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是一本由琳·乔伊纳著作，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页数：33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读后感(一)：中国最为知名的国际友人之一

　　谢伟思一度成为斯诺、史沫特莱之外，中国最为知名的国际友人之一。因为在二战期间的中国，相比国民党，他明显更为看好中共，为中共说好话，强烈建议美国与中共合作。如果历史轻轻地转一个角度，他可能扮演基辛格一类的角色——打开中共与美国合作的大门。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来自美国国务院，他的报告可以直接递交到最高层，从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可惜，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最后成了为中国蒙难的最为著名的美国外交官——被麦卡锡纠缠了大半生，遭遇迫害，被赶出美国国务院。

　　中共政府想来对他是怀有一种歉疚的，他来到中国，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非凡的礼遇。

　　可直到今天，关于他坎坷的一生，关于他在那个历史关节点的作为，才有了第一个中译本，才给了中国人了解其一生的可能。本来，对于这个人，中国人应该了解更多。

　　《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读后感(二)：看，那只美国“丢失中国”的替罪羊！

　　那只美国“丢失中国”的替罪羊

　　文/王传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名言。著名学者胡适也曾说过，历史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两者对于历史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都是说历史对于当代人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运用，否则，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迁，历来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从对国民党政权的扶持到最终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美国看在眼里更是急在心里。尤其是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那段历史，如果透过一个美国外交官的视角来观察，或许能够找寻到柳暗花明的新情况。而这本传记却恰好能够填补这样的空白，《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既是一本完整意义上的传记作品，更是一次历史资料的详实呈现，能够让历史回转到那个时刻，再次重温风云诡谲的变化历程。

　　如果没有认真研读，“为中国蒙难”的题目着实有点想象不到其中的真谛。但如果阅读完毕的话，就不难发现，作者之所以用这样的题目就在于为曾经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回到美国之后的遭遇鸣不平。尽管，谢伟思有着对于中共政权的同情与热衷，但是，他永远也是以美国外交管的身份参与其中。所以，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美国顿然感觉到“丢失中国”应该是有原因的，而作为外交官的谢伟思却正好首当其冲，于是他只能被当成替罪羊。可以说，美国外交官身份的谢伟思实在是蒙受了不白之冤，然而，这样的不白之冤没有人为其鸣不平，只是因为那是一个麦卡锡主义笼罩下的美国。而书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围绕着谢伟思的遭遇展开，尤其是那些不白之冤。

　　当然，作为传记的书籍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影子。在这本传记书籍中，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的背后乃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断变化，而这样的变化过程既有国际背景影响也有美国传统政策的约束。但作为一个具体的外交官，谢伟思的作用很大，也很小。很大就在于能够给美国政府传递中国的第一资料；说很小，也在于美国政府有时候并不拿这样的信息当回事，甚至将谢伟思当作了“替罪羊”。这样的黑锅也一直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才逐渐消失，谢伟思也回复了名誉。一个人的历史只是一瞬，但却是一国政策的最佳展示，尤其如外交官。

　　不过，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谢伟思当然不是共产党人，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只是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其所作所为均出于忠于职守、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他出身于美国在华传教士家庭，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比一般美国人有更深的了解，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有真挚的同情。他心中充满美国人民所具有的传统良知。这一切的结合促使他义无反顾地和大权在握的上司背道而驰。而这样的良知才是让他身上熠熠生辉的地方，正如当年同样是美国人的记者斯诺写下的《西行漫记》一样。只是他们回国之后的遭遇不同罢了。

　　《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读后感(三)：历史不能“翻烧饼”

　　谢伟思是美国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外交官，他是来华传教士的儿子，生在四川成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青年时代赴美求学，抗战期间被派回中国，从事外交工作。

　　谢伟思曾克服重重阻力，在延安住了三个月，第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两人聊了足足8小时，以后双方交谈过50多次。谢伟思最早提出“抗战”结束后中国可能发生内战，美国应改变全力支持蒋的外交策略，因为蒋政府已彻底腐败，扶持这样一个不被人民尊重的政权，可能会使美“失去中国”。

　　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巡回演讲，罗斯福将蒋领导下的中国包装成民主样板，与美国不相上下，这极大地误导了美国公众的看法，没有人重视谢伟思的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1942》中那个率先将河南大饥荒的消息报道给世界的记者白璧德，其实是听从谢伟思建议才去采访的，此前谢伟思已实地考察过。

　　为摆脱国民党宪兵的暗中监视，谢伟思充分利用父亲在中国的人脉资源，发现了很多蹲在办公室里的外交官们不了解的东西。在西北，他亲眼看到黑市上到处是美援物资，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尚有斗志，可此时却专心准备内战，蒋把精锐部队与美式武器都藏起来，拒绝投入到战斗中。蒋军对日军情况完全不了解，相反，共产党的游击队由于常对日作战，提供的情报价值极高，在营救美国飞行员的过程中，共产党表现出色，他们完全免费，与国民党动辄狮子大开口截然不同。

　　在延安，谢伟思感受到了共产党军队的勇气、廉洁、忠诚与朴实，这里有200名以上的日军俘虏，而在重庆，一切迥然不同。

　　谢伟思写了很多报告，遗憾的是，他被看成是亲共分子，蒋介石视他为眼中钉，加上罗斯福派来奇葩的赫尔利担任大使，美国错过了与延安建立合作关系的机会。随着美国外交政策“一边倒”，一次次伤害了延安的信任，历史终于走进难局。

　　令谢伟思意外的是，不久他被联邦调查局指控为共产党间谍，虽然法庭认为证据不足，拒绝起诉，可他的外交官生涯受到严重影响，在麦卡锡时期，他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直到尼克松访华，才被真正“解冻”。

　　本书展示了谢伟思跌宕起伏的一生，但对中国读者来说，书中最有趣的部分是对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末期的描绘。近年来，受“民国热”影响，颇形成了一批“果粉”，常常用非理性的方式来理解过去，这就让历史犹如翻来翻去的烧饼，在不同解释间反复折腾。本书提供了当事人许多冷静的观察，可以让人们少几分火气，多几分追寻。

　　读史是件有趣的事，没必要被争吵与坏情绪纠缠。本书是2010年道格拉斯•狄龙奖获奖作品，确属难得的大手笔。

　　《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读后感(四)：历史的遗憾

　　作者在书中的后记中写道：“如果罗斯福当初能换换思路考虑问题，重视除赫尔利以外其他人的意见，那又会怎么样呢？1944年至1945年是不是有一个转折的机会，美国可以主动与毛泽东的武装力量合作，既而影响中国革命的走向。诚如是，也许就不会造成彼此的误解，互相施暴的恶性循环。双方数百万生命也免遭涂炭。今日之中国在经历了数十年国际上孤立无缘、国内天翻地覆的动荡之后，也已走向现代道路。引进外国投资、发展经济，这正是60多年前毛主席在延安第一次向谢伟思描述的构想。”

　　这是一个外国学者的感慨，似乎不无道理。

　　历史没有假如。

　　但如果有假如呢？假如正如作者所言，谢伟思的建议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采纳，就真的能够一帆风顺到达美国人眼中的民主与自由之境？

　　应该不尽然吧。中国选择苏联作为同盟，既有偶然性也有某种必然性。

　　谢伟思注定无法完成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