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之塔》是一本由[美] 巴巴拉·W.塔奇曼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57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骄傲之塔》读后感(一)：地火在地下运行
20世纪真正的起始之年无疑是1914年。那年夏天，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引爆了一场世界大战，随后的四年间，7000万人在战场上厮杀，而驱使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却谁也说不清楚。那是一场荒诞、不必要和非理性的战争，与之前长久以来对人类力量的自信、对理性和不断进步的信念背道而驰，留下无法驱散的幻灭感，促使人们批判、反思并重新评估原有的所有价值，成了通往非理性世界的入口，那个昂扬奋发的19世纪（当然，只是对西方而言如此）自此真正划上了句号。
从某种程度上说，洋洋50万字的《骄傲之塔》都是为了一个由此而来的简单问题：当时那个西方世界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走向自我毁灭的？当然，历史学家无须直接回答这一问题，在选取了一个时段切片来审视并呈现那个时代的群像之后，每个人都可利用自己作为后人的特权来得出自己的看法。
出于一种后见之明，也由于一战毁灭了如此多有价值的事物，人们在回顾时常不由自主地将战前的时代视为最后的黄金时代。严肃的历史学家也无法避免这种强烈对比之下的感受，巴托尔德的名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和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都隐含着这一图景。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初，明智之士也已预见到那将意味着巨大的毁灭，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格雷勋爵在开战之初便准确地预言：“整个欧洲的灯光都在熄灭。我们此生将不会再看到它们亮起来了。”的确如此。
如今看来似乎有几分不可思议，那样惨烈的末日之战，难道当事人竟没有一点预感吗？借用近年一本解释一战起源的书名，战前欧洲的上层政治人物确有几分像是一群“梦游者”。 尤其是那些统治芸芸众生的贵族，好似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降临，在无休止的社交生活中无忧无虑地消磨时光，仿佛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到世界末日。他们高踞在那座骄傲之塔上，以为一切力量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却未想到最终他们只是被那种力量所驱使。
平心而论，这种乐观情绪并不是没来由的。在经历了四百年的对外扩张和持续进步之后，欧洲无疑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尤其在1814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内部经历了漫长的和平时期，科学和理性的光明看来已驱散中世纪的黑暗，给人类带来了不竭的福音，而机械文明的力量达到了以往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程度。如果说那些高视阔步的绅士们自视为人类的主人、引领着历史发展的方向，那毕竟也情有可原。很难说那只是幻觉，倒不如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增长所带来的自信，甚至是过剩的、多余的力量所带来的膨胀感。那种美妙、傲慢的感觉，一如《圣经》里所说的，“你心里自以为是神”，以至于他们对“上帝死了”也不甚在意，既然他们自己就是神。
不过，在骄傲之塔看不见的地底下，则是另一番景象。“24层的高楼底下还有48层的地狱”——夏衍对旧上海的这一描述完全可以挪用来描述此时的欧洲。本书前言中也承认，“那个时期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特权的人而言，并不是什么黄金时代或美好年代（Belle Epoque）。”他们需要奋力抗争才能让这些高高在上的诸神看见自己的存在，而平日里则身处幽暗的地底。科学的进步、财富的增长的确在总体上说是事实，但却并不是均匀地分在不同群体和每个人的头上，其结果，不同的国家、民族、阶层之间的力量和权利的增长越来越不对等，这造成了一种日益不均衡的状况，不仅身处其下的人再也不能心平气和地接受，甚至连高居在上的人也无法心安理得了。
这就像一个原本排列整齐的方阵，但在向前奔跑的过程中，由于每个人的体力、个性、才智乃至运气的不同，最终变得一片散乱，再也无法保持队形。在盛世的辉煌、文明进步的光芒之下，是矛盾张力的急剧增长。从这个时代的切片中也能窥见一二：在英国，上层贵族越来越难以压制劳工、平民、女性要求权利的呼声；在法国，围绕着德雷福斯事件，社会对立加剧，全国上下焦躁不安，以至于英国《笨拙》杂志预言法国很快将向英国宣战，“因为他们已经压抑了太长时间，势必要马上做出极端的事来”；更不必说德国，它几乎想插手每一场战争，以夺取自己应得的所谓“阳光下的地盘”；连美国也像个对自己忽然长出的一身肌肉不知所措的青少年，鼓吹着好战词藻，跃跃欲试地想要找谁打上一架。仅此也可以理解，为何在1914年之前的二十年里曾有六位西方国家的元首被暗杀，为何唯独是在萨拉热窝的这第七次引爆了大战：此刻，这些被自己剩余的力量所苦的躁狂症患者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发泄一番。
可以看出，尽管当时高唱着“科学”与“理性”的赞歌，但驱动人们这种躁狂心理、并使社会上、国家间矛盾张力的，说到底却都是愤怒、沮丧、挫败、不满、傲慢之类不那么理性的情绪。芭芭拉·塔奇曼在书中准确指出，重视无意识、非理性力量的弗洛伊德著作《梦的解析》，真正标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不过在我看来，值得补充的是：当时无论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甚至个人之间，弥漫的都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相对剥夺感——即“我有权享有但并不拥有”。
当时有游客在看到荷兰阿姆斯特丹贫民窟之后，震惊于人们竟能忍受这样的生活条件，那几乎是对人类尊严“莫大的侮辱”，“为什么不能以某种方式反抗呢？”实际上，这座骄傲之塔中，几乎每个角色都觉得自己理应获得某些自己现在并不拥有的东西：对英国平民和妇女而言是更多权利和议席；对底层劳工和受压迫者而言是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政治权益；对德国而言是地盘和权力；对美国而言则或许是海外影响力。这些角色所设想的未来都是互相冲突的，甚至是零和游戏。有时这种期望高到不可能，例如德国人“缺乏且渴望的东西，正是要世界承认他们的统治。只要这个愿望被拒绝，挫败感就会增长，他们就越来越想通过刺刀来获得认可。”
面对所有这些力量的崛起和敌意，仍然保持着那种毫不掩饰的优越感，那是遭人嫉恨的。如果高踞秩序（无论国内社会阶层还是国际秩序）顶端者仍然不能认清这一形势而竭力保住自己的特权，那最终的结果便是底下起而反叛，用暴力来反抗并夺取自认有权获得的东西。如果说“在一个他国的精力不断突破旧有的界限的世界中，这样幸福的状况是难以持久的”，那么，在国内的社会阶层秩序中，这一原理也同样适用。
这看起来令人惊恐吗？但吊诡的是，这样的混乱却正是民主化的结果，正由于社会和国际秩序趋于平等，才使不同的人开始意识到“我也有权享有”。这是从原先相对一元的秩序向多元平等过渡的混乱期，最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看到有自我改善的可能。这其中的规律是：越是个人或团体难以看到改变希望的，抗争往往越是暴力，而一旦爆发之后，打碎得也越彻底。这就好像如果让破坏力缓慢释放不至于出事，但高压锅撑不住时却会发生爆炸。在这里，美国和俄国刚好是光谱的两个极端：在个人可以实现梦想的美国，以及上层乐于识趣地让渡部分权力的英国，为“受压制的能量”提供“发泄途径”，这个过程较为平缓；而在俄国，由于改革无望、压迫太重，最终革命者便相信除使用暴力手段推翻整个沙皇统治之外别无他法。那就是鲁迅所形容的那样，“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就此而言，也能更好地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上一次大战的延续：帝国的瓦解，与国际秩序的刷新、国内的民主化是同步的，殖民地的解放只是第二乐章，意味着更边缘的人群也开始意识到了起来争取自我的权利。那座骄傲之塔，至此才真正坍塌。至于这究竟是“毁灭”，还是“解放”，那就看你的目光是向下还是向上了。
已刊2016-05-02《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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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误：
前言p.2：战争爆发时，俄国外交部长赛奇·萨索诺夫（Sergei Sazonov）：俄国人名Sergei通译“谢尔盖”，p.326提到的另一名Sergei的就译为“谢尔盖”
.25：在拥有4450万人口的大不列颠，2500位地主各自拥有27超过3000英亩（约1214公顷）的土地和超过3000英镑的收入：“27”多余
.39：国王的情人凯珀尔（Keppel）夫人：按当时是1897年，爱德华七世要到1901年才成为国王
.61：8位无政府主义者被约瑟夫·加里（Joseph Gary）法官判处绞刑：确切地说，这8人以谋杀罪被起诉，但其中只有4人被绞死
.63：卢芮克王朝（Rurik Dynasty），曾在罗曼诺夫家族（Romanovs）到来之前统治俄国：通译“留里克王朝”，罗曼诺夫家族也不应说“到来”
.94：罗马尼亚女王卡门·西尔瓦（Carmen Sylva）：她是当时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一世的妻子，所以此处queen应译为“王后”而非“女王”，p.246：“罗马尼亚王后寄来了一首诗，用的是她的笔名卡门·西尔瓦（Carmen Sylva）”，此处便译作“王后”
.121：占领巴拿马运河（Isthmian Canal）地带：似应直译为“地峡运河”，因当时考虑开凿运河的地点不止巴拿马一处
.147：被迫放弃古巴，割让临近的领土，意味着西班牙从西半球退出了：邻近
.220：以金斯基（Kinsky）女公爵的身份1843年出生：查索引其实是countess，即“女伯爵”。
.223：大英帝国获得了470万平方英里（约1217万平方千米）的领土，法国获得了360万（约939平方千米），德国100万（约259平方千米），比利时90万（约233平方千米）：法国、德国、比利时的括弧里数字，都漏了一个“万”字
.231：国务卿海伊：此人通译“海约翰”
.243：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同页倒数第二行作“费舍尔”
.244：奥兰治王室的避暑山庄——林中屋（Huis ten Bosch）：海牙是海边平原，无山
.245：这里不缺出产于代夫特和迈森的陶器、中国墙纸和波斯地毯：“陶器”原文应是porcelain而非pottery，因这两地都以出产瓷器著称；又，“中国墙纸”疑原文是screen？或应是屏风
.258：协和广场的大门——不朽之门（Porte Monumentale）：在建筑术语里，该词就是指体量结构宏大的大门，并非专称
.262：美国和墨西哥因为教堂财产（church property）而引发的争议：church在此处应指“教会”
.275：日本1904年奸诈地突袭俄国，开启日俄战争的行为：确切地说不是“俄国”，而是“俄国人”或“俄军”，因当时日军是偷袭旅顺口开始的
.328：《恶魔伊凡》（Ivan the Terrible）：伊凡雷帝
.334：一份名为“德国经济进步和国家财富，1888-1913”的调查报告，为过去15年“激烈而成功的上升运动”提供了压倒性的数据：按，1888-1913年分明是25年，疑此处必有一个数字出错
.435：别在自我愚弄了：在=再
《骄傲之塔》读后感(二)：以史为镜
历史在塔奇曼笔下并不是曲折离奇的故事，她能用简短而生动的语言勾勒出茫茫史料海洋中沉浮的那些人和事，去抓住时代的脉搏与社会的变迁趋势。人物方面，索尔兹伯里勋爵、里德议长、理查德·施特劳斯这些人物令人印象深刻，而谈到整体社会氛围，德雷福斯事件和海牙国际会议同样让人感同身受。
一战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战前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呢？塔奇曼截取了美国和西欧主要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国家的片段来展现战前社会。战前社会虽然整体展现了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大繁荣，但也蕴含着暗流涌动的变革力量，重看当时在社会表层下初露端倪的那些新兴现象，再比照百年来世界的波澜起伏，会对历史和今日社会都有更多的认识和思考。
一战前的英国是日不落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本书也花了两章的篇幅描绘英国在战前发生的权力转移。1902年之前，英国正处于“西方世界最后一个正常运转的贵族政府”的治下。内阁和议会里满是名门世家的子弟。他们从政是出于义务、传统和习惯。他们有出色的学识和能力，同时又表现得亲和、懒散，不会对于政治过于热心和兢兢业业。但变革的大潮已经涨起，1906年的大选自由党大获全胜，随后是《议会法案》，权贵的权力被一步步侵蚀，工党展示出强大的实力，开始参与政治，成为不可忽视一股力量，职业政治家开始出现。参与政府公职不再是无报酬的公共服务，国家机器属于少数肉食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法国则因为德雷福斯事件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分裂。因为军队伪造证据而让这个案件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利益的层面。军队的信誉不能破坏，否则士兵无法信服军官，军队战斗力成疑，也就无法有效保卫国家，特别是当你有一个强大且曾羞辱过你的邻国的时候。向德国出卖情报、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军队高层伪造证据，这些全都超出了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在更宏大的议题下刺激着公众的神经。正反双方都有正直的人和投机倒把分子，媒体在其中煽风点火，甚至捏造歪曲事实来博公众眼球或是达到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巨大的鸿沟在整个国家各个阶层间形成。想想我们今天的社会热点事件，尽管传媒已经历一百年的发展，可如今的海量信息并没有能够让我们更加接近事实真相。信息的不对等使得媒体仍有兴风作浪、蛊惑人心的空间。爱国压倒一切还是应当努力消除任何可能的不公之间仍存在着难以沟通的隔阂。科技的发展并没有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理性，就如同一百年前一样。
美国也正在经历转变，这一章塔奇曼以众议院里德议长为中心串联起了美国政治生态的转变。美国从英国的殖民地下解放出来，他们觉得自己的国家不同于欧洲那些帝国主义国家，是新式国家，他们坚信美国的伟大就在国内，通过改善生活条件、提高国民的政治理解力来实现，而不是去海外殖民。但是从1890年开始，随着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最后一次冲突结束，美国开始向外看了。由于古巴问题美国与西班牙开战，1898年他们夺取了菲律宾、兼并了夏威夷。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从一个独善其身的青年逐渐加入老大哥们的行列，开始了在国外的扩展。再看今日之美国，已经从当年的小弟变成了全世界的大哥，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开国元勋们所建立的美国早已面目全非。再想想我们如今的处境，所谓和平 崛起恐怕也只是实力不足时韬光养晦的盾牌。
德国的部分最有意思，也是我并没有看得太懂的一章，塔奇曼选择了音乐和施特劳斯来反映战前的德国。施特劳斯大胆前卫，每一次新作品的问世都会打来巨大的争议和赞扬。然而到战前，施特劳斯已经走过了他的巅峰。斯特拉文斯基和俄国的佳吉列夫芭蕾舞团才是这个时代的狂热与生命力的代表。
无政府主义在19世纪末大受欢迎，但其核心理论的巨大矛盾注定了其无法获得成功，他取得的效果却与今日的恐怖主义有些类似。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逐渐走上历史舞台，但饶勒斯之死一章却让我们看到了一战前社会主义初起时期的迷茫和纠结，到底要不要与资产阶级政府合作造成了社会主义者的分裂，一次次会议与失败的罢工让“可能派”变得更有市场。在法国社会主义者甚至最终通过从政当上了政府总理。但这一切并没有带来真正的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权的终结。一次次会议，我们看到的是脱离工人阶级的理论空想和各个派别之间为了所谓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而不断地和稀泥。面对战争阴云，社会主义者空想通过罢工来实现和平，最终饶勒斯被极端爱国主义者枪杀，而工人们也扛上武器，走向战场为了祖国而互相屠杀。一个世纪过去了，社会主义已经有革命成功的案例，而欧美国家的左派也有不少上台执政，但是资产阶级政权的终结还远未到来，这个就不便多说了。
读完全书，感觉塔奇曼总能在纷繁的历史中抓住主线，能够通过事件、人物，而展现广阔的历史画面和滚滚的社会发展大潮。尽管我对一战前的欧洲历史几乎是一无所知，也能够通过这本书获知当时社会的一个丰富生动的横断面。当然一个接一个出现的名字还是会让人有些混乱，也许在读过更多史料后会对本书有不一样的评价，至少今时今日，我觉得这是一本值得再读一遍的好书。
《骄傲之塔》读后感(三)：【转载】云也退：肯尼迪读了她的书后，忍住了核弹大战的最后冲动
云也退/文
1962年10月，赫鲁晓夫把核弹头运到古巴，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F·肯尼迪实施海上封锁，双方往来了几个回合，苏联终于在十多天后撤走了莫须有的核导弹。人类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灭顶之灾，其间的10月27日，肯尼迪及其幕僚几已决定动武，灾难的爆发真只在一念之间。是什么阻止了他的行动？
说来就是一道传奇了：几个月前，肯尼迪刚刚读完了一本书——芭芭拉·W·塔奇曼的《八月炮火》。正是它让他在紧要关头了忍住了冲动。《八月炮火》写的是1914年，欧洲强国如何以梦游的姿态走进了一场世界大战里，肯尼迪想起书中的往事，不禁怵然：只要一步走错，将来就会有人续写一本《十月导弹》……
让我们理性地看，《八月炮火》的贡献顶多也就是给肯尼迪提了个醒，没有这本书，也许总统也能做出正确决策。但说芭芭拉·W·塔奇曼的书能让人读后依然长久沉浸其中，是没有争议的。塔奇曼是历史写作的行家里手，《八月炮火》发表不到一年就销出七八万册，无数人对它珍爱有加，他们绝对乐意相信这样一个说法：出色的历史著作不仅不需加入等待读者临幸的漫长行列里，而且还能影响到世界重大事件的进程和演变。
在塔奇曼77年的人生中，像这样可以一说的事情着实不多。我怀疑，如果塔奇曼本人再世，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值得一写，就像她在《八月炮火》中写霞飞、写威尔逊、写威廉二世，或者像在《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一书中写索尔兹伯里、托马斯·里德、理查德·施特劳斯、克鲁泡特金、左拉、诺贝尔那样。
这些人，每一个都被她写得仿佛又活了一遍似的：霞飞将军“模样活像个圣诞老人，叫人一见便有慈祥朴直之感——这两个品质在他的性格中是不易察觉的”；
炸药的发明者诺贝尔“既是尖酸刻薄的空想家，又悲观认命，腼腆忧郁，几乎足不出户，43岁就过着隐士的生活。”
左拉的形象，她引用福楼拜的评语简直太过精当了——“一个腿脚脏兮兮的巨人仍是巨人”。
托马斯·里德是她在为《骄傲之塔》搜集素材时的大发现，他的“可写度”太高，在成书中，像下面这样的描述，几乎可以视作一出古典悲剧中的一个过场：
“里德既没有亲信也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是国会唯一的统治者。为了避嫌，他在公共场合总是只身一人行走。这个身材庞大的隐士每天早晨从他的住所肖勒姆饭店……缓缓走向国会山，很少停下来和别人打招呼，也不去理会街上盯着他看的陌生人。”
里德是“我们时代的失败者”，但世上可称“失败”的人生何其多也，塔奇曼选择重笔濡染里德，是因为他的才干和性格之间具有激烈的冲突，因而其个人传记具有古典悲剧的色彩。里德在美国加入帝国主义行列的年代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在有望竞选总统的时刻，保持自己爱好冷嘲热讽的秉性，不肯屈尊于公关人情所需。类似的还有克鲁泡特金，他既是受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头尊重的亲王，身上又背负着无政府主义的根本矛盾，即无法通过有组织的方式竞争政治权力，只能诉诸暴恐行为，消灭人的肉身，于是其醉心的事业必然只能骚嚣一时，缺乏后劲。
其实想一想莎剧就能清楚，古典悲剧的一大核心教训，就是“性格即命运”。李尔王仅仅因为性格原因，偌大的国家就送了出去，爱女忠仆死的死散的散。塔奇曼对人物的痴迷，聚集在性格与命运的联结上，而且“命运”是一个集合名词，不止涉及个人，还关乎群体。1936年4月，她发表了一篇深度时评“对日本的诊断”，其中，她以东方人的“面子”观来分析日本人在外交方面的怪异的行为方式：
“举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日本的出租车司机如果找不到路，绝不会问路，虽然你和他都知道已经迷路。他更愿意无望地四处乱开长达几个小时，用尽需要自己负担的汽油和时间（日本出租车是固定价格，不是按车程计价），只是为了保有一个熟悉线路的印象，从而保住面子。”
真是洞若观火，有一种因尽在掌握而不容置疑的口吻。所以她的散篇文章大多发表于专业外交和政治刊物（“对日本的诊断”刊发于《外交事务》），她的演讲面向的都是专业学会和学术机构（内容往往离不开为何她这样的“业余历史研究者”写出来的书却比专业著作好看很多），她在一生中名气最大的时候，都不愿意去给一大群目不转睛的学生开讲座。
也许塔奇曼只是通过文本和照片来抓捕自己感兴趣的人物，不过，那些政治和文化人物留下的浩瀚资料，够她一辈子潜心玩味其中的了。塔奇曼若写一本关于日本的书，必然处处能埋伏下有关“面子”的细节；同样，在《骄傲之塔》中，你会发现尽管每一章都涉及三四十号乃至近百号人物，但他们组成的群像，却像超级市场里一栏一栏的货架一样，彼此区分，摆放得井井有条。
写法国德雷福斯事件的一大章“我要战斗！”其中的核心人物，从左拉、克雷孟梭、梅西耶、拉扎尔到法朗士，各各不同，但把他们与写英国的那一章“权贵”相比，你又会发现两国人的差别之大，有如天壤一般。法国性格是焦躁不安的，语言很短促，很少长篇大论的驳诘，精彩的话语对攻，每个人物的出场都是急匆匆的；英国性格却是一副被“例外论”庇护的笃定相，打猎，赛马，社交，政治事务不是烈性炸药，而是一段在上流人士手中传来传去的玉玩，懒散的讽刺家时不常地讽刺几句。
《八月炮火》折获1963年普利策奖，次年，塔奇曼写了一篇题为“历史何时开始”的文章，发于《纽约书评》，其中提到了威廉·夏伊勒。“我从亲身经历中发现，我写不了当代史，”而威廉·夏伊勒却可以，“他们不因身在其中而受影响。”这是真话。
《骄傲之塔》里的主要人物，多多少少都有一股漫像的味道：托马斯·里德是个巨胖之人；法国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德鲁莱德腿长鼻子长，酷似堂·吉诃德；罗曼·罗兰很容易激动，被德雷福斯事件的连续转折惊得不停啁啾，到科隆去听施特劳斯指挥《英雄的生涯》，又写下了许多赞叹；辩论高手阿瑟·贝尔福，常常因为让人辨别不清他的真实立场，而成为一个冷漠孤僻的谜团。必须站在时间的距离之外，塔奇曼才能去敲他们的门，感受他们的激情与困扰，将他们身上的个别特征化成肖像的亮点。
在“计以盎司的历史”一文中，她非常得意地提到《八月炮火》把霞飞比作圣诞老人这神来一笔：“这句话一写出，那幅画面就击中了我，我开始想象霞飞的大肚子、多肉的脸……”说得仿佛想象先行、然后才有事实一样。但是，只有作古多年的历史人物，作一些想象和夸张才感觉游刃有余。写当代史并非塔奇曼的强项，例如，她本人去过西班牙内战，但她留下的主要文字只是一篇较静态的外围观察——“马德里在读什么”，它和“对日本的诊断”、“历史何时发生”等文章一道，收入《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一书。
1937年的马德里在读什么？“古老的童话带上了战争的痕迹”，《小红帽》有了一个新版本；“马克思主义在马德里战时文学中只是冰山一角”；“士兵图书馆有各种各样的书，上到荷马，下到埃莉诺·格林”；“在后方，战争对印刷品的影响随处可见。格兰维亚大道上的大书店黑灯瞎火……”；“《电影世界》1936年7月的封面上装点着凯瑟琳·赫本的肖像，这是西班牙还在出版的最后一种电影杂志。”
如果我要自不量力地仿照《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塔奇曼的另一部获普利策奖作品），写一册《塔奇曼和她眼里西班牙内战》，我大概会从这篇文章入手；我会像她想象修雷尔-凯斯纳迈着稳定缓慢的步伐走上讲台，“好像要上绞刑架一般”一样，想象她自己如何逡巡在拆毁的报刊亭遗址之间，如何透过被沙包堵住的橱窗玻璃，窥看书店里摆放的书籍，为自己能辨别出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作家、书名而暗暗喜悦。
她身在当代史中，却有意地让自己的所见仿佛是从一个未来时刻投往过去的光，所以她目之所见都蒙上了一层历史证物的色彩。书卷、宣传品、报纸、杂志，报刊上叙述的新闻，书中印刷的故事，都是事后被发现的东西；这个天生的嗜字癖拿着一张地图，就像很多年后的一个考古队员，掸掸灰土，贪婪地辨认那上面每一条街道的名字。
如果威廉·夏伊勒不写当代史，那么他1941年当记者时留下的《柏林日记》大约会变成塔奇曼的菜：“快到我碗里来！”日记里描述的希特勒行止，将会一字一句地转移到塔奇曼那些4×6英寸的小卡片上，然后，《第三帝国的兴亡》也许会由她来执笔：
“希特勒午餐吃得很简单，往往是一份炖蔬菜或蔬菜煎蛋卷。他当然得算是素食主义者、禁酒主义者和禁烟主义者。他往往会邀请一个小圈子里的人共进午餐，包括三四名副官、赫斯、新闻官迪特里希博士，有时也包括戈林。在这种宴席上，会摆上一种专门为希特勒酿制的酒精度仅1度的啤酒，有时也会摆上一种用酸白菜酿制的叫做‘赫尔夫’的饮料，其中加了一点摩塞尔河葡萄酒调味。”
“马德里在读什么”一文，当初发表在《国家》杂志上。这本杂志曾由她父亲，一位知名的银行家兼法国印象派绘画收藏家所掌。她是标准的知识精英之后，还不怎么会说话时，塔奇曼就被父母带着，连同她的两个姐姐一起到处去看世界了。她的外公，美国驻土耳其大使老亨利·摩根索引着她爱上了历史。她成年后嫁给了一位知名医生，自己在纽约东78街有舒适的寓所，纽约的图书馆里有书山字海，结果，她反而得靠那些4×6英寸大小的卡片，帮助自己远离文字那个宇宙黑洞般的诱惑。
“关于做研究，最重要的事实要知道何时停止……你必须在你完成之前停下来，否则你永远也停不下来，也永远完不成。”她写道。研究是无止境的，“幸运的是，我希望看到作品编印成书的渴望更为强烈，这成了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历史研究者需要掌握“计以盎司的历史”——她又一篇谈历史写作的文章的标题——精确到锱铢必较是必需的。对塔奇曼来说，爬梳故纸堆，访问与研究课题有关的人，再加上实地考察，三者不可偏废。然而最其重要的还是得“会写”。塔奇曼连续生了三个女儿，她自己上边有两个姐姐，在一大群女亲的包围中，她却磨练出一种擅长感受战争中的男人（霞飞、史迪威、威廉二世、威尔逊……）的心理，并将其诉诸笔端的本领，这算是值得为她立传的人去探索的为数不多的趣题之一。趣题之二，以“计以盎司”的标准来说，不妨搞清楚她一周五天竟日沉没在图书馆里的时候，吃的是什么品牌的三明治，带着哪一类包装的葡萄干。
她并非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学者，没有博士学位，但这是她骄傲的地方：她却不必受学术中人必须遵循的规范的束缚，不需要削足适履地去处理主题。她使用的语言，承袭了美国19世纪爱默生以来的传统，构句精美，典雅，用词却十分精准。
“历史需要准确，用词不慎会出现作者本无此意，而读者深会其意的差错……文字是极具诱惑的危险东西，要谨慎使用。”法国作家居伊·德·莫泊桑也说过，不管你要说什么，只有一个词表达你的意思，只有一个动词表述动作，只有一个形容词赋予其声色。“你必须寻找那个词，那个动词，形容词，不要满足于差不多，不要求助于小伎俩，哪怕是聪明的伎俩，也不要借助口头语来躲开难题。”
塔奇曼很讨厌《八月炮火》书评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愚蠢。在她看来，这就是用词不确的写照。让肯尼迪怵惕的是古人的愚蠢吗？也许他认为是。但悲剧存在的意义远在“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之上。《八月炮火》按悲剧的逻辑架构，其中的政治家和将军们并不愚蠢，正如李尔王、奥赛罗、阿伽门农、俄狄浦斯们也都不是因为愚蠢而让自己毁灭。他们是“性格即命运”一语的证人。
在塔奇曼眼里，最值得描写的历史，是人在心智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情况下的行动，他们会犯下巨大的错误，但命运却从错误和灾难中浮现出来，让人认出它，犹如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现形。“它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气质，”塔奇曼这样评论“愚蠢”的一战，“使之高于普通的繁芜琐碎，这是伟大的悲剧必需的元素。1914年的8月，有一种东西在逼近，不可逃避，无所不包，笼罩着每一个人。完美的计划和易犯错的人之间的可怕矛盾直让人颤栗……”
《骄傲之塔》，让塔奇曼本人自负其勇的一部大书，在写到让·饶勒斯之死（简直是收束一出悲剧的完美人选）后戛然而止。战争打响了，结束语召唤着读者去重翻《八月炮火》（《骄傲》在《八月》出版四年后问世），后边尾随的仅是一个五六百字的后记。关于1890—1914年这十五年间欧美世界在“面”上的特征，后记中只用了一串“更××”来打发：
十五年，铸就了一座骄傲之塔，“与此后的时代相比，居住其中的人更自立，更自信，更有希望；更伟大，更奢侈，更优雅；更舒适，更快活，在彼此的陪伴和交谈中更愉悦，更不公，更虚伪，更悲惨，更贫困，感情更丰富（包括虚情假意），更难以忍受平庸，更有尊严地工作……”正反对应，遥遥呼应狄更斯经典的《双城记》卷首语“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在《历史的技艺》中还有一篇演讲稿“人类的闪光时刻”，在我看来，茨威格一整本《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堆砌了华丽而单一的辞藻，反不如塔奇曼感受力更强，点得更透：“你无法从恶中分离出善，智慧、勇气、善良也和无赖、贪婪和愚蠢相伴；英勇无畏和坚忍不拔也和虚荣、残暴、腐败同生同灭。”这是在古典悲剧精神里熏陶过的人说出来的话。
其实，每个时代都不乏自信和虚伪，优雅和贫困，但塔奇曼却只能把类似的评语献给已翻过去的史册。她不能从当代史中听出同样的音律：“生活在20世纪的人类不值得羡慕。他们以前相信自己是神的造物。现在他们失去了骄傲，开始思索自己最近的斑斑劣迹和眼前的重重困境。他们再也不能如赞美诗诗人那样尊称自己为‘仅次于天使之人’。”——当代史让她遗憾，乏力，有时甚至恶心，但我们能不能向她引一句中国古人王右军的话：“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
原载于《外滩画报》2016-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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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之塔》读后感(四)：文与题
这是我看过的最文对题的书了。
看完之后整理的时候，仔细想一想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却发现副标题完全可以一言以蔽之，其实讲的就是“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
肖像这个词用的特好，这书从头到尾，就是许多人的浮光掠影，他们来自不同的阶级，向往着不同的未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处事，但归根结底，他们组成了这个世界海浪的各部分，共同推动着这浪潮。
但仍嫌不全，20世纪两场大战的爆发除了旧制度、新技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等一系列西方视角的原因，还有经济、政体、全球殖民一体化、民族主义崛起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深层原因。
作为深度的新闻通稿是出色的，却没有布罗代尔的深邃分析迷人。
但即使如此，我仍然赞叹塔奇曼处理这杂乱史料的叙述能力。
最重要的是，它吸引我读了下去，并且读到了尽头仍觉伤感。
《骄傲之塔》读后感(五)：推演兴衰荣败
如果说参考文献能佐证一部著作内容的充实与否，那在《骄傲之塔》背后长达50页的文献说明则象征着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巴巴拉•W•塔奇曼在创作上的勤奋与严谨。当阅读这部《骄傲之塔》的时候，内心会由衷的赞叹这部著作。正如作者简介中引用奥利弗•B•波拉克对其的评价：“在她的著作里，字里行间，千百万大众读者通过她的文字感受到了历史的精彩之处。”
巴巴拉•W•塔奇曼的行文有一种画面感，让人在阅读过程体验到历史长河中波涛激起的浪花。塔奇曼擅长挖掘历史，在她的书中历史的追溯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她带领读者真正站在理智的角度去回顾历史，发现其中事物的兴衰荣败。
《骄傲之塔》一书共八章节，回顾了1890年至1914年间英美和西欧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塔奇曼详尽的展开了这些事件的始末，并客观的对这些事件在此间二十余年中发酵与演变进行着推演，她让这些历史之中起着推动与影响作用的人物得到了后人的认识。
塔奇曼在回顾历史过程中，她所走的是一条理智的道路。例如第二章节所描述的“无政府主义”，从它的兴起到一系列针对总统的刺杀行为，她不仅仅将这些刺杀行动视为单体事件，并进行了因果的联系。
在书中所记述的这些年代，无政府主义时期有六位国家元首遇害。工人阶级所处的是一个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普及时期，在理念推广下无产阶级工人们觉醒生活窘迫与绝望的根源在于权力与资产阶级，在他们心中工人阶级是善良无害的，不应当被君主所统治，不应该被权力所束缚，不应该被各种条例、规矩所限制。人们渴望得到真正的自由，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的目的极可能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工作更轻松一点，收入增加一点。但事实上，在一系列的发酵中，无政府主义利用谋杀这种手段向人们展示其行动。
作者巧妙的描述出了翁贝托一世他在无政府主义这段历史之中恰当的位置，而在其遇刺事件的描述上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显得干练至极，如她将国王遇刺后的心境用简单几字勾勒出。“一个人走近他的马车，在距离不到2米处向他连发四枪。国王用责备的眼光看了刺客一会儿，然后倒向他的副官，对马车夫咕哝了一句‘前进！’后断了气。”我们不能用情感去审视历史，但塔奇曼已经为我们圆满了此事。她的行文在极力保持着一种对历史的理性，同时又致力于还原当时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从书中不难看出她对情感既克制同时又抒发。在历史事件当中我们无法真正的揣摩当事人的心境，但是这些还原了他们彼时的感受，作者塔奇曼于此更是拿手。
革命是需要代价，但是以谋杀的手段以达到目的，这绝非一个妥善和圆满的方法。但正如我们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似乎会被塔奇曼的叙述能力折服，而被牵引着跟着历史之中这些人物命运的起落而让心情变得沉重或轻快。我们或许会同情无政府主义，或许会认为国王的遇刺完全是一种无辜的无益的行为，但事实上塔奇曼却一再的为我们书写出历史的细腻之处，她不局限于这些事件的表相，她深层的去挖掘出这些事件当中人物的内心活动，以此尝试去还原当时人物内心。
“美国报纸对翁贝托国王遇刺事件的报道被一位叫里昂•柯佐罗兹的波兰裔美国人一读再读。剪报成了珍贵的收藏品，每天晚上都被他放在床头。”正是这种大肆的报道令这位柯佐罗兹的内心产生了化学变化。在这些个体事件的背后，塔奇曼将它们进行了串连，令读者认识到这其中相互间的作用。
如果说历史是一台舞台剧，那塔奇曼则是一位优秀的编剧，但她所编写的剧情之中，她所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历史本身，更多的是与历史相结合毫无违背的人物情感。若以史家以书写真实为职责，那塔奇曼所做的是避开了史家的绝对理性，回归于客观人性的角度。
《骄傲之塔》读后感(六)：大战帘幕揭开前的“黄金时代”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处是人类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一段时期，机器的大规模投入使用，社会进入工业化，使得人类在各个领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与此同时也不得不面临新的问题和困境：人口的激增、贫富差距、阶级分化的矛盾、人与自然的角力，对传统信仰和价值的质疑。而种种冲突的累积，预示未来全球范围战争的到来，终究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籍历史学家巴巴拉•W•塔奇曼在《骄傲之塔》一书中力图追寻一战的根源和元凶，但她不从大国外交、强权政治或经济竞争等常见的角度切入，而是另辟蹊径，由整个社会体系入手，探索那股推动着人们的深层的力量。其实在1914年，33岁的斯蒂芬•茨威格就一语中的，他相信战争的爆发将“与理念毫无瓜葛，甚至与边界也关系不大。除了多余的力量之外，我无法做出其他解释。40年的和平所累积起来的内在动力如今在寻求暴力的释放，结果便是这场悲剧”。
这是一部关于一战前1890年到1914年的欧洲和美国群像的经典。塔奇曼关照了那个时代的不同方面。首章便聚焦于这一时期的英国上层阶级的生活，其后展示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暗杀六个国家元首的阴暗面。书中提及德雷福斯事件以及美西战争，则是全球帝国主义和反帝主义的缩影。塔奇曼认为，虽然海牙会议的失败，导致裁军不了了之，但全球都有了共同的意识，未来的任何一场战争都很可能是毁灭性的。而至于社会主义运动，塔奇曼则把它看做是对旧秩序的挑战。
塔奇曼对一战前的世界群像描摹，探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的特质，回望那些被战争罪恶、人性邪恶吞噬的生命与理想，那些原本可能成为世界中流砥柱的风流人物。她认为每一个社会每一套体制对终结性的世界性危机的形成都推波助澜，最终的硝烟与灰烬早在前几十年的世事纷争中埋下伏笔显出端倪。
一战的断壁残垣成了我们与战前时代的屏障，两个时代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沟壑由此产生，而战前的美好与安宁也不过是战后人们对战争血泪的自我安慰与催眠，一次大战前世界并非更美好，只是经由回忆和怀旧的双重情绪的叠加作用下而显得更平静与舒适。其实，怀疑、恐惧、骚动、抗议、暴力和仇恨依旧存在于人世间。尽管不可否认人们对价值和标准更有信心，人心人性更为纯真纯粹。毕竟波及广远的战争灾难不可能从一个黄金时代中产生，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骄傲之塔》读后感(七)：事件和人物导向的西方战前全图景
骄傲之塔是今年读过的最佳作品之一吧，总的说来作者的选取的视角颇佳，通过国别体事件导向的叙述方式勾勒出了19世纪末整个西方世界的大图景，可惜少了俄国和奥匈，完整性差了一些。此外要是将无政府主义移到第一章和结尾的社会主义相呼应就更好了，从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社会贫苦阶级从无组织个体暴力到有组织群体暴力的过程，也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贯穿100年的大主线，浓缩到剧烈转变的1890-1914作为一头一尾感觉会很棒。
本书有四个章节是我的大爱，首先是无政府主义章节 被忽视被轻贱的侮辱混合无可改易贫穷的绝望，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熊熊燃烧的怒火焚灭了法国总统、两位西班牙首相、奥地利皇后、美国总统、俄国首相、意大利国王，尽管他们远称不上是真正的暴君，其中斯托雷平、茜茜公主更是名扬后世，千古流芳，本月上海博物馆还正在举办茜茜公主与匈牙利的展览，观其照片，确实美若天仙（展览很奇怪的不能拍照，照片来自上博公众号）。然而对于深受戕害，叫天天不应的大众来说，他们真的在意么，他们只有红莲般的怒火要发泄。故而无政府主义者从来没有名字流传，也无人以英雄自许，百年后回望看不到他们的名字，只看到沸腾在血液的理念和怒火，这才是真正的NO ONE。
而最令人感怀的则是以德雷福斯案为主角的法国篇章。战败后由自卑引发的脆弱“自尊”，竟然能使得这个一向为人类自由真理先驱的民族陷入正义VS民族的矛盾，真理VS权宜的取舍。令人嗟叹。高潮部分，当整个法国的政治、社会乃至家庭都被德雷福斯案撕裂的时候，左拉声嘶力竭的发表千古名篇《我控诉！》，读至此，难免泪下，司法的公正，真理的昭明，并非“经济发展”就能如约而至，许多今天看起来不言自明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英法美，特别是法国几代人用鲜血、自由、情感牺牲而得。德雷福斯案用十二年时间，教会西方世界共和的意义，人权与真理的至上性由此发端。
此外的美国章节与社会主义章节也颇令人动容。国力溢出的美国，终于还是放弃了建国的理想，在美西战争后，沦为了一个殖民国家，本书很敏感的捕捉到了整个国家知识分子的所受到的冲击，这种敏感很可能得益于作者本身的美国身份。力量与理念的相互作用，是每一个新兴国家都逃不过的历史大考验。后进的德二、日本、苏联可以说其失败很大程度上都源于理念逐渐被力量所绑架。整个国家被暴走的力量所带偏。而从美国章节中，大量美国知识分子对于建国理想的追求，对于一定要建成有别于旧欧洲的理想乡的坚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力量溢出所带来的暴动，其尚在理性控制中的强大力量虽然仍然遗憾到告别了建国理念，但最终成长为维持世界秩序的中流砥柱，而非德、日、苏那样的钢铁怪兽，也是世界之幸。在社会主义章节则让人身临其境的感受到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和彷徨，以及伴随其中的无限同情和悲悯。特别是文末，以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为核心标志的工人运动最终在塞尔维亚和巴黎的一声枪响后土崩瓦解。无数同阶级同被剥削被压迫理应同仇敌忾的联合起来的人们，即将拿着枪经历在相互厮杀中极度营养不良的四年，全书于此落幕，伴随着饶勒斯死前转引席勒那句“我召唤生者、我哀悼死者”。实在精巧。
《骄傲之塔》读后感(八)：山雨欲来：“一战”前的西方世界
文/吴情
众所周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抑或在思想文化领域，“一战”对西方世界的影响都很深远。然而，就“一战”的爆发，有人认为出乎意料，将其定义为一场原可以避免的灾难；也有人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列强步入帝国主义阶段，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要求新型世界秩序的建立。偶然也好，必然也罢，都半只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解释效力。那么，在回顾历史时，我们不禁要问，在“一战”开真正始之前，是否存在着某些症候呢？
《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The Proud Tower：A Portrait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War,1890-1914），美国当代著名史学家芭芭拉·W·塔奇曼著，一部深入剖析“一战”前西方世界多领域思想文化转变的作品。塔奇曼曾先后凭借《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两部史学著作获得1936年和1972年普利策奖。虽为历史著作，但塔奇曼丝不拘泥于史料的旁征博引，而是将知识性和趣味性有机结合，在简洁的叙述中，使人主动参与其对“一战”前西方世界诸多新变的理解与阐释。
“一战”前的西方世界是一个不均质的世界。多数国家虽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但彼此之间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和民主基础等则存在较大差异，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大英帝国，也有经历过法国革命的法兰西共和国，还有曾创设出总统制共和制的美利坚合众国，以及美名曰君主立宪制而实不改君主专制的德意志帝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这些国家，或继续深入开展，或渐近完成之势。然而，在一曲颂扬繁荣的赞歌中，或多或少能够听见些许不和谐的音部。尽管当初不甚了了，很少为评价家注意到，但对理解世界历史的进程而言，或许甚为关键。
“一战”前，英国凭两次工业革命的优势建立起“日不落”帝国，尽管德、美两国后来居上，时时挑战英国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不过，英国国内民主的进程却较为曲折：贵族势力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间的斗争从未停止，前者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敞开，后者要求合理权益的保障。在这一重要历史转型时期，英国国内却建立了“西方世界最后一个正常运转的贵族政府”，以索尔兹伯里勋爵为首相的内阁，试图维护衰朽的贵族统治秩序。内阁伴随着首相去世结束，“社会的一个新的阶层正在崛起，权贵的地位虽不至于立刻被取代，但来自它的压力越来越明显，权贵们也渐渐被推到了边上”。
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一桩案件引起了极大关注。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因“向德国出售军事秘密”判处叛国罪，即将面临极刑。然而，对于案件的真相，众说纷纭。有人要求立即执行死刑，有人认为内有隐情，竭力争取再审。在后革命的年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内再度走向“分裂”，“缺乏安全感、没有多少公信力，备受轻视，处于防御状态”的政府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军官犹太人身份令人担忧反犹主义的兴起，军队势力牵涉其中，辛苦积累的名声可能付之一炬。以左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英勇发声，以《我控诉》震撼尘嚣。德雷福斯事件逐渐由国内事件升级为国际新闻，一场“道德斗争”最终演变成“政治斗争”，“斗争中心从德雷福斯转变为了德雷福斯派革命”。
在大西洋西岸的美利坚合众国，新当选的众议院院长托马斯·B· 里德（Thomas B. Reed）风光正盛，他“既没有亲信也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是国会的唯一统治者”，深居简出，以避嫌疑。如日中天之际，里德积极为不久的总统选举前后奔忙。与此同时，一位名叫马汉的美国军官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高度强调海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性，以至于时年二十四岁的西奥多·罗斯福称此书为“海军的经典之作”，心甘情愿成为其门徒，也由此掀开了美国建设强大海军的历史篇章，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
一八九零年至一九一四年期间，弥漫西方世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其行动同样值得多加关注。无政府主义“拒绝政党”，“蒲鲁东称之为‘专制主义的变体’”的存在。然而，无政府主义面临着有效动员的困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的具体开展往往要求“服从权威、组织和纪律”。从巴枯宁到蒲鲁东，再到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无政府主义或实践偏离理论，或理论远远高于实际，在热忱的殉道行为背后，是日益滋长的焦虑急躁情绪，是渴望瞬间改变社会面貌的乌托邦式幻想。她魅力十足，却难寿终正寝。
在德意志帝国，继瓦格纳之后，又一位音乐大师——理查德·斯特劳斯登上万众瞩目的舞台。 斯特劳斯的重要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形式上多有创新，改编自哲学家尼采同名著作。在十九世纪末，尼采发疯之后，尼采的哲学理论最终在德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上帝已死”，“超人哲学”，人们一面积极阅读尼采，一面按照自己的现实需要误解他。彼时，德意志帝国已完成统一大业，积极实行对外扩张政策，尼采所谓“超人”哲学逐步被改造为尼禄主义，成为殖民主义的有力工具。
可以看出，“一战”前的西方世界内部极其不均质，大国的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两相交错。英国一方面须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与后起之秀美、德博弈，另一方面不断深化民主理念，巩固现代民主的基础。法国国内反犹主义起起伏伏，虽有政治引导，但在战争中依旧显著。无政府主义的吸引力不减，但因斗争实践被俄罗斯人添加进新的内涵。海权之争已然开始，远洋时代的开发就在前方。在塔奇曼停笔之处，我们对“一战”前复杂多面西方世界的思考，或许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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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之塔》读后感(九)：是歷史還是文學？
巴巴菈‧W‧塔奇曼，應該不用太過介紹，幾年前，她的名著《八月砲火》譯成中文後，應該讓許多軍迷趨之若鶩，筆者也是其中一位。不過說來慚愧，筆者就只愛她對於戰前各國的描述，整本書反覆讀了兩三回，都在開戰後的篇章就停下來了。可能是前面的篇章真的寫的太棒了吧。
塔奇曼最讓人驚艷的是她那種把歷史文學化的功力，雖說這兩者也許本來就不該分家，但是要找到像她這樣敏銳史識跟轉化為文字的才氣，筆者孤陋寡聞，還真沒見過幾個堪與比擬的。作者令人佩服的地方是，她可以把每個出現的歷史人物刻畫的栩栩如生，在短短幾行句中就讓讀者對他印象深刻，然後再來帶入其人生就會容易進入狀況。這些都是建立在對於史料蒐集的用心跟掌握之中要點的能力之上，這不是件簡單的活。
這本《驕傲之塔》的主題同樣放在一戰前的歐洲，但跟《八月砲火》不同的是，它的重心放在那個世紀之交的社會，比起純粹描述軍政人物，更多是在關心普羅大眾。筆者在看到塔奇曼的自敘說：「戰後許多人都回憶起之前那段黃金歲月有多麼美好，可是我卻疑惑於，這麼好的年代為何人們卻可以毫不遲疑的選擇用戰爭加以摧毀？」看到這段話，我就決定買了，作者問了筆者沒想過但同樣好奇的問題。
書中分成了八個章節，各有其主題，互相有關連，也可以分開觀看，但重要的是作者的整體背後透露出的一種“走向戰爭”的大脈絡。第一章描述大英帝國的傳統貴族及其政治從舞台上謝幕的經過，塔奇曼筆下刻劃的那些老牌貴族讓人活靈活現。第二章講述無政府主義，這是筆者初次接觸這群人的主張，配合作者筆下描述的十九世紀末工人慘況，在對照時事，不禁心中感觸萬千，這種貧富鬥爭是人類社會永遠的主旋律。第三章說明了美國人逐漸倒向於自己的“昭昭天命”--一種擴張主義--的崇拜，把建國元勳的告誡拋諸腦後。第四章是眾所熟知的德雷福斯事件，在無止盡的鬥爭中我們看到法國社會地下蘊藏的暴力、撕裂。第五章中是一場白費功夫的裁軍會議。第六章的標題是“尼祿主義在蔓延”，一開始不太懂作者用這個詞的意思，看完之後猜想，大概是指當時德國的那種富強背後隱藏的驕傲、自大、奢華跟充滿帝國主義的社會情緒吧。帝七章又回到了英國，把政權從代表貴族的保守黨轉移到了中下階級自由黨手上，也象徵著以後的政策將充滿著浮躁跟輕率的走向。最後一章是塔奇曼的一點隱喻，當時還能夠阻止大戰的或許只剩下社會主義黨人，但他們卻各執己見而分裂，而更讓馬克思死不瞑目的是，原本應該“無祖國”的工人還是各自回到自己所屬的軍隊中效力；當最後還有一絲機會團結各大社會主義政黨的饒勒斯遇刺死後，希望之火也就滅絕了。
在每一章中，塔奇曼用一種近似報導文學的手法描述整個事件來龍去脈，但她本身並不做直接的分析與討論，而是讓讀者自行去感受其背後的深刻意涵，筆者相信每個能夠讀完如此厚重書本的，應該都能體會其用心。至於這種手法的好壞，筆者只能說，個人是頗喜歡的。但是還是要承認，有時候塔奇曼的鉅細靡遺又顯得的確又太過繁瑣，並不是很建議一口氣讀完，當然你能做到我會很佩服。
回到開始提到的問題本身，塔奇曼基本上已經默默的給出了答案。十九世紀末的歐洲，經歷了一小段“大致上和平”的時代，熟讀歷史的人都知道，盛極必衰，社會背後隱藏著一股躁動不安的能量，如同即將爆發的火山樣蠢動。而軍事史家基根在他的名著《戰爭史》中指出，當時的人對於克勞塞維茲的“總體戰”學說的崇信，但卻沒有真正明白會造成的可怕後果，還誤以為戰爭一旦爆發，會像普法、美西甚至日俄戰爭那樣很快就收場。殊不知當戰爭變成了一國一族的生死存亡而不再是“國王的遊戲”時，就不是那麼容易止歇，特別是各大列強都攪和成一塊以後。而《夢遊者》一書的作者指責當時的政客碌碌無為，未能阻止大戰的爆發，雖非全公平，但也不是無的放矢。
本書是由中信出版集團加以引進的塔奇曼作品集中的第二部，目前已出的有《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及《歷史的技藝》，即將要出的有《第一聲禮炮》、《遠方之鏡》跟《愚政進行曲》，分別是講美國獨立、14世紀歐洲跟戰爭政策分析，從Goodreads那驚人的本本近乎滿分的評價，看來都是值得期待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