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大师》是一本由[美] 杰瑞·穆勒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页数：62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市场与大师》读后感(一)：当知识分子遇到市场
自古以来，人类的经济行为一直是自给自足辅以小规模市场交换，直到300年前发生了一场变革，定期或不定期开放的地域性集市扩张成全球化、全天候的自由市场。在被命名为“资本主义”之前，它还有过其他名称。
面对全新的经济形态，出于知识分子的本能或曰天职，思想家们先后提出了自己多维度的思考，罕见单一面向的褒或贬，这其中包括受过中等教育的普通中国人也能说出一二的伏尔泰、黑格尔、马克思。让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思考长期被人忽视。
杰瑞•穆勒的《市场与大师》正是注意到了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这一空白。穆勒采用了一种典型的剑桥学派式的研究路向——注重探讨诸位思想家所处的历史语境，试图将自己代入当时代来理解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以今天的眼光妄加评判。这使得他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介绍时代背景而不以之为冗余。在随后的各章节中，他逐一介绍16位思想家对现代自由市场的思考，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方位的议题。
可以说，面对时代洪流，穆勒笔下的思想家们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醒。他们并不是清一色站在资本家的立场，或一律持反对态度，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这正是真正的独立思考理所当然会导致的局面。
[美]杰瑞•穆勒著：《市场与大师：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佘晓成、芦画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说过：“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所有的社会形态都需要在过去中确认自身的位置……”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果回溯到18世纪，我们会发现，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论争从一开始就没有停过，贯穿了三个世纪，一直到达今天以及未来。
这就是美国历史学者杰瑞•穆勒的《市场与大师》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本书注重在时代还原中阐发大师们的思想渊源，线性叙述并不代表后来人居上，而是在保持清晰脉络的同时自如穿梭，着重比较、突出他们的相同和相异之处。经济学植根于现实土壤并且时刻被实践检验，但人们通常低估了新事物源于旧事物的程度，经济思想必然只能在反复修正中曲折发展，寻找这些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穆勒这本书最重要的工作。
1.“看不见的手”与市场经济
“看不见的手”，有史以来最有名的比喻之一。亚当•斯密说，每个人在谋求利己的时候，会“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成某种非他本意的结果”，即“大众的利益”。斯密当初赋予这句话的意义，至今大致相同。
我们须注意两点。第一点，穆勒在说亚当•斯密之前，先讲了伏尔泰，穆勒提醒，虽然伏尔泰并没有明晰提出“看不见的手”的讲法，但这一概念已经处于酝酿期。本书在伏尔泰之前的第一章则前溯了霍布斯、马基雅维利，上达至古希腊时期，我们当明了，意识形态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内生的过程，新观念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那些存在于原有话语体系的“小火花”日渐积累，在某些恰好的时刻突然变得光亮而终于被很多人看到。第二点，因为“看不见的手”如此有力，人们经常忽视斯密关于政府重要性的论述。斯密说，国民政府的权威和保障是“自由、理性和人类幸福得以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看得见的手”同样重要。如果大而化之，我们甚至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两只手相互作用的历史，大家争辩的也不过是两只手应当各占多少份额。
知识分子的抽象思考和现实具体的资本主义息息相关。本书每一章都从个人经历、时代环境开始讲起，再延展到每种理论萌芽、形成的过程，间杂着作者本人的深入剖析。现在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在。不论何种思想，都不只有单一起源，而是根源于复杂多样的时代境遇。我们要理解一种思想，必然要弄清历史渊源，如同本书所描述的，“看不见的手”成为了后来诸多学说的一个源头。
《国富论》基于斯密对英国在18世纪取得的经济增长的思考，斯密看到了重商主义对自由贸易的限制和阻碍，因而呼吁进一步发挥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卡尔•马克思将资本当作“从头到脚滴着血的肮脏的东西”，这是19世纪中期欧洲经济危机、社会秩序崩塌的现实反响，恩格斯认为经济中的生产部分应当完全依靠理性计划和集中组织的社会主义。面对20世纪30年代那场大萧条，凯恩斯严厉抨击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随后几十年，凯恩斯主义在扩展政府角色方面大行其道。哈耶克的名字在20世纪中期开始闪亮，他引导着西方经济思潮回归亚当•斯密时代，自由主义思想重新被唤起，并且似乎很合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要求。
现实证明，无论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学说在解决实际问题时都会遇到各种瓶颈。两只手到底谁占上风，或者怎样搞好平衡，往往因具体情况和政府取向而定。
2.利己主义与资本驱动力
本书开头将历史背景概括为三个词：权利、正义和美德。可谓意味深远。穆勒说：“对于商业的轻蔑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的古典根源。”商业自古就存在。赚钱的念头，自私的想法，人人皆而有之。否认犹太人在金融方面的贡献，甚至将他们丑化为“夏洛克”，这很不公正。利己之心在过去是被回避甚至鄙视的，而唯有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这才获得了比较中肯的评价。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意义，事实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他们都认为利己主义的偏好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斯密说，商业社会提供了更多自由的事实是其值得颂扬的一个重要道德论据。《国富论》强有力地展现了“天生自由的体制”，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自由就是好的”的结论。黑格尔反对大多数人将“自由”理解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黑格尔说：“在这个概念中，限制我们的活动就是阻碍我们的自由。这是否定的自由观。它把每个体系都看做不可容忍的镣铐，这对所有体系的秩序来说都是灭顶之灾。”马修•阿诺德的阐述更加简洁，他说重要的不仅是选择的可能性，而且是实际上做出的选择。我们依据现实的反馈来看，追求个人自由的利己主义自发形成的市场调节的合力，往往达不到调节的理想效果，甚至是一种破坏力。
全球化的今天，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依然是一个重要课题。早在18世纪中叶，尤斯图斯•墨瑟尔就说过：“市场毁灭文化。”他注意到，随着资本市场拓展，商业活动的触角伸向了每个角落，对地方文化造成了严重冲击。汉斯•弗莱尔认同墨瑟尔对历史研究独特性的尊重，以及对18世纪赫尔德和之后浪漫主义者倡导的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尊重。弗莱尔憎恶资本主义对个体独特性的消融。而我们随后看到，穆勒通过熊彼特解释了资本主义值得继续维护的原因，此外还有埃德蒙•伯克，马克思•韦伯等人。他们始终在警醒大家，理性走偏可能引发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强调要合理、适当地利用贪婪和逐利的力量。
美国当代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有一部作品，叫做《欲望与利益》，主题和本书很接近。赫希曼说，由马基雅维利开启的思想传统，逐渐发展成了用欲望对抗欲望的思想，后来，“合理的自爱”（即利益）与道德携手对抗欲望，资本才得以减少人性的欲望中导致灾难的破坏性成分。穆勒与赫希曼的观点异曲同工，更加详细、周密地反映了大师们对这个问题的思索。资本发展过程的迷失，不在于利己主义本身，利己主义是资本驱动力，但必须注意给它加上缰绳，防止它如野马狂奔。
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利己不应当是全部。“创新、完成或者仅仅是运用个人力量和智慧的喜悦”——熊彼特倡导的企业家精神在今天更加重要。总有些更好的东西会让人们超越了金钱的层面，“互惠利他”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增进全体的利益。如何摆正利己与利他的关系，这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3.知识分子与历史担当
经济思想史学者马克•布劳格说：“当今的理论必然带着过去问题的伤疤，这些过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错误也已经改正了。但如果没有过去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还是不易充分理解，过去的问题与错误的本质。”穆勒的阐述环环相应，让我们理解了“过去的问题与错误的本质”，除此之外，本书还让我们理解了知识分子所担当的角色。
整部书构成了较完整的资本主义思想史，而每一章又能独立成篇，可以看作大师小传。每个时代都有主流有异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他们为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或者反对者。他们有各自的个性，各自的思想，各自的路线，同时他们身上也有一些共性：作为经济学家，他们都具备知觉、想象、推理等能力，以及对身处经济体系中的个体的同情心。他们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信息，并从前人的思想中吸收营养，建构起各自的理论体系，以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方案。这不单是经济学的最大功用，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对自身理念的履践。
经济思潮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统一公认的标准来检定哪项理论较优越，而是以理念的说服力、影响政治决策的强弱，来判断其思想的价值。我们应抱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百家争鸣是学术的根本宗旨，没有哪套主义或学派是超越时空的真理。经济学天然具有政策取向，每个经济学家都面临着预想与现实可能脱节的问题，只能尽力为他们的时代提供一种历史解释，并为假想的未来预设一个方向。斯密在《国富论》第一卷中赞扬分工，在第五卷中严厉呵斥商业分工导致尚武精神和美德的沦丧；马克思洞见了劳动价值论的意义，但由劳动价值论支撑起来的价值体系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以至于马克思在晚期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假如他们最初就知道自己的思想最终将走向何处，他们也许会困惑不安甚至放弃自己的研究。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谬误无损于他们的光芒，而只是更凸显了思想的复杂。怎样正确地描述其意图，来解释其理论，对后来的撰述者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这就是穆勒将他们放置回时代背景的原因：我们无法获取大师们的心灵状态，我们不能给已发生的一切穿上崭新的外衣，我们只能尝试趋近，看到每种思想都有其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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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大师》读后感(三)：梁小民：16位“刺猬型大师”眼里的市场经济
从亚当·斯密开始，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和分析已经有200多年了。这些年来，我们的认识有多少突破和进展？美国学者杰瑞·穆勒写的《市场与大师：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正是要告诉你这一点。
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曾把学者分为两类：综合前人成果无所不知的狐狸型和在某一方面有所突破、创新的刺猬型。《市场与大师》所说的大师都是这种刺猬型的学者，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其他学者市场经济理论的来源。找出“本”，才能认识“末”，为追根溯源，本书精选了16位思想大师的思想精髓，包括伏尔泰、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马修·阿诺德等。
这些大师中许多是我们熟悉的，但也有个别并不了解，甚至连名字也没听说过，如德国思想家犬斯图斯·默瑟尔；还有些大师无人不晓，但都是只知道他在其他领域的贡献，而非市场分析理论方面的成就，比如黑格尔。读一本书，了解了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这就是读书的一种意义，也是读书的乐趣所在。
亚当·斯密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全面地分析市场经济的人，他的《国富论》是市场经济的奠基之作，因此，亚当·斯密被称为经济学的创始人。《国富论》并不难读，读过的人也不计其数，但真正读懂的人并不多。
细想，亚当·斯密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还是有原创性的思想大师，是经济学家、法律学家和伦理学家的综合体。他追求的不仅仅是财富的增加，还有正义的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从这个更高的层面来看市场经济，他既看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财富增加对实现人类文明进步这一目标的意义，也看到了市场经济有损于这一目标之处，他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但绝对是市场经济思想的原创者。无论是支持市场经济还是反对市场经济，都离不开亚当·斯密。
本书所写的其余15位大师，有支持市场经济的，也有反对市场经济的。作为大师级思想家，支持市场经济并不是简单重复或解释“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也不是探讨这个原理在现实中的运用，而是提出一些有原创性的理论。例如，黑格尔是支持市场经济的，但他所生活的德国和英国不同，所以走向市场经济的途径肯定不会相同。分散、互斗的德意志各个公国无法走向市场经济，所以他强调“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为市场和自由的社会创造前提条件”，他还分析了市场经济的缺陷，指出“国家干预是修复这些市场缺陷的良剂”。黑格尔提出这些见解时还没有“市场失灵论”，还没有凯恩斯主义，也没有落后国家实现市场经济的先例。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可以看作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
再如，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被认为是市场经济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他不是就市场经济论市场经济，而是从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的，把市场经济作为自由主义的基础，这就使我们从更多层面上来认识市场经济。
还有一些学者反对市场经济，甚至要消灭市场经济，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来取而代之，如卢卡奇等。尽管从现在来看，他们的基本观念很难被证实，但他们对市场经济的批评至今仍有重大意义，为完善市场经济提供了思路。
几乎所有批评市场经济的大师都围绕两大问题：一是收入分配不公，有失社会公正、正义；二是市场经济的功利和贪欲毁坏了人类的文化和道德。相比市场经济的前提不完善或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这两个问题更为根本。
马克思我们都熟悉，但作者对马克思的理解与我们的不尽相同，他的重点没有放在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上，他引用恩格斯最后发表的文章指出：“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但是不适用于自15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时代。”作者重视的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市场经济的问题，卢卡奇则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发展下去。
无论作者对马克思的理解正确与否，对我们进一步思考市场经济的问题还是很有启发的。读书就是要读有启发的书，大师的话也并非金玉良言、句句是真理，但无论对错对我们都有启迪意义。
我们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有成功的经验，如在维持原有政治体制下实现经济转型；也有未解决的问题，如在物质丰富的同时如何实现文化与道德的提升。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从书本出发。但读读大师们对市场经济有创见的分析，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提高认识层次，也有助于把市场经济推上更高层次，这就是我推荐这本书的目的。
梁小民老师手稿
《市场与大师》读后感(四)：市场与大师书摘
共产主义 法西斯主义
古典共和主义和基督教苦行主义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点却不以为然。
认为物质上的获得是以道德上的损失为代价的。
市场经济如何影响家庭是资本主义分析家长期关注的另一焦点。
当那些应该投身于公共美德的人自己选择或者被环境所迫去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时候，腐败就会产生。腐败削弱了公民对共同利益的认同感，导致政治机构的腐败。
曼德维尔坚持说，如果不满足人们骄傲和奢侈的需求，商业和创新就会中断。
关于拥有不同信仰的人们如何和谐生活在一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对于伏尔泰来说，似乎正是宗教派别的多样性促进了英国的宗教宽容。
当宗教差异成为情感宣泄的首要对象时，其结果往往是那些被视为异教徒的人受到强烈迫害。
在文章的一开始，伏尔泰就亲切地将英国皇家交易所这个被公众藐视的存在与处于最高社会等级且受人尊敬的法院做了对比。
大自然的本质绝不是伊甸乐园。
虽然伏尔泰强烈抵触基督教，但在他身上还保留着几个基督教传统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对商业的追求和对犹太人的侮辱联系起来。
他写作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编写一本专注于分析利己主义驱动的市场运作过程的书，从而影响政治家们并激发他们追求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
最主要的目的不在于压制或是削弱自爱，而是去给它一个方向，使得它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亦可促进公共利益。
那些曾被看作“奢侈品”的商品变成了“舒适品”，那些曾经被认为是“舒适品”的则成了“必需品”，而且人们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必需品”的定义有了改变。
在斯密一系列系统的解释说明中，首要原理是人类独特拥有的、通过货物交换来追求个人利益的倾向；第二原理则是劳动分工。
斯密发现许多刻意的行为往往带来不同于预期的结果，有时朝积极方向发展，有时则不然；有时从社会层面看是有利的，但对于行为者却是不利的。
重商体系 零和游戏
垄断行为对于本土以及殖民地地区都是有害的。
斯密认为，这一内在“非片面的旁观者”使得人们能够做出正义的行为（在非片面的理性指引下），甚至是善行。
伯克鄙视那些为保持文人纯洁性而拒绝踏入政界之人。
伯克自始至终都在警醒自己，不要成为一名理性主义社会批判文人，他认为这种文人在认识论上自命不凡，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最终只会走向“哲学的仙境”。
按伯克的分析，东印度公司是作为一种创造贡品的工具在运营，彻底抛弃了“商业机器的主要源泉，盈利和亏损的准则”。该公司垄断商品、限定价格、强征劳工进入纺织业，摧毁了印度的商人和手工业者。
庄严伟大的文明被一群放债人摧毁，他们受贪欲的驱动，而这种贪欲完全不受政治或文化的控制。
他声称，摧毁贵族统治权和教会制度影响力的经济基础，将使贪婪之欲和为满足一己之欢而剥削他人的意愿——“强夺”和“强暴”——不受约束。
据伯克所言，启蒙运动者不间断地抨击传承的信仰和制度，结果不仅削弱所有现存的政治权威，还撕掉了约束人类自身的文化面纱，使人类依其动物本能为所欲为。
尽管伯克的后一代中，有人发现伯克对贵族和教会实际行为的描述有些理想化，甚至令人难以置信（的确如此），但他们仍然同意需要制度来保存过去的文化，并为当下提供指导。指导包括提醒人们商业精神的有限性，以及将选择作为终极的危害性。
黑格尔耗时耗力地研究市场，并肯定市场存在的价值，这或许会让许多人大吃一惊，因为在他们看来，提及黑格尔，就意味着抽象的哲学和神化的国家。尽管他经常使用高深古怪的辞藻，但揭开这层辞藻的面纱，就会发现他对体系的研究颇深。
黑格尔坚信历史必须从哲学的角度进行阐释，同样哲学也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
国家干涉是修复这些市场缺陷的良剂。
书名中的“法”字，指的不只是民法，还包括道德、体系分析和世界历史。
同伯克一样，黑格尔担忧若只是目光短浅地关注自由主义，到头来可能会丢失体系和道德这两大前提条件；而若锱铢必较的利己主义思想占据了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么家庭和国家的利益就都会受到威胁。
普通人相信，若允许他们任意行动，他们便是自由之身；但正是在这样的任意性中，隐藏着他们并不自由的事实。
在商品社会中，人们欲望的增加速度快于满足其欲望的财产的增加速度，这导致人们的幸福感降低。
不同劳动塑造不同的人。
教育背景和个人见识决定了这些精英人物的领导能力；这对传统价值观无疑是一大挑战，因为传统价值观认为领导能力取决于高贵的出身和丰厚的财产。
每个人都是一个主体，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
如果能正确理解现代社会体系，那么它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现代社会体系有自身的伦理维度。
我们身处的社会体系和道德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第二天性是历史性发展的社会政治体系对自然自我的转化，个体接收到该体系传达的文化规范，并将其内化。
责任赋予我们自由，让我们不至于沦为生理需求的奴隶。
所有权在道德上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创造了个体性表现的无限可能。
市场尽管表面上看来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事实上却是满足互相需求的系统。
他坚持认为，人类的大部分需要不是由自然决定，而是想象力的产物。
市场并不仅仅满足需求，同时也创造需求。
失业 赤贫
他认为，婚姻虽然始于契约角度，最终却超越了这个角度。
但是，如同许多政治辩论产生的词语一样，这一词语的衍生义已远远超过其原始本义，并最终被那些一开始因其有争议而拒绝它的人所接受。 按：这个词语指“资本主义”。
他仅仅是将传统基督教中对于赚钱的描述套用了新的词语，并且重新描述了古代人对于以钱生钱的食利行为的怀疑和反感。
货币根本上不具有生产力，唯有依靠辛勤谋生的劳动才能真正地创造财富，因此，不仅利息甚至利润本身都是不健康的。
他鲜有对保障共产主义社会运行的具体机制的阐述。
既有为了人类福祉而自我牺牲的理想，也有对与他同时代的庸人坚持斗争的那些孤独天才的狂热崇拜。
如斯密这样的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主要策略就是，唤起人们对之前被诬蔑为“贪婪”和“骄傲”的精神品质所带来的潜在社会利益的注意，而如恩格斯这样的社会主义批评家则是将私利重新定义为贪婪。
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
按需分配，各尽其能。
对于马克思来讲，恰恰相反，这些中间的和特殊的身份阻碍了真正的幸福，因为幸福来源于清楚地认知到人类是同一种族且人类的利益是统一的。
劳动价值论坚信经济价值真正的唯一来源就是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商场上交换的商品）等同于用来生产它们的人类劳动的价值。
马克思则着重强调机器对人类身体和精神所造成的影响。
机器也是工人阶级的敌人。
《资本论》描绘了一副炽热的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代价的图画。但是这幅图画是不完整的，更像是刻意搜集并揭发丑事而非客观均衡的分析。
恩格斯在他最后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但是并不适用于自15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时代。
他认为机器相对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 按：他指马克思。
由劳动价值论支撑起来的经济学体系，因为这一理论的缺陷而遭到削弱。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大众的麻醉剂，转移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而阿诺德认为贸易才是麻醉剂，转移了资本家在宗教和精神发展上的精力。
他指出，渊博睿智的阅读能力主要不是来源于狭隘规范的阅读课程，而是更为广泛的培养教化。
阿诺德认为，功利实用的精神曾经在市场活动和工业生产中大显神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现在却成了追求更高层次和更高尚理想的障碍。
他们把工具的积累错当成人生的目标，把物质财富的增加错误地等同于精神财富的提升。
他们把自由贸易当作偶像来崇拜，仅仅当作目的本身，而不去问问自由贸易和个人幸福、国民福利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但在牛津和剑桥，非职业教育也被认为具有非常实际的价值，因为它开阔了视野，培养了思维习惯，这样的学生更适合统治英国和它的整个帝国，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以职业为导向培养出来的学生，对生活的认识狭隘，缺乏想象力，根本无法与牛津、剑桥的学生相提并论。
商品期货贸易
韦伯认为交易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的一块毒瘤，事实上它们从最根本上而言是有用的。
韦伯同样认为，算计和苦心经营常常使得人们忘记结果往往比整个追求过程更值得。
至于社会主义，就生产力和活力而言，它很有可能比不上资本主义。
他预言社会主义社会，工厂生活的纪律性只会有增无减，而官僚政治的大而无当会更加严重。马克思关于突破生产力分工的预言只是一种空想。
齐美尔则认为，个体的身份特征应同时由其所属的多元文化和社交群体所决定。
身处货币经济中的人们变得习惯于用数字方式进行思考。这种数字化计算的思维方式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决定。生活变得愈加冷酷和工于心计，越发缺乏冲动和感情。
齐美尔提醒他的读者，货币使得个体间的合作成为可能，不然他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关系。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活力能够诠释当时崛起的要求财产权、高等教育、职业平等和政治参与权的妇女运动。
中产阶级女性想要脱离家庭，工薪阶级女性则想要重返家庭。
文化领域的多元化使得形成和谐一致的“文化”概念失去意义。
那些只用远离束缚来定义自己的人们很容易成为某种幻想的受害者，即活力、安定以及目标可以从金钱或者商品中获得。
但资本主义无法为其提供集体目标感或某些价值超越感，这让他们感到忧心忡忡。
卢卡奇和巴拉兹就像伏尔泰所描述的伦敦交易所里的犹太人，背诵着希伯来语却不懂其中的含义。
卢卡奇却认为只存在隔离和疏远——一种松散的社会纽带，生产者同其产品之间的微弱联系，生命的技术理性化使得个体个性的表达空间越来越小，以及社区群体的消失。
卢卡奇不仅更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分析，还独创性地解释了为何工人阶级会违背马克思的预期，无法成功抵抗资本主义。
工人遭受了卢卡奇所称的“物化”过程，无法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类关系并非人们必须服从的永久必然的自然法则，而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人类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加以改变。
卢卡奇坚持认为，知识专业化和碎片化的过程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
共产党提供的事物资本主义永远无法满足：一个可以让一个人用整个生命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不仅仅是生命的一部分；一个值得认可的纪律源头；一个包罗万象的团体。
弗莱尔关于集体独特性的肯定基于这样的设定，即存在一种拥有相对同质文化传统的有特定范围的集体性，这种集体性可被视为人民。
他提出，当代德国人是许多种族的混合体；区域差异和宗教分歧仍然具有重要性；他强调外国对于德国文化发展的持续影响。 按：这里的他指沃尔特·格茨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每一个领域都以各自的形式呈现出来，每一领域都根据自身逻辑发展，从而丢失了它们与某个特定人群以及某种特定历史文化的联系。
国家之所以为国家，是因为它由战争构成，并不断由备战重组。
卢卡奇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仍坚信，“即使生活在最糟糕的社会主义也胜过生活在最美好的资本主义”。
人们对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不平等，而且这些贡献上的不平等，理所应当地体现在经济回报上。
熊彼特写道，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社会阶级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关于阶级如何产生的理解是有缺陷的，他们低估了阶级之间流动的现实。
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甚至会越来越稳定。它能通过合理利用人的脑力，创造出一种与其本身的基本条件、动机和社会机构相协调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它可以进行有序的转变，尽管不是因为经济上的要求，或者很可能是以牺牲某些经济福利为条件。到时候，这种转变能不能被称作社会主义，就仅仅是一个审美和语言表达上的问题了。
他认为问题在于群众和政府对于商业精英的敌对态度使这些理应进行重大创新投资的人不愿意去投资了。
群众舆论
一方面，他为政治家偏好的行为提供了科学的支持依据；另一方面，他为经济学家塑造了将技术权威性与崇高道德目的融于一体的自身形象。
人们在排外地追求一些东西，特别是在追求金钱时可能会遇到的道德风险或者个人失望情绪。
我们必须继续假装美即是丑而丑即是美，因为丑是有用的，而美却不是。贪婪和高利贷暂时还是我们必须信奉的神明，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带领我们走出经济上的必要隧道而最终见到阳光的到来。
由于钱的拥有者可以在全部商品中做出购买的选择，他将由此获得额外的心理满足感，因此钱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它可以交换的商品的价值。
边际储蓄倾向
生活的多元化产生于个人选择领域的扩展，而极权国家最大的损失就是这种多元化的丧失。
战后几十年中，令人吃惊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源于一场新的工业革命。
西方世界的大多数无产阶级民众由于已经被整合进政治和经济体系而不再具有革命性。
目前技术水平已经能够让人类社会远离物质稀缺的威胁，从而异化劳动也就没有必要再成为人们生存的主要特征了。
现代社会的宽容本身成了控制大众的工具。
熊彼特曾经强调企业家创新的动力并不在于享乐主义，而在于“创造、完成工作或锻炼自己能力和智慧所带来的乐趣”。
维塞尔认为经济商品没有内在的客观价值，它们自身的价值通过市场过程，以及通过供给与由个体消费者偏好产生的需求之间的互动来体现。
对于哈耶克来讲，犹太人的命运与自由主义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自由主义的命运又不可避免地与资本主义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犹太人
哈耶克认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代表了中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被通货膨胀剥削着，被工业雇主与工人运动之间的谈判边缘化，并处在衰退中，“下层中产阶级的不满”导致其成员采用极权主义运动来保护自己的地位。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前夕，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像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单一公司。“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工厂，同工同酬。”
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奥图纽拉特，一名在短暂的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担任过社会化部长的维也纳知识分子——嘲弄着那种观点，即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消灭市场和货币。以及“以实物计算”来代替它们。
除了在抽象模型里，经济生活中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使得所有的经济决策充满不确定性，也没有可供操作的标准单位，正如劳动价值理论所暗含的那样。
没有私有财产，社会主义面临着另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创新性问题。
知识分工
哈耶克知道，这个过程有时候很痛苦，也一定会遭到那些更愿意选择其已精心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的人的怨恨，因而他们会设法阻止它。竞争会创造自身“不近人情的强制力”，无须政府的命令而迫使个人去适应或丧失他们的收入。
天下父母和宗教信徒不会比花花公子更少地遵循自身利益，他们只是对其利益和目的有着不同的观念罢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美好的事物——社会正义是不可能的。
亚当·斯密认为依靠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来实现普遍富裕的最大障碍来自这样一群人：他们利用政治权力绕过市场机制来追求自己的私利。
像社会中的其他团体一样，工会也是在合法追求自己的私利。但是，如果它们能够利用身体胁迫（比如纠察线等），或者能够利用法律赋予它们的垄断权力去阻止非会员被雇佣，那么它们就已经带来危险了。像其他成功的垄断者一样，工会成员提高了自己的收入（以工资的形式）。但这种收入的提高却是以牺牲那些非会员的利益换来的，非会员们只能被迫从事一些工资较低的工作，哈耶克抗议道。
他担心，如果不对民主立法做一些制度性限制，现存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激励将会导致一个又一个利益集团的出现，这些集团将会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向依靠民主选举上台的当权者诉说自己集团的要求。
难道人民就没有其他方法来维持民主政府，而只能将无限的权力赋予一个被选举出来的小团体吗？这些人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做决策，也必须要经历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贿赂足够多的选举人去支持他们自己所在的组织，以打败其他组织。
哈耶克将思想家分为两类：一类数量很少，但他们的思想全部是原创的；另一类被称为“知识分子”可能更合适，哈耶克将他们定义为“思想的二道贩子”或者“知识获取领域的技术专家”。他们获取原创思想家的思想，对它们进行过滤加工，并将它们呈现在公众面前。
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瓦茨拉夫·克劳夫，受命阅读和研究哈耶克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作品，以便“更好地了解敌人”。但不幸的是，克劳夫被“敌人”“策反”了，他开始相信“敌人”实际上是对的，此后他就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宣传他们的思想。
哈耶克为了对抗迫在眉睫的敌人而发表言论和观点时，存在着明显一边倒式的片面性，甚至会夸大其词。
《市场与大师》读后感(五)：《市场与大师》读书笔记
第一章 历史背景：权利、正义和美德
基督教传统和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均对商业持有怀疑态度，认为商业对于追求美德是有害的。
圣奥古斯丁 亚里士多德
人类的物质财富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某些人的获利就意味着他人的损失。
中世纪晚期，欧洲商业经济开始萌芽，城市开始兴起，金融工具也应运而生，基督教思想家们开始审视对于商业的态度。
托马斯·阿奎那和他的继承者们对于商业生活提出了更加友善的宗教观点。
即使神学家们通过维护私人财产、部分贸易合法化的方式逐渐适应新兴的城市商业经济但教会对高利贷的抵制还是激化了。
教会通过基督徒抵制高利贷，但放贷对于欧洲经济扩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教会解决这一困境的方式是允许犹太人从事这种被禁止的活动。
欧洲的犹太人曾经靠农业和手工业生活，但到了13世纪的时候，他们被逐渐转化成了重伤人群，特别注重放贷。促成犹太人从事金钱交易，并且相对来说，让他们被这个行业吸引的因素有很多。教会剥夺了犹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因为他们要对土地征收什一税，如果土地落到犹太人手里，他们便没办法征税了。随着中世纪晚期行业协会的发展，犹太人被逐出了手工业行业，因为政策规定会员仅限于基督徒，排除了犹太人。由于犹太人财产转让没有保障，要看信仰基督的贵族和君主的容忍度，所以他们比较喜欢动产，特别是容易隐藏和方便运输的金属和宝石。另外，由于犹太人散落在欧洲和亚洲的各个地方，但共同遵从一部法典，使用希伯来语，这样他们便可以跨越广阔的区域，为他们从商做好了准备。
犹太人放贷就像一块海绵一样，从不缴税的阶层吸收前擦，然后财富又被君主从那边挤走。
第二章 伏尔泰：“一位高贵的商人”
作家进行创作谋生的经济收入来源从赞助商转向直接面对市场；以大众精英群体为基础而不再是直接依附于皇家权威的新的政治格局。伏尔泰推动了这两个进程的发展并且也从中获益。
伏尔泰作品中两个重要的受欢迎的主题：通过市场活动追求财富在政治立场上的合法性；消费财富在道德上的合法性。
伏尔泰不仅在学术上为市场辩护，他自己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彩票、金融投机、放债等多个商业投机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伏尔泰不仅是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文人之一，还是欧洲最富有的平民之一。
但伏尔泰过于活跃的商业投机活动也给他带来了恶果。伏尔泰展现出了讲法律漏洞转变为赚钱机会的“绝妙本领”，使他在普鲁士、法国和英国招致恶名。以至于他在这三个国家都失去了当权者的支持。
第三章 亚当·斯密：道德哲学
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目前关于资本主义机器道德分析方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国富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市场经济是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的最佳方式——它可以带来斯密所说的“普遍富裕”。
斯密衡量商业社会的价值时，并不仅仅注重它所产生的财富，同事也关注它所培育的社会性格。斯密之所以推崇市场机制，部分是因为它促进了合作行为的发展，使得人们因为更加资质而更容易和平相处，也有可能因为估计他人的需求而放弃了自己潜在的社会激情。
斯密赞同伏尔泰的假定，即富裕比贫穷要好，不过斯密更关注民众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
交换和分工这两个普遍原理被正确运用，从而引领一个国家走向“普遍富裕”。
在斯密的理论里，第一个核心就是由市场带来的总产量的提高，第二个则是市场如何通过使商品更便宜且容易获得来协调供求关系，从而带来财富的积累。
斯密认为，如果市场遵循他的分析模型，那么所有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持续接近其自然价格。而且，在考虑到土地、劳动力及资本之后，实际价格会逐渐成为最低价格。
“看不见的手”是一种隐喻，指的是市场机制带来的、对于社会有利的而非计划的结果，通过逐利动机和价格机制将个人的私利转化为集体的利益。
对舒适、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逐，尽管也许是被对它们最终价值的错误理解所激励，但最终是有益于社会的。对精神文化更高层面的满足基于财富和生产力的积累，而对于私利的追逐史的积累成为可能。最后，它使更多的人过得更加体面，可以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从而使人们有能力避免赤贫所带来的道德堕落。
第四章 尤斯图斯·默瑟尔：市场毁灭文化
尤斯图斯·默瑟尔认为市场借打击地方文化特质的经济基础，摧毁了多元主义。
在他眼中，手工艺市民和独立的农民是英雄人物，而零售商和小偷摊贩则是反派角色。
默瑟尔相信，手工业者的地位现在被国际市场和该市场的区域代理人——零售商步步侵袭。
默瑟尔谴责资本主义，由于它创造了新的去求，是习惯性预期被瓦解，社会平衡被打破。
默瑟尔是18世纪唯一从文化角度批评资本主义文明的人。18世纪的文人普遍惋惜追求金钱利益而导致所谓的公民美德消逝。
第五章 埃德蒙·伯克：商人、保守者、文人
商业社会中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默瑟尔招牌式的保守主义以至于资本主义对峙，原因在于默瑟尔理所当然地认为市场扩张会威胁其所要维持的社会状态。相反，伯克所要维持的社会状态早已高度商业化，且已被颇具商业头脑的土地贵族掌控。伯克同伏尔泰和斯密一样，相比其他的社会形态更倾向于商业社会。
第六章 黑格尔：无悔的一生
黑格尔耗时耗力地研究市场，并肯定市场存在的价值，这或许会让许多人大吃一惊，因为在他们看来，提及黑格尔，就意味着抽象的哲学和神化的国家。
黑格尔认为，有必要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那只是因为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和同辈坚持认为，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与人类福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的批评指控可归结为以下三条：第一，在商品社会中，人们欲望的增加速度快与满足其欲望的财产的增加速度，这导致人们的幸福感降低。第二，在圣品社会中，人们不再重视品行美德，表现在公民共和主义意识中，就是人们不再愿意代表国家牺牲自我。另外，商业化还导致公司利益分裂。第三，劳动分工产生专业化，因此，培养出的人才性格片便，且还有不断猥琐的趋势。
现代政府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这个词可以被翻译为”资产阶级社会“或”市民社会”，黑格尔所说的可能包开阔了这两种含义。“市民社会”范畴中，每个人都被看作是自给自足的个体。法律保护他们的生命和所有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市场的相互作用，而市场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
黑格尔引进“市民社会”一词，是指介于家庭和政府之间的范畴或关系网。它的核心体系是所有权和市场，但也包括某些关键的政府功能，如执行法律的司法机构和警察。
黑格尔认为市场可以创造新的需求，这种需求在个人看来是“必需品”。其实市场就是创造需求的机器。它让个人有可能通过消费表达个性和普遍性，电脑也让个人在无法克制欲望时面临危险。个人若没有人生规划，包括恰当的消费水准，他就会不受自己的控制，变成欲望的玩偶，被反复无常的时尚潮流牵引，被他人勾起的消费需求摆弄。
黑格尔认为，解决需求失控的问题，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家庭、国家和行业协会。黑格尔将这三个方面视为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
市场的内在动态造成失业。市场导致劳动分工，这意味着许多工人有与工作相关的技巧，而且是高度专业化的技巧，因而只适合从事狭窄的职业范围内的工作。黑格尔分析，由于市场的决定因素来自不断变化、不断改善的需求，对新产品的需求就意味着对旧产品需求的下降。这样一来，那些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生产就产品的工人就会失业，而且也没有任何培训帮助他们找到新的工作。另外，生产的机械化也导致失业。
第七章 卡尔·马克思：从犹太高利贷到全球吸人膏血
卡尔·马克思和他的合作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迄今为止对于市场制度最著名的批评家。“资本主义”这一原本与斯密的“商业社会”和黑格尔的“文明社会”同义的词，通过他俩成为家喻户晓的热门词。
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两重诉求。第一重诉求源自于对陷入物质贫困的工人阶级贫困和生活环境恶化的同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贯穿始终的对资本主义文化方面的批判。他们认为市场内在的竞争制度在道德上是可憎的，因为它将人际关系退化到了动物界的水平。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假想出的一种没有公私利益区别的社会制度。
尽管激进且带有批判，但马克思一般还是被认作黑格尔的门徒。
在描述资本主义的离间作用时，马克思表述了一个大多数人隐约感受到的观念：现代社会中个人的满足感不得不向一种人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献祭。
因为普鲁士改革者的创新，德国农业的生产效率得以不断提高，同时制造业也处于上升态势。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贫困的蔓延和工厂劳动力缓慢增长的现象却同时出现。因此，尽管贫困人口在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却在增加。这一悖论源于人口的增长。当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渐步入成年时，人口增长与就业岗位不足的矛盾所引起的经济紧张关系越来越困扰着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
作为莱茵州的新闻记者，马克思亲身感受到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和经济复苏的政治障碍。
恩格斯捕捉到了从商人或制造商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的一个要素：阴森恐怖却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恩格斯认为，战争和市场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两者都是将人放在与他人竞争的位置。竞争对于恩格斯来说就是敌对的同义词。
个人私利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马克思认为，正是这一基石导致了资产阶级社会在道德上的可怖和虚假。因为人类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唯有通过相互合作方能实现共同目的的物种。而现代文明恰恰是建立在这种与公共利他主义相对立的基础之上。
异化这一概念是借鉴与黑格尔激进分子的语言，原先被用于宗教领域。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指出，在基督教中，人性中最优秀的特征被投射到一个超自然的神灵之上，从而不断加深人类对自身脆弱和与生俱来的缺陷的认知。这是一种对人类自身创造的超人类力量崇拜的贬低，而马克思将这一贬低的模型套用到金钱的统治之上。在他的“哲学手稿”（1844年）中，马克思强调“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就越多，他本身和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描述成‘炽热崇拜“向读者强调了这种永远延迟的享乐主义的非理性。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了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市场制度在个人私利的驱使下摧垮了所有在先前历史中形成的特征，包括世袭地位、民族和宗教。然而，这种解放的结果却是大多数人退化到了商品的地位，法律上的自由掩盖了他们成为被市场力量役使的对象的真正命运。在这种状态下，自由意味着一种新的奴隶制，使得个人对于自己的时间和身体的控制力空前减少了。在这种状态下，自由意味着一种新的奴隶制，使得个人对于自己时间和身体的控制力空前地减少了——这一主题即将成为《资本论》的核心旋律。
马克思坚持将劳动价值论置于其资本主义分析的中心……但《资本论》始终未能完成，这并非由于时间，而是因为他无法找到挽救这一理论的方法。他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悲观推断可以从他的劳动价值论中演绎得出。然而，他并不能使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大多数运行规律……马克思的另一个总要的经济前提也遭到实际经验的反驳。他认为机器相对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的观点在工业化早期阶段似乎是正确的，尤其在纺织业和冶炼业。但在19世纪末，情形就已经不是在是这个样子了，在专注于化工也电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技术进步带来了技术相对成本的下降。
政府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压力部分来自富裕和知识阶层的道德责任感，特别是源于宗教引发的社会良知——这一发展是马克思始料未及的。
第八章 马修·阿诺德：切断庸俗主义者的贸易依赖
马修·阿诺德（1822~1888）……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大众的麻醉剂，转移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而阿诺德认为贸易才是麻醉剂，转移了资本家在宗教和精神发展上的精力。在马克思看来，解决办法在于消除资本主义，即庸俗文化的经济基础。而阿诺德的看法却大大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成就是最实在的，没有更可行的经济形势可以替代。只是他担心中高产阶级锱铢必较的精神特征会延伸到文化和政治领域。对此他的解决办法不是消除商业贸易，而是通过政府、出版社和教育机构，使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行动起来，从而提升国家文化实力。
阿诺德认为，无论是前辈黑格尔，还后辈涂尔干，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一项义务，即揭示共享权威的理性基础，从而赋予社会巨大的凝聚力。
第九章 韦伯、齐美尔和桑巴特：社区、个人和理性
马克思·韦伯（1864~1920）、格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维尔纳·桑巴特（1863~1941），这三位学者均出现于1871年统一后的德国。从1871年德国统一到1914年一战爆发，德国从一个资本主义革命的跟随着发展成为一个领导者。在此期间，英国工业生产量翻了一番，德国工业生产量则增长了六倍。整个国家由先前的乡村国家转变为城市国家。
韦伯的分析和政策建议来源于他的政治信仰。他既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韦伯同帝国主义时代德国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一样，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角解析国家间的关系。韦伯民族主义中的自由主义观点明确体现在他对待犹太人经济角色的方式。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将民族界限内的所有人都视为平等公民。
在他的职业生涯里，韦伯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条件下有可能的最有效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它比其他早期经济系统或者社会主义，能够提供更高水平的理性。韦伯坚持认为，尽管资本主义有局限性，但没有更好的制度可以代替他。不可能回到某些逝去的时代；至于社会主义，就生产力和活力而言，它很有可能比不上资本主义。
齐美尔：金钱和个人
当马克思主义将现代个体视为有产者或者无产者的时候，齐美尔关注人们作为消费者的角色。就连韦伯也把个体简单视为阶级成员或一个职业团体成员，此时齐美尔则认为，个体的身份特征应同时由其所属的多元文化和社交群体所决定。
桑巴特：全怪犹太人。资本主义意味着所有值得提及的文化的衰退，并且最应该对此负责的人是犹太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中欧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解析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匈牙利地区，随着知识分子抛弃韦伯和齐美尔的模糊自由主义观点，进而转向或左或右的政治激进主义，世界大战导致政治两极化。
在《货币哲学》一书中，齐美尔致力于探索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给思想带来的影响。齐美尔关注在一个越来越多领域由金钱衡量的经济模式中生活所带给人的心理影响。这种经济创造一种更为抽象的思维模式，因为交易手段本身变得愈加抽象。随着信用发展，货币变得更加抽象，与簿记面值差不多。人们也变得更加精于算计，更习惯于在做决定时权衡利弊。这种数字化计算的思维方式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决定。生活变得愈加冷酷和工于心计，越发缺乏冲动和感情。
对于齐美尔而言，“社区”的消逝不应该成为怀旧感伤的理由：它代表了新的可能性，以及潜在的险境。
对于齐美尔而言，需要多重角色的焦虑感并不限于女性；它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一个人所从属的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发展了个人的独特性。不像早期社会的人们只拥有单一的身份认同，现代人可以从多个地方获得归属感。
齐美尔最惊人的远见之一在于，拥有金钱实际上比其拥有金钱能够买到的东西更令人感到满足。这是因为金钱的价值超出了，它所交换的物品的价值。
第十章 卢卡奇和弗莱尔：从追寻共同体到极权政体引诱
韦伯和齐美尔作为自由主义者主要表现在，他们之所以肯定市场，不仅是因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还因为相比之前任何可以想到的经济系统，市场赋予个人更大程度的自由。
知识分子对市场的文化效应加以分析，开始抵制整个自由主义，卢卡奇和弗莱尔作为这些知识分子中的范例，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与之类似，赞成用极权主义手段解决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困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到许多德国知识分子的追捧，他们和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一样，都相信自己国家发动的是一场自卫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卢卡奇转而信封共产主义，他同其他布尔什维克主义吸引的知识分子一样，相信列宁的论断即资本主义会导致帝国主义竞争和战争。
资本主义是靠着大规模的虚幻体系勉强维持着。无产阶级的反抗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它无法想象自身的问题只是资本主义这一股力量所致，也无法想象消灭资本主义，而仅仅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
卢卡奇的基金替代物为普遍的共产主义，而弗莱尔选择排他主义激进左派，即国家社会主义。
第十一章 熊彼特：创新与怨恨
360 熊彼特写到，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社会阶级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关于阶级如何产生的理解是有缺陷的，他们嘀咕了阶级之间流动的现实。现代中产阶级进出的流动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频繁的多。这种流动取决于个体和家庭的能力和行为。
熊彼特意识到大萧条让马克思主义更具吸引力，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所以他的书揭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如此受欢迎开始，然后详细分析马克思的成就和失败。
第十二章 从凯恩斯到马尔库塞：丰裕及其危害
393 凯恩斯通常被认为是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教父人物，而赫伯特·马尔库塞则恰恰被认为是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教父人物，而马尔库塞则恰恰被认为是这一思想的主要批判者之一。然而，他们之间其实存在不可思议的密切联系。
凯恩斯认为，正是这种认为自由市场会带来充分就业的错误的前提假设，才导致了大衰退。
凯恩斯坚持认为高利率水平导致了持续的经济萧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货币持有者的流动性偏好（偏好现金高过投资）导致了过高的利率，从而无法使经济体实现充分就业。节俭导致了过低的消费水平，再加上高储蓄倾向，就撤咯了充分投资，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障碍。因此必须借助中央调节。
马尔库塞的声望下降速度如其上升速度一样快，他的名声和新左翼的发展遵循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路径：1964年开始飞速上升，1968年达到了顶峰，随即快速回落，到1973年几乎已经丧失殆尽。
第十三章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超前的自由主义者
哈耶克是自由主义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专注于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而不是像凯恩斯和大多数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关注促进平等。
他抵抗着被他称为集体主义的敌人，保护个人成就。这种集体主义存在左翼和右翼两个版本。左翼集体主义是社会民主、社会主义或更激进的共产主义的形式；对于右翼，它采用了种族的或民族的特殊主义以及更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
哈耶克认为，市场并不协调经济价值，因为他坚称不存在“经济价值”这种东西。
对于哈耶克来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就是缺乏同一目的，除了在面临国家危机的时候，比如战争。
哈耶克所关心的主要视福利国家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哈耶克将自由定义为对国家强制权力的限制。但是，哈耶克知道自由只有在受到国家政权的保护时才能存在。哈耶克同一福利国家的某些目标，并认为其中的一部分是可行的。
结论 以市场为中心
对资本主义的反感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标志
在某些关键的问题上斯密和马克思或者马尔库塞和哈耶克，是不可能同时正确的。有时，他们的观点确实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其他一些似乎后，他们只不过是具有相互的张力而已。
共识：资本主义提高了生产力。
那些倾向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知识分子不断强调建立反市场力量的制度的重要性。社会政治秩序需要现有制度所不能培养的美德，这一古老观点始自亚里士多德。为了与这一传统保持一致，那些支持资本主义的人一直在强调反制力量的重要性。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断言或隐晦地表达这样的观点，即由市场力量培育出的性格特征、美德和生活阅历是不足以实现人类繁荣的。家庭、政权、国家、文化制度、职业协会。
担忧：
市场将我们引向拥有更多选择却毫无意义的生活。
与市场相适应的价值观和去向将外溢到人类的其他组织形式中。
存在非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