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索》是一本由[德] 卢茨·赛勒著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3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克鲁索》和同样由世纪文景公司出版的，被我盛赞过的《斯通纳》很不一样。《斯通纳》是前半部分不好看，《克鲁索》是从头到尾都不好看。
这是一本由诗人所写，充斥着西式典故，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可言的纯文学长篇小说。
咬牙切齿读完以后，我把这本折磨了我一个星期的书扔到了沙发缝里，并在豆瓣短评上给与这本书“不明觉厉”的评价。
原本想把读这本书的经历当做吃了一道难吃的菜一样，先吐槽再忘掉拉倒。
然而，接下来连续几天晚上睡不着，老是想起这本难看的小说，你说烦不烦躁？
终于，已经差不多忘了自己还有个书评公众号的我，在昨天晚上决定今天无论如何都要为这本书写一点东西。
《克鲁索》以1989年的东德为故事背景。学习文学专业的大学生艾德先是死了女朋友，又找不到和女朋友一起养的猫，本着爱咋咋的死了也好的指导思想来到了小时候和家人一起去过的东德旅游胜地——希登塞岛。
一方面，很多准备自杀的人倾向于到风景秀丽，尤其是和家人有过美好回忆的地方向这个世界告别。
另一方面，希登塞岛与丹麦默恩岛隔海相望，可以看作是通往西方世界的“海上柏林墙”。反正都不想活了，也不怕被东德人民军抓住枪毙了。
是死？还是叛逃？总之先上岛看看情况再说。
用作者的话说，希登塞岛属于“得享极乐的人、白日做梦和梦中起舞的人，属于失败者和边缘人”。按照本人粗俗的理解，希登塞岛属于“稀松二五眼的人、要民主要自由的人和家道中落以后的贾宝玉那种人”。
艾德在一家名为“克劳斯纳”的餐馆找到了一份洗碗工的工作，并结识了苏联将军与马戏团女演员的私生子亚历山大·克鲁索维奇（昵称克鲁索）。
哲学青年克鲁索对自由有着自己独到的简介，他认为众人所追寻的所谓自由会发出仿佛塞壬女妖的歌声一般“魅惑人的叫声”，会引诱追寻自由的人踏上一条不归路，而真正的自由并不在他们希冀的远方，他根植在每个人的内心中。（看到这，很容易觉得克鲁索是个卖心灵鸡汤的老禅师，别急，继续看。）
在这种对于自由的理解之上，克鲁索建立起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克鲁索王国”，通过极具仪式感的“分配日”、“圣汤”、“洗身”等活动，他一边为那些偷偷潜在小岛上伺机逃跑的人提供暂时的栖身之处和食物，一边将自己对自由的理解灌输给这些人，以免他们步那些在逃跑中葬身大海的牺牲者的后尘。
帮助克鲁索维系这个王国的是希登塞岛上的短工们，核心则是克劳斯纳餐馆的短工，还有仿佛滔天巨浪中的诺亚方舟一样的克劳斯纳。
一个苦逼的文学青年，一个牛逼的哲学青年，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金风玉露一相逢，算了我还是别吐槽了。
在两德即将统一的时代洪流下，克鲁索一手搭建起的乌托邦一点点分崩离析，曾经紧密的围绕在它身边的那些克劳斯纳的短工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克鲁索搭建起来的理想王国，回到现实世界中去。
失去了拥戴者的克鲁索身上曾经笼罩的光环开始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浓重的悲剧色彩。克鲁索成了“一个孤独的军队统帅，一个没有军队的将军，一个正在冻僵的英雄”。
这时，艾德和克鲁索的角色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曾经生活在克鲁索庇护下的艾德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大，“慢慢进入了他的新角色”，因为“现在得由他负起责任来”。曾经的诺亚方舟现在仿佛一艘风雨飘摇中的小船，同时昭示着艾德和克鲁索的命运。
身受重伤的克鲁索被父亲从岛上接走，回到了现实世界中。成为克劳斯纳“最后一个短工”的艾德独自支撑着克劳斯纳，直到从收音机中听到两德边界已经打开的消息，随后，他也离开了希登塞岛，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
这本书与《鲁宾逊漂流记》的互文关系就不用我说了。（鲁滨逊的姓氏的就是克鲁索），相对于文学，我还是对历史更感兴趣一些。
民主德国，1949年建国，1990年与联邦德国统一（实际上就是并入联邦德国）。在其存在的四十一年历史当中，其国民生活水平一直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数一数二。可即便是重兵把守的柏林墙也无法阻止东德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地逃向西方。对于自诩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东德及其背后的苏联，柏林墙既是打在自己脸上的响亮的耳光又是矗立在世人面前的耻辱柱。尤其是苏东剧变以来，东德的这段历史几乎完全了西风压倒东风的样板。
克鲁索的核心观点可以总结为“东方的任务”。本人一点粗浅的理解就是：东方人不要跪舔西方人的自由，而应该探索出自己的自由之路。比如，遁入内心，对诗之旅进行探描等等。
说得再通俗一点，不一定非要到远方去找诗，我们也可以通过诗到达远方。（诗不是狭义的诗歌，而是广义的诗魂——比如诗意地栖居，比如，诗即反抗。）
之前，我一直在向大家介绍一些好看有趣的书，为什么这次推荐了一本纯文学小说咧？
有的书，很好看，并且想反复看。这种书，我比作软炸里脊，怎么吃都吃不够。
有的书，很好看，但看过之后就不想再看第二遍。这种书，我把它比作红烧肉拌糖兑雪碧。
有的书，不好看，特殊时刻看一看却有起死回生之功效。它难得一见又富含营养，我把它比作长白山里采一颗少一颗的老山参。
最后啰嗦一句劝人读书的大白话，回答一下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
越是通俗有趣的玩意儿，管得越严。越是晦涩难懂的东西，尺度越可以大。
《克鲁索》读后感(二)：为被唾弃干杯
荣获德国图书奖的《克鲁索》，是德国著名的诗人卢茨·赛勒的首部长篇小说，该部小说因作者在27岁那年的夏天在希登塞岛的克劳斯纳饭店做洗碗工，而有了创作的源泉：这个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象征着自由的小岛融合的一个有关自我探索和真正自由的故事。《克鲁索》里面的主人公克鲁索取名于英国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里面的主人公鲁滨孙·克鲁索，赋予在克鲁索身上的传奇和挣扎，他在困境中构筑的安全城堡，他的精神领袖和庇护所，是希登塞岛的克鲁索能量。
《克鲁索》读后感(三)：自由在何方
读完这本书，脑中立马浮现出几个字——诗意的栖居。作为德国极具代表性的诗人，卢茨·赛勒在尝试长篇小说《克鲁索》的时候，文字也是极富有诗意的。断壁，悬崖，一望无际的碧蓝大海。在克劳斯纳，这危险却广阔的意象代表着的，是自由的趋向。这，是一个关于自由的故事。
诗意不仅体现在海岛清新明朗的环境里，也体现在众人的心灵里。诗意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表浅的自由从艾德在窗口探出大半身子的战栗，到湛蓝大海代表的无限的可能，走向的是诗意的毁灭，而克鲁索所推崇的，由外向内挖掘心灵深处的自由，则满溢着诗意的永恒。
故事由绝望的艾德开始，他失去了女友G，也失去了生命的颜色。选择去克劳斯纳，不过是选择和其他人不同原因的“逃避”罢了。追寻自由，换句话说便是逃避不自由。自由到底是什么？在窗口感受游走在生死边缘的漂浮感？或是跑到被抛弃者聚集地的海岛上？抑或是在代表死亡的蔚蓝大海的诱惑下朝向彼岸的游动？海岛的领导人物克鲁索虽然身处这逃亡之地，却和逃亡的众人不同，他认为自由是根植在每个人心中的。众人奔波各处去寻找遥不可及的自由，那渺茫希望的海市蜃楼后是死亡的深渊，这是完完全全的错误。
关于自由的讨论是书中的精神内核，但这乌托邦的世界终究是处在动荡而分裂的大环境之下的。迷茫的艾德初来岛上工作，这里所有都像诗一样美丽，所有人都是诗人，但只有克鲁索像是无涯墨色大海上高高矗立的灯塔。相似的失去亲密关系的人的经历使他们越走越近，克鲁索发掘内心自由的引导像是岛上美丽的歌。美丽的心灵之歌在整座岛上萦绕，对抗着塞壬女妖的魅惑叫声，他们不断从大海的口中挽留那些追随用自由做遮掩的死亡，走上不归路的人们。但这乌托邦式的王国在时代的洪流下崩解，离开这理想王国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回归生活，不再是狼狈的逃亡者，曾经在艾德眼中坚不可摧的克鲁索慢慢失去耀眼的光彩，而小岛飘摇的特点也变得愈发明显，就好像他们的命运。主次地位发生了变化，曾经是克鲁索引导着艾德寻求内心的自由，现在则是由艾德引导着失去光彩的克鲁索坚持走下去。那无形却难以越过的海上柏林墙，在大趋势下慢慢被推倒。赛勒没有明确点出克鲁索的理想王国倒塌的原因，但我们知道，是那两德统一的时代浪潮在冲击这个飘摇的地方。赛勒将时代背景虚化，只展现其力量，而他着重强调的，依旧是背景中的人，以及人们追求自由的力量。
初次阅读的时候，缓慢的叙事节奏如同朗诵一首长诗，随着艾德一点点从灰暗走向蔚蓝，在油腻腻的洗碗池边，在海边新鲜的泥土旁，在狐狸慢慢变成静态枯骨的洞穴里，他与这个海岛渐渐融为一体，他与跃入死亡之海的逃亡者之间的分别与海岸线一样越来越鲜明。艾德和克鲁索之所以成为心灵至交，是因为他们对自由追随的方向是相同的。与期望通过小岛逃离东德的逃亡者们不同，他是追随着童年的足迹踏入小岛的，他的逃亡，目的地是内心世界，而不是众人憧憬的西德。或许这种扎根心灵的自由就像收音机维奥拉的声音一样飘忽不定难以追寻，但这种追寻本身带来的友谊，爱，和觉醒 都是实实在在流淌在血液中，感受得到的。
当所有缥缈的东西离去，留下的，便是明明确确的真实。“所有的边界都开放了”，仿佛一直以来想要冲破的“自由”突然变得杳无踪迹，这是其他人追寻之路的结束，而对于艾德和克鲁索来说，也是用心灵与之抗争的结束。当人们不是去远方寻找自由而是依凭自由的心灵去向远方，当探寻心灵自由的人为大海的死者唱起安魂曲，即便成为被唾弃的人，也应该是围在一起，笑着干杯的吧。
《克鲁索》读后感(四)：没有叙述的小说
当小说没有叙述，便得需要其他来支撑
既然故事不可或缺，书的厚度也已显然
一种诗意的东西就会来取代叙述的缺席
毫不奇怪，卢茨·赛勒首先算是一位诗人
而《克鲁索》则是他写出的第一部小说
不能说不可如此行事——万般皆成文章
但没有叙述，就像没有隐喻内置的诗歌
阅读诗内的叙述与阅读小说的诗，两者
如此不同：诗的叙事仍可借由句子安排
获得言外的余味，但以叙述为本的小说
倘使没有叙述强力推进，多靠诗的空洞
氛围来填充，无异于空足迷失于密林中
《克鲁索》读后感(五)：卢茨·赛勒：睁着眼睛潜下去
卢茨·赛勒：睁着眼睛潜下去
卢德坤
德国诗人、作家卢茨·赛勒的《克鲁索》属于这样一类小说：它们藉由善感的心，透视的眼，锻造的字词，扩延了人的认知边界。一句话，是真正于人世沉潜后才能写出的小说。这类小说对读者也提出了相应要求：我们只能调动全身心力量对待，没法粗心，打不了马虎眼，不像对付一部早上翻看晚上就可扔掉的什么小说那样。一句话，也是需要我们沉潜于内的小说。即便如此，限于个人的认知，我们从小说中所能得到的仍可能远低于小说所能给予的。如果站在一个更高的标准上，我们大可不必将《克鲁索》特别划分到哪一类哪一款的小说中去，而不妨说：只有像《克鲁索》这样的，才配得上作为“全面艺术”的小说之名。
表面上看，故事并无多大波澜起伏：因女友自杀，东德青年艾德本身也经历了象征性死亡，成为一种破碎性存在，摇摆不定，时刻处于惊惧之中。不同流俗的是，艾德并不特别自怨自艾，似乎时刻都在自我审视，有想找一个出口的意愿。艾德无胆随女友而去，又想逃避，最后流落到有某种美名的希登塞岛。希登塞岛位于东德边境，隔波罗的海望另一边的丹麦岛屿。艾德进了希登塞岛克劳斯纳饭店当洗碗工，除了岛民，还结识了一批奇人异士，其中就有作为本书标题的克鲁索。克鲁索敏捷、坚韧、亲和又严肃，“他说的话丝毫没有挖苦或讽刺的意思，他提建议的态度，也跟岛民们或多或少的玩世不恭的老习惯完全不一样。从深层来说，岛上的生活中缺少的就是这种东西(他们或许不会承认)，这些人缺少的是一项任务，一个理念，某种超出了每天在酸甜之间来来去去的东西”(第141页)。一句话，克鲁索身上有一股强力。克鲁索带艾德更深入了解希登塞岛以及他本人赋予希登塞岛的意义：自由是美好的，但试图从希登塞岛出逃是一条歧路、不归路。在他看来，处于夹缝之中的希登塞岛本身便可成为自由之地。在克鲁索引导下，艾德从原初的局外人位置，渐渐深入小岛事务。艾德与克鲁索成了挚交，亦与另一些流落希登塞岛向克鲁索求助的人———他们被称为“遭遇船难的人”———密切互动。在这过程中，艾德发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小说末尾，局势渐变，曾经被视为战友的希登塞岛奇人异士纷纷离开，也不再有“遭遇船难的人”到来。苦雨凄凄，克鲁索患上重疾，最后也被送离希登塞岛。艾德好像变成了秉承克鲁索遗志的最后之人。
任何简单归纳，都是对小说本身的亵渎。作者卢茨·赛勒的感官极敏锐，常能观察、体感到一般人不易察觉的事物。且看他描写夜晚的海面：“水上漂着一个银色的高脚杯，底座一直伸到岸边，一个黑色的柱子支撑着月亮”(第309页)。文中对画意的呈现似乎是简易的，事实上极难描摹。再看他写艾德初到克劳斯纳，看见饭店门口一个牌子，因之生发的感觉：“牌子上的第一个字母被修饰得十分华丽。艾德眼前闪过那个做牌子的人，看见他接订单，然后记下这艘船(引者注：克劳斯纳饭店被艾德比作一座船)的名字和揭牌的日期。艾德真切地感受到了工匠做这个字母时的艰难，一股沮丧霎时淹没了他”(第30页)。这段描写不禁让人疑惑，作者拥有怎样一个心灵？如此敏锐，是幸或不幸？从这两个随手选取的小例子中，可见卢茨·赛勒强大的感受力与笔力之一斑。卢茨·赛勒还有一种能力，即从一些普通、琐碎，随处可见而令人“不察”之物或污物中，沥出闪亮的结晶物来。这是任何一位大作家必须具备的能力。
对自由的认知，是小说的重中之重。书中有直接探讨，也有省思，还有直接而来的体感。克鲁索虽无比敬重那些渡海而亡的人，但认为他们追求的方向错了。假使他们渡海成功，就得自由了？克鲁索不这样认为。资本主义消费世代，人如驯兽，受到铁一般禁锢。克鲁索相信，一定会有“回归者”，重返希登塞岛。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克鲁索念兹在兹的希登塞岛的地理位置：它处在边界线上，同时受着东西方的冲击。这种临界点，或许象征着自由追求者的最佳心灵位置。不一定非要在希登塞岛，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这种“心灵的间隙”。
在我看来，通过艾德的蜕变故事，《克鲁索》更美妙的地方在于对认知与沉潜这两件事的赞颂。一开始，艾德就具备高超的“透视”能力。但是，为追求安全感，他自我禁锢起来。他不是不可以与他人接触，但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人的好意、歹意；安慰、愤怼，他又能给别人发出什么可接收的声波与信号光呢？他无法与他人形成一股“汇流”，他是自私的。这种自我禁锢、遮蔽，并不能带来安全感，反而使惊惧更甚！在克鲁索的教导甚至“逼迫”下，艾德认识到这一困境，并能沉潜于希登塞岛这个特异的环境中，达致一种自我的觉醒。这难道不是达致自由的先决条件吗？也不一定非要沉潜于希登塞岛，可以沉潜于任何一个地方，或沉潜任何一件事情中。克鲁索在洗碗这件事上，沥出了下述结晶物：
“你在洗碗间工作，所有的话都对着水池说过上百遍，直到那话成为真的。实际上你非常想沉进去，潜在里面，但是现在只要手在里面打转就已经够了。加上沉闷的，几乎听不见的下水的声音，荡向左边，荡向右边，盘子摇晃着沉向池底，像沉船一样。你那些诗句也失了位置。一摞摞沉向池底的盘子发出闷响。你可以拯救一切，清洗、摞好、擦干———每种声音都像是一个洞穴，一种语言，艾德，这个你懂，因为你就住在声音里，你就是从那儿在问，也就是说：所有的话你都要重复上百遍，对着自己的耳朵。你可以忘掉词的意思，或者这样说吧：打破语义三角。一开始这一切让人难以忍受，玻璃杯和茶杯叮叮当当，盘子乒乒乓乓，餐具当里当啷，加上难以忍受的高温、闷热、污垢、油腻、眩晕和恶心……你会觉得只有损失，但实际上，你并没有真的失去什么，没有失去什么人，艾德，没有失去谁。你就继续轻轻地自言自语，用你的声音，直接扣响词语……”(第187页)
是有了认知，才能沉潜下去，还是沉潜触发认知？认知与沉潜，沉潜与认知，孰先孰后？或许，我们只能这样说：它们总是一起发生作用，永无止境的。我们总要睁着眼睛潜进什么东西里去。
刊2017年9月17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克鲁索》读后感(六)：灵薄狱或乌托邦
米歇尔·图尼埃在他对《鲁滨逊漂流记》的一次大胆而颠覆的改写中使用了这样的标题——《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将野人礼拜五的存在作为鲁滨逊传奇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转折点。在现代文明与原始自然的冲突之间，图尼埃笔下的鲁滨逊让野人礼拜五随船去往英国，自己却选择了在与世隔绝的孤岛度过余生。这结局教人不禁发问，灵薄狱的苦行究竟有何种魅力，竟能使遇难者拒绝回归故土？
而卢茨·塞勒同样大胆地在《克鲁索》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番独特的解读。尽管在内容上融入了德国柏林墙倒塌前夕的历史政治背景，并将场景设置为东德边缘地带的一个度假小岛，但主人公艾德及其伙伴们在岛上自食其力其乐融融的生活，仍然不免使人将这些场景与鲁滨逊花了二十多年在荒岛上建立起的那个国度联系起来。
一个独立的国度，一个心灵救赎的乌托邦。在岛上长大的克鲁索将短工们和“遭遇船难的人”聚集起来，分享食物、住所和娱乐，定期举行集会，设立各种仪式和规矩，几乎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国家。克鲁索用“遭遇船难的人”指代那些带着逃离东德、追寻自由的信念来到希登塞岛的人们，他收留他们，尽管这些人真正追求的自由在大海的另一端，在边缘之外的地界，尽管不断有人在往希登塞岛的更远处逃跑的过程中葬身大海。因此我们在卢茨诗意的文字之间，不难发现这个乌托邦梦幻而脆弱的框架。他们彼此间分享的关于自由的信念如同诗人的空梦，而岛上生活的充实反而凸显出仪式集会的异样感。甚至早在艾德真正领略岛上的全貌之前，作者就通过他留宿的观鸟台暗示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不过是一个摇摇欲坠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如候鸟一般，来来去去。
作者以克鲁索之名暗喻鲁滨逊，但他的目的显然不是绝境求生的意志。建立乌托邦的是克鲁索，孤身流亡的却是后来跟随着克鲁索的艾德。因女友之死而几欲自杀的艾德在洗碗工的锅碗瓢盆交响乐中汗流浃背地找回生活的实感，向艾德敞开心扉的克鲁索却在迷惘之际陷入疯狂。艾德在他狐狸与小王子的妄想中排遣孤独，克鲁索则在巡视领土的闲暇写作诗句。鲁滨逊和礼拜五的角色仿佛在叙述中不断地变换着，一步步走向图尼埃在《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中对自我存在的探求。在这一层意义上，这个乌托邦的破灭不啻于灵薄狱的又一轮历练。在模糊的地狱边缘，人们一再迷失自己。而这一次，再无单纯如白纸的野人，也没有迷人而危险的大自然，反倒是黑沉沉如潮水的一窝蟑螂，激醒人们原始的活力，与欲望。
《克鲁索》是以诗歌成名的卢茨·塞勒首次创作的长篇小说，其中不乏鲜明繁复的意象，和流水般的诗意。同时，在自我觉醒和感情认同之间回响着的那些特拉克尔的诗句，在被主人公以“存货”指代之际，也完成了其文学救赎意义的具象化。相似地，反观卢茨在书中时而深情，时而冷静的书写所引起的共鸣，相信《克鲁索》作为一曲写给追求自由之人的挽歌，亦已完成它的使命。
诗是一种反抗，是寻求解脱的路，一种非常强大的可能性。《克鲁索》读后感(七)：脱离了社会的社会
这本书可能需要看两遍才能看明白，读法可能也不止两种：把它当小说（文学）或是某种可能的历史（文本）。它既是对过往的记述，充满了隐喻的色彩，又指向一种现代人的普遍困境，那就是厌弃自己所处的现实生活的冲动。世上总有这一类人（数量上也许越来越多），对他们而言，仅有一个世界的生活是太乏味了，借用书中的一句话说，他们想要一个“脱离了社会的社会”。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1989年的东德，大学生艾德在失去女友的打击下，自我放逐到海岸外的希登塞岛上。这个波罗的海上的小岛是“边界内的最后一个自由之乡”，容纳了各色社会边缘人，他们仿佛都是那个沉闷的主流社会无法消化吸收而被吐出来的异质，怀抱着各式各样的白日梦。就像很多这类边界地带一样，希登塞岛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既与丹麦隔海相望，又看上去遥不可及，而与东德的大陆部分也若即若离；这种暧昧的中间状态本身也是岛上许多人心理的写照，很多人想叛逃前往自由世界，但另一些人，尤其是在岛上建起克劳斯纳饭馆这个小小乌托邦的克鲁索看来，那只是“塞壬的歌声”，只会诱导人走向一条不归路，在他看来，真正的自由不在远方，而在每个人的心里。通过饭馆里一系列充满仪式感的日常实践，他试图让人感受到另一种可能的救赎——但随着他的去世和东德的解体，这最终变成了被人遗忘的选择。
失败是乌托邦常有的命运，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值得审视。克鲁索的设想，代表着在当时那个非此即彼的处境下的第三条道路：在他看来，真正的彼岸并不是“现实的反面”（那种金光闪闪的自由与富裕），而是在象征意义上回归自己内心，因为追逐财富同样会令人厌倦，倒不如在内心为自己建起一个能容纳梦想的空间，那不仅更具超越性，在现实中也有可操作性。
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是现代社会普遍的情绪，对此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逃离”，大概这就是为什么远距离的休闲旅游在这些年来越来越盛行的原因。用波德莱尔的话说，“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只要在我现在的世界之外！”但这也是一种不得安宁的劲头，因为任何稳定下来的现实生活可能又会很快会让人产生不满。就像很多人逃离城市，并不是因为喜欢或了解真实的田园生活，而只是把它当作城市生活的反面镜像。有个捷克笑话很好地传递了这种绝望：某人在办理出境手续时，移民官问他想去哪个国家，他把地球仪转了一圈后，沉思了一下问：“还有没有别的地球？”
小说中的艾德在最初显然也有这样的冲动，因而一开头便是“平生第一次，他有了逃亡的感觉”；但当他来到希登塞岛上之后，却并没有随之想要逃离这儿的生活，把这儿当成前往更遥远彼岸的跳板。这里也隐含了小岛本身的模糊性：它相对于东德大陆而言是“彼岸”，但相对于模模糊糊的丹麦而言却是“此岸”。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在岛上的克劳斯纳饭馆工作的短工们虽然整天谈论文学与诗歌，仿佛过着与世隔绝、带有浓重理想主义色彩的生活，但与此同时，克鲁索等人所倡导的乌托邦又是极具现实色彩的和保守倾向的：它并不鼓励人不断地去激进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反倒带有一种东方隐逸生活的意味：既不要靠现实太近，也不要脱离太远，在中间的地方才能刚好安放心灵。
因此，这个“脱离了社会的社会”，虽然乍看上去有几分不真实，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彼岸性”，但确切地说，那倒不如说就像每个过着现实生活的人也需要一点空间来做做白日梦一样。小说以一种诗化的意识流笔法，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岛上生活的这种既现实又非现实的特点，仿佛外界的一切都只像是厨房里收音机中收听到的新闻播报一样虚无缥缈，“在厨房重重叠叠的回声中，它的声音飘忽得让人难以定位”——总之，它与外界联系的本质特征是弱联系。这或许正象征着我们的内心对外部世界的反应，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着自己丰富自足内心世界的人来说，外部世界的声音的确是虚无缥缈的，他们所有的逃亡都是向内心的逃亡。就此而言，希登塞岛象征着一个社会外挂在海岸边的心灵。
说实话，这样的人，就算不在希登塞岛上，在现实生活中恐怕也是格格不入的，仿佛在心里随身带着一个希登塞岛。在艾德上岛之前，他就已经感觉亚琛、哥本哈根这些地方“仿佛存在于另一个世界，至少给人的感觉是远隔千山万水，以致连是不是存在都需要画个问号”，而他自己，与现实生活也相当疏离，沉默寡言让他更为舒服，也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能使自己摆脱一切”——换言之，他不完全是上岛之后才被克鲁索所改变，而是早就为此做好了准备。那种人每天都会想和自己单独相处一会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上岛仅68天之后，回忆起早前的日子时就已感觉“好像在翻看一个死者的记事本，然后又觉得好像他以前的生活还在”。按小说里的一段精到的叙述来说，“来希登塞岛之前的岁月已经很遥远，就像是上个世纪里的某个被遗忘的大洲，我碰巧在那里活过一次而已，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如果说岛上生活象征着一种内心生活（或重塑内心的生活），那这出现在一位德国作家的笔下，可能也算渊源有自。德国没有经历自己的文艺复兴，它的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自诞生之初起，就生活在一种政治上的无力感中，因而他们很自然地转向自成一体的内心世界，更偏向运用抽象的理念去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这种追求内心自由的传统并不侧重于确保外部的权利，而是自己珍视的内在不会被外界所改变，又或如书中那位奥芬巴赫餐厅的历史学家所说的，“自由的核心就在于如何在现存的法则框架下找到适合自己的法则”。克鲁索也说过，“这个岛是藏身地，是让他们找到自我的地方，让人回归自我，就像卢梭说过的，回归自然，倾听内心的声音，没有人一定要逃亡，没有人一定得淹死，这个岛是一种经历，这种经历能够让他们回归，作为顿悟者回归。这种经历能够让他们继续过现在的生活，直到有一天量变突然引起质变，到那一天，人心中的自由突然大到超过了周围环境中的不自由”，也就是说，在这里，“自由”并不是一种法律保障的权利，而是精神自由，是一种许多人生命中缺失的体验，正因此，克鲁索才要强调，生活在富裕消费社会中的人们其实受着束缚和奴役。
这里有着某种难以言明的吊诡：如果外部事件只有影响到内在心灵才算是一回事，那这本身似乎就需要一个特殊的环境（就像在这个能与主流社会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小岛上），毕竟在很多地方，想这样沉浸在不受外界影响的内心世界中也不可得，因为想要保持距离本身就是不容许的。校园和网络有时也像是这一类“脱离了社会的社会”，常让人不由自主地忘却现实社会的存在——然而那最终仍是不得不面对的坚硬现实。不仅如此，这种原本是出于对主流社会的抗议而寻求的内在自由，似乎也在无意中成了那个残酷外部世界的减压阀，使得人们认为现有的生活仍是可以忍受的。
因此，这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脆弱的。在小说中，克鲁索在柏林墙倒塌的前一天去世，似乎正象征着他不属于新的时代，他仿佛是“他那个物种的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活体样本”。然后，小说中又以隐喻的手法写着：“11月9日。他在餐厅里服务，不是通过活门，活门封死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正是柏林墙倒塌之日，而那一个章节的标题是“重生”——也就是说，在许多人看来的“重生之日”，对主角艾德看来却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并且原本的出路宣告终结。“历史的终结”是单调无趣的，正如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说的，“找寻完美社会的目的，不是要让历史停止进行，而是要为所有的男男女女打开其未知和不可知的种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对人类而言幸运的是，通往乌托邦之路是畅通无阻的。”乌托邦是在那样一个时期的试错实验，给人以生活和美学上的另一种选择。这未必是说那条路更好，而只是说，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没有“其他可能的出路”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已刊2017-10-10“检书” ----------------------------------------------------------------------------------------------------------- 勘误： p.136-137：据说普劳恩市有个人把一面民主德国的国旗铺在自家门口的地上，上面有锤子、圆规和麦穗组成国徽。结果从岛上被带走关了起来：疑有误，普劳恩（Plauen）是萨克森州城市，并不在岛上 p.311：Angust=August
《克鲁索》读后感(八)：为了说明自由不易，卢茨·赛勒写了一部长篇小说
“1989年的夏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无声无息地分崩离析......然而，在东德北部、波罗的海上的希登塞岛，这分崩离析却悄然不为人知，岛上的人们几乎在昏睡状态中度过了东德最后的日子。”
这样一座远离纷攘、与世隔绝的小岛吸引了一批“三教九流”的人——有搞艺术的、有搞学术的、有远离社会的边缘者、还有白日梦者——但他们的共同点是向往着自由。这其中有一位叫卢茨·赛勒，1988年他第一次登上希登塞岛，并立马被其迷住：“我当时就想，今后一定要再来这里。”
多年之后，依据自己在岛上的见闻和在克劳斯纳饭馆的打工经历，卢茨·赛勒写作了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克鲁索》，这部“层次丰富的哲学小说” 以一段被人遗忘的东德历史为背景，讲述了有自杀倾向的主人公艾德在岛上获得的自我觉醒以及在精神领袖克鲁索的引领下，岛上众人如何从诗歌中寻求内心自由与安宁。
虽然卢茨·赛勒在“小心翼翼地降低小说叙事的真实可信性”，其文本中的诸多意象与情节都影射了东德现实的政治社会状况，并让人联想到类似主题的虚构小说。在《克鲁索》中，希登塞岛是通往自由的驿站，是精神的乌托邦，是远离压抑的政治机器、享有“治外法权”的边境之地。而《克鲁索》提出的哲学命题也直指当下——究竟如何才能获得自由？
卢茨·赛勒，德国当代文坛上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至今已出版多部诗集。生于德国东部的格拉市，曾是泥瓦匠和木工，参加过东德国家人民军。他于1989年夏季在希登塞岛的克劳斯纳饭店做洗碗工，次年完成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学业，1997年起在勃兰登堡州威廉斯霍斯特的彼得·胡赫尔之家主持文学项目。撰文 | 林晓萍
克鲁索在和艾德研究真理地图的时候认为，那些官方标注的地图其实一直在撒谎，“比如那些从来就不正确的距离，伪造的海洋面积，伪造的宽度，伪造的地平线，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那些决心离开原有的生活，逃离东德，穿越海洋，跋山涉水而来的人，用自己的生命走出了一条亡者之路。
克鲁索认为这些伪造的地图瞒过了众人追求自由的眼光。他决心画出一幅真正标注出自由的地图。那些在官方地图上遥不可及的目标——丹麦还有墨恩小岛，在克鲁索的地图上看起来却近在咫尺。而这自由的驿站便是希登赛岛。
《克鲁索》作者：（德）卢茨·赛勒译者：顾牧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6月这个故事以一段被人遗忘的东德历史为背景，诗意地书写了一个有自杀倾向的年轻人自我觉醒的历程。同时亦实亦虚地展现了当时边境内的自由之乡——希登赛岛及其精神领袖克鲁索的心路旅程。
希登赛岛——这个突出在海面上的“海马”形状的乌托邦——是一个自由的瞭望塔。作家克里斯托弗·海茵（ChristophHein）的小说《探戈舞者》（DerTangospieler）中的男主角就曾经在这个岛屿上旅行。汉斯-彼得·达洛从原有的生活中逃离，来到希登赛岛，并且在这个看起来特别像一个搁浅在礁石危岩之上的巨船——克劳斯纳度假村找了一份临时工作。不仅如此，如果读者愿意考虑《克鲁索》叙事的真实性的话，还应该考虑到卢茨·赛勒1988年的时候也在克劳斯纳做过洗碗工。这位出生于1963年图林根的作家和《克鲁索》的男主角艾德·本德勒一样都曾经踏上这个岛屿，走近克劳斯纳。
这位24岁的哈勒大学文学专业学生艾德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他的女朋友G。不久之后，女朋友留给他的那只猫——马修——也离他而去。他对女朋友仅剩的那点念想最终也消失了。艾德陷入强烈的孤单境地——他觉得无法与幸福建立任何联系。因此艾德决定暂时离开自己的生活，乘车前往希登赛岛。艾德想要在那里至少度过一个夏天，期望可以为自己已经消解的存在寻找救赎。
超越时间的岛屿
一切不安都被隔绝在外
《克鲁索》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的卢茨·赛勒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小说通过对其他文学作品的借用，将虚构的超越时间的故事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东德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艺术性地结合。初次阅读卢茨·赛勒的人肯定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真正进入赛勒诗意语言的节奏之中，才能随着他漫步在语言的田野之上，感受自由的神韵。
艾德动身来到希登赛岛的时候正是1989年的夏天。那些当时动身逃亡，试图越过边境线的东德人所遇到的一切困难，艾德都亲身经历：如果想要到达波罗的海的北部前哨希登赛岛，他们必须经过重重关卡，经受盘问和无尽的刁难。当时东德国家机器神经质般的紧张可见一斑。
这是那个动荡年代的开端。但是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希登赛岛上，一切不安都被隔绝在外。唯有那台年代久远、缺胳膊少腿却异常执着的收音机维奥拉是克劳斯纳“诺亚方舟”与外界唯一的联系。那些透过维奥拉传来的匈牙利的逃亡对于这个世外桃源来说反而像是虚妄遥远的钟声。他在失意落寞中来到这座孤独的岛屿，走进克劳斯纳，成了那里的洗碗工，作为“星期五”遇见了他的人生导师“鲁滨逊·克鲁索维奇”。
在艾德看来，这位和“鲁滨逊”类比的克鲁索是希登赛岛上的无冕之王，是岛上的精神中心，是克劳斯纳方舟船员的精神领袖和带头人。克鲁索的智慧能够使两人成为师徒，但并不足以导致小说后来两人角色的倒转。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还在于他们的相似性：克鲁索是一位苏联将军的儿子。他的母亲在他六岁的时候因为一次演出事故过世。之后他便来到了希登赛岛。
丧母之痛并不是克鲁索唯一的痛苦。他的姐姐索尼娅同样也是这个制度下的牺牲者——她死在了波罗的海海滩。克鲁索被无情地抛弃。同样失去挚爱之人，同样都极度热爱诗歌——这些相似之处使得艾德成为克劳斯纳船员的一分子。克劳斯纳的员工是一个大杂烩，是当时东德社会环境的一个缩影：这里不仅有嬉皮士乐队和类似于宗教的团体，甚至还有文学小圈子——当然，带着点文学的加工。
那些在克劳斯纳工作的人三教九流都有：一个写过哲学博士论文的外号叫做“兰波”的人；写过社会学博士论文对于“古代”十分迷恋的“卡瓦洛”；还有那些社会的边缘人，那些想要到希登赛岛上寻求自我自由的人。沙滩上是那些警犬和巡逻队；克劳斯纳里面的是这些自由人。
诗歌是一种救赎
寻找内心的安宁
诗歌是一种反抗，同样也是一种救赎。克鲁索对于自由的定义绝不是简单地帮助无家可归的避世之人通过致命的波罗的海，前往丹麦，而是希望这些遭逢船难之人能够有朝一日在诗中寻求到内心的自由与安宁。克鲁索先将这些人安排在黑色营地，然后为他们提供“圣汤”，希望通过这种象征着永恒的汤与火为这些逃难之人提供温暖，使希登赛岛成为他们新生命的开始。克鲁索的这条自由之路还包括洗身和工作——当然，工作仅仅是自愿行为。这种极富有宗教意味的仪式之目的在于能够让这些人在这个作为藏身之地的希登赛岛找到自我，倾听内心的声音，顿悟内心的自由，直到有一天他们能够带着这种经历回归陆地，直到有一天量变突然引起质变——“人心中的自由突然大到超过周围环境的不自由，那一刻……将会是一次巨大的震动，雷鸣般的一次心跳”。
克鲁索的想法被卢茨·赛勒翻译成为一种无与伦比美妙的语言，而小说语言在译文当中仍旧不失韵律。但在这种自由韵律的美感中，依旧可以发现作者还是在小心翼翼地降低小说叙事的真实可信性。
赛勒在访谈中也多次提到，不应将《克鲁索》看做是那个特定转折年代的小说。《克鲁索》只是一部关于自由的故事。这极有可能与赛勒在东德的经历有关。虽然小说有明确的时间和地点，甚至于到现在希登赛岛上还有一个名叫克劳斯纳的度假村，但是小说从一开始就通过克鲁索这个与《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相近的名字建立了两个作品之间的联系。不仅如此，《克鲁索》与其他文学作品的相似性都在不断坐实小说的虚构性。例如，《克鲁索》中有大量关于边境巡逻警察的暴力、作为社会边缘人的逃难者和他们走过的死亡之路的描写。这些都会让人想起科特·德拉维特的小说《我曾将我的影子当做他人并且问候》。甚至于在国家机器蛮横介入克劳斯纳，自由的诺亚方舟沉没之时，克鲁索感受到的混合着无尽绝望的愤怒都会让人想起德拉维特的如寒冰般刺骨的愤怒和令人胆寒的恐怖。
不仅如此，那个虚无的克劳斯纳和希登赛岛不正是乌维·科尔比在小说《谎言》当中描绘的虚构的回忆，那些死于逃难途中的遭逢船难之人不就是那些东德秘密警察档案中可笑的数字吗？甚至于小说结尾的后记中关于卢茨·赛勒对当时逃难失踪者的调查也是被安排在小说第一人称叙述者艾德的名义之下。或许时隔多年，东德的作家仍旧摆脱不了当时东德文学作品政治审查时的梦魇，依然习惯将思想诉诸于一场关于真实性的游戏。
位于波罗的海的希登赛岛，在小说中象征着自由的驿站。将《克鲁索》称为一场文学上的捉迷藏游戏，并不是一种贬义的批判。九十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如果想要回顾东德三四十年之前的生活，想要知道当时东德的社会政治状况，想要知道当时人们的境遇、思想、行为方式以及如何被压迫和如何进行反抗，甚至于想要知道当时的自由“看”起来、“闻”起来、“尝”起来如何的话，还是得翻阅像卢茨·赛勒的《克鲁索》和乌韦·特尔坎普的《塔》这样的小说。
就像文中的艾德最后那样，卢茨·赛勒其实也只是在记录克鲁索努力在克劳斯纳建立的自由。用文字将现在与过去建立联系。这样的话，哪怕自由仅现于乌托邦，哪怕自由的诺亚方舟——克劳斯纳已经被人抛弃，哪怕人生会遭遇种种浅滩困境和不自由，用文字描绘出的自由终究会变成种子，撒播到每一个人的心田。然后便是漫长的等待。等待终有一天，自由的花会开；终有一天，自由的乌托邦会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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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渐逝的年代》作者：（德）欧根·鲁格译者：钟慧娟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6月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首发于“有时书评”。作者：林晓萍；编辑：柏琳 彭丹 西西。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你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