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是一本由[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0，页数：94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区分》的旨归是社会身份与社会阶层的区隔，不再是僵死的单线因素的静态划分而是从生成和建构的角度论述区隔的运行和维持。趣味成为最佳的切入角度，是区隔的最有效手段，是权力区隔的文化逻辑，通过趣味，区隔被掩盖而得以再生产。趣味成为多重因素的结点，横向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权力资本，纵向上的家族教育社交个人的历史轨迹，以及逻辑上的身体生物本能趣味与美学形而上的超越性追求，一切资本习性场域的要素归结于趣味的宏观概念，合力成为一个探讨社会运演逻辑的力量角度。
34贵族是本质主义者:这一本质主义使他们注定要将他们的本质强加给他们的东西强加给自身-“是贵族就要道德高尚”-，向自身要求别人不会向他们要求的东西，向自身证明他们符合他们自身，也就是他们的本质。
《区分》读后感(二)：李楠新京报书评：《区分》：对布尔迪厄的一份迟到邀请
今天（1月23日），是皮埃尔·布尔迪厄逝世14周年纪念日。不久前，布尔迪厄响彻理论界的著作——《区分》终于在中国出版。这是一份迟到了37年的邀请。
1979年，布尔迪厄的《区分》在法语世界问世了。这本书的出版并非横空出世：在此之前，布尔迪厄发表了《论摄影：一种中等品味的艺术》（1965）和《爱艺术：欧洲博物馆及其观众》（1966）两篇文章，可以视为《区分》的经验调查基础；在《艺术感知大纲》（1968）一文中布尔迪厄业已讨论了艺术、审美问题，论述了他在接受潘诺夫斯基对哥特建筑和经院哲学的关系启发后，对艺术感知的文化社会学分析。当时他就坚持认为：象征符号领域不能与社会实践相割裂，否则会堕入文化神圣化的孤立主义。《区分》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和完善。
尽管如此，无论研究对象或研究方法上，《区分》还是被看作实现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此之前，涂尔干为了证明个人受社会支配，曾把最个人化的自杀行为当作研究对象。在《区分》一书中，布尔迪厄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将他的社会学研究建立在对“趣味”也就是审美判断力的经验研究基础上，这种从个人的行为推及社会的研究方法、这种把个人品位当作研究对象的做法在上世纪80年代拥有思辨传统的法国都被视为极其革命性的。
审美趣味：一个社会学答案
在这部书里，充斥着大量的表格、图片、图示、访谈原文。通过这些对社会方方面面表象的展示，布尔迪厄进而认为：个人的文化爱好、品位、鉴赏力或情趣，既是人的一种心态、情感和禀性，同时又是一种文化实践方式，是现代人的一种行为风格和带有活动性的气质。然而，趣味绝不是某种基于个人才能基础之上的独特内心感受和实践，而是根源于与阶级教养和教育相关的社会地位——“任何文化实践的参与都带着阶级属性的色彩”。
以摄影这一爱好为例，布尔迪厄通过调查发现，该嗜好在不同人群那里可以有不同的运用和再现：对农民来说，他们认为摄影是城市的文化活动，摄影被当作一种奢侈品。因此，农民们宁愿投资生产工具，而不愿在这些休闲活动上花费。对工人阶级而言，他们支持摄影，但是完全不重视照片的美感，只关注摄影的功能，比如社交联谊。因此，他们的照片内容多是家庭聚会（结婚或者受洗）等场合。小资产阶级反对摄影的交际联谊功能，仅把它视为一种艺术，而不是留念。摄影对他们而言类似于绘画。他们完全走出摄影的社团维系功能，拍摄一些在工人阶级看来“不值得”拍摄的东西（比如树皮或者绳索）作为主题。上层阶级则把摄影看作次级的艺术。他们认为，有教养的文化是去博物馆和歌剧院，而不是摄影。
通过对摄影爱好这一文化活动的研究，布尔迪厄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康德“纯粹美学”的趣味判断。康德认为，趣味判断力是“反思的判断力”，是基于情感的、是主观的，因此把趣味从现实的伦理内容和智性的概念认知中解脱出来，以神秘化、非功利的方式将审美趣味阐释为一个与对象的内容和主题无关的纯粹判断领域。在康德的哲学解析中，趣味判断力获得了哲学上的普遍意义；在康德的美学话语里，趣味仅仅指向自身。然而，在《区分》一书中，布尔迪厄反其道而行之，把这种“艺术鉴赏力实为天然禀赋”的正统观念称作“文化魅力意识形态”（ideology of charisma），并进一步指出，生成趣味判断力的机制并非如康德所言，源自人类先验的综合判断，相反，趣味判断力是后天的、决定的，是社会区隔的标志；社会等级是社会历史建构的，对趣味判断力具有规范和等级形塑作用。通过将审美判断力拉下神坛，布尔迪厄打破了正统文化的雅俗界限之分，对轶闻、趣事、尘封的档案作社会学微观阅读和考察，“对于审美判断力的起源和运作这一宏大哲学问题，给出一个社会学答案”。
由是观之，布尔迪厄对趣味判断力的批判是福柯意义上的实践批判，而不是康德那种必然、限制的批判形式。同时，布尔迪厄打破了文化与社会区别开来的做法，与价值相关的文化不再是先天的，而是可以世代相传；同样，审美判断力也是社会结构/规范作用的结果，反之亦然。布尔迪厄对这种审美判断力与社会结构的作用或相互作用的高度概括就是本书的标题——区分，或者区隔。
维特根斯坦曾言，“理解一种语言，就是理解一种生活方式”，布尔迪厄也可以说，理解一种趣味，就是理解一种生活方式，理解一种社会位置。这也是布尔迪厄所坚定贯彻的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即思想应该回归人际交往的具体的生活世界中。趣味的区隔显示出行为人在社会空间中的不同位置。无论听音乐、欣赏绘画、阅读经典这些高雅趣味，或者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偏好、衣着打扮，从中都可以看出趣味的等级划分与社会等级区隔之间的对应关系。借助理论工具“习性”、“文化资本”、“场域”等概念，布尔迪厄阐释了具有不同习性的行为人对文化资本的认识和消费具有社会分级作用，因为当社会行为人潜心于某种文化活动并展现他们的品位时，彼此之间不但在相互归类，甚至相互对立。通过大规模的经验研究的结果，布尔迪厄发现，社会各集团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习性：精英文化、中等文化、大众文化，这三种文化分别是以区分、奢望和匮乏为特色。
高雅的文化趣味以都市文化为基础，与伴随组织资本主义终结的后现代城市文化相关。高雅文化的价值不是来自于这种文化资产或者文化实践的固有特性，而在于其边际价值，也就是说，其价值因其数量而异，并必然随着它们数量的增多或普及而减少。文化资本越丰富，越有可能获得对稀缺物品的占有，越有和日常目光决裂的审美能力。因此，资产阶级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参与现代艺术的能力：在符号秩序与物质上长期垄断稀缺性文化产品，其审美目光重视形式多于重视功能，视风格技巧高于主题和内容。换句话说，“区隔的实践根植于独特性标志，语言、文化或其他资源的稀缺，以及这种标志随时间而进化的实践意义中”。
与之相对，没有接受过美育教育的普罗大众不具有对艺术作品的解码能力，他们无法读出一个作品与某个流派、时期、作者风格的隐蔽联系，也就是无法从日常经验所理解意义初级层面，进入到“意义的第二层面”，即“被意味之物的意义层面”。他们不具有审美眼光，因为纯粹审美眼光和感知图式具有社会建构性，来自家庭背景或者学校教育，而这又是普罗大众所缺乏的，因此，他们的趣味，正如他们的经济生活一样，表现为匮乏。
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居间位置小资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则介于两者之间：他们要么利用合法文化的资源，把通俗的艺术赋予合法形式，也就是圣化边缘艺术，要么又把严肃艺术通俗化。如果说，通俗化趣味是容易得到的，正如通俗化的词语不过是陈词滥调一样，那么当它们不甘心于被看作在本质上是平庸的、普通的，不甘心于没有可以炫耀自身的权力、更没有可以歧视他者的权力的时候，通俗化趣味因其本身易得性所产生的自我厌倦感会转化成对稀缺感的渴望——就向着更为“高雅”的品位或是更为突出的语言“风格特征”无意识转移，从而产生奢望。由于本身缺乏高雅文化背景，只能为低级文化艺术注入高雅形式，将之抬高。此外，布尔迪厄同时也指出，通俗文化也可能是从或多或少古老的精致文化中（比如医学知识），依照小资阶级习性的基本原则挑选出来，重新诠释的断简残篇，而这些片段的知识又整合入主流的世界观里，也就是该阶级自身习性对高雅文化的通俗化实践和再现，也就是将高雅文化拉低。
因此，区分的意义并不在于审美趣味的内在性，而是显示了某种特定趣味在同类实践中的位置和差异，这种差异是生物性的、心理的，同时也维持了群体的边界。因此，不同群体/阶级表现出的审美趣味是通过相互对立来界定的，如布尔迪厄在《区分》中所说，有品位嗜好就有反胃厌恶。像这样对于嗜好的经验性认识在各种文化中都有，英语中不是有成语“人之熊掌，我之砒霜”，中国人不是也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布尔迪厄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日常趣味或审美判断力的区别中发现：嗜好的运作，有整合的作用，可以展现阶级属性，但是也有排斥作用。这一点，有学者称之为区分的动力学。
区分的动力学：身体的社会性外观
如果要了解区分的动力学，需要了解布尔迪厄最为人称道的实践理论，关于这一点要参考布氏1980年出版的理论著作——《区分》的姊妹篇——《实践感》。在这本书中，布尔迪厄认为，象征符号施加于集团的个体之上，会产生不同的象征性强迫结果，也就产生了三种规则与行为人的关系：
“有些人过早且深刻掌握了实践行为和话语的深奥语法，非常明显地符合语法的要求，以至敢于玩弄规则。规则，就是符合'杰出'的定义，表现出轻松自如；另一些人紧张、有抱负、严格按照规则行事，令人想到他们注定要执行规则；还有第三类人，无论做什么都无法符合为对付他们而制定的规则。”
这里的三种行为人与规则的关系说明：规则不是结构主义的结构，不是自然而然有效的。仍以摄影为例，如果将摄影这一文化实践形式看作是“文化艺术”规则，那么行为人对待艺术的三种态度对应着三种既有区别又统一的阶级习性：资产阶级的区隔意识，不从事摄影，将摄影定义为次级艺术；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善意，凡事严格按照规则来做；无产阶级的必需性选择，看重摄影的交际功能或者因为它无实际用途而抛弃。因此，以上这三种人表现出与阶级地位相对应的态度/实践上的差异：
“第一种，自然地符合正式规则的实践而倾向于担任代理人和代言人；第二种，使表面做法或遵守承认规则的意愿，同他既无法遵守又不能拒绝的规则保持一致，从而有利于规则的正式存在；第三种，违犯游戏规则，不作任何努力来掩饰或者减轻自己的违犯行为。”
因此，在有规则存在的社会空间中必然存在着差异，而且这一差异会持续存在。在这一社会空间里，阶级是以潜在的状态存在，以虚线的状态存在，它不是作为既定的，而是作为某种不断进行中的、要做的某件东西存在。通过对实践的参考，不难理解《区分》的中心思想：个体生存于社会空间之中，正如一个点，成为空间的某个个体，就是有差别、与别人不同；按照本尼维斯特的说法，就是“有区别的，有意义的，这是一回事”。社会空间因此成为物理空间与心理/生物空间的纠缠之所。
社会空间是个体的空间，反之亦然。对个人而言，布尔迪厄社会学中的人之肉身就表现为一个场所或空间，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实践刻写在它上面。身体成为趣味和区隔的一个基本特征。根据这种区分，对人的表征形式的管理和控制成为积累文化资本或身体资本主要方面。在《区分》结论部分，布尔迪厄写道：
“与社会状况相关联的社会调节倾向于将与社会世界的关系，铭刻到持久的、一般化的与个人身体的关系中，铭刻到掌握一个人的身体、显示给他人、移动它和为其制造空间的方式中，由此赋予身体一种社会性外观。身体习性（bodily hexis）作为社会取向感的一个基本维度，是经验和表达个人对社会的独特社会价值感的实践方式。”
从中清楚可见作为趣味的文化资本/实践与社会条件/身体的关系。文化-经济-身体在这里成为了具有等价效应的对应因素。阶级的划分不是以生产资料的拥有和收入，而是以个体的生存条件、习性、所拥有的各种形式的资本总量，来区隔个体所属的阶级。任一文化实践的参与都带有阶级属性的色彩，正是阶级属性构成了特殊的习性，并成功地将身体改造为一个区隔标记、一个阶级差异的象征再现。然而，身体不仅是区隔的标记，布尔迪厄同时还指出：通过变革身体感知和审美范畴，通过文化符号与文化实践对社会区隔的强化，可以进而变革社会世界本身的个体或群体的分类斗争，在符号领域进行的分类斗争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基本维度，也是阶级斗争不应被忘却的维度。
这是涂尔干“什么产生了社会团结”这一理论关切的一个变体。同时，通过对社会世界看似理所当然的事物提出质疑，对界限、分野和区划提出质疑，布尔迪厄打破言语和心理的自动性的边界，并认为它们向来是由社会构建的、在社会中构建的。布尔迪厄回答了所有社会学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即集体存在与存在模式问题。“区隔”或“区分”（distinction）在布尔迪厄的用法里，包含着“差异”和“优越性”两个含义，也就是“秀异”。这既是解开他对趣味判断力社会批判的钥匙，也是理解布尔迪厄社会群体发生理论的指针。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但又不是还原式的对文化实践的解释。
“区分”理论在当下现实中的普世性
当下，对于读者而言，关于品位与阶级习性之间的对应信息可以方便地从保罗·福塞尔的《格调》、凯特·福克斯《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这些社会人类学著作中找到例据。如果喜欢趣味研究，伊利亚斯和凡勃伦的书也都早已有了译本。然而，我认为，阅读《区分》的快感在于其对智识的启发——如果，能够读进去的话。
虽然，进入《区分》有很多方式，而且无论用哪一种方式，都会被布尔迪厄深深吸引（或许，阅读该书的方式的就是对读者的区分），然而，对于当下中国普通读者而言，这本书中的许多内容无论时间地点都相距太远了。毕竟那是三十多年前的法国，书中所举例据由于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已经不再符合中国当下的社会现状。由前文可知，文化再生产的模式总是取决于提供该文化的市场的法则。对中国现阶段的文化市场状况而言，各阶层内部的趣味与布尔迪厄所归结的对应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的趣味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均质状态。前些日子网传有位抄表工用自己的相机记录生活中的许多有趣瞬间。摄影对这位工人阶级一员而言，不再是布尔迪厄所说的那种功能性、记录仪式场合的趣味爱好，而已经转为对摄影艺术形式的关注。时至今日，布尔迪厄所发现的、通过制造稀缺性，增加集团象征价值的区隔策略并没有变化，所变化的是在狭义象征领域里那些能使差别可见并显示等级的象征符号，像是财富的符号——服饰、住房；或者社会承认的标志——合法权力。
布尔迪厄为1984年《区分》英译本亲自撰写的前言中曾经担忧，对于美国读者而言，这本书过于“法国化”，但同时，他亦指出，可以从具有独特性客体研究中得出一些普遍性的结论。他举了一些美国的例子来说明，可以在美国找到与他所分析的法国例子具有等价的文化符号（比如碧姬·巴铎就是法国的玛丽莲·梦露，或者说梦露就是美国的碧姬·巴铎）。
对中国读者而言，阅读本书时，可以很方便地在文化实践领域找到这样的等价对应的事例，更为重要的是，与布氏的思想保持同一振幅。在这个英文版前言的最后一段，布尔迪厄指明：没有什么计划能够比心智结构客观化这一任务更具有普世意义。因为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独特性密切相关，打破认识论上的限制亦是打破社会结构的限制，从而保持对熟悉世界的疏离感。这本关于文化批判的书邀请其读者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力图通过陌生化创造出（疏离社会的）批判性距离，并因此达致心智结构上真正具有批判性的突破。
这是布尔迪厄亲自发出的邀请，对中国读者而言，已经迟到了三十多年。那么，你预备接受这份邀请吗？
“趣味的区隔显示出行为人在社会空间中的不同位置。无论听音乐、欣赏绘画、阅读经典这些高雅趣味，或者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偏好、衣着打扮，从中都可以看出趣味的等级划分与社会等级区隔之间的对应关系。”
□李楠
《区分》读后感(三)：“布尔迪神”迟迟降临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乡村邮递员的儿子，早年生活在偏远的西南农村并说一口方言，充分“体验到了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统治。”幸亏他异常聪颖并且勤奋，也幸亏有那么一所不重门第只看成绩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使得他得以通过考试这个跳板，从底层社会“逃亡”。虽然在社交上颇为笨拙、在思想上比较孤独，但是依靠睿智与勤奋，他在1981年终于攀升到了知识金字塔的顶峰：法兰西学院社会学主席，与雷蒙·阿隆和列维-斯特劳斯一样，被誉为战后法国最受尊敬的社会学家，有朋友戏称他为“布尔迪神”（Bourdivin）。
正如他的同行回忆说，布尔迪厄对学术界怀有“异常强烈的复仇欲望”。他并不忠诚于学院这套体制，虽然他自己是这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按照他的夫子自道：“我处在一个本不应该身处其中的世界。我本来会被它淘汰40多次。在法兰西学院的200多年间，只有1%的人与我同类。”——与布尔迪厄境况类似的还有福柯和德里达，在巴黎知识界的同行看来，他们三人皆是“外来者”和“乡下人”，而正是这三人持守反体制立场，鞭辟入里地分析知识遮掩的权力、符号统治下的政治、分延创立的游戏。吊诡的是，恰恰是这三人而不是体制的拥护者，在20世纪的知识界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他们用他们的成功证明了一种独特的力量果然存在：文化资本。
韦伯曾经指出：在经济利益之外，声誉、权力、生活品位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同样参与了阶级的划分。的确，否则就无从解释人们何以歧视“暴发户”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只有钱也不是万能的。布尔迪厄的创造之处在于，他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扩大化，划分为三大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的形式，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特性；这种资本可以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并可以容易地转换成其他资本。“社会资本”是以关系网络为核心的资源，拼祖上、拼爹、拼同学会、拼俱乐部、拼朋友圈，一言以蔽之“拼关系”；或者拼头衔、拼人品、拼履历、拼声望，简而言之“拼地位”。“文化资本”最为复杂，也是布尔迪厄着墨最多的地方，他把文化资本又分成三种形式：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
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表现为个人的审美趣味、学识教养、风度技能等，它是一套培育而成的倾向，通过社会化而加以内化，附着在个人的身体上，可以通过积累而习得，但是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的方式进行传承。房产可以遗赠给儿子，但是学识想传给儿子？难。客观形态文化资本表现为物质性的文化工具，比如藏书、文献、乐器、科学仪器；也包含商品性文化财富，比如印象派的绘画、老坑的翡翠、董桥手里的某本书的藏书票。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所以不难理解为何艺术品拍卖会一度挤满了腰包肥满的煤老板。至于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必须经过制度的程序将资本标示出来，最典型的是文凭和资格证书。高悬于墙上的戴着奇怪四角帽的学位证书，有着“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合法化的价值”，与其说“知识改变命运”，不如说“毕业证改变命运”，它们是某些领域的入场券，最精英高校的毕业证含金量巨大，简直掷地有声。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体现了一种积累形成的劳动，这种劳动同时以物质化和身体化的形式积累下来。而资本同时体现出一种生产性，总是意味着一种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一种以等量或扩大的方式来生产自身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是一系列相对自主但结构同源的、由各种形式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组成的生产场域、流动场域和消费场域。在这样的社会中，划分阶级的依据是每个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的总量和资本的结构。在社会空间中，行动者的坐标位置由三个维度决定：在第一维里按照他们占有的不同类别的资本总量而被分配；而在第二维，则按照他们资本的结构——也就是在他们的资本总量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相对分量而被分配；在第三维里，则按照当时他们资本的结构总量的变化而分配。生存于社会空间，也就意味着每个人如此占据空间中的一个点，明瞭空间关系中所占有的这个位置的相对性，才算懂得社会关系与社会现实。
每个行动者所掌握的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界定了个人生活的可能性与机遇，同时，资本也被用来再生产，再生产经济资本，也再生产社会阶级结构。特别是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具有特殊的积累法则、交换法则和运行法则的资本形式，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分层的基础。布尔迪厄和福柯、德里达等人，虽然在起点上匮乏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但是凭借文化资本而崛起，可谓鲜活的例证。当然，由于文化资本采取了教育、修养、品位等形式，身世显赫、经济富裕的家庭，必然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与金钱，这也使得不同出身背景的人从最初就产生了文化资本占有上的不平等。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主要通过早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来实现，教育体系有三个核心作用，首先是保存、神化、灌输某种社会规范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关系；第三是将上层拥有的资本合法化，并使下层也趋于认同，这种“魅力意识形态”（ideology of charisma）”最能构成隐形统治，它通过制造同意而达成某种“合谋”。
尽管考试这类的制度性文化资本为底层孩子中的佼佼者留下了社会升迁的窄门，但是总体上说，学校虽然具有中立的表象，本质上仍是一个选择机器，它在代际之间复制现存的社会关系。值得说明的是，一些活动，比如从事一种造型艺术或者演奏一种乐器，常常意味着从学校之外获得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资本。同样，口音、步态、趣味、着装、风度这些身体性文化资本，也需要家庭教育才得以养成。如此一来，通过窄门终于上升到社会上层的底层孩子们，依然会有“格格不入”之感。以身体语言来说，小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世界的体验首先是羞怯”，他们感到受到一种外在目光的监督，从而对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语言感到不安和窘迫。而上层社会的孩子们通过耳濡目染、见多识广而养成一种“淡定”——难以言传的自信而自如的气质，因为身在高处而漠不关心来自下面的眼光，举手投足皆符合规范而又没有用力过度之感，简言之，“懂得如何让人伺候”。
你喜欢博斯还是安格尔？你喜欢《千里之外》还是《自新大陆》？你喜欢保龄球还是潜泳？你喜欢宝马还是宾利？在经济资本之外，社会就是这样以趣味和文化消费的“区分”来划分等级。比如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项调查中，教授、自由职业者、企业主可以通过三种体育运动加以区分。教授的贵族禁欲主义在登山中找到了最典型的表达，既能支配自己的身体又能支配常人无法企及的一种自然，从而以最低的经济耗费赢得最大的卓越、距离、高度和精神升华。医生和经理们健身享乐主义体现为开船出海、远足滑雪，它们既是最有声望的体育运动，又能脱离聚集的人群。而企业主则青睐能附加社会关系资本的高尔夫球，他们从高尔夫的贵族标签、广阔的专门场地、殷勤的球童那里获得归属感。
1979年，布尔迪厄发表洋洋洒洒的巨著《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乡下男孩”终于向资本主义社会投出了锐利长矛，揭开文化资本的真相，也伤了中小资产者的软肋。他揭示出康德错了，生成趣味的判断力机制并非源自人类的先验的综合判断，相反，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和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结果。本书以1963年和1967-1968年对1217个人进行的调查统计资料为基础，研究趣味判断如何成为社会区分的标志，社会等级又如何形塑趣味判断的等级。中文世界的研究者将“distinction”译为“区隔”或“区分”，在布尔迪厄那里，还同时兼顾了“差异”和“优越性”两个含义，有研究者认为可以理解为“秀异”。通过制造稀缺性、增加其符号象征价值，文化的立法者试图拉开与下层的距离。普罗大众忙于生存，对这种有闲阶级的享受不以为意。最苦的是中间夹层，他们惟上层的马首是瞻，却又不能洞悉其中的秘密，在势利的“占位游戏”中捉襟见肘，筋疲力尽。
中国知识界对于“布尔迪神”并不陌生，不知有多少博士硕士是依靠他的理论碎片缝制了自己的学位帽。去年《区分》中文版推出，虽然迟到三十余年，毕竟也算学界大事。可是，读他的神作固然会享受到智识的愉悦，却永远不可能是轻松的体验。大约出于“秀异”的策略，他既没有使用严谨刻板的学术论文的写法，也没有使用文采飞扬的通俗散文的写法，相互勾连的短语组成纷繁复杂的长句，读来令人联想起布尔迪神最崇拜的作家普鲁斯特。不仅如此，他还创造性地将统计图表、照片、访谈、文献、注释和抽象语言幷置成话语蒙太奇，学者的线性叙事让位于多重声音，从风格上说堪称一部先锋派著作。因此，那些最应从本书中接受教育的读者，也就是那些看《唐顿庄园》或《欢乐颂》、戴计步器或朝拜博物馆、每年飞去国外度个小假、为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而忧虑的人们，可能终将与大神失之交臂。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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