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2》是一本由岳南著作，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Paperback图书，本书定价：65.00，页数：56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南渡北归2》读后感(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读《南渡北归：北归》1）
《北归》读至第四章，遇到这段文字：自“七七事变”起，中国军民抗战进行了八年又三十三天；自“九一八”以来，则为十四年不足三十八天。苦难与抗争，救亡与图存，死者无声的托付，生者悲怆激愤的吁求，都遥遥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
忍不住翻了翻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手头的“增订版”出版时间为2015年8月，而这套书的初版初版时间是2011年1月，上述文字在初版中无任何不同。
这样好奇地查证是有缘由的，最近关于“八年”和“十四年”的事儿闹得挺凶的：2017年1月3日，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下发2017年1号函件，要求从2017年春季开始全国中小学生地方课程教材中“八年抗战”概念修改为“十四年抗战”，这一次对教材的修改不仅在国内受到高度关注，也引发国际社会出现了不小的震动。上网查了查，原来关于“八年”和“十四年”的争论由来已久，就连2015年8月连战访问大陆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时的题词也是“14年血泪史，赢来醒狮万世名”。
关于修改教材目的和意义，不揣测也不妄议。但读至此处，不得不佩服作者岳南——早在几年前就出版的书了，居然只列举时间点，而不明确采用“X年抗战”这样的论断。看过好多评论，说这套书的缺点是不够严谨，就个人的阅读感觉而言，已经是拜服得五体投地了，尤其是每一章后面那些几乎与原文等量的详尽注释，看得出作者在写书的时候不知收集和阅读了多少资料！的确，书中的很多叙述带有比较明显的感情色彩，也有很强的文学性，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若完全是干巴巴的学术著作，类似我这样的读者恐怕早就知难而退了。
某天早上和同事一起值班，天南海北瞎侃了一通，由到底能不能扶跌倒的老人一直侃到了2014年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暴恐事件。
数据显示，这一次暴恐事件，6男2女八名歹徒共导致31人死亡、141人受伤。同事和我都有个共同的感慨：八个人，并且凶器只是刀而非枪支，何以能造成如此大的伤害？！撇开当时车站密集的人群、安保人员不说，即便只是这一百多人一拥而上，结果也一定会是另一个样子。但问题恰恰就在于——这些人一拥而上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们不无悲哀的揣测：即便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结果又能有多大改变？！即便此刻高谈阔论的我们自己就在现场，就能勇敢地站出来？！即便真有人能挺身而出，又会有多少人紧随其后？！答案悲凉地堵在我们心头，只能选择沉默。
这样的情形，和当年那一场八年或十四年的浩劫何其相似！小小的岛国，跨海而来，竟在这片四万万人口的大国内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究其背后原因，敌人强则强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原因？如今的我们，应该足够强大了吧？但为何连街边跌倒的老人都不敢伸手去扶了？为何中小学里曾经如猫和老鼠一般的师生关系逐渐变成了老鼠和猫？为何一次又一次的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有些规则，是不能因为急功近利而漠视的；有些底线，是不能因为好高骛远而超越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需要记住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准确的时间，还有那些用眼泪和献血换来的教训。
《南渡北归2》读后感(二)：归人还是过客？（读《南渡北归：北归》4）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随着作者的无限感慨，一部《北归》在蒋氏王朝匆匆“南渡”的脚步间画上了句号，隐约之间，似乎也埋下了第三部《离别》的感情基调。
生活中不乏有这样的现象：一家人在贫穷困顿的时候，往往能够团结一致，扶携共进；稍有盈余之后，便常常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不愉快；到了“大富大贵”之时，各种勾心斗角面和心不合便成了家常便饭。常常令人感叹“可共患难而不可同富贵”。
读《南渡》之时，因蒋坚决的对敌态度而耳目一新，因初见大师风骨而大快朵颐，因文化队伍南迁途中受到的礼遇而激动不已，因张自忠等人杀身成仁而热泪盈眶，因西南联大于炮火之中创造的教育奇迹而心潮澎湃……悲喜交集之间，窥见的是一个民族在共御外侮时的坚贞。
在艰难抗战期间曾被冯友兰称道“五色交辉，八音合奏”的西南联大，却在走过最坎坷的岁月之后，独独容不下那个特立独行的“国宝”刘文典。
曾在最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四处游说，推动美国参战从而扭转了战局的胡适，却落得鸟尽弓藏受尽宋子文等辈排挤屈辱的下场。
最最令人难以卒读的，是终于把犯我河山的侵略者赶走之后，同一种肤色、同一种语言、同一个祖先的两支队伍，终于还是拖着疲惫的身躯，转过身来，大规模刀枪相向了：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中共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俘获国民党军10.4万余人；9月16日，中共华东野战军32万兵力围攻济南，历时8天，歼国民党军10.4万人；11月6日，淮海战役，60万对70万；11月29日，平津战役，100万对60万……
是的，每一场对决，都有其必战的理由；是的，马革裹尸，原本就是军人的天职。只是，那些在战场上浮尸遍野血流漂杵的普通士兵何辜？那些因烽烟而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的普通百姓何辜？
合上书，忍不住，再次打开龙应台的这段文字，一字一字抄录在笔记本上：
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
时代的铁轮，辗过他们的身躯。
……
而那批在战火中东奔西走之下幸免于难的大师们，那些刚刚荣膺中国有史以来首届院士的精英们，怀揣着收复河山的惊喜、怀揣着重绽学术光芒的憧憬，心心念念地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速度“北归”时，才猛然发现——原来，自己并不是归人，依旧只是个过客。
《南渡北归2》读后感(三)：做学问·做人（读《南渡北归：北归》2）
读《南渡北归：北归》至第五章“北大春秋”，忽然发现，那些隔着时间与空间距离让我们景仰拜服的大师们，其实也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寻常人，也会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小想法”，也会在关键的时候做出不合适的抉择——甚至，一失足成千古恨。
蒋梦麟和周作人的选择就挺令人遗憾的。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邀请时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三位常务委员之一的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欣然同意。据书中描述，当时蒋正在美国采购图书仪器、物色教授，为即将复员的北大做准备，接受任命后未向北大教授们做任何解释，立即飞往重庆，途经昆明时居然也不回联大看一眼，这样的举动引起教授们的强烈不满，傅斯年出面对其进行劝阻无果，最终蒋梦麟还是选择了公开辞职加入宋子文内阁。在这一事件中，书里描写了几个细节颇让人对其刮目相看：一是开始决定接任的时候给郑天挺信中说自己“仍可兼任北大校长”——比较讽刺的是，正是1928年他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时制定颁布的《大学组织法》里明确规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其他官职；二是作出决定后，在教授们一片叫骂声中，居然拒不交出北大校长的大印——既然做了选择何不痛痛快快放手，这样的行为与小娃儿打架何异？；三是作者在正文中提到蒋梦麟的妻子陶曾榖“尤工媚外”以及“慰劳盟军”的种种行径时，尚只是替他感叹遇人不淑，没想到看注释才知道，原来这位陶美人居然是他自己好友的亡妻，好友死后蒋便对其“照顾备至”，且在婚礼上还有“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的高论……我勒个去！这才真真叫人捂脸了。
人各有志原本也是常事，蒋梦麟做出这样的选择，尽管作者在书中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但或许也还有他不足为外人道的缘由，并且在当时就算是他身边的朋友都难以理解，作为后人的我们也更加难以揣测了，但不管咋说——咱能不能痛快点？与之相比，大节已亏沦为“文化汉奸”的周作人，似乎也没这么令人讨厌。
当各大学决定南迁的时候，远在英国的胡适曾以一首诗劝周作人“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周作人也回诗答曰“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未随校南迁。一开始的他，只是天真的幻想可以关上门不理红尘，继续过恬淡平静的书斋生活，但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周围全是一片汪洋的时候，又岂能由得他不湿身？再加上一次枪杀事件的恐吓，怯懦的他也只好半推半就下水了：1939年1月接受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之职；3月28日应聘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1940年12月，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南京汪伪政府国府委员”等职……直到日本投降之前，“仕途”可谓风光无限。1945年12月，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入狱，判有期徒刑14年，后改为10年，1949年被放出后直到1967年去世，晚景一直都比较凄凉。
若论学问，如蒋梦麟、周作人者，举世能有几人？然而在人生的紧要关头，却偏偏棋差一著，落下千古骂名，做学问不易，做人更难！
《南渡北归2》读后感(四)：饮一杯为谁（读《南渡北归：北归》3）
《北归》读至第九章“独宿春城烛炬残”，品刘文典其言其行，如饮烈酒，不胜快哉。
刘文典，因喜欢吃肉、吸食鸦片，号称“二云居士”（云腿、云土），以狂著称于世，狂得有骨气、有胆气、有傲气、有侠气。
有骨气。和周作人一样，北平沦陷之时，刘文典也没有来得及及时转移，但他做了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并没有为日伪政权效力，而是伺机逃脱，当得知自己的四弟刘管廷供职于日伪政权时，大怒而不与其同餐，并以“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管廷自今日始另择新居”将四弟逐出家门。面对日本人闯进家门搜查与质问，他毫不理睬，尽管精通日语，却以“发夷声为耻”。他始终坚定地认为，“国家民族是大义，气节不可污。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有胆气。1928年，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代理校长职时候，因学校学生与安徽第一女中学生发生冲突，导致大规模学潮，刚好蒋介石巡视到此，召见刘文典予以训斥。这本书里对两人相见的情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在蒋介石面前，刘文典不仅毫无惧色，与之对骂，甚至还踢了蒋介石——在其他资料里，对两人是否动手的说法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因此事，刘文典的老师章太炎赠“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弥正平”的对联不假，可知即便书中所描写情形有夸大成分，但当时情形不融洽应该属实，一校之长面对一国元首时如此狂傲的，也还真没有几人。
有傲气。刘文典的狂傲，来自于其深厚的学识，他曾公开宣称，整个中国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他自己，另半个是马叙伦或冯友兰，他讲课的时候，吴宓等重量级的教授也常常跑去听。这样的狂傲，使得他常常不把一般教授放在眼里，如对沈从文轻视就很有代表性：跑警报的时候公然对沈从文说“我跑是为了给学生讲《庄子》，你一个搞新文学的跑什么跑呵，要跑也应该是‘庄子’先跑”；得知沈从文晋升教授时公开说“如果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但他也并非对所有人都是这样，正如他自己老来时所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如对陈寅恪，他就极为尊崇，“对其十二万分地敬佩”，常说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
有侠气。书中还记载了一件小事，在蒙自时期，刘文典与同伴散步，刚好看到一个当地人在暴打老婆，刘文典质问之下，男子气势汹汹地说“你管不着”，刘文典大怒，臭骂男子，并拉开架势打那男子。比较戏剧化的是，被打的女人反而拉着刘文典不放，质问他为何打她男人。
刘文典上课也很“任性”。课堂上常备的“利器”是一大壶茶和旱烟袋，讲到得意之处，一边喝茶吸烟，一边讲解文章精义，有时候兴之所至则连讲几个小时都不休息。有一次讲《月赋》则刚上课不久就提早下课，宣布改在下周三（农历正月十五）晚饭后七点半在广场上继续上课……阅读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想：这些惊世骇俗的行为若放在今日，不知结果如何？
没有与众人一起“南渡”的刘文典，最终也没有一起“北归”，在西南联大即将结束其历史使命的时候，刘文典因一次“磨黑之行”被闻一多解聘、革出清华。这一遭遇幕后的是非恩怨，或许唯有当事人自己才真正清楚吧，但个人觉得，这和刘文典自身的性格易得罪人也不无关系。
上网查了查留在了昆明的刘文典的命运，载于《中国文化报》2012年4月30日第7版刘平章口述的《我的父亲刘文典》中有这样几句话：政治运动便扑面而来，父亲白天挨批斗，晚上写交代材料，残酷的精神折磨严重摧残了父亲的身体。在这样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之下，父亲最终没能撑下去，1958年7月便与世长辞了。
很难想象，那个在日本人面前横眉冷对、在蒋介石面前拳脚相向的人，弯下腰来，进行深刻地“自我反省”时是怎样一幅情景？
——这一杯酒太烈，刚入喉，便呛得人眼泪直流。
《南渡北归2》读后感(五)：一味崇拜何来大师
摘录以下:
1944年夏秋，日军为实现“一号作战计划”围困湘中重镇衡阳。在异常酷烈的战事中，国民党精锐方先觉第十军全军覆没，其他战场的国军也连连丧师失地。消息传到李庄，傅斯年心情异常沉重，在泥墙土屋的孤灯下，他展纸研磨，为9岁的儿子傅仁轨书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正气歌》《衣带赞》诸诗，并题跋曰：“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
先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179名教授当中，有97人留美，38人留欧陆，18人留英，3人留日，总计156人，占总数的87%。在26名系主任中，除中国文学系外，皆为留学归来的教授，5位院长皆为留美博士。或许这样的阵营，就是梅贻琦所倡导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傅斯年在西南联大做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 傅氏用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卫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逆之路。是在中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
任继愈谈到个人与社会潮流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材事例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再大的英雄也是这样。”
这次交谈，吴晗的指令不再代表过去自己向国共两党宣称的“我们人民”，而是代表“我们中国共产党”。但是，胡适没有听从这位前爱徒、现以高官大员自命者的指令，乃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最后，胡适旗帜鲜明另加斩钉截铁地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绝不忘掉北大” 这是胡适与他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北京大学的最后辞行，此一去竟成永诀，再也没有回到这块令他魂牵梦绕的古城旧地。
与胡蒋二人大为不同的是，傅斯年摇动庞大的躯体晃晃悠悠登上讲台，先声夺人，以慷慨悲歌的语气道：“以北大五十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新的精神为基础，认为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之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所成就，对自由主义将更摧残。” 但他相信将来定有一个“朝代”能就“吾五十年来培养之自由主义种子，予以发扬”。
1949年元旦，共产党通过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响亮口号。就在这个元旦之夜，南京城一片死寂，胡适与傅斯年聚会一室共度岁末。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瞻念前途，满目苍凉。思前想后，两位书生不禁泫然涕下。
当那扇宽大厚重的朱红色大门“嘎嘎”推开时，沉沉的夜幕遮掩下，把门的老工友接过傅斯年手中的行李，在送向汽车的同时，呜咽着道：“傅先生，今日一别，还能相见么？”傅听罢，悲不自胜，滚烫的热泪“唰”地涌出眼眶。“好兄弟，等着我，我会回来的。” 正可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当天上午，傅斯年飞抵台北。此次一去，竟是“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了。
人生长恨水无冬。无限江山，别是容易见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