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一本由[美] 陆威仪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36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一)：《哈佛中国史1》 解读
关于作者
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李国鼎中华文化讲座教授。师从于已故的中国史学大师何炳棣，曾经在美国斯坦福、英国剑桥这些名校任教，主攻中国古代史，本套书的前三卷，秦与汉、南北朝、唐朝，都是陆威仪的著作。关于本书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一卷。陆威仪将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置于全球史、中国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观察，就这一古典时代的五个主要特征予以深入探讨。全书分十个专题，各专题又以时间演进为序，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中国秦汉二朝的概貌与演变，不仅覆盖广度令人惊叹，而且笔法精细，见解精到，为我们重新认识早期中华帝国提供了广阔而独特的视角。
核心内容
秦与汉对于中国，就像希腊罗马对于西方，是古典时代，这个时代形成的一些特点，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后来整个的中国历史，这些时代特征分别是：
1.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
2.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
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
4.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
5.农村地区富裕的世家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二)：读书笔记
本书我是在得到上听的。原文没读过，就印象深刻的几个点作记录，备忘。
第一部
1. 兵役
汉朝开始实行职业军人制度，此后该制度一直持续到满清灭亡，中国再未恢复使用全民兼兵。其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汉开国后深刻见识到了农民起义的极大破坏力，在内部培养这么一支会武力的潜在反抗者，那是自掘坟墓。
曾经一度我认为中国应该像韩国一样，全民皆兵，原因是既可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又可在战争来临时立即形成后备战斗力。现在想想，确实考虑浅薄了。
第二部
1，魏晋风流。风流本无意，寒门无进阶之徒。九品中正制下，上层实际被世族垄断，人才遂流向文化、宗教、思辨等领域，促成魏晋时期人文特质。
第三部
第四部
世族门阀经过五代十国，在北方民族大规模侵入的冲击下，终于消亡。宋朝彻底以科举取士，士大夫阶层崛起，承接了治理国家的历史使命。
宋朝永久的奠定了现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正是用文化认同来定义中华民族，而非血缘区分，造就了我们无比强韧的持久性。
第五部
此卷解答了困扰我的一个疑惑。挣扎的帝国造成了挣扎的士大夫阶层。皇权只要他们尽愚忠，而圣贤书中的价值观却要求他们为天下发出声音。作为曾经皇权的制约力量，在元明时期却失去了制度保障，皇权随意制定法外法，不经审判即可肆意凌辱不顺从者。故多衣冠禽兽投机取巧者，也多文死谏者。
第六部
历史真有意思，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从清宫戏满屏飞，在民间塑造清朝正面形象。突然之间又像进行了反思，把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一股脑儿全推脱到清朝。本书盛赞了清朝的功绩，疆土，人口，有效的统治。功过是非任人评说，是否客观公正都是一时之争，只有实实在在传承下来土地、文化，才是后来人忘不掉你的根本。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三)：读《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本书是《哈佛中国史》(全套共六册)的第一册，页数不多，3个晚上读完。
中国人看外国人写的中国史，很大的驱动力在于作者的视角和文化背景与中国人不同，往往会有新的见解，用不同的文笔作出不同的解读，这也是这类书籍吸引人的原因之一。
在本书中，作者把中国的历史做了一次大胆的“砍头”，夏商周一概不谈，直接称秦汉时期是中国的古典时代。这个观点仅仅是考察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应该没问题，如果放入整个中国史中，还是砍了一大截，有失偏颇。而整套丛书称为“帝制中国史”看来是恰当的。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时间跨度2000多年，也基本够用了。就像孔子时总结夏商周的历史经验，站在今天，我们也可以从秦汉时期开始总结。
本书认为中华帝国有五个特性，这五个特性在今后的2000多年持续发生着变化和作用，影响着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也影响着世界。实际上，作者也是从这五个特性出发，从不同的侧面来剖析中国秦汉时期的社会历史的。
在五个特性中，自己对豪强大族这一因素最感兴趣。豪强大族作为地方势力，对整个中国政局有何影响，对城市化或乡村生活、法律、军事的演变有何作用，同时，是否间接影响到世界，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
书中第4章写城市，在城市化的当代社会，可以对古人的城市生活管中窥豹，了解一下城市化给古人带来的影响。或许对当代的城市生活可以借鉴、反思。
本书重大的亮点，或者说个人最喜欢的章节是第10章法律。这一章的内容完全可以作为法制史的内容来看，或许是由于西方作者的法治文化背景因素促使其更关注法治，因而写下法律一章，或许是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法制的创制时期，法律尤为重要，所以作者用了较多笔墨。不管怎样，作者在本章中对法律的介绍比较详尽的，观点也是有说服力的。在“法律与语言”一节中，指出法律体系产生了他们自己的技术词汇和语法，精于此道是参与法律事务的关键。很有见地！另外也能让人联想到当代哲学对语言作用的判断。在“法律与调查”一节中，指出中国法官也应该是一位侦探。如果说，这是中国的法律传统，那么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传统还在。
书中的观点有些真值得商榷。如书中94页写道：“这显示出司马迁认为断绝和地方社会的联系，是创建帝国事业的关键。”无论是从文中引用的故事（项羽和刘邦能是否离开家乡）来看，还是自己通读《史记》后产生的感觉，都没觉得司马迁有这样的观点，个人认为这是作者将其观点强加给司马迁。作者的主观判断太强了，或者是太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作者将故事的含义随意引申，得出结论（而结论的内容又事关帝国创建的关键），然后说这是司马迁的。这个故事能显示司马迁的观点吗？司马迁会认为“创建帝国事业的关键是断绝和地方社会的联系”吗？这是历史观的问题还是写写无所谓？这可是关于“关键”的观点啊！
最后，书中207页有基本史实错误，大起义和朝代对应错了。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四)：中国史的基石：秦汉
作者陆威仪在写这本书时，感觉带着自己很多研究疑惑在写。因此，我在读这本书时，感觉顺着作者思路，剥茧抽丝般，慢慢了解了秦汉历史。在了解了秦汉历史过程中，也同步理解了作者针对一些秦汉现象独有的见解，进一步思考了秦汉与我们之间关系。
读毕，这本书确实很大程度上打开了我理解秦汉历史的视角。
当然，也有很多内容，作者承认还未了解真正原因，只是把问题抛了出来，和读者共享他的困惑，和读者一起思考。
本书结论性内容比较多，理解起来其实有点吃力，感觉只是理解了字句表面含义，而结论背后隐藏了很多很多内容可能需要阅读更多关于作者的著作。不知道是因为篇幅的原因还是因为其它，作者没有深入展开。
公元前31年，全民兵役制被正式废除，直到1911年中国最后一上帝国瓦解之后才重新出现。这种外来的风俗和周朝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后者造就了中华的文明。或者《商君书》中最令人震惊、最有意义的思想直接产生于这中观念：国家内何多余的人或事，其功能最后都变成自我放纵的寄生虫。就此而言，它树立了一种道德化的外观，即人们所称的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虚伪”性。因而，中华帝国其他时段的历史就处在一种以谴责指斥为特色的错误理念的笼罩之下，它致力于把一个为帝国统治提供了突出典范的人塑造成一个怪物。秦朝史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神秘的一段历史，特别是其灭亡的原因。
我们从教科书学到的无非是秦始皇的残暴，而作者从另一个角度告诉读者，这些理解都是后世对秦始皇单方面的贬损，后世朝代（特别是汉朝）政治性需要。从言语中，我能感受到作者对于秦朝这段历史的强烈好奇和其影响力的震惊。
作者惊叹，秦朝统一六国后采取的“统一标准化”的思想几乎接近的现代人的思维模式，具有开创性意义。同时，书中也讲到，秦始皇并没有焚书坑儒，相反的是，李斯将所有的书籍收藏于阿房宫供上层社会人阅读，只是为了控制民众思想而禁止民众阅读大量书籍，只能阅读国家允许阅读的书。最终这些珍藏书是因为项羽打进阿房宫后一把火烧没了。说实话，这点与我们一直理解历史确实不一样。
也正因为这些种种的迷团和矛盾之处，秦朝灭亡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迷。作者主要观点是，秦朝统一六国后，将用于统治秦朝原有人民制度用于统一后被收服的外来人员，制度无差导致内部矛盾的激化，同时，内耗民众能力这样的方式不再适用于统一后的秦朝。
本书还有一点，我尤其喜欢，作者的历史观更现代，更或者说作者更关注于“人”组成的社会这个因素。我能从作者在讲述秦汉历史过程中，不断看到现代我们中国历史或者中国人民或者中国社会影子，看到自己“从何而来”“为何至此”。
例如：作者在第一章讲了秦汉的农村社会。农业对于秦汉是至关重要的，它为战争等国家运转提供了可能性。作者以农村社会为基础讲到了中国人际关系的问题：
从孤立于社会关系网络来定义地位之低级乃至犯罪，说明中华帝国社会地位取决于家庭关系网络是否足够宽广。再例如：作者在第7章讲了秦汉宗族。在这一章节中深入讲了女性地位的边缘化和地位矛盾等诸多问题：
为了维护亡夫的父系宗法，一位妇女被迫选择杀死亲生儿子，而人们却为此欢呼雀跃。这个故事申诉着“公义”和“私爱”之间的矛盾，令人寒心，在这里，道德体系彻底地按照男性之间的传递来划定亲缘纽带。上述内容只是一些我记得住的观点比较明显的例子，而这些都让我看到了如今中国社会的影子，心中感慨道“原来如此”，原来这个社会一直就是这样，而如今的诸多现象都是经过了几千年的传承和巩固，不得不寒毛竖起，确实令人心寒。
书中还有许多许多令人惊叹之处，我也只是捡了一些记录，本书作者的写法与我看的第1本宋史大不相同，而本书作者这种写史的思路特别喜欢，这点也是我读史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作者的阐述十分符合我的期待，所以也很期待他写的其它几本啊，待读完全本后，再温故而知新。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五)：历史的不同角度
喜爱阅读历史书籍的人总是乐于看到不同历史书不同作者的看法与观点，从中找到能带给自己启发的角度与启发，就如《哈佛中国史》的主编卜正民在序言中所提到的：身处房间的人永远看清房间所处的位置与环境。而外国学者编著的中国史恰好填补了这一块空白。
这一套《哈佛中国史》别出心裁，并未如其他中国史一般以上古开篇，而是从秦汉开端，这样的开篇如果放到“帝制中国”的角度来看也无可厚非，且也格外符合中国人大一统与治天下的思维方式。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思想，秦国是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统一帝国，并且在公元前3世纪就完成了字体、文法、度量衡、币制、法律。秦朝无疑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朝代，并且为今后的帝制中国提供了标准与样板，但是同样秦朝的成就也早早固结了之后朝代的发展，就如作者在书中指出：“汉朝把经典儒家信条树为国家学术正统，并非是对秦代文化传统的一种反动，而仅仅是一种更为狭隘的表现”。在这方面，作者陆威仪无疑体现出了一种发展的流动的历史视角。
同样有趣的的还有作者选取的角度，从地理学的角度诠释秦这个大一统帝国表面上的合与实质上的分，这两点的有机结合令这段历史从秦汉开端，却又不止于秦汉，作者信手拈来的周朝与战国诸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为秦汉史做足了铺垫，让这段秦与汉的历史看起来更加水到渠成，如果说之前中国人治史多是从政治角度出发，那么这本书中，作者更加关注社会史角度，作者选择从地理、政治、城市、乡村、外部世界、宗族、宗教、文学、法律方面讲述了秦与汉的历史。有别于一般史书中，英雄豪强的历史，《哈佛中国史》更加注重的是普通平民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
作者开篇就以地理开始谈论中国，这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也让读者拥有了更宽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从中国学者角度看来的秦汉的繁盛在外国学者看来固有其固化之处，而作者更加着重的则是对于中国社会的解构，南北地理以及社会的差异，朝廷内外的权利分布，甚至家庭内部的权利矛盾，都在作者的分析中展现出不同的样貌以及不同的发展轨迹，就是因为在这些表现上甚至我们自身无法发现的矛盾中，中国社会走向了他由来有自的道路上。
当然，作者更多的是停留在对于历史史实的描述中，而不是根植于时代的内部研究历史发展的脉络，但是就如卜正民在一次采访总提到：我们并不是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这套丛书是想为西方读者提供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而不是用细节把读者淹没。作者在用一本书来描述延绵数百年历史的时候必然有所侧重，而在阅读过程中，西方读者会增进对于帝制中国的了解，而我们得到的是另一种不同的看待问题的方式。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六)：白话秦汉典章经制
历史书籍以征伐戡乱为经，以典章经制为纬。上下五千年和明朝那些事就是征伐戡乱的代表，按时间轴叙述重大历史事件和传奇人物，这样故事式地阅读很容易形成以今度古的倾向，索性有这样典章经制式的历史书籍，帮助我们理解历史是如何早就了今日。 本书的特点不仅仅是外籍学者对中国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它基本抛弃了历史年表，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阐述了秦汉帝国。这两个王朝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帝国的政治制度造就了早期的汉族文化内核，直到今日，这些观念还深刻地影像着我们民族，如宗族观念；文化同样反噬了政治，政治上提倡孝道，但豪强大族的出现又会威胁中央政府的权威。 此外，本书没有使用复杂的专业术语，相比黄仁宇讲十六世纪明代税收制度那本书，阅读门槛低了不要太多。 总之，本书对新手友好，有助于开拓视野，实在是良心之作。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七)：本书更像是一本秦汉史导论
或许是东西方历史研究的差异，在这本书中完全看不到过多的笔墨着色于个人，对秦始皇横扫六合的功业是非付之阙如，对汉朝几位伟大的君王—刘邦、刘彻、刘秀等也没有太多论述，就更不用说其他人物了。本书更多地是从宏观和整体上，去探讨秦朝两汉的地理政治学、政治军事体制、农村城市、文学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因篇幅限制，更像是导读。作者笔触客观，没有感情带入，人物也仅是宏观论述过程中所举例子的素材而已。
这样的写作能更全面、以更宽阔的视野的向读者传达秦朝两汉的样子，通过方方面面的考察，更多地以文化、制度为核心展开论述，而不以王权更迭、皇室争斗为主要内容，能更加立体饱满的呈现一个朝代的面容，对于汉朝的倾覆，作者也未归错于昏君无能，佞臣当道，而是归因于政府的军事和民族政策等等。当然，这样的结构给人一种杂乱冷硬，想包罗万象却又浅尝辄止的感觉，更加不符合历史爱好者钟情于帝王将相等风流人物，以及他们和时代的相互影响。
秦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秦汉之前，周朝实行分封制，战国后期，分封制逐渐瓦解，尤其秦朝在商鞅变法后，从分封制大步迈向了官僚制，从列国脱颖而出，继而完成一统。汉朝上承秦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到汉武帝时，帝国的权力已高度集中，皇帝通过任命庞大的官僚系统来统治全国，并牢牢将兵权握于手中。与此同时，随着帝国农耕经济的发展，汉朝的中产阶级——地主、乡绅等逐渐崛起，这些中产阶级通过宗族、相邻、姻亲的纽带，建立了牢固的根基和庞大的关系网，影响力日益巨大。众所周知，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即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顾名思义，所为中产阶级即是拥有一定数量的私有财产。在社会财富总量分配过程中，个人财产与国家财产此消彼长，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自治权利与国家统治权两者的此消彼长。秦朝在商鞅变法后，一切社会生产都围绕着军事而运作，连年征战加之庞大的军事存在导致税负极高，快速地消耗了国家和社会财富，使一般家庭难有多余积蓄。汉朝建立后，统治者主张休养生息，降低税负，鼓励农耕，地主阶级逐渐壮大，地方势力的强大影响了皇室权威，使得政令不达乡村。当然，汉朝时，统治者并没有像明清的统治者一样去极力压制民间财富的增长，因此，才有了各豪强大族。
权利和财富相伴相依，因此，对于集权的君主来说，只有消灭社会上的中产阶级，所有富人的财富均是因效忠君主而被君主赐予，所有人和财富的生杀予夺都在君主手里，才是完美的集权。然而，个人的力量始终无法扭转历史的潮流，国家权力和社会、个人权利始终在相互博弈，不论是以无休止的战争去消耗国民财富，还是通过政策和强制力甚至暴力统治去压制个人财富聚集，均非长久之策。如果无战争之情况下，徒有内耗，岂不妙哉？
嗟呼，夫人之智慧，穷尽宇宙，虽上之策昭昭也，然为苟六尺之躯，奈若何？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八)：新视角下的秦与汉
新视角下的秦与汉
文/米雪
从秦与汉着手，中国早期帝国这一概念，令人耳目一新。在这里，分卷编者陆威仪在《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中“将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置于全球史、中国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观察，就这一古典时代的五个主要特征予以深入探讨。”作为世界历史中的一份子，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探索离不开世界这一整体局面，《哈佛中国史》的第一卷《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以整体探究局部 “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中国秦汉二朝的概貌与演变”。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卜正民教授，是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正是他主编了六卷本的《哈佛中国史》丛书。《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一卷，由“擅长从政治和社会层面考察中国问题”的陆威仪教授编写。不同的视角，写同一段历史，给大家耳熟能详的秦汉历史提供了一个多角度探究和观察的另一种方式。
书中首先将秦汉历史分成十个专题，每一个专题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为读者首先梳理出一个关于秦汉历史的总体面貌，在每一个小专题又将这些板块进行细化，从而从多方面呈现出一个立体的中国，无论是概念上的，还是地貌上的，中国历史是世界里的一部分，将中国历史从“中国”扩展出去，置身亚洲历史当中，以远观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将眼观放在高处，有限避免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局限。在该书葛兆光教授的序言中，葛先生也曾赞同这样的写作方式：“……把历史中国放在亚洲背景之中，这或许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应有的趋势。”
历史上中国的版图一直在随着不同的统治者有所变动。《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第一章的《帝国版图》就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来探索中国。地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它不只是研究地表形态、河道或土壤类型，还研究人类塑造地理环境和被其所塑造的方式，以及它们在空间中相互影响的方式。”所以，地理学中的秦汉的帝国版图，不光是地理位置上的，还有文化、意识、人文环境上等多方位、立体的空间版图。书中说道，早期的中华帝国，几乎离不开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灌溉地所构成。水源是人类生存必须的生存条件，自古以来人类几乎是“逐水而居”，水源丰富、土地丰茂的地方确实是适合人类居住，加上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基本国情，土地和水源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水源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土地，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因为各种因素，在古代重农抑商一直是基本的国情，所以中国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情结。中国古代的老百姓一直以拥有的土地多少为“富有”的标准，有适合耕种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相对于商业流通，他们更喜欢把钱用来置田。人口的流动，土地的更迭，无不成为中国历史的另类的缩影。所以，书中说：“控制土地和水源，对秦、汉的帝国结构与其历史进程，都是最为基本的。”
以往在历史书中学到的历史，是朝代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更多的是着重展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这一套《哈佛中国史》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史，它更注重历史的整体性。它不是以某个人或者某个重大事件或者时间来进行叙述的，例如这第一卷它就将秦汉两个朝代融会贯通，以专题形式进行展现，书中甚至都没有着重去叙述某个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它注重的是“通”而非“细节”。如同化学中的“萃取”，提炼自己需要的，剔除那些不需要的。这样使读者一眼明了作者每一个“萃取”到的专题精华，这种写作方式，目的性强、易于归纳整理。
秦朝的最大的贡献莫过于统一，各种的“统一”为以后各个朝代都提供了可参考的模板；汉朝为中华儿女命名了一个民族，西汉、东汉的更迭，也为以后的统治者的治国方式作了“内参”，秦与汉的历史，可以说是古代中华帝国形式的框架，填充内容这种事儿，还需要后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可以完成的。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九)：《哈佛中国史》：“剑桥”之后，但看“哈佛”
文/吴情
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略有些歧义，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留学机构的招生广告，以名校为噱头，实际上，它涉及的是两套海外中国研究著作：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和哈佛帝制中国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前者由美国著名“中国通”费正清教授主编、多位海外中国研究专家参与编写，初版于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后者则是最近几年的作品，由加拿大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卜正民主编，陆威仪、迪特•库恩、卜正民、罗威廉分别撰写，其中，陆威仪撰写前三卷，后三人各写一卷。论及影响，前者更著，不过，从发展的角度看，哈佛帝制中国史反映了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大有后来居上当仁不让之势。
首先要明确的是，剑桥中国史和哈佛帝制中国史两套著作所论述的历史范围并不完全一致。剑桥中国史涵盖了中国的起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哈佛帝制中国史则是从第一个帝制王朝秦朝展开叙述，直至大清帝国的灭亡，因此它避免了对中国文明起源驳杂而又多元的探讨，有利有弊，暂且搁置。另外，剑桥中国史著述的年代，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地位非比寻常，而哈佛帝制中国史则囊括了最新的社会史和生态史研究。史学研究观点的调整，不仅是视野，很多情况下是叙述重心乃至结论的改变。更难能可贵的是，哈佛帝制中国史，还对西方海外中国研究中存在的某些思想倾向（比如欧洲中心论、进化史观）进行了深刻自省，梳理总结了学术研究的遗产和不足。
很多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坦言，中国研究的总量，几乎等同于一个欧洲。当然，这并非确切的说法。目前中国的疆域面积大略等同于欧洲各国的面积总和，而在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则处于时常变动的非均衡状态。有别的是，中国没有近代欧洲如此复杂的民族/国家认同；帝制时代的中国，其文化也非基督教神学一统格局被打破后西欧各国的文化差异来得显著。但是这样的感叹并非空穴来风，它至少暗示着，中国及海外中国研究的复杂程度非同一般。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首先面临语言和知识背景的难题，其次则是陌生的文化环境和人生经验，但同时也赋予他们以敏锐的感觉，促使其追问异域中的“无疑处”，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与一般的史学著作侧重政治经济史、人物事件史不同，哈佛帝制中国史以历史地理学为基础，侧重一种共时结构的研究（源自法国年鉴学派的启示），搭建起族群关系、社会、生态环境、文学艺术的创造以及科学技术的发明运用，同时持久关注着普通人和知识精英的日常生活。在方法论上，哈佛帝制中国史的多位作者虽然各自分工不同，但都注意到了制度的连续性，分析阐述时注意到了“瞻前顾后”，他们多从内部分析问题，兼以考察外因如何影响内因、内因如何渗透进外因，以及偶然事件如何造成连锁式影响，更多是以历史叙事补充追问所谓历史真实之类的论题。
长久以来，对于中国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占据了史学研究者的研究中心。然而，近些年，随着历史哲学对于历史本质和历史书写的探讨的不断深入，中国史的研究领域内，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原先的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较为成熟，无太多可以开拓挖掘的重大命题（当然，随着新材料和新的史学范式的出现，也可能会出现某些重大改变，推翻之前的某些论点），倒是先前多为人所忽略的历史地理学、生态史、社会生活史，因其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范式方面上的创新创造，在赢得更多读者的同时，也为学界日益认可，而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的撰写，正是建立在近些年史学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
哈佛帝制中国史的书写，很大程度上基于近些年历史地理学领域的进展。这些作者研究中国，并非以理论架空历史事实，而是以地理为经，文化为纬，描绘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如果将中国比作一个巨人的话。所谓“中国”，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有地理上的意义，也有文化上的意义，“中国”是一个时时变动的概念。四位作者抓住了“中国”这一概念，从中国领土的扩张与缩减，文化上的边缘、异域、他者被逐渐纳入文化上的中国（文明之国）两个维度，剖析了“中国”的复杂面貌及其形成、变化与发展，尤其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情形，比如元朝与清朝，以及它们如何进入正统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国”历史的正统叙述。
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在更多情况下是写给西方读者了解帝制中国的书。其中，不免涉及到许多西方读者并不熟悉的历史细节和历史人物，因此，中、外历史和历史人物彼此参照对比，让西方读者在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吸收新的知识（而翻译成中文之后，对中文读者认识西方，其实也有相似的作用），也就显得较为必要，而比较，恰恰又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隋唐五代十国被称为“Medieval China”（中古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西方话语中，这一段历史被视为“中国的中世纪”，此后的宋朝则开启了中国的近代。该学说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经京都学派发扬光大，广为海外中国研究学者赞同，国内学者中存在争议，此说是否有比附西方历史进程的嫌疑？再如《哈佛中国史第3卷 世界的帝国：唐朝》中，陆威仪论及诗人李白，将其与英国诗人乔治•拜伦进行参照，评论道，对李白诗歌的赞赏，“也往往变成一种个人描述，他的诗歌让人联想到他的传奇人生。于是李白与拜伦有了相似之处，其诗作中的英雄总是被阐释为作者自己，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作者的个人神话吞没了这些诗作。”还有《哈佛中国史第6卷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罗威廉在其中将中国清朝的士绅（英文对应词为“gentry”）与英国绅士进行了对比，他认为，“英文中的gentry一词会造成误解，让人联想到亨利•菲尔丁与简•奥斯丁小说中，穿着红外套猎狐的绅士贵族。但将它应用到中国并非完全毫无道理。虽然中国士绅没有世袭的贵族爵位，他们如该词之由来的英国绅士阶级一样，是拥有土地的精英，享有帝国给予的特权，且被期待着要负责掌管地方事务。中国如同英格兰一样，也曾经有过真正的贵族，到近代早期仍有留存，但在乡间已大致上被作为主导地方社会力量的新兴阶层所取代。”历史比较的过程，也是对话的过程，异域生活中不同的文化习得和人生体验，在比较的过程中展开了有难度却颇为重要的理解，从“以己度人”的初级阶段，逐渐过渡到“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stand in one`s shoes）。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很多时候因为信息不充分，容易以偏概全，自以为了解历史的全部真相，其实只是形成了自己的误解与偏见，而这套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则有着拨云见日的作用。发生在唐宋易代之间中国文化的内在转向被学界称为“唐宋变革论”，许多人以为，唐代女性比宋代女性拥有更多的人身自由，而南宋后，随着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女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束缚。而在《哈佛中国史第3卷 世界的帝国：唐朝》中，陆威仪写道，“唐代通常被描述成中国妇女的一个‘黄金时代’，和强调守寡殉葬、三从四德以及将缠足作为新时尚的后世相比，唐代妇女更加自主且更有权力。然而，这个结论只是部分正确，因为女性商品市场是唐代城市生活的一个显著部分，并且以纳妾的形式将这个市场转移到家庭之中。这些变化都是中国妇女地位下降进程的一部分。”又如罗威廉在《哈佛中国史第6卷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中对孙中山神话形成的阐释。晚清民国时期积极推动“革命”的孙中山，在国民党的正统叙事中无疑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一呼百应”，但从本书的叙事中可以看出，孙中山之前参与的革命实践都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期间他不在中国本土，而是流亡海外，等到革命基本成功——多省宣布独立于清廷，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孙中山才回到中国。因此，以孙中山本人的直接参与或间接作用视为革命成功的原因的解释，并非完全坚不可摧。他总结道，孙中山“最适合作为宣传者，和其他革命分子间的中介者，以及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象征”，而此后，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都毫不例外地将国家的合法性极大程度地建立在对孙中山的“追认”上，可见作者所言非虚。
帝制中国历史上，典籍中存在着不少对超自然现象的描述，其往往与当局的意识形态相连。对于所谓的“龙见”现象、“天降祥云”等论述，现代读者该如何认知，往往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问题。“站在古人的角度想问题、办事情”当然是一种可靠的方法，但说容易做起来难。在现代科学至上的年代，轻易地将这些论调斥为封建迷信不费太多精力，也是流行的做法，但在卜正民看来，“元明时代的人是否相信龙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在观察对他们来说重要的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最简单的处理办法是把龙见归为集体癔症，但这并不能增进我们的认识。更有趣的做法是把它们当做隐喻，即描述极端气候的符号”，同时，也不能忽略“见龙的心理状态和政治影响”。他还进一步反问道，“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果真能像我们自以为那样的豁免于过度诠释吗？我们自己不也认为坏天气不仅是坏天气，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表征吗？这何尝不是我们关于宇宙乱序的认知？”言语之间，对科学至上主义和现代人的傲慢，表达了疏离和质疑的态度。
尽管帝制中国史的研究对象是确定的，但在不同的研究者笔下，呈现出的面貌难免有所不同。哈佛帝制中国史的四位作者：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迪特•库恩（Dieter Kuhn）、卜正民（Timothy Brook）、罗威廉（William T. Rowe），两位是美国学者，一位是德国学者，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学者，各自的求学生涯和人生经历都不一样，对历史的体悟也不尽相同。如果说文学家有所谓“风格”或“个性”，那么，历史学家，想必也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格。陆威仪在前三卷里各为文学专辟一章，触及文学自身的历时演变，也考察了文学文体变化中反映出的社会思潮，颇有“诗史互证”的意味。迪特•库恩则擅长宋朝思想文化、人生礼仪的研究，对于宋朝转向过程中的物质文化创造，以及城市化、商业化的探讨，令人击节称赞。卜正民则是个卓越的“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能在大历史与小个人之间来回无缝穿梭，不禁令人想起了他的《杀千刀》《维梅尔的帽子》等作。罗威廉则是善于思辨的历史学者，对于历史事件的体考察常能见微知著。
中国国内学者生活在中国，研究中国的有力条件便包括娴熟的母语能力、相似的生活经验。当然，这些有力条件某些时候会形成认知盲区，使“当局者迷”，不易看清屋外风景。因此，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他们的存在，则为中国本土学者和读者认识中国，提供了第三只眼睛。西方的学者多擅长理论模型的建构，以此来解释具体的现象，比如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陆威仪的“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理论，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主张，黄宗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说，彭慕兰的“大分流”等等。当然，他们建构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有限解释力的难题，总是存在着例外。但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确实是耳目一新。
哈佛帝制中国史系列继承了先前剑桥中国史系列写作的某些遗产，比如多人分工的书写传统，各自结合个人专业所学，呈现出最精彩的论述，而非勉为其难地涉猎自己不很熟悉的领域，这对国内某些动辄书写中国全史的学者（让人怀疑其有多少创见）来说，毋宁是个学习榜样。同时，它还避免了某些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争议，不空泛地给出个人看法，而是论从史出，言之有据，比如罗威廉对孙中山神话的解读，又如他对太平天国作出的、迥异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的阐述。
另外，哈佛帝制中国史还反省了西方中国研究中存在的某些思想倾向，如可疑的欧洲中心论、历史目的论、进化史观等等，比如所谓中国帝制时期极为漫长，中国内部缺少变化动力之说。但所谓的漫长，其实是相对西欧中世纪而言，而哈佛帝制中国史的作者们看来，评价一制度，无论是具体的税收制度还是政治体制，体制本身是否能达成创立之处的目的、维持社会稳定，才是评价的最终标准，而非以未来的发展界定过去，当然，除非那是个奥威尔式国家，那里，“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从根本上说，过去，始终是独立的存在，它从来不是未来之目的（历史目的论恰恰认为过去的目的是导向现在）。“剑桥”之后，但看“哈佛”，愿这套哈佛帝制中国史，不仅能给中国读者以知识的补充，还能在潜移默化之中给予智慧上的启迪。
《哈佛中国史0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读后感(十)：《哈佛中国史 早期中华帝国 秦与汉》，读书笔记
中国的历史是否看一遍就够了，为什么要一遍又一遍的看呢？我们所学的历史，是记载历史事件的历史，除了为应付考试需要记住几个具体年份之外，其余的历史顺序只要了解的的确不需要一再看下去，无非就是三家分晋、战国七雄、合纵连横、秦灭六国、始皇称帝、二世而亡、楚汉相争、乌江自刎、刘邦立汉、吕后争权、文景之治、武帝征伐、外戚夺权、王莽斩汉。但是还有一种历史，是从更宽广的角度看历史，时间缩短（把神话传说驱逐出历史）、空间放大（超越中国传统疆界）、全面分析（分析历史事件背后的意识、立场与根源，从不同角度分析同一事件），这种历史就值得一读再读了。
首先什么是中国的起源，最宏观的概念就是在现有中国版图上过去曾经拥有的各个文明都算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概念明显是有问题的，从世界历史观而言，在叙利亚、伊拉克与利比亚领土上的罗马遗迹算是罗马文明还是算阿拉伯文明，英国的历史英国追溯到1066年威廉一世还是应该再往前追溯，维京海盗？盎格鲁撒克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三星堆的历史算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还是古代巴人的历史？虽然从政治角度而言越往前推越有好处，因此才有了国家支持的夏商周断代史研究，从结论而反推原因，努力把中国的历史推进到夏朝以符合五千年文明的需要，可是回到春秋战国，那里的人可能自称秦人、齐人、楚人，但是一定不会自称中国人。直到秦建立统一的帝国，统一度量衡、文字、法度，初步构建起了属于自我的民族意识，一个“中国”的雏形才算是形成，并且在未来两千多年中不断发展，形成了现代的中国概念。而在整个演进过程中，一直在变化的就是三个概念：国家、政府、公私。
其次是为什么要看外国人写的中国史，看中国人写的不就足够好了么？这里可以引用书中的一段：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 。我坐在房间里面 ，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 ，而你在房间外头 ，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 。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 ，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 。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
一个国家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就是地理的结构，在中国地理的结构将整个国家划分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又可以划分为函谷关以西（关中，秦国）、函谷关以东（关东，晋国以及后来的韩赵魏）、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齐国），长江流域可以划分为四川盆地（如果从秦国的角度也可以算作关中）、长江中游（楚国）与长江下游（吴越），黄河流域的文明发展明显高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就是关东地区，可以说其他的文化都是从关东辐射出去的，但是先发不等于先到，到了战国后期，真正有实力的就是坚韧的秦国、辽阔的楚国与富裕的齐国了。
在秦汉以前，中国属于分封制，权力分散在各个地方豪强手中，他们在自己的封地中拥有完全的行政权力，诸侯可以对抗周天子，而大夫们又可以对抗诸侯，整个国家构建在贵族体制之上，祀与戎就是贵族主要的责任与权利。这种制度的建立部分原因是因为相对落后的农业（土地出产有限）与军事科技（以青铜与战车为主的兵器只有贵族才有财力掌握），但是到了秦国后期商鞅变法，开始着力改变这种体制。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将这个秦国打造成一个完美的机器，剥夺所有个人的权利，将所有的权利集中到王权手中，通过全民征兵、收税、发动民众管控社会秩序，剥夺了贵族与城邦手中权利，将国家的管理能力渗透到每个个人，同时打碎了家族概念，确保每个个人相对国家都是弱小的并且要屈服于国家的威严（连商鞅自己也不例外，所以才有作法自毙之说），民众都是君主的耳目，而君主是法律的唯一来源，同时军事科技的发展（铁器与弩的发明）又使得普通的步兵开始夺去战车与骑兵在战争中的主导权。在商鞅的手上，秦国国家的实力开始大幅度增加，问题是国家实力增强了，就可能产生新的权势阶层从而威胁统一的集权，强大国家削弱人民是商鞅所主张的，对此范睢开始主张扩张。在此之前秦国发起的战争以获取具体利益为主，再次之后秦国的国策就是尽力削弱敌国的战争潜力，力图最终吞并对方。对外征服需要大规模的发动本国的军事力量，而军事行动本身就是对王权的一种加强，而削弱敌国的同时也削弱了国内潜在的地方势力，因此中国的帝国时代从秦国开始起步了。
相对于发动了全国力量的秦国，其他诸国很明显无法抵抗（就好像发动了全体民众的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对抗反法联盟战无不胜一样），这不是来源于某一个杰出的君主（比如嬴政）或者杰出将领（比如白起），而是一种先进的国家组织相对落后的国家组织的胜利。但是问题是在秦国取得天下之后为什么又很快失去了，从汉朝开始对此的定位是秦国暴虐，用此反衬刘邦是正义之师。由于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国家制度，因此不能说是制度问题，而只能把暴虐的名头加到秦始皇本人身上。问题是秦始皇为什么要驱策天下？嬴政自然不是一个无能的暴君，否则他也不会消灭权臣并夺取天下。这里有两个可能的因素，首先在秦国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情感，也就是秦国人会划分秦人与外人，秦统一天下是以秦人统治其余六国之人，被统治者的反抗就会从原本的贵族蔓延到普通的民众，其次秦国削平原本国内地方势力的方式就是通过大肆发起国家一级的行动而发动普通民众，在统一天下之后，对待六国之人，依旧采取了相同的政策，驱策六国的民众投入大量国家工程，包括水利、道路，以及对外战争与边境防御工事修建，这种方式需要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掌控，嬴政本人自然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嬴政遭遇了历史上最传统的继承人危机，也就是一个超级强势君主的继承人一般都比较软弱，而嬴政本人又没有像他自己预期的那样长寿，以致于嬴政死的时候，六国的势力还没有被磨平，而暗弱的胡亥自然无法掌控形式，最后二世而亡。对于秦始皇的另外一个指责是文化的破坏者，不说统一文字对于中国文化带来的好处（李斯与赵高书写了标准文字，从此中国开始有属于自己的统一文字了），焚书坑儒更多的目的是统一思想而非消灭文化，从这一点而言与后世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没有什么区别。具体而言在汉朝初年各种典籍与早期的学者都是来自秦朝的，如果秦始皇真的要消灭文化，那么以他的魄力与执行力，自然可以做的更加彻底。
汉朝初年，六国的分封制度又开始抬头，搞得太大的项羽比不上步步为营的刘邦，但即使是刘邦也需要通过分封笼络功臣。幸运的是秦国已经打下了统一的基础，一支忠于中央的强大职业军队被建立起来，因此当汉景帝决定削藩并引发了七王之乱的时候，中央有足够的实力用武力削平地方诸侯，从而把中华帝国之路引上了正途。在此之后，汉朝开始摆脱了传统的秦朝模式，具体而言就是摒弃了普遍义务兵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农业人口的直接控制，开始引入职业军人，通过文化而非军事寻求政权的合法性，建设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这个精英阶层通过为皇帝服务构建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与地方权势，因此将致力于维护帝国的权威。经过汉武帝的加固，皇权开始不可撼动，以致于权力开始从地方向中央集中，从传统的官僚集团（从士大夫阶层发展而来）而流向皇帝身边的近臣（外戚、宦官），即便在王朝末期，虽然具体的皇帝可能被人挟持，但是对皇权本身从来就没有产生质疑。
从汉朝之后，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功能体开始展现了其重要性，一方面，皇室的权威需要通过城市的规划来体现，另外还有防御的需要，这就是城的部分，另外一方面，扩大的疆域增加了流通，需要一个集中的场所来进行交易，这就是市的部分，所以古代的城市多数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居于中央的行政功能加上专门划出的交易场所。行政功能部分需要与其他地方隔绝，尤其是皇城，因为中国皇帝的威严需要通过神秘感而不是像古罗马皇帝一样的公开表演来树立，这种用神秘感来保证权威的方式一直延续到后世，而有固定格局的建筑也是身份与地位的表现，比如汉朝流行高高的望楼，身份越高，望楼的高度越高，除了传统的警戒与监视作用之外，高高在上的望楼也是一种身份与威严的象征。而坊市则由严格的规划，一般是一块四四方方的区域，分成几个方形的坊市，中间或者四周是城市管理部门用来维持秩序的望楼。
在秦汉（其实从战国就开始了），商人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其聚敛财富的能力使得其中的佼佼者可以过上让顶级官员都羡慕不已的生活，而这种财富对于官员的操守以及安分守己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都是一种强烈的诱惑。作为官员而言，享受着高高在上的社会等级，但是却不能过上同样高高在上的富足生活（这一点与春秋时期的大夫是有巨大差异的，因为帝国时代的官员只能靠俸禄生活，而对于皇帝而言，俸禄是他不得不从自身财富中拨出的让官员为自己服务的开支，这种开支自然越少越好），这种内心的不平衡使得他们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具体的措施之一就是古代商人地位的低下，在后期，商人的后代没有参加科考的权利就是一种具体的报复。
在中国，家族的变迁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尺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家族的势力庞大，秦朝为了加强国家管理，并且更多的收税以及征召兵员，将家族的势力打散，变成一个个具体的家庭，但是到了汉朝之后，家族的概念重新复苏，几代人居住在一起，通过父系的纽带连接在一起，有共同的祖宗崇拜，家族中得每一个成员都有义务通过做官、经商来加固家族的地位，官府的管理截止到家族层面，家族内部事务超脱了政府管理的范围，被驱逐出家族是非常严重的惩罚，而普通的农民是大小家族的附庸，不属于任何一个家族的游民在强势的政府与地方势力面前不堪一击。这种形态维持了两千年，直到现代社会才重新打碎了家族，回归了秦朝曾经有过的家庭概念。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宗教，中国古代的宗教设想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属于生的世界与属于非生的世界，非生的世界既是一种寄托，也是一种警示，对于国家而言，这个非生的世界就是天（秦朝时的五帝，汉武帝时候的太一与后土，后世的天与地），是皇权的神圣性来源；对于家族而言（包括皇族），这个非生的世界就代表着世代祖先，正是这些祖先带来了家族的荣誉；对于个人而言，这个非生的世界寄托了对来生的期望，让不可避免的死亡不至于那么令人恐惧。两个世界的连接点，在一些祭祀的场所（庙宇、神位、祭坛），或者通过一些有特殊能力的人（灵媒、巫术），或者是在遥不可及的远方（昆仑山、蓬莱岛），还有就是墓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需要为去世的人营造一种如同生前一样的奢华环境，虽然这种营造的后果往往是墓主被挖掘财富的盗墓贼曝尸荒野。生的世界被非生的世界围绕，即便是后来的宗教，最终也会落入这个生与非生的范畴中。
汉朝，在看中国的时候就不能不重点关注北方边境，由于国内局势基本安定，因此在国内常驻军队变得意义不大，但是在边境却需要长期驻扎军队，这些军队的来源自然不能是传统的来自普通农民的军役，军事技巧的要求与长期驻扎的要求都催生了国家的常备军。汉朝北方的主要威胁是匈奴，几乎在中原建立统一王朝的同一个时期，匈奴也建立了统一的王朝。在传统上，匈奴是部落制，游牧的特征使得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积聚起远远超过其他人的财富，因此各人之间的平等程度远远高于农耕民族，这种游牧民族以部落为单位，部落之间的战争决定了相对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是伴随着一个杰出的军事领袖的诞生或者去世而不断发生变化的，但是到了汉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对汉朝进行成功的攻击之后，汉朝决定采用进贡与和亲的方式维护边境的和平，而当时领导匈奴的单于就通过这种进贡与和亲建立了自己稳定的权威与凌驾在其他部落之上的军事实力，因此匈奴也开始实施世袭的单于，以及在单于之下领导各个部落的王，也出现了同样的宫廷斗争，也最终亡于这种宫廷斗争。对付匈奴，最好的军队是骑兵，但是汉朝本身培养骑兵非常不易，因此到了东汉，出现了事实上的雇佣军，也就是雇佣少数民族（羌、乌桓）协助汉朝作战，这个与古罗马雇佣日耳曼人作战的性质是一样的，最终的结果也非常类似，古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于反叛的哥特人军团，而汉帝国之后就是不断入侵中国北方的五胡，这其中很多都是原本的雇佣军骑兵，比如曹操的军队中骑兵的主要组成就是乌桓人。东汉灭亡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非常无奈的，为了对抗来自北方的威胁，必须在边境屯驻强有力的武装，这种武装又雇佣军、刑徒与长期的职业士兵组成，这些人只会忠于他们的直接领导，到了东汉末年，各个州牧掌握了招兵与赋税的权力之后，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军阀，军阀的争斗导致东汉的灭亡，但是胜利者最终也没有能够敌过来自北方席卷的力量。幸运的是，中国占据了地理优势保住了半壁江山，一方面催发了南方的文化，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复兴埋下了种子，而纵深不足的西罗马帝国则在一次突击之后直接覆亡了。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故事了。
在古代中国 ，法律是一个多变的词汇 ，与生活的很多方面联系在一起 。它是和宗教信仰 、宗教行为紧密相连的一套权威主张 ，是国家借此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社会的一系列法则 ，是确保长者权威的一套延伸的家族结构 ，是一种语言形式 ，是一种职业类型 ，是一种把某些不利的人口因素驱赶到边疆前线的方式 ，也是一种招募劳力为国家服役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