍问题。而有的城市是有了户籍才给你房子——限购；同样有的城市是你在当地买了房才给你落户。这样就是双重枷锁双重限制，把农民工牢牢阻挡在城市之外。“很显然，在大多数农民还没有从农村移居出去之前，任何外力推动的公司化都是有害无益的。”

　　争论安家和落户哪个对农民工的影响更大或是先解决哪个的问题意义不大。这里真正的问题是城市到底想不想让农民工融入进去。可能有一些官员会说，我们也想让他们融入啊，要不然我们申请那么多建设用地干吗？然而，一些地方确实越来越多地申请建设用地，房价却越来越高，容纳的进城农民工更是相当有限。对此，华生教授给出了一个极具建设性的建议，即让建设用地指标和融入农民工的程度挂钩，也就是你融入的农民工越多，给你的建设用地指标也就越多，反之相反。如果真的按照华生教授这个建议实行的话，那么首先就会改变当下地方政府的卖地财政，谁都知道，卖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但一些地方政府仍然不愿放手，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靠资源发家的不劳而获。“中央政府必须痛下决心，对传统的以谋取土地净收益为特征、靠拍卖商住用地的房地产财政模式进行根本改革，代之以政府财务平衡为指导原则的征地收益分配模式。”这样，拿地就不再是单纯为了“地”，而是为了要住在地上的“人”。从根本上说，政府拿地就是为了安置人，只是现在的卖地财政让这个根本变成了累赘，完全本末倒置。现在要推行城市化，就要回归本源。

　　如果真的回归了拿地的本质，把拿地搞G“地”P变成“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那么其他的问题就都是枝节问题。“只要我们真正抓住了‘人’这个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农民工城市化’这个城镇化的主体，城镇化的道路就不会走偏，各种难点问题包括在土地和住房上问题上的种种认识纠结就会迎刃而解。”

　　除了华生教授提出的这样比较重大的建议之外，一些小的合理建议也不少，比如用公示的方法消灭阴阳合同，比如引入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方法等等。其实，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有没有好办法，而在于想不想改变，敢不敢改变，愿不愿不改变。华生教授在本书最后说：“当各种不同的认识和利益把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推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的时候，让我们祝中国好运。”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读后感(四)：制度移植，或者中国特色？

　　前段时间，熔断机制推出当日股市即连续大跌至停盘。四天之后，熔断被暂停。这项制度本身的初衷是好的，前期肯定也是研究了很长时间，但是，未预计的问题还是不少（以散户为主的投资结构本身就具有较强的跟风特性）。制度移植，缺少了原有的环境，难免水土不服。

　　这就说到才读完的这本书上：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三个关键词都是当下热点，围绕它们的政策更是热点：新型城镇化、地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小产权房、保障房。。。这里许多都是看上去十分“中国特色”的制度。这些制度绩效又是如何？移植固然不好，自己摸出来的路子就真的对？以后就真的可以继续走下去？本书以极其理性的方式对有关土地的中外政策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开篇先谈“中等收入陷阱”，作者认为，每个收入阶段都有“陷阱”。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只有中等收入阶段，才难以跨越），但是存在相对意义的中等收入陷阱。再向中高收入跃进的过程中，由于动力机制不同（跨越低收入主要靠投资，高收入主要靠人力资本、技术发展），许多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止步不前。从世界范围看，只有少数几个东亚国家成功转型。去除城市国家（香港、新加坡），我们把目光聚焦于日本、台湾、韩国。它们的经验将为我们带来重要启发。

　　从世界宏观历史进程，回到中国实际，再谈新三农、老三农问题。因为这个是城市化的前提。作者认为，80年代的农村改革，已经将土地所有权实质上的从生产队（村集体）下分到家庭个人，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同时随着农业税的免除，老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农村）基本解决。与此同时，当前我们遇到的是新三农问题：农用地的流转与规模经营，农村土地的非农开发使用，农民离乡进城务工。这里，首要的问题是农民进城务工，解决好这个问题，另外两个水到渠成。

　　说完农村，来看城市。核心是土地财政问题。对此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一，认为土地财政是中国特色的制度。“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对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开辟出一条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独特道路”。另外，土地财政比税收成本低，同样赋税水平，间接征收远比直接征收对民众刺激小，房产税将可能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尽管其蕴含着金融风险，并带来了贫富差距，但不能轻言放弃。其二，认为“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开发，因而侵犯了农民的财产权利，阻碍了市场机制发挥土地供需平衡的调节作用。暗含的解决方法是打破政府的土地垄断”。作者认为两种都存在偏颇之处。第一种对土地财政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过于低估。第二种，未能看到土地所有权与土地开发权的分离。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土地开发中用途与规模的管制也是相当严格的。对比“东亚模式中政府中立、财务平衡、土地增值收益优先用于移居者安居”，我国土地财政问题重重。作者一再强调：土地所有权与开发权的分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秘钥。

　　之后作者对我国土地财产权开发权进行了详尽的爬梳，对现行改革思路进行了评述。着重研究讨论了小产权房问题、地票制度和保障房问题。

　　接着，作者开始了对国外经验进行阐述。对土地所有与开发分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介绍了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土地征收的法律原则与法律应用一章尤其让人眼前一亮。公共使用、公平补偿、减步法。三个原则点破了征收的核心是社会公正，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彻底化解潜在的危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最后，作者对城乡土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制度设计框架。1）用地指标与户籍指标挂钩，多少地，多少人。2）财务平衡，规范补偿，改革税收机制，实现土地增值的公正分享。3）逐步终止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早日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4）作者还对城市布局、进度规划、农业现代化等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总的来看，上述所有制度可能都需要决策层下极大的决心以承担维稳方面的压力（减少补偿后，郊区农民的反抗）。同时，也要求更完善的法治环境（首当其冲的收税的问题）

　　在我看来，无论是制度移植，还是所谓中国特色，政策设计需要的不是假借大概念（如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正确，也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不闻不问，关键还是清晰的理性分析，扎实的经验研究。当然，本文的总结也是又一次未结合实际的政治正确。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读后感(五)：妙手医国：为中国城市化诊脉

　　我并非经济学科班出身，所受的经济学训练仅限于大二时两个学期的宏观、微观经济学课程。故而我选择读这本书，并非出于学术兴趣，而是迫于现实需要：父母现在居住的房子即将被拆迁，我们挑选新房时，在城郊发现了一套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房子，户型非常合理，光照非常充足，环境非常安静，价格非常低廉。可是，这么好的房子，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是小产权房！要不要买这套房？全家都深陷纠氛围之中，想买，风险太大；不买，又难以割舍。多方打探，包括上网查询，都是众说纷纭。无意间发现华生这本《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中专门开辟一章来讨论“小产权房失控的困境”，早就听闻华生理论素养与实践经验俱佳，于是决定一读，希望获得启发。

　　原本打算功利化的只读“小产权房失控的困境”一章，哪知才读了4、5页，便欲罢不能，决定好好通读全书。一则因为这本书虽是经济学著作，但作者并无兴趣玩弄专业术语，而是深入浅出，可读性极强；二则作者极为冷峻深刻，比如在讨论“小产权房是否应合法化”时，只用短短一段话边驳斥了学界“对于小产权房明显宽容甚至支持”的看法，有时站在公众一边盲目批判政府成为部分知识分子的一种政治正确，一种偷懒的做法，但这种行为却使知识分子丧失了应有的独立。华生能够突破这种政治正确，从一种独立客观的立场进行论述，确实值得敬佩。通读全书，我更加感觉到这种独立与冷峻，惟其如此，也让华生有如国医，对中国的城市化转型进行了妙手诊断，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如果按照施特劳斯研读文本的方法，本书的前言都会显得十分有趣。一般书籍的前沿都不会太长，超过10页就算是长的了，而本书的前言部分居然长达51页。在前言中，作者不厌其烦地指出现在中国流行的“中等收入陷阱”在比较意义上并不存在，并讨论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真正跨过的几种发展陷阱，且得出了中国目前所要面对的时代挑战乃是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问题，这二者事关改革与发展大局。诚然，城市化乃是历史发展的大势，也是现实中正在进行的轰轰烈烈运动，与之相关的土地问题自然也无可忽视，我们改革中出现的不少根本问题，都回避不了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问题。然而无庸讳言，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转型，到目前为止已经积累了不少问题，形成了“病灶”，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生对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进行了细致诊疗。

　　在接下来的第一章，华生敏锐指出，当年李昌平提出的“农村、农民与农业”这老三农问题，已经在实现了“免除皇粮乃至补贴农业”后得以解决，已经不再是城市化转型所面临的问题。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新的三农问题，即农地流转、农民离乡务工和农地非农用却成了城市化转型无可回避的难题。显然，新三农问题要比老三农问题棘手的多。而在新三农问题中，由于中央政策存在部分程度上的互相矛盾，比如鼓励农地流转又严格耕地保护，在操作层面带来龃龉，而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更是加剧了乱象，使得农地非农用成为新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也给中国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转型带来了巨大挑战。

　　除了农地非农用这一挑战，中国的城市化转型还面临土地财政、地方债务和高房价等诸多问题。华生在本书中对于这些问题的产生、危害都做了细致分析，并参照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务实性建议。比如对于土地财政的异化与土地权利的分离都做了细致考察，并站位高远，对土地改革的几种思路进行了评析。可以说，通过把脉，华生把中国城市化转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都详细地介绍给了读者，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对其思想一一介绍，读者还是自己精细研读此书，必能在作者的论述中对相关问题有一清醒认识。当然，诊脉不仅仅是为了发现病症，更重要的是合理用药，消除病症。华生认为，破解中国城市化转型中的症结，务本之道在于提升对于城市化的认识，要摆脱以前那种肤浅的“城市化就是土地城市化”认识，树立“人的城市化”这一核心理念。这一建议可谓拨云见日，毕竟真正的城市化，必定是彻底把农民变市民的城市化，这里面包括了身份的改变、思想的改变，是实质的改变。

　　改革开放后，经济学渐成显学，大批一流人才投入经济学研究之中。然而尴尬的是，进入新世纪10余年来，中国的经济学还是停留在译介与学习阶段，原创性稀缺。华生这本书，在原创性与现实关怀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度，这，是不是中国本土经济学家突破译介学舌瓶颈，而进入原创性供给阶段的节奏？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读后感(六)：从《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看房价问题

　　从自耕自足的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信息社会，21世纪中国和世界都将进入城市化社会，这已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且不说什么城市化转型，究其根本是在名和利之间周旋。在社会进步无形中正如达尔文所谓的优胜劣汰之说，一般来说，在自愿交换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质本身就能提供充分的致富机会从而增加激励，也如亚当•斯密所说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制每个人的追逐自利的行为，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于是乎有一大批的劳动力正在向城市涌进。

　　换一句话说：城市化转型最为明显的变化的绝大多数人口改变职业和居住地的过程，人口逐渐不断向城市聚集，相对农村原先只是根据土壤肥沃程度区分的土地价格差异和级差地租，城市开发土地的价值可以上升到农村肥沃土地价值的几十倍、几万倍乃至几千倍，这也正是如今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所以对于土地权人来说，现在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拥有多大土地的产权，而是拥有哪里土地的产权。在这城市化转型轰轰烈烈进行当中的时候，华生用他洞明世事的眼光、犀利并且深入浅出的笔端著作了《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

　　讲到土地当然要联想起曾经高谈许久的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农村。而随着城市化发展特别是房价的攀升，三农问题逐渐淡化，如今土地问题特别是农村土地非农转用问题上升为社会的焦点。面对如今的土地乱局，华生不为纷纭所迷惑，提出要从根本上认识土地及三农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这对于中国城市化乃至现代化转型和改革的取向非常重要。华生总结出新三农问题为：农用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农村土地的非农开发使用；农民离乡进城务工。其中难点和症结为土地非农开发使用。

　　我们对于土地权利归属、农地开发利用的级差收入归谁等土地问题或多或少都存在分歧和盲点，而书中作者用细腻的说法为我们一一解答了当下的土地问题。土地产权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地更新改善，城市化面临的主要核心问题为：农村移民城市如何在城镇中再次安居为市民。实质其实就是土地权利的再分配。所以华生指出城市化转型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与其说是土地所有权的形式，不如说是土地开发权的归属和分配。不免让人感叹华生的慧眼，看清了问题的本质，让人不禁再次反思如今的房价问题。

　　关于房价问题我已无须说辞，很多人都已经有很多话要说，房价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了多数人心中的梗。而这个时候，有一种让人觉得很合理却又不合法的商品房出现了，这就是小产权房，居然是关于城市化转型和土地经济问题的书本，怎能少了这一节。故华生也大挥手笔阐述了小产权房失控的困境和保障房的弯路和歧义等问题，为我们剖析了什么是小产权房、小产权房是如何产生的、小产权房是否合法以及小产权房的核心问题等。

　　关于华生的论述，唯一让我持有不同意见的是：在在结语中他说发达 国家那里才有真正的美丽、富裕和生态的乡村。我想处于发展中的中国乡村也并不缺乏美丽、生态和富裕，正如罗丹说的：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当然，华生的著作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也许可以成为突破如今房价瓶颈的“利器”。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读后感(七)：对土地迷局“望闻问切”

　　对土地迷局“望闻问切”——读《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

　　文/杨燕明

　　华生的关注目光，从中国的改革（著有《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中国的股市（著有《中国股市：假问题和真问题》）转移到中国的土地上来了。这《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作者：华生，2013年11月出版，CIP：（2013）第237162号）一书，便是对中国土地迷局、土地陷阱的“望闻问切”。正如华生所言，城镇化的发展理应是人的城镇化，那只有用完善的制度规范与制度设计，方可能破解土地陷阱，而这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有非常积极的价值与意义。

　　本书的前言与第一章的“引言”，就是对土地迷局的“望”。所谓“望”，便是对土地财产有个最起码的认知。作者先从中等收入陷阱说起，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并不存在，同时作者认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还是有极大的正向价值。接着，作者谈古论今，直言人类跨过的几个发展陷阱。而在引言中，作者则提及了老三农问题，并触及到本书的核心问题——土地产权，从集体制到大包干再到赋税问题，作者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分析之后，作者认为，在城市化转型过程中，我们所遭遇的其实并不是老的三农问题，而是新的“三农问题”，即“农地流转、农民离乡务工、农地非农用”的问题，而这，才是关于城市化转型的核心问题。

　　本书的第二章到第四章，则是作者对土地迷局的“闻”。所谓“闻”，自然是对土地财政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第二章中，作者阐释了土地财政的异化与土地权利的分离，从“中国的土地财政从何而来”进行了现实的发问，并对其中的各种观点、各种分析进行了客观的阐释，对于土地权之争及开发权所有权的分离，亦有自己的表述。华生认为，土地开发权是揭开土地迷局的总钥匙。在第三章中，作者则回顾了我国土地财产权与开发权分配的历史沿革和现状，并表示：乱象不可持续，改革不可避免。进入第四章，华生则对政府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并将学术界的主流思想抛出来，认为城乡建设用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同地同价”应该成为一种可能，同时要废止农民拥有土地开发权。

　　本书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则是作者对土地迷局的“问”。所谓“问”，自然是问诊，看看有何对策有何意见。在第五章中，作者以小产权房失控的困境与保障房的弯路来现身说法，作者认为，在现在已经严重分化的社会既得利益的格局下，保障房建设和分配要发挥其设想的社会功能，既需要高屋建瓴的政策，又需要防范政策扭曲的对接措施。而在第六章中，作者以城乡建设用地与成渝地票试验为案例，认为城乡建设用地的政策偏差是并未以农民市民化为根本，而地票的失败则源于本身的缺陷。在本书第七章中，作者着重从土地开发权的分配着手，先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阐释，继而抛出了西欧与东亚的经验，即要不断强化开发权管制，最后作者综合了各方观点，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开发权的分配，理应是规划权归政府，收益权由社会共享。

　　从第八章到第十章，便是作者对当前土地秘籍的“切”。所谓“切”，自然就是开方子。在第八章中，作者讲述了土地征收的法律，其中无论法律如何变化，“公共使用”和“公正补偿”的原则必须坚持，同时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进行了说明。而第九章则是说明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转型中，必须坚持人的城镇化这一目的。在第十章中，作者坦言我国实现城市化转型的确有三大不利因素，即利益掣肘、路径依赖和后发劣势；不过作者也表示，我们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即传统财政模式已经摇摇欲坠、土地财政大头用在城市基础建设上和政府已经明确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只要要我们努力与用心去做，土地陷阱便可破解。

　　正如本书正文最末一句话所言，“当各种不同的认识和利益把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推到一个十字路口的实话，让我们祝中国好运。”而本书中作者对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的“望闻问切”，如果能被决策者听到，甚至听进去，那对我国而言，无疑会“更加好运”。

　　刊于2月19日《经济参考报》：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4-02/19/content_86444.htm？div=-1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读后感(八)：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深度和良知

　　2013，中国经济变革之年。

　　无数的城市摊大饼已经过度，无力为续。

　　城中村宛若贫民窟，

　　却又成为外来务工人员最无奈的选择。

　　亿万外来务工人员辛勤着，守望着，却没有一个归宿。

　　政府大楼日益奢华，机场火车站等建设的也超过了发达国家的规格。

　　本地拆迁户摇身变为地主，成为新一代寄生族。

　　...................

　　我们的货币量在飞涨。淹没在楼市里的大量资金换来了低通胀的假象。

　　我们拆了建建了拆的浪费着资源，房子建多少永远都不够。

　　我们鼓励着投机，鄙视着勤劳。

　　我们喊着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却重视着土地，轻视着人才。

　　我们的中国梦，是近了，还是远了？

　　......................

　　既得利益者在偷笑，

　　贫富差距在扩大，

　　实业在进一步萎靡，

　　知识在被歧视，

　　人们在迷茫。

　　谁的梦

　　已经站在破碎的边缘。

　　再不转变，我们的M2会无止境的放大。稍不注水，银行体系就无以为继。

　　再不转变，我们的实业会进一步死去，只留下钢铁水泥玻璃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进一步肆虐。

　　再不转变，高昂的城市成本会进一步吞噬技术进步的土壤。

　　再不转变，我们的能做事的企业会越来越少，大学生就业只会越发艰难。知识只会越发被社会歧视。

　　再不转变，我们的雾霾只会越来越严重，城市成本会越发高昂。农民会越发贫困。

　　再不转变，我们的贫富两极将更加显著，基尼系数将进一步扩大，财富移居国外，国内冲突严重。

　　有的专家信口雌黄，

　　有些专家空口滔滔。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更不用提被圈养的八哥，在呀呀学语。

　　但是依然有人在迷雾中前行，

　　在大雨中疾呼，

　　在冰雪中行走，

　　埋头思索，奔走调研，学考中外，

　　思考着如何转变土地财政，

　　如何稳健的实现人的城镇化迁移，

　　提高我们的城镇化质量，

　　为这一代和下一代们的综合素质提升

　　提供一片土壤，

　　让人才素质提升的力量和稳定的内需，

　　成为我们经济继续腾飞的源动力。

　　任世界动荡招摇，

　　都能茁长成长。

　　如何转变土地财政，

　　地产蛋糕怎么划分，

　　人口和就业如何市场化的调整，

　　小产权房如何纠正，

　　各地试行制度的优劣点分析，

　　翻开这本书，

　　正是一位经济学导师，

　　站在学者的立场，一步步解析，

　　有站在一个执行者的角度，

　　去分析可能有的后果。

　　如此，才可称上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

　　如此，才成就了本年度最值得一看的经济学著作。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读后感(九)：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困局与顶层设计

　　在当下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化同义）不仅仅是各级政府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一个牵动各方神经，极具社会热度的重大问题。在官方语境中，它带动的社会转型将会是未来三十年高速发展的希望所在，期待它为民族复兴提供澎湃动力；在专家学者，它推进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引发了经久不衰的激烈争论，也为他们提供了研究的课题和展示水平的舞台；在平头百姓那里，政府围绕它所作的土地、房价政策的即使非常细微的调整，将会给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面对这一事关中国改革方向和未来发展命运的重大问题，存在争议和分歧在所难免，但政府、学界与民众对它诸多认识模糊、逻辑混乱、以至彼此误解，则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华生，作为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价格双轨制、国有资产管理、股权分置改革三项重要变革的主要提出者和推动者，在对以往城镇化的定义、方向、目标以及失误进行了反思，剖析了成渝地区地票实验的得失，并在借鉴日本、韩国和台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城镇化道路必须转型，转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道路上来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

　　一、核心是人的城镇化，真正实现农民进城安居乐业

　　城镇化是什么？作者直截了当的提出，所谓的城镇化就是农民进城，农民变市民，从乡村社会转为城市社会，相应的城市边界和规模扩大，更多的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开发用地。这正是针对此前有关城镇化只知道摊大饼扩大城市规模，只知道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所造成的只见房子不见人、以至出现大量“鬼城”的城镇化观点的一种最直接、最有力的批驳，而与最近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相呼应。其实，早在其13年前的2001年，作者即在《时代财富》第二期发表《批破垄断坚冰》一文，旗帜鲜明的提出了“破除户籍垄断，实现人的城市化”的主张（附录二），足以可见作者的先见之明。

　　为什么要城镇化？与当前官方文件中将其定位成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手段、或者与有些专家简单的认为是一种发展红利不同，华生先生从“中等收入陷阱”为切入点，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加以考察，认为城镇化是农业乡村社会到工业化信息化的城市化社会的转型，是继采集—狩猎的自然社会、种植—养殖的农业社会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第三个阶段，而进入城市化社会之后，随之而来的则是农业人口的大幅减少，对周边环境依赖程度的降低，对各类资源耗费的减少，以及劳动生产率、土地利用率的大幅提高，进而实现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关系、产业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

　　如何实现城镇化？他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改变职业和居住地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变为市民、乡村社会变为城市社会的过程，这一过程充满艰险，是对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成功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国家能力或社会能力的集中考验。它的表征是土地的城镇化，而核心则是人的城镇化，也就是让大量的农民及其家属在就业的城市有体面的居住条件和环境，有稳定的就业和可靠的收入，真正的融入所居住的城市。对于当下中国来说，城镇化的主体就是进城择业的原农村人口——即农民工。新型城镇化就是不但让他们有工作、有收入，还要能住下来、住得稳，最终实现大多数人口在城镇里的安居乐业。这是象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核心挑战。

　　二、难点是避开土地陷阱，有效打破利益固化格局　　　

　　进诚安居自然需要在大量土地上建筑大量的房屋及基础设施，而土地是人类和财富之母，城市化转型期城市土地及其附属建筑物迅速成为国民财富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集中价值体现，如何对这种价值公平分配，成为对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成功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国家能力或社会能力的集中考验。现在，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社会阶层固化，而由于我国城市建设扩张迅速，城市土地价值急剧膨胀，相应的规划不全不严、法制基础和观念薄弱，强势阶层非法攫取土地增值收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利益分配。当前土地管理制度下，集体土地只能由政府收归国有之后进行招拍挂的方式变为建设用地，已经相发了非常大的矛盾，钉子户之类的消息常常见诸报端，以此为基础的土地财政更是多受诟病。对这种现象，华生先生并没有象很多所谓的专家那样，站在为农民说话的道德制高点上呼喊什么土地私有化、什么农民自主城市化之类的口号，而是在对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台湾的城市化经验进行认真的分析后指出，因为土地的特殊性，以及城市规模经济产生交叉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土地所有权与开发权的分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私人的土地开发权。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经第二轮土地延包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使中国农民“已经和正在拥有承包农用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的完整权利”，这基本上与私有产权等价。但是，因为经济发展、移民就业、政府规划以及用地指标控制等多重因素所造所的土地开发权的巨大增值及其公平分配，本就不可能通过土地私有化得到解决，闹得沸沸腾腾的征地拆迁中的对抗并不会减少，反而会大幅提高城市化的成本。从根本上说，当前这些问题并不是专家所争论的土地所有权或者补偿标准高低的问题，而是土地转用即非农开发后的权利，即附带着巨大财富的土地非农开发权的分配，这才是我们城市化转型能否成功跨过土地陷阱的关键。

　　最大的难点在于小产权房。在城市发展中，提到征地拆迁，最令各级政府头痛和争执最为激烈的应该算是小产权房。华生先生对于小产权房前因后果以及面临困境的分析是最为透彻的。他驳斥了学界认为小产权房是城郊农民和政府争夺土地增值收益、试图自主城市化的努力的论调，认为造成当前小产权房泛滥的原因是因为政府规划不明及法治缺位，是个人抢占社会管理的土地开发权的直接结果，城中村“握手楼”就是最现实的“公地悲剧”。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目前存量巨大的小产权房都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成为兴建基础设施，扩大城市规模的拦路虎，其现状早已难以为继，解决办法分歧极大，简单的进行合法化注定不是解决之道，政府也没有力量全部拆除，那样不但要面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还有可能影响政治稳定，这是政府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的。　　　

　　最大的障碍在于户籍壁垒。农民成为市民，面临的最大的政策壁垒就是现行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对此华生先生没有专章讨论，倒是在书的附录二中作了论述。华生先生论证道：“所谓只有土地城市化而没有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滞后脱节的结果。”因为户籍制度的垄断和封闭，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因为受到户籍制度的歧视和挤压，他们无法享受到附着于户籍之上的诸多的制度性福利，再加之收入预期和职业安全的不稳定，其居住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社会需求也是多少受到扭曲和压抑的。而且，“拥有合法的城市户口的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相对于发达国家，正好完全倒置，是我国经济结构最大的不合理，是国家内需不足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我国社会发展阶段落后的最显著标志和贫富差距拉大占比重最大的因素。”但骤然废除又会面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成本，各方面难以承担。所以，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必须改革当前城乡二元分享的户籍制度，实现农村和城镇人口的双向自由迁徒，使两者享受平等的权利。

　　三、解决是继续推进改革，加快城市化转型顶层设计　　　

　　华生先生是以价格双轨制、国有资产管理、股权分置改革三项重要变革而闻名的，他最擅长的就是进行机制设计。同样，对于我国的城市化转型，他也根据我国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现实条件，提出了自己整套的顶层设计，在第九章《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转型》中作了精彩阐述，这是本书的最大亮点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最能体现华生先生的水平。　　　

　　首先，是要实行挂钩，推进各项机制联动改革。人口的迁移是以就业和更好的谋生机会为导向的个体选择和市场行为，但当前这种建设用地无偿计划分配往往与人口的实际流动方向不匹配甚至相反，还直接导致了地方建设用地饥渴症和见地不见人的增减挂钩体制，是造成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脱节的制度原因。所以，要将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联动起来，实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与外地人口本地市民化入户挂钩的方法，以此“更好地顺应和发挥市场在城市化形成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形成哪个城镇能吸纳更多的市民化户籍人口，哪个城镇就可以分配到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的正向激励机制。”最终斩断地方政府为土地财政而产生的征地卖地冲动，彻底改变当前城镇建设违反经济规律大干快上所造的有城无市、有房无人的“鬼城”现象。这里，他解决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疑问，即现在很多农民已经进城安居乐业了，但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还在，还是一个农民身份（我就是这样的既得利益者），农民也要有一个退出问题的。华生先生的制度设计是，当农民从农村迁出户籍而去异地城镇落户的时候，转为城镇户籍的农民在申请城镇保障房的同时必须处置在老家的宅基地，购买商品房的，在农村的宅基地及住房则被纳入拥有的总体房产数交纳相应的不动产税。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大的机制。

　　其次，是要开征新税，以经济手段调整利益分配结构。在这里他借鉴日本、韩国的经验，一是提出要实行以财务平衡为原则的新型征地制度，将征地全过程的成本和利益分配公开化透明化，政府拍卖土地价格仅以弥补土地一级开发、达到收支平衡为限，彻底斩断政府在征地活动中的利益瓜葛。二是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对征地补偿实行房地分离，在对土地的公平补偿以外，对建筑物仅按重置成本扣除折旧补偿，而且对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开征所得税，使违建抢建因无利可图而自然消退。三是改革房地产开发模式，实行地价公示、房地分离，使开发模式多样化，改变现行的开发购地和预售模式为分期拿地、一次开发，改变税收调节机制，消灭开发商囤地牟利现象。四是顺应当前宅地和房产成为国人财富主要载体的现实，以对房地产的收入调节为切入点，在买卖环节对房屋交易的净所得征税，建立对城市居民房地产财富和收入的完整调节机制，通过合理的税种税率设置，开征不动产税等，真正捍卫社会公正和分配公正。小产权房也在这一机制得以解决。华生先生不但提出了宏观的措施，即便对于国人最拿手的“阴阳合同”这类细微问题也提出了将交易合同在交易大厅公示的办法，以防止制度漏洞。其实，近来新闻媒体一直在曝光广州房地产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两份合同”现象，就是人们以此规避税收的行为。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通过征税来调节土地非农使用利益的分配，但其最重要的基础是不动产登记制度，如果使这个登记能够稳妥可靠，真实可信，是一个难题。

　　最后，要加快完善推进城市化转型的配套措施。所谓的改变体制换粮换奶，将地方政府拔出卖地财政陷阱；城市规模布局和特大城市的发展模式；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进度规划；城镇化引领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制度安排等论述较为简略，但其中确实不乏真知灼见，不再一一置评。他针对在台湾已经出现的牟利资本和富裕的城镇居民下乡置业的奢华需求，也提出要从占有土地以及二套房等开始普遍征收不动产保有税加以预防。

　　实际上，他书名中的“转型”就包括了城镇化的社会转型以及我们城镇化道路转型两层含义，我的介绍也非常不全面。而在我看来，他的建议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国士之策。当然，具体到现实中是否可行，还有待验证。但是，通过此书我们可以对我国的城镇化历程以及未来的道路选择有一个更高、更深的理解，原来的城镇化道路早已难以为继，必须尽快实现转型。所以，当下我们最迫切的就是要根据现实情况作好道路转型，真心期待我们的高层能够综合各种看法，广纳意见建议，真正抓住土地开发权所形成巨大财富增值的公平分配这一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现代化转型中的主导性线索，通过一系列的顶层机制设计，最终实现公平分配，为城市化转型加油助力，以成功迈过土地陷阱，尽早实现我们的城市化转型，跨入现代化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读后感(十)：以制度设计破解土地陷阱

　　房价飙升、农民工待遇问题、农村空心化、贫富悬殊、内需乏力、环境污染……这些都是困扰当今身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难题。这其中，历史遗留、全新挑战、现实矛盾互相纠缠，又牵扯到经济、社会、民生、国计等方方面面，实在可说是纷繁芜杂。不过，真正具备洞察力的明眼人，其实不难发现，以上这些看似无比复杂纠缠的许多问题，其实背后都与一个要素密切相关，那就是“土地”及其权利归属问题。而引发种种乱象的根本原因，正是当下土地制度的缺陷以及随之而来的城乡二元体制对整个社会的桎梏。华生无疑是这样的明眼人，而这本《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正是其以“土地问题”为核心，为中国实现成功转型，走出发展困局而做出的铮铮建言。

　　说起本书作者华生，我也算是他的老读者了。在先前的《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一书中，其实对城市化转型为主导的社会改革已有颇多论述，而本书自可看成是这种思路的一脉相承，以及对“土地问题”核心的进一步深化论述。可以说，这一选题反映的正是华生把握问题的不凡功力。其特点概括地说，就是“准、全、实”三个字。

　　所谓“准”，就是能够找准根本原因，把握主要矛盾。这是华生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如上所述，如今中国社会，乱象丛生，各方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而华生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土地制度问题实是这种种乱象的肇始。为何说土地是一切的根本？因为正是国家对土地的垄断造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隔离二元体制，从而引发出户籍歧视，农村衰落凋敝，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沦为弱势群体，贫富悬殊加大等系列问题。而政府对土地的随意支配，则催生了地方政府的卖地财政，不断推高房价地价，并造成土地饥渴，引发侵占耕地，强拆强迁，小产权房泛滥等众多公开矛盾，进一步加大贫富悬殊，阻碍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转型的迟缓又导致现代化进程受阻，生产力和消费力无法释放，内需拉动不足，经济发展后继乏力等系列后果。可以说，不解决土地问题，那么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无从谈起；而离开了对土地问题的探讨，中国的改革与转型也就只是空谈。

　　所谓“全”，就是看待问题全面，综合，而不是片面，武断。土地问题，牵涉广泛，错综难解。对此若没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洞察，那就极易陷入盲人摸象，以偏概全，背离现实的错误中。而在本书中，华生所展现的全局视角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书中围绕土地问题，既有对历史沿革，形成原因的探讨，如老三农问题，土地国有制度沿革问题等；也有对现实问题，当前政策的分析，如对土地增减挂钩，地票试验得失的说明；还不乏对欧美先发城市化国家和日韩等东亚后发追赶国家成功城市化的制度借鉴和案例说明，以及学界对土地制度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可以说，本书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兼备，理论构建和实践经验并重，充分体现了作者全局兼顾，整体认识的开阔视野，也正是有了这种开阔视野，才能够具备找准症结，对症下药的能力。

　　而所谓“实”，自然是指务实的态度。作为机制设计的倡导者，这种“务实”无疑是华生个人主张的核心所在。全面洞察，准确把握，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要做到一个“实”字，首先就要讲究实效，避免空谈。可以说，随着土地问题渐成社会焦点，围绕其的不同观点争论也所在多有。不同的学者也提出过不少“解决办法”。华生与他们的显著不同，就是摒弃空谈，探讨实际可行性。他并不像有些学者一样，对土地产权私有过度神圣化，以为一旦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困境就能迎刃而解，而是毫不留情地指出某些学者的方案其实是纸上谈兵，缺乏现实可行性。他更以欧美国家的发展为例，指出即使土地私有，其所有权和开发权也是分离的。私人土地的规划开发，也一样要符合公众利益而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理论构建接受实践检验而不是脱离实际，是华生提倡的不二原则。

　　华生的务实，还体现在实事求是，实话实说上。这就要求对土地现状的形成原因不粉饰，不遮掩，而是客观指出，合理批判。可以说，如今的土地困局和社会畸形，与历史上的错误政策，僵化体制，扭曲导向，混乱思想脱不了干系。如果现在不承认并检讨过去犯下的过失，走过的弯路，那么将来就要犯更多的错误，走更大的弯路。近年来，虽然中央已经将城镇化建设列为社会改革的主导方向，但依然滋生出野蛮拆迁，赶农民上楼，城市化成本激增，中央令不能行，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问题，可以说就是未能正视过往错误而导致犯下新的错误。华生在书中对此有着严厉的批评，明确指出这是一种“见地不见人”、“见利忘义”的做法，其后果可能是将中国带入“土地陷阱”而不能自拔。因此，只有直面过去的错误，才能面对当前的挑战。

　　而务实最终便是要落到实处，这也正是机制设计的精髓所在。华生不是市场万能的信奉者，他不认为政府对此应该袖手旁观，无所作为，而是要因势利导，主动对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束缚的户籍制度进行坚决改革，以推进社会进程。在书中最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实际的制度改革理念，倡导以合理的政策来破除政府垄断，调整利益格局，实现城镇化和现代化，帮助社会完成转型，进而消除贫富悬殊，房价高企，人地分离，分配不均，身份歧视等一系列问题，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从其远大蓝图和目标，足以体现华生的“务实”，绝非迁就现实，安于现状的“现实主义”，而是脚踏实地的同时怀揣理想的实干精神。而也唯有具备了这份实干精神，理想才不会沦为空想。

　　如何评价华生的观点与建言？应该说，作为一个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者，我本人在土地问题上，对于华生的观点并不能全盘接受，甚至在情在理都更偏向华生在书中有所批判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一方。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不得不在心里承认，他对脱离现实，一厢情愿的理论的质疑是合理的，他对现实问题的考量是全面的。对现实问题的探讨，决不能蜕变为主义之争，观点之争，否则有利无害。何况，华生虽强调在土地问题上不能完全放任市场而需要国家的介入，但绝非要退回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全局掌控的老路上。他反对政府对改革做巨细靡遗的规划，也认为这点实际上无法做到，而是认为中央应该把握大方向，以明确目标引导改革前行。他并不排斥市场，甚至是强调市场的积极作用的。政府在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退出，但绝不能盲目私有化而导致经济寡头化，而是发挥自己在法制建设和二次分配上的积极作用。当然，作为“切蛋糕的人”，政府不能予取予夺，更不能为自身私利而任意妄为，而是要接受监督和制约。这种政府与市场并重的观点，无疑是令人服膺的。

　　而且，华生在书中明确提出，社会转型所需要的城市化，应该是“人的城市化”，而不是为了什么抽象的经济发展或是GDP政绩。为此，他坚决反对那种“为城市化而城市化”，甚至“变成明目张胆掠夺农民土地, 体现政绩的样板城镇化, 变成资源环境无法持续承载的城市化”,以“避免现已被广泛接受的城镇化口号被接过去演变为一场新圈地运动的灾难”。土地改革和现代化的根本，是为了人的进步和发展，是为了给予勤劳、智慧、创新的努力应得回报，而不是陷于土地资源的侵占和争夺。唯有如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源泉才不会枯竭。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在华生倡导的制度设计的诸多细节中都有所体现，而并非只是一句空泛的口号。无疑应该作为决策制定者的最高指导原则。

　　实际上，在阅读本书前，对于中国社会的现状，我其实是颇为悲观的。居高不下的房价，难以打破的户籍歧视，根深蒂固的城乡隔离，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使得中国这艘航船依然徘徊在“历史三峡”之中而无法看到前路。改革的举步维艰，旧有体制的尾大不掉，更是让人不免产生无力感和挫败感。所幸的是，我们还有如本书作者这般在困境之下仍心怀天下，不忘自身社会责任的有识之士。本书中那种直面现实困难却不失乐观的精神更是给人以深刻触动。是的，现实固然有重重难关，但绝非不可改变。形势的严峻，其实正是倒逼改革的最大动力。与其怨天尤人，愤世嫉俗，不如直面挑战，以自己的行动使其有所改变。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如作者所说，如今的困境，是对国人集体性动力，即国家和社会能力的突出考验。在这个接受考验的过程中，既需要机制设计和上层决策的高瞻远瞩，也一样需要每个国人的积极参与和身体力行。当中国社会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之际，让我们也如作者在本书结尾那样，充满信心地说一句“且祝中国好运”吧！

　　--本文载于2013年12月16日《中国证券报》，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