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火与革命》是一本由余世存著作，铁葫芦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33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一)：盗火者——《盗火与革命》有感
革命这个词对于国人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特别是经历过新中国建设的人们。战争期间有革命，和平时代也有革命（不过这个时候叫改革）。中国共产党也是在革命的风吹雨打中锤炼出来的，这才有现在的新中国。而在中国历史关键时期也就是发生巨大变革之际，其中涌现的很多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在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上却很少看到他们的详述。当然我也很理解，毕竟现在是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究的是集体的力量，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知道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英雄个人主义是改变不了历史的。但是我要说的一点就是，历史上的这些有巨大影响力的人，例如曾国藩，黄兴，宋教仁等等，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找到这些革命者或者说是盗火者的共性。
这本由余世存所著的《盗火与革命》就挑选了近现代中国的的三十位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来讲述。这些人物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所忽视的，或者说有些还了解的不够全面。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选取了十位人物进行介绍。每一部分的每一位人物对于我来说都是新鲜的。
作者在讲述这些人物时，力图对其进行了全面分析，不仅仅是正面也有负面但是以正面为主（这也是为了给这些任务一个公正的评价）。例如“左右时局”这部分里面的宋耀如，估计提到这个人物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是宋耀如创立的宋氏家族里面的宋氏三姐妹估计大家就不陌生了吧，而宋耀如在中国革命期间给与孙中山的巨大支持，这本应该在近代史上有其一席，但遗憾的是我们学到最多的是教科书上对蒋介石统治下的宋子文为代表的宋氏家族批判，弄的好像只有一个宋庆龄才是正面人物似得，这不得不让人遗憾。
也就是我看到本书在介绍这些被低估的人物时所持的态度让我对本书产生了浓厚的阅读欲望。尤其是读到最后一位人物汪精卫的时候，让我非常佩服作者的勇气。对于汪精卫的评价，在中国大陆的正史中对他的评价历来就是负面的，从介绍他出场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员的严酷镇压，从开始就打上了反动派头子的大标记。随着后面抗日战争的爆发，汪精卫最后到日占区担任傀儡政府首脑之后，汪精卫这个人就在大陆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汪精卫这个人真的是卖国的吗？真的是因为汪精卫中国才被日本打得这么惨吗？为什么汪精卫在明知自己时日无多的情况下还要放弃在国民党中的要职去日占区当傀儡呢？这所有的疑问不是单单一句失败注意就能够结实的，也不是一句卖国贼能够解释的。本书最后的文章中写到的汪精卫，我认为才是比较全面真实的。读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
本书收录的这三十位人物，有些被片面理解（汪精卫），有的被遗忘（宋耀如等），有的被低估（黄兴等），正是这些人物增添了本书的可读性。我推荐这本书给大家，历史是需要我们去多方面探索的，历史上的人物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应该被后来者公正的书写，否者那就不是历史，而是政治！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二)：清未到民国的百人小传
1912年2月12日，清最后一位皇帝宣布退位至今已过去100多年。本书是作者余世存对清未到民国中100位人物的记述和看法，可以看做是“百人小传”。由于当时人物众多，能进榜的要非常非常有名且有所成就才行，估计按书里的标准，当场没有几个人能入选。
2006年时有一家数字出版企业，老板姓童，他的观点是：“如果生在100年前基本上没什么机会了。”我当时就感觉这货说的不太对，但没想明白是哪不对。十年之后的今天我的回答是：“无论生在哪个时代，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活得明白？能活明白，即使没什么成就也没啥。”
本书展示的各色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迈不过去的坎，也许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活明白了”——了解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比如曾国藩基本上算是近代三立人物了（立功、立德、立言），就个人而言成就清末很多大事，组团练、干倒太平天国，手掌重兵算是给清朝续了命。幕僚有人想看看曾有没有意思称帝，送了幅对联，其中有“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收到之后把“似”改成了“未”表示自己并没有这个意思。
如果认为曾是只效忠皇上或者什么受儒家思想影响，不得不说这么想的人太low了，只能以穷人乍富的心态看世界。就我个人看法，曾是怕麻烦。袁世凯就是个例子，虚名有，活不久。曾了解自己能力的边界在哪儿。这事儿到今天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用二分法看世界的人多半都是比较懒。在他们眼里世界很脸谱化，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本书的论述中，读者可以看到实际情况要复杂很多，比如最后写的一个人物汪精卫。这人就是典型的前半生与后半生被赋予不同评价，其实未必真的分这么清楚。一个死都不怕的人，后来为啥变成那样，他老婆陈碧君1949年之后死在上海监狱都不悔，其中原因现在的人未必能全了解。
书里写了一对父子，张作霖和张学良。从现代遗传学来看，能力是无法遗传的。这对父子各有各的本事，老子从东北带兵进北京，成为中国政府实际的控制者，被炸死时年纪也不大；儿子成功绑票蒋介石，后半生算是在监狱里过的，活过了100——熬死了所有对手。
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人与坏人，绝对的成功与失败。
看民国人物，反思自己。
读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当下的自己活得自如一些。对此每个人的回答可能都不一样，不过我们可以从书里看到无论是手握重兵（曾国藩、吴佩孚）还是的重权（戴笠）还是起于草莽（杜月笙），如果不能认清自己为什么而来，很可能生半生过的不顺。
话说回来，如果活的自恰，不顺其实也没什么。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三)：在这个“节操碎了”的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立起我们
文/余世存
收录在这部书里的文字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集中写作的时间也长达十年，因此文字的不整齐不统一是明显的。青春期的夸饰，谋稻粱时的铺陈，人生阶段的心态转移，都影响了我的文字。好在这是记人论人的文字，读者既能看到我“飞扬跋扈”的一面，也能看到我克制自己、白描叙事的一面；既能看到我“服务的”英雄主义一面，也能看到我“专断独裁”的一面。
其实我提请读者参与的是读书中人物。自青年时代起，我就有“野心”为笔下的人物“盖棺定论”，这也是2000年以来我有十年时间连续来颂扬“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的一大因缘，我希望在散乱的史书、意识形态评判之外，为当代社会贡献我个人“论世知人”的人生坐标。在写作中，我尽可能把眼前所见的材料熔铸到笔下，抛开我个人的主观不说，即使这些材料，仍足以“开卷有益”。
虽然这些文字部分曾以《中国男》和《大民小国》之名结集，但重新整理才发现，我写近现代史上的人物已有一百多篇（限于传主出生时间等原因，本书删掉了不少当代人），其中有不少文字为我珍爱，尚未跟读者见面。这次能以合集的形式出现，实在是一大因缘。自十年前《非常道》等书不约而同掀起了“民国热”，直到今天，关于现代史的当代著述还少有可观可流布之作。作为一个误撞入历史写作领域的人，我对读者的歉疚难以言说。
不少人问我，这些纪传、评传写了什么？回到我身上，二十年来，或者说最近十年，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换，从激昂走向从容，有人说是从鲁迅走向了胡适，从愤青走向了文化主义，从西化走向了综合……我相信这些转变是真实的，但没有变的仍是理想、历史的善和正义。我相信我的文字一直都在吁请世道人心的创造和安顿，一直在捍卫人类的正义和认同；当然，更为关键的，我在文字中交代了自己，二十年来，我都不像个“说书人”，我都不是没话找话的人，不是以写作刷存在感的人。
在选择人物时，我一度不免受制于时代和知识精英的喜好。在2005年至2010年的写作期间，我为之作传的多是现代史上的主流人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多为“早期伟大的中国国民党人和早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陈丹青语）。写这些人，如林觉民、瞿秋白等，既“政治正确”又“知识正确”，极为顺手。他们的人生至今让当代人奉为楷模，他们的言行早已成为后人“闻而起兴”的典范。当然，我也发现了主流或台海两岸今天都不免忽略的人，如武训。我理解自己，不仅是以司马迁的纪传体在写笔下的人物，也是像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六祖慧能写碑铭一样，为其证明正名。
这些年来，“民国热”成了文化出版界的一大板块，打开媒体，经常看到熟与不熟的作者谈论民国人物。读多了，我有一种厌倦，甚至羞于看到自己的名字成为媒体上的“点缀”。虽然，谈论民国人物，既是新闻出版媒体自身的需要，也有写作者的名利满足。写作者本来也有“吃人”一说，我自己也不仅“吃”过老子，更几乎“吃”尽了民国人物。只是在网络时代，50后、60后与90后的作者具有一样的知识资源，如何不只是做“文抄公”，不做百度或维基百科的拼凑者，如何不做一种观念、时尚话语的表达者，或政治知识正确的诠释者，是我需要“突围”的。
因此，在历史札记、随笔之外，我的“历史散文”之路也有纵深演进。我反思过历史写作，何以大家谈历史人物时多有“先入之见”？有时看一个标题就明白作者想借古人说什么话，甚至明白作者是五毛、国粉、儒粉还是“杮油党”，是80年代的出土翻案史观、90年代的细节史观、知乎粉还是果壳粉。那么，研读历史人物，我们如何保证自己的客观公正，如何才能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态？“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一“礼义”在当下不过是某种“时势权力”。这也是我努力向太史公看齐的一个原因，我希望纪传一个人物，不是让读者受到哲理启示或教育什么的，而是引导其人生或生命参与进来，其中有真、有善，有人生或历史百年的罪苦和美感。
我的“突围”是多方面的。我们当代中国人受教育以来，即对阶级分析烂熟于心，但在今天却很少有人以之观察笔下的人物。研读《易经》时，我明白中国文化也极重“时、位”。对一个人的人生阶段和社会地位不曾有深入了解，我们又怎么谈得上懂人知人？因此，我后来为媒体写了一组文字，只从谋生理财的角度写一个人，这样写时，不免理解历史人物的言行何以会有那么大的反差。以鲁迅、胡适为例，鲁迅只是温饱有余，中产不足；而胡适则是今天“成功人士”般的文化人都未必比得上的中产，尽管他们都有国士之心力和才能，但身份、地位的选择和差异也对二人的言路思路有影响。我也写过一组商人，职业商人为传统四民社会阶层的末流，但近代以来地位渐起，他们在近代中国起过非常大的作用，我写他们，仍希望落实到个体本位上来，在传统缙绅阶层向土豪或工商文明的栋梁转型的时代，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
随着对中西文化的深入理解，我对历史人物的关注也自觉转向边缘者。如果说年轻时只以为理想的变法者、改革者、革命者，“五四”青年，现代化的倡导和推动者才活得有意义，才是真理的化身，才是安身立命的正当有效者；后来的我明白，一个社会的个体成员在立身处世方面有多种选项，他们从每一方向出发都能抵达圆满究竟。正如本书几乎只以材料纪传的“儒家慧能”、如慧能一样“目不识丁”的王凤仪老人所说，“真理唯一，但其道路非一”。
我后来也在主流社会关注的人群之外，选择了不少堪称“怪力乱神”的人物，如算命的袁树珊、道教的复兴者陈撄宁、反中医的余云岫等人。尽管“中国逻辑”“反智”一类的说辞仍悬在国人头顶，提醒我们在现代世界生存应立足于可沟通的理性；但怪力乱神是东西方社会都有的现象，是人们仍“日用而不知”的领域。有学者认为，在移动互联带来的多维时空或高维时空里生存，怪力乱神的现象都能为人理解，为人把握。在武训、孙禄堂这样的草根面前，知识精英或许失语无语，但他们仍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基础。曾有哲人专论本国文化的“圣愚”现象，那么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一类草根圣贤算是什么现象呢？
因此，我关注的历史人物从以治世为主，到逐渐侧重治身、治心，我尽可能打捞在中国立身的多样可能。其实，与其说陈撄宁、余云岫治身，梁漱溟、熊十力治心，不如说他们一样在治世。传统的说法，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释道在近代合流，早已使我们中国人从中都获得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落实在自己的人生中不过有所侧重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精英算是治世者，边缘人物算是侧重治身治心者。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些主流边缘只是一时一地而已，他们都有为我们奉为经典的时候，也有为我们看轻看淡的时候。
人生社会的结构是否只有身、心、世三重？人们能否“跳出三界”？中国文化以为，数成于三。其实在系统结构的三分之外，还有内外、主流边缘的二元分工，时空的四象五行结构。任何一种系统结构只是方便说法，我们今天也都知道，任何分工分类本质上是一体不二的。就如今天大量的“治身”者，他们把日子落实在饮食、养生健身上了，他们未必抵达了陈撄宁、孙禄堂们的治身极致，但他们至少明白了治身如不跟治世结合，治身就不过是雾霾中的呼吸，穹顶下的食色。
只见其同，不见其异，是一种偏见；只见其异，不见其同，何尝不是一种偏见？在全球化走向“深水区”的今天，有关人类大同的轻狂兴奋似已过去，恐怖主义、权力和技术的管制异化使人对人类及其文化的冲突不免深信少疑。但一如把恐怖主义归咎于某种宗教一样错误，把自家文化或自家信仰当作唯一的“得道者”“救赎者”也是同样罪错的。
钱穆对鲁迅的评论值得三思：“鲁迅说尽了旧社会的中国，然而他何以如此忧心忡忡？他的目的不是中国的毁灭，而是为求中国的再起。鲁迅全面否定儒教，他不知道他所有的关怀，是一个新儒家的再现，他只是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新儒家。”在钱穆那里，当年西化的鲁迅、胡适是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传统的儒道互补、内佛外儒，跟人类文化的大小传统统一在个体成员那里是一个道理。百年来中国大陆声势澎湃的西化运动，在明智者眼里只是尚未完成的“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无论中国文化如何趋新趋时，传统中的儒释道仍能够借身还魂，仍有强大的力量显明其本质。对我们中国大陆来说，儒、释、道、耶、回等等都会成为有效的思想资源，它们如何融合另当别论，但如果融合的外耶内佛表现在一个中国人身上，那绝非“混搭”，而是有意义的立心立命。
生活在当代社会，我跟大家一样，感受到大陆转型的苦难和文明世界现代性的危机。我多次引用庄子名言，“方今之世，仅免刑焉？”但今人难以免除视听恐怖之刑，难以免除空气水源污染之刑，难以免除技术绑架人让人低头示众之刑……个人的权利何以表达？生命的意义如何展现？我经常想起“民胞物与”，想起与时浮沉者，我们如何才能明心见性？
多年前，我曾十来次陪人看过一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影片中的埃尔伯特曾有对白：“我想这些人都不渴望自由！……人们渐渐习惯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接受以前所不能容忍的，可能再也不期待改变了！”他说，“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但是正是这样的体制让人更有创作的欲望，写出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这才是对得起自己良知的作品吧。……有那么多限制，什么都不能尽情表现。活着真没意思。”他后来不堪忍受没有自由的生活，选择了自杀。我曾多次想起他的话，以此自勉。后来看一部美国片，看到小镇上的法官对实行“潜规则”的律师说：“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羞耻的事。”极为震动。我想到正常社会的人们都不失自性，都有自信判断人间罪错，他们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汉语作家的使命之一仍在于这种自立立人的开智启蒙。
我中国文化也有明辨是非、自诚而明的伟大个体和伟大时刻，只是在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里，很多人失掉了自性，一些人甚至以一生的时间学舌外界的是非，效颦时势权力的步伐，山寨流行的生活方式，很少能够做自己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借用黄仲则的名句，乾坤无事入怀抱，应是鸿蒙借君手。这部书里的大部分传主不仅是鸿蒙历史借以书写之手，他们确实书写出了了不起的历史文本，他们更是当得起“自己的主人”。在“五四”运动和社会革命的诱惑下，年轻的王明道选择了另外的道路；在众人浑浑噩噩的日子里，顾准探索着跟人类世界的有机联系；后来的新人类们争论谭嗣同活得值不值得时，似乎忘了谭当时大声宣告自己的遗憾和圆满：“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从本书中人物立身多有所成可知，做自己的主人不仅可望可即，也有很多道路。
因此，我诚惶诚恐又当仁不让地向读者奉献这部纪传体作品，我相信在这个“节操碎了”的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立起我们。尽管有人把今天的社会分成“成功人士”和“有待成功的人士”两大群体，无论成功与否，无论压力山大者还是得意者，多不免看轻前朝前人，以为我近现代史多为不幸，未曾完成。其实本书中的传主们经受的，未必比今人轻浅、狭隘、简单。与其虚拟自己的眼前生活，与其在想象里陶醉，不如也看看历史文本。其实我中国史展示的，远比我们作家虚构的更富有想象力，更富于人性和神性。“民国热”证实了近现代史是我们可取之不尽的历史遗产。本书中传主近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人，跨越历史近两百年，其内容丰富未必输于一部或数部长篇小说，或许再过若干代，中国社会集体与天才的个人结合，再度创作出类似《三国》《水浒》一类的近现代杰作。
我请前人登上供读者阅读观看的舞台，让他们展示一生的片断瞬间，希望人们看到前人的高度，看到他们对自己、对人生社会的态度，其中很多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对人生社会的责任感。在中外文明史上，负责本身即是义。的确，书中的传主多当得起“义人”之评，但这种“义”不是像人们印象中的近代史一样沉重难当，而是极为日常的，是个人身心志的平衡和统一。
一卷终了，大家眼里的传主大多已然退场。那些在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前贤退场，对他们、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近年多次想到退场和进场，并郑重把退场立为新正义论的一大原则。千年前的《沉思录》的最后感慨就是新正义原则的遥远回响：“人啊，你一直是这个伟大国家（世界）里的一个公民，五年（或三年）会对你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与法相合的事情对一切都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暴君也没有不公正的法官把你从国家中打发走，把你打发走的只是送你进来的自然，那么这又有什么困苦可言呢？这正像一个执法官曾雇用一名演员，现在把他辞退让他离开舞台一样——‘可是我还没有演完五幕，而只演了三幕’——你说得对，但是在人生中三幕就是全剧，因为怎样才是一出完整的戏剧，这决定于那个先前曾是构成这个戏的原因，现在又是解散这出戏的原因的人，可是你却两方面的原因都不是。那么满意地退场吧，因为那解除你职责的人也是满意的。”
译者何怀宏也曾为此感慨：“当我们谈到《沉思录》的最后一段，即说从人生的舞台退场的一段，我们即感到忧郁，因为这就是人的命运，人难逃此劫。即使你觉得你的戏还没有演完，新的演员已经代替你成为主角了，这里的忧郁就像卓别林所演的《舞台生涯》中的那些老演员的心情：苦涩而又不无欣慰，黯然而又稍觉轻松。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高贵，因为我们可以体面、庄严地退场，因为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给新来者腾出了地方。”
对我们来说，在这腾出来的历史舞台上，我们是否演绎好了自己的人生角色？我们是否立得住？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是否享有了生命的幸福和意义？
最后，要感谢我的太太余玲，是她想到我这从青春到中年的人生写作是一个整体。感谢何寅、董曦阳、杨海泉，使此书得以成型。还要感谢我多年的朋友张守礼、王俊秀，他们在我的生活中，赋予了“立人”鲜活生动的意义。
2015年11月15日写于北京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四)：史海钩沉怀敬意
当代学者余世存的新书《盗火与革命》的书名，便让我联想起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普罗米斯为人类窃走了天火，自己却被缚与高加索山的一块岩石，日日忍受恶鹰啄食之痛。《盗火与革命》中的所呈现的人物，就仿佛民国时期的盗火者。他们无论出身，不分贵贱，处于巨变之时代，或学贯中西，或恪守古训，想执手中星星之火，光耀神州大地。
从中学阶段的历史课程中能够获悉大致的历史脉络，所学也多侧重于历史进程。知晓每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了解他们的意义，这样的历史过于扁平化。事件的时间、地点只是以符号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脑海中，人物本身也被贴上单一的标签盖棺定论。我们很少去抛开时间的横轴，深入挖掘纵轴中某一个人物的成长历程。《盗火与革命》恰好给了读者一个这样的维度，将视线对准那些在黑暗中传递星星之火的志士们。
数不尽的人物跌落在茫茫史海之中，后来人只能凭着些许的碎片，零星的文献去重塑当年的人物。作者将打捞起的人物以三个模块来划分。
“左右时局”--政治漩涡中的弄潮儿，作者选取了曾国藩、黄兴、宋教仁、黎元洪、阎锡山、唐绍仪这些在历史课本中被一笔带过的人物，更有一些读者觉得非常陌生的人物张静江、宋耀如、顾维钧、林森等。写人物的困难在于他们大多都被贴上固定的标签，作者并未想直接撕掉某人身上的标签，而是旁引博征，将这一人物的故事置于读者面前。对于黎元洪，历史书中认为推举其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与软弱性”的体现，而作者却要去挖掘“黎元洪的遗产”，向读者展现出一个“自有纯德”的“共和磐石”。
“乱世留名”侠士、义士、军阀、帮派中的佼佼者，大刀王五、林觉民、蔡锷、张作霖等等悉数登场。王五的义气，林觉民《与妻书》的深情隽永，蔡锷的豪情壮志无不让人动容。作者还选取了一位非常特别的人物何凤山，这位为犹太人签发“生命签证”的大使，经常被大众忽略，却被以色列政府授予“义士”称号。虽然只有这一件事迹被记录，便足以展示其人非凡的勇气与人道主义精神。
“天意难违”胸有凌云志，却无法突破时局之困，自身之限。作者对光绪的重新解读发人深思，这位挣脱枷锁，在顽固清廷内部的振臂一呼，虽然很快被打压，但是仍不能忘记他曾经努力的尝试过、斗争过，是可以英雄称之。
民国大师辈出，总是与春秋战国一并被称为中国思想火花迸溅最猛烈的时代。大清这艘在历史的迷雾中的航行的巨轮，腹背受敌，几近沉没。无数仁人志士不得不在腐朽清政府打压与列强侵略的双重压力下艰难探索，渴盼走出一条强国之路，却又如打火石一般，越是打压越是迸溅火花。回溯历史，我们以上帝视角观看他们的探索，委实有几分成王败寇的优越感。正是这样莫须有的优越感让我们很难去正视历史，从中汲取能量。俯视历史只能看到大致的脉络，而无法深入其肌理。
在描写张静江中作者这样写道：“必须有一批个体成员超越现成的社会结构，而努力把自己发展成为跟国家社会同等高度的精神人格，以参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建设，民族国家才会摆脱传统社会的超稳定局面，而获得长足的进步。”我们不得不相信，个人的觉醒总是先与社会。
那么个人在历史推动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作用来自于引领和感召。我最喜欢《指环王2》电影中的一段，“这就像我们听过的歌颂伟大的事迹，充满了黑暗和危险，有时候你不想知道结局，因为怎可能有快乐结局？发生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这个世界怎可能回到从前，但是最后可怕的阴影终究会消失，就连黑暗也会消失，崭新的一天将会来临，太阳也会散发更明亮的光芒。这些才是让人永生难忘意义非凡的感人故事，故事里的主角有很多的半途而废的机会但是他们并没有，他们勇往直前因为他们抱着一种信念。在这个世界上一定存在着善良值得我们奋战到底！”民国的盗火者们，无论他们的主张最后是否实现，我们都应该对其在黑暗中的探索心怀敬意。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五)：立功立德不如立言
从十年前《非常道》开始，一股民国历史热，或者说民国名人文人热，就在读书圈兴起，每年出版的此类书如恒河沙数。大概是因民国距今最近的缘故，民国人物的遭际也最能引起今人的共鸣，写作者亦可以民国的杯酒浇淋今日心中之块垒。
但当如余世存先生所说，“热”并不代表好成绩，直到今天，关于现代史的当代著述中，可观可流布的作品仍然屈指可数。
“立人三部曲”其实是一部颇有规模的大型人物传记，囊括了清末民初百余人的生平传记。这些人物，既有大名鼎鼎的英雄伟人，如曾国藩谭嗣同，也不乏毁誉参半的边缘人物，如杜月笙戴笠。
关于传主人物的选择，以及传记本身的笔法，余世存先生颇为推崇史圣司马迁“列传”精神。作为一个从事写作已经长达数十年的作家，年届中年的余世存已经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和写作道路。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非常道》其实只是浮出水面的一座冰山，“立人三部曲”正是水面下的部分。
总体看余世存先生的写作，很容易让人想起先秦诸子或古文的风格，比如《非常道》就颇有《论语》或《世说新语》、《舌华录》的遗风，“立人”系列人物传记就似乎继承了古代史家列传的精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司马自道用在余世存身上也非常合适。在我看来，人到中年余世存在阅世观人方面兴味盎然，并每每有自己独特的洞见，用这种功力解读历史人物，自然能写出一般就事论事的作家所不能见的东西来，其实这也是一个历史写作者最核心的东西。余世存看人，往往从时势、名利和命运等方面，逐层解构，时势为机遇，名利为动力，命运为结果，但凡前人成与败，总能让人从中看到自己的镜像，而余世存先生更在字里行间，无处不流露着“理解之同情”历史精神。
中国传统历史，多关注于人和人事，而轻视整个社会和世界格局，当下依然如此。在成功学大行其道的时代，历史有时候也难免陷于成功学之一种。“立人”系列的最直接意义，就是从这些距今不远的“成功者”身上，我们能看到各种做人的艺术和技术，用余世存先生的话说，就是从治心、治身到治世。无论世界怎样改变，中国人永远是中国人，做人都是一套极其深邃的学问，命与理，身与心，都是一代一代的继承，却从未有所超越。
在余世存先生身上，我依稀能看到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精神，这是一种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使命感。这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应该具备的思想境界。在当下这个反智时代，人常常找不到自己，明明是一只即将被穿在鱼钩上的蚯蚓，却动辄为主人要去钓鱼而欢呼雀跃。
在我看来，“立人”系列是一部超越《非常道》的大书，目前看到的《盗火与革命》只是第一部，基本上都是宏大叙事的历史大人物，我更关注后续书《世道与人心》《安身与立命》，想看看余世存笔下的武训、孙禄堂等草根义士。我总以为，做一个有良心的小人物远比做一个不择手段的大人物更高尚，也更现实。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六)：盗火者“丹柯”
盗火者“丹柯”
——《盗火与革命》，那些播撒火种的先行者
和很多喜欢阅读的孩子不同，我是不太喜欢中国近代史的篇章的：那么多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那么深沉的苦痛与血泪，起承转合粉墨登场的各色人物，千穿百孔饱受蹂躏的锦绣江山……我更爱繁荣时期的历史，那瑰丽的画卷，那盛唐气象、大宋文明，即便狼烟起，亦是有把栏杆拍遍的豪情，而不是大清王朝的没落，那东亚病夫的悲伤的称谓，那被压迫的低人一等的落寞，那群雄割据的景象。
工作了这些年以后，我依旧不爱看这段历史，即便是电视剧、小说，也不是那么喜欢，但我开始直面这段时光——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百年前的风烟，我开始试着阅读一些传记，而余世存先生的这个“立人三部曲”系列，显然是我阅读至今最适合我这种挑剔而有心理阴影的读者的选择。选择了类似史记的纪传体，这套书籍就可以分开来阅读，对于不想一次性投入过多的读者，可以选择自己想要阅读的方向来开始自己的找寻历史的里程，这一次我选择的是《盗火与革命》。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们又红又专的历史、政治、甚至语文课，都让我们对“革命”这个词汇有了最基本的了解。这是一些超越了时代的人，他们内心强大，意念坚定，然后选择了将思想和社会作为自己践行人生价值的广阔的舞台，于是他们在这个迷茫的复杂的时代脱颖而出，成为尝试盗火的那个“丹柯”。
是的，是《丹柯》，在高中的课本里面，高尔基为我们描绘的那个从胸膛里面掏出了火热的勇敢的心，在林中带饱受奴役的族人逃离压迫与死亡，穿行过黑暗而迷茫的道路，却在族人到达到希望的草原的时候，倒在了新生的前一步。他的心掉到地上，被欢呼的族人忽视遗忘、甚至践踏，但这燃烧的心却没有熄灭，成为了草原上的火种，在黑暗和风雨来临之时，显示出蓝色的光芒。
“丹科高叫着，他冲到所有人的前面的位置上去，高高地举着那颗炽燃的心，给人们照亮着道路。”一个牺牲了自己的却不为人理解、甚至被卑鄙的人们埋怨的前行者，这不正是这些革命的盗火者们的写照么，传播了思想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们，用自己的血肉，构筑成为这一部不去抗争的鲜活的历史，在这本书里，你能见到各种各样的尝试者，他们不一定是对的，但他们却勇敢地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充满了理想的人看。
试图在本书当中“立人”的作者没有单独选择那些高大上的模型，而是选择了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立场的人物切面，有侠义的大刀王五、有天真的宋教仁，有黑道教父杜月笙、有总理县长唐绍仪，有“国贼”汪精卫、也有烈士谭嗣同……左右时局、乱世留名、天意难违，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尝试，不同的命运，但都是在这个风云际会的时期，成为了那个立意之人。
在本书当中，这些人并未为我们找到答案，就如同是那个照亮了道路的丹柯，他走在了最前面，却没有为他的族人找到真正的自由，他的族人将会在突破了压迫的束缚之时，理解到什么样的生存的意义，能够找寻到他们生活的答案么？他不知道，他已经倒下了，那么谁会找到这个答案呢？
我很期待明天读下一本《安身与立命》。
y 林怿
2016年8月14日22:43:46
写于御庭园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七)：身于乱世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我们从历史正传和前人笔记中可以领悟到人类社会如何曲折向前，又如何死不悔改，一错再错。不言其他，只看历史上每一场战争，就能了解人类不断自我重复的趋势、善忘和自我中心。只不过要以史为鉴，就得在历史课外下功夫。历史书都是由胜利者和幸存者所书写，我们在学校读多了一家之言，不免真以为历史就如书上写的这么黑白分明，根由清楚。只有多读闲书、翻译书和专题研究，多做独立分析和对照阅读，才能积累一点点常识。以我的个人体会而言，这些许皮毛就足以动摇我们对课堂学习到的历史标准研究模板的信心了。
我读余世存先生的第一本书是2005年出版的《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那本小书摘录了大量中国近现代人物的历史片断和侧写，被称为晚清民国人物版《世说新语》。虽然摘录体有取巧的嫌疑，但是《非常道》史料丰富，人物风流，亦有不少颠覆性的形象，是当年社科书中的大热。如今民国热依然在继续，只不过大家的关注点多在当年才子佳人的华美气质和浪漫故事。时隔十年，余先生这套《立人三部曲》以小传的形式，刻画一百位旧时人物，其中有刀客、政治家、革命者、军阀、汉奸、文人学者和皇孙贵族等等，折射近两百的中国近现代史。《盗火与革命》是三部曲中的第一册，以左右时局、乱世留名和天意难违三个主题，收录三十位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人物。这三十位人物以晚清重臣曾国藩开篇，既有黄兴、宋教仁、张作霖、张学良、杜月笙这样的风云人物，也有大刀王五、林森、毓鋆、蒋百里、杨度这些受到冷遇的精英豪杰，还有黎元洪、阎锡山、吴佩孚、王亚樵、戴笠和汪精卫一批争议性强的一时枭雄。
余世存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并非历史研究科班出身。他立志不做“文抄公”、不做百度或维基百科的拼凑者，不做一种观念、时尚话语的表达者，不做政治正确的诠释者。他想要以公正客观的态度，还原一个历史任务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态，引导读者参与到他笔下历史人物的世界，感受其中的真、善、罪苦和美感。余先生的这个宏愿太大，笔力有所不及。可是他挑选研究者的方法和编选史料的方式有独到之处，弥补了笔力上的遗憾。
例如他写谭嗣同的故事。据说谭嗣同善文章，好任侠。他文才出众， 师从大刀王五和长臂猿胡七学习武艺，随身携带名臣文天祥的旧物天矩剑（被捕前，他将天矩送给了王五）和蕉雨琴。后来他倾心佛学，又学习西方科学和人文政治。如此人物却在三十三岁慷慨赴死。余先生写当日行刑时之惨烈遭遇，后文又从胡七的回忆中写先生的从容无惧，中间一句带过刑场围观的百姓所扔的白菜帮子，如此铺陈极有春秋笔法的味道。余先生又引用了不少谭先生的诗词手稿。最为人熟悉的是两篇他遇难之后被梁启超修订过的遗言。一处是当年变法失败，梁先生劝他一起流亡日本，谭嗣同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梁先生后来将最后一句改为“无以酬圣主”。另一篇是梁先生修改过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据说原文是：“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梁先生修改文字的情由并不难猜测，修改之后的文章固然更能激发变法志士的热血，却将谭先生写成了狂放恣傲忠心帝制的形象。其实这两则改动并非秘闻，谭嗣同的传记中一般都会提及。余先生还收录了谭先生其他诗作和行事，互相比照，更能推敲谭先生的原貌。谭先生十八岁时所作《望海潮》就极耐人寻味：“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头十八年过。春梦醒来么？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惟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鉴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醉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谭先生所收文天祥的蕉雨琴上的琴铭也是一处史笔：“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声何急。孤臣泪，不敢泣。”我们读谭嗣同其人其事，总是停留在他写《狱中题壁》的狂侠气概以及不愿流亡日本而甘愿以死殉道的固执决绝。现代人作风务实，难以理解谭先生的牺牲究竟有何意义。唯有从谭先生众多咏志寄意的作品中，才能够感受他所求为何。
余先生写民国政府在重庆时期的国民主席林森，主要着眼在他身为当时的国家元首，坚持“垂拱而治”、以内阁行政为国家机关主导的思想和行为。但他也写了林森先生的一段家事。林先生二十五岁丧妻，后来没有再娶，也没有子嗣，收养了侄子林京为养子。林京获委任为宜宾的鸦片特税处处长，后来与养父谈话之后，最终辞去了这个美缺，走上抗日前线，后来不幸殉难。遇难之时，林京的同事和上司竟然都不知道他是国府主席的养子。这一段故事就写出了林森先生的清正之气。又如他写军统头子戴笠，此人冷酷阴狠，是非功过已有史书定论不提。余先生引用沈醉的回忆，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牺牲者达一万八千人以上，到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四万五千余人，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十。这一笔又是教科书以外的历史笔法了。
近现代中国是传统社会形态受到内外力夹攻而分崩离析的时代。家国社会的大变局之时，既是突破阶层壁垒、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个人立身、立志、立言的时代。我们读近现代史的时候常常会做假设思考，如果当年梁启超先生没有遇到医疗事故，如果当年张作霖没有被炸死在皇姑屯，如果张学良和东北军奋力抵抗，如果宋教仁没有被暗杀，如果袁世凯没有称帝，如果如果......显然我们和架空小说的作者一样，低估了历史的合力作用，而高估了个体对历史走向的影响。历史可能由于一两个偶发事件打开改变的契机，却不会因为任何单一个体而完成社会历史形态的迁迭变替。翻开历史，投机者见到钻营趋利，君子见到铮铮铁骨、雍雅风度，革命者见到我老大中国的沉疴恶疾。看历史人物的故事，就是看我们自己。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八)：你爱或者不爱，革命就在那里
最早知道余世存，还是从他那本类似《世说新语》的《非常道》开始的。那本书辑录了从1840年到1999年以来各种言论和声音，并以此为载体向我们展现了从晚清到民国直到新中国这段历史时期发生的各种奇闻异事和历史片段。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套书看做是中国名人生活实录。而通过这些史料，一张张鲜活的面孔跃然纸上。于是水到渠成，我看到了余世存的另一部作品《中国男》，《非常道》里的那些声音，开始凝聚成具体的人，书里不光有他们的声音，还有他们的命运。
今年下半年，余世存的新著“立人三部曲”出版了，分别是《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还是为人物立传，而且这份人物名单和《中国男》有相当一部分的重合。也许可以这样看，《中国男》是余世存创作人物传记的一部选集，里面记录的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那些主流人物。而“立人三部曲”则可以看做是一部全集，它向读者呈现了更多非主流的人物与不合时宜的失败者。
也许可以这么理解余世存的创作目的，他似乎要从这上百个历史人物身上，打捞那些如今正渐渐凋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用以治疗这个“节操碎了”的时代。余世存在序言中说：“我请前人登上供读者阅读观看的舞台，让他们展示一生的片断瞬间，希望人们看到前人的高度，看到他们对自己、对人生社会的态度，其中很多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对人生社会的责任感。”
当然，我这篇小文不可能展览这百余位历史名人的跌宕人生，而我也刚刚读完一本《盗火与革命》。我或可不揣浅陋的取一瓢饮，谈几个心仪的人物，探讨一个艰深的话题，比如革命。《盗火与革命》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不懂革命，何以懂中国。
永远的谭嗣同
我始终觉得，谭嗣同是一个被严重低估了的人物，我所说的低估并不是指他的能力或是业绩，而是他的品格，庸俗点说，是他在历史中的位置。如果按照儒家所谓的三不朽来衡量一个人物，立功、立言、立德，谭嗣同起码要比同乡曾国藩更胜任。
立言他有《仁学》传世，在《仁学自述》中，谭嗣同痛批中国历史：“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自始至终，谭嗣同是有着砸烂一个旧世界的雄心与勇气的。
立德，他毁家纾难的壮举足以彪炳千古。当然，实事求是地讲，在塑造谭嗣同光辉形象上，梁启超老师亦有所贡献。比如谭嗣同留下的那首《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种恣肆狂放的词风，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风靡一时，号称“浏阳体”。但据小说家高阳考证，这首诗是被梁启超改过的。据说，谭嗣同的原诗本来是：“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梁启超改成后来的版本，据说有保皇的意义。
当梁启超劝谭嗣同一道出走时，谭拒绝了，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知己。”梁启超后来改成了“无以酬圣主”。几位日本友人劝告他去日本时，谭嗣同又拒绝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如果说谭嗣同立有怎样的功绩，也许就在于他的牺牲，他希望以死唤醒民众。起码对他自己而言，已经死得其所了。然而问题在于，他的牺牲能够唤醒民众吗？余世存将信将疑，他给谭嗣同的评语是：值不值得？李敖不信，他给谭嗣同的评语是：“可怜的谭嗣同，他竟认为对于变法，流血是必须的！”鲁迅也不信，他笔下的英雄夏瑜为百姓而死，而百姓则只想用他的血治病。这个夏瑜，是秋瑾，也是谭嗣同。
谭嗣同是不幸的，作为一个保皇党人，死去的谭嗣同变成了康梁们的旗帜，他慷慨激昂的言论变成了保皇派鼓吹宣传的工具。而最终取得胜利的革命派，也不大可能给这个曾经的政敌以公允的评价和应得的哀荣。然而谭嗣同也是幸运的，一个理想主义者，还有什么比求仁得仁更幸运呢？而谭嗣同的英年早逝，也让他的人生几近完美。他不必再经历如梁启超痛苦的思想转变，也避免了如康有为的晚节不保。也许谭嗣同并不在意这些，但他的牺牲却成就了这一切。
事后看来，谭嗣同真正可怜的地方，在于他竟天真的以为照搬西方立宪就能够挽救中国，他痛批秦政，却也低估了秦政的力量。谭嗣同还天真的以为他能够说服袁世凯，他执意赴死，也许正是要为自己的识人不明付出代价。自己把事办砸了，又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对于谭嗣同，当我们离他的距离越远，就会越少干扰，评价也会趋于公正。2005年有一篇满分的高考作文，题目叫做《永远的谭嗣同》，我在作者那个年纪，没有这样的认识。而对谭嗣同死得值不值得，很多中学生的答案是，不值得。
民族英雄光绪帝
历史学家黎东方说：“光绪皇帝是中国最命苦的皇帝之一。”也许他没有康雍乾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他也绝不是一个庸才，不仅如此，他还有着与他的身份地位不相匹配的良知。然而很不幸，他身处于中国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外有列强环伺，头顶上还有个“亲爸爸”慈禧。
历史学家余英时说：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还需要求助于康有为等人，他怎么可能主持变法，推行从上到下的政治改革呢？他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游离出来的一个分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人最初竟误把他当做是政治权力的核心。戊戌变法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喜剧色彩的悲剧。在光绪无能借助朝中清浊势力，只能依靠部门下层官员和边缘士子来变法时，他实际上是孤单地实施了一场革命。
在余世存看来，余英时的分析固然有理，但却忽略了一个掌握国家重器的理想主义者的心理。光绪确实一无所有，但他拥有名。我同意余世存的看法，皇帝这个名义是光绪最为重要的武器，尤其在传统文化中，名是权力合法化的来源。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助的就是天子的名，这让曹操征伐天下变得出师有名。而朱棣一生的心病，就是他的皇位来路不正。余世存说：光绪绝不是一个忽略细节的人，但他同时明白自己不仅活在形格势禁的皇宫之中。从光绪小时候写的诗就可以知道，他从小就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活在天下，活在历史里。
在这样的意识中，光绪宣布变法。有学者感慨说：在变法的短短一百天之内，这个曾经的窝囊废一变而成中国最富悲剧色彩的正面英雄。当时的外国观察家评价光绪说：“天才的那些个心血来潮及其相应优缺点他都有。他可以像凯撒那样生气勃勃地大笔一挥，威胁他的大总督，罢免他主要的保守派官员，引进中国人想到的最全面、最深入的改革。”这一切都让人叹为观止，假如没有慈禧的话。那位外国观察家这样看待他和慈禧的关系：“然而她却在一个女人面前落荒而逃，像逃避恶鬼那样害怕。”
从微观的角度讲，在慈禧羽翼下长大的光绪，也许有着老鼠遇到猫那样本能的恐惧，而从宏观的角度讲，光绪的对手不仅仅是具体的慈禧，还有整个官僚系统和传统文化，也就是谭嗣同口中的大盗与乡愿。当你没有足以与之对抗的力量，即使贵为皇帝，也无能为力。光绪的祖爷爷嘉庆皇帝曾经想过要取消官员的灰色收入，而他的军机大臣们告诉他，你这是与整个官僚系统为敌，绝不可能成功。改掉一项积弊尚且如此困难，何况要改掉国之根本呢？
百年后回望，当他的皇帝身份和满族血统不再刺眼之后，他终究成了今人眼中的英雄。李书磊说：“光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慈禧这样的妇人之手，却仍然保持着这样的血性和雄壮，能以二十八岁的经历率领一群新进的文人同强大得多的势力决战，正昭示了中国文明不息的生机。因为他是皇帝，人们在革命后的时代不愿言及他在变法中的主角地位，人们甚至羞于提到他的作用。因此我在这篇戊戌百年的祭文中要格外地称念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爱新觉罗•载湉的名字，以还他应有的荣耀。”
历史不能假设
光绪帝和谭嗣同的悲剧，不仅仅来自于他们变法功败垂成。还来自于他们生前身后的评价。变法时，他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守旧派，变法后，他们的战友康梁变成了革命党眼中的顽固守旧派。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下，维新派不再是进步势力，而只是妄图为清王朝续命的一味膏药。他们被夹在了从帝制到共和这两大历史板块的夹缝中。
不过最近几年，史学界开始流行某种观点，假如没有后来的辛亥革命，假如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成功了，假如中国走上了君主立宪的改良之路，历史会不会变得不一样呢？这之后中华民族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会不会避免呢？
这种历史观的一大作用在于给革命这个词祛魅。曾几何时，革命是那样的神圣和正确，孙中山最后的遗言便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时至今日，革命的含义在一些人心中发生了变迁。革命变成了暴力的代名词，变成了本可以避免的可怕事件，变成了中国历史治乱循环中那个乱的源头。而革命之后，人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对于这样的观念，余世存是不以为然的。在他看来，在“告别革命”一类的“知识正确”指导下的历史梳理，把革命党人的罪错放大到一种假设历史的地步，轻率地审断我们民族的先贤。这种“小丈夫”行径在当时也甚嚣尘上，今天仍然搅动历史尘埃。是的，当时就有人说孙中山是清朝的密探，有人骂过黄兴刚愎自用，有人说过章太炎是疯子……但就是这些各有局限的英雄圣贤合力推动了历史。
余世存说，如果论者在革命还是改良、法治还是武力中炫示自己的正确，他们实在不必去做大时代历史中的“扒粪者”。这些以为自己具有上帝一样完美之能、可以假设布局的史者，对于现实和历史都无真切的理解，而任意打扮我们的历史。
针对于“清朝走向君主立宪”这种历史假设，历史学家秦晖认为这假设是不成立的。在秦晖看来，君主立宪有一个前提，就是具有尊重虚君传统的封建制。所谓虚君传统，就是说君主并没有那么强的权力，所以君主的更替和王朝的更迭对社会影响不大。古代日本的天皇就是典型的虚君，权力都掌握在幕府将军手里。在虚君传统下实行君主立宪，让国王放弃本就不大的权柄，不是一件难事。
而中国的皇权可不是这样。自秦始皇以来，中国的皇权可以说权倾天下，所以每一次王朝的更替都你死我活。据说每次王朝更迭，中国都大约会死掉三分之二的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妄图让皇权放弃权力会有多困难，他们会担心放权之后死无葬身之地。秦晖评价说：“在一个没有尊重虚君传统的体制下搞君主立宪是非常之难的，我认为比搞共和还难。所以辛亥革命出现共和制我觉得反而是更适合于中国的历史逻辑的。”
所谓革命
在我看来，革命既不是一个褒义词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只是一个中性词，它客观地描述了那种以激烈的方式扭转历史进程的办法。到它该发生的时候就发生了。甚至我们可以说，这里并不存在某种必然性，革命的发生或成功也许仅仅是个偶然，出乎预料也难以阻挡。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他的著作《未曾发生的历史》中，假设了很多历史的可能走向，比如如果英国没有克伦威尔，比如如果希特勒占领了英国，比如英国没有去北美。结论是，历史的进程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这本书对历史决定论垄断性的盛行加以反思，并赋予偶然性以恰如其分的地位。
如今我们再来看待革命，我想恰如其分的态度应该是，既不赋予它神圣的光环，也不把它看成恐怖的阴影，革命就是一个不以我们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你爱或者不爱，革命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对于革命的阐述，最让我感怀的反而是一段虚构的台词，来自香港电影《十月围城》里孙中山之口。当然我们听到的是张涵予沧桑的声音：“十年以前，瞿云兄跟我在此讨论何为革命。当时我说，革命，就是为了让四万万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十年过去了，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我从他乡漂泊重临，革命两字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天再道何谓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九)：余世存的两种读法
至少有两种方式来阅读余世存的“立人三部曲”。先说第一种，许多年前，他刚刚出版《非常道》，我业余时间在一份杂志帮闲，隔空采访他。
当时，诸多盖棺论定大而无当却“无比正确”的民国史复述充斥耳目之间，在有结论没血肉的叙说当中，《非常道》是一股清新之气，不给出处，只讲故事，少了学究气，多了亲切感，人是活的，事也是活的，如夏日里，乡村树下，听老人讲古，一壶茶，三五人，一段光阴。“非常道”当时引发了一股类似的写作潮流，我记得有个诗人也编过类似的一本书。
就写作方式而言，余世存是在“道非常”，述而不论，给你故事，读者自行判断，故事是传主的，判断是读者的，而作者看似点将台上的将官，一声喝令，故事听凭调遣，他让读者在故事中能够知道，清人赵之谦刻下闲章“我欲不伤悲不得已”是因为人在中年，妻女在一月之中相继去世，而非今人所认为的文人风雅和闲情。他还让读者知道了胡适曾对唐德刚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冯友兰说他的高寿秘诀就三个字：“不、着、急”……
事实上，此类图书的编写看似无章法，信手拈来，娓娓动听，而实际上史料的占有、取舍、勾连都极其不易，而这份不易的背后，是余世存知人论世的人生坐标。
但他的新书“立人三部曲”，又别开一面，九层之上，更上一重，一改述而不论的开卷有益，开始评点人物，这不仅相对于资料的选择又有更高的难度，更在对这些人的“论断”。当然，这来自于他青年开始的“野心”，他要为自己笔下的人物“盖棺论定”。
这也是他所自称要做民国写作的“突围“，而这种突围在于，如何“不做百度或者维基百科的拼凑者，如何不做一种观念、时尚话语的表达者，或者政治知识正确的诠释者”。在三部曲中，余世存点评的人物不下百位。清季以降，各色人物如云烟过眼，或左右时局，或乱世留名，或天意难违，从位极人臣的曾国藩到传说流布民间的大刀王五，从自有纯德的黎元洪到海上闻人杜月笙。这百位人物，占去了余世存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而这其间的诸多遭际也会影响到他对于人物的判断和拿捏，毕竟，个人的遭际的变化，也能影响对于传主的判断，他心我心，最后都随烟云而散。
当然，这是另外的一种读法。反观历史，无非是观古鉴今，在读者对传主们发出赞叹之声的同时，寻求或治世、治身或治心之道。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在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和个人坐标。个人与时局，如同时代对弈，虽说落棋无悔，实则步步惊心。每一个人，余世存在探究他们与时代的周旋之道。
比如曾国藩，他几乎成就了中国历代儒生所能成就的最大功业，道德文章也堪称完人，但是这位儒家文化所结的最后一位“硕果”，所如何超凡入圣的呢？余世存看到的不是曾国藩的功业，而是他在“时”与“位”之间的拿捏。他的面貌永远模糊，“高山流水心自知”的背后，是他霹雳手段的极端残忍，“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儒总是让人感到君子之风仪，谁又能想到这一代大儒，官封毅勇侯，而民封“曾剃头”呢？
而这也是民国人物的另一个写法——名人八卦之外的自我镜鉴，此谓之“立人”。《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开始推出“百年家族”系列，其中涉及人物，与余世存的“立人”系列传主亦有重合，但目的相比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寻求个人在时代中的安身立命之道。
余世存称，他曾十余次看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和一部美国片，他“想到正常的社会人们都不失自醒，都有自信判断人间最错，他们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汉语作家的使命之一仍在于这种自立立人的开智启蒙”，从这曾意义上而言，那百位民国人物，真是应了黄仲则的那句“乾坤无事入怀抱，应是鸿蒙借君手”。
三百年来伤国乱，与世沉浮中，如何明心见性？
《盗火与革命》读后感(十)：换个角度看待历史，看待未来
鲁迅先生曾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些民族的脊梁，在关键的时刻脱颖而出，创造了我们中华璀璨夺目的文化，撑起了中国的历史，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意识形态或者政治需要，很多英雄烈士在历史的尘封中被人遗忘。在我们的正史之中，至少在义务教育课本中，我们能够看的英雄人物，也大多是符合主流价值的人物。当然，他们自然配得上英雄人物这一称号。但是，利用“二分法”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反面人物也曾经在历史上留下极其浓重的一笔，中国的历史，缺少了他们，就缺少了更深层次的灵魂，缺少了民族的灵动性。时至今日，曾经大名鼎鼎的人物，曾经为国忧民的人物，如今沦落到籍籍无名。惜哉，痛哉！
风起云涌之时，更是英雄际会之机。面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仁人志士乘势而起，创造了中国高潮迭起的近代史。正如余世存所言：平时不起眼的奴隶奴才一旦有了施展的平台，都表现出了不起的才能和德性。凡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虽然对历史人物的解读和评论是个冒险的举动，也很容易被时代社会的偏见产生误判，但余世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博览群书、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用另外一种视角，写就了《盗火与革命》，为这些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们正名，还原了近代革命者的真实画像，使30张模糊的面孔逐渐清晰起来。
——个体与整体
无论是在烽火四起的民国时代，还是在歌舞升平的当代，能够被历史所记住的人物，毕竟是少数。虽然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人民群众也是一个群体，也需要振臂高呼的弄潮儿，否则民意也只能是洪水猛兽。这也是个体与全局的关系所在。张静江，一个教科书里从未出现的人物，但却是一个胸怀天下，无私奉献的典范，虽然与孙中山并不相熟，但依然慷慨解囊，毁家纾难。如果没有张静江，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早日成功。也正是一个个的“奇人”，推动了中国整体的革命，成为扛起中华民族危亡的脊梁。
——思想与行动
马克思曾说过:“人是由思想和行动构成的,不见诸行动的思想,只不过是人的影子;不受思想指导和推崇的行动,只不过是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躯体。”黄兴，对中国改革的必要性认识相当深刻，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和世界眼光。他曾经发起创办《世界报》，希望人们以“世界之眼光为眼光，世界之生活为生活”。怀着对真理和理想的坚定信念，黄兴将生死置之度外，一次次发起自杀性的战役，终于迎来革命的胜利。“人类因梦想而伟大”，因为它拓展了人的自由，使人获得突破窠臼与成规的勇气，让人能够有力量去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一个满载理想的人，才是真正高贵的精神贵族。何为“贵”？不是锦衣玉食，而是以理想为核心的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的精神。近现代的先驱们犀利的思想，其锋芒不亚于星辰北斗。我们现在虽然处于日新月异信息时代，但思想不但没有同步，相比革命先烈，更多缺少的是自己对国家社会的理解和思考。
——侧面与全面
人们观察事物的立足点、立场不同，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人们只有摆脱了主客观的局限，置身庐山之外，高瞻远瞩，才能真正看清庐山的真面目。要认清事物的本质，就必须从各个角度去观察，既要客观，又要全面。比如在主流的史书中，对黎元洪、张作霖、杜月笙等人，贬大于褒。特别是对于黎元洪，余世存指出：生活在阶级斗争的年代的人一定相信，辛亥革命中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拖出黎元洪来做他们的领袖，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与软弱性”。但事实上，黎元洪以义无反顾的革命态度，影响了全国的立宪党人和开明人士。在武汉首倡的“军民分治”，开创民国党政分开、军政分开的先河；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称帝，断然起用自己的政敌段祺瑞镇压张勋复辟......我们认识事物的时候,经常受到自我视角的局限,所以看不到整体和全面,因为角度和思维方法不同,就能够产生不同的结果,而换个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和结果。
——视野与格局
真理在荒谬被证实以前，都只是暗室里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能彰显它的价值。阎锡山，在历史教科书中被描述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旧军阀、土财主。但就是这个旧军阀在陕西搞起了“编村”、“村治”等基层民主，推行的基层智力和农村土地村集体所有的政策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典范。此外，还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米兰•昆德拉曾说：“在时间的乱山碎石中流过，两岸的景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溪流将流向沃野还是沙漠。”这种超越世人的视野和格局，今人难及。余世存提出的现代化历史规律指出：必须有一批个体成员超越现成的社会结构，努力把自己发展成为跟国家社会同等高度的精神人格，以参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建设，民族国家才会摆脱传统社会的超稳定局面，而获得长足的进展。这或许正是他们能够名垂青史的原因所在吧。
——实力与作为
在规则模糊的环境下，只有具备了对规则说话的实力，才能得到规则的保护。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的乱世，在混乱声中能够引起大家注意的不是旋律的优美，而是谁嗓门大。这种大嗓门就代表了实力。要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自身过硬的实力才是发展的硬道理。宋教仁，24岁就翻译了《日本宪法》等10多部国家制度和法律著作，成为中国人中近代政治制度方面屈指可数的理论家，被视为宪法的化身。顾维钧，首次在国际讲坛上发表演讲，就妙语连珠，占据主动，最后“全场鼎沸，掌声如雷”。吴佩孚，在北洋参谋处测绘学堂以第一名毕业。蒋百里对日均意图和侵略路径的预言惊人的准确，并似乎看到了持久战、敌后特工队。即使混迹帮派的杜月笙，也削得一手好苹果，获得“莱阳梨”的称号。且不论这些人日后取得的成绩和后人毁誉，单是个人的能力已经足以让我们汗颜。无论是处于模糊不清的规则和制度之中，还是清晰地规则和制度中，自身素质和能力的高低，都决定自己的社会地位。今日不努力，明日悔过矣。
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指出：“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习主席强调，要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余世存的《盗火与革命》翻检的不是故纸堆，而是洗尽铅华、洗尽历史疑云，还原了一个个生动的历史人物。在还原的过程中，寻找出每个历史人物的光芒所在，为我们的道路自信点亮灯光，指引前行。
不管怎样，我们的确都应该换个角度看待历史，看待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