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是一本由《新周刊》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3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读后感(一)：我的故乡在80年代
“在每一个从贫瘠中走出的时代里，面对晦暗的过去和不确定的未来，年轻人总是做出同一个选择：怀揣一把吉他，将最简单的情感、最复杂的渴望，流淌成最为真挚的自此与旋律。”
在东海音乐节上第一次听崔健的现场。52岁的教父撕心裂肺地唱出那句“我曾经问个不休”，台下的热情排山倒海，跳跃、摇摆、挥舞是迸发的火，瞬间点燃了东海岸的夜。那一刻，我才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摇滚的力量。思路穿越，1986年5月9日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当那年才25岁的愣头青第一次向人群呐喊出“我曾经问个不休”时，一句嘶吼，震颤了多少悸动和不甘，骚动了多少变革中迷茫而空虚的心。也是那一年，我，作为一个生命体来到这个世上，且在跳跳蛙和黑猫警长里不谙世事地度过了你们口中的那“世纪元年”。于是，“我们”与“你们”之间，有了一种超越骨血的微妙关联。于是，我想要透过你们整理的回忆，去窥探那个孕育我生命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听很多人谈80年代，那有抹不去的情结。当一扇大门轰然打开，春风召唤、外来冲击，一切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思想觉醒，“青春期”的蠢蠢欲动再也无法抑制。它仿佛已经超越了一个时代本身，那是民族与个体共同的劫后重生。
崇敬那个时代，因为那有本能的释放。如同一头刚刚坠地的羊羔，双眼尚未睁开，已嗅着生存的气味寻找滋养的乳头。于是，冰箱、彩电、洗衣机成为新的“三大件”，温饱之上有了对富足的追求；于是，有一种速度叫深圳，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不是神话，“时间就是金钱”打破了“路线”与“主义”的桎梏，浩浩有志青年开始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南下之路；于是，张瑞敏砸毁了76台残次冰箱将还叫做“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集团领上了改革征途，王石用倒卖玉米的第一桶金奔赴深圳迈开了万科王国的第一步，而柳传志放弃了中科院的铁饭碗在中关村埋下联想集团的种子。一切源于本能的渴望都是坚毅的，对于财富、自由的诉求转化为直接而有力的驱动，催使着你们朝着更好的生活挺进。
崇敬那个时代，因为那有理想的激荡。当思想禁区被一一打破，理想开始不仅仅是天安门广场上席地读诗的情怀，更是文学、音乐、影视的全面复苏。于是，顾城写下“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的希望之光透过雾霭层层，在“朦胧”中悄然开启；于是，路遥发表了《平凡的世界》，将时代冲击下各阶层平凡人的追求与挫败、渴望与局限、获得与苦难深刻地呈现；于是，李谷一的一曲《乡恋》,如雨后春风温润了被许久压抑的情感；于是，第五代导演们，用《红高粱》、《黄土地》、《盗马贼》等电影，向世界呈现了一个经历苦难却坚韧不屈的形象。回归了人性，在“集体主义”的宏大命题下，“个人主义”被重新审视和定义，纯真岁月里对理想的追寻，成为全民心中一场关于“文学、爱情、穿越世界旅行”的梦。
崇敬那个时代，因为那是精神的原乡。当改革渴望支撑、信仰期待偶像，一个个有深时代刻烙印的名字运势而生。于是，中国女排开启了“五连冠”传奇，将女排精神演化成百废待兴中的特殊符号；于是，打破“大锅饭”推行“计酬制”的海盐衬衫厂厂长步鑫生，以“步鑫生神话”成为敢为人先的改革榜样；于是，身残志坚的张海迪传递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的热潮。他们为那个充满希望的岁月标注了精神至上的标签，写下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
那纯真年代已知或未知的激情，传递着向上的力量，着重于经济文化与个体感官和思想启蒙，更显得纯粹而激情澎湃。从闭塞压抑曲折中走向觉醒张扬，喷薄而出的渴望，回归于人性，关于自由、梦想与解放。当然，那时的你们同样迷茫。物资仍然缺乏，变革的效应却以几何速度膨胀，舢板还未筑牢已身处翻滚的巨浪，于是，一路沉浮一路反思。《一无所有》的内在诉求，折射出价值空虚的年青一代何去何从的迷惘，而吟诵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子，以他的悲情一卧，宣泄了对理想主义缺失的绝望。任何时代都是在风雨中前行的，而80年代的彷徨，是个体的困惑，更是时代穿越迷雾必然经历的曲折探索。而你们探索着前进，到今天怀念着讲你们曾经的炙热讲给我们听。
怀旧当道，然而任何时代都是独特的。像北岛说的，“我们这代人只有今天”，而“今天”何尝不独属于当下的“我们”。过多的追念与赞美不过显示了一代人的老去，而岁月终究一去不复返。也许到了今天，仍有更多的25岁们依然跟着52岁的崔健高喊“摇滚不死”，那就够了。任何时代都如此——信仰不灭，追求不止。而时代滚滚向前行，不做停留！
《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读后感(二)：点太多，所以把这本书的个人笔记放在这里，每条都可以写篇评论，日后再说
笔记：
1.报告文学充分发挥真实快捷反映现实生活的文体优势，在剧烈变革期的八十年代，赢得了文坛和社会的极大关注。
2.《大众电影》曾创下965万份的发行神话，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刊物，至今仍无人超越。
3.1972年，在金庸宣布封笔的时候，中国大陆还没多少人知道他和他的小说。1981年7月，在和金庸会面时，邓小平说：“你的小说我读过。”
4.1978年，两部日本电影《望乡》和《追捕》的男主角以长发和喇叭裤出现在中国青年人的视野，成了当时无数男青年效仿的对象。
5.1978年12月，当听到美国将与台湾断交并转而同中国大陆建交的消息，还在大学念书的侯德健奋笔写下一首《龙的传人》。
6.经济领域的“厉股份”与“吴市场”。
7.迄今在中国所有原先由政府介入的行业中，政企分开做得最彻底的大概要数纺织业。最近人们最熟悉的案例则是拆分中国铁道部。
8.“文革”十年间无数社科领域学者的不堪命运，让人们不敢轻易选择（社会科学）。
9.与“摸论”“猫论”一起构成改革开放三条经验的，还有“政策的决策人做出决策，大家就应该无条件服从，无条件去完成”。现在这三条经验依然不断成为争论中心。“理性改革和决策问责的时代正在到来。”
10.“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曾被写入“五四宪法”，但在“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都被去除了，“八二宪法”又重新恢复了该条规定。不过提法变成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11.凤凰网总裁乔海燕曾在《华尔街日报》写过这个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做人，要有一颗红心，心要红，要正，两种准备，一个清白，一个糊涂，该清白的时候就得清白，该糊涂时就得糊涂。”三十年后，它依然是典型的中国式生存哲学。
12.当时的语文与数学老师都比较强，他们多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被打成右派落到农村，平反后转入学校。我初中的数学老师就是清华数学系毕业的。
13.小时候父亲告诉我，许多有钱人，把猪肉买回家，让上面长满小肉蛆，说炒吃那个最营养美味。
14.最有趣的经历是文科班男生们傍晚在校外松树林中集体裸奔，夏日凉风吹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那种其妙的感受，如不去亲力亲为，无法感受。
15.“大企业自筹资金、成片开发、独立经营管理工业区”的形式被称为“蛇口模式”。 是否对国家有贡献，重要的不在于主观的思想动机，而要看客观行为。 袁庚说：“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 吊诡：蛇口希望在体制外另造一套东西，却以失败告终，它再次回到了体制内。这趟历史的颠簸，让身处其中的人受到伤害。
16.“体改所”另类——身处“体制内”，却有很大的自主权；是官办机构，却有相当的思想自由度；一群下乡、当兵回来的年轻人，却对政策制定起了重要作用。 “共和国的总理和30岁以下的年轻人谈国家大事，是第一次。” “用我们刚刚学懂的知识，就能为国家出力，想不兴奋也难。” 体改所只存在了5年。它本身的定位和八十年代末的政治拐点导致了其短命的结局。
17.盖洛普协会当时对我们调查的评价是，“中国的调查水平优于国际平均水平”。 现在的一些人不是懒了，不想调研了，而是靠利益驱动决策了。
18.另一位引人深思的楷模是杜芸芸，这位丝绸印染长的普通女工，将养父母留下的10万元遗产上交给了国库，理由是“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非议与质疑接踵而至，有人骂她傻，有人认为她想出名，还有人怀疑她怕拿到这笔横财会不太平……这场关于金钱观和价值观的大讨论，被后人视为中国人的财富观脱去道德枷锁的开端。
19.每个人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只要体制透出一个小小的缺口，活力就会像水一样冲向海洋。 冯仑谈起他从体改委离职下海后，“经常有一些老师来看我，都是带着一种悲悯表情，说你怎么不去读博士啊？党培养你这么多年，你现在每天骑个自行车，满街乱跑”。 “深深感到知识分子有责任把科技转化成生产力。” 或许离开中关村繁华的地带，搬到更北边的上地工业园默默地经营着自己的企业。
20.査建英：“你见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给你提供了很多看问题的新鲜视角，你几乎顾不上有思乡的忧愁。”
21.1984年出台的7号文件，提出：对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包产到户最需要的就是劳动力，允许农村“女儿户”生二胎，所以被叫作“一孩半政策”，生育率反弹出现小高潮。 “绝大多数该生的，依然生了下来。这个政策，只不过人为地形成社会的摩擦和内耗而已。”
22.1983年开始招生的深圳大学则是全国第一个实行“校长治校，党委治党，教授治学”的高校。 “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这是改革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以发展代替改革，而不是促改革，是以牺牲质量来换数量，掩盖了教育的很多问题。”刘道玉说。 今天的大学已不是象牙塔。校长只对教育部负责，不对学生和家长负责。 在南科大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怀着这样的心态：即抛下铁文凭，捡起真本事。 人大政治系教授张鸣认为，本质上，如今的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 中国没有原生的宗教，绝大多数人也不太信仰宗教。蔡元培《论美育代替宗教》反响平平。解放后美学、心理学、社会学都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统统被取消了。 国外大学一个好的理念，沿袭几百年不变，我们中国不行，再好的理念也会因为制度的更迭或领导人的变更而朝令夕改。中国官场上有一个恶习，就是后任否定前任，前任再好的东西也不继承，要别出心裁地提一个口号，哪怕是蹩脚的他也要提，因为这是他们的政绩啊。 中国出过美丽的大学，第二段是解放以后到1956年，新中国大学历史上短暂的美丽一面。那个时候真是党风、民风、学风最好的时候，我们进了大学，就犹如进入到一个梦想剧场。那真是精英教育，过去地主都过不到这样的生活。 为什么大学校长必须是理想主义者，只有理想主义才会追求终极目标，才能培养出有理想的学生，这是逻辑关系。同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立志于改革，改革与守旧是一个理想派和现实派的分水岭。
23.卢跃刚认为：这种思想解放与交锋的背后，是20世纪中国第二次“西学东渐”，即学术界以“新启蒙”为特征的“理论思潮”，展开了所谓的“文化反思”。这是处于政治漩涡中的新闻界的社会坐标。新闻媒体作为“公器”，正是始于1980年。 钱穆：只要有书在，只要读书人也还没有死绝，文化传承的根就不会断。 在整个八十年代的思想潮流中一直涌动着“五四”精神，另一条精神血脉是对作为精神史的“文革”思想资源的传承，而人道主义思潮的涌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起点。 知识者传统的复兴是借助于关于知识传统的集体记忆的唤起而实现的。 那时比较开放或开明的知识分子一般都认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知识界的分野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守旧的人看来，问题是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而在改革派看来，问题是真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极左路线的斗争。 我们知道学术建设不是几年的功夫，根本看不起当时其他人发表的研究成果，觉得在沙滩上建大楼是立不住的。我们下的决心是：翻译它20年再说。 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社会发生转型，研究从宏观的“主义”转到实证性更强的“问题”，我们原编委会的主编、副主编，还有我本人，都从纯粹的哲学、宗教学转向了政治哲学。 做长期的浸润性工作，以形成新的社会文化，才是知识分子的本分。 八十年代的学术工作无论如何粗浅，但学术与思想、社会的结合是今天已经有了较为高深学问的知识状况所无法比拟的。 八十年代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在中国历史上还很少有这样一个时代。
24.目下公认的八十年代“三大丛书”分别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以及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 重要的是，这是一群（知识精英）关心中国的现实与未来的人，在组成编委会之前，“介入”姿态已非常明显。 “三大丛书”里的人，都是先有了一个思想圈子，然后形成编委会，所以出的书不是出版社导向的，而是知识分子导向的，都带着很大的寄托。 由于八十年代中国还没加入国际版权公约（1992年），所以此时出版社能搞到原著，再找到合适的译者，出书就八九不离十了。但这也引发了一些乱象，由于没有版权限制，丛书里在品种上发生重合也是难以避免的。 畅销书则是大众阅读取向的最直接体现。 还有很多畅销书，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第三次浪潮》很多中国人连前边的两个浪都还没弄明白呢。八十年代，越新鲜的概念越好使，读者有的是好奇心和好胃口。经管、励志、成功学绝算不上当时的畅销书主流。那时候的人更愿意关心思想和大趋势、大问题、而不是老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徐友渔”（文字、思想）
25.“潘晓讨论”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闻媒体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机做出的反应。 后来，出版家办《读书》的时代结束后，《读书》编辑方针丧失了“公共性”，实在遗憾。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年代，文学的影响力绝不逊于新闻，甚至超过了新闻。
26.钟叔河：人一生下来就判了死刑，只是个缓期长短的问题。 “这些人都不坏，是体制有问题，好像他们不做些改动，就是没尽到责任似的。” “从自由度上讲，比八十年代进步了，但是我们的人不行了。”他说，现在的人肯定是越来越聪明的，但是，“没有理念了”。 钟叔河希望这辈子不但对得起人，也要求自己对得起自己。“人还是要有点性格，想说的话我还是要说，太世故了不好，那样等死有什么意思？” “昆鸟”（编辑）
27.当时，围绕着各种讨论会和自编的刊物，形成了一些思想活跃的青年知识圈，而这些彼此重叠的小知识圈交织起来，又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诉求的话语场。 在《人的哲学》的结束语中则有这样情感充沛的句子：“今天，是时候了，我们必须从笼罩着人类近半个世纪的相对主义虚无的梦中清醒过来。”不用看作者写了什么，仅仅是这种表达方式已经非常人道主义。 尽管这套丛书（《走向未来》）有自己的“毛病”，概念泛滥，有些论断下的师心自用，但大部分作品都是某一领域的破题之作，从中受惠者，何止千万。
28.从理论逻辑而言，美学维系着形而上学话语对于艺术的理论霸权，而决定哲学家、艺术评论人们霸权的，则是政治。 美学论争纠结到最后，不过是各种生存困境以及现实政治纷争的曲折表现。 （编辑余墨这几句内涵一般）
李泽厚提出“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否定之否定规律）和美学思想（“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在此前的中国，被简单化理解和粗暴运用，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李泽厚选择推崇“美是无功利的快感”的康德，就是想将思想文艺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风气，从“政治路线第一”扭转到对于“人”的关怀和建设上来，回到“主体”本身，回到认得生存境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人的全面发展上来。
29.陈志武：我就觉得，更有空间和氛围表现自我个性，才是任何人类社会都应该追求的。 我就觉得中国人和其他人种一样，中国社会跟其他社会一样，最终发展方向是一样的，就是追求个人自由的最大化。 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成功，让越来越多人出现盲目自信，开始排斥新的思想，封闭的姿态盛行。追求上进还是不追求上进，开放还是封闭，今天在这些方面可能还不如八十年代中期。在个人自由、权利等方面，存量上今天的中国肯定比八十年代高很多，但在增量上，八十年代是往上升的好的方向发展，今天不是。 二十多年来，如果说有一个信念被强化的话，那就是理性思考，理性研究。我要是不能自由讲话，那对我的幸福感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30.刘再复：我更坚信文学是充分个人化的事业（不是“经国之大业”），是心灵的事业，是生命的事业。文学应当走向生命、不应当走向概念、走向知识。生命语境大于历史语境与家国语境，境界的高低是生命修炼后所抵达的精神层次。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基本点是批判的，现在虽也有所批判，但基本点已转向“开掘”，转向“发现”。现在虽对社会也有所关怀，但内心却有一种禅的态度，一种抽离的（对世俗世界）、超越的、审美的、冷静观照的态度。 我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人际关系中的一个人，即不是“关系中人”，而是自然中人、自我中人。 人生的下半场我丢失了上半场许多外在的耀眼之物，却留下和发展了一份最重要的内在的东西，这就是八十年代觉醒的人的骄傲和思想者活泼的灵魂。
31.王朔似乎改写了整个八十年代的文学气质，为当代文学重建了一套话语体系。 美国文学史家考利有句话，八十年代常被用来指称中国的先锋诗歌：“诗人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
32.老《今天》从1978年创刊到1980年出了9期。新《今天》1990年夏天在海外复刊，一年4期，至今没断过。 北岛至今认为，“伤痕文学”称不上文学，只是工农兵文学的变种。“它本身是一种官方文学，在改革开放初期，官方文艺政策发生巨大调整，‘伤痕文学’就是简单地对‘文革’某些阴暗面的批评。” 正逢清楚精神污染运动，还有“严打”。1983年，刑事案件和思想问题混为一谈，不老实，就转成严打对象。 此后，他孤身海外，说“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 北岛：“《今天》不管怎么样，在一个民族社会巨大的变动中，保存某种东西。” 八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俨然一幅“百花齐放”的假象，每一位诗人都急着想举旗抓纲、开宗立派。于是有呼吸派、撒娇派等88个流派之多。八十年代的中国诗歌只用了10年甚至5年时间便把西方200多年来的印象派、象征主义、佛洛依德等统统扫了一遍。 西川：“在诗歌上，海子是有自己宏大的文化抱负的。”
33.在王蒙的价值观尺度里，《你别无选择》里塑造的一群“问题青年”，那是“吃饱了撑出病来的，脱离群众的精神贵族。” 当时中国音乐的教育系统还是苏联的，还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任何德彪西之后的音乐都是禁止尝试的。 有人认为这部小说是对《第二十二条军规》和《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模仿，因为那种“黑色幽默”并非“文革”后的中国土壤能浇灌的。 他们有点脱离群众。但他们已经出现了，哪怕是在闹剧的或自嘲的外衣下面，他们发出了自己的杂沓的却也是动人的青春的声音。（王蒙） 刘索拉：“出去你才知道怎么回事，可别以为你是‘中国的’作家，‘中国的’艺术家，就误以为你有多牛了。”她是那时少有的清醒者。
34.柯云路：他们（接触的一批执政上岗的年轻人）都不是简单地书生气，经历过磨练，他们的理想主义是现实生活基础上的理想主义。 当然这个社会需要“李向南”，不需要人人都是“李向南”，良好的社会是有不同的人群合理配制而成。 看清楚这个欣欣向荣又充满危机的焦虑时代，是最要紧的。每个人都被裹挟在这个玩命奔前程的潮流中。认清这个焦虑的大背景，一方面受着它的刺激，获取人生的动力，另一方面警惕地制约过分的焦虑，避免生命的夭折，这实在是当代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生存智慧。 张贤亮：我当年在牢里读三册马克思，觉得对未来的共产主义根本没有描绘，但是都提到把谋生的需要变成享乐，就是“劳动娱乐化”。所以想过共产主义并不难，只要从事让你高兴让你快乐的事情就好了。 刘硕良对阅读的看法是：读者爱看什么看什么，读书无止境，阅读像呼吸空气一样，天天都少不了，像营养饮食一样，每样都要有一点。在这个基础上，读一点精品。“毕竟只有经典、文化内涵多一些的作品，才能够产生更大的责任。”
35.八十年代的中国尚无版权意识，想翻译谁就翻译谁，甚至带着一种强盗的“霸气”：看得起你才翻译你。所幸日本当时著作权意识也不强，作家愿意这样“被翻译”，还免费提供作品。 虽然身在日本，李长声仍然关注国内的动态。他听说现在引进日本作家的作品很兴盛，甚至你争我夺，一掷百万金；然后就要搞推销，把读者往一本书上赶。他觉得这样的出版是不正常的，相比之下，日本人基本不爱读中国的文学作品。“经济上去了，文学并不会跟着上去。两国的创作环境不一样，创作心态也不一样。有些日本古典著作，连日本人也不读，读不懂，却翻译给中国的一般读者捧读，岂非怪事。” “难度比较大，且不说出版制度，找不到婆家，而且具体操作的环境也大不如前了。譬如，买版权就相当麻烦。版权维护作家权益，却阻碍文化交流。若能像歌曲那样，或许还好些。”
36.那十年差不多是中国最开放的时期，中国还没被卷入全球化和大工业时代，天安门广场上有人推着小车卖萝卜，大学生对乡土生活还有记忆。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一群人凑在一起也不谈市场，只知道喝酒、辩论、跳迪斯科。 短短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快放了西方一百年的发展历程。 那时没有策展人、藏家、画廊、拍卖行，只有画派、展览、研讨会。沙龙情调的画会淡出，取而代之是有行动纲领和宣言的艺术群体。明星艺术家还没有诞生，艺术产生影响力主要靠大家抱团发声。 30年后，作品还在，当事人还在，争论也还在，记忆与想象混合的产物正在发酵，故事还没能进化为档案、教科书和观光项目。人性亘古不变，所以才有当年的冲突、今天的罗生门。可是罗生门也是有价值的，历史本来就是那么复杂的事。 后来，有人出国，有人改行，还在坚持做艺术的，要到1993年之后才重新获得发展空间。不过，中国变化太快，一代人的教育背景、信息来源不一样，姿态就不一样。10年一晃过去，新人换旧人，剧本就完全变了。 编辑“孙琳琳”（文字、观点，36-43几篇都是）
37.他说（栗宪庭）大浪淘沙不能光看金子，重要的是浪淘沙的瞬间，沙子和金子混合着被浪卷起来。没有这么多沙子，哪能淘出金子？ 停职期间只有30多块钱工资，艺术家还不断地去他家吃饭。“有一次罗中立说带5个人来吃饭，我就准备了5个人的饭，可是后来来了9个人，做的饭全吃光了。根本没有钱了，这怎么办，我就拿了一些旧书去卖，非常清楚地记得是卖了3块钱，买了一点儿菜，接着做。”老栗说完揉了揉眼角，这个故事他被问过多次，每次都有点儿动情。 艺术有了一条明确的走向成功的路径，名利场也清晰了。 栗宪庭认为当年有一些作品在全世界都是很重要的，比如黄永砯将《中国绘画简史》与《西方现代艺术史》在洗衣机里搅拌两分钟。“他有两个精神来源，一个是达达，一个是禅宗，回避钻到问题的死角里。近一百多年里，中国人就生活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比如说我感冒了，去挂盐水还是吃板蓝根冲剂？这个抉择就是文化的矛盾，反映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但是黄永砯把两本书放到洗衣机里一搅，等于把一个纠结了多少代人的文化抉择，以一种轻松解脱的方式化解掉了。” 如果非要说八十年代有什么好，老栗认为好就好在明确。那时你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有一个清楚的“敌人”，或者“针对点”。但是今天你不知道“针对点”在哪里，每个人自己就是“敌我混合体”。 “在信息非常发达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被信息塑造的。很多年轻人说我就是我自己，但我在很多人的表达里，发现他们都很类似。他们被信息所塑造，被塑造成的‘我’，要脱离出来非常困难。今天做艺术张扬个性，比我们那个年代要难得多。” “我关心不成功，因为那是艺术家从他的土壤里长出来时很鲜活的状态，那是我所感兴趣的。”
“中国有句话叫随遇而安，我是随遇而为。不是你想干什么，而是你能在今天的环境里干什么，理想主义是可操作的，每天愤怒没有意义，想想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能为社会做点什么。” “今天淘出的金子，我们当年并没有看到。今天的金子不是以往的金子，以往的金子也不能成为今天金子的标准。” “栗宪庭”（思想、动态）
38.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普遍比今天自信，他们大多带着一种启蒙社会的责任感，相信知识和见地可以转化为价值，在实践中产生作用。 他们（年轻艺术家）的艺术虽然难以理解，但并不是小众的，因为那个时代的大众是知识大众。 “一个是文献，一个是找到自己的叙事。怎么样能够把八十年代这些重要的人和群体串成线索，端出一盘菜来，而这盘菜是对头的。”高名潞也认为中国20世纪以来的艺术发展有自身的局限，也有独特的发展逻辑。理论建设必须得做，不能推卸给下一代人。 “我经常想这个问题（八十年代的精神能传承吗）。现在回头看八十年代大家写的东西，用的都是生命、激情这样的大词，对后来的人而言可能太说教了，要是让年轻人看那时候写的东西，他们会说，这不就是喊口号吗，跟我们每天的生存有什么关系？”高名潞试图找到一个答案，一个在当代布道、传播艺术理论和精神的办法。“我也很想在当代再发出声音，再谈我的想法和看法，但是我有一种警觉，不能用过去陈旧的话语跟新一代人去说。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你得换一种方式，找到一种新的说辞，而不是搬过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硬套在90后的脑袋上，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了。”
39.黄专：“八十年代的艺术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精神纲领……他们并没有更多用以模仿的图像信息和理论资源，他们的创造更多地还是依靠文化信念、思辨热情和独特的历史经验。” 今天黄专再提起当年的旧人旧事竟有些迟疑，不确定那些没能变成符号和标签的名字是不是还能唤起旁人的记忆。 高尚感在于，钱是鄙俗的、地位是鄙俗的，要想获得认可，你必须得进行思想交锋。那时的交谈是一个互相认同或互相排斥的过程，也可以说是通过交谈变成另一种人的过程，唯一可以衡量的是思维的高度和纯度。“现在想想，这种阅读并不是理解了什么，而是塑造一种跟世俗生活对立的东西。” “那个时代根本的东西不是对抗，不是政治，这些都是小道，那个时代的主要价值是形成了一种独立人格的判别标准，它不是道德标准，而是人的质量的标准，你必须有质感，有语言智力，有思想。”“以八十年代的标准，现在贫贱的人真的很贫贱，‘高贵’的人其实也很贫贱。”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有可悲命运中最可悲的就是由于近代文化的断裂，历史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可供想象和逃避的空间，由于乡愁无所归依，他们经历的现代煎熬就尤显惨烈，于是时间转换成空间，对八十年代的想象变成了最后一次机会。但我们的‘古希腊’真的可以建立在对八十年代的想象上吗？我也怀疑。” “八十年代不是失败了，而是消失了，这是很可悲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尴尬就在这里。” 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20世纪60年代写下的《景观社会》，完全描绘出了今天的世界。所有文化品都必须变成符号才能被接受，我们看王广义、张晓刚的画，跟看爱马仕、阿玛尼是同一种经验。“我也不觉得当代艺术堕落，就觉得它不能给我提供可以谈论的趣味了。没有画得好或者画得不好，就看谁的符号做得成功。” “黄专”（观点）
40.舒群感到，中国文化的“小桥流水人家”虽然美好，但是没有力量。那时候，舒群和他的伙伴们把中国文化里的逸乐传统看作羊群的、卑微的、末梢的，认为必须干掉。他们向往技术乌托邦，渴望与西方同台竞技，和王所谓的冷性气质。 “广义有一句话叫羊头羊脑，我们在酷上的默契度太高了。为什么要酷？因为我们得容忍生命各种各样不可想象的变态和罪恶，不能以温情的逻辑解释世界。”
41.毛旭辉、张晓刚、潘德海八十年代的重要作品，1984-1985年都出来了。他们的作品和之前发生的“伤痕美术”、“乡土写实”非常不一样，陈丹青和罗中立的真实尺度，到他们这些人已经改变，他们的真实已经不是农民的皱纹和衣服上的酥油味。 “家长很担心，但我们很少回家，留长发，穿牛仔裤，脸上也是一种不屑一顾的表情，还脏，不洗澡，臭烘烘也是一种革命态度。”“我们那一代人有自知之明，知道铁饭碗还不能丢，去办展览也是请了假的，在保住饭碗的前提下偷偷摸摸去做一些梦想的事。”（这两条对应引出我辈敢辞职却摆脱不了父母的原罪的思考）
八十年代结束时，中国艺术也有了可以接轨的语言，使别人看得懂中国人在讲什么。“不是只有阶级斗争，中国人也有人性的模糊性，也有内心生活，这是八十年代当代艺术最大的贡献。” “八十年代已经过去30年了，我们对艺术的判断并没有太多的普及。今天也没有多少人认真地和大毛在学术上沟通，很多人对你尊敬确实是因为你那点儿价格。” 生活在自己的国家才会有所作为。
42.徐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其实特别适合创作当代艺术，中国文化的天性中有这部分东西。” 读研究生后，徐冰锁定了两个题目，一是版画艺术为什么可以成立，二是版画的特殊性是什么。和当时激扬的艺术青年不一样，徐冰不讨论政治反叛，也不做文化思潮上的考量，他的创作，完全是艺术脉络的挖掘（完全是很严肃的艺术材料和形式的探讨）。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画画，后来搜罗那段时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发现很多画就是一些墨团，画着一些没有内容的笔触，过去那套东西不想用，新的艺术是什么样子又不知道，该教书还得教书，外头的东西对你的思维又有触动，但是我又不认为艺术是这么简单的。” 戏剧学院、音乐学院、电影学院的朋友都特别愿意参与中央美院的“侃协”的活动，但是后来“侃协”被学校给收编了，就成了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艺委会，直到现在还有。 “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就是喜欢忽略，喜欢所有的东西都简洁化、整齐化、概念化，把细节全去掉，这是我们的文字造成的。”
43.朱叶青其实并“不关心什么是艺术，仅仅讲述一些在艺术名义下发生的故事。”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带着我们的脑残和缺陷，遍体鳞伤地走过来的。今天我们还没有成熟，因为中国是一块现代性都没有完成的土地，仅仅有着现代主义的物质外壳，却没有精神的现代性。” “'85美术新潮是虚构的，它实际上是八十年代中国从事艺术的人出于本能的萌动反应，种种反应在没有找到精神资源的状态下借鉴了西方的一个范本。几天拿不出一个关于'85美术新潮的完整的纲领、思想、精神突破，甚至对于反叛的对象都存在着严重的误判。那个年代连反传统的资格都不具备，因为他们所反的并不是真正的传统。九十年代之后当代艺术在商业上的成功使他们需要补造那段历史，臆造了'85美术新潮。”“前卫是个时间概念，你超越了什么人吗？”
44.1988年下半年，俚俗囚歌风就取代了西北风的“霸主”地位。
45.在DJ李青眼里，中国青年在八十年代能遇上崔健，和美国青年在60年代能遇上鲍勃迪伦一样，都是在合适的时间，找到了给内心思考和认知周遭解密纾困的一个途径。 崔健觉得，太多人对八十年代怀有误解。“这种误解给人造成怀旧的借口，好像那真是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八十年代是有启蒙性，但那只是开窗户，不是思想的启蒙。摇滚乐是最直接的方式，但它不是从天而降的，只是从窗口进来而已。大家会因为开窗口这个动作，把这个动作神秘化了。”崔健觉得反复怀旧毫无意义，真正的意义在当下，而漠视当下和持久的自恋同样危险。 “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是一代人。我的中年危机和你的青春期危机，应该是一样的，使命也是一样的，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晚上。” 他依然相信“其实南墙背后一片光明。” “《蓝色骨头》作为主打歌，因为它讲的是人的灵魂与智慧不分家，中国自古以来，两者是分开的。举一个例子，中国和西方企业家成功的秘诀不一样，中国企业家可能是因为敢于冒险，而西方企业家成功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梦想。”
46.盒带卖得好，歌手却不贵。包括李谷一在内，都是10块钱一首，一次性付清，以后再版也不会给歌手钱。 太平洋每年三次的订货会，都会包下整个东方宾馆，全国的订货商都挤在一团，用不着听，只在目录上写订货数，一千一万地写。 廖明祖：“我总有一种希望，有一种荣誉感。我们还没有立体声，我有这个使命去宣传它，去填补空白。火车、飞机上都放我们的录音带，到哪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总是很着急，想做出更多东西。赚来的钱不重要，要收就收走好了。” 那时的音乐人，听到邓丽君、罗文、苏芮都觉得震撼，会忍不住模仿他们的唱法、声音和编配，在模仿中学习独立。 1985年崔健的首张个人专辑由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出版，夏里巴公司发行，广东人很忌讳，大过年唱《一无所有》？，虽不太接受，广州依然是最早玩乐队的地方。 1937年广州沦陷时，廖明祖跟家人去了香港，后来念了无线电专业。广州一解放，他就徒步从香港走回宝安。
47.叶京在他导演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还原了最为真实的碴琴场景：两拨穿着大号皮夹克、旧西装、军绿大棉袄的青年骑着自行车、背着吉他带着姑娘，在街头对峙。一方出一员大将先唱，唱一半对方接过去继续。对方再唱上一半，扔回来给你接。这不仅要求苦练诗艺琴艺，还要广听四海……编排得够好、会的歌儿多才能把对方斗下去。 卢中强也曾透露过南京壮观的斗琴场面：“就像现在流行用iPod一样，那时候碴琴就是一种流行趋势，我在南京的时候经历过，最多的时候两个区的人派代表来碴琴，一边有一千多人。” 八十年代的学生们之所以都抱着把吉他，也要感谢学校。高中生老狼参加的吉他培训班就是校长办的——他觉得学生除了学习，还应该有一些课外爱好。 叶京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碴琴戏里总共用了21首歌，有30年代的老歌、外国民歌、电影插曲，还有“文革”时的地下曲——这是他与王朔对那个时代的共有记忆。 基思理查兹在自传里回忆：“生活是黑白的，色彩只能在角落中找到，但在1959年，就连这样的角落也不见。而人其实很想触摸彼此，打开心扉，所以才有了音乐。说不出口就唱出来吧。” 每一个从贫瘠中走出的时代里，面对晦暗的过去与不确定的未来，年轻人们重视做出同一个选择：怀揣一把吉他，将最简单的情感、最复杂的渴望，流淌成最为真挚的字词与旋律。
48.中央音乐学院四大才子之一的郭文景，《纽约时报》称他是“唯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他的全部教育，除了大学5年，就是小学3年。 “谭盾他们在国外留学时，我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间游荡……” “我不认为（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锋音乐）是沉寂了，而是像雨水一样渗入到中国音乐的土壤里。上大学时强烈反对和批判我们的老师，已经开始在课堂上讲先锋音乐。当时我反而开始担心矫枉过正，怕学生过于重视追求先锋，而忽视了基本功。” “很多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期待无非是知识范围内的一些符号，但我有我自己的方向。” “郭文景”（作品）
49.叶小纲：“那（《你别无选择》中写到的生活）是一种误导和误读。我们在音乐学院的学习生活并不像刘索拉小说所描绘的那样，而是很严谨、很刻苦、很枯燥的学习。” “当年做音乐讲究语不惊人死不休，总是钻牛角尖，想出奇招。现在最大的变化是更扎实、平和、实在。做人也这样。” “我没有喜欢或者不喜欢（八十年代和现在），这都是我经历过的岁月，我很珍惜。就像长江经过山川，也经过平原，这都是我避不开的。” （他是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获得者）
50.蒋方舟：对于爱情，今天的我们或许看起来更成熟，更开放，可再也无法像八十年代那样笃定，那样理直气壮……安然未经雕琢的少女率真，混杂着时代特有的蓬勃力量，让她成为中国荧屏上出现过的最可爱的少女……经常嘴边唱的是“不要太多情，不要假正经，我看你一眼是因为你太滑稽”……“红衣少女”之所以在八十年代如此具有轰动效应和号召力，因为它是个暗号，让万万千千的少女听到了某种召唤：“内心深处，我也是安然。”或者“我也想成为安然”……而安然的扮演者邹倚天读了中戏，去了纽约，转行做媒体，不在屏幕上为了转型而挣扎。这样好，怀念才是最美的定格……因为羸弱，所以相互温暖的片段格外珍贵，电影（《小街》）里男主角为女主角剥鸡蛋，让人想到《芙蓉镇》里姜文为刘晓庆扫大街，一样是举重若轻的爱意和一诺千金的沉默……看到这（郭凯敏的最近角色），多少是有些唏嘘的，每一代的青年终究会长成青年的反对者……我们现在对于过去的疑虑，一如过去对于未来的彷徨。
51.1984年，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更掀起了一场视觉和色彩的革命，成就了激越高亢的心理体验，无论是主题意蕴还是审美空间，至今仍为经典。 “我记得他们（陈凯歌和张艺谋）来广州流花火车站见我，蹲在条凳上吃饺子，凯歌一边吃一边特兴奋地说着这电影，艺谋也特别激动。”王学圻记得的，还有那时候大家都很穷：“我们吃完饭余兴未减，到流花车站二楼一个商店瞎逛，广州那时候卖的东西比内地高档，我记得挂了一件美式的夹克，才五十多块钱，但我们几个人加起来现金没那么多钱，可是呢，我们就在那儿看了二十多分钟，一边看一边赞不绝口，艺谋是最欣赏的。”就是这么一个创作团体，在生活上要求极简单，当天晚上4个人挤在一个酒店标间里，加了一张钢丝床，还得有一个人打地铺。 “生活的艰难，他们全体会到了。他们在电影中所追求的那种细致，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刻画，一句话一个叹息，就能让你心里有感觉，这是现在的电影远不能及的。” “八十年代的第五代，想的是‘我要拍不一样的电影’，娱乐性的东西，他们不会考虑。他们考虑的是人和社会的命运，是一些更沉重的东西，这是他们的使命感。”（因为没有娱乐啊……所以苦大仇深？）
52.田壮壮：觉得拍电影很安静，就是创造一个自己能够控制、能够把握的一个空间，然后去把自己心里喜欢的东西拍出来，这就够了……这样（第五代的商业成功）不好吗？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锐气肯定会越来越少，会有各种选择。我至今也没有觉得他们做了什么对不起电影的事情……（对今天的状态满意吗？）如果是物质上，我很不满意，很差。但对于电影来说，我很幸福，生活在这个圈子里，每天都有不同的让你兴奋的事情……我觉得商业比艺术难做。艺术是个人的，商业是一个团队的，要设计得非常精致，要引起整个社会关注，其实操作是很复杂的，而且商业上的风险更大。我生性淡漠、懒散，不愿意社交，或者是不愿意让别人去干涉我打造的东西，这些加在一起，造成了我现在的这种选择。
53.林书锦的导演生涯始于八十年代，那之前，他做了20年演员。“以前干导演是有台阶的，电影学院毕业，经过场记、导演助理、助理导演、副导演、才能做到导演。”五个台阶下来，至少需要20年，到40岁能独立拍片就算不错了。“八十年代形势大好，赶上影视蓬勃发展的好时机，从那时开始，珠影放手了，只要你有才华和能力，就能独立拍片。” “八十年代，题材开始宽阔了，虽不敢说‘不再局限于主旋律’，但是‘要拍出好看的电影’这一点清晰了。” “和内地不一样，那时候香港拍戏没有耗片比，在内地拍戏，因为走错了位NG，是要承担很大责任的。” “这（1983年珠影成立电视部朝着影视合流发展）是珠影创作的开拓，虽然当时电视台已经拍了很多电视剧了，但在全国的电影制片厂中，珠影和北影是最早开始拍电视剧的。” “八十年代有很多值得怀念的东西，过去的导演，没有‘我拍一部影片一定不能亏本’的理念，只要认为自己拍的很好就行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电影开始实行院线制的模式，电影好不好一切靠票房说了算，“商业片”概念改变了八十年代电影人的理念：“那时候票房不制约影片生产，现在你拍一个片子，如果不卖点钱，你就完蛋了。投资商的目的是要赚钱，实际上电影是商品——我是到了晚年了才悟到这个道理的。”
54.林汝为谈到拜访老舍夫人胡絜青的一天，她请来八宝山火葬场的工人讲旧社会如何处理死者的：“我看到这些人的眼睛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他们看人的时候，是非常认真地看着你，当时我就觉得：这些人的眼睛为什么这样亮呢？跟他们聊天以后，我才知道因为他们有很多跟死者亲属接触的经验，所以他们看人的时候，都是非常深沉的。” “你别往下说了，一分钟长途电话费得多少钱啊？你认为这出戏感觉挺好的，可以跟我们中心人说，或者跟朋友说，也欢迎你提出意见，让我们拍出更好的戏。”（直接而坦诚的交流）
55.但对柳传志而言，真正有价值的是，他从中科院计算机所争取到了3项权利：公司可以不受限制地招纳计算机所职工；所有职工可以带走自己的研究成果供柳的公司无偿使用；所有公司员工仍然享有在计算机所的所有待遇和保障。这些无不显示出柳传志的高明之处，他的公司抓住了新时代的机会，又得以继续享有旧制度的稳定。 中关村在八十年代的历史就这样被不同的公司行为分成两条线，一条是技术创新，一条是投机性的贸易行为，这两条线延续至今。 1988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落成，这块1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多年来，民间开拓色彩一直是中关村的标志，现在，这种色彩开始褪去，自发和游离于政府意志之外的白颐路被纳入了官方轨道，借以打消对民营经济的疑虑。
56.与此同时，中华大地还流行着一种树榜样、立楷模，穿城走巷做报告的宣传模式。 厂长经理们抱怨不断，“现行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的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就在1984年11月出现在上海的飞乐音响股份公司，12月，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代理发行股票，但静安营业部地方小，发行人员就背着钱箱、股票箱到飞乐公司现场边收钱边发股票，可见当时情形的火爆。
57.冯仑强调企业家的价值观和角色定位很重要，曾抛出“吃软饭、戴绿帽、挣硬钱”的九字箴言。 冯仑称，过去还关注公知的论战，现在不关心了。因为那都是“大时代”遗留下来的小众话题。 他回忆说，一次两岸企业家交流，大陆的都谈“统一”、“民族”、“未来”，台湾的不言语。人家说我们只关心明天去哪儿玩，哪儿有好吃的，怎么多赚钱。这就是大小时代的区别。“在大时代的思维下是没有个人小生活的。当我们被小生活填满了时，就不会去想那些空洞的词儿。这就是法国人与北朝鲜人的区别。” 我们民营企业应“守本分，有期待”。 我们是企业家，我们是守住当下的人，守住当下的资产、当下的员工、当下的企业——我们每天都是有生存压力的。抛开这些去介入公知式的讨论，就搞混了自己的角色。 当年我们万通那伙人流落海南街头，与民工的区别就是有价值观，叫作“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 而我这个人对人类有无限的好奇心，我愿意跟这些人打交道。我痛苦是因为事情搞不定痛苦，不是性格上的痛苦。 很多人八十年代很辉煌，于是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活在历史中。所以，两类人活在历史中，一类是囚犯，一类是曾经成功、不愿面对当下的人。谁活在未来？小孩活在未来，年轻人活在未来。另外，面对挑战的人必须活在未来，比如我们企业家。活在过去的人，一定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只有活在当下、面向未来的人，才有现在，也有未来。 小时代好在哪呢？想我周边的事，我就是一个时代。小时代，小兴趣，小词汇，小发展，小生活。当一个时代没有了英雄，归于法制，归于平淡的时候，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小生活。 如果中国还沉浸在大时代的思考逻辑下，那跟“文革”有什么区别呀！（不认同） 是，八十年代挺有精神，但这篇儿翻过去了，现在是物质时代、金钱时代，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特点。再到下一篇，人性回归，道德重建，国家法治，到时又有一批牛逼的人出现。（历史车轮的推动者） 我们五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改革、九十年代创业的所谓“92派”，我们在这一篇儿里有地位，等到互联网时代其实已没我们什么事了。我们只有去做慈善、公益、环保了。你如果能跟上“小时代”还能跟着混几篇，但最终还是得翻篇儿。（对创造互联网时代的人们来说，就是个大时代） 我赞同王石一句话，照顾好员工和股东是企业家的本分，如果你去干别的，得先辞去董事长这个职位，否则你就把员工和股东绑架到个人的兴趣上去了。 过去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看应该叫“匹夫兴亡，天下有责”。中国有13亿人，13亿匹夫就有13个“天下”，怎么整？到台湾我算是把这事想明白了。蒋介石、毛泽东的纪念堂两边都写着大词汇，都以“天下”为己任，关键这个“己”、这个“责”两人理解不一样。两人不坐下来谈，有没有第三方仲裁，于是兵戎相见，一打二十多年。所以“匹夫兴亡，天下有责”，我过得好不好，谁管“天下”谁负责去，“天下”得以我为己任，党中央、国务院得以人民为己任。我就过好我的“小时代”。（犬儒？） 我们现在比那会儿胆大多了！钱壮怂人胆嘛，加上经验和社会资源，什么事都敢干。（……）
58.1999年，王石扛起了登山包，第一次站在珠峰顶，喊声“过瘾”。也就是在这一年，王石辞去了万科总经理一职，他和柳传志的不凡之处都在于，早早建立了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确定了企业的未来。 李东生（TCL）的挫折和大多数中国企业家一样，不是在业务萎缩之际轰然倒塌，而是在高速扩张时判断错误而深陷困局。 和很多创业者一样，李经纬（健力宝）陷入和地方政府的股权之争，在角力中毫无悬念地落败。2011年，李经纬因贪污罪获刑15年，后戴罪病亡。
59.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私营经济的大潮中，一些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原罪”现象、“违法”现象也出现了。（走私、制假） 每逢政策收紧、经济整肃之时，这些民营企业便首当其冲地成为时代的“替罪羔羊”，八十年代轰动全国的温州“八大王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证。而更大的寒流来自于1985年所确立的“价格双轨制”，这项带有鲜明计划经济特征的显失公平的政策，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困扰民营企业成长的根本性难题。在1989年，经济局势的困难以及苏联、东欧政局动荡，加重了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此时，私营企业又受到了严峻冲击。
60.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三九集团一方面享受国营企业的种种制度优势，另一方面又靠“三九机制”而保持自由成长的空间。 吴晓波：从3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那一批创建的企业，能存活到今天的很少了，不到5%，即便是当时比重较少的信息产业，基本也死掉了。这里有几个主客观原因：一是这些企业没能转型成功，没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来规范化；二是在市场规范以后，随着政治环境、产业转换升级、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变化，他们自身没能适应过来；三是本身过于冒险，与政治、政府的关系处理出现了问题。这批人从一个群体上来讲，如今基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王志纲：当时整个中国开始探索改革开放，探索市场化的道路，但出现了双轨制，体制一统天下不可能了。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体制外的概念，体制外在农村就是乡镇企业，在城市就是个体户。 事实证明，他们都谢幕了，谢幕后结局很悲惨，甚至被判刑，死掉了。那个时候体制内的企业家，是两栖动物，一边在体制内，一边在体制外，两边都在玩火。现在的企业家和他们比，已经没有了很多羁绊，想怎么跑就怎么跑，甩开膀子捞钱，不知要幸福多少倍了。 李罗力：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价格闯关”失败了，当时中国出现了严重通胀、银行挤兑，社会不满的情绪不断累积，这也与第二年风波的发生有关。当时我也发现了，在大学做研究和国家部门做研究是不一样的，一些人在政府部门研究就是，领导有想法了，你做研究就是为领导的想法去找证据。 我一直在各种场合中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真正的转折点就是小平同志的“92南方视察”。 79-89是改革艰难闯关的阶段，这十年以改革为主，开放为辅，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到了1992年后，就是以开放为主，由开放来推动改革的阶段了（一大变化）；另一大变化就是此后开始真正以地方为主了，各地闯路子，然后中央肯定，再继续闯路子，是自下而上的。后来，法制环境、市场运作机制、政府行为、社会观念等都在潜移默化中变好了。
61.八十年代三大“精神污染”：蛤蟆镜、喇叭裤和萨特。 “现在，交谊舞也时兴起来了，谁要是见过初兴舞会的那情景，一定会受感动。参加舞会的人们是那么害羞却执着，坚决同怕出洋相的心情作斗争。有时候，好几支舞曲都结束了，却没有一个跳舞的人。人们围着墙根坐了一圈，严肃而兴奋地凝视着空场子。一旦有人下去跳了，周围便爆发出笑声，笑声掩盖了羡慕的心情。” 而在知识分子圈，流行的是见证“烫人的”友情（李陀语）的各种聚会。 李陀感叹九十年代之后他每回国一次，就感觉到友情淡薄了几分。其实，也就是知识分子迷恋那种激烈的思想交锋的状态，对普通人来说，什么都没有过好自己的小日子重要。八十年代初期，人们并不把贸然上门拜访视为失礼，但在1983年前后门铃开始出现，人与人之间就有了距离感。有了门铃，再加上差不多同时从日本进口的猫眼，组成了双保险。
62.当时，全中国好男儿都在打家具，那个时候最时髦的是捷克式，而很快，其时尚地位又被组合家具的潮流代替。组合家具源自于上海，有人说这是挤出来的灵感。 从酒店标间到后来的KTV包房，商业空间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人的家居装修样本。怎么能显示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就得像酒店标间一样，天天能开房，那是小户居民的最高梦想。趋众，是在对审美没有把握前最保险的方法。于是，每家每户都装修得一模一样。繁复，是从物质匮乏年代走出来的审美渴望。于是，那个时代的装修风格颇为繁琐。家家吊顶，各种彩色绘画、波浪纹、木纹纸贴面的吊顶，特别复杂；客厅大的，还喜欢在家里搞个罗马柱。墙上开始广泛使用木制墙裙，“高级点”的墙面上部全部是海面丝绸面的软包，下部是合成板材的墙包，墙壁上钉着塑料荷花头的壁灯——一个家庭KTV包房就这样诞生了……生活美学，从这时候（千禧年后报摊上出现了家居杂志）起终于有图有真相了。从实用到好看，中国人经历了各种曲折。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文人的生活方式是最值得推崇的。书房，是人的身份与理想的标志。 家扩大的不只是面积，更是中国人的内心。让每一个梦想都有一个存在的地方，不管使用还是不用，这种预想功能比实际作用更有意义。从寸土必争到可以假想浪费，张大民们的家终于让躯体和心灵一起感受到美好。憋屈的灵魂经过三十年后才开始走上舒坦的康庄大道。（小讽刺）
63.包饺子这种宾主双方可以一起参与的料理活动，简单而隆重，是胡同生活的缩影。 这些（主人新家的布置和家什）都是自己的另一张名片，有时候展示这些甚至比一张有具体头衔的真名片还有面子。而客人也普遍承认被人请去吃家宴，是最高的礼遇，这种对等的理解，让家宴变得更具吸引力。
64.公共场合的亲昵行为被视为不端，不时有戴着红袖章的纠察队在公园巡逻，他们喜欢用强光电筒对准黑暗中亲昵的恋人，大声喊：“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在上海，住房紧张、没地方谈恋爱的青年男女到处被驱赶，没办法只能集中跑到外滩的一段防汛墙边谈恋爱，从外滩到金陵东路，这段1500米长的“情人墙”，常常聚集了上万对情侣，这是一段众志成墙的历史，是改革开放的一景，《纽约时报》为此专门做过报道。
65.物资匮乏的年代，造就了我们的集体记忆，于是，那些年我们一起用过的物件，便成了国货复兴的群众基础。 “双妹”的上海旗舰店开在和平饭店的一楼，与香港广生行在铜锣湾街边小店卖的“双妹”完全是两码事，跟上海家化八十年代的特色产品“六神”花露水、“蜂花”洗发精也是不同层级的商品。 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被国外认可的传统品牌则具有双重的保险，于是“佰草集”的营销文案上总是强调它是放在法国的丝芙兰售卖的。可见，中国人不再单纯迷信国外品牌，因为已经不再稀缺。
66.21世纪的设计师能把给胖子穿的茧形大衣都做出曲线感来，而八十年代的服装却到了末期才有腰的概念，譬如短腰夹克和中间收腰下摆撑开的“巴黎式大衣” 八十年代的文艺作品，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能影响中国人的时尚，皆因八十年代人人都是文青。
67.垫肩外套：在身材普遍瘦弱的八十年代，男穿显得“玉树临风”，女穿则能“独立坚强”。 随着九十年代煤饼炉慢慢退出城市，那股一早就能让人自然醒的生煤炉的白烟和用还有余热的煤饼热一热凉掉的小菜的节约劲，也不在了。 铝饭盒还是从医院到家庭用来收纳各种物品的神器，包括：食物、照片、针筒、蚕宝宝…… 青年宫出入证：青年宫或少年宫只接待青年中的“精英”阶层，类似现在的超跑俱乐部。一张青年宫出入证足以让八十年代少年显示自己年轻有为，再加上“诗歌班”三字，就更能让女同学情愫暗生了。
疑问：
1.发出“世界，我不相信”的“四五”一代（北岛他们？）1976年的“四五运动”实质上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奏。
2.诺贝尔获奖者李政道（我国还有哪些？）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
3.1981年计生委设立，在这一时期“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要求，取代了七十年代“晚、稀、少”（？）的提法
4.1984年1月，就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人民日报》编辑王若水与理论权威胡乔木展开争论（？）
5.三联有一套“文化生活译丛”，当时销路很好，其中《情爱论》卖了一百多万册，这是《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受了老前辈陈翰伯的启发，从“马恩著作里找选题”（？）时发现的
6.钟叔河身上，有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气象（？）
7.今天的人在回忆的时候，会感叹李泽厚的“止步不前”或“顽冥不化”（？）他很幸运，他的康德研究专注《批判哲学的批判》都能卖到近十万册，这个实践哲学体系，究其根本，在于对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改造，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取代《资本论》，并将美学列车的轨道从黑格尔转换成康德。（？） 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如果是另外一个结果，那么“文革”的某些篇章恐怕就是另一番景象。（？）（这个编辑“余墨”挺否定李泽厚）
8.毛旭辉还在昆明，还是画画，还听肖斯塔科维奇（？）他们常常利用假期到乡下写生，在撒尼族居住的圭山找到了自己的“巴比松”（？）——牧羊女、山谷、苞米地、石头房屋、羊圈、红土路……白天画风景，晚上画速写和构图。
9.朱叶青说当时选择了“假语村言”（？），他只是一个机位。他将每一场谈话完整录音，文字也尽量保持原汁原味。
10.“价格双轨制”的正式形成与“价格闯关”的失败（如何失败？）
11.迪斯科：这种混合了电音的音乐风格刷新了还在听《东方红》的中国人对音乐的理解，继而带动了一种团体操式的狂欢，有“猛士不死，荷东不倒”之说（？）学校的迪斯科舞会往往在篮球场或排球场举行，挂上一个发光的迪斯科球，就是当年的Ibiza了（？）
12.八十年代滋养了F50（？）
好笑：
1.黑豹赵明义：在中国，毫无疑问，黑豹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摇滚乐队……
2.王志纲：走私是个问题，但走私有个量变到质变的问题，有的人在那里控制得好，是“温和的走私”，在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不危害社会的范围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得好听点叫给政策，利用双轨制来赚钱。但海南走私，它是最后控制不住了，变成全民走私了，什么人都参与，最后直接影响到政权的稳定，所以它最后出事了。
3.1987年，当洋快餐刚落户神州大地的时候，北京前门肯德基的三楼每个礼拜天都有人在里面举办婚礼，大家喝着可乐吃着汉堡包就把终身大事给办了。让自己的终身大事在最时髦的地方办，让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顿饭吃得有意义有格调，才是吃的最高宗旨。（不是对这个行为，而是对嘲笑这个行为的新方式本就脱胎于此，鄙视链永无止境）
4.在这场“严打”中，电影明星迟志强因为参加了家庭舞会被举报，牵扯出曾与两名女性发生关系，不仅他被抓，那两名女青年也被判入狱。他后来唱了那首著名的《铁窗泪》，被树立为“浪子回头”的典范。
5.九十年代是一个国货迅速衰落的年代，也是一个中外合资企业的时代。这种（果珍）流行于美国六十年代的饮料冲泡剂在第三世界国家总是很好卖，因为便宜，也因为口感容易被接受。（同3.）
6.飞跃的国际商标归法国人所有，法国人担心中国的仿冒品会影响品牌形象，所以无意拓展中国市场。
7.八十年代大牌美发厅的门口总是拍着长长的队，无论男女老少，顶着发卷坐在蒸发器下看杂志，相当于今天坐在SPA里喝着香槟做手部护理。长发可以烫成长波浪；短发，可以搞个《小街》里的“张瑜头”；中发，可以烫成爆炸式的蘑菇头+这种与国际接轨的撒切尔发型灵感当年来自香港（理解了一个阿姨的发型……）
8.锦纶丝袜：它兼具了丝袜的高档透明感与耐穿的劳动人民消费精神，印上提花后更是夏秋季节男装凉鞋与皮鞋的好伴侣。长时间穿着还能释放生化武器！
《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读后感(三)：诗意与非诗意的八十年代
前些年张立宪出了一本“歌唱”八十年代的书《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这本书是张立宪的八十年代的十二个记忆碎片，透着那么一点假装的炫耀与淡淡的忧伤。与张立宪的个人叙事不同，新近上市的《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是八十年代的断代史同时也是编年史、一本辞典，足可以让那些对八十年代没有记忆的后辈们对八十年代有一个全局性的了解，也可以让那些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完成一次缅怀与回望。当然《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也并不排斥个人叙事，在《我的故乡八十年代》中其实就有几十个八十年代“过来人”的访谈，如果把张立宪的任何一个“碎片”放在《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中，那也是非常合适的。
《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分为《八十年代大盘点》《八十年代新一辈》《新启蒙》、《像风一样自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八十年代与80后》七章，但概括起来不外八十年代给中国人带来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巨变。
八十年代其实离现今并不遥远，但它已经成为一种传说，在这种传说中，它是诗意的、纯真的、美好的、理想主义的，但其实八十年代所以富有诗意，只是因为它是一代人“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同时，那个年代也是民间与官方的蜜月期。抛开它的特定年代的特殊印迹，其实它与任何一个年代并没有什么不同。多年以后，等八十年代的婴儿到了他们父辈的年纪，他们回想起今天，一定会有他们父辈怀念八十年代一样的感觉。
关于青春，首先会与纯真有关，而那些八十年代的晚辈们想要知道他们的父辈有多纯真，只需举两个小小的例子。1981年3月20夜，因为中国男排赢得了一场比赛，北大学子们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撂现在，别人一定会说是装13，如果再轻轻哼一句“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那基本就可以判断是一神经病了，可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是这么喊的唱的，同时确实会从内心深处体会到某种真诚的幸福与激动感。
在学子们心系祖国的同时，国门徐徐打开，于是有了萨特、弗洛伊德、马尔克斯、迪斯科、数不清的诗歌流派、港台歌曲、蛤蟆镜、《上海滩》、《追捕》，于是所有的学子都成了文艺青年，北大才子刀尔登的《我为什么与诗人为敌》曾经描述了当时校园里的诗人盛况，那时学业成绩好不好好像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如果你不会写两句别人读不懂的朦胧诗，胳膊肘下没夹过《存在与虚无》那一定会被同学看不起的。
虽然无数人给八十年代赋予了诗意，但对于八十年代所呈现出来的短暂的“文艺复兴”《你别无选择》的作者刘索拉有着清醒的认识：
“八十年代的所谓文艺复兴，热火朝天，都是一种表面的热闹。你掀开来看，这一代人失去太多，根本弥补不过来那种困惑、那种失落，好像从根儿底下有一种悲哀的东西。”
八十年代初，当学子们大口呼吸着来自西方的空气、理论界不停地探索中国应该走的道路的同时，官方也在锐意进取，也就是在那时邓小平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富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正在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于是，在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游行队伍中，出现了“小平您好”的标语。但蜜月期很快就会过去，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快有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了后来一连串不幸的事件，《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中说：“整个八十年代的乐章，可以说序曲是《一无所有》，尾声是《最后一枪》”，可谓八十年代比较贴切的概括。
关于八十年代最终以官方与民间的双败而收场，崔健这个“一无所有”的人，道出了中国人“一无所有”的深层次原因：
“我一直遗憾，中国的文艺思想、中国的理性思想，就像中国人的屁股。你生病时打针是这个部位，你调皮时我打你这个部位，你做爱是这个部位，但是露出脸面时绝对不是这个部位。历代的朝政从来没有把这个思想放开过，我们今天该怎么做。”
八十年代刚好差不多贯穿了我的整个学生生涯，八十年代带给我最现实的好处是吃饱，然后才是流行歌曲、诗歌、哲学什么的。晚上躲在老师的窗前偷看电视、周末下午在某个国营商场里听 “台湾校园歌曲”、同桌女生淡淡的雪花膏香味现在想来美好而富有诗意。八九年秋天，在某种狂热与懵懂中走出校园，到工作单后，经历的第一件事并非某种现实的压迫，而是整整一个月的学习，以扫荡我们心中狂热的余温。
多年后，当我手翻着这本《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看着里面提及的那一件件曾经熟悉的事件、事物、人物，八十年代对于我仿佛一个遥远的梦，而当我翻出八十代的的那个日记本，它早已破烂不堪，上面落满了灰尘，里面是些如今年起来有些可笑的诗句，那些已经有些看不清的日期永远定格在八十年代的某年某月某日。
所以，我想，我以及所有八十年代的过来人都深深理解北岛写下的那段诗句，虽然八十年代并非全部是诗意的：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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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新民周刊》2014第6期
《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读后感(四)：在回望中前行
首先是这本书的封面照片深深吸引了我，虽然在刘香成先生的作品集中见过，但还是抚之欣然。生于70年代的我，曾经也这样坐在路灯下看书。有人说，这是可以向八十年代致敬的一张照片。选择它做封面，可见此书的主题。本书是《新周刊》杂志社以其第400期特刊为基础，全面盘点八十年代，全景式展现那个年代的社会生活文化经济，可谓简要的断代史。
八十年代不是最美好的年代。改革刚起步，经济不富裕，生活很艰难……动乱后的百废俱兴，与后来的年代相比，显得不那么光亮。
八十年代是个独一无二的年代。教育回到原点，文学和诗歌激情绽放，读书能改变命运。人们有梦想，有行动，“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在书中，我一次次找回关于年少时的记忆。尤其是《1980年的乡村高考》作者的经历仿佛如我。“每周一回校时，都会带上两三瓶咸菜，腌制的豇豆、白菜、大蒜、辣椒等等……这就是高考集中营，将来一切的命运都要在这里决出结果，甚至也是一个家庭下的赌注，考取大学就成为‘国家人’，考不取大学就永远是‘家里人’。”每一个在农村通过高考走出来的人，这样的记忆将会伴随终生。
重温一个时代的记忆，不仅仅是去勾起回忆，寻找慰藉。我们要在翻看中、回味中，重新审视，继续朝前走。“当过去不能照亮将来时，人心将在黑暗里徘徊。”但愿八十年代的美好能让今天的我们找到前行的动力，求得精神的原乡。
《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读后感(五)：《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勇气与高尚
年关将近，又到了总会让人感慨万千的时间节点。或许是因为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总要告别过去，迎接新纪元——变化，总会给人万千感慨。
帕斯卡说，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思考固然可以让人有吞吐天地的力量，却也会令人平添烦扰。就比如时间，也许人类是时间观念最强烈的生物了，我们甚至偏执到会为本身平淡如水的时刻增添情感的烙印——就像为每颗星星起名字一样。是因为我们害怕自己无法察觉流星的陨落吗？如果我们无从察觉，那么怀念的情感似乎也会无处安放吧。于是我们定义了许多年代用来怀念，其中当然包括国人的“八十年代”。
我是个九零后。关于八十年代的一切，我只能通过不甚可靠的“转述者”——父辈，或者文字——所谓“记忆”来了解。有些记忆必然会因年代渐渐久远濒于失真，但个中情感，虽已时过境迁，却仍真实可信。而在这本《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中，这样的情感竟随处可见。
《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是《新周刊》以其400期特刊为基础，重新增补了未发表的八十年代专题访谈，整合而成的一份“全景式的生活文化经济资料”。“全面”是其最突出的特点，而从这样一份“资料”中，像我这样的“旁观者”，或许也可一窥那个年代的风采吧。
近年来，“八十年代”这一题材在文化市场上似乎业已泛滥。从荧幕上的电视连续剧《我们的80年代》，到将各种“悼念时光”的文字结集成册的书籍，如《我们的八十年代》、《我的故乡在1980》等，“八十年代”似乎成了一个“全民怀念”的课题，成了制片方和出版商的大爱。那么这一“怀旧”题材，究竟因何受到如此追捧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八十年代对于国人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代。经历了极度封闭的六、七十年代后，改革开放让国人见识到了“外面的世界”，更重要的是，相对自由的空气让人们更加自信，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执着于实现自己的价值。
八十年代极为活跃的作家张贤亮曾说，“勇气是八十年代最可贵的东西”。的确，在那样一个年代，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可尝试的。极度压抑的情绪似乎在一夜之间得到释放，人们竭尽全力让原本黑白的时间与空间涂上色彩。这也便绘成了八十年代独一无二的风景——那是“后会无期”的冲突与浪漫。
变化的浪潮前所未有，因而看上去这个时代充满了“喧哗与躁动”，然而实际上，在这场“现代化”的高速转型中，有些人却依旧保持了冷静的思索。创作了经典作品《新星》的作家柯云路坦言，“作家、艺术家要非常安静地看待这个世界。”只有安静下来，人才可以给自己留足思考，而一个时代——不止个人——只有思考，才会有出路。八十年代的“新思潮”，不仅仅让一代人走出了危机，也奠定了随后可能的繁荣的基础。
从这样的角度，尽管八十年代对于许多个人而言并没有带来太好的发展，因为在这个时代，空前的自由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杂乱无章，这显然不利于个人的发展，但大众的热情与自由一样空前，使得人们更忘我地投入到对一个时代的“尽情创造”。他们不计得失，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回报，但他们却执着于前方，因为那里有他们真正要诠释的情怀。
这也许可以作为“高尚”的一个定义了，或许，这也是我们怀念那个年代的一个原因吧。
无畏的八十年代人，用自己的方式尝试了人生的可能。那样的状态或许并不理智，但最起码值得羡慕，因为他们用来成全梦想的勇气是高尚的，而在其他大多数年代，付出勇气的人希望换回的，不一定是理想。
“不过我相信，变化会来的，时候快到了。”刘索拉说。她是歌者，是作家，也是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
暗蓝色的海
癸巳年腊月二十九 作于家中
《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读后感(六)：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北岛
那是一个有梦想，有挣扎，有激情，有落寞，有嘶喊，有宽容，有叛逆，有遵从，有坚守，有开放……有着异常丰富内容以至于没有哪一个词可以完整概括的年代，那是每个人的八十年代，不论你活在哪个年代。
我们不得不正视那个精神乌托邦的年代，他赫然站立，让我们既艳羡不已又微缩不前。新周刊出品的《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是一本迈向八十年代的合辑。向前一步，带领你我遥看往昔。
而说起《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这本书就不得不说本书的封面。这是刘香成的一幅作品，表现的是天安门广场华灯下学习的青年。我们有所不知的是在昏暗的灯光下，照片曝光了25秒。这意味着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照片中的他们一动不动地专注于他们手中的书本。这些内心充满光亮的年轻人，代表着那个时代最朴素和最珍贵的一个信念：知识改变命运。仅仅以此图，你就不得不慨叹这样一个无忧无虑，追逐理想的纯真年代。
有人会说，八十年代的记忆是蜂窝煤，是雪人雪糕，是卡带，是译制片。然而八十年代能勾起我们太多的回忆。八十年代不仅仅是一个怀旧的代名词，也是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原乡。
有人会说，八十年代是个弱话题，他被谈论的太多，人们或许已经感到疲惫，但同时他又是个强话题，其人文传统不敌物质大潮，渐渐潜伏下来，等待又一次复盘。
还有人说，新世纪物质主义胜利后，彻夜狂欢迎来的不是天堂般的喜悦，而是对自我价值的鄙视。这是末日危机后失落的世纪的反思。于是我们需要审视逝去的八十年代，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精神原乡。
然而，重温一个时代的记忆，重提八十年代是否能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时代与它的潜在影响，能够接续百年来历史流变的时代中，八十年代居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八十年代的清点工作远未结束，才刚刚开始。
《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是新周刊400期特大号特刊的合辑。“魂在八十年代，头脑在九十年代，身体在新世纪，有人这么评价，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三段论。八十年代回不去了，正因为回不去，才越发地想家。灵魂，故乡，一代人的爱与怕，都纠结在一个绕不开的时空节点上，全面盘点系统整理八十年代的中国，一部属于中国人的断代史，全新的八十年代辞典，带您重回熟悉的八十年代，采访400位八十年代的启蒙者，艺术家，企业家，学者，八十年代与80后真诚对话，重新审视一个时代与它的潜在影响，八十年代是否会成为中国人面对现实困局的新动力？”
复盘八十年代，我们是以史为鉴还是诗意的怀旧？或许这些都是个人赋予的意义，无关痛痒。但是新周刊的这样一本精心的合辑却给了我们一扇忙里偷闲去窥探那时风景的小窗。窗外的风景如此自由而自然，定然会让我们有所憧憬与体悟。
《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读后感(七)：最美的永远是旧时光
这本书对于身为85后的我来说，有很多事件已不太有印象，但是我爸妈作为60后，对于书中的事件非常熟悉，我妈感慨地对我说这本书就像是让她看到了往昔的岁月，阅读此书过程就像是沿着时间长河回溯到起源，回味当初河水很清、天很蓝、土地荒芜贫瘠，但是人人都面带微笑充满希望的岁月。
随着阅读的深入以及父母的提醒，我也逐渐回忆起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那些片段见证了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使我不得不感慨万分。似乎就在转眼间，那位曾经出现在语文书里的围棋小将聂卫平长大了变老了，铁人王进喜的故事淹没在无数劳模奋发向上和英雄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故事里，令整整一代人激动的海子在今日变得籍籍无名，甚至不如某些写脑残青春言情小说的人更有名气，崔健不再是摇滚的代名词，如今听音乐的人甚至不知道张明敏这个名字，写十万个为什么的部分篇章，积极从事科普事业的叶永烈如今向软科幻和科技杂谈类靠拢……太多人物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尽管他们有的还在世，有的已不在，却得依靠这本书才能使我们唤起对于他们的记忆。这究竟算是当今信息时代数据量太多的幸运还是不幸？
无论如何，世界总在发展，时间总在推移。虽然我们丢失了以往那段吃穿窘迫却丝毫不用担忧三聚氰胺与苏丹红的日子，也丢失了伴着煤油昏黄的光线阅读小人书的日子，但我们拥有了一个按键就能传递信息的便捷型工具，也拥有了能随时随地保存信息的设备，我们的世界不再像以往那样单调简洁，而是像一块被涂抹上各种颜色的画布那样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始终是从八十年代、甚至更早的岁月中一步步走来的人，因此我们的故乡始终是八十年代。那段贫穷困苦与无忧无虑相伴相随的日子永远铭刻在记忆里，只需一包麦丽素，一张小洋片就能轻易的将那段记忆唤起。而每当我们沉浸入往昔，便总是会有些厚古薄今地觉得如今的食物总不及当初的美味，如今的人心总不及当初的单纯，哪怕食物依旧是老字号同一家，打交道的人依然是故乡老家的伙伴。
凡此种种，或许都能概括为一句：如今的世界无限好，但最美的岁月永远是旧日那段停留在记忆中的时光。
《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读后感(八)：让我们XX八十年代
细想起来这几年“八十年代”记忆热销的缘由无它，就是拥有它的这一代人终于上了年岁，有了回忆的资本。这道理如同儿时读伤痕文学和“红彤彤”故事时只是看个热闹，而大人们却每每热泪盈眶。一个年代的人有专属一个年代的G点。
《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是本彻头彻尾的“杂拌儿”书，各种无聊的和难忘的文字图片环节交织在一起，倒是挺符合“八十年代”范儿——解禁后的茫然，严打中的失序，癫狂后的沉默，乌托邦之梦破灭后的自省。
以上全是瞎掰。其实唯一吸引人的部分是“八十年代消失辞典”。一些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名词用着用着就突然退出历史舞台，这件事情比任何无码大片都震撼。
我出生那年家家都用煤球炉子，爷爷听说大孙子降世时故作镇定，却把一铲子煤直接填进了饺子锅里。现在的楼房里没人再生炉子了，女婿们也没法再用扛煤球向丈母娘展示身体的完整。
我记事儿那年很多东西单拿钱买不着，还得附上张粗制滥造的XX票。回头想想那些破纸的工艺伪造起来十分容易，可似乎没多少人胆敢触碰这条脆弱的底线，估计是因为那些单薄的破纸后面映射着国家计划的威权。
上学那阵偷过钢蹦儿，拣过冰糕棍，因为凑成几分几角钱能干不少大事儿。汽水和冰棍论分，小人书论毛，看着买不起的东西流口水真是又穷又快乐，每天都很有奔头，感觉万一学业有成被哪个资本主义国家老娘们看中那岂不是一辈子吃香喝辣？现在的口腹之欲已经被恐惧感代替了，天天怕毒死在皮鞋酿的酸奶里。
青春期的娱乐项目现在看来惨不忍睹，可那是些多大的快乐啊。看洋气无比的“正大综艺”，钻乌烟瘴气的游戏机房，在黄土地上踢野球，攒点零用钱买巨贵的卡带——说起卡带，前一阵组织了场怀旧活动，大家惊愕地发现自己花在卡带上的银子在那年月几乎能买辆私家车，而现在翻遍全家居然没有一只能放卡带的机器。小时候最喜欢听着收录机里的音乐睡觉，可姑姑不在家时奶奶就不敢乱动，怕弄坏了修不好。前几天带着公主大人去看一只破旧的单卡收录机，她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变形金刚？”
当然最可怕的是联络方式的转变给生活带来的变化。昨晚没赶上班车坐公交回家，突然发现车上有免费4G网络，于是先用手机刷微博微信QQ易信微米，再打开电脑下上电影查收邮件，找个不堵的地方下了车用嘀嘀叫了辆出租，回家第一件事先连上WIFI。这些都在八十年代的科幻梦里想到过。那年月大哥大让人不明觉厉，没见过几回实物，BP机要是汉显的挂腰上那就跟今天开着几十万跑车的感觉差不多洋相（后来我听音乐会中了个二等奖，汉显BP机一个，放抽屉里忘记用，拿出来时寻呼台都撤了）。然而这些都抹不去少年时那一次最焦急的记忆：我站在十字路口的大树下久等小伙伴不至，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想打个公用电话又怕人家已经出门浪费银子，便拣了块砖头在大树底下写道：“等你不到，老子先走！”那砖红色的巨大讯息一直留在我八十年代的记忆里，持久而清晰。
但包括本书在内，所有眼下回顾八十年代的书都有着无法弥补的缺憾。在书中“八十年代断代史”的末尾写道：“这些发生在这一年的事情，不仅是一个终结，其实也是一个开始。只是，再后来的结局没几个人能想到。”写这句话的人只是在没有办法地故弄玄虚，而编这本书的人把难以抒怀的愤懑都放在了教育和体育部分，今人回望旧事并非只泛起记忆的陈渣，还有一些抓不住的希望之火被时代巨轮带起的疾风扑灭了。
《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读后感(九)：低头思故乡
又临春节，大量的外出人员开始返乡，这是一种对故土的思念。可身体回到故乡容易，心灵却仍在四处漂泊。何处是灵魂的回归处，《新周刊》的专题访谈——《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给了我们答案。原来我们这一代人的梦逗留在了八十年代，那种种价值观的百家齐放、那种种思想的万紫千红，都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最绚烂的昙花一现。
八十年代，是一个生活的年代。现代的人，经常提起生活二字，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仅仅都只是在为了生存。五月天有首歌《生存以上生活以下》就反映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和目标（歌词附后），车子、房子、科技、网络，我们拥有及渴望拥有的越多，我们的心态就越功利越浮躁，我们的心态就越空虚越匮乏。我们在生存之路上奔波，却忘记了停下脚步去享受可供生活的环境。而八十年代的人们，追求的思想开放、文学艺术，这些成为了他们生活的补给品，他们的灵魂跳跃于五光十色的绚烂之中，而我们的灵魂如今却如同孤魂野鬼漫无目标的游荡。顾城的代表作《一代人》中有句著名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是否，我们如今都成为了生活的“睁眼瞎”，失去了感受光明的能力呢？
八十年代，是一个创造的年代。如今，人类发明了机器，却成为机器的消费品，按照数码产品的指令进行输入，这不过是产品在指挥大脑，而孩童在白纸上胡乱涂鸦，这是心灵在发挥创造。八十年代，就是重启空白画卷的年代。海子画下了“春暖花开”，崔健喊出了“一无所有”，“星星画会”为艺术照亮独立的光芒，《黄土地》为电影界举起了批判的指挥棒。那时，虽然我们刚刚懵懂感受尼采、萨特的思想，呼吸到马尔克斯和村上春树的气息，但“解放思想”下的文学青年们并未迫不及待的进行单纯的模仿，而通过思考自己所处的年代和经历，创造出了接地气的“伤痕文学”。反观今天，网络、数据库、翻墙技术让我们能获取的作品数不胜数，却难以创造出划时代的突破。电视电影也是如此，86版西游记、87版红楼梦等电视剧作品，也成为历史的经典作品，至今无人超越。
八十年代，是一个高尚的年代。尽管北岛通过诗句说出了真相：“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但这丝毫无法否认那个时代的纯粹性和道德性。只有认识到卑鄙的年代，才是高尚的年代。世风日下的今天，道德沦丧，自我约束和道德意识在物质利益面前化为浮云。用个最流行却不完全恰当的歌词，邓紫棋的《泡沫》的头两句：“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我们在这样一个“被幸福”的年代，已经忘记了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信仰，就像汪峰的新专辑的名字——《生来彷徨》（歌词附后）。
八十年代，是一个梦想的年代。我曾发过这样一条微博：“从三年困难时期走过的人，当年一碗饭就是梦想了。从思想禁锢时代走过的人，当年一句诗就是梦想了。而我们从出生起就有的远大梦想，究竟是自身所渴望还是他人所加诸的呢？随着年纪越长，我的志向倒是越来越小了，慢慢将关注点回归到自身，也许才能找到所谓被称之为“意义”的那种东西。”现在你要问一个路人，什么是梦想？十有八九的答案都是——赚钱。当大官，享受特权，赚大钱，享受奢侈。这些由社会和家庭等外部环境所灌输的理念让当今时代的人迷失了自我的方向。于是，这就让人更加怀念起那个在校园朗诵、街头斗曲、言必谈价值的启蒙年代。
掩卷沉思，我仿佛如同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中的男主角在钟声中穿越回了1920年巴黎的黄金年代一般，幻想和憧憬着八十年代的种种美好。侯孝贤导演曾经有一部经典的电影《最好的时光》，他在诠释片名时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最好，不是因为最好所以我们眷恋不已，而是倒过来，是因为永远失落了，我们只能用怀念召唤它们，所以成为最好。”确实，近百年来的中国，只迎来了“五四时代”和“八十年代”这样两个“最好的时光”，那些年代，追求真理而非利益，呼唤使命而非市场，崇尚民主而非体制，启蒙知识而非经济，心怀热情而非冷漠，渴望人文而非金钱，这一切的一切，都如同记忆宝藏，被紧锁在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脑海中，而《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这本书犹如开启时代记忆的钥匙，在我们快要丢失的边缘处，提醒着我们该如何存在于世上。汪峰的《存在》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歌词附后）：“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谁知道我们该梦归何处，谁明白尊严已沦为何物，是否找个理由随波逐流，或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我该如何存在？”最后这一段，喊出了我们的精神困惑，喊出了我们对于桎梏年代无所适从的失落和对于灵魂故土的渴求。
文/卢育涛 2014.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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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以上生活以下》
演唱：五月天
连刷牙 也照着节奏
冲了马桶 洗了脸上的疲惫泡沫
没有梦 昨夜没有梦
镜子里的 陌生人已经不再做梦
上课钟 变成打卡钟
单行道般 的人生流失在车阵中
进行曲 规律的平庸
活的像是 一句标语压韵而服从
午餐是 随便还是 都好还是
跟你一样 的任何一种
奇怪呢 很久以前
我是很有 想法主见 心跳很执着
伤心再也不吹风 现在只害怕伤风
耽误了谁和谁的要求
一天一天 看日升日落
看月圆月缺 年复一年的经过
看谁把我变成现在的我
怕潮起潮落
怕患得患失 错了又错的疼痛
终于我的生命只剩生存
活着只会呼吸吃饭喝水的生活
小时候 只要看天空
枕着白云 就觉得全世界都拥有
长大了 拥有的更多
为何感觉 到越来越匮乏越贫穷
那一年 只追逐自由
现在只能 追逐着涨不停的石油
是不是 地壳又震动
要从家里 震落才悔恨这样生活
生活的 反面会是 死去还是
这般生存 不再有冲动
闭上眼 就能感觉
生命正在 一分一秒 飞奔远离我
还不如一只昆虫 至少能破茧展翅
飞像那被夺走的天空
一天一天 看日升日落
看月圆月缺 年复一年的经过
看谁把我变成现在的我
怕潮起潮落 怕患得患失
错了又错的疼痛 终于我的生命只剩生存
活着只会呼吸吃饭喝水的生活
一年有 三百六十 五个日子
五十二万 五千多分钟
一生有 三十四亿 五千六百
七十八万 九千下脉搏
为爱而生之后 生命要怎么挥霍
直到我化成烟的时候
一天一天 看日升日落
看月圆月缺 年复一年的经过
看谁把我变成现在的我
怕潮起潮落 怕患得患失
错了又错的疼痛
终于我的生命只剩生存
活着只会呼吸吃饭喝水
一天一天 看日升日落
看月圆月缺 年复一年的经过
曾经我也那么独一无二
怕潮起潮落 怕患得患失
错了又错的疼痛
终于我的生命只剩生存
活着只会呼吸吃饭喝水的生活
连刷牙 也照着节奏
然后设定了明天 六点半的闹钟
《生来彷徨》
演唱：汪峰
每天走在疯狂逐梦的大街上
我们精神褴褛却又毫无倦意
徘徊着寻找着那虚空的欢愉
奔波着抗争着那无常的命运
朋友啊 这生活会把你的心伤烂
可它从来就不会有一丝怜悯
再也别象个傻瓜一样的哭了
因为象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
传真机到炼钢厂有一万光年
那只是我们失梦之路的起点
妈妈你善良的孩子还没放弃
他想在今夜的街上爱到死去
朋友啊 这世界会将你的梦破败
而它从来就不会有一丝同情
再也别象个疯子一样的拼了
因为象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
路上散落着花朵般受伤的英雄
如同我们一起挣扎着的那些片段
明天我们是否活着却依然不在
明天我们是否存在却迷惘依然
朋友啊 这生活会把你的骨折断
而它从来就只是在袖手旁观
不如象一块石头一样的滚吧
因为象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
朋友啊 这世界会将你的爱破灭
而它从来就不会给一次拯救
不如让我们一起放任自流吧
反正象我们这样的人 生来彷徨
《存在》
演唱：汪峰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
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
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
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
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
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
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
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
我该如何存在
多少次荣耀却感觉屈辱
多少次狂喜却倍受痛楚
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
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
谁知道我们该梦归何处
谁明白尊严已沦为何物
是否找个理由随波逐流
或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
我该如何存在
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
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
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
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
谁知道我们该梦归何处
谁明白尊严已沦为何物
是否找个理由随波逐流
或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
我该如何存在
《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读后感(十)：怀念那属于我们的年代
这本书因其强烈的让人怀旧的功能让我深深入迷，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真是一本属于我的书。只是书评写得太随便，对不起本书作者了。
真的很喜欢“大学”的原始含义，虽如今它变成了权利场与名利场，也很喜欢西方大学的精髓：“独立、民主、自由、质疑、批判。”而这样美丽的大学，中国也曾存在过，曾几何时就渐渐地消逝，成为并不理想也不美丽的场所。中国大学我最向往的是“西南联大”以及“华西坝”，而现在它们只存在于我梦中了。
原来那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1年就面世了，到现在还属于经典和阳春白雪之列，可谓长盛不衰。八十年代，有多少个第一次让人去回味啊，有多少个理想让人去追忆啊。“打破尖冰，人性觉醒，思想启蒙”单这几个词就让人宁愿抒情也不愿讲大道理了。记得当时虽然对其内容不太懂，却常常关注李泽厚与另一位学术新将的学术大争论。每个清规戒律的突破，都象是发生了一次地震。现在的社会复杂与成熟了许多，但却少了很多当年的热情与理想主义。原来“留得青山在”中的山指的是书山，这样看来，我是有柴可烧的人了，我唯一的财产也就是那些书了。
看来读书方面我当年也蛮赶时尚的，不单是看李泽厚，还看三毛以及《傅雷家书》，甚至连《第三次浪潮》也读了，大约那个时候书荒，也只能买到这些书吧。至于《牛虻》与《简爱》似乎都是读高中的时候读的，那也算是八十年代吧。当然也读卡耐基，这个我后来认为是心灵鸡汤不再涉猎的人。
另外我很喜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说脑后长有反骨的人，没有想到钟叔河就算一个，我似乎一直比较关注他的散文的，但却没有想到他在出版业这么有成就和勇气。看到当年的美学热，我再一次感到汗颜，因为当时也算个美学狂热分子，一次在书摊上看上那本《美学词典》，打算要买，结果被卖书人斥笑说，你哪来的钱啊，我居然给气哭了，一使气就买了，结果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我看起来不象大学生，感觉年龄太小了，以为我是小学生。后来又被同学劝，说女孩子读美学吧，应当读点实用美学，收拾打扮类的，言下之意大约是说这样好嫁人吧，对于象个小学生的我来说，这话听得忒不入耳，也没有听她的，反而愈演愈烈，居然发展到放弃本专业，弃工从文了，她哪里理解我的追求。
但此书也说到了我并不知道的有关李泽厚的一些闪光的时候，我前因为热衷于生命哲学，对他的唯物主义颇为不满，曾撰文批判过，但看到他居然是首次站出来支持朦胧诗的，不禁另眼相看了。作为一个八十年代人，读了这本书才发现，原来那个时代的事，还有很多我不知道。
最近研究海德格尔，就在满书寻找海德格尔的字眼，欣慰的是，八十年代阅读热居然还不包括海德格尔，只有尼采、萨特，我想有可能是海德格尔太高端难懂之故。看到这里，我心有所动：“跟古代的业余画家，也就是文人画家有所不同，当代艺术不是闲情逸致，艺术家为了这个人生理想经历了很多困厄。一开始，所有的艺术群体都必须抱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了做一个展览，甚至有人去卖血。”这同样适合于现代诗。不久前和一个学友争论说，现代诗人仍有比古代诗人出色的地方，那就是现代诗人不再是业余的了，不是附属于政治，而是变成了为之献身的事业，所以现代诗人为了诗可以呕心沥血，可以穷愁潦倒，可以献出生命，这就是真正的诗歌精神。
八十年代，读大学前我一直都在做驯服的好学生，一上大学摇身一变，成了思考的坏学生。的确因此倒霉了半生，而且现在也谈不上成功，但无怨无悔。我喜欢酷，不管是男人还是事情，原来是因为“我们得容忍生命各种各样不可想象的变态和罪恶，不能以温情的逻辑解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