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2017年第3期》是一本由李佩甫 / 欧阳江河 /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著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页数：20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花城》2017年第3期》读后感(一)：《花城》2017年第3期：原野上的一只小兽，气喘吁吁

　　到今年，《花城》已然创刊三十八载（1979年创刊），在一切都在飞速发展的今天，或许我们真的应当珍惜这些“持久”的事物——毕竟在传统之中，方有“新章”能够生发。

　　2017年第3期的《花城》，主打的是李佩甫长篇的《平原客》。私心上说，我自己是不大读官场小说的，一是官场小说大多涉及秘闻，而这“秘闻”又多套路，总之就是“权钱酒色”之事，难免乌烟瘴气；另一则是官场小说读了令人郁闷——夜路上读“暗书”，恐怕要更加难过。

　　不过尽管也在写官场，《平原客》却是部“明书”——它的“明”，一在人物，二在事理。《平原客》人物众多，作者以多视角反复穿插的方式，将每个人物的心路娓娓道来，合在一处，则又是一处跌宕起伏的现实大戏。在其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发迹，但命运其实从来都不由自己掌握，毕竟现实的规则其实早已写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似乎是人们公认的不二法门，于是人们努力寻找“头人”，以众星捧月的方式，企盼他有朝一日风光无限，以便自己可以分一杯羹。可人心总是最不可靠的机器，它的失控，会让整个体系灰飞烟灭——可结果又绝不是众人的粉身碎骨。有人承担一切，人们又要继续寻找下一个“头人”，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树倒猢狲散”，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主打足够“硬”，而这期杂志其他的内容，则颇有百花齐放的味道。短篇小说《祖先与小丑》和散文《娅番》十分惊艳。前者将“逝者”与“新生”串联在一起，构成了生命的回环，个体观察位居其中，体验着悲欢和满足；后者则写了一个汉人“新嫁娘”给平静安宁的村寨带来的冒犯，直至最终与其融为一体。深沉而有力，是这两部作品共有的特色，也自然是“好作品”该有的品质。

　　本期的另一个重点，是“花城关注”的“85后”作家特辑。特辑选择了三位“85后”作家的作品，并对其进行访谈，展现了她们的创作状态，而随后的总结，则呈现了时下流行的作家代际标签，对作家与作品本身若有若无的影响。也许’身为“XX后”作家，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要以“XX后”的方式，提供自己的生命经验，结构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将他们以这样的方法连缀起来，再去独立审视——“制造‘85后’不只是一次戏仿的文学命名，而是发现了那一个个孤独的文学岛屿。或许孤独只是我们的想当然，这些岛屿都有着自己生命和风景。”

　　我不懂诗歌，这期《花城》中也有不少关于诗歌的内容。其中诗人欧阳江河的“诗歌课”——《写法和读法，其实就是活法》，其内容与其标题一样简练深刻，引人深思。至于诗人华清的《秘密花园或疯人愿即景（组诗）》则充满了想象力，担得起诗歌之于日常的重任——向沉默的日常开枪。

　　“原野上的一只小兽气喘吁吁/当它对我开口，红唇中露出了宝石/晶莹的石榴。”这句诗正是来自上面那组诗，头一句则被我挪作标题。对于热爱文学之人而言，这世界恐怕正是一片荒蛮、不知所措的原野。遇见一只小兽，自然使人欢喜——因为我们知道，在下一页，一定有精彩的故事发生。

　　《《花城》2017年第3期》读后感(二)：花城，一座不孤独的岛屿

　　移动互联网时代，碎片化阅读成为人们主流阅读方式之一。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老龄化用户和低龄化用户呈现出逐步、稳定增长的趋势，移动阅读的内容开始针对不同的用户群体变得更为丰富，一方面，微信公众号阅读量居高不下，网文热度持续攀升，低龄化用户从爱喝“鸡汤”到试饮“毒鸡汤”，老龄化用户从盲目看养生到学着看辟谣，年轻用户群体则忙着追网文看IP剧，各有各的乐趣；一方面，文学类公众号始终不温不火，仿佛移动阅读盛世里的孤独岛屿，不但不追热点，连粉丝运营看起来都做得有一搭无一搭，颇有些冷清。

　　有人说，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纯文学的坚守，也有人说，所谓“内容为王”只是粉丝经济主导下的娱乐产物，反而使得“文学价值”略显尴尬。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纸媒逐渐式微，但令人可喜的是，创刊于1979年的文学刊物《花城》已经坚持走过了三十几个年头。

　　2017年第三期的《花城》可读性很强，重头戏《平原客》占了大半篇幅。故事中，人物的命运依托大环境的变化而浮沉，被欲望裹挟的人更容易与原本的人生脱轨。李佩甫的书写有五、六十年代作家的匠气，以平实的情节体现了扎实的文字功底，乡土气息浓厚，秉承了一贯的以“植物”喻人的创作手法。仍旧没有光芒万丈的人物，倘若有那么一点光亮，是人脱得精光，黑暗中的肉色没有一点色差。

　　“本期点评”提出了“85后”这个概念性名词。作为晚熟的“80后”，“85后”的创作日臻成熟，但很难用一个或几个形容词来概括“85后”的写作特点和风格。陈思安的《变形记》中，场景描写的镜头感很强，人与自我的冲突并不一定要和解，也可以用一种不那么世俗的方式来解决；童末的《拉乌霍流》有一种流动的孤独，无论有没有人可依偎，也无论身在多远的远方，孤独是个人的体验，始终流动在成长的记忆与当下；杨碧薇的诗歌个人风格鲜明，且不矫情，你永远不知道叛逆的少女身体里住着一个怎样的而灵魂，灵魂会书写出怎样的诗句。

　　她们的作品或许并不规矩，但这一点不规矩的匠气，正是“85后”作家的可贵之处，她们没有被“85后”和“作家”之类的身份标签所束缚，追求自由地书写，并将个人的成长经历融入到创作中，写出一个又一个朝气蓬勃的生命与自我。何平通过“85后”作家的作品，发现了一个个“孤独的文学岛屿”，但或许孤独的并不是岛屿，而是写作这件事情本身，“85后”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更为清晰地认识到自我与世界，并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表达，去书写，从而滋生了一个又一个顽固而孤独的“文学岛屿”，不热闹，但自得其乐。

　　而所有热闹的，孤独的“文学岛屿”都是好看的，《花城》也因为这些“文学岛屿”的存在显得不那么孤独，成为一座不孤独的岛屿，不甘于平庸，也不流于俗套。

　　《《花城》2017年第3期》读后感(三)：花城之蜜

　　《花城》之花蜜 《花城》的装帧设计简洁有度，插画也是比较简单，蕴含寓意。作为一个定位纯正的文学刊物，《花城》依然保持着纯文学本色，没有丝毫的娱乐基调，同时也在试探式的创新，对于国内文学刊物低迷的现状来说，能够保持一份本色，也是很难得的事情。 2017年第三期《花城》在内容上属于厚重的，长篇选了老牌作家李佩甫的《平原客》，占了整个杂志一半的篇幅，虽然也是官场小说的基调，但在人物的刻画上更胜一筹，人性的身不由己和转变，令人唏嘘。《花城关注》作为一个子栏目，很有捕捉力，针对青年作家的共性，归类了一个群体，也是一种特别的关注。这个栏目值得做大做精致，特别是针对青年作家，需要一个更加系统的归拢。最让我惊喜的是，读到雷默的短篇《祖先和小丑》，诗意的文笔，散步的叙述节奏，围绕一场葬礼，平淡而又细腻深入的带我们领略了生老病死的感悟。 《平原客》以官场为背景，敏感的事件显露出一个个人物的性情人格，逼真的叙述还原中国微缩的官场。人物在仕途和婚姻中，产生了代沟和无法消解的矛盾，最初的精神渐渐磨灭，心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走向毁灭的边缘，于是罪恶与善意都在一念之间分崩离析。雷默的短篇小说《祖先与小丑》在整本杂志中显得比较突出，轻描淡写的口吻叙述一场应该大悲大痛的葬礼，繁缛礼节的描述充满了世俗味道，也很注重拓展细节，这是好小说的成色，父亲留下的种子”似乎有着象征意义，死亡的自然死亡，新生的终将孕育成长，人的繁衍，生老病死的本质，就这么自然而为，与笔调的轻松稳健正好对应起来。看似矫情的诗意的结尾，并没有削弱整体质感，也是生活化的体现，人情感动也是自然而为，感悟到了，眼泪就能“哗”地流了下来。 八五后的小说有些故弄玄虚，但这个《花城关注》系列确实提供了一种角度，值得关注到国内青年作家的动态，从访谈中了解他们写作的心态，以及他们写作的方向，和对文学的看法。这三位被采访者的共同弊端是，用力过度，在这里看不到文学的简洁之美。其中杨碧薇的诗歌抒情味十足，符合青春期荷尔蒙过盛的特点，访谈也很新潮，时尚前卫，特立独行，思想是非禁锢、开放形的，摇滚是她的青春标签，她将自己认定为《孤女》，认为“孤独是恒久不变的体验”。编辑何平对“85”后作家的一种特别的关注，即便有制造一个群体的嫌疑，他自己称为“戏仿的文学命名”也不失为一种对文学现象的探究，对文学现场的一次记录式的疏理。 《花城》兼收并蓄，本期依然兼顾着多种文体，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文论和诗歌，一个都不能少，而访谈也是一个突出点，这种访谈可以做的更加广泛一些，关注到每个群体，但最好不要进入时效新闻的窠臼，多一些现实意义的探索，将会走得更远。 谁还在读纯文学杂志？除了写小说的作家们，写诗的诗人们，写散文随笔之类的那些人，除了他们自己来读，剩下的读者已经寥寥无几。网络横行，出版物参差不齐，年轻读者多数不再关注文学，七八十年代那种文学飞跃的局面再也没有了。《花城》坚持的不只是一份信念，也是对文学的执着所决定的，即便为了很少的读者也要继续坚持下去，我们也相信，坚持才会有新的发展，愿《花城》不气不馁，继续坚定走在文学刊物的逼仄小道上，走出一片新的景象。

　　《《花城》2017年第3期》读后感(四)：《花城》2017年3期评：李佩甫用新作揭示贪腐有痕，只是自己不知

　　《花城》2017年3期评：李佩甫用新作揭示贪腐有痕，只是自己不知

　　《花城》过去被称为中国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一。另外三个旦，分别是《十月》、《当代》、《收获》。

　　凭着当年自己朦胧的印象，觉得四个名旦，各有千秋，但也各有风格。《当代》古板有余，文采不足，但时有黄钟大吕作品。我记得《大上海沉没》就发在《当代》之上，奇怪的是，从地域来看，更应该刊在《收获》上啊。当年到上海福建路旧书店里买回了很多旧杂志，其中就有两本是刊有连载《大上海沉没》小说的《当代》。前一段时间，还把它翻出来读了一下，读到一半，就碰到字体太小的瓶颈，而且错别字离奇的多，所以，读了一半就把它搁在那儿了。而跷蹊的是，同样在《收获》上，反映广东商业改革的小说《商界》也竟然是刊在这个刊物上，而没有发表在《花城》上。发现当年自己购买的旧期刊，都是有意选择刊有长篇小说的旧刊。

　　《收获》杂志，工整稳妥，执着于古怪的文字，不管你懂不懂，它能够把一部部小说排列得整整齐齐，煞有介事。就像《故事会》一样，它有一种上海杂志的特有的严谨风格，把什么都能够做到极致，但明明上海这一个大城市涌动着毛毛糙糙的躁动，然而做杂志却能做出如此细腻、冷静的考究，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总体觉得《收获》不会在可读性上给你一点安慰。

　　《十月》觉得最为通透，它热情奔发，内心简单，但文字却能奔涌着一股热情，看起来，有一种炽热的情怀。

　　《花城》呢，很难想象得到，它是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它里面没有南方城市的那种灯红酒绿的喧嚣，反而能够乐此不疲地沉静在乡野与偏僻之处，执着于文字本身所焕发出的力量。

　　《花城》2017年第3期，一册在手，依然让人感到一种清新脱俗之感。孔子曾经说过，久不梦周公了，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也算是“久不读文学杂志”了，但一册文学期刊在手，还是能够激起我们心中的那份毛毛糙糙的激动感，好像一本杂志让我们夜不能寐的岁月再度重现在眼前。

　　这一期杂志上刊有作家李佩甫所著的长篇小说《平原客》。李佩甫不久之前刚刚以《生命册》获得茅盾文学奖，正处于文学创作的巅峰，这一部小说很令人期待。

　　与《生命册》一样，李佩甫在这部小说里，再次让乡村中人在城市的漩涡里展现灵与肉的激烈撞击。相比于《生命册》里的由第一人称的稍稍显得局限的视角，在《平原客》里，李佩甫恢复了全能全知的视角，展示了从农村里走到城市里的官场中人，是如何在城市里的巨大欲望冲击面前，一步步堕入深渊，万劫不复的。

　　乡村与城市的撞击，一直是李佩甫作品中的主题，而这一主题，如果追溯起来，可以说是出身农家子弟的作家都喜欢选择的一个主题。如《生命册》里，主体叙述者的玩世不恭的叙述语调，依稀能够让我们想起莫言在《丰乳肥臀》里的自我调侃，同样也会想到路遥在《人生》里确定的农村与城市对对碰无一幸免的结局：被城市撞得头破血流，最终还需回到乡村寻求慰藉。

　　在《平原客》里，我们可以看到李佩甫一直以一种散点状的结构，娓娓道来，它开始的描写，显得宏大而松散，作者的叙事口吻，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任意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无原则的跳跃，在这种叙事笔法下，小说里推出了两个从农村里走出的官员的人生经历，这就是小说里的市级干部刘金鼎与省级干部李德林。

　　作者就像没有聚焦目标的镜头，随意地扫来扫去，先瞄准了刘金鼎，然后，对准了一个真正的核心人物李德林。就像《红楼梦》里，要认识荣国府，必须有一个刘姥姥，她是一个触发点，借助于这么一个地位稍小的人物，才能感知到荣国府里的大千世界。同样，在《平原客》中，小说里先推出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花匠刘全有，然后，描写了他的儿子刘金鼎如何求学、求人、求生的经历，由此，而引出了那个看起来似乎只是小说背景的李德林。这个在小说里描写的开初在小人物眼里属于大人物的李德林，也由此展开了他的情感与欲望世界，并导致了整个小说后半部分的急转直下，这就是堕落的急转直下。

　　城市生活给予乡村一员的不适，在《生命册》里有淋漓的表现，相对而言，《生命册》里并没有过山车般的急转直下、一泻千里的结局，而《平原客》却在小说体量过半之后，突然之间踏上了一个加速向前发展的平台，不可抗拒地向滑向了那不可扼止跌落的结局。《生命册》里表现的是乡村在城市里受阻的问题，而《平原客》更为残酷地揭示了：乡村会在城市里堕落。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小说里给人的一种沉重的命题。小说里最初以侧影的方式出现的李德林给人的印象相当的正面，他出身农家，朴素诚实，亲民随和，严于律已，工作勤勉，一点没有架子，官至副省长，并且有望进入中央领导的行列，可以说，李德林是我们在现实中难以碰到的一个好官，为什么却最终堕落为杀人犯，以命偿命？这里究竟哪一点犯了错？

　　可能李德林本人也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有一句口头禅：“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这—句话，也是小说的篇首作了引用，可用这句话对于理解小说至关重要。这句话说的是：大自然的变化，看起来是没有明显的标志的，也不会给人一个明确的告示，但就在那个沉默的瞬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这句话，实际上喻示着：堕落看起来是没有迹象的，但那只不过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平原客》在整体的文字书写中，并没有盲点，把李德林的所有的秘密，都平铺在读者面前，但是，他为什么堕落成死囚，小说里并没有一字直接告诉我们。而从这里，我们正可以看出李佩甫的写作风格。从文字上来说，李佩甫的文学描写是一种如实的再现的鸟瞰式风格，不断地切换叙述视角，以一种上帝的视角，展现出事件的全程面目。这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在先锋叙事语境下，显然并不算上是新潮。但问题是，李佩甫用他无所不能的全能视角，打造出来的社会现实，没有空档，没有盲点，却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荒诞感，一种抽象式的隐喻式的内涵，就不能不觉得李佩甫作品在一种表层的现实语境之上，还有一种总揽一切的意象式空间。这也是李佩甫的小说能够以小见大、以一隅见全局、以具体见宏观的特有意蕴的原因。之前的作者的长篇小说创作，就被认为是通过乡村一隅的现实描绘，映射的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矛盾纠葛的大局图谱，折射出的是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深层内幕，这无疑是一个作家在构思框架之上注入了自己更为复杂、更为深沉、更具有统筹力度的深层设计，才使得小说的局部是透明明晰的，但在合成之后，却形成了一道道浑沌的胶着的厚度与深度。

　　李德林的堕落之途，他的第一任妻子看的一清二楚。当年，她看重他的技术人员身份，主动下嫁，但是，新婚第一天，她就领受了乡民们闹新房的凌辱，那些和善的乡亲们，在黑灯瞎火之下，“摸她的乳房，捏她的屁股，拧她的大腿”，令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之后，那些乡村来的亲戚，不拘小节，把家里作踏得不成样子。实际上，乡村中人，走进城市，都面临着一个是适应城市还是屈就乡村的矛盾。妻子不能容忍李德林身上的乡土痕迹，坚决地与他分手了，分手之际，留下一句话：“你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科学家。就要切断‘脐带’，切断你与家乡的一切联系。不然，他们会毁了你的。”（P34）。

　　这就是中国文学始终在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孕育了城市的乡村，在城市能够自立的时候，却最终必须面临着抛弃的命运？李佩甫在小说里提出了一个与路遥时代迥然不同的审视乡村视角，在李佩甫的笔下，绝对没有路遥在《人生》中陈述的乡村是城市的坚实后盾的理念，李佩甫一直反思着乡村的负面价值与意识形态，而这种解剖的力度，在《平原客》中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看出，走进城市的乡村中人，放弃了土地的包袱，可以说在精神上，更没有顾忌，更没有立场，在他们的面前，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生存与立足。这种简单的诉求，使他们在步入城市之后，根本无视城市的规则，而肆意地展示他们的无所不为的钻营性。在《平原客》里，我们可以从小说里的引子式的人物刘金鼎身上鲜明地看到他的竭力在城市里打洞的乡村意志。他是花匠的儿子，小时候，他上的第一节课，就是认识到关系的重要，后来他高考失利，是父亲求哥哥拜姐姐，找到关系，把他送上了大学。之后，他巧遇校长，凭借这一关系，他青云直上，从县级到市级，成了当地炙手可热的高官。之后，他成了副省长李德林的知音与后盾，为他拉帮结派，营造基地，甚至介绍老婆，他与李德林都是农家子弟，一旦攻入城市，他们必然选择抱团取暖，联手出击，扩大在城市里的战果与营盘。他们是乡村的佼佼者，但要在城市里生存下去，他们就必须不择手段，动用能够存活下去并且繁衍下去的所有的资源。而刘金鼎这种动机背景里，在小说里交待，还有着中国文化的深层积淀滋养。小说里在描写刘金鼎萌生出为省长大人建立“据点”时联想到：“当了国家领导人之后，老师手下得有个亲信班子，有一些靠得住的人才行。史书上说，当年一个小小的‘平原君’就有三千门客，那一个个都是死士呀……何况是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呢？”（P73）。这一段看起来明白如画，但背后的玄机却耐人寻味。作者在小说里表现了“中原客”这一个庞大的部落体系，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地带恰恰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因此，在中原的乡间更保真着中国文化的一些传统与精髓，而这种精髓，以一种民众的朴实的形态冲击的时候，沉滓泛起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更为复杂的深层积淀。

　　李德林的跌入深谷的第一步，就是在于他的家乡观念。他的前妻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李德林当初对刘金鼎善意的帮助，最终却成了自己毁灭的导火线，作者的深层意图，显然是折射出高密度地蕴含着中国文化传承的乡村文化，带着一种有毒的力量，在一步步地毒害着李德林这样的高官的心灵。

　　之后，刘金鼎又用女人攻下了李德林的内心世界。在李德林离婚后，刘金鼎为他选择了一个看起来本分的女人，但是小说里也提到了她的眼神里的执拗或者叫坚韧的东西，而正是这种东西，日后反过来压制了她身上最初的那种勤劳、朴实、本份，而成为一种恶。这个乡村女人一旦成为副省长夫人之后，很快认识到权力的巨大价值，无师自通地借助丈夫的权力指挥捧，谋取利益，开始了一个本来是本份的女人堕落的第一步。小说里写道：“有时候，‘尊重’是一剂慢性毒药，当一个人习惯被‘尊重‘的时候，她就危险了。”（P45）。一个乡村女人，没有底蕴，根本无力应对权力带来的巨大诱惑，反而为了享用这种权利带来的巨大好处，她竟然反过来去反制居于“权力之源”地位的丈夫，导致丈夫无法容忍，不得不运用他的关系网，把她给除掉了。

　　这样小说的下半部分就是一场破案的急如星火的动作戏。而在这一过程中，作者浓缩了我们在各类高官落马案件中耳熟能详的桥段，赋予了小说里的人物的身上，因此，小说里相对简单化的人物动机上，却包孕了至今依然迷雾重重的口耳相传高官落马的种种戏剧性因素，在小说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高官杀妻，使我们联想到发生在高级官员家里的杀人案；被抛弃的前妻举报丈夫（小说里的谢之长的妻子梁玉芬揭露丈夫，揭开了迷案的盖子），使我们想到贪官落马背后的妻子举报因素；一声正气的公安局长赫连东山，却受到了同样的力量的狙击（小说里这一段颇耐人寻味，他查破了案子，但自己反受到审查，而他无力面对的是，对付他的人，正采用他当初对付别人的铁手腕）；反贪反腐过程中，上级出于保护考量而有意为之的对破案结果的干预（如小说里提到的查案到此为止）。这些真实发生的官场拍案惊奇，被作者天衣无缝地缝贴到小说里的人物命运中去，便产生了一种超脱于前台人物的魔幻风格，令我们觉得，小说里相对简单的人物构造，却还有更为复杂的更有纵深的难以考究的心理因素，显然，我们都知道，真实发生的动机，远不是小说里描写的这么单纯，即使如李德林的杀妻动机，小说里深入到床闱之下，对李德林受到妻子凌辱的细节，都交待的一清二楚，而我们显然可以想象得到的是，真实情境下发生的这些贪官们的幕后的作为，要比小说里的人物设定更为复杂得多，但作者就是凭借着由自己提供的简单化的人物勾勒，再粘贴上更为繁复的贪官幕后中透露出的一星半点烛影斧光，便生成了小说里的一个亦真亦假、似真似幻的魔幻般的境界。这就是李佩甫在小说构思上的高明，作者能够超越文本之上的高一层次的意境之上，抒写出社会现实的魔幻风格与荒诞意境。从这一点上，《平原客》可以说起于平凡叙事，但终于影射意象，使小说的整个思想空间扩大与延伸了数倍体量，远远高于文字提供的薄薄的含量。

　　相对于《平原客》的有限的文字蕴含与巨大的延拓空间，本期中的短篇小说《祖先与小丑》未免显得有一些平淡，整个小说只是以写实的手段，交待父亲的逝世与自己孩子诞生的过程断片，意图通过生命的终结与诞生来考察人生的延续与生存的价值问题，作者把小说的“眼”建构在生与死的对立这一矛盾的价值冲撞上，以此作为短篇小说能够立足的支撑点，基本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能够站得胜脚的谋篇布局问题。而在“花城关注”栏目里，重点考察了85后创作的小说与诗歌，体现出杂志意图对新生代读者的迎合意图。总体来说，本期《花城》以黄钟大吕《平原客》布局，撑起了这期刊物的骨架与内质，也让本期刊物留给读者一种厚重与饱满之感。

　　《《花城》2017年第3期》读后感(五)：夹缝中的美丽

　　《花城》从七九年至今，也走过了几十个年头了。这几十个年头里，时代变化是那么大，新媒体的冲击，视频所带来的更直观的视觉体验，都在不断地打击着纸媒的生存空间，纸质杂志可以说是首当其冲，淘汰的大浪过去，幸免于难的杂志只能在夹缝中求生。时隔多年，当我再次看到纯文学刊物《花城》时，真的是又惊又喜，这夹缝中却也开出了花来，而且还开得不俗。

　　开篇的《平原客》可谓是2017年第3期的“重头戏”，占据了整本杂志的大半篇幅。故事围绕着刘金鼎、李德林、谢之长、赫连东山等多个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展开，再度演绎了一场活生生的“人民的名义”。

　　李佩甫的功力果然不容小觑，官场尔虞我诈的现代性中又加入了一些传统的象征事物，比如那盆妖异得过分的梅王“化蝶”，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可以说是一个灵魂性的存在；比如省长李德林的一生都在回归乡野的执着与远离乡野的政治漩涡中沉沉浮浮，人生中三个女人仿佛就是他命运的起承转合。再加上时间线索的迂回交织，多重视角的切入分析，使得整部官场小说读起来酣畅淋漓，盘根错节的关系杂而不乱、密而不多，大方向上的把握再配合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权利倾轧后的荒凉，生命背后的余温，好味道在情节的层层推进中被一点一点地“蒸”了出来。

　　“重头戏”的饕餮盛宴已经令人颇有饱腹之感，“花城关注”中的85后作家特辑与“思无止境”中欧阳江河对于诗歌的讲堂课也同样让人目眩。欧阳江河对于诗歌的宏观纵览与微观分析，让我这个不怎么读诗也读不怎么懂诗的人，也读出了些甜头来。85后三位作家陈思安、童末、杨碧薇的作品也许比不上李佩甫的手笔与境界，却也在各自喜欢的方向上发展出独特的风格。

　　比起她们稍显稚嫩的作品，我更喜欢她们每个人对于自身创作的想法。但毫无疑问，在她们身上，你都能看到一种态度，这种态度用陈思安在访谈中的话讲就是——“在思想上和内心里容不得勉强。不痛不痒、可写可不写的东西，对我没有意义，估计对阅读的人也没啥意义，那就不要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花城》能发展到今天，摒弃那些花枝招展的图片、仅留下密密麻麻的文字，以这方朴素又简单的模样示人，实在是来之不易，从阅读的品质上而言，它是走在大众大学的前端的，而正是这种对于前端定位的严谨性与严肃性，使得它在纸媒生存困难的今天，依然能够在夹缝中开出自己的美丽。因为它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没有意义。

　　《《花城》2017年第3期》读后感(六)：纯文学之光

　　我始终深信一点，杰出的作者永远不可能只靠长久的文学学习就可以写出深刻的作品，那一定是要经历良多，对生活对人生有了自己的感悟，才可能办得到。而《花城》所选取的每一篇目，读完后，都让人更加确信这一点。 素简的封面干净简单，翻开映入眼帘的内页是名为“花城视野”的单元，展示身患孤独症的李佰澄的绘画作品，包括封底内页，每一幅画都有故事，以往空白的封面和封底内页被填充进有意境的内容，很惊喜。 《花城》作为纯文学期刊，作品的选择都无负深刻之名。主打的长篇小说《平原客》，以冲积平原梅陵上花匠老刘与他培植的极品梅花化蝶开篇，慢慢深入进这片土地上官场的众生百态，再以这株传奇的梅中之王收尾，故事最后，花依旧传奇，但人已物是人非。作者李佩甫在访谈里提到，他写“平原”，写的是“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也把人当“植物”来写，梅陵上能培育出化蝶，梅陵同样养育走出一批批人，但人能否也像化蝶这般欣欣向荣就不得而知，人的欲望可不是阳光可以填满的。如此真实接地气的文字，也就只有深入“平原”这片土地才会把人物写得如此原汁原味啊！ 而短篇小说《祖先与小丑》则将生命的传承作为题眼。祖先，是“我”逝去的父亲；小丑，是“我”儿子的小名。失去与逝去不是终点，曾经父亲搂紧“我”，如今我在父亲的坟前搂紧儿子，生命，像父亲留下的种子，一代代在传承，而有传承，过去的一切就不会被遗忘，失去的定会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新回来！作者雷默，在小格局简单的故事中思索人生的大议题，对话与各种细节、意象处处见深意，作品后续可期。 “花城关注”单元，在栏目主持人何平的带领下，我们拜读了陈思安、童末、杨碧薇三名“85后”作者的作品，也在何平与他们的访谈中了解到创作的初衷与所思所感所想，不是简单的文学文本，而是文学生活；不是平庸与专业，而是野蛮蓬勃地生长。就像何平最后写到，他们都是一个个孤独的文学岛屿，都有着自己的生命和风景，个性与文字的完美契合，我认为他们是希望。 有小说，有诗歌，有散文随笔，有“蓝色东欧”单元波兰作家扎加耶夫斯基《另一种美》的节选，还有文学作品读法和写法的讲堂与对当代中国文学在英文世界译介的介绍，杂志选取素材的精妙与高水平让人不忍卒读，可以说，这本杂志里就没有任何鸡肋的内容。五星推荐，纯文学之光。

　　《《花城》2017年第3期》读后感(七)：《花城》的纯粹与创新

　　在这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电子时代，纯粹显得尤为珍贵，《花城》能够多年来以高水准保持一本杂志的纯文学性，实属不易。2017年第3期刊文字水平颇高，长篇、短篇、散文、诗歌各有千秋，值得细细品读。

　　重头戏当属当代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平原客》，围绕豫中平原某省副省长李德林的故事，探讨在时代进步的洪流中、在法制越发严密的监控下，根深蒂固的人情哲学是否还有立足的空间，语言辛辣、发人深省。

　　李德林的成功源于麦田，可他的生活也只有麦田而已，起初对为官颇为抗拒，后来却渐渐步入了覆水难收的境地。这就像是他好的那口烩面，吃着吃着，口味就提高了。李德林一直是矛盾的，但理智最终被无边的赞誉、追捧吞噬了。正如卡尔维诺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所说的：“放弃一切东西比人们想象的要容易些，困难在于开始。一旦你放弃了某种你原以为是根本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你还可以放弃其他东西，以后又有许多其他东西可以放弃。”——“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内心被罪恶收服，有时也是悄无声息的。

　　刘金鼎是一个典型的官场推手形象，作为花匠的儿子，从小就在父亲背后悟出了罗锅林在澡堂中的人生是卑微的，梅陵之外自有更广阔的天地。父亲的花在跑腿人谢之长的手中变成了万能的，似乎一切都唾手可得。教育没有使他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反而变得乖戾。他将李德林比作平原君，积极为他招募“门客”。可刘金鼎忘了当今又岂是战国般的乱世，法律更不会容许“权利大过天”。

　　李佩甫笔下的官场就是“梅庄”这个小圈子，绕来绕去都是那么几个人，真实的官场本也如此。比起赫连东山的儿子，他们更像是一群“游戏者”，多少年来一直玩着官官相护、溜须拍马的游戏，乐此不疲，前赴后继。我们不禁要问：“世界交到游戏者手里得什么样？”这些人一旦剥去官衔的外衣，就什么都不剩了，而法律最终使这一切变成了一场游戏。在现当代社会，官僚主义与庸俗而又市侩的民风互为消长，冲击力巨大的浊流裹挟着由下而上的人，即便如李德林、刘金鼎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无法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不能明哲保身，只得随波逐流。

　　小说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处处可见时代的印记，人物刻画生动形象、入木三分，将反腐主题嵌入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中，发挥了强大的讽喻现实的功能，官员选拔制度、教育升学体系、省会风气、过分纵商等社会弊端，都在批判之列。刘全有用自己精心培育的花卉为儿子打开了一条教育的坦途，但他怎么也想不到，纯洁而又美丽的鲜花竟铺就了一条不归路，而个人生活贫瘠的李德林，也只有在麦田这样坚实的根基中，才能寻找到一点点不再虚幻的未来吧。

　　再看“蓝色东欧”栏目，波兰著名作家、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在他的散文随笔集《另一种美》中提到，他崇尚希腊人早期传统记录历史的方式：“如同一个亲历者，见识和经历过他所描写的一切”，提倡每一个真实个体的纯粹感受中去了解历史，而不是依赖于冷冰冰的教条，诗歌应是一种对于生命内在的表达，联结诗人与读者的心灵。而这与“思无止境”栏目中诗人欧阳江河关于诗歌理论的演讲《写法和读法，其实就是活法》提出的观点相当契合，他讲到：“诗歌真的是一种存在方式，是一种生命。它是命。你把诗歌这个开关接通以后，是一条一条的命，被复活。”抛却时间的阻隔，古代与现代在诗歌文本中相遇、碰撞，这是一种奇妙而又真实的感知过程。得益于栏目编排，这样跨越国界的遥相呼应很有心思。

　　另外，本期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也各有千秋，足以彰显《花城》一贯鼓励的新锐主张，“花城关注”栏目以对3位“85后”作家的作品与访谈结合的方式，展现出年轻作家正行走的一条探索、创新之路。个人比较喜欢童末的《拉乌霍流》，以一种如鲠在喉的情感，深入探讨了内在经验与外在遭遇之间的关系，仿佛一股清流。

　　尽管低调可以解读为对品质的绝对信心，但《花城》在营销方面仍可以加大宣传力度，因为会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想要在大师之外了解优秀的国内原创文学却不知从何处入手，而《花城》杂志就提供了一个最为高效、便捷、深入的途径，值得关注。

　　《《花城》2017年第3期》读后感(八)：初读《花城》

　　同为85后，自是对这一期《花城关注》，陈思安、童末以及杨碧薇几位85后作家的访谈感触较大。85后是一个尴尬的年龄层，前不搭，后不靠，对于80后的忆苦思甜很多时候一头雾水，对于90后的直爽混不吝也只是一脸艳羡，我是没想过在文学界也是一样。倒也难怪，现在想想新概念不也就是最初那几届叱咤风云，到了后来也是不了了之。

　　没想到，她们的尴尬也被这样提显了出来。每一个作家都希望别人能理解自己的表达，而不是通过被标签化而被人得知，这一期关注略显生硬地把几个作家捏在了一起，作者们的叛逆情绪也是隐隐浮现。或许有人问，如果杂志不这样做，你会关注这个群体吗？可事实是，即便杂志这样做了，也不会关注。

　　其实这是逃离乡村的一代，看着脚下黝黑的土地，只是想飞也似的离开。这一代几乎没有人写得出乡土文学了吧？大多是小资的，是摇滚的，是颓的，是丧的，是无可奈何的，是不知所措的。

　　这让我突然想起毕飞宇老师说过的：农民这个群体，就压根没有人真正爱过。如果以前的人没有，我们这代更不会了。这一期的重头戏是李佩甫的长篇《平原客》，讲述了小麦专家李德林的官场浮沉，我觉得国人很多时候真的很分裂，明明少有人真敬重科学精神，小麦专家这个头衔却能被捧上天，老李这个搞科研的终究还是动了为官的心思，离开了土地，却又离不开土地。整篇读下来，杂志已下大半，感慨人性唏嘘，也不免想不知作者有没有想过，村里人其实也变了。现如今，没有人心甘情愿地被土地捆绑，乡村已经是渐渐地空了。可越来越多的人不知道自己的“饭辙”在哪里，这，难道是城市惹得祸？

　　与《平原客》带来的压抑感不同，罗南的《娅番》让人看到了希望，不失为整本杂志的一抹亮色。外族人娅番因为偶然的必然，只身来到了壮族区，对于这里生活着人来说，她是新鲜的，更是外面的，格格不入的。就是这样一位常常骂街的异族女子，最后竟然奇迹般的生活了下来。这有点儿像初读《花城》的我，是手足无措的，只是这样的惴惴不安也是自己阅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吧，也希望自己能像娅番一样，落地、生根、发芽。

　　《《花城》2017年第3期》读后感(九)：《花城》另一种活法

　　在2017年03期的《花城》“思无止境”版块，刊登的是欧阳江河的讲座《写法和读法，其实就是活法》，阅读这篇的时候突然有很强烈的感觉，这种“活法”不也正像是如今的纯文学刊物吗？这是一篇讨论诗歌的作品，作者提到诗歌在文学史上被谈论的篇幅少之又少，这与“纯文学”在一堆“成功学”、“鸡汤文”中的生存空间如出一辙。

　　李佩甫的长篇《平原客》占了这期的一半篇幅，以农民出身的“小麦专家”李德林为中心，一众人物先后登场，浮浮沉沉，梅陵这个适宜植物生长地方，长出了不一样的人物与各自的命运。官场小说很难写出新意，总离不了那利与权的纠葛，可是《平原客》却在胜在布局与素材取舍上。李德林是“一号”，小说却从花匠、花客、学生、女人、民警，不同的人物不同视角出发，原本看似毫无关系的众人，因着无形的网最后缠在一起。这网的织成，也就编出来众生的姿态。活着，有攀附，有不择手段，也有身不由已。

　　李佩甫说这次他要写的是人也如植物一样，适合的土壤才能成长。一株“化蝶”因花期被反复折腾，到最后被劈成木块，而人也一样，离开小麦的李德林与太多人的命运纠葛在一起，最后被毁灭得静悄悄，人命都算在他的头上。直接的、间接的，谁也不知道毁灭从何时开始。“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除了《平原客》读完令人忍不住感慨唏嘘一番外，杂志其它的选篇却带着一种明快的色彩。尤其是“花城关注”，聚焦“85后”，这里将他们的“野蛮生长的蓬勃活力”放在一起展示给读者。与以往的“贴标签”不同，虽然同属“85后”你会发现每个人却个性迥异，尽管与90后的完全放飞不同，他们却也有着各自的主张。不会因为一个标签，而去寻找自己对应的位置，他们都已经学会在文学生活里认真对待自己。阅读他们的访谈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那种一问一答中，尽显着俏皮与认真。

　　杨碧薇可以回答说，“这是一个秘密，你可以脑补。脑补多酷啊，它保准让你的这个春天充满想像力，让你的胡子更茂盛。”童末说“您提到的’批评家的坏毛病’，我不确定是否应该由一个总称的’批评家’来为此负责。”诸如此类，让人读来耳目一新，却也能深深感受到所谓“85后”所带来的另一种活力。

　　《花城》作为影响力颇深的纯文学杂志，阅读起来完全不用担心冒险，其所选作品的质量都是绝对有保证的。长篇、短篇、散文、诗歌，不同版块的相互配合，组成了杂志所存活的气质。在公众号流行的如今，流量为王的时代，一本杂志也在选择她自己活法，这些远比我们选择阅读的方式一样要来得慎重。

　　“我们经常以为在文学中追逐光亮，但我们也许是用文学来获得黑暗，然后让生命散发出光辉。”继续套用欧阳江河的一句话，这大概也是我们阅读的态度。

　　《《花城》2017年第3期》读后感(十)：《花城》2017年4期印象：勘破红尘的往往是那些低到尘埃的尘

　　《花城》2017年4期印象：勘破红尘的往往是那些低到尘埃的尘

　　上一期《花城》（2017年第3期）里以黄钟大吕推出的李佩甫的长篇新作《平原客》，就以一个乡村及延伸到城市里的一角，来折射中国社会的纵横与幅员，令人感到，文学的真正要义就是无限地低至到尘埃，再把触目所见的那些尘埃吹弹起来，隆起成鲜活的画面，便构成了文学的全部精彩与魅力。

　　《花城》第4期继续保持《花城》的这种风格与品味，将它的关注触角，对准那些尘埃中的平凡的微末，从他们的身上，去窥测中国的风云，中国的秘密。《花城》的这个风格，我在上一期评论中曾经说过：《花城》“没有南方城市的那种灯红酒绿的喧嚣，反而能够乐此不疲地沉静在乡野与偏僻之处，执着于文字本身所焕发出的力量。”

　　本期《花城》三部中篇小说，几乎就是我上面归纳的那个《花城》的风格特征的再次演绎或者叫显摆，三篇中篇，几乎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地将它们的视角焦点，聚焦在中国的乡野，且用各自作者缘于性别、履历、个性而熔铸成的风格迥异的文字，把每一个故事打造到精彩绝纶，余味无穷。

　　三篇乡村故事，各有侧重，从不同的视点，扫描了中国的最底层生活，但这些作品折射出的意蕴，却包含着中国当前最为困惑的现实问题。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严肃文学日渐凋零而作家们依然在坚持着去花言巧语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因。

　　确实，阅读这些文学作品，我们感到文学不可缺，尽管它们不诱人，不引人，阅读也没有什么快意，但是，如果要了解、读通中国，还是必须从这些作品里去感受、去感应。

　　那些帝王将相的快意人生，那些后宫妃嫔们的步步惊心，那些历史纪实中的秘闻要录，看起来是历史前台的产物，但在这些文字中，我们唯一感到的是真正的灵魂的缺失，它们只是一种程式化、模式化的故事演绎，它们被更多的传奇所洇染，而丧失了生活原有的寡然平淡，而恰恰是这些平淡的部分，才是生活中的“春江水暖”的先知部分。

　　《花城》里的小说，虽然介入到它们的短小的结构里，在最初阅读时，存在着不小的阻隔，尤其是这些作品的作家，都是闻所未闻的，他们显然都不是名家，他们的背景纵深，我们一无所知，虽然可以在网上搜索得到，但是为了抛开成见，我放弃了对他们的身世的了解，只是在写这一篇评论的时候，我才去查了一下他们的真实身份。

　　我觉得每一个作家，都在自己的字数在四、万字的篇幅里，把自己对生活的最深刻的体验与感受，浓缩到有限的文字里，所以每一篇作品里，都体现着最精致的最有代表性的认知与语言表述，这样，也使得一部《花城》杂志，成了尖锋文学作品的合集，当这种集束作品，以一本杂志的形式，猛攻一名阅读者的时候，我——仅仅作为我，还是被这种“尖尖合集”的震撼力给击倒得体无完肤、心潮澎湃了。

　　这就是文学杂志的魅力吧，也是它的杀伤力所在吧。犹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本杂志，是不舍昼夜、不分课堂内外，必欲一读为快，这就是杂志组合成的磁性力量。

　　三部中篇中，陈集益的《制造好人》文字相对朴实，“虽然，但是”语句四平八稳，译文体腔调有滋有味，虽然作者模拟的是一名村长的口吻，但是文字的底蕴里，却是一个学者的身份。而文中村长一口一声地痛骂城里的艺术家是“猢狲”，更可以看到作者与他抨击的对象是一类人。因为一个真正的农村人，对省城里的艺术家是唯恐艳羡不绝的，只有同类人，才会深知底细，看破嘴脸。其实查了一下，陈集益，如果没有查错的话，是“青年文学”的编辑，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他会在这个小说里，把讽刺省城里的艺术家们作为小说的核心情节诱发点。

　　作者在这个乡村的故事上，显然隐射的是上级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那一帮上层建筑设计者们，远离现实，闭门造车，异想天开，制定计划，然后不问情由，向下推行，一项政策落实到基层后，不仅没有收到正面的推动作用，反而制造矛盾，酝酿龃龉，惹是生非，形成恶果。

　　小说里的情节由头，就是省城里的那一帮无是生非的精英阶层们，发明了一个“制造好人”的机器，送到村里，进行试点。而这一试点，却在乡村里激起千层浪，它的结果是不但没有把“好人”造出来，反而使得人人自危，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坏人，认为成为好人之后，失去了生存的根本，活着的能力，把一个天大的荒诞元素啼笑皆非地推到读者面前，但却又不能不让人额首称“是”。小说由此推出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缺乏规则、好人难以立足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被改造成“好人”，是否是意味着他的生存能力会丢失一个维度？是否是他丧失了在这个社会里发达兴旺的支柱？在这个社会里，身为一个坏人，更会如鱼得水，那么问题是，一心想把人改造成好人的机制，是否要承担好人处处受制、难以立足所导致的损失呢？这一问题，不仅仅是小说里的村长面对且必须反思的的，也是我们任何一个在当下现实中生存的人，都必须直面与思索的。如果一个人被逼到“一个天下皆浊，而唯我独清”的状况下，那么，责任在谁？

　　从乡村的层面，我们可以将小说里提出的这种尖锐的二元对立，扩展成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不妨联想一下，岳飞被害，如果他按照这种追究机制，那么，责任在岳母。他是否应该控诉岳母把他培养成一个有志于承担天下兴亡的人？如果我们按照“做老实人，干老实事”的原则去应对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只会眼看着那些巧取豪夺者，爬上我们的头顶，对我们吆五喝六，耳提面命，要我们循规蹈矩，正经做人，而他们却肆无忌惮，无恶不作？那么，承担责任的是否应该追究那些让我们做一个好人的社会教育机制？

　　在作者“制造好人”的一个荒诞情境的设置下，一个深刻的社会现实问题，被作者形象化地推举到我们的面前，令我们不得不涌上深度思考。

　　第二部中篇小说《地爬秧》，在文体中的创新面貌更灼人眼目。作者尝试用中国式的短句，配以眼花缭乱的语词修饰，努力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力求把生活的肮脏存在，借助于文字的华彩的隔离墙进行有效隔断，让一个丑陋的社会现实，在作者赋予的人物交互的环境氛围中，焕发出艺术的张力与美感。通篇小说，实际上陈述的是一个农村妇女，在丈夫身亡后不得不走上卖身之路。作者的善意，像作者过分挥霍的华丽的语言一样，遮蔽掉了真实状况下这个故事如果发生时，必定会沾染上的更多的丑陋的部分，在纯艺术的想象中，把一个穷途末路的女人与落魄潦倒的男人如何在风尘相遇的过程中，从男人在自杀前误入风尘女处、再到风尘女拯救落难男、再到两个人共处一个工地产生相濡以沫的依赖性，直到产生作者所需要的不亚于纯情故事里才有的至纯至洁的情感呼应，构成了整个故事的起承转合、合辙押韵的情感风景线、风情线。女性作者给予了这个故事，以更多的柔美的色调，而作者所习惯的散文诗的一样的语言，也为这个故事填充了众多的艺术的修饰，而减少了原始人性与情欲肆意流淌时，更多文字无力去直面的赤裸污秽。作者完成了一个她需要去表达的故事，而她的文字帮助她完成了这个故事。这也正是我们所说的这部作品在语言的叙事上更为夺人眼目的原因。文学的强势就在这里，有时候，会用一种文体，就可以引领故事与情节的发展，决定人物的命运，很多故事，我们只有在文学里才能确认与默认它的真实性。这就是文字创造出了一种虚拟的时空，如《复活》的故事里，我们知道强奸是真实发生的，而那个强奸男去忏悔去拯救他当年污辱过的女人，只能在文学里存在，但文学的框架，容忍了这种存在，这就是文学的宽容。文学高于生活，这种高，实际上是文学的世界，是比生活要简化得多的，但文学里提出的理想，又比生活要有力得多，能够让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与指引。所以，文学可以用得着一个词来对应，那就是“高大上”，但因为高，它又是浅的，是生活里不存在的，但它高高在上，建立了一种理想。就像《平凡的世界》里，谁都知道，那里面的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大家想象它存在着。这就是文学的矛盾的存在，它明明比生活浅，根本不能拯救生活，但是它又能高高在上地提拎生活，让人从文学里获得力量。所以文学对应地生成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过分沉迷文学，那叫书呆子，但没有文学的润泽与加盟，那这个人又毫无趣味，呆若木鸡。

　　而有趣的是，在本期《花城》里，还有一篇短篇小说《都市猫语》也写了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出租车司机，与寄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妓女从开始的对立到最后的心有情愫的一段故事，可以看出，在妓女身上发掘爱情，是一个古今中外都让人迷恋的作业与主题。外有《茶花女》，中有《杜十娘》，电影里最震撼人心的是《绝代宠妓》，影片里的女主角为了追求到心爱的男人，去当了妓女，也就是说，她为自己的爱，走上了出卖肉体的道路，而爱的问题是，它也使用肉体，共同的肉体，一个为了出卖，一个为了爱，可以说把爱与肉体的矛盾关系，揭示得相当深刻而回味无穷。在《都市猫语》这个小说里，一对男女，最后还是不由自主地因为内心里的那么一点善，而遥相呼应，作者把人物的感情止乎情，没有发展下去，正如本期中《地爬秧》里所设置的一样，两篇的故事架构有着英雄所见略同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还不仅仅是这篇作品，而是所有的涉及到妓女之爱的作品。我们不由想到毕飞宇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推拿》，后来改编成电影后，结尾部分，就是妓女与一个盲人按摩师生活在世外桃源的王道乐土里，实际上，已经更改了原著小说的设置，把毕飞宇的严酷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转化成妓女浪漫主义了。而妓女浪漫主义是最容易设置的故事情节之一，所以，我个人感到，我们还是要尽量回避这种人同此心的模式设置，尽量在爱情的模式之外找到更多的对情与爱的认知与解读。要知道，你再深刻地透析灵与肉，也超不过《绝代宠妓》里那种对灵与肉的直接的对比啊。

　　第三部中篇《哭声》，作者张敦，查了一下资料，如果没有查错的话，应该出生在1982年。与前两部作品相比，既没有第一部的隐寓内涵，也没有第二部的花言巧语，而是朴实无华地再现了农村里的一段匪夷所思的生活，它所有的故事，都归纳为一点：人兽交。作者对乡村生活的全身心地介入以及叙事角度执着于童年视角，都让人似曾看到莫言的影子，而人兽交，同样是莫言小说里揭示出乡村怪诞里的一个令人耸人听闻的元素。出生于五十年代的莫言，在二十多年后的小辈身上找到了自己乡村故事的继承人，我们作为旁观者，远不是获得一种文学后继有人的欣悦之感，而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原地踏步。从莫言时代可以向上追溯到更遥远的鲁迅、沈从文笔下的乡村社会，又向后延展到八十年代生人描摹的乡村生活，都可以看出同样的质理与纹路，就是愚昧盛行，丑陋弥漫。小说里写到喝农药自杀的“鸡毛”与家养的牛，曾经发生过人兽交，在“鸡毛”死去后，他阴魂不散，继续附着在“牛”身上，直到“日”进牛的肚子里。于是，“鸡毛”的儿子，就把藏有父亲阴魂的牛看成是父亲。小说里的这种乡村的人伦尽丧、人性俱失的原始社会，正反映出自鲁迅、沈从文再到莫言一脉相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学最集中的据点乡村里的落后成份渊源线性关系与占比面积，小说是窒息人的，但却借此折射出我们这块土地上被愚昧的认知观念所污浊了的乡村阴影。扩而大之，这种愚昧，难道仅仅隶属于乡村吗？

　　不仅仅是。这正是我们在本期杂志里所看到的乡村弊端并不仅仅是其固有的痼疾的原因所在，作者在描摹出的乡村里的情和事，透视的是中国人的现下意识形态与社会背景。而在这种文学里打开的窗口中，我们完全可以洞见中国的现实状况与人心秘密。这是本期刊物中主打作品也就是小说作品给我留下的影响。在本期杂志中，还有现代派的戏剧作品以及诗歌作品，它能够满足那些愿意去啃噬先锋作品的读者的兴趣，给这本充溢着乡土本色的杂志又增添了几分现代性的神采。一本杂志，就像一盘大餐，足可以让胃口不同的舌尖，在它的盘中，品尝到中国的三味，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