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是一本由一苇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51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故事》读后感(一)：我为什么这样讲中国故事
我为什么这样讲中国故事
一苇
《范丹问佛》这个文本，有必要说明一下，我为什么这样讲。
一、关于哑女的处理
很多文本中，哑女原先没有出场，但是我的文本，写哑女施粥。
让哑女出场，为范丹施粥。后头范丹回来，哑女在阁楼看见，走下来说：“爹爹，问佛的人回来了。”我认为这样呈现故事蛮好的，为什么呢？正因为范丹开始了他执着的寻问、追索，并在这寻问追索的过程中始终心怀善念，他的世界因此发生改变。哑女的变化，体现了这一改变。
同一个故事，不同的人讲，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讲述，都会有微妙差别，这些微妙的不同，源于讲故事者对故事的理解。我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
二、关于蔡员外的反应
哑女开口说话时，很多文本写了蔡员外的反应。但我省略了这一点。
我当然也可以讲蔡员外，说他觉得惊讶，再描写他的心理，然后再与范丹说话。但是，讲故事这件事，其实也与写小说一样，你可以不把所有表情、心理、话语写出来，听故事的孩子完全可以想像，现在的述写方式，正是在与孩子们讲故事的互动过程当中确立下来的，在这之前的初稿，恰恰有对这位父亲的心理描写，但实验的结果，是这打断了孩子们听故事的乐趣。
三、白老鼠的问题
有些文本，白老鼠是佛祖派来的。我没有写白老鼠的来历。
我觉得好的故事，有想像空间。白老鼠如何听见的，我没有讲，这有无数想像空间。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无须实写，倒是后头，必须让范丹见到佛爷，而不是当值罗汉。
范丹必须见到佛祖，我认为这很重要。这是我的选择，我选择这样讲。见不到佛，就不能叫范丹问佛。
另外，关于佛爷打卦问事，我到山上玩，山上有寺庙，佛前就有人在打卦问事。
有些版本讲白老鼠是佛爷派来吃范丹的米的，我不实写白老鼠是怎么知道的，尤其不实写它是佛派来的。白老鼠，在我心中，是个有点神秘的意象，鼠从来是它自己，鼠不是仆人。
四、米升的问题
米不能满升这件事为什么没有后续交待？
关于米不能满升，那是范丹原先的命。但他后来改变了这个命。所谓人的命运，可以因积福、积德、或做其他有益于人的事而改变。这是中国民间的一个信仰。
米与钱财一样，都是象征。
五、范丹的叫化子身分
有些版本，这范丹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孤儿，人却很有志气，他不偷不窃，不乞不讨，凭力气开荒种地。我的版本，范丹是个穷叫化子。
我给朋友的回应是：故事自有世界观，故事自己呈现它的思想。每一个故事都有自己独特的灵魂，我努力尊重这一点。
范丹绝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穷叫化子”是一个故事意象，正如“长工”是一个故事意象一样。我直觉“叫化子”这个意象与范丹这个人物更契合，你不要笑哈，真是这样的。我读过另一些范丹故事，在中国文化中，范丹确乎是个穷叫化子，他不是长工。金庸的洪七公，也是叫花子啊，你能说他游手好闲？
昨天我朋友果子与我讨论，她说范丹都十八岁了，还讨饭，不去干活，这样给孩子讲故事有没有问题？这真不必担忧，我给学生讲范丹，孩子们都爱范丹的，他们才没想这么多呢。故事开始就说了，范丹没有父母，孤苦零丁，一个孤儿没大人照顾，只能去讨饭，孩子们都很同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长大了，生活也只是惯性般过着，然后他看到别人成家立业，也想改变一下——作为一个穷叫化子，他能想到的，就是把讨来的米装入米升存起来，这情节流转顺理成章。
我想，孩子听了这个故事之后，绝不会想要去做游手好闲的叫化子的，我很相信小孩子有理解故事的能力。我曾经问我的学生，喜欢不喜欢范丹，觉得范丹这人怎么样，我还记得李申奥小朋友说：“我喜欢范丹，因为他说话算数，对人又很友好。”我觉得有理，于是拿这个故事上班会课，给学生讲诚信、友善之重要。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普世价值，永不过时。
我深爱范丹，爱他浑然天真。
我故事中，范丹原先是叫化子，没错，我选择这么讲的。担心孩子世界观受影响的家长，我再次表示，我用人格保证，这没有问题。这个故事，乍一看，有人觉得它宣扬宿命论，或者不劳而获。我要说，恰恰相反，不是的。
我之所以一再讲这个故事，不仅由于我认为当代孩子需要听这个故事，而且也因为我自己，我真真切切需要这个故事。
如果范丹一开始就在努力，却“命中注定八合米”，这才不合逻辑，也不公平。如果这样讲，我以为，他后来命运改变就不大说得通，这个故事的主旨也会削弱。
正因为范丹原本是叫化子，叫化子不劳动，只乞讨，所以“命中注定八合米，不能让他积满升”——说是命吧，有原因的。他看到人家娶妻生子，也想娶妻生子，这是人之常情，穷则思变。没错，他也看到人家劳动，可是他没有去劳动。这是惯性，也叫浑然不觉。之所以故事没有讲他看到他人劳动，只让他在这惯性中浑然不觉，因为这就是范丹啊。这就是独一无二的范丹。这就是他的人生轨迹。他不是旧社会的被剥削的长工，也不是外国那个给人补鞋的孤儿。他就是范丹。一定要范丹一开始就工作，那他不是范丹，命中也不会只有八合米。好了，这个问题，说到这里。
六、先人后己，范丹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很多其他文本里面都有二选一的选择题——问别人的事还是自己问事，只能选一样。选了替人问事，就不能问自己的事了。我的故事中没有这道选择题。
我有意淡化了这个问题。
佛爷问他：“你问自己的事，还是问别人的事。”范丹说：“先问别人的事。”这就够了。
范丹并不是有意识地先人后己啊，你又怎能在文本最后将这个行为归纳为善呢？
这个问题，我还是用我学生的话来回答吧！
有学生说：“我喜欢范丹，他说话算数，又待人友好。”又有学生说：“我觉得范丹比唐僧强，唐僧把人家的事忘掉啦！”有个聪明的女孩儿，这么说：“老师，我觉得范丹很棒，故事里其他人都第一时间关心自己。”
七、我的文学水准
文学水准这事儿，见仁见智吧。我认为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对于文学，我有自己的理解。《范丹问佛》的文本，有人说我的初稿比定稿好，但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定稿的这个文本还是不错的，虽然远不完美，但范丹这个故事适合这样写。在我心中，这篇作品天然纯朴，返璞归真。
《中国故事》读后感(二)：有什么东西在《中国故事》里复活
有一阵，我觉得应该给这个每天念叨着海绵宝宝、小猪佩奇、超级飞侠的孩子看点中国动画，当然，天天在电视上巡回演出的熊大熊二除外。我也觉得，应该给她讲点传统的中国故事，让她知道在吧啦吧啦小魔仙和苏菲亚公主之外，还有田螺姑娘、月中嫦娥和东海龙女。
我找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九色鹿》，以及上世纪60年代的《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这都是经典的然而画质已经有点糟糕的动画片。而在故事书方面，还真没有太多发现。仅有的就是台湾汉声出版社30多年前出版的一整套《最美最美的中国童话》，收集了362个故事，一天讲一个，一年正好讲完。
后来，看到“一条”在众筹《中国故事》，果断参与。因为喜欢“中国故事”这个书名，也被作者一苇花几年时间整理重述中国故事的虔诚所打动，以及，先睹为快的《范丹问佛》。我喜欢这个故事的自然和质朴，而且，它带来了一种奇妙感受，好像小时候的什么东西在故事里复活了。
一个月后收到书。看了几篇后，各种记忆纷至沓来。想起童年时每到年初一晚上，妈妈总要念叨，今晚老鼠嫁女儿，早点关灯睡觉。她说小时候最怕经过村里某个拐角处，因为那里的房顶上坐着一个长竹竿鬼，专门吓唬路人。而我小时候最怕的是口口相传的“水鬼”，据说它一个晚上要跳十八口塘。那些淹死的人，都是被水鬼拖走了……
我很羡慕一苇，她有一个装了一肚子故事而且极能讲故事的盲爷爷。他讲罗隐生成个乞儿身，却长了一张皇帝嘴，金口一开，说什么是什么。他讲姜子牙倒霉，只能去卖咸鱼，咸鱼淋了雨水，竟一条条活过来，泼啦啦顺着雨水，跳到河里去。
回忆起来，我小时候似乎就没碰到过一个特别能讲故事的人。或许，讲故事在那时已经成了一种快要失传的技艺，或者，电视时代的到来，代替了这一最古老的娱乐方式。不过，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儿童，还是会知道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因为当时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故事书。所以，我看《中国故事》，觉得大部分的故事似曾相识，小时候肯定读到过，不过记忆只剩一鳞半爪了。
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一开始读《范丹问佛》时会有一种类似于“复活”般的奇妙感受，包括拿到书后的阅读过程，这种奇妙感受一直伴随。复活的不仅仅是小时候读到过的故事，还有故事带来的中国民间气息———我们曾经熟悉然后遗忘的东西。
其实，也可以将“气息”上升为“精神”，不过，精神这么形而上的词汇，还是留与专家学者去解读，而气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就如乡村的炊烟与薄暮。
读到《十兄弟》一篇，惊叹于民间夸张的想象。兄弟几个想烧鱼吃，没有柴火怎么办？这时老八来了，老八是个大脚板，听说没柴呵呵直乐，他前天上山打柴，脚底板扎了一个刺，正好可以挑出来当柴火。他往脚底板一挑，挑出一棵大椿树。不一会儿，鱼烧熟了。老九是个大嘴巴，他说先尝尝这鱼香不香。他只尝了一口，七八十斤鱼还不够塞牙缝呢。老十看鱼没了，气得直哭。他是个大眼睛，一哭不得了啦，大雨滂沱，发起大水……
读着读着就想起以前采访过永康一个唱鼓词的盲艺人，他叫李世林。敲着一面小小的牛皮鼓，打着两块竹响板，他给我唱了一个小小的滩头，他说是类似于《笑林广记》里的东西：“敲起鼓板响堂堂，杭州出了个大姑娘。杭州城头当凳坐，钱塘江来当浴堂……鞋头尖，当戏房；鞋后跟，当戏场；中央一个大名堂，还要摆十桌贺喜酒，还要摆九场赌博场……”这个杭州大姑娘，和那十兄弟异曲同工。
相对于“鼓词”，李世林更喜欢说自己是“唱故事”。他说，故事唱得好不好，要看你会不会“化”，既要通俗易懂，又要形象生动。他12岁学艺，出师后就拄着拐杖，开始了走乡串村唱故事的生涯。他的肚子里，装了几百本故事。
在从前，有许多这样专门唱故事的民间艺人，还有更多田间地头的故事高手，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化”出了浩瀚如海的民间故事。正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讲述中，故事得以流传。
一苇也成了像爷爷那样讲故事的人———在这些故事长达N年没有被讲述之后。她是小学老师、儿童文学作家。有一次去图书馆借书，发现小时候活灵活现的民间故事，到了书里变得又土又呆。2010年，她开始重述中国故事。然后，发现自己掉入了中国故事的汪洋大海。潜泳6年，有了这第一本《中国故事》。
卡尔维诺曾说，“当童话还作为一种口头文学传统存在时，尚没有年龄的分别，一则童话只是一个奇迹故事，其中满是那个文化时期所需要的粗俗的表达方式”。一苇重述的《中国故事》显然有了年龄的分别，她把读者定位为孩子。除了保留了民间故事的精髓、质朴的气息之外，她“化”出了适合于当下、适宜于儿童的表述方式。
有些故事深深让人喜欢，比如《蛤蟆孩儿》。故事的结尾，小蛤蟆变成了骑白马的少年，他跑得风一样快，在赛马比赛中得了第一名。整个草原连带着花和草都在为他喝彩，可是他四处张望，却找不着小公主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于是乎，这热锅上的蚂蚁骑着白马，跑呀跑，跑呀跑，一路跑回到那丛洁白的野百合前。
美丽的小公主正在野百合花下哩，她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手中那件皱巴巴的蛤蟆皮衣。” 而比较适宜低幼孩子的《老虎不怕就怕“漏”》《咕咚》等等，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讲给女儿听了。我希望，她的童年不缺乏好的中国故事。
《中国故事》读后感(三)：中国故事书评
中国故事，如果按照更为通行的叫法，或许应该被称作民间故事。
在整本书里面，第44章，老虎向猫学本领是我最喜欢的文章，其中老虎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老虎，因为猫教了他本领就以为自己就是山大王啦，然后就想要杀了猫，因为这样以后就不会有任何人比他还要厉害了。在他想杀猫之后他就去找了猫。 猫还有一种本领，叫爬树，他没有教给老虎，所以当老虎要杀猫的时候，猫就爬上了树，老虎就吃不了猫了。 我认为这个故事里面老虎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老虎，猫非常的机智，因为他知道老虎的本性，所以他没有将自己最后保命的绝招教给老虎，同时也知道了老虎是一个不可相信的动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一定不能忘恩负义，因为在你忘恩负义的同时，别人都在看着。别人对你的信任，也会灰飞烟灭。
同样的故事，还有，中山狼等等……
整个中国故事用一种不同的形式，向我诠释了中国古代的民间故事让我受益匪浅。
《中国故事》读后感(四)：重拾那些鲜活的民间童话故事——读《中国故事》有感
刚拿到这本《中国故事》的时候稍觉意外，因为书本近500页，比想象的要厚许多。封面很有特色，传统的版画风格，拆下来能展开成一张类似海报的大图。随书还附赠了薄薄一册序，讲述出版人与作者一苇关于本书的初心和观点，看过之后才意识到一苇名字下方写的是“述”——通常的书都是某某著，强调原创；或者某某主编，强调筛选；本书的“述”初看有些小众，但细细一想倒也贴切，那些流传在民间的童话故事本已鲜活，只是有不同的情节出入演绎出诸多版本，要挑选整理并经过文字润色加工出来，用“述”甚为合适。
《中国故事》读后感(五)：但是故事只会对你一笑置之——发生在想象中的一次关于中国故事怎样讲的交谈
发生在想象中的一次关于中国故事怎样讲的交谈
常立
前几天，一位我敬爱的老师转给我一篇文章，我一看，是某人写的喷《中国故事》及其众筹的文章，发在微博上。后来又有人转来一篇公号文，还是这篇文章，发在一个叫“做书”的公号上。从小，大人就教育我要学会保护自己，远离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和事。我大致看了一下文章及其按语，认为都属于“不怀好意”的范畴，决定置之不理。我把其中一些话附在下面，请读者明鉴，看这是不是一个认真讨论文学和书籍出版的文章，以及这是不是一个客观中立的第三方平台。
但是后来这事发展得波谲云诡，这两天，这个文章的作者辗转托人要和我的朋友、乐府文化出版人涂涂辩论文学问题，涂涂在回应文章中说得很清楚，道不同不相为谋，后来又发展成了和作者一苇的直接对话。这事来得颇为蹊跷，我不免怀疑来者的意图，因为他已经声明过对一苇及其文字已经丝毫兴趣也没有了，又对涂涂说“我很想针对性的回复你，但这两条微博已经足够了”，而且在微博上还这样说：“此役可以结束了，我根本不相信一苇老师努力。PS：朋友说试读之所以选范丹问佛，主要为服务于众筹主题，劝诱读者掏钱财出来，自己也能心想事成。——很有道理啊，这个点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如果这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的话，我实在想不通他为何又要来和被他叱为“土鳖”的出版人讨论文学问题，甚至还和他已经不感兴趣并且不相信努力过的一苇讨论呢？
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个某人明摆着属于那种犯不着跟他去计较的人。我还觉得在和他讨论这些文学问题之前，他应该先把涉嫌人身攻击的部分说清楚，先来道歉，取得原谅之后，再讨论文学问题是更适宜的。
但是涂涂和一苇是远比我更为良善的人，面对这样的无理取闹，仍然在微信上耐心作答。我为有这样的朋友和作者感到自豪。
时间飞逝，生命宝贵，我个人是绝不会在现实层面去和这种类型的某人发生任何联系的，哪怕他委托了我邻居的五姑隔壁的二大爷的外甥的女婿家养的狗的淘宝卖家（江浙沪包邮），我也会尽量避免，真要狭路相逢避无可避了，我会毕恭毕敬对他说：“你说的都是千锤百炼的真理，你说的每句话都顶一万句，你写的每个字都应该用黄金雕刻在纪念碑上，不把它们列入高考大纲是共和国的损失。谢谢。”
但是涂涂和一苇的善意感染了我，我决定在想象中展开这样一个关于中国故事应该怎么讲的讨论。（回答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不代表作者一苇的观点。看热闹的读者可以点关闭了，以下讨论并不热闹。）
一、关于哑女的处理
问：“等到蔡家闺女见到她的亲丈夫，自然就会开口说话了。”然而施粥的时候已经见过，为什么那个时候哑女不开口说话呢？
答：这正是一苇这个版本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施粥时的范丹和返回时的范丹已经不是同一个范丹了，这也是民间故事在处理“成长”主题时常用的手法，死去会复活，离开会归来，复活之我和归来之我都已不是昨日之我，普洛普在分析民间童话时联系原始部落的成人礼印证了这一点，民间童话中的“死亡”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仪式，死去的是昨日之我，复活的是今日之我，所谓的“自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施粥时的范丹，是还没有经过“成人礼”的范丹，哑女当然不会开口。
二、关于蔡员外的反应。
问：“来到蔡家庄，哑闺女看到他，从阁楼走下来说：‘爹爹，问佛的人回来了。’蔡员外叫住范丹，问他：‘范丹，我的事你问了没有？’”哑了十六年的女儿说话，这位父亲的反应，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你觉得真实吗？
答：我觉得这种情况太有可能发生了。睡美人不戴呼吸机能够沉睡百年，格里高利一早醒来能够变成一只甲虫，如果在故事中这些不可能发生，在哪里可能发生？我不知道这个故事里哪里有说这个父亲是你所谓的“正常人”，你没有看见过如此“淡定的美男子”吧？那么就来看一看吧。以上不妨当作玩笑（其实不是），下面尽可能更严肃一点儿。
首先，故事有主线、有次线，这个故事有一条以范丹为绝对核心的叙事线索，也是唯一一条线索，范丹的答案在此是更重要的事，读者（尤其儿童读者）更关心的是这件事，如果这里宕开笔墨去写父女抱头痛哭悲喜交加，反而耽搁了故事的流畅进程。
其次，考虑讲述故事的现场，对敏感的读者来说（比如你），这里是一个很好的秀智力的机会，大约会忍不住插话：“老师，老师，哑女已经开口说话了。”老师就可以对他说：“你好聪明啊，给你一朵小红花！”然后不太敏感的读者也会发现：“是啊，哑女已经开口说话了，我怎么就没发现呢？”老师就可以对他说：“你看，这个父亲一开始也没有发现，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一开始没发现吗？”然后你猜，孩子们会怎么答呢？
第三，父亲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仍然很淡定，故事的讲述者并没有讲明原因，这是讲故事人的取舍，这种取舍带来叙述的个性。故事中重要的并不只是被讲出来的部分，省略掉的部分有时也很重要。比如，我少年时期看布列松的电影《少女莫夏特》，看到少女自杀的场景，我还会质疑：“制作组为了省钱真是敷衍了事啊，自杀啊，演员都不带落水的，对得起观众吗？我眼睛都睁大了，就给我看少女滚过去的草地，就只是草地？摄影机在现场就只看草地？这真实吗？你就这么糊弄我吗？”等我长大了，我才懂得自己年轻时的粗鲁与狭隘，才明白这正是布列松的伟大之处。请注意，我并不是说一苇的叙述像布列松一样伟大，我只是说，请尊重作者的取舍选择。
最后，就算你完全不认同一苇的叙述方式，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也没有问题，不会有人强求你认同。我只是说明一点，民间故事的讲述中，经常会出现不可靠的叙事者，这是一个常见并且有趣的手法，我自己也会使用，有时用得好，有时用得不好，在讲故事的同时也在学习讲故事，至少我自己是这样。
三、白老鼠的问题。
问：方城的版本是：他看见是一个小白老鼠偷吃他的米，眼看米少了，真是又痛心又恼火。他眼疾手快，猛跳过去逮住了小白鼠，不由气呼呼地说：‘我汗珠掉在地下一板四牙地费了多少手才挣来这点注，你为啥偷吃？’谁知白老鼠竟然不慌不忙地讲起话来：是如来佛叫我吃的，他说你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我的问题是，对方的描写，就像佛给了范丹一个考验，而你的，更像是老鼠听了一个八卦。
答：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我很想这样回答：“有的白老鼠就是爱捕风捉影，还爱预告人家的命运，劝告人家及时‘止损’什么的，就像现在有些公号一样。我很乐于见到这样的白老鼠借佛祖之名所宣告的命运被克服。”但为了稍显专业一点，我换一种答法：
在讲故事中，这个白老鼠的角色非常重要，它提供了主人公出门远行的动机。童话故事有一个常见的叙事结构：在家——离家——回家。讲故事的人为了让故事进行下去，想出了让主人公离家出门的千万个理由，有的合乎常情，比如白雪公主被追杀；有的不合常规，比如怪物史莱克的父母仅仅因为孩子长大了需要去世界上干点坏事了就一脚把他踢出了家门，这种粗暴直率，简直是讲故事中的离经叛道！那么讲故事允许离经叛道吗？当然，不然讲故事还有什么乐趣？
说回这只白老鼠，它给出的可还真不是一个粗鲁直率离经叛道的理由：一个八卦！有人会因为一个八卦而出发吗？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一个八卦有时足以掀动一场战争，让成千上万的人离家出发。回到这个故事，范丹到底应该为什么出发？为了一个类似俄底浦斯般的命运预言出发，当然可以。为了一个捕风捉影的八卦预言出发，难道就不可以吗？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是得到真正的天启才开始踏上征程的。至少我没有，我小学时捡到一块砖，上面写着“文曲下凡”，从此给了我无穷的动力，让我在必要的时刻可以放弃IT类的工作去中文系读研究生，让我现在读文学，谈论文学，并且创作文学。我一定是某些人眼里的土鳖和傻子，但是说到底，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世界上，比到哪儿更重要的是出发。不能抵达？继续出发。走错了路？重新出发。这就是数以万计的民间故事（乃至文学作品）告诉孩子（和成人）的，像范丹一样出发吧，跟着心的声音出发吧，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们不知道前程会怎样？谁又真正知道呢？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对一苇十年来的辛勤努力致以由衷的敬意，这真是一场不知抵达何处、不知前程如何的漫长旅程啊！但是不要怕，我们出发。
四、米升的问题。
问：你说说米不能满缸这件事为什么没有后续交待？
答：这还用问吗？我相信孩子们都会回答这个问题的。不信你把这个故事读给孩子，问一问他。他也许会告诉你：“因为范丹厉害啊！因为范丹运气好啊！因为范丹赢了！”一言以蔽之，范丹逆天改命了，这个结局真是让人开心。至于为什么不再提白老鼠和它的预言，可以回到上面关于作者取舍的解释，也可以任性地答：不提那些嘲笑梦想、恶意贬低、代表命运妄作预言的人，是梦想家的慈悲。
回到故事补充两句：得是抱有多么陈腐的文学观念，才会认为开头挂在墙上的猎枪在结尾一定要响呢？从福楼拜在他的《包法利夫人》里肆意地大段描写那个著名的帽子时起，固定的成见就已经开始动摇了。如果回到讲故事的早期阶段，还要更加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呢！你尽可以到《金驴记》《巨人传》《堂吉诃德》《一千零一夜》里去找你需要找到的“漏洞”，来作为你智力发达的证据，但是故事只会对你一笑置之。
五、范丹的叫化子身分。
问：方城故事，这范丹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孤儿，人却很有志气，他不偷不窃，不乞不讨，凭力气开荒种地。乞讨不是好事，你知道的吧？我们讲故事里有人偷东西，当然也不能说真有人就去偷，说要饭的，也不是说真有人学着要饭，但一个人为什么要饭到十几岁，还要凭借要饭去娶妻生子，你的逻辑是什么？
答：我的逻辑就是，故事像我们生活的世界一样无所不包。我们的历史和现实中，有叫化子吗？有。叫化子可以有故事吗？可以。叫化子可以在故事中获得幸福吗？可以。叫化子应该在故事中获得幸福吗？应该。如果他们连在故事里都不能获得幸福，到哪里去获得呢？
何况，范丹是凭借要饭去娶妻生子的吗？我很怀疑你根本没有看见这个故事，是的，你的眼睛也许看见了这些字，但你其实没有看见这个故事。但愿你能到哪儿借一双慧眼吧（反正我不会借给你）。
我很快就要在清华出版社出版“八仙的故事”，其中铁拐李是个叫化子，蓝采和是个流浪艺人，汉钟离是个“天下第一懒散汉子”，韩湘子是个百无一用爱花人，张果老不知道自己怎么成的仙，简直是没头脑，曹国舅干什么都不快乐，简直是不高兴，这样一些奇奇怪怪的家伙可以成仙吗？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儿童文学研究者、一个现当代文学博士，我都可以负责任地说：他们当然可以成仙，我乐于见到他们成仙，就像历史上中国民间也乐见他们成仙一样。
六、关于二选一。
问：返回来问一个文本问题，你是故意不让范丹在自己和别人的问题中二选一吗？范丹的先，并不是一种善的选择，说话算数是很基本的，别人待他友善，不然怎么乞讨到十八岁。为何将善降格到只有个“先”的程度？先并不意味着重视。
答：我不反对二选一的叙述方案，这是一个很常见也很经典的套路，但是没有二选一方案的文本，也有许多。这里还是要回到作者的取舍问题。我个人觉得涂涂说的挺好的，这是范丹，不是雷锋，不必每一次都要范丹面对舍己为人的选择，这种基本的善，倒恰恰是孩子们伸手可及的。倘若处处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要求孩子成为圣人，怕是要像周作人所指出的，结果是把儿童培育成表里不一的“矛盾的人”。
七、关于努力的十年
问：我只是想问一下宣传推广中说的这样的努力的十年，存在吗？
答：一苇说“存在”。我愿意相信一苇的话。这样的努力的十年，它存在也应该存在，我为在中国当下存在着这样的十年而深感自豪。
我愿未来中国存在更多的这样的十年，愿有更多的写作者来讲述更精彩的中国故事，愿你们在孤独努力时能想起乐府，“心里满了，就从口中溢出”，你们尽情地讲述，我们会认真地倾听，一起把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中国故事从被遗忘的荒原召唤回来，让它们闪闪发亮，走进更多中国孩子的眼睛，和心。
我们并不完美，万物皆有缝隙，但是光就是从缝隙照进来的。（歌手科恩语）
《中国故事》读后感(六)：一苇 为根深蒂固的中国故事写一个序（新京报采访）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有山有水，有江有湖，中国的地方可是宽漫！自古到今，不知道出过多少奇事。”这话出自一个对大多数人而言陌生的名字，董均伦。他曾用近20年在齐鲁大地搜集故事，但由他整理的《聊斋汊子》相较当下流行的日本妖怪故事、西方精怪故事，反让国人感到生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出版社仍编有不少中国故事集，民间故事、笔记小说、话本传奇中，那个广阔的中式幻想世界影响了几代人文学趣味的底色。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故事的面目在大众心中越发模糊，渐少有人执着于其背后的深与厚。
去年年底，当一苇在读书活动现场讲述“范丹问佛”的故事时，很多人并不理解，这样听到开头就知道结尾的故事为何还让她如此着迷。“好的故事在召唤我”，一苇说，“故事养活了我的内心和灵魂”。
民间故事应如何整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它们。我仿佛生下来就是为了去书写它们。”一苇最初听过的故事来自爷爷，童年里父母去田里干活，一苇便被送到爷爷那里。“爷爷是个盲人，这个世界他看不到，可当他讲起故事，我一下子就被抓住了”。
故事是一苇从两三岁起就接触到的有魅力的东西，也因此对她有天然的镇痛效果。大学毕业，恋爱失败，她本能地选择以写故事来镇痛。读了法国人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龙飞天外的幻想世界令她心神往之，一苇开始以自己的方式重写童年记忆里的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写着写着，她从重述爷爷讲过的神话故事转向了原创。
她写过很多动人的童话，也曾以赤诚的笔法将自己的童年经历写成《绿色素描》。她书写现实世界毫不雕饰的真实，然而幻想世界有更内在的真实。这两者，奇异地构成了她写作理想的两翼。
2005年，一苇怀孕，她从图书馆借回的一本民间故事集被“愤青”丈夫狠批了一顿：“充满了阶级斗争和大道理，好端端的民间故事给整成这样！”
上世纪50年代后，国内民间故事集在编写风格和目的上有了明显的转变。一些原本富有生活情趣的故事如翁婿故事，因阶级斗争的需要被改为地主与长工的故事，内容与原貌相差甚远，语言也失了土生的灵动。可以想见那些听故事长大的人们见到这番“编选”时的愤怒。
“你不是写童话？不如去整理这些民间故事”，丈夫说，家中书架上正放着一本《格林童话》，“不如我们也花个几十年整理一本《中国故事》”。
那天，有日记习惯的一苇在笔记本上写下“现在开始，为这件事情奋斗吧”。与腹中3个月大的小生命一道，“中国故事”概念的雏形开始成长。
好故事就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
故事或能听到开头便望见结尾，但人生故事不是。
2010年，丈夫意外离世，变故固然不幸，却也成为促使一苇着手整理中国故事的契机——痛得足够深，出于本能，她需要故事来镇痛。
她开始写，第一个故事还是爷爷讲的“狗耕田”。脑海中它是那样生动。但是，当已写过不少原创童话、小说的一苇将它落实到笔端，失望在敲打她，“我觉得自己很糟糕”。
“狗耕田”故事完满，结构和情节运转都不差，一苇相信，若故事本身没有错，那一定是讲故事的方式出了错。拿出《格林童话》，一苇把自己写的狗耕田铺开对着看，想象着若自己化身为格林兄弟，会如何琢磨故事里的语言和意象。
“狗忠实于二郎，这是一种永不变质的爱”。“故事情节的流转应该有音乐般的节奏，巧妙变幻，不落痕迹”。她习惯把每一个细小的思考记在本子里，约整一年，人物的对比、对话和动作终于变得“地道”，道路慢慢呈现，同时呈现的，是故事的灵魂，“它很深，很厚”。
和诉诸口头表演、拥有听众的故事家不同，一苇与故事相处的方式，是对着墙、对着灯、对着本子，一个人伏案默写。她是为了写而讲，当故事在眼前耳边变得立体，她才能更游刃有余地剪裁文字。她把十二生肖中老鼠耍小聪明夺头彩的故事讲给儿子听，儿子说“好听”却只打59分，因为“不爱看到老鼠得头名”。这个反馈使她觉得震撼。三年前，身为语文教师的一苇开始每周给学生讲一个中国故事，她发现相比格林童话，这些土生土长的故事更能抓住学生的心。
“好故事就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内核与成长相呼应”，一苇相信孩子对故事有自己的判断，会根据内心的成长规律从各种“好听”的故事中选出真正的好故事。她也相信中国故事对于中国孩子本无间隔，把人与故事隔开的是那些枯燥无味的文本和人们对这些故事真实价值的忽视。
就像一苇在讲“范丹问佛”时，现场有人不解，看到开头就想到结局的故事吸引力何在？一苇打比方说，凤凰被遮住了头，你看到尾巴就知道是它；一首歌已经会唱了，难道你就再不会去听了吗？中国故事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流淌，它的价值绝不是一次性的。“‘范丹问佛’这个故事，我每次回看，每次讲述，都有所得。它蕴藏着舍与得的智慧，‘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哲学深思。”
“早知要占用这么多精力，我不一定有勇气开始”，一苇的博客里，陆续整理的中国故事已更新七年，“但一进入故事，我就忘掉了现实的痛苦烦忧，每个故事都像欢乐颂一样，带给我新生的喜悦”。
我用一切的思想和感情写童话
“与你在一起，最幸福之处，大抵就在这里吧，你总鼓励我写下去”，2017年初，一苇在博客里写下《七年》。当年夫妻两人共同的梦想，七年后成了《中国故事》。
同时写在博客里的是她对周作人的“相见恨晚”。周作人曾论中国故事：“改做中国古文的‘志异’等为童话，几乎近为创作，比翻译外国作品更难。”“倘若能够搜集中国各地的传说故事，选录代表的百十篇订为一册，一定可以成功一部愉快的书。”“我正在做这件事呢，周兄，你会喜欢我的书吗？”一苇隔空问。
比“周兄”更早，一苇说起西游和三国，不也是经过众人之口和文人之笔才逐渐变成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文本？像董均伦那般的人在民国时也不少，风靡一时的“林兰女士”就曾最早仿照格林童话搜集中国故事。只因近代变迁打散了这条文化脉络，近年来市面上又被冠以“民间故事”名目、加了糖精却索然无味的故事充斥。好在当一苇开始重述这些故事时仍有同路人，比如一直鼓励她但偶尔也泼泼必要冷水的学者刘守华。“刘老师要求我去够一个很高的东西，他比我更有理有据地知道这些故事的价值在哪里”，一苇重复刘守华的话，“你要做好，才配得上它的价值”。
一苇也有纠结。是做安徒生的工作还是做格林兄弟的工作？长年累月整理中国故事，几乎完全放弃了写自己的东西。“我憋得要死，原创的根芽总想要释放出来”，她只能在谦谨整理出的故事之后加一则后记来喘口气。后来，这种纠结与拉锯终获和解，“放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后，我发现自己的原创童话写得比以前深了。最后达到和谐，那是一个美妙的状态”。
《中国故事》中这些传在民间的故事，在大地上生长出来，流转在庄子笔下、旧时话本和古人今人的口中，出落成土生土长的天真味道。它依然活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也必然有人仍讲得津津有味，却很容易失落在文字中。探索、寻回让它重生的方式，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显得重要且必要。
“我用我一切的思想和感情去写童话”，一苇记得安徒生的话。也有人说，是“故事选中了一苇”。如卡尔维诺让意大利童话焕发新生，一苇的整理既保持故事原貌，又以当代价值判断和儿童需求激活这些故事的中国童心。但一苇在当代对传统的重述与回望仅是个开始，它像是为根深蒂固的中国故事写了一个序。
道阻且长，写着序的一苇在《中国故事》的封面海报上，化成了一个渡江的人。设计师萧睿子看得更远，“让一苇渡江，让中国故事渡海吧，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故事的笑脸。”
采写/新京报记者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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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读后感(七)：突然我就不想买了
知道“一条”，是因为家具。那个时候家里装修，无奈囊中羞涩，只好去看，在我比较中意的两个牌子里，其中一个就是“一条”，另一个是“失物招领”。
后来一条转型，成为一家电商，我还气愤难平，认为这是对工匠精神的亵渎，所以取关了所有与一条相关的公众号或者app 。
不过一条精选的商品真的不错，比较符合我的审美观，而我又喜欢买一些好玩的小东西，结果就看见了这本《中国故事》的众筹活动。
其实众筹的文案内容我并没有怎么仔细看，大概就是一个语文老师花了很多年为了一个很美好的理由，搞了这么一本书，而且这本书就要出版了。
既然这本书就要出版了，为什么众筹后还要等很久才能够收到呢？
这又是一个经典的挂着旗子喊建设的猪头羊头生意。出版社出版商投资人觉得有卖点，但是也确实作品没什么信心，所以就搞这么一个跟诈骗短信似的活动，由一条做这个肉案子，使劲搞点钱。
不过对我而言这真的是无所谓的，158块钱，就当我志愿脑残含片经销商了，况且书的装帧和设计看起来还不错。我重新打开那条链接，还是潦草的浏览了一遍。里面讲了一个《范丹问佛》的故事。
故事是给小孩子看的，内容很简单：范丹想要节约致富，却发现省下来的米被老鼠偷吃，老鼠告诉他佛祖不许他发财，于是他去找佛祖理论。路上路过员外家，土地公庙，通天河，他帮助这三个人问了三个问题，却没有机会问自己的问题了。于是他回去，因为有诚信得到了很大的回报，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文章的结尾，很哲学的告诉你——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这句话郭德纲先生说的最多，他的人品算是比较差的。当然，比这群出书的人要高尚的多了。
因为这是一个奇怪的故事，主人公范丹在故事里没有做过任何好事，他只是信守承诺而已，和文末的道理究竟有何联系，真是令人费解。时代改变了，我的童年时代听这样的故事，我的父母还告诉我要做一个好人。可是这样一个并不适用于当下社会现实幼稚矫情写法上效仿《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中文翻译版叙述方式说是中国故事其实是文艺作品改编还强加道理坑害小孩子的还得提前花钱买等着回头发出来书，意义何在？
我宁愿让我的孩子去看《冰与火之歌》，也。。。。。。
哦对了！我没有孩子！
《中国故事》读后感(八)：一苇做了很多我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一苇做了很多我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关于一苇《中国故事》
菜虫两三岁的时候，我给他买过一张CD，上面写的是中国传统故事。因为我自己在童年的时候，听过很多民间故事，都是夏夜乘凉的时候，村里的长辈讲的，在出神的聆听中，我度过了很多个凉爽而愉快的夏夜。所以，一直对这些中国传统故事心怀感情。
希望菜虫也能听到这样的故事，可以复制我的童年时代的快乐。可是，我自己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给菜虫讲这些民间故事时，经常前言不搭后语，甚至张冠李戴，把不同的故事讲串门了。所以呢，看到有正规的音像出版物，叫做传统故事，还挺高兴的，总比我支离破碎的记忆靠谱。如果菜虫了解这些中国故事，就相当于跟我有了共同的童年记忆。
然而令我遗憾的是，事情完全非我所预料。因为这些所谓的传统中国故事，让我不忍卒听。有些故事生搬硬套，有些全是说教，有些则有着令我不能接受的陈腐价值观，而有些呢，则带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就这么说吧，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改写的结果，里面带着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
比如《神笔马良》，多么奇妙的一个魔法故事，被改编成了一个劳动人民反抗地主阶级，最终获得胜利的故事。比如，我最不喜欢的一个故事，显然不属于传统故事，而属于阶级斗争为纲年代里创作的新故事，讲一只猫，因为犯了严重的个人主义的毛病，后来就死掉了。我挺生气的，就因为一点点个人主义，一点点自由散漫，作者就安排猫死了——这作者该是一个多么残酷的暴君！
我没有听完整张cd，就在听完这个自由主义的猫的故事之后，直接将它扔到了楼下的垃圾桶里，再也没有让菜虫去听这个故事。
幸好，菜虫出生之后的那几年，正是中国绘本出版的爆发之年，很多的出版机构，引进了非常多的优秀绘本，于是我家菜虫，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绘本的孩子。
为了孩子听故事这事，我当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发在博客里，标题是《有时候我梦想成为一名儿童文学作者》，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因为，成为儿童文学作者，对于当时已经三十多岁的我来说，未免太迟，我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基本上已经固化了，要成为一个开脑洞的儿童文学作家，谈何容易。但差可告慰的是，我不小心成为了一个绘本爸爸。
像我这样想法的家长，恐怕为数不少，我们是孩子童年读物急切的寻找者，希望能有最优质的读物，给孩子最初的营养。《中国故事》的重述者一苇老师，大概也是抱有像我这样想法的一位妈妈吧。
想来一苇的孩子跟我家菜虫年纪差不多，我们应该在差不多的时候，就想给孩子们读类似的中国故事。那些曾在我们童年熠熠闪光的黄金故事，成为我们这代人与故乡、与童年连结的纽带。但是我们居然找不到自己满意的版本。我选择了现成的绘本，但是一苇这位妈妈呢，则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就是将这些中国故事重述一遍。
发此愿力之后，一苇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来搜集整理并重述这些中国童话故事，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美不胜收的《中国故事》，就是一苇8年辛劳的成果。
有必要讲述一下初次读到这本书的word文件时我的激动。我读了第一篇，就兴冲冲地开始叫菜虫，叫他来跟我一起来共读。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开始阅读这个word文件。在车上的时候，我给他讲几个故事；在去吃肯德基的路上，我给他讲几个故事；在肯德基排队的时候，我在讲没有讲完的故事；然后菜虫大啃鸡腿，我在喝美式咖啡，我还在给他讲这些故事。我讲得不亦乐乎，菜虫也听得不亦乐乎。这本书就成为了我们在那段时间里特别快乐、特别融洽的共处时光的一个见证。而我尤为高兴的是，通过读《中国故事》，我们不但有了共同的话题，有了共同的默契，更重要的是，从共读中，我在菜虫身上看到，我童年的那种快活，在孩子的生命里得到了悠远的呼应——这不但令我快乐，更令我有深深的感动。
我在想，为什么，一苇的《中国故事》会令我产生如此亲切的共鸣。
首先想到的原因，大概在于这些故事是原汁原味的，一苇直接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漫长的中国传统里面。这个中国传统是我们这样的70后所共同拥有的一个农耕社会的经历。也许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我们这些成长于农业文明的人，虽然现在生活在现代城市里，可是心灵仍通向广袤的中国乡村。故事是有感情的，也是有温度的，跟我们之间有着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这样的故事，使得我们与农业文明的精神关联得以重建。所以为什么我在阅读的时候会有感动，会有归属感，就因为，这是我们精神世界的源头。而我们的精神世界，在三十年之后，经由这本重述的《中国故事》，得以返乡。
第二，这些故事轻松幽默，十分有趣。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玩，里面没有任何说教的企图。因为我们知道，故事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在于它是一个故事，它仅仅是一个故事，它起到的作用可能只是娱乐、消遣、安慰，以及虚度时光，但就在这种娱乐和消遣当中，故事的意义得到凸显。任何企图以教化为目的的对故事的改写，其结果可能就是消解了这个故事。或者使得一个本来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变成为面目可憎、言语无味的说教。一苇的故事，就是纯粹的故事，回到了讲述和聆听最原初的位置。
然而，这本《中国故事》最令我喜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理由。因为这些故事里面，有很多观念非常不正确的故事。这些故事里，讲的常常是一些懒惰的人、一些夸夸其谈的人、一些说谎为业的人、一些不置产业的人、一些一生都在守株待兔等着好运气降临的人。但有趣的是，他们最后无一例外，都获得了物质的成功。一个人因为爱吹牛被封为大将军；一个人因为说谎，而成为了拥有极多财富的人……我们知道，一直以来，主流的观念都在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勤劳勇敢、诚实质朴。多数故事书中，我们的劳动人民一直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印象，他们吃苦耐劳，忠于职守；他们善良本分，乐以助人；他们以简朴为美，以劳动为荣。可是一苇的《中国故事》里，好多个故事完全颠覆了这种观念，这些故事里，诚然也有很多勤劳勇敢的主人公，但全部故事里，特别出彩，特别叫人心生欢喜的，却是那些懒惰的、爱吹牛的、夸夸其谈的、神乎其神的、神之巫之的主人公，这些人才得到了我们最大的喜爱，要不就是三蛤蟆，要不就是周小宝。
周小宝的故事，令我想起我们家乡流传的呆女婿的故事，几乎是另一个版本。还有一系列的徐文长的故事，特别令我惊异，因为这个故事里的徐文长，虽托名明朝时代的绍兴怪杰，但却跟徐渭本人的历史形象风马牛不相及。民间故事里的徐渭，当然也聪明绝顶，但他一向做的事情，无非是耍小聪明，恶作剧，欺负老实人。一点点都不行侠仗义，一点点都不为民做主。但就是这样的故事，三观有点点“歪”，却令我们百听不厌，乐此不疲。
那么，究竟为什么，我们总是喜欢这些不劳而获、傻子撞大运的故事呢？艾伦·B.知念在《秋空爽朗》一书的前言里写到：“民间故事表现了人类普遍的心理”。这些故事，其实在最深层的内部，象征了我们对于成功、对于物质富足、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这是一个关乎根本的问题，从来都埋藏在我们民族的整体心理之中。自弗洛伊德开始，一代代心理学家们为我们逐步解开这一谜团。
对处于故事阶段的孩子们来说，故事是对世界认知和重塑。而对于我们这些成年人而言，我们尤其需要知道，故事的力量来自我们内心最为隐秘的地方，是最隐秘的欲望，是最深沉的安慰，同时也是最大的动力的来源。我们借由阅读一苇的《中国故事》，精神还乡，重新进入了童年，进而发现那些之前曾隐而不显的童年的秘密，进而得以回到现在，更好地理解到我们当下的自己，那些信念、那些渴求，以及那些真实而具体的盼望。
就像艾伦·B.知念的另一段话说的那样：童话故事冲破了客观实际与社会常规的约束，呈现了对于人类的理想及理想的人类发展的幻想——幸福的结局是童话故事区别于恐怖故事或悲剧故事的主要特征。童话故事的乐观主义绝非多情善感，而是人类最深切最崇高的希望的表达。
《中国故事》读后感(九)：乐府文化的《中国故事》，游走在抄袭和缺德边缘
今天读到了刘守华老师写给《中国故事》的序言，心中十分感慨。
君子可欺之以方。刘守华老师虽然不懂亲子教育的火爆市场，不懂新近流行的情怀营销，虽然被一个讨巧卖乖却无诚意的后辈攀附裹挟，被投机童书商消费利用，却仍然没说一句过头的话，褒奖的只有动机，对文本不置一词，却为民间故事改写结结实实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挺好的序言，足以令人知耻。
但指望涂涂和一苇这两位惯于乞讨的范丹知耻，似乎也是奢谈。
刘守华老师在《中国故事》序言中说：但得其神韵的民间故事改写，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须接受读者赏析，吸收批评意见后才能臻于完美。
然而涂涂和一苇等人是如何对待批评意见的，有目共睹。
在与我的辩论中，一苇老师虽然做到了油盐不进，却也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水准。
因为豆瓣的排版比较单一，不利于阅读，我就直接附上三篇文章的链接吧：
1，中国版“格林童话”，只是一个货不对板的中国谎言
2，致一苇老师：范丹乞讨米不能满升，可你们的众筹满了啊
3，自己脸都不要，如何教育儿童？一竿子打翻童书圈的破船
《中国故事》读后感(十)：我心中的中国故事
我心中的中国故事
文/一苇
要说为什么会对中国故事感兴趣，并立志为中国孩子建一个中国故事库，这要追溯到我的童年。
我是中国故事和唐诗喂养长大的。
据说很小的时候，我是一块“扭纹柴”——扭纹柴砍歪刀，总是顽劣不驯顺，不能安静乖巧待在家里，总要哭闹，总要往外头跑。我的祖父眼睛得了白内障，接近于失明，无法到田地劳作，只得在家带孩子。为了把我稳住，祖父说：“阿燕，不要哭，我给你讲故事。”
祖父开始讲故事。故事里另有一个世界，非常神奇。我被迷住了，渐渐安静下来。
我至今记得他讲的故事，他讲的《太阳山》不叫太阳山，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讲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又讲《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他讲罗隐，罗隐很神奇，生成个乞儿身，却长了一张皇帝嘴，金口一开，说什么是什么。有一回，罗隐肚里饥饿，向农夫讨一碗面条吃，一言不合，农夫把一大碗面条倒入水稻田去，罗隐诅咒说：“变牛蜞！变牛蜞！”（牛蜞是芦村话，即蚂蟥），大碗的面条一下子全变了牛蜞，从此水稻田好多牛蜞。我觉得罗隐有意思，于是乎，有段时间，我一味缠着祖父讲罗隐。
稍稍大一点点，懂得给祖父捶背，时时牵了祖父的手，带他沿江边的堤坝散步。祖父一路走，一路给我讲封神榜，那可是整部的《封神榜》。他讲到姜子牙倒霉，只得去卖咸鱼，咸鱼淋了雨水，竟一条条活过来，泼啦啦顺着雨水，跳到河里去。姜子牙亏了本，又去卖豆豉（芦村叫豆士），豆士又淋了雨水，竟一颗颗发出芽来。姜子牙又亏了本，一路走一路哭。回到家，他老婆正扫狗屎呢，见他没带钱回家，手举一扫帚狗屎，劈头盖脑打将过来，把那姜子牙赶出家门去。姜子牙没法子，只得顶一头狗屎，去渭水钓鱼。姜子牙钓鱼用的是直钩。“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一钓，钓来了周文王。我爱极了姜子牙，每日央祖父讲他，讲了一遍，又讲一遍。
童年时光丰裕漫长，与祖父相伴的那些日子，我蒙昧混沌快活无忧，一点儿也不急着长大，甚至于不知道自己将要长大。
后来祖父去世，留给我的，是一本没皮没面的《唐诗三百首》。长大后这些年，我在想，也许我爱文学的根芽，源于我祖父讲的故事，而它得以继续生长，与后来许许多多的夜晚，独自窝在柴草堆里读唐诗有关。
后来长大成人，我结了婚，肚里怀着孩子。那是2004年的岁未，我上市图书馆借书，顺手借回来一本《中国民间故事选》。我想要重温祖父讲过的故事，重温故事里那些迷人的情景——阿弟拿煮过的谷种播种，整块田只长出来一株巨大水稻，结出来的谷穗非同凡响——每颗谷子长得与大石榴一般大。阿弟看着好欢喜，他在田间搭了个茅棚守着。一天傍晚，突然飞沙走石，天边飞来一只大鹏鸟……我想看这些。我还想读到那个水手神奇的大海奇遇记。我还想看罗隐开金口。
然而，我没能找着那些故事。那本书做得粗糙简陋，故事大多只有个梗概，干巴巴没有细节，字句读着毫无趣味。那时，孩子的父亲也拿起那书，翻开来读，读到《牛郎织女》那一篇，他皱起眉头，狠狠把那书损了一顿：“好端端的民间故事，给整成这样，又土，又呆，又是大道理，又是阶级斗争，这样的书要拿来给小孩子读——哈哈，果然愚民政策要从孩子愚起！”
他是工科生，却喜欢文史，又是个地道的愤青，脾气素来火爆，说话一向难听，他好为人师，尤其喜欢教导我。
我不与他一般见识，只是虚心请教：“那你说该怎么办？”
于是乎，那会儿，他把书合上，给我指出了此生的伟大事业：“黄俏燕，你不是写童话吗？我们小人物，浑浑噩噩一辈子，也做不成什么事。但我们总可以做件实事吧——人家德国有格林兄弟，哥弟俩花了几十年时间，整理了一部德国民间故事，到现在你还借来读呢。我们夫妻俩，不如学学他们那样子，花个几十年，整理一部真正好的中国民间故事，怎么样？”
我欣然同意，当即拟定书名，说等那书做好了，就叫《中国故事》。当时我想，不管怎么说，我整理的，总不会比那书差吧？
我本是个傻子，是说了做什么事，就要去做什么事的。而他却是个懒汉，时常天马行空，话说得好听，却久久没见动静。有一回，我催他写文章，他对我说：“你别指望我，我这人志大才疏，凡事懒得动手——你自个努力啊！”
没多久，我们生下孩子。从前自由散漫的两个人，一下子，被卷入琐碎忙碌的生活中。上班，下班，手忙脚乱地养育孩子。几乎每一天，都弄得焦头烂额。我们吵架，又和好；又再吵架，又再和好。我和他，一次一次地吵架，又一次一次地和好。这样到了2010年，孩子五岁了。那年暑假，我们去神农架旅行，他意外离世。曾经想过要做的许多事（包括这中国故事），还没有着手做，他永远离开了我。
那个不幸，如此突如其来，我仿佛被一记闷棍打中头颅，悲痛深切得有如陷身地狱。头脑时常一片空白，心却疼得没有知觉。我不知如何安置自己。我手足无措。有时走在路上，会突然摔倒，粗粝的水泥地擦破了手掌心。
然而时光却一日接着一日，继续流逝。我忙孩子，忙工作，日复一日，陷在孤独深痛的处境里。仿佛陷身于水井。我让自己深呼吸，一次又一次深呼吸，试图尽力去理解生命的残酷与无常。有一天我抬起头，透过婆娑泪眼，看他的照片。他在那相框里，永恒地微笑着。我发觉我并非两手空空。他仍然在我记忆里头微笑。而他那天说的话，我也仍然记得。
“你不是写童话吗？我们小人物，浑浑噩噩一辈子，也做不成什么事。不如学学格林兄弟那样子，整理一部真正好的中国民间故事，怎么样？”
我对他说：“好。”
我想，整理中国故事这件事，可以着手做了。如果我面前是海，是苍茫无边的弱水，我正可手造一只航船。等船造好，我或许便可扬帆起航，远离那些悲痛的日子。
于是开始买书，每周上图书馆，每日在网上查找中国民间故事的资料。我读到钟敬文先生《中国民谭形式》，有45个中国类型故事，于是抄下来，做成我的第一份整理目录。
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心想有了目录，就可按图索骥，一篇接一篇写下去。我先述写童年时代听到的《狗耕田》、《老虎不怕就怕漏》和《燕子报恩》三篇。
可是啊，写下来后，我发现，我的文本完全不能符合我的理想。差得太远了。简直不能读。我不能明白，为什么记忆里魅力无穷的故事，我写下来竟会成为垃圾。
我从小写文章自娱，2004年开始写童话，到2010年底，写童话也有六年时间。我对我笔下的作品从来不曾有过如此恶劣的评价。至少得过得去。过得去，也就是说，故事和文字都要好。“好”，又是什么概念？那是说，我自己读下来，至少感觉赏心悦目。
我为什么写文章？如果这其中没有巨大的幸福，我写它做什么。我写下一个作品，那是因为我想要这个作品。我创作，然后我阅读。我做出了一个真正好的东西。这是最大的骄傲。我不怎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写出来，自己满意就好了。
那天我去印试卷，顺便打印出《狗耕田》的草稿，我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孩子入睡后，我拿《格林童话全集》起首第一篇《青蛙王子》与《狗耕田》的草稿对照着读。我念一遍《青蛙王子》，再念一遍《狗耕田》。差太远了，格林兄弟的《青蛙王子》，那是一件艺术品，故事语言与故事情节流转的韵律，都接近于完美——语言是音乐性的，故事有内在的调子，一切都蕴涵深意。
我自卑得差点想要放弃。是中国故事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但是，再念两遍，我渐渐触及了故事的内核，我发现了问题所在——与格林兄弟相比，我故事做得不够好，讲故事的语言也不地道，因为这致命的两点，我写下的故事，灵魂未能呈现。没有灵魂，也就没有魅力，也就无法赏心悦目，也就不能打动人心。发现了这一点，我重新获得了工作的信心，我深信，中国不是没有好故事，只是没有像格林兄弟那样用心的整理者。我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于是我想，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朝这两个方向努力：先做好故事（人物、情节与意象），再修炼故事语言。直到故事的灵魂在述写中显现。
先是故事，怎样才算“整理好一个故事”呢？我这么想，但凡流传广远的故事，它一定是在无数民间故事家的讲述中存活的。能够存活，就已证明它有属于自己的生命与灵魂，它必然精彩而富于魅力，有其独特的趣味与深邃的内涵。我小时候听到的，也许只是故事的一鳞半爪。那一刻，我内心灵光闪动，我想要去捕捉故事的灵魂。
如果说一个文本至少可以提供一鳞半爪，那么，当我找到足够多的文本，我就能捉住灵魂，捉住了我再不放手，我要全力以赴，倾我所有，把它述写出来。
于是乎，我去查找狗耕田的故事，我买回来各式各样的故事书，网络上也能找到一些资料，东莞图书馆的书籍虽不完备，但也还能找着有用的。俗话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开始专门针对一个故事做笔记，我抄下不同文本的精彩部分，慢慢揣摩，试着把故事的鳞爪整合起来。果然，这么一来，故事有了内在的完整，这时，我再次述写它，发觉它在我的笔下活了过来。写好，我再次把《狗耕田》讲给孩子听，孩子被深深吸引。我一遍遍讲，每讲一遍，他都喜欢听。我再尝试给别家孩子讲，果然也都爱听。
然后我做了最后的修整，《狗耕田》完成了。
接下来，我以同样的方法，述写《燕子报恩》和《罗隐的故事》，写完我深感满意。就这样，我的《中国故事》，一篇接一篇写了下来。
这件事进度很缓慢，有时候，整理一个故事，但是没能找到足够多的文本，我会暂时放下它，告诉自己应该静待机缘。我一再告诉自己，写得快，不如写得好。如果不能把此事做好，我写它做什么呢？
2014年，我获得到西联小学支教的机会，任教小学四年级语文并担任班主任。我在班上设了一节故事课，每周至少给全班讲一个故事。因为接触到更多的孩子，我抓住一切可以讲故事的机会，真刀实枪，给各式各样小屁孩讲——十来岁的孩子，八九岁的孩子，七八岁的孩子，乃至更小，三四岁的孩子。要吸引住他们，要让他们安静待着听下去，要给予他们美妙的故事时光。我知道故事必须迷人，要生动有意思。而讲故事的语言呢？我也慢慢知道了。小孩喜欢细节，喜爱如在眼前的动作描摹，喜欢绘声绘色的对话讲说，喜欢真切有情的内心想法。
是的，讲过故事我就知道了，小屁孩他们不爱听“小鸡崽哭着走回家”这样的概括叙述，他们要听“‘吱呜呜~~吱呜呜~~’，小鸡崽一边走，一边哭。眼泪"滴滴嗒嗒","滴滴嗒嗒"，落在路边一坨牛屎上。”
只要我这样讲，小孩儿就不会走开，他们会缠住我，一味问：“后来呢？后来怎么样啦？”
我讲呀讲，然后写呀写。
也是2014年，我读到了刘守华老师的《中国民间故事史》，这本书让我顿感眼界大开，我在书中读到更多地道的中国故事，我以书中获得的知识，重新做了一份中国故事目录与框架。我想，等到我把这份目录里的故事述写完，整理中国故事这件事就大致可以说做好了。
我顺藤摸瓜，到网上书店买下刘守华老师所有的书，每一本都让我极其欣喜。阅读《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时，我对书中写到的“两法师斗法”深感兴趣，可是寻遍能找到的资料，都没能找到这个故事的文本。于是我托武汉的朋友，找到刘老师的联系方式。我鼓起勇气给刘老师写信。刘老师真诚地回一封信，并慷慨寄来他珍藏的书和资料。由此我得以与刘老师交流，获得专业而智慧的指引。
我自从开始述写中国故事，只感觉唐•诃吉德附体，仿佛独自一人面对虚空作战。我嘲笑自己“傻人骑劣马，独战大风车”。嘲笑过后，又继续发傻，继续写下去。因为工作繁忙，孩子也很操心，我陀螺一样转，有时候，整整一天，我挤不出半个小时来做这件事。那些整天写不了几个字的日子，到得夜晚，终于辅导小孩写完作业，我累得像块豆腐，全身乏力，只想倒下去，像豆腐一样躺着不动，再也不去为什么而努力。面对书桌上那摞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想到面前永远是中国故事的汪洋大海，我会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觉得眩晕，觉得疼痛忧伤，抑郁弥漫心头，布满全身。
刘老师鼓励我，说“滴水穿石，有志竟成”，又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渐渐从我述写的那些民间故事中获得力量，是的，一切心力都没有白费，我述写《范丹问佛》，我从那个故事中获得至深的启示。人生路上，步步行去，就这样行走吧！就像范丹一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我与刘老师述说我对中国故事所做的工作，我认为“改写”并不是最恰当的说法，如果一个故事我只能找到一个文本，像《龙井与水精》，像《布花公主》，我读了故事原文，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尽可能生动迷人地把它述写一遍，这可以叫作“改写”，改写一个故事，某些细节是出自我手笔，但整个故事，与原文本是接近的。
但我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并非如此。比如说，我做《梦神仙》这个故事，我知道这个故事在神州大地处处流传，它有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我努力找到这个故事的种种文本——有的故事讲得精采，有的平淡，故事情节不完全一致，多数时候枝节蔓生——但是，只要我能看到足够多的故事文本，我就能触摸到这个故事的核心，捕捉到这个故事的灵魂——然后，我用我的语言，我自己讲故事的方式，把它述写下来。这个类似于捕捉蝴蝶（用蝴蝶比喻故事的灵魂也许不够恰当。它们有时是林中的黄鹂、山野的鹿、云中的龙）的过程，我把它称为“对一个故事的整理”。
涂志刚先生与我说，我的工作说是“改写”不恰当，说“整理编写”也不适宜，更好的说法，也许应该称为“述”。他说：“夫子述而不作。你尊重故事本身的生命，用心捕捉故事的灵魂，用自己的方式述说故事。你不新编它们。这不正是‘述而不作’么？”
这话说得真好，我也真喜欢夫子。孔老夫子说：“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我每每感到虚弱难过，总会以这句话勉励自己。所以，我听从涂涂的建议，不再署名“一苇整理编写”，从此署“一苇述”。
这本书得以写成，首先得感谢刘守华老师的帮助，感谢述说故事的民间故事家、辛苦搜集故事的记录者、研究民间故事的专家和学者。没有他们写成的故事文本和研究资料，我根本不可能述写这些故事。
另外，我感谢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的朋友们。我的朋友雨荷，曾寻遍吉林的小书摊，给我寄来厚厚一摞民间故事书。天涯网友画蛇者说，在我艰难跋涉的生病的日子，给予了温暖智慧的关注与陪伴，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感谢我的孩子，他总是故事的第一个小听众。最后感谢老郑时常在家烧饭，并承担大部分家务，让我拥有难得的时间，用以述写。写到这里，我想说，无限感恩。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