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钟集》是一本由张直心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8.00，页数：36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晚钟集》读后感(一)：《晚钟集》漫评之二（陈友康先生书评）
鲁迅是讨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含文学）问题的基本起点。他是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思想家，没有他，中国思想、文化难以完成现代转型。建国以后相当长时期的鲁迅研究，由于政治的原因曾经被严重扭曲，呈现畸形繁荣。另一方面，从他登上文坛那一天起一直到当下，都有一些人攻击和诋毁他。但不管后人怎样对待他，都无损于他本身的伟大与深刻。政治化的鲁迅研究退场后，学术化的研究仍保持了它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强势地位。鲁迅对中国问题思考的独到与深刻，始终是思想界和学术界言说的重要话题。
张直心鲁迅研究的代表作是《比较视野中的鲁迅文艺思想》，而在《晚钟集》中，鲁迅研究论文依然占有一定的分量。《〈狂人日记〉：鲁迅与托尔斯泰同名小说互阐》打开了《狂人日记》研究的新视域，实现了鲁迅研究的新突破。果戈理《狂人日记》对鲁迅同名小说的影响，鲁迅自己明言过，研究者蜂起阐释，已无余蕴。而张直心发现，俄罗斯另一文学泰斗托尔斯泰也有一篇《狂人日记》，舍斯托夫指出托翁的《狂人日记》“可以被看作托尔斯泰五十岁以后所写的全部东西的总标题”，迅翁的《狂人日记》“既是其前期小说的纲，亦可谓‘五四’新文学的总序”，大有可比性，于是进行平行比较。通过他的“慧眼辨析”，贯通了鲁迅精神和托尔斯泰精神的一致之处，进一步证实了鲁迅“托尼学说”之思想特征。论证了两部同名小说都是“自忏之书”，指出“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狂人由‘超人’衍为‘罪人’，进而与民族共忏悔的姿态，与其说暴露了食人民族的罪孽，不如说因勇于忏悔而一雪民族耻辱”。发现鲁迅和托尔斯泰都是“激进人道主义者”，并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降某些学者对鲁迅进行“精神整容”，试图把鲁迅打扮成一个“乖角儿”的现象，重申鲁迅“对一切非人道传统、非人道社会体制的激烈批判”“忧愤深广，悲悯深广”；对鲁迅重新成为“人们的共同世界”之外的“孤魂野鬼”感到忧伤和无奈，强调“重铸民族精神传统任重道远”。
《论鲁迅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反拨》“由重新审视《二心集》型批评文体入手，深入描述鲁迅对苏式文论形式的认同、模拟、扬弃的过程”，从他的政治遭遇、美学个性、生命绝境方面阐发其晚年文体转换的动因，证明“鲁迅文艺思想的形式载体经历了诗性言说——理性演绎——诗性言说的转折”，而他晚年批评文体呈现出“‘血书’化、非体系、诗性含混诸特征”，反映了鲁迅文艺思想“幽深的生命底蕴”，达到更深刻、宏阔的境界。《鲁迅小说的现代主义审美取向》阐述现代主义对鲁迅小说的影响，指出鲁迅超越苏式政治化的现实主义，而借鉴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主义方法，这“不仅是赋予鲁迅小说浑涵幽深的审美保证；而且成了他个性化地认识历史、探索人生追求的形式延伸”。他对现代主义的接受，不仅显示了他特有的度量、气魄、“勇猛”，同时仍体现出他惯有的切实、沉着——力求“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这些论文也是切实、沉着，而又新颖、睿智，显示了鲁迅研究的纵深掘进，表明鲁迅是“说不尽”的。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刻的学术见解，浓郁的思想情韵，严谨的学理论证，诗性的语言表达，让人击节赞叹。
九十年代张直心移旆杭州，置身于五四时期风云激荡的杭州，对浙地的新文学给予热情关注。《从诗话青春到散文人生》、《读书与救世——“一师风潮”论衡》、《结社与建党》三篇论文都是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别开生面。陈望道曾指出，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以北京大学最为活跃，中等学校则首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和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浙江一师汇集了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夏丏尊、陈望道、刘延陵、沈玄庐、柔石、刘大白、丰子恺、汪静之、冯雪峰、魏金枝、曹聚仁等新文学家，一时风云际会，龙腾虎跃，转移风气。张直心的三篇论文以新颖的角度审视浙江一师创作群体的文学特点及演化过程、浙江一师和新文化运动乃至中国现代政治史的关联，作出非常富有深度的阐释，不仅有别致的见解，在方法上也蹊径独辟，具有示范意义。
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是张直心致力的另一个学术领域，《晚钟集》收录的论文，当代文学篇什最多。这些论文体现了他一贯的学术风格。《“原乡小说”的裂变与重续——十七年小说中〈南行记续篇〉的意义》把艾芜《南行记续篇》放在现代原乡小说和十七年文学中进行研究，重读《续篇》，“努力捕捉其文本的裂隙，藉此穿透作品复杂多元的情节结构、叙事策略、表情方式、生命观念”，发现艾芜突破意识形态规训，在“阶级斗争场域”中，在“南行”中找到了人性的“飞地”，进而勾勒原乡小说在新时代语境中一息尚存、曲折迂回的轨迹，指出：“《南行记续篇》中的原乡主旨虽则会在‘十七年’政治语境中被重构，但仍无改作者在‘南行’这一象征中力图重获主体自由，在原乡这一题材中相对游离现实的隐衷。类似不同向度的牵引撕扯，促成了文本内部的裂变，产生了《续篇》相反相成的结构性张力。”进而揭示既有十七年文学研究失之简化的方法论局限及因之可能遮蔽的意义暗角。《“南行”系列小说的诗化解读》把《南行记》及续篇、新篇进行整体解读，突出其“诗化”特征。《追寻黑豹》内中有作者“诗化青春”的投影，也表征了作者“从诗化青春到散文人生”之人生观念、文体风格的衍变。解读林斤澜、张炜、张辛欣、贾平凹、汤世杰的文本也有独到的见解，非泛泛之作。
《文学性本位与文学史旨趣——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选编取向再省思》、《历史小说想象——略论董之林的十七年小说研究》、《政治文化语境中重新言说》属于学术评论，秉持公心，遵循规则，对几部通行当代文学作品选、董之林的小说研究和朱晓进、杨洪承主编的《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进行评论，见解独到，持论公允。
我想申明的是，我称美他的学术品格及学术贡献，是出于对高品质学术的一种尊敬和喜悦。相信，张直心的学术工作是经得起严格学术标准的絜量和拷问的。有志于从事严肃学术研究的人，读读他的书，真能获得思想启迪、情感升华和境界提升。
2016年2月于昆明荷叶山
《晚钟集》读后感(二)：晚钟悠扬，余音绕梁
他是一个思想深刻独到的学者，执守学院派的立场，却又摈弃了学院派研究的迂腐气，惯以诗哲交融的风格言说。在那别致典雅而又自由随性的文字中，似可捕捉到他内心的不羁与追求。
《晚钟集》收录了张直心近三十年来公开发表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部分论文及评论。他用如诗一般的语言，直指扑朔迷离的学术难题，用舒放的格调轻轻拂开遮蔽在既定话语模式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盲点，继而形成了自己特定的言说模式和逻辑。
学术研究最难的恐怕不是鲜有前人研究的成果借鉴，而是难以摆脱既成观念的羁绊。人们每每用流行的方式去窥见历史的存在，因而容易人云亦云。而张直心的研究之所以能够有所突破首先是基于他沉静的研究心态和方式，紧抓住思想、文本、史实三个维度。在这三个维度中，难得的是他能够沉潜于原著和原始资料中，凭借自己独特的感受力和审美视角，开掘出新发现。正如作者自己坦言：原有的研究，虽不无敏感地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但因为思维方式的简化，而往往将它们纳入一种貌似有序的既定图式中，冲脱这一桎梏便是作者前行的明灯。
不管是对鲁迅《在酒楼上》的新读，还是对艾芜《南行记续篇》的重读，作者都着力于通过文本的罅隙，烛照诗魂，或参透作品复杂多元的情节结构、叙事策略、表情方式以及生命观念；通过还原历史的真实，来呈示为前人研究的局限而遮蔽的作品的意义暗角。在为人忽视却又值得注意的地方，总是作者浓墨之处。例如在十七年文学中，革命话语屏蔽了爱情创作，而作者在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却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十七年文学中表现少数民族爱情生活的作品却占了可观的比例。这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潜在的对现实爱情禁忌的质疑，为原乡小说的裂变与重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这种重读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辨异。正如作者在《相映成趣的审美意蕴》一文中提到：“鉴于多年来对云南民族风情小说独特的审美意蕴鲜有研究，其个性往往混同于风俗画小说的共性，故本文感兴趣的不是认同，而是辨异。”窃以为，此“辨异”乃批评的利器。“异”主要有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是在文本研究中找出前人未提及的相异之处，其次是就同一问题提出与他人相异的观点。这两方面，在张直心的研究中均有体现。汪曾祺的风俗画小说在言语体式、审美情趣等方面均表现了鲜明的特点，为人称道。而张直心看到的却是这种“文化过熟”形成的审美定势。这在研究《二心集》型批评文体中也同样有所展现，作者从鲁迅《二心集》这种文体相当的气势背后，别具慧心地读出了非此即彼的二元机械的思维格式。因此，他的研究总能够让人耳目一新。
辨异即分辨其同参照物之异，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而张直心的研究多能够触及本源，便缘于其比较视野的广度与深度。不论是《〈狂人日记〉：鲁迅与托尔斯泰同名小说互阐》还是《云南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不论是鲁迅研究还是民族文学研究，在其笔下都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利用充分的史料佐证去探寻根源，在跨越民族和文化的宽广视野下，追溯研究的源流。
张直心学术研究的另一大特点便是糅合文化内涵与形式韵味的审视。他反复强调：文体并非纯粹的形式，乃是沉积着思想的“有意味的形式”。他充分关注文体这一折射思想的载体，在挖掘作品中所潜藏的文化无意识的同时，关注意蕴的审美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段，将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我尤其欣赏的是《论鲁迅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反拨》一文，作者重新审视《二心集》型批评文体，以此为对照，对鲁迅晚年批评文体的“血书化”、非体系、诗性含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者不局限于单纯的言语表达式，而折射形式背后的思想。过去的研究者总是高估《二心集》型话语形式的理论化、体系化、逻辑明快诸特征，认为是鲁迅文体“难以逾越的高峰”，而张直心则沉潜文本，脱离桎梏，关注到了其不容置疑的语气背后必然论和命定论的痕迹，以及压倒一切的磅礴气势背后非此即彼的机械的思维格式。文人常叹，人到中年，文气衰竭，而作者却读出了鲁迅淳厚苍劲的文字背后生命激情的喷涌，由此理解了鲁迅晚年反抗绝望的生命姿态。《二心集》时期后，鲁迅话语形式的转换一度成为研究的盲点，张直心的反拨在鲁迅晚年文艺思想的研究上因此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从诗化青春到散文人生》一文也新意叠现，作者将研究视域聚焦于浙一师文人群的文体变化。指出：一师文人群风格别具“清幽”的共性，除却先天禀赋还有散文精神的后天熏陶。继之以“气”理之，用“火气”、“清气”和“和气”概括了一师文人从“诗化”到“散文化”的文体转变。这种转变的原因与当时的实际政治密切相关，给予了个人文体书写的空间。同时，走过青春盛气步入中年的文人们，也有意无意地选择了散文这一安身立命的艺术载体，借此“使心情有所寄托，使时间有所消磨，使烦激的漩涡得以暂时平恬”。从散文这一文体特定的形式、节奏、格调来说，也无不影响着文人们的性格修炼和感情沉淀。张直心指出：“对于他们而言，散文书写显然已不止是体现一种文体风格而已，更衍生为表征一种不疾不徐的生存姿态，标举着一种智情合致的思维范式，一种清明平和的精神气质”。
正如张直心对作家文体的倍加关注，其自身也在批评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文体的自觉。在这三十年中，很多品质如学院派研究的严谨姿态从未改变，但其行文风格却有了一定的变化。从其早期的严谨中略显拘谨，到中期的难言与言说的紧张，直至达臻独特的诗哲融会、智情合致的表达方式。他在文字之间寻求张弛之度，亦在学理之下探求诗性体验，形成了更具“血肉性”的学术研究风格。
不管是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应该拥有个体独一无二的生命哲学，渗透文字，滋养内心。《晚钟集》舒放而深远的格调，正如悠扬的晚钟，余音绕梁。
《晚钟集》读后感(三)：凝视的眼光——《晚钟集》序（孙郁）
我在九十年代认识了张直心先生，具体的地点忘记了,好像在鲁迅研讨会上，他显得很安静，很少在显眼的地方表现自己，自然也并不是所谓风云人物。许多年间，我们见面多多，却并不深知。但有一次读到他谈鲁迅与托洛茨基的文章，如风拂面，感受到超俗的气韵缭绕其间。他用诗一般的语言，直指一段扑朔迷离的哲学难题，给人全新的感受。此后，便注意到他的文字，精致、典雅、略带忧郁的调子，缠绕着历史里的暗影。他就那么悄声地自言自语着，以举重若轻的笔触，翻动着一页页沉重如山的历史。
终于有机会阅读他的大量文章，惊喜的感觉一直陪伴着整个阅读过程。没有学院派艰涩的感觉，平淡的叙述却是多维的历史难点的穿行，在绵密的词语之林，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他对于浙江、云南的文化沿革颇多感觉，但原点却在鲁迅那里，而对鲁迅的描述，没有学院派的生硬之迹，带的是自己的生命之旅里形成的问题，构成了与鲁迅对话的另一种关系，寻找的是自己的逻辑。鲁迅之后的诸多谜一样的存在，在其笔下慢慢散开，露出动人的一隅。
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张直心，内心的感受寓平静于波澜之中，我自己与他属于同代人，彼此的经验有诸多交叉、重复的地方。但他似乎掩饰了己身的创伤记忆，在一种极为冷静的语序里，展开精神的跋涉。他在历史的迷津里走来走去，伴随他的，多是鲁迅的影子。而他的学术活动，也与鲁迅的主题宿命般交织在一起了。
张直心是典型的江南才子，他的文字是朴实版的美文，但延伸之处却是暴风雨般的所在。他的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集中表现在鲁迅的世界，又从中延伸开来，向现代的许多空间散开，形成了以鲁迅为核心的批评模式。与那些流行的表达不同的是，张直心在前人的世界里，以细节推演出重要的主题，因侧影而折射一个人的全貌。在不动声色中，一幅幅历史的影像飘然而至。
他进入鲁迅研究的时候，学界对于鲁迅前期思想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但难度不及后期，可是很少有人沉潜其间。在我看来，他对于鲁迅后期思想与文学的研究，多有突破性的见解。尤其是鲁迅与俄国的关系的表达，是超出前人的，有的地方甚至具有相当的内力。
我们这一代的知识结构，含有许多俄苏的基因。这些外来的存在与中国社会的话语杂糅起来，制约着几代人的思维和价值选择。而这里就有几分鲁迅的投影。如何看待这些投影，是一个自我反问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历史的过程。这里纠缠着彻骨的痛感和审父的焦虑。而面对鲁迅，我们不能挥去的恰是这样的焦虑。张直心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
现代以来的革命，使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批评家的表达模式与先前有了根本的不同。这与苏联模式的引进关系很大，其负面作用在后来的批评中日益表现出来。鲁迅是置身于这样的漩涡里的人，一方面黑暗感的无所不在，另一方面是借用政治话语对黑暗的抗拒。他在革命的话语之中，却还残留着革命话语之外的声音。张直心注意到鲁迅后期的笔法的变化，发现了一些矛盾的、难能解析的存在。《论鲁迅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反拨》是让人重新反省鲁迅文体的矛盾性的变化的佳作，这对理解鲁迅的审美与政治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他人所没有的论证视角。
当鲁迅燃烧在苏俄艺术作品的空间时，显然的是，他的世界观与表达都有了变化。张直心敏锐地发现，鲁迅在《二心集》里的文体，较之先前有了一丝变化。一是论述方法的理论化，确定性、鲜明性消解了前期的扑朔迷离的词语逻辑，“批评风格由怀疑转为确信，由彷徨转为坚定，由拥抱两极转为执守一端等一系列耐人寻味的衍变”。这样的结果，导致了鲁迅论述问题时的简单化倾向。我们的作者这样写道：“《二心集》型话语形式或许不失为强化文学的阶级功能的刚性武器；但作为多元浑涵的文学思想、文学批评的载体而言，显然缺乏必要的弹性。”张直心对鲁迅的批评谨小慎微，不太理直气壮。他没有像王晓明那样直接批评鲁迅的退步，而是认真考虑内在的原因。不过，他的思考较之王晓明可能更为合理，因为在鲁迅的变化中，他看到了其间不变的东西。他以为王晓明片面强调了鲁迅的虚无，却没有发现“对虚无的殊死抵抗”。在左转的时候，俄国的因素虽然多了，但是却依然保留了尼采式的思维，精神里有一种与前期的基因呼应的地方。而鲁迅后来的思想能够克服俄苏理论的八股化倾向，与他的尼采式的知识结构关系甚大。
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强调鲁迅对旧我的扬弃，似乎一个新我完全覆盖了过去的影子。但是《且介亭杂文》却奇妙地回归到早期《坟》的文字里，隐曲悠远的意绪又被召唤出来。文章的内蕴几乎没有瞿秋白式的因素，我们在此又一次见到迷茫中的那种感觉。张直心其实欣赏这样的感觉，他暗自为那些老到、深切的文字高兴，觉得鲁迅之为鲁迅，恰是保留了一种非本质主义的犹疑、拷问、追索的个性。而那些确切性的话语，很快就在复杂的语境被一种多维的感知融化了。
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人际关系颇为紧张的时候，鲁迅的精神被俄苏的理论多次冲洗过，但依然保持了底色。那么多的理论翻译，以及多种新的参照，一度影响了他的写作，但他本然的存在却没有消失。张直心要论证的是，鲁迅的内心存在着尼采式的血性与自己所欣赏的“苏式体系框架的冲突”。他叹道：
我们可以以“诗性”一词界定鲁迅晚年文艺思想、文学批评的语言特征。需要强调的是，“诗性”在此绝不等同于用美文的辞藻掩饰思想的贫乏，更有别于出自“政治留声机”中的革命浪漫谛克式的抒情、煽情。它既是鲁迅晚年那颇具张力的人本主义眷注与科学主义思考的诗美延伸；又可视作他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确定、明快特征的语言反拨。
无疑的，这是我们的研究者的重要发现。他在对象世界看到了用一种模块化的语言所不能覆盖的复杂的精神存在。鲁迅逝世后，关于他的描述，其实是出现了问题的，人们总用一种确切化的公式衡量这位远去的人，以流行的方式窥测那些历史的斑斑痕迹。历史被言说的时候，是有遗漏之处的，张直心要做的是一种还原的工作，希望在凝视里打捞隐去的形影。这是许多鲁迅研究者忽略的所在。
每一个时期的鲁迅研究所以不同，可能与流行的思想淹没了写作者的个性有关，而抵抗这种淹没的人，不幸陷入两难的境地。他们为了强调鲁迅的这一点，而遗忘了另一点。或者故意弱化相关的题旨。而张直心觉得，这可能会影响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判断。所以，他的工作是，撇开洋溢在周围的声音，以静观的方式进入历史，在各种文献里小心翼翼地清理先入为主的观念，直抵现场。比如，在自由主义思想流行的时候，人们对鲁迅与极左的理论的关系常常闭口不谈，重点透视的是其自由观。那么如何理解其译介俄苏文学理论的一些问题呢？他周围的左派幼稚气息是否影响了他的思维？张直心得出的结论与常人不同。而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托洛茨基与“拉普”的思考上。
关于托洛茨基，是理解鲁迅时不能不注意的人物，然而说清楚了并不容易。日本的长堀祐造有专门的论述，可以作为一种参照。讨论这位俄国理论家的中国影响力，离不开鲁迅和陈独秀。而“拉普”在中国的负面影响，也多少波及到了鲁迅，这是必须正视的话题。问题在于，先前是尼采的喜好者的鲁迅，在摆脱虚无主义的时候，苏联左倾的思想是否起到一种作用？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对鲁迅的思想矫正没有一点作用吗？
张直心有价值的研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发现，鲁迅在面对俄国文学理论的时候，不是停留在信仰上，而是一种讨论问题的开始。就是说，无论托洛茨基还是“拉普”，都是革命理论的一种探求，都在过程里。“面对着苏俄文艺论战中的各方，鲁迅并没有在二元对立中做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勉为其难地试图使这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互促互补，通过这两个‘深刻的片面’，趋近于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完整把握”。
这样，我们的论者就从对托洛茨基的判断和对“拉普”的判断，回到对鲁迅思想的判断上。张直心发现，鲁迅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拉普”的思想，有不同的侧重面，其个体生命的独异性，与一般寻常的文学青年不同，有着免疫功能和自我调整的内力：
鲁迅移花接木——将托洛茨基局部理论的鲜活，嫁接到“拉普”无产阶级文学观的枯枝上，更用自己含情带血的体验，滋润着口号中主观意念先在的僵硬，竭力使无产阶级文学之树扎根于审美深层，由灰色变得郁郁葱葱。
这是对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一种独特的把握。我们过去很少见到如此中正、切合的描述。这既不是周扬式的，也不是冯雪峰式的，他吸收了支克坚等人的思想，在自己的体味里，把握了历史的模糊地带的纹路。这种思维，其实也是鲁迅式的，不是非此即彼的教条的演绎，而是经由自己的咀嚼和分析的一种思想领悟。鲁迅研究的成熟，有待于类似成果的多样的出现。
给张直心带来论述的内力的，不是当下流行的理论，也非外来的其他思想。他的研究基于文本的阅读，还有艺术的感知力。从鲁迅的感知角度和翻译实践，我们的研究者发现了鲁迅在审美上的宽广的视野，在人们过度强调现实主义的时候，鲁迅依然保留了对现代主义的嗜好。而且在译介和研究俄苏文学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到其间现代主义的元素。《鲁迅小说的现代主义审美取向》从美学的角度，打开认知作家的大门，他在《补天》《理水》先觉者与庸众的构图，在“中国的脊梁”那里发现了超人的影子。一切都那么复杂，许多存在都在一种多致的角度里呈现。在艺术的选择里看一个人的精神图景，可能更逼进本质之所。与那些沉醉于各种理论的人的文字比，我们的作者显得自如、纯然，与鲁迅亲近者，大都以本色为之。在这种本色与本色的对视里，世界的隐秘还会躲起来么？
我感动于这样的研究方法，它带着生命的热量汇聚于历史的景深里。章太炎致吴检斋的信谈到治清代学术之法时说：“事虽繁啧，必寻其源，然后有会归也；理虽幽眇，必证诸实，然后无遁辞也。”此话用于对五四以降的文学家的研究，亦为中正之论。鲁迅研究的最大问题，是文本梳理与知识结构梳理不够，从外在的流行思想窥见存在，必定流于浅表之说。以鲁迅与俄苏文化的关系论，用瞿秋白的模式言之则偏，据周扬之眼绘之则浅。今人从自由主义理论大加嘲讽亦不得其要，而新左派简单化的表述却缪之甚远。知鲁迅者谁？我们探讨此问，其实也有对自己的内省。
许多研究鲁迅的人，其实兴趣在更深的世界里，借着鲁迅的遗产而瞭望世界，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钱理群的写作，带有这类意味，但百变不离其宗，有一个延续不断的话题缠绕着自己。我阅读张直心的著作，深觉治学的乐趣所在。他把研究鲁迅的心得，也推及到别的话题之中。比如对“一师风潮”的解析，对陈望道、施存统在结社与建党中的复杂体验，多意味深藏之处。这些很少有人关注的话题隐含着诸多难言的人生感慨。这是他的研究选题的大的一面。另一方面，张直心还安于细小的审美思考，内心深处也存有唯美的因素。比如他对汪曾祺的欣赏，对贾平凹、张炜、乌热尔图的关注，都有自己的独立视角。而他对艾芜新中国初期的写作的勾勒，绵密之处，透出无限的情思。似乎是对十七年文学的一种另类注解。
一个在书斋里生活的人，并非都是枯燥的自言自语。假如他热爱生活，有济世的冲动，那么文字间的精神意象，则有着暖人的气流。我们看章太炎、严复的书，读胡适、马一浮的文字，都会有不小的体会。较之五四前后的许多文人、学者，鲁迅可能更具有人生哲学的意味。他不是象牙塔里的存在，但却丰富了象牙塔里的的精神，拥有一个静穆得伟大的形而上的价值。学院派的研究并非脱离世界的封闭之语，我们看那些安静的学人的沉思，恰是人间所缺失的一种存在，它可以辐射到遥远的地方，疗救思想枯萎的人们。而今天能够辐射到人间的真学问，可找到的并不很多。
2015年12月1日
《晚钟集》读后感(四)：《晚钟集》漫评之二（陈友康先生书评）
鲁迅是讨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含文学）问题的基本起点。他是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思想家，没有他，中国思想、文化难以完成现代转型。建国以后相当长时期的鲁迅研究，由于政治的原因曾经被严重扭曲，呈现畸形繁荣。另一方面，从他登上文坛那一天起一直到当下，都有一些人攻击和诋毁他。但不管后人怎样对待他，都无损于他本身的伟大与深刻。政治化的鲁迅研究退场后，学术化的研究仍保持了它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强势地位。鲁迅对中国问题思考的独到与深刻，始终是思想界和学术界言说的重要话题。
张直心鲁迅研究的代表作是《比较视野中的鲁迅文艺思想》，而在《晚钟集》中，鲁迅研究论文依然占有一定的分量。《〈狂人日记〉：鲁迅与托尔斯泰同名小说互阐》打开了《狂人日记》研究的新视域，实现了鲁迅研究的新突破。果戈理《狂人日记》对鲁迅同名小说的影响，鲁迅自己明言过，研究者蜂起阐释，已无余蕴。而张直心发现，俄罗斯另一文学泰斗托尔斯泰也有一篇《狂人日记》，舍斯托夫指出托翁的《狂人日记》“可以被看作托尔斯泰五十岁以后所写的全部东西的总标题”，迅翁的《狂人日记》“既是其前期小说的纲，亦可谓‘五四’新文学的总序”，大有可比性，于是进行平行比较。通过他的“慧眼辨析”，贯通了鲁迅精神和托尔斯泰精神的一致之处，进一步证实了鲁迅“托尼学说”之思想特征。论证了两部同名小说都是“自忏之书”，指出“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狂人由‘超人’衍为‘罪人’，进而与民族共忏悔的姿态，与其说暴露了食人民族的罪孽，不如说因勇于忏悔而一雪民族耻辱”。发现鲁迅和托尔斯泰都是“激进人道主义者”，并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降某些学者对鲁迅进行“精神整容”，试图把鲁迅打扮成一个“乖角儿”的现象，重申鲁迅“对一切非人道传统、非人道社会体制的激烈批判”“忧愤深广，悲悯深广”；对鲁迅重新成为“人们的共同世界”之外的“孤魂野鬼”感到忧伤和无奈，强调“重铸民族精神传统任重道远”。
《论鲁迅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反拨》“由重新审视《二心集》型批评文体入手，深入描述鲁迅对苏式文论形式的认同、模拟、扬弃的过程”，从他的政治遭遇、美学个性、生命绝境方面阐发其晚年文体转换的动因，证明“鲁迅文艺思想的形式载体经历了诗性言说——理性演绎——诗性言说的转折”，而他晚年批评文体呈现出“‘血书’化、非体系、诗性含混诸特征”，反映了鲁迅文艺思想“幽深的生命底蕴”，达到更深刻、宏阔的境界。《鲁迅小说的现代主义审美取向》阐述现代主义对鲁迅小说的影响，指出鲁迅超越苏式政治化的现实主义，而借鉴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主义方法，这“不仅是赋予鲁迅小说浑涵幽深的审美保证；而且成了他个性化地认识历史、探索人生追求的形式延伸”。他对现代主义的接受，不仅显示了他特有的度量、气魄、“勇猛”，同时仍体现出他惯有的切实、沉着——力求“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这些论文也是切实、沉着，而又新颖、睿智，显示了鲁迅研究的纵深掘进，表明鲁迅是“说不尽”的。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刻的学术见解，浓郁的思想情韵，严谨的学理论证，诗性的语言表达，让人击节赞叹。
九十年代张直心移旆杭州，置身于五四时期风云激荡的杭州，对浙地的新文学给予热情关注。《从诗话青春到散文人生》、《读书与救世——“一师风潮”论衡》、《结社与建党》三篇论文都是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别开生面。陈望道曾指出，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以北京大学最为活跃，中等学校则首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和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浙江一师汇集了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夏丏尊、陈望道、刘延陵、沈玄庐、柔石、刘大白、丰子恺、汪静之、冯雪峰、魏金枝、曹聚仁等新文学家，一时风云际会，龙腾虎跃，转移风气。张直心的三篇论文以新颖的角度审视浙江一师创作群体的文学特点及演化过程、浙江一师和新文化运动乃至中国现代政治史的关联，作出非常富有深度的阐释，不仅有别致的见解，在方法上也蹊径独辟，具有示范意义。
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是张直心致力的另一个学术领域，《晚钟集》收录的论文，当代文学篇什最多。这些论文体现了他一贯的学术风格。《“原乡小说”的裂变与重续——十七年小说中〈南行记续篇〉的意义》把艾芜《南行记续篇》放在现代原乡小说和十七年文学中进行研究，重读《续篇》，“努力捕捉其文本的裂隙，藉此穿透作品复杂多元的情节结构、叙事策略、表情方式、生命观念”，发现艾芜突破意识形态规训，在“阶级斗争场域”中，在“南行”中找到了人性的“飞地”，进而勾勒原乡小说在新时代语境中一息尚存、曲折迂回的轨迹，指出：“《南行记续篇》中的原乡主旨虽则会在‘十七年’政治语境中被重构，但仍无改作者在‘南行’这一象征中力图重获主体自由，在原乡这一题材中相对游离现实的隐衷。类似不同向度的牵引撕扯，促成了文本内部的裂变，产生了《续篇》相反相成的结构性张力。”进而揭示既有十七年文学研究失之简化的方法论局限及因之可能遮蔽的意义暗角。《“南行”系列小说的诗化解读》把《南行记》及续篇、新篇进行整体解读，突出其“诗化”特征。《追寻黑豹》内中有作者“诗化青春”的投影，也表征了作者“从诗化青春到散文人生”之人生观念、文体风格的衍变。解读林斤澜、张炜、张辛欣、贾平凹、汤世杰的文本也有独到的见解，非泛泛之作。
《文学性本位与文学史旨趣——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选编取向再省思》、《历史小说想象——略论董之林的十七年小说研究》、《政治文化语境中重新言说》属于学术评论，秉持公心，遵循规则，对几部通行当代文学作品选、董之林的小说研究和朱晓进、杨洪承主编的《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进行评论，见解独到，持论公允。
我想申明的是，我称美他的学术品格及学术贡献，是出于对高品质学术的一种尊敬和喜悦。相信，张直心的学术工作是经得起严格学术标准的絜量和拷问的。有志于从事严肃学术研究的人，读读他的书，真能获得思想启迪、情感升华和境界提升。
2016年2月于昆明荷叶山
《晚钟集》读后感(五)：《晚钟集》编后
张直心教授嘱我这个“小朋友”编书时，说，看过你责编的书，也在网上搜读过你的文章，觉得别有见解，是可信任的。
这可让我惶恐。因我是个“不学无术”的年轻人，既不懂设计，也非中文科班，更坐不得学术的“冷板凳”，最喜欢的是一本书热气腾腾地出锅后，到处去叫卖。
而张老师的《晚钟集》，是诗意而缜密的，精致典雅，带着人生的厚重和温度。这是一本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集，却可“带着生命热量”，“辐射到遥远的地方，疗救思想枯萎的人们”（语自孙郁，序言）。
他的研究原点是鲁迅，这恰是我们十分熟悉的，然而张直心指点给我们一个有着文学新鲜感的活生生的鲁迅——
鲁迅，自小学课文起，就被塑造成一个“横眉冷对”的革命斗士，而又在近几年课文选编的进进退退中，被媒体不断“挖掘”、“还原”，成为一个有幽默感、懂美术、较为生活的让人想念着的“大先生”。但对鲁迅文本的解读虽然众多，却鲜见新意，仍然是强化他的某些特质，往往从文本到文本，不如直接读鲁迅全集来得畅快。
对鲁迅的研究是热门，抽茧剥丝颇见得内力，而张直心在其间多有发见。他的研究不被当下流行思想左右，直奔问题而去，除了文本细究的多年功力，我想也是基于文人的同理心。比如他对鲁迅无产阶级文学观的纠结，是否正基于自己写作的敏感？是否因为他敏锐地认识到，一个追求审美纯粹的人，是很难向“文学目的论”让步的，从而揪住“托洛茨基”思想对鲁迅的影响不放？在艺术的选择里看一个人的精神图景，可能更逼进本质之所，而作者自己也正是这样一个有着审美锐度的学者。
这样的研究，对于非学院的读者，——即对于像我这样的读者，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探知鲁迅的精神资源，探测那个时代的历史景深，目的并不是读懂鲁迅，而是在生命渐次展开的丰富中，指向自己的内在。沿着我们所共知的精神文本，走向更深层的地下，实在是一件值得冒险的愉快的事。
又则，在我浅薄的阅读地图中，我时常发现，民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时代存在，我们当下的问题和各种诉求，经常地，要回到这个历史原点，在先辈的指引下携手前进。而钻进浩渺的史料，写出这些雅致文章的张直心，用他的“散文人生”，给我上了一堂细节推演、主题真诚的现当代文学课。这使我对沉潜书斋追求著述的学者，始终饱含着深深的敬意；又惴惴于不知这本书的出版，张老师是否还满意？
《晚钟集》读后感(六)：以学术的方式展现生命的高贵和高雅 （陈友康先生书评)
张直心认为，学术研究是一种生存方式，研究论著是自身生命的展开，是研究者个性、人格的呈示，是整个生命的投入。这就意味着，学术研究决不是沽名钓誉之具，它要有思想和智慧、精神与情致，要展现生命的高贵和高雅。因此，学术研究首要的使命是探求真知，即要有新思想、新见地，要有经过省思之后确立的价值标准和精神指向。文学是人学，是艺术，人性尺度和美学尺度是评价文学的根本标准。所以，他的学术论著，致力于人性的掘发、生命意识的开显和美学的阐发；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学术观点都是通过自家精思熟虑所得，是以慧思如光，胜意纷呈。风格即人，美好的学术，是研究者精神美、人格美的自然流露。张直心能言之，亦能行之，他的学术，臻于这样的境界。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有诗性化之一路。王国维、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胡适、朱自清、闻一多、罗庸、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李长之、钱锺书等都有许多见情见性的论著，娓娓道来而灵光四射，批评本身就是美文。建国后，这一学术风格和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继承，大量研究论著要么无见解，无心性，无规范，没有经过心智的过滤而少有价值；要么堆砌概念，玩弄玄理，晦涩枯燥，生硬冷漠，均令人气闷。
张直心显然要接续前一种传统。他讲究文章思理之美、情感之诚和表达的别致，强调文章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初出道就远超侪辈。越到后来，他越有鲜明的文体自觉和语言追求。他说他“尤为心仪一种诗哲交融、智情合致的文体”；“经由笔下曲折凸显出别样的生趣、活力”。所以，他的学术文体，形式上有散文化特征，自由挥洒，结构灵活，收放自如，“带情韵以行”，不是机械的学术八股；语言及修辞则鲜活、灵动、凝练、雅致，言约义丰，明慧如秋水，妙语如贯珠，有一种带着温度和亮度的质感，一种勿须张扬的大气，水流花放，诗意盎然。从文体文风来看，他是当代最具辨识度的学者之一。
《晚钟集》收入的论文就体现了他的学术理念和话语风格。这些论文涉及面广，有现当代文学、民族文学、比较文学；有宏观观照，也有微观分析；有作家作品研究，也有学术批评。他均以深厚的学术功力，聪慧的学术悟解，驾驭渊深的研究对象和复杂的研究材料，探颐索隐，别有会心，并以美文的形式出之。这些论文灌注了他的生命情愫和心灵智慧，学术观点精彩纷呈，话语充盈思想的激情、富于理性的庄严，显露文学的华彩，深刻而深情，文质均臻胜境，体现出鲜明个性，能够感荡心灵。
张直心痴迷于学术语言的锤炼，苦心冥思，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晚钟集》所收诸文，尤其是晚近论文的语言，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诗化的语言让读者更乐于、易于进入他的学术世界。一些论文有小标题，这些标题都精致、流美，既概括文章内容，又激发读者的阅读兴味，非有好学问、大工夫，不足以臻此。如《〈孔雀胆〉与〈哈姆雷特〉》的四个小标题：“毒药：恶的象征的契合”，“仁义思想与人文主义：善的理想的相似”，“延宕：悲剧性谜底的异同”，“历史悲剧与哲理悲剧：悲剧基调的迥异”。我对郭沫若的文学作品，向来隔膜，看了这些标题，也有阅读的欲望和快感。
出于对学术价值的敬重和学术品格的持守，张直心对学界的不良风气难于熟视无睹。他“平时温文尔雅，慎言敏行”（陈思和先生语），本不好辩，但激于责任感，他还是公开发表了一些批评性文章，指出某些论著的不足，期望通过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理性讨论，求得学术的健康发展。《〈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批评》、《倾斜的天平》在肯定“此课题有一定特色”的同时，实事求是地指出存在的问题：理念陈旧、论述浅表、概念芜杂、持论偏颇、史实有误，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有失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水准。《世纪之交“沙龙社会主义者”一瞥》把当代某些学者和鲁迅所批评的“沙龙社会主义者”类比，指出他们好为大言，言行不一；价值标准和立场转换如儿戏，首鼠两端；皮袍下藏着“小”却道貌岸然，冠冕堂皇、慷慨激昂的言辞下隐藏的是文革逻辑和文革话语的借尸还魂。这些批评，鞭辟入里，言之有据，令人信服。这样的批评需要学养和识见，也需要勇气和担当。
《晚钟集》读后感(七)：这才是文学评论！
读张直心的文章，常有一种舍不得的感觉，不自觉地放慢阅读的速度，因为珍惜每一个字。这样的心情只有在我读唐诗宋词的时候会有，如珠如玉，回味无穷。而张老师是评论家，理论化的文学批评却能令读者着迷兴奋，感觉那些文字穿越时空，与被评论者神魂相契，又与读评论者赤忱相见，是他的魅力所在。
他是谦谦君子，做人作文都有那种过去学者的风度。他写他的老师蒙树宏先生：“‘正统’，但能理解异端；严格，却对年轻事物很宽容；平实，却不无孤傲地拒斥着平庸；冷峻，但显然掩饰不住内心的热烈。”其实倒是他自己很好的写照。不事声张，只默默成全；谦逊低调，却自有执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张老师未必认同自己是儒家，但他有类似的气：眼光追随着大家如鲁迅、托尔斯泰，敢于直面大问题，不畏艰险，也不避敏感话题；同时对于“弱势群体”，如无名的青年作家，鲜有关注的边地文学作品，仗义执言，倾力扶持。这个“义”与其说是拒强扶弱，不如说是本着“诗心”的一视同仁。他的笔尖有担道义的责任感，也有体察灵气与诗性的审美力，两者构成了文本独特的精气神，有厚度，亦有温度。
他用“石薪”这样朴实低调的笔名，文字却第一眼就可以让人惊艳：极好的节奏与韵律感，华丽，却不是浮于表面的修辞，而是骨子里的盛情。这种文字的气质让人想起的是那些几代传承的贵族，事实上他也确实出身世家，有一部传奇家史可写。见过大繁华，也走过大动荡，他的批评遂有不一样的底色：表面上理性精准地解剖着，内里却丰沛绵延地体贴着，在那些评论他人作品的跌宕起伏里，有着切肤的荣辱兴衰感。
他最好的几篇评论，几乎都是在困境里、在负面评价里替人翻案，在矛盾挣扎中悉心体察作者被压抑的诗心与生命力。比如评艾芜写于六十年代初的《南行记续篇》：
黑暗的社会，究竟有何“旧”可“怀”？作者苦苦追怀昨日的风景，社会的黑暗未曾使其黯然自伤，却因常感染着边地自然的神奇而萌生“怡悦的诗意”；作者多方“打听一些赶马人、偷马贼、私烟贩子的下落”，岁月淘洗，他却留下了那些被主流历史拒斥的边缘人“性情中的纯金”；心的荒凉处，幸得有边地那汩汩无尽的爱的温泉的滋润；“漂泊”这一不无象征意味的行为中，作者十倍百倍地领略了人性的自由、生命的销魂。隔着三十六年历史烟云往回看，原乡在时移事往中不仅生出一份忧伤，更生出了一份美丽。至此，我们读懂了，令艾芜神往的南疆，与其说是政治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主义新边疆，不如说仍是那文化学定义下的“边地”；而作者之所以袭用“忆苦思甜”情节结构模式，潜意识中正是为了赢得不合时宜的“怀旧”抒情的“合法性”。
又如评鲁迅《二心集》里强化文学阶级功能的话语风格：
鲁迅对《二心集》型话语形式明快畅晓有余、“深刻性不够”之局限并非无所觉察，一度仍不得不用，乃是出于强化政治宣传功能的功利目的。一旦鲁迅颖悟“弄政治宣传，我到底是不行的”，一旦他不愿再被“纯粹利用”、指派为“导师”一类的话语角色，潜在的美感定势便自然会引领他重新寻求个性化的深刻言说。……
我发见，正是由于与病魔的切身抗争、与死亡的近距离对视，正是由于病的提醒、死的激发，使鲁迅对生命存在的眷注，对人生意义的思索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透彻、都紧切；使鲁迅文体中的生命感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凝重、都深沉。……凝神屏息地读着这一页页生命的“血书”，我不仅没有产生鲁迅文气衰竭的同感，却反而读出了作者生命激情的喷涌。正是这股生命激情，赋予鲁迅晚年话语形式一种有别于《二心集》文体的更深沉、更动人的力之美；也正是这股生命激情，使鲁迅的文思突奔纠葛，终于冲决明快畅直却不无偏狭的《二心集》形式渠道。
他不仅仅在读一个作家的某篇作品、某个切面，他所读着的是整体的生命力。不仅仅是盛景顺境时，也在被侮辱被损害时，在被压弯或变形后。他的评论，透过作品里时代和人生的沉浮起落，捕捉着某种本质的东西。这种生气、挣扎，一路行来的轨迹，是身而为人，是超越时空而属于全人类的悲欢。正因如此，他可以在极细微的地方敏感到极深邃的情味：
研究者解读《在酒楼上》时，每每重视“迁葬”一节，而对“吃荞麦粉”、“送剪绒花”等内容则一笔带过。不知是因着前者更具“传记成分”，抑或它更直观地呈示了“坟”——那可怖的深不可测的黑洞。其实比之后者，“迁葬”止是小说印证生命的虚妄的预演：记忆的坟一经掘开，那曾经实有的被褥、衣服、骨骼“都消尽了”，“过去的生命”踪影全无；而后者——那以“梦中的女孩”之死所象征的“旧日的梦”的轰毁，才是更其沉痛的悲剧。……
与吕纬甫送剪绒花给阿昭的“随便”适成呼应，阿顺之死小说何以处理得如此轻易？缘于作者深恐记忆中的女孩明净不再，重逢时如成年闰土那样不无膈膜地唤一声“老爷”？缘于“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因此“得了谁的布施”，“祝愿她的灭亡”？……我更倾向于作如是解：顺姑愈是稍纵即逝，便愈印证了她的梦幻性、彼岸性：她永远诉诸作者的心灵，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及，暗含着对至美的追求终是无望的恒长的悲凉。
读多了张直心的评论文字，不难发现他有一抹区别于其他评论家的异彩：特别能捕捉一种野性的、蛮荒的、原始生命力的美，甚至于他的文字本身也跳脱一般意义上文人审美的趣味，而渗有一种边地文化的鲜亮与野性。这种野性是能够跳出“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的调和之外，引导读者欣赏到“他不时想用臀部撞击嘎诗，让嘎诗品尝他的男子汉气魄，可嘎诗却灵活得像只机灵的野兔，左左右右避开了他的撞击”的血气的好；也是摆脱诸多评论日渐僵化、西化的坏风气，给文字注入活泼泼生气的好。这不能不说与他曾在云南边疆插队与工作多年的经历有关。这段经历再结合本身的文字功底与学术素养，使得他在笔涉云南，笔涉边地文学批评时，能轻松跨越看不见的藩篱，游刃有余地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他的《“原乡小说”的裂变与重续》《云南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最后的守林人》诸篇，美得摄人心魄！某种意义上早已逸出经院派学术研究的边界，是让人读了脸红心跳的，写给边地这个第二故乡的瑰丽情书。
这才是文学评论！
《晚钟集》读后感(八)：“歌唱的心的和声” ——读张直心先生《晚钟集》
标题借自著者挚爱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晚钟集》后记中著者自述曾于劫难中抄写《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以安魂。由心而歌，同声相和，这恰是我读《晚钟集》的核心感受与感动。文集那似曾相识的语感、气质牵引着往事，怦然而来的新见却又分明指向未来。
一、历史面具及精神图景
作为著者学术研究的重心，鲁迅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本书中获得了更深、更多的梳理和总结。在对众多作者、作品“精神谱系”般的整理和考掘中，不难发现：著者无意重构文学史，却以独辟蹊径的灼见，每每烛照作品的内核、作者的心地和时代的本源，从而无限逼近了文学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中诸多大事件的真相、小人物的真情。著者每每于历史的大起大落之间关注其起承转合，于“金光大道”之外关注歧路支流，于章节段落之余关注天头地角处的留白，如此望闻问切，见微知著。无论面对史料的冗杂吊诡，还是前论的“历史局限性”，著者心中和笔下始终是耐心且耐烦的，尽力克制隐忍，偶有峥嵘气象，也都是缘于读者期待的“史笔”的正气和学术的直言的迸发。
一个常识是：生活每天都是现场直播，历史无法排演，文学史亦然。于是，在作品和思潮的“前台大戏”之后，有关创作习惯、心理成因、艺术个性之类的“后台”景象往往更加诱人。显而易见，这应该是切入现当代中国社会心态和心灵史的重要手段之一。
尤为动人的是，于此一途中，正如此节小标题所示，有意无意间，著者事实上已然剥去了文学史中的太多“面具”，然而，超越习见的意外在于，无论面对的是曾经的“铁面人”、“二皮脸”，抑或“鬼画符”，在真容呼之欲出之后，其并未刻意追索“面具”之下的“素颜”或大众意义上的“真相”，却转而关注其尽可能全面的精神图景和内中的价值逻辑。而这，岂不正是新时代下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突破困局的关键所在？
“史笔”之外，著者多用“简笔”和“伏笔”，在阐述中“留白”，在所谓“必然”中假设，在句号之余画下问号，在呼之欲出之际“打住”，在情感沉淀之后方抒情。文集一再提及“规范”意识，窃以为，这既是建立在学术坚守和学者情怀之上的精神洁癖，更是因着这一代人突出的家国意识和典型境遇带来的独具只眼。
其实，对作品、作者和研究者的研究，本是著者当行本色，然而，似这般的细腻、精到和绵密，以及水到渠成之后的豁然开朗，独辟蹊境之后的耳目一新，带给读者如此丰富的精神探险或促膝对谈之愉悦，却真心不是当下文学研究中的常见境界。
二、诗人之思与哲人之诗
一直以来，中华多民族文学，尤其是云南文学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始终是著者文化视野中的重要观照范畴和研究对象，此中创见多多，且多数都是在见人所习见的情况下言人所未言。究其功力，窃以为“功夫在诗外”。这诚然是以著者长期云南生活经历和边地文化浸染为基础的，源自多重文化视角辨析后获得的文化资源和理论力量；更是著者结合自身生命气质选择的文化皈依（著者坦言：“云南是我的精神原乡之一”）。想来是有心编排，文集首尾两篇俱是写云南的文章。云南各个时期的实力派作家、诗人或后起之秀，如汤世杰、黄尧、于坚、李钧龙、黄晓萍、先燕云、黎小鸣、张雷自在著者视阈中，而对李乔、李必雨、存文学、岳丁、景谊、董秀英、张焰铎、查拉独几、哥布、纳张元、黄雁、陈建华、亚笙、张仲全、毕然等少数民族作家更是倾心评点。
显而易见，作为书中关注的某个重点，以艾芜、沈从文等为代表的先驱，正是这一道路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于是，基于对这一文化传统的续接，和前人相似，在著者的价值谱系中，民族文学及云南文学至少承载了三重寄托——“文化飞地”、“摄魂之地”和“精神圣地”。细加辨析，较之前人，著者的这一选择似更加自觉、全面和深刻。
正如著者当年知青岁月中擅长的插秧、犁地和剥笋一般，用力还需细心，以此从民族“文化史”、甚至“精神史”的高度出发，让笔下画幅缓缓舒展，同时揭示出相关作品文学意义上的“文本价值”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标本价值”。除却研究成果本身，这一学术姿态及方法本身，也包含着寓意丰富的暗示和多重的启迪。
基于“平视”立场和多维视角，著者在“作品”和“理论”之间驾轻就熟，行文逻辑丝丝入扣，多有数学推理般的思维快感和美感；理论激情奔涌如铁骑突袭，思辨深处刀剑齐鸣。而更多的也更可珍视的，则是还“边地”以本色，凭借天赋的艺术敏感和后天炼就的审美穿透力，珍视点滴细节，进而小中见大，曲径通幽，借助民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美学等学科的工具拓宽读者视野，进而敞亮彼此心域，真正把“魂”放到了民族历史、信仰和气质的内核之中。惟此，边地于著者而言的“精神的第二故乡”意义，也就因这样的贴近、渗透和融合，成就了近乎献祭般的虔诚；而被人追慕为至高姿态与境界的文学史写作中的“理解之同情”，也就在著者笔下显得如此的自然而然。
反观此道中不在少数的先入为主者的“自说自话”或虚妄张狂的“空口白话”，大都连基本的“民族观”都还东倒西歪着，遑论其他！
三、书斋立场和人间情怀
众所周知，九十年代以降文学评论家以及人文学者普遍遇到的共同问题—— “文学何为”、“学术何为”已然在当下社会、文坛、学界中深度发酵，渐次形成精神迷局、乃至危机。甚至衍生出“何谓文学”、“何谓学术”一类的困惑和忧虑。于是乎，或高台教化，一味端着；或顾影自怜，假作清高；或描眉画眼，刻意时尚。在连环套中饰演空城计，进退维谷，方寸大乱，反美其名曰“多元化”、“多样化”。如此这般，无论作为“知识分子”或“学者”而言，精神的拮据和境遇的尴尬其实都是显而易见的。
溯其渊源，正如书稿中潜行不断的一条脉线所示，与世界同理，在中国近现代史乃至当下，“书斋”或“广场”抉择中的典型人或事，以及由此派生的“启蒙”或“救亡”，“写什么”或“怎么写”，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对此，和前辈中那些才、学、识俱佳的学者一样，著者以自身的治学实践和实绩再次证明：任风声雨声裹挟家事国事，无论“载道” 、“言志” 抑或“抒情”，有质感、有质地、有质量的思考和研究，均会因其坚卓的姿态、坚实的内核而外延深远，回响不绝！静观书稿：含情带血，真性情直通学理；眷注遥深，大情怀岂止文章。
正所谓太阳之下无新事，著者执着于自我精神之路的攀援，渐次从历史的循环中看出自由的上升，从思想的A货中炼出学问的正品，从偶然性的大海中寻出必然性的浮木，聚而成筏。然后，或者真的如鲁迅所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也许，正是在这一哲学高度上，“以史为鉴”四个字真正概括了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成果对当下芸芸众生的价值之所在。
书末“后记”在对治学历程的梳理中，预料之外然又情理之中，著者写下了“退守在书斋”的句子。窃以为，这绝非自谦，更不必刻意解读为东方民族特有的“以退为进”之类的柔术或遁词。质言之，守住一些事，影响一些人，持续至深处，辐射至远方，能如此，则是否是“退”，是否在“书斋”，真的还重要么？无论是否非要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使命和担当。
著者击石取火，以心成釜，继而聚精神柴薪，煮自己的肉。其所欲者，诚然有在思想承传之下，“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使命意识；更为着当下深陷“历史终结迷幻”中的所谓“绝大多数”而哀其不行，怒其不振。真诚、深情，甚至略带焦灼地提醒其“精神胎记”和“文化基因”的所在，寄望我们若言及“我是谁或去哪儿”的时候，多少能够因为居然知道了“打哪儿来”而正本清源，然后晓得在面对诸等“新“模式，如“互联网+”之类时，问一声打哪儿“联”，“联”什么；“＋”什么，怎么“＋”？以便往后不至于依旧超大面积地荒腔走板，或者协力同心地自我催眠。
临了还想说的是，作为读者，我尊重并挚爱著者书末凸现的“晚钟悠扬”的意境与意向，并自认多少能够体味此中的神性和厚重，以及热忱中的理性，超脱中的坚持；但，却不能认同著者“行程过半”、“年华向晚”一类的感伤。一直的趣味在于——书的本身自有其生命，再说“一千个读者耳畔便有一千种‘晚钟’ 声”，许是慰藉，或成号角，换个角度听，晚钟，又岂知不是“晨钟”呢？正如先生笑谈的“书生老去”，试续四字——哲人自来！
2016年1月25日，昆明，大雪
《晚钟集》读后感(九)：需要这样的比较与回答
鲁迅与苏俄文艺思想的关系，是鲁迅研究中的一大难题。“五四”之后，鲁迅大量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其中，既包括前苏联的一系列文艺方针和政策，也包括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的文艺思想。前苏联的解体，对二三十年代世界性“左倾”思想的反思，中国历史性的改革开放，使人们对上述种种产生了层出不穷的困惑和疑虑。到底如何看待前苏联及其理论家们对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如何看待鲁迅对他们的接受和译介？这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不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试图对这个繁难的课题做出回答。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回答皆欠圆满。针对这样一种学术困境，张直心在认真钻研、分析各种有关资料和鲁迅大量著作的基础上，以广阔的比较视野，对上述难题做出了言之凿凿、具有高度说服力的回答。既阐释了被接受者的主观特征，也阐释了被接受者的客观需求。亦即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论证了鲁迅接受苏俄文艺思想的必然性和有异于其他接受者的独特性。
由于托洛茨基后来的独特遭遇，鲁迅与他的文艺思想的关系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一种观点认为鲁迅虽然在二十年代中期受过托洛茨基的一定影响，但到二十年代末便彻底清除了。张著认为，这种观点之所以错误，在于它主观认定托洛茨基对鲁迅的影响只有消极的一面，而实际上远非如此。和他同时的极左派“拉普”相比，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思考更多地偏重于它的严格的文学意义”。托氏虽然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文学（即所谓“取消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文学特性的理解都一古脑儿错了。“在那个苏联人一般只局限于谈论文学社会学的年代，他却从创作心理的角度触探了感情情绪、创作的下意识过程、艺术天性等与主体观念相关的命题。”他将作家的世界观划分为三个层次：理念层次、感情层次、艺术表现层次。从而认为仅在理念层次表现革命并非革命文学，而必须深入到艺术表现层次。张著认为，托氏的上述分析皆相当精湛。鲁迅虽然扬弃了托氏的“取消论”，但在上述方面却表现了与他的深刻的联系。鲁迅反对“突变式”无产阶级文学与文学家，“正是参照了托洛茨基对严格的文学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学、‘革命艺术’的界定，正是受到了他关于感情情绪、创作的下意识过程等论述的启示；正是充分注意了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文学发生、发展的种种艰难性的估计， 鲁迅移花接木——将托洛茨基局部理论的鲜活嫁接到‘拉普’无产阶级文学观的枯枝上，更用自己含情带血的体验滋润着口号中主观意念先在的僵硬，竭力使无产阶级文学之树扎根于审美深层，由灰色变得郁郁葱葱。”这样一种深入细致的剖析，将那种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不顾客观事实也不认真钻研问题的“彻底清除”说“彻底”粉碎了。
除了苏俄的文艺思想，张著还触及了鲁迅与现代派的复杂而多变的关系，特别他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等的关系。因此，张著时时不忘它的比较视野，时时表现一种宏富的理论色彩和思辩能力。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张著不是生吞活剥地搬取、套用那些现代派的理论术语，而是紧紧抓住它的创作方法的主要特征以及鲁迅在创作中对它们的接受和拒斥。理论著作本来往往很容易灰色、枯燥，让读者昏昏欲睡。然而张著读来却一点也不嫌枯燥，它告诉人们：不仅生活之树长青，理论之树只要排除了教条气、符咒气，也完全可以是长青的。
《晚钟集》读后感(十)：再上一堂文学课——读《晚钟集》
再上一堂文学课
——读《晚钟集》
郑杰
张直心老师的新书出版了，要我把地址发过去，他好寄给我。我高兴得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一会儿过去把窗户打开，伸出脑袋向外面看看。下面有来去的车，来去的人，和我无关。可我自有一种激动，想说说不出。那天白天我在看木心的《文学回忆录》，正好看到这一段：
高尔基与契诃夫的通信极好：今天收到你寄给我的表，我真想上街拦住那些人，说：“你们这些鬼，知道吗？契诃夫送给我一只表！”
我没有像高尔基一样把那种激动喊出来，可我也确确实实体验了欣喜若狂的感觉。木心在这段话后面加了三个字评语：“多可爱！”我也说：多可爱！
看张老师的书，说实在话，其中的部分观点我也不甚了然，故以下评说权当是借机向张老师求教，把自己要和他说的话，挑出来和他说一说。毕竟，张老师是我大学期间最最尊崇的学者之一，我曾经是很追星的。现在在这里回忆旧事，朝花夕拾。
记得最后听张老师的课，那时他在给小学妹们上艾芜的《南行记》和《南行记续篇》，里面提到了他和洪子诚先生不一样的看法。当时我和仁杰学长在下面听。仁杰倒是可以在课后和张老师交流几句，我却只有在边上听的份。但就是喜欢听张老师讲课。听着他的声音让时间渐渐地流去，是值得的。现在拿到论文集翻到相关文章一看，和上次讲的差不多，我就想起上回的事了。
我闭上眼睛想起张老师的样子，是他几年前在杭州下沙的某个大教室里开讲座的事情。那天那个90人的教室里，座无虚席。后面好像还坐着很多中文系的老师吧。讲座是1点开始。我提前去占座。然后是激动地等待。张老师可能稍晚一点到场，教室里有些烦躁的空气，他们也和我一样期待？这时我突然把头一歪，竟然看到后门里闪过张老师的身影，他要走到前门去。就在那窄窄的一米之内，我看到张老师仙风道骨的样子，手里拿着一卷《鲁迅全集》。张老师讲《梦中的女孩》，以他对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解读为例，阐释“梦中的女孩”这个术语。这篇文章收录在《晚钟集》和另一本《思想·文本·史实：鲁迅研究三维》之中。在本文的最后，我想就张老师的这篇精彩的论文，作一粗浅的理解，一如我当年在张老师的课上，要么安静地听讲，要么提出不无浅薄的问题来一样。
那次讲座，对我影响极大：我想我后来去读鲁迅，和那次讲座的成功是分不开的。那时我还没有读过《在酒楼上》。只是听张老师解读鲁迅的文章，就对鲁迅多有好奇。后来借着李新宇新编的《鲁迅大全集》，才去按照时间，把鲁迅的日记、书信、作品都一一拜读一遍。后来还遇到一本奇书《恩怨录》，就是汪晖先生做序的那一本，里面专门收录别人和鲁迅的笔战文字。汪晖还说这本书是鲁迅生前就想编起来的，我后来知道鲁迅想编的那本书叫《围剿集》。这本书之奇处在于布满灰尘，可见好几年没有人让它见出天日了。然而，里面却有一位前辈名公，他用铅笔留下了笔记。但凡鲁迅说什么，他便在边上大骂鲁迅云云；但凡陈西滢、郭沫若等骂鲁迅，他便在边上叫好。我看了很不服气，便动笔在边上继续加批注，我要帮鲁迅骂回来。可惜我当时的水平相形见绌，鲁迅的功过是非，岂是我能抬起，岂是他能抹杀的？真是两小儿辩日。我后来拿着鲁迅的问题，去向张老师请教，原本想让他帮忙开个书单，我读鲁迅就可以事半功倍。这是很功利性的提问，谁知道张老师听了很开心，和我讲了许多研究鲁迅的学者，最后还说：“对于鲁迅，我以前也写过一本书。你要，下次送你。”这张老师送我的第一本书，就是上面提到的《鲁迅研究三维》。
闲话休提。现在我要就《晚钟集》中的《梦中的女孩：<在酒楼上>新读》一文，谈谈自己的理解和困惑，以请教于张老师。一如我当年在老师的课堂上一样。
张老师的文章把文本背后的隐喻性和神奇性都挖掘出来：迁葬不是表面的迁葬，而是掘开记忆的坟，那坟中空无一物，表明记忆中的空虚，这就是《呐喊·自序》中所谓的“年轻时曾做过很多梦，后来多半忘却了”。但还是有一些梦“苦于不能忘却”，便成为《呐喊》的来由，也就是催促吕纬甫动身回去迁葬的呼唤的声音。那声音与其说是来自故乡的堂兄，不如说是来自吕纬甫内心的召唤，就像《过客》中的声音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堂兄只是催促吕纬甫回来迁葬，而吕纬甫真的回来迁葬时，这个堂兄并没有出场。作为呼唤者，堂兄把吕纬甫呼唤回来，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他没有必要出场，没有必要采取实际的行动。迁葬是吕纬甫自己的事，掘开的也是吕纬甫自己难舍的坟。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吕纬甫南下迁葬，从他的叙述中，他在S城三天（前天，昨天，今天），甚是忙碌和寥落，可是他没有拜访那位堂兄。那位堂兄从今年春天开始催促，吕纬甫直到今年冬天才回来迁葬。那么夏秋之际涨大水的时候，早就淹没了弟弟的坟了。堂兄也没有采取行动，可见这位堂兄和吕纬甫的关系，彼此也并不十分好。甚至是一般到冷漠。这似乎照应了鲁迅小说的一个母题：潦倒的知识分子和故乡彼此驱逐。《在酒楼上》中的“我”和吕纬甫是如此，《祝福》中的“我”是如此。还有其他的文本。学者固然可以从鲁迅自己对于绍兴的讨厌来对此作出解释。但是从文本来看，知识分子空怀报国之志，而无用武之地，才是更加深刻的渊源。这就是鲁迅的那首著名的诗：“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彷徨”。知识分子在前后两个时空中，高不成低不就，进退维谷，只有漂泊。这种痛苦鲁迅和他笔下的人物是明白的。以《在酒楼上》为例。“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了S城。”注意“绕道”这个词，可见“我”是特意回到故乡去的。他似乎很想在故乡找回一点东西，结果故乡全变了。他什么也没有找到，只好到“一石居”去喝酒。这和吕纬甫回家迁葬，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掘出一座空坟，道理是一样的。
我注意到这句话：“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行人的甘于远行。”“如”字后面的内容，很可寻味。小说一开头说“我”在“旅行”，现在看到故园中的山茶树，竟然用这个比喻。故园的傲慢和尊严似乎很给予这个“甘于旅行”的人一击。后面还有一句话，更加道破“我”对于山茶花的这种“蔑视”的畏惧。“我看着废园，渐渐的感到孤独，但又不愿有别的酒客上来。偶然听得楼梯上脚步响，便不由得有些懊恼，待到看见是堂倌，才有安心了。”这废园中的山茶，开得如此明艳，却让自己感到孤独。这孤独很让我想到《呐喊·自序》里的“寂寞”。这孤独不是表面上没有朋伴的形单影只，而是从这孤独的背后，透出了这个踌躇满志，四海奔波的人的“虚弱”，虚弱的根源在于“自卑”。古人说“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现在“我”却一事无成，而当时却是豪情万丈地离开故乡的。这应该很有让英雄自惭形秽的吧？既然如此害怕回到家乡（这一点更明显地体现在吕纬甫身上），为什么还要“绕道”去看呢？我觉得这就是鲁迅所说的“苦于不能忘却”。要忘却而不得，明知回去是寂寞，还是要回去看个究竟。不撞南墙不回头，鲁迅也好，“我”也好，“吕纬甫”也好，都还不够狠心。胡兰成称自己是故乡和岁月的“荡子”，鲁迅没有他狠心。
然而，这废园中的风景，后来也被吕纬甫发现了。“我”主动回去，结果落得“孤独”，而且害怕别人上来，是怕被人看到自己的虚弱。我倒以为还有可能是“我”在享受这种“孤独”。
现在说吕纬甫。吕纬甫“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去了精彩（注意，这和他记忆中的阿顺的眼睛相反），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一个是主动回家，在酒楼上消沉；一个是被动回家，却为这废园中的风景，那毫不以深冬为意的梅花，那愤怒而傲慢，蔑视游人的山茶花，精神振奋起来，眼睛里射出光来。这是可以对照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吕纬甫常年处在卑琐之中，现在有如此强势的东西在指责他，他反而振奋起来，仿佛重新燃起他的竞争的斗志一样。吕纬甫需要这样的鞭策，让他敢于在久别的朋友面前，大胆陈述自己的“虚弱”，直视自己的失败和阴暗。他说给“我”听的故事，毋宁是他说给自己听的故事，直面自己的人生。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吕纬甫看到这丛在“挤压”着他的力量（花），为后文的叙述，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然他当着久别的熟人，而且越是熟人，他是无论如何不肯说出来的。甚至从他离开故乡的一面看去，他看到熟人，恐怕要避之不及。
洛思旅馆和一石居也引起我的关注。“我”住在洛思旅馆，却在一石居的酒楼上，收获了绕道回家最重要的“孤独”的体验和遇见了吕纬甫。洛思的名字很有意思。从文字上说，“洛阳才子他乡老”，洛思本身就有一种游子思乡的意味在里面。但还有一层，洛思，就是英文ＲＯＳＥ（玫瑰）的译音。可见Ｓ城也已经受到了新世界的冲击，不再是铁板一块，像鲁镇一样的地方了。故而那愤怒而傲慢的山茶，是在废园之中盛开，那不以深冬为意的梅花，也是一株老梅，困在废园和残雪之中。这可见，无论如何，Ｓ城总算和原来是有点变化的。所以，不能简单地把Ｓ成看做另一个鲁镇。或许这就是“城”与“镇”的区别？也不能把《在酒楼上》的“我”，简单地看成《祝福》中的“我”。毕竟，前面的“我”，与故乡已完全割裂，一个亲戚也没有，而从他南北“旅行”的一点上看，他倒并不很颓唐，反而有点潇洒。正是这样一个春风得意的人，才能在孤独中自己沉浸，害怕别人打扰的。而《祝福》中的我，从他对鲁四老爷的恭敬上看，他还没有与传统彻底决裂。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简直是“逃”。这个知识分子，要更失败一些。
洛思旅馆，是个新名词；一石居，是个旧名。典型的中国酒楼。一石居已经物是人非，只剩一个名字和房子，而且窗外还对着一个废园，可以见出这里的衰败之相。道理同上。
下面讲吕纬甫送花。“我对于这差使倒并不以为讨厌，反而很喜欢；为阿顺，我实在还有些愿意出力的意思的。”吕纬甫回家办两件事，一是迁葬，二是送剪绒花。送花他是喜欢的，而且实在还有愿意出力的意思；那么迁葬他可就是讨厌，实在有不愿意出力的意思。因为在他看来，阿顺是个活人，他并不知道阿顺死了，而弟弟已经确乎是一个死人了。从吕纬甫对阿顺的描述来看，他和阿顺从小是青梅竹马，而且深得阿顺和阿顺父亲的好意的。他们俩之间有明显的暧昧关系。可是，具体考察起来就有问题。吕纬甫是否知道阿顺已经结婚了呢？如果早就知道阿顺已经结婚，还去送剪绒花，这合理吗？
我列了一个小说中的时间表：
①很久以前：弟弟死。
②前年或者去年春天：吕纬甫北去；阿顺生病。
③去年秋天：阿顺病倒，吐红，流夜汗。
④今年春天：弟弟坟边浸水；堂兄来催“设法”。
⑤今天冬天：终于动身回来迁葬，此前没有钱，没有功夫，没有办法。
⑥前天：到Ｓ城，买棺材，下乡去迁葬，一座空坟。
⑦昨天：重新葬到父亲身边。
⑧今天上午：送剪绒花，去看阿顺，结果见到阿昭。
⑨今天下午：在酒楼上。
只有阿顺结婚的日子难断。但是从老发奶奶的叙述来看，她没有提及阿顺在吕纬甫离开Ｓ城的两年内有结婚，可见文本是默认吕纬甫知道阿顺已经结婚的。那么，我以为阿顺结婚在前，吕纬甫离去在后。吕纬甫之离开故乡，很有一种儿女情长的负气感。他无法忘记自己对阿顺的感情，所以才回来的。但他并不知道阿顺已经去世。他的花，送得很不合理。甚至会引起阿顺婚姻中的矛盾。但他为情而来，脑子一冲动顾不到这么多。他托名是母亲要他送，实际上在伪装是自己要送。他弄了点土葬到父亲身边，说是骗骗母亲，实际上也是骗骗自己。这个吕纬甫其实很会拿母亲做借口。不受到那朵山茶花的刺激，他是打死也不会说这么多的。所以我认为：表兄也好，阿顺也好，山茶花也好，都是扮演一个呼唤者的角色。
在见到花之前，他刚刚得知阿顺是吐红而死，所以对于红色会特别敏感。现在又看到那火红的山茶花，他很是为阿顺的不幸感到自责。这股自责的推动和对游子的蔑视，让吕纬甫心中流泪，直陈自己的卑怯。
张老师在文中说剪绒花“似乎不是从店铺里买的，而是径直从记忆中那株同样亮丽的山茶树上摘下。”把带着死亡的血色的和蔑视行人的山茶花写得那么美，我觉得稍显不搭。无论如何，至少阿顺，不会蔑视行人的甘于远行。
阿顺和祥林嫂一样，有悲惨的命运，最终都被归结为“没有一份好福气”。阿顺的没有好福气，直接的在于嫁了一个虽勤劳却又是不会照顾妻子的丈夫，只会做生活，没有爱和体贴。我在看《金瓶梅》的时候，知道李瓶儿也是死于“吐红”。除了李瓶儿身体不好之外，和西门庆在李瓶儿经期强行行房有关系。现在阿顺也是死于此，阿顺的母亲也是死于此，这实在是妇女的“没有福气”。在阿顺病重的关头，又受到伯伯长庚的讥讽。巧合的是，李瓶儿在病重之际，也受到了潘金莲的讥讽，导致病情加重。阿顺的丈夫和伯伯是给阿顺带来厄运的坏蛋。尤其是阿顺的丈夫，他是无意造成的。鲁迅说最怕爱人误进的毒药。因为指责不了，而确实又最受伤害。说的就是此。所以文中把丈夫，一笔带过了。
（本文承张老师看过并认真修改，让一堆乱七八糟的积木变成了一点样子。费去了老师的时间和精力，在这里要认真地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