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是一本由[美] 多塞特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至于学生们对简历的重视，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安全爱情”、“客厅自由主义”、成绩高于学术之类，恐怕是寰球同此凉热了。
《特权》读后感(二)：是一个滋生成功的地方，但不是你想的那样
上次参加一个展映会，一制作人大声批评戴安娜，说她企图帮助下层人民改变社会结构这种想法和行为都是错误，社会就是一个金字塔，这是不能改变的，想要颠覆它就跟破坏生态系统一样，是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我倒也反驳不了什么，正如教育问题，我实在想象不出哪天我们的大学一个个都洋溢着纯粹的学术笑容，完全乌托邦一般的在人们期望中，无论是授课、活动还是毕业生都做的恰到好处。因为现在社会中很多问题，哪怕是一些人为的，似乎都是设定好的一般，都不能避免。即便没有恐怖分子，美国那么多人有枪，哪个人哪天一下子怎么想了一下（这种不确定性是有普遍性的）就开枪杀了人，于是有全民激愤，各种官方发言，说要整顿，但其实是在尝试拆掉一个轮回罢了，能行得通吗？ 我是在提这个问题，当然我不希望出现任何伤及生命的事。这种矛盾，也是为什么人类很渺小吧。
《特权》读后感(三)：我们是否真的能拒绝特权？
多样化的种族政策真的如它自己宣称的那样美妙？
一个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的上中产女孩奋力攀爬社会阶梯付出了那些代价？
自由主义者们无休止的与校方的抗议是对正义的追求，还是只看起来很美？
作者当然不可能谴责自己，却给我们提出问题：我们反对不劳而获的精英，但面对特权，我们真的会保持冷静，选择责任，而不是被华丽所收买？
最后一次参加波斯连的猛击活动，作者“整个晚上都有一种漂浮的感觉，仿佛置身其外。”“我踩着空气穿过华美的房间，如同梦游一般在高雅的人们之间徜徉。”“微风吹凉了我的脸颊，我凝视着星辰，感觉到周围的人们谈话的嗡嗡声。人脉建立了，友谊强化了，会员资格搞定了——闪光的巨网发射出更多的经络，交织联系起来，将世界包裹在银色的长丝里。我在仰望天空。”
也许我们应该承认：从不被特权的诱惑所冲击，永远选择责任也许并不现实，但保持对精英制度的警惕心和反思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连反思也不存在了，那原本荒谬的精英制度本身也就走不了多远了。但反思就能勒住精英逻辑自我复制不断异化的缰绳吗？这又是个问题。
（第一次写评论。。没什么技巧和水平，要是拖沓难读主题不明没有深度还请见谅啦～
《特权》读后感(四)：献给那个我们曾经一度属于却永远不再属于我们的地方
（这一篇纯属读后共鸣的产品，主观性很强，不喜请绕行）
我以为到我的年龄，已经不会再被一本书吸住一口气读到天亮，尤其还是一本非虚构类的书。但我还是低估了我对刚刚逝去的学生时代的眷恋，以及对某个始终闪烁着神秘光辉的小团体的兴趣。
I
我在W大生活了七年。不久前，我第一次作为校友参加了110周年校庆升旗仪式——那是个热闹而安静的早晨，校园保安和武警班学生尽责地把附近居民和围观学生围成华夫饼型，好给接力跑的同学让路。树丛和人群背后，看不到脸的男女主持圆润地把紧张隐藏在主持腔背后（我忍不住想到当年的vivian），站在我右边的两个男生用沪普和标普交流着观感：
“靠，离世界一流大学还远呢好伐？”
“是世界非一流大学，或者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走吧？去食堂？”
“快完事儿了吧？”
“XXX（正在讲话的某领导）讲起来没完，一会儿回来肯定还在讲。”
“怎么这么多人？出不去啊……等会儿吧。”
我强忍住微笑盯了一眼年轻的学弟，默默地给他们通往食物的通道让路。
“谢谢。”
这是我熟悉的W大学生：他们对官僚权威嗤之以鼻，对自我吹嘘冷嘲热讽，他们故作清高又对肚子忠诚（W大生真是吃货，BBS上曾经的流行语：“XX是什么？能吃嘛？”XX可以换成任何，比如请假条、户籍证明，甚至女朋友），而在外人面前，又时刻保持一种有距离的礼貌和体面。
如果了解了这一点，你就明白“TML”事发前后，W大学生、校友们的痴情疯狂和痛心谴责其实只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属性的两面而已。
II
我来自一个据说盛产土匪多于农产品的工业城市。
因为早到了几天，娘和我跟着出惯门的爹，决定先去校园里逛逛顺便领行李。从W大招待所一路出来，人极少，只有晒得发油的法国梧桐。娘一边狂喝冰水一边抱怨这破地方太热太闷，爹皱着眉头质疑学校大门不够气派，我捏着发给我们的W大地图指东指西，一边反驳：“我觉得已经习惯啦！”“越是好学校越要低调，这叫内涵！”
娘笑，这还没入校，你已经帮着W大说话啦？
W大确实回报了我一个非常壮观的入校仪式。那一天，三千个穿着新发书院服的大一新生如东征的十字军浩浩荡荡，头顶是台风和暴雨呼啸，脚下是暗涛汹涌的急流，骨折的伞尸体横陈在马路两侧或插在垃圾箱口，我和刚认识不到一周的三个室友一路确认着彼此还没被吹跑或冲走，带着近乎悲壮的心情活着抵达了终点——正大体育馆。
这可能预示了我即将面对的波澜壮阔的大学生活。
——我当时并没有这样想，我只是在抉择明天是穿湿透的皮鞋去上课还是实用的拖鞋？
“并没人一直看着你，你以为你是谁啊？”
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校内信（现在叫人人）控诉我，但是太长，所以我只记得这一句。更可怕的是，我没有如她的愿，反而一头钻进了一个后来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轨迹也几乎毁灭了她整个大一的邪教组织——L&EA。
III
然而这不是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vivian经历了从周边到中心、又从中心退回周边，并最终选择了观察者的位置。我们观察这个邪教，也观察我们自己。在无数个推心置腹的夜晚，我们回忆起那些人，重新解读那些事，然后得出结论——你看，这就是我们这帮人，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会留在这个邪教。
我们是怎样的人？大一的时候，看着高效、漂亮地举办大型活动，酒桌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长，我们说这是一群绝顶聪明的人。大二的时候，看着搞定企业、官僚，协调活动、人员，创造纪录、影响的小伙伴，我们说这是一帮梦想家和政客。大三的时候，看着或做着漂亮实习、或拼着GRE、雅思、或继续在L&EA赢得喝彩的同学，我们说不过都是些爱慕虚荣的傻孩子。大四的时候，我们忙着分流——读研，出国，找工作。然后读研的我们，目睹那些工作的孩子极其聪明而敏锐地迅速社会化，或者说，异化，有人变成我们不认识的成功人士，有人干脆主动离开。那时我们以为，我们要分崩离析、各自前程了。然而可悲的是，等我也毕业工作的时候，我们又很热络地联系起来了。
我说“重重难关”，并不是夸张，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作为一个非先天优越的教众，我几乎已经忘记刚来这里时，每天要多么努力跟上充斥着陌生名词、陌生人名的对话：每次暗暗地用手机做笔记，结束后回宿舍向百度学习；周末把手机锁在图书馆柜子里，自己躲在里面啃马克思·韦伯或米歇尔·福柯；无论走到哪里手里永远抱着一本看上去高大上的书，思政课当然是最好的阅读时间……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简直有点“知识眩晕症”。我仓促地觉得我的不足仅仅在于读书太少，所以我驳杂而毫无系统地乱翻书，企图让自己成为一个“博学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知识和理念不过是装点糖果盒子的花边和蕾丝，真正的学问乃是人脉、手段和权力。幸运的是，在另一位前辈的善意提醒下，我早早地退出了这场权力的游戏——我不是太愚钝，恰恰是太敏感。我很怕自己被潮流卷走，我需要一棵足以和邪教对抗的大树，于是我选择了学术研究。
IV
大三那年，借着去台湾交流的机会，我第一次离开了L&EA，这使我得以从一个远距离看着“热闹是他们的”。朴素的教堂唱诗，热心教育的师长，单纯的台湾同学，没有打扰的读书……我第一次体会到一种宁静的坚定，不像L&EA那么炫目，但是很安心，就像蔡依林唱的：“世世代代的虔诚。”我断绝了我和L&EA的联系，我想要一个能安身立命的东西。
我想我不会再回去L&EA了。
四个月零两个小时后，我重新站在W大的土地上，冷峻的秃枝像哥德式教堂的尖顶刺入灰蒙蒙的天空。“喂？我是辅导员，你到1312来一下好吗？”“好的……1312……是一教？”“呃……光华楼西主楼1312。”
完了，我已经忘记这个地方了，我的魂一定忘在桃园机场没寄回来。
事实上我没做到，总有人不买我的账。好在我还是成功去了想去的地方，当然也经历了一些苦战，还差点失去一位朋友。然后就是美好的无忧无虑的大四，考G、学苏美尔文、读史诗、写小说、填词、唱歌、为毕业大戏筹款卖书……除了我在L&EA学会的东西一直像影子一样黏在我身上，它会在危急关头帮我一把，只是我不愿意承认。
可是那一天，导师突然对我说：
“你是应该做事的人，你还是去做事吧。”
“呃？可是我很想做学问，我对学问有兴趣，我也有觉悟！”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做学问会浪费你，你明白吗？”
我明白。就像《人间失格》里的叶藏一样，我自己的怪物影子在门口探进来半个头，我想把手中的论文稿丢过去。
我知道，这是一种近似宿命的东西。绕了一大圈，我还是回来了。
V
我回来了。这个elite club的小圈子，被特权宠坏了的孩子们。
说实话，我一直警惕自己的“精英视角”，且从不觉得自己有特权。直到有一次，我义愤填膺地跟一个网友吐槽说，vivian的老板竟在小长假下班前交待任务，等于要她在法定假日免费加班，而不用付她三倍薪水！
“太过分了！这可是法定假期！”
“那咋了？”他不以为意，“你以为有多少人享受法定假期？”
“当然是每个人都享受法定假期了！”我的声音更高了。
“你想想中国有多少农民？多少小摊贩、小商贩？你问问他们放假吗？”
是的，在我的“世界”里，那些不享有法定假期的人是不存在的。
“中国的教育资源是不公平的啊，非常不公平。”他对我说，“像你们W大的随随便便就有很多出国的机会，而一个内地大学的学生可能全校都只有一个出国的名额，还要自费……”
然而高中那一场考试的发挥失常或不够努力，是否值得一个人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这是我没有问出口的，因为我知道重点并不在那里。我想她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在我们考上不同的学校之后，我付出的努力比你更多，至少和你一样多，所以我今天的所有是我应得的。
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记起大一结束后那个暑假，我回高中聚会，昔日的朋友们各自讲着自己的大学初体验，相当大一部分（包括一个清华男）是：“感觉跟高中一样。”“设施好差，失望了。”还有一部分是：“可算能好好玩了！”“我交了个女朋友！”而我的感受是：“W大给我的比我预期的更多，我忙得没时间睡觉，只能趁暑假回家好好休养身体。”
没有人敢不拼命。可是为什么？照理说，考到W大这样的学校，只要乖乖通过考试，拿到文凭毕业，就不愁找工作了，为什么还要拼命？这个问题我妈问了我六年，我现在终于想到了一个回答——
因为我们都是特权的受害者。就像我跟vivian常说的，如果可以做快快乐乐的小孩子，没有人愿意痛苦地长大。然而，我们就像被糖果喂大的孩子，在大一那年就早早地断了奶，学习靠自己的聪明和勤奋赢得糖果。我们熟练地操练着技巧，享受着过分的好处，金钱、权力、荣光、满足……突然，我们被告知所享受的一切都将收回。是的，为了糖果，我们被迫长大了。一群贪婪的孩子不顾一切地要夺回原本属于他的糖果，操练起他已经熟悉的那套东西，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多……
从没吃过糖的孩子，和一直吃糖突然失去的孩子，谁更痛苦呢？
就是这种痛苦，在深夜一人的时候，啮咬着我们的心。也是这种痛苦，让我们即使跪着，膝盖淌血，也要咬牙爬下去。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被宠坏了，被社会的阴谋。
但我并不以为这种阴谋是有害的。毋宁说，正是这种恰到好处的引诱，让这个社会选出来的那一拨人毫不偷懒地贡献出自己的智力和生命，变成社会大火车的燃料。他们不是社会的宠儿，甚至也不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最合适的人、被选中的人”，只是他们更“需要”而已，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愿者上钩。
当然，我也并不觉得这就是对的，这只是黑格尔式的存在即合理而已。以父母爱子女的心，我绝不愿我的子女被卷入这样的阴谋之中。我宁愿他/她快快乐乐地生活在青山绿水间，为一点小小的获得而大笑，为一点小小的失去而伤心。多吃水果，多吃蔬菜，我已经近视了，他们应该看得远一点。
除非他/她也实在爱吃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