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之歌》是一本由[法] 蕾拉·斯利玛尼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25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温柔之歌》读后感(一)：译后记：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袁筱一）
译后记：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
这是我在读完《温柔之歌》后，第一个跳入脑中的问题。也许是近来中了福楼拜的毒，更确切地说，是中了朗西埃的毒。在研究《包法利夫人》的过程中，朗西埃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 为什么一定要杀死爱玛·包法利？换句话说，爱玛是有选择的，即便遵循同样的故事情节，她完全可以不死。然而福楼拜却执意杀死了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温柔之歌》当然与《包法利夫人》不同。因为开篇已然是结局，作者——只出版过两部小说，却颇受欢迎的1980后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甫一提笔，就描述了极为惨烈的一幕： 两个孩子被保姆杀死在家中，现场由四个主要人物构成：“已经死去”的婴儿，奄奄一息的小姑娘，看到这一切以后，“疯子一般、泣不成声”的母亲，以及“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死”“只知道怎么送人去死”的凶手——保姆路易丝。
和蕾拉的第一部小说《食人魔花园》一样，《温柔之歌》也是社会题材。据说《温柔之歌》的灵感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真实事件，只是地点被移置到了作者熟悉的巴黎，人物也相应变成法国人： 一对普通的年轻夫妻，丈夫保罗是音乐制作人，妻子米莉亚姆是北非后裔，养育了两个孩子之后决定终止专职主妇的生活，去一家同学开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夫妻俩需要给两个孩子找保姆。他们似乎非常幸运，碰巧找了个看上去能够拯救危机的“天使”： 路易丝把两个孩子照顾得很好，也不计较雇主将本该自己承担的家庭任务慢慢全都转移到她的身上，她擅长清洁、整理、下厨，总之是家政服务的所有方面。然而，正如开篇时的场景所揭示的那样，正是这个在开篇后不久就正式出场的保姆路易丝最后杀害了两个孩子，终结了这曲“温柔之歌”。
这也就意味着追问路易丝的杀人动机和朗西埃追问包法利夫人被杀死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只涉及写作的问题，而前者却是一个能够融真实事件、人物关系、写作安排为一体的问题。在《温柔之歌》里，“杀人”既是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也是一个情节。杀人动机因而也成为这曲“温柔之歌”的动机，叙事者围绕这个“动机”叙述，读者围绕这个“动机”坚持到最后，无非都是想揭开这个谜。在这个意义上，叙事者——虽然是全能的、无所不见的叙事者——和读者一样无能，都是在借助探寻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想要弄清楚，一个看上去平常、柔弱——作者不止一次地描写过路易丝纤细的胳膊、瘦弱的腰肢——“面庞如同海水般平静”的女人何以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恶行？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小说连接起来的另外两个层面上，作者想知道，小说里的人物也想知道： 米莉亚姆，保罗，甚至是已经有了思想的米拉，还有出事的当天，大楼下聚集的人群。
对于这个问题，在阅读小说之前，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一些答案，通过我们的经验。既然是社会题材，它的答案应该是社会的。就好像杜拉斯在做记者的时候，对社会边缘人物的描写与同情： 他们因为边缘杀人，因为被弃，因为受到侮辱，因为种族冲突，因为性别歧视，甚或因为阶级冲突。总之，因为各种各样的绝望。再不，就像在作者第一部小说《食人魔花园》中的主人公那样，因为某种隐秘的、无法描述的、没有合理出口的欲望——尤其事关女人。只是较之上一部小说，《温柔之歌》显然更加平庸和日常。保罗夫妇固然不是路易丝这样的社会底层，却连中产都算不上，虽然住在还算体面的街区里，其实只是大楼里“最小的一个户型”。米莉亚姆的工资也和需要付给保姆的工资相差不了多少。而且，和世界每一个进入现代社会的角落里的平常人一样，“如果她（米莉亚姆）重新开始工作，他们的收入将是最为不利的那个层次： 在紧急情况下不能求助于政府救济，因为收入超过了规定；而请个保姆又似乎捉襟见肘，这就让她在家庭上做出的牺牲变得不值”。也就是说，雇主和雇工之间没有明显的主流与边缘、第一性与第二性、主观上的侮辱与被侮辱的关系。甚或这里面连个爱情故事都没有，保姆和雇主之间也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或者感情纠纷。
那么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呢？因为内心的邪恶吗？随着情节的推进，似乎有一些表征。看顾孩子的时候，路易丝喜欢讲的故事很特别，有些残忍，因为在她的故事里，主人公从来都是可怜人，也从来没有获得过我们习惯的童话故事里所期许的幸福结局。作者不知道，叙事者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残忍的故事都从哪里来的，唯一的解释是路易丝的心底有一片“黑暗的湖”抑或一片“茫茫的森林”。
不仅年幼的米拉为这片“黑暗的湖”所吸引，我们又如何能够否认，我们心底里都有这么一片“黑暗的湖”呢？几乎是与生俱来。况且在路易丝的身上，她表现出来的人性黑暗不过是一闪而过。路易丝加入到保罗和米莉亚姆夫妻的生活中，至少在开始时，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令人欣喜的改变，他们对她也充满感激。他们用自己认为妥当的方式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 给她买小东西，设家庭晚宴的时候邀她入座，向朋友们介绍她，就像介绍自己一个熟悉的朋友，他们甚至带她去希腊度假，去看平生从未见过的美景。
事情或许就是从去希腊度假开始的？她隐约发现了生活还可能是别的样子，而不是她逆来顺受的唯一道路。一旦坠入兰波所谓的“生活在别处”的陷阱是多么危险啊，必然和包法利夫人一样幻灭，知道自己的生活永远没有转向另一种可能的机会。路易丝之所以能够平安地度过大半生的时间，只是因为她不像爱玛·包法利夫人那样，读过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或者去过昂代维利埃侯爵的府上——可她如今去过希腊了——培育过不属于自己的欲望。于是，保姆路易丝自己都不知道，从希腊度假回来，回到自己狭窄的单间公寓里，暗暗期待着保罗夫妇求助于她时，她已经将附着于这个家庭当成自己实现价值、改变境遇的救命稻草了。
只是这根救命稻草如此脆弱。在路易丝要抓住这根稻草的时候，阶层的差异便显现了。保罗一家与路易丝的相处看似与不同阶级阶层的矛盾无关，只与得到“公平、合法、合理、自由”等一系列大革命价值观保障的利己主义相关。路易丝越是深入这个家庭，越是容易引起保罗和米莉亚姆的警觉，他们不再能够单纯地沉醉于路易丝让这个家庭变得井然有序起来的种种魔法，内心里开始暗流涌动，有过几个回合的试探、妥协与斗争。但是，一切都——太迟了。
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在《温柔之歌》中始终是一个强劲的不和谐音，同时也是旋律动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或许，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当十九世纪戏剧化呈现的阶级差异被渐渐抹平，社会分裂成规模更小的单位，甚至是干脆分裂成个体之后，人会异常孤独。没有人真正了解路易丝： 她的雇主、她看顾过的孩子、她的房东、她的丈夫和女儿。和保罗一家住在同一个公寓里的格林伯格夫人说她在出事前见过路易丝。凭借自己的想象，她并不见得很忠实地回忆说，路易丝向她坦陈自己在经济上遇到了麻烦，债务堆积，无法应对。格林伯格夫人简单地将杀人的原因解释为路易丝将自己的绝望处境转化成对这个社会的仇恨。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原因可能更简单，“面庞如海水般平静”的她的唯一信念是要在保罗一家继续待下去，她害怕两个孩子长大了，她在这个家庭的价值会骤然消失，于是她一厢情愿地希望夫妻俩再生一个孩子，于是她一厢情愿地铲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现在的两个孩子。
在《温柔之歌》里，人与人的不可沟通自然不仅仅是通过路易丝来体现的。和路易丝构成两极形象的米莉亚姆也无比孤独。受过教育，改变出身，突破传统，这一现代社会对女性的诱惑和号召并没有能够让她走出孤独的宿命。米莉亚姆是个很丰富的现代女性形象，也承载着种种因为丰富和世界性而带来的内心冲突： 种族、性别、公正的价值观与不可抗拒的利己主义。她应该算是《温柔之歌》里的人物高潮，与杀人但因果链单纯得令人觉得荒诞的路易丝彼此映衬，共同将小说——以及事件——推向了杀人这一出口。她一路都在抗争，用教育抗争出身，用职业奋斗抗争性别上的不平等，用公平——她是个律师——的信仰来抗争社会身份的责任带来的不适感。甚至不需要同为女性，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米莉亚姆“有时，在一旁看着路易丝和自己的孩子，会有一个不算残忍、但却令她羞愧的念头在心里一闪而过。她觉得，人们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时候才会是幸福的。只过自己的生活，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别人无关的生活。在我们自由的时候”。米莉亚姆需要抗争才能够进入职业生涯： 她与丈夫保罗的关系不坏，然而在为自己争取工作的权益时，她在心里对暴露出自私面目的保罗（这种自私她又何尝没有！）说： 我恨你！进入职业生涯，她同样需要抗争，才能克服因为不能照顾孩子而带来的罪恶感。
身份同样是米莉亚姆微妙的隔离感所在。米莉亚姆是北非人，但是她不愿意和孩子说阿拉伯语，聘用保姆的时候也暗下决心，不想聘用同一种族的人，原因是“担心自己和保姆之间会有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和亲密感”。——一个表面上已经融为一体的社会所隐藏的更为细小却无处不在的分裂，只通过这么一个念头轻轻松松地道了出来，这的确是年轻的蕾拉的功力。
于是我们毫不怀疑，杀人必然成为事件解决的唯一出口。就像我们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品中，必然要通过死亡——杀人或自杀——来达到戏剧的高潮。所以我们接下去的问题是： 西方社会从十九世纪不就已经将平等、自由、博爱的价值观深植于每一个受教育者的内心，用以取代忍受、顺从和宽恕的宗教价值了吗？为什么，和十九世纪的所有现实主义小说预言的一样，人与人之间突破某种关系的唯一解决方案还是暴力？看上去，社会竟然与当初法国大革命设立的理想，亦即创造一个能够容纳所有不同存在的社会的理想似乎越来越远？如果我们把路易丝和包法利夫人放在一起，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过去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路易丝与爱玛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因为没有像爱玛一样，有过无忧无虑在修道院里滋养自己的资产阶级梦想的机会，路易丝从陷入绝境到果断杀人的过程更短。路易丝来到保罗和米莉亚姆的家，她按照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方式来改变保罗的家庭。但是她还算清楚，这种生活方式的旁观者与这种生活方式的拥有者之间的界限。界限是通过路易丝出走的女儿斯蒂芬妮的嘴巴道出来的：“漂亮的、看上去很有权势的女人打走廊上过，在孩子们的脸颊上留下口红印。男人们不喜欢在客厅里等得太久……他们愚蠢地微笑着，跺着脚。他们催促妻子，接着帮她们穿上大衣。……有时，斯蒂芬妮非常恨他们（孩子）。她厌恶他们捶打路易丝的方式，还有他们如同小暴君般对她颐指气使的样子。”路易丝本人懵然无知。直到她开始暗暗地尝试跨越自己与雇主家庭之间的界限，悲剧才悄然拉开了帷幕。
《温柔之歌》里的所有场景和人物都是我们身边的人。但小说永远需要小说家的本领才能完成自身生命的蜕变。蕾拉的天赋，似乎就在于将这个社会事件转化为虚构的情节时，能够赋予人物、情节这些十九世纪流行的小说因素以层次，以及借助并不复杂的叙事手段，撑住了一个不小的文学空间。虽然迄今为止只出版过两部小说，蕾拉却很是懂得波德莱尔所谓的不进行“道德指控”——我们不怀疑道德指控是所有社会小说一个很难避开的陷阱——的文学要求。波德莱尔说：“真正的艺术作品无须指控，作品的逻辑只在于伦理的所有假设，应该由读者从结论中得到结论。”
所以，我们所有针对社会的“道德指控”也应该到此为止了吧。说一千道一万，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这还是一个应该交给读者的问题。
袁筱一
2017年3月
蕾拉·斯利玛尼荣获法国最高文学奖项——2016年龚古尔文学奖
《温柔之歌》读后感(二)：每个人都是各自生活的困兽
最初吸引人的是这本书的标签，35岁女作家凭此获龚古尔文学奖，要知道当年波伏娃和杜拉斯获奖时的年纪都要大得多。书的题材也是自带话题，保姆杀人，杀的还是雇主家的两个小孩，这对于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年轻父母们具有很强的代入感。所以这本书在法国甫一上市就成为了畅销书，获奖后更是热销，据说连一般超市里都能买到。
路易丝（保姆）是撑起整个故事叙述的主线，她现在的雇主和两个小孩，她过往的雇主和带过的小孩，她的房东，她过世的前夫，她失踪的女儿，她在公园认识的其它保姆等等。作者先点明了整部故事的结局，两个孩子被杀害了，再一层一层揭开她是如何被米利亚姆和保罗（现在的雇主）雇佣的，她是如何成为大家眼中完美的保姆。
故事在三次转折下为我们揭开了平静海面下的暗流涌动和最终爆发。
第一次转折是米利亚姆和保罗带着两个孩子和路易丝去希腊度假，这是路易丝可望而不可及的生活。长久以来，作为一个保姆，她辗转见识了主人家安逸和上等人的生活，但每次她都只是一个旁观者，小心翼翼的。
大家看着她，却看不见她。她是如此亲近的存在，但却并不是这家里的一分子。而这次她有幸可以参与其中，向往突然变成唾手可及的现实，而她明白“她属于他们，他们属于她”，她觉得自己从没有现在这样被重视过，被需要过。
第二次转折是米利亚姆和保罗发现了路易丝被财政部催债，催债信居然直接寄到了雇主家，路易丝认为自己一直以来的完美形象在米利亚姆和保罗面前轰然倒塌，她想到了令她陷入绝望境地的丈夫，令她在前雇主面前丢尽颜面的女儿，她的敏感和自尊成为推倒她的最后稻草，但不是最后一根。
第三次转折是房东来检查房子时发现她的异常，要把她赶出出租屋，令她赶紧搬走。这是现实外力下的最后一根稻草。她一直都在逃避，而这一次就真的无处可逃了。
在路易丝实施杀害行为前，米利亚姆并不是没有发现她在情绪和行为上的反常，可是惨剧还是先发生了。
那么多年过去，她的心上已经覆了一层厚厚的、冰冷的壳，她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心跳。什么东西都不能让她感动。她必须接受的事实是她再也不会爱了。她已经耗尽了内心的所有温柔。再也没有地方容她落下手，轻轻抚摸。她恨生活，她恨生活给过她希望又把她推向绝境，她恨自己的命运，她恨每一个在她生命中来了又走却最终没有停留和陪伴，她已经没有归处。就像开篇，作者引用的《罪与罚》的片段，“因为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个去处”。
除了路易丝这条主线，书中还包含了女主人米利亚姆这第二条线。通过米利亚姆，作者揭示了现代社会里女性和母亲社会角色的困境，在家庭和事业中做出的艰难平衡。在家里做全职妈妈的生活令她抓狂，有机会回到职场，却并不能得到保罗的理解和支持，不得不雇佣保姆来照顾两个小孩，而忙碌的工作最终又变成别人指责她没有尽到照看好孩子义务的理由。
“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欲望和无助之中，每个人看似值得同情地挣扎着，可是人间地狱依然在眼前成了真。”作家笛安的评价一语道破，每个人都是各自生活的困兽。
而这条线是作者最能切身体会的，生在穆斯林国家里女性的自由和地位都被限制的死死的，她有幸在法国念书和工作，对她来说，“懂得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文学不能够改变世界，但也许可以改变看它的人。”
《温柔之歌》读后感(三)：温柔之歌背后的残忍
花了大概两个下午断断续续的看完。作者的文字非常干练，一个小节接着一个小节，叙述绝不拖沓，有关于事实的从外人视角的冰冷描述，比如le bébé est mort这一大段；也有让我想起Proust手法的意识流描写，比如Louise在带着孩子时种种和自己生活联系起来的想法。本书一开始就交代了婴儿的死亡，奄奄一息的小女孩，绝望的母亲；而结尾在一声温柔的母亲搬的邀请，“孩子们，来吧，要洗澡啦。”中结束。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命令，它是对这个看上去好不容易走上正规的中产家庭的一个死亡邀请。这种先交代结局，结尾在一首看似温馨却充满绝望的“温柔之歌”中结束，让我想起了一些导演会用的拍摄手法，如果呈现在大银幕上，可想而知它的震撼效果。
这本书肯定会让我们想起杭州保姆纵火案。书里的邻居知道这件事，都说，保姆太穷了，贫穷造成了这样的悲剧。而读之前，我多多少少也会有这样的代入感。但是，通过作者的文字，她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立体，人物形象丰满的保姆，更加印证了我的一个想法: 一切事情事出有因。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但作者是在为保姆开脱吗？我不觉得。书中，她并没有对此发表看法，只是把两个阶层的生活展现给读者，让我们自己解读这中间的鸿沟。而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则不知不觉的也站在了一个类似于上帝的角度，对这样的悲剧结果，除了一声叹息却不知道再多说什么，好像每一个情节都是推动山顶上的那块石头，终于有一天石头掉了，造成了一系列的悲剧。
17/11/14
《温柔之歌》读后感(四)：无人敢言幸福，无人敢言幸福，除非安然入土
因为这本《温柔之歌》，35岁的蕾拉·斯利玛尼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龚古尔奖获得者（上一位是60年前时年44岁的加缪。）
用最浓缩的话概括，《温柔之歌》讲的是保姆杀死两个小孩故事。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杭州保姆纵火案，事实上，这本小说的灵感来源确是作者蕾拉看到的一则类似的社会新闻。
在文末的作者访谈中，蕾拉说：「2012年的一篇报道震惊到我，那是发生在纽约一个家庭的事件，凶手是一个在别人家照顾孩子的保姆。我记得很清楚，报道中有她和一对夫妇在书房的合照，他们说：她是我们家的一分子！然后有一天，母亲发现家里的灯全灭了，两个孩子被杀害，那个保姆正企图自杀。」
小说就是从这里开始。
一开篇我们能看到悲剧已经发生，场面惨烈：已经死去的婴儿，奄奄一息的小女孩，哭得撕心裂肺的年轻母亲，以及凶手——自杀失败的保姆。
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小说中，大师们总能在现实的琐碎之上铺陈出跌宕起伏，凿刻精雕出人性的复杂幽微，文字背后的作家就像细雨飘飞的夜晚路灯下竖着领子的剪影，缓缓地低头，点燃一支香烟，我们远观着帽檐下暗影中的烟头明灭，提着一颗心等待他们揭晓最后的戏剧性高潮。
但时间发展到现代，戏剧性的高潮似乎已经彻底从现实主义作家写作手册上一笔勾销。就像同样写女仆杀人事件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年轻的蕾拉并不制造悬念，一开始就把最糟糕的结果——罪案现场呈现出来，然后好整以暇地抽丝剥茧，一点点还原事件发生之前的生活。
如果说从阿特伍德的《别名格蕾丝》里，读者还能看到阶级鸿沟、移民生活造成的困顿，能够在扑朔迷离的事件还原中看出谋杀事件的另一种可能。在蕾拉的书中，就只能绝望地看着生活一点点地奔向那个唯一的悲惨结局。
一对年轻的夫妇有了一儿一女，妻子虽然爱孩子，却不愿每日蓬头垢面在家带孩子，她不想放弃掉自我，与社会脱节。夫妇俩商量之后，千方百计避开肤色、种族、信仰等问题，精挑细选了一个最不涉敏感的本国保姆，给保姆的薪水也不低——几乎相当于妻子做律师的收入全部。他们对保姆彬彬有礼，既仰仗于她，也尊重有加。
可怕之处就在于故事的日常性，一件悲剧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没有谁是坏人，没有谁压迫了谁，没有谁和谁有私情，也没谁蓄意要将谁置于死地，如小说里的小夫妇俩，避开了一切有几率出岔子的可能性，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悲惨结局。如此情节既有可能发生在小说里，也有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没有谁可以在读了这个悲剧故事之后，找到幸免于难的预警。
尼尔·盖曼在他的一本小说里曾精炼地概括现代小说的路径：「我们彼此隔绝孤立，隔绝于他人的悲哀之外。这是自我保护的天性。我们是一座座孤岛，其形状被所有故事一遍遍地反复描绘。孤岛的形状是不会改变的：一个人出生、长大，然后，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死了。好了，其余细节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经历来填充。」
蕾拉·斯利玛尼自己是现代女性，既是职业女性又是母亲，当她用自己的经历来填充故事的时候，有意识地将关注目光投注于现代女性境遇也就并不奇怪了。小说里两个女性，律师和保姆，不同的职业和阶层，面对的却是同样的困境：家庭还是事业，孩子还是自我？这是女性版本的哈姆雷特天问：To be or not to be。
我们当然都希望「工作生活两不误」，甚至像西方早期乐观主义的观点一样认为家庭事业美貌自我什么都不耽误最好， 「Women can have it all！」——但真的那么容易做到吗？
越来越多的女性对此抱质疑的态度，面对这种高度理想化的社会期待时，忍不住问一句，Can we？
保姆早年无疑相信工作生活两不误是可以轻易做到的，她以自己的专业为自豪，企图在带别人家小孩时顺便带好自己的女儿，直到后来女儿决绝地离家出走，再也不愿和她有联系；
女律师开始也是相信的，她受过高等教育，以自己在事业上的卓越成绩而自豪，觉得自己重返职场的决定无比正确，即使需要分外努力赚钱确保可以雇佣放心的保姆，直到后来惨剧发生。
对「Women can have it all」的盲目自信如此容易溃不成军。
那么，如果做出相反的选择呢？让男人们赚钱，自己回归家庭专心致志做一个母亲？答案也并不令人乐观。
法国当代女作家德尔菲娜·德·维冈也喜欢写女性困境的命题，她的《无以阻挡黑夜》《诺与我》里都有一个选择家庭、将精力投注于孩子，最后走向崩溃的母亲。
这并不只是法国女性才面对的问题。
对于男性而言，结婚生子基本上不会影响其专心致志地追求事业、实现自我，在社会上大展拳脚，只需要把家务和育儿事务推给家里的女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做到「have it all」；而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根本没有安全的选项，能做的不过是在两者中任选其一，然后努力走下去，祈祷坏运气不要发生在自己头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不重复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的金句：「无人敢言幸福。无人敢言幸福，除非安然入土。」
《温柔之歌》读后感(五)：中产阶级糟糕的生活
慕名而读，这本书是2016年的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所以自然会对其写法啊，作家的笔力啊，小说的结构啊，等等艺术性方面有所期待的。因为抱着较高的期待，所以蛮失望的。豆瓣上一些读者短评十分到位和中肯。
在这本书的阅读过程是挺痛苦的，基本上是勉强自己看完的。不能太深究每句话，特别是作者有意引导读者情绪，暗示，比喻，太多。并非是艺术性上成熟的作品，所以读起来不是特别惊艳，甚至很不适。
但整体看完，还是非常能够清楚了解到其获奖的理由的。胜在题材内容，其揭示的矛盾，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等等。尤其着重在了女性的生存现状上，还是比较具备当下的文学性的。
整本书的氛围是很丧的，特别丧。
故事一开始就交代了结局，这是一个比较勇敢的写法。保姆杀害了雇主家的两个孩子，一个女童，一个男婴。自己也陷入了昏迷。一个仙女般的（并不适应这个比喻，其原本可能是想表达会魔法的？并非指我们说的外貌的仙儿）保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故事由此开始。
据说这个故事要放在法国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大时代背景下看。故事对于人物的国籍身份等方面交代并不是很清楚，在后记中也写了，并不想一定要局限于此。所以，我也就敞开了看，脑补许多出来。（好心酸）
保罗和米利亚姆一家，是否属于中产阶级，先就算是吧。
他们的财务状况并不是很好，一开始米利亚姆在家带孩子，当她决定出去工作的时候，这对她们的财务状况是不利的。米利亚姆的收入基本上都要付给保姆，而因为她工作了，就无法拿“救济金”。意味着：她去工作，家庭收入支出的盈余反而变少。
但米利亚姆需要去工作，工作属于她的精神需求了。她无法继续在家里，因为家庭主妇的生活，两个孩子，要把她逼疯了，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一开始，她是对养育孩子的生活抱有幻想的，特别是养育第一个孩子米拉的时候。她又决定了生第二个孩子。因为她需要再有一个孩子。这样才显得她有价值。但是两个孩子的带娃工作让她几乎精神崩溃了，她便出去工作，寻找回曾经的梦想，做律师。她在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个时候，她们需要了保姆。
保姆路易丝来带这个家之后，对米利亚姆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为路易丝太能干了，像个会变魔法的仙女一样，把家里收拾得很好，几乎完美。这让米利亚姆终于有了享受生活的感觉。她离不开路易丝。确切说，她比丈夫保罗，更明显的需要路易丝。她可以享受着作为一个职业女性的生活，因为依赖于工作带来的精神享受，而过度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毕竟有仙女般的保姆在，她可以给自己理由，全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并且享受一些别的，比如和倾情于自己的上司调调情。
对这样一个无可挑剔的保姆，保罗和米利亚姆都很感激。于是，问题来了。要如何感谢一个如此完美的保姆呢？他们把她当家人，带她去度假。让她加入到他们的饭局party中。但作为雇主，他们并无法真的将保姆视为家人，尤其是保罗，会对保姆将她自己的问题苦难带入到他们的生活里而感到不适，（这当然不是家人关系）。会因为保姆自己的一些问题，比如俗气的，贫苦的，一些习惯气质，而感到不适。两个不同阶层之间的人的隔阂，无法真的相互理解。特别是，当保罗发现路易丝的欠债问题，就要将其辞掉。
而作为母亲的米利亚姆呢，因为她享受着职业女性带来的精神享受，而几乎是完全依赖于保姆提供的。她甚至会自欺欺人的，对孩子身上的一些伤痕选择视而不见。但她也同样会因为路易丝对这个家的过度的参与和控制，产生恶心厌烦的感觉。
并且他们对保姆也并非完全信任。当路易丝某一天没有按时出现时，他们的反应，就是她消失了。而不是她是不是生病了。
这种雇佣关系向来是很尴尬的。如果是一个不像路易丝这样的能干的保姆，他们可能要不断更换新人。而其他的家庭呢，在露天广场，保姆们坐在一起吐槽他们的雇主。
而这种状态，或者雇佣关系的尴尬，似乎是无法选择和避免的。假设米利亚姆不出去工作，她将会因为枯燥没有成就感的家庭主妇生活而精神崩溃。（按照书里的叙述。）
保姆路易丝的特别之处。她是个不合群的保姆，并没有跟这帮保姆们一起闲聊吐槽。相反，这些保姆们对她也比较反感，因为她模仿上流社会的贵妇人的行为举止。
路易丝有自己的追求，她想也要过上像她的雇主那样的生活。但可惜无法成行。她有一个令人感觉不舒服的女儿，女儿离家出走之后，她也便任之，不再去找。她的丈夫死了，给她留下了一大堆的债务。她只有重新工作，她想有个家。她的办法是通过工作，她全情投入到这份工作里，在这个家里找了个位置，嵌了进去，拔也拔不出来。用她那完美的工作方式，把自己生生嵌进这个家。她因为担心自己会被辞退，所以几近完美的，不辞辛劳地工作。在不被需要的时候感到焦虑和恐慌。而带两个孩子本身的工作量来说，就已经很繁重了。大一点儿的女童，非常难缠，斗智斗勇哦。小一点儿的，也需要人每时每刻的看护着。在这样精神压力和疲劳工作的双重重担下，她精神失常了。
或者说，她本身就是精神失常的，之前有过先例。
当她在不断担忧这个家不再需要她，她给了自己一个办法，就是希望家里再添一个孩子，这样她就又被需要了。在这样的方式行不通的情况下，她觉得，得有人死，才会感到幸福。
对于，路易丝为何必须杀人，这一点儿并不是很通。然而全书的叙述里，她精神状态是非常人的，所以似乎也没有什么必要的解释了。
本书被评论为冷峻的笔法。
作者对任何一方都不报有同情，因此笔力不软。无论是因为债务、生存压力、精神失常而杀害婴儿的保姆，还是在这场灾难中受害一方的保罗和米利亚姆夫妇。作者挑出了这些人生存状态里的关键矛盾方面，而并不给予任何的同情。因为这本身是一个无解的题。
比较令我阅读中震撼的一点儿感悟是，其实保姆路易丝和米利亚姆两个女性是极其相似的。她们都在工作中寻找解救自己的办法，并且过度的投入和依赖工作带来的精神安慰。而不依赖于此，她们又能依赖什么呢？而米利亚姆从来没有想过，她没有想过路易丝也会累，也会生病。她也就没有想过，带两个孩子自己亲生孩子的生活会让她感到精神崩溃，保姆又是如何承担此重任的呢？
这一点，可以说是作者在集中表达的，女性的生存状态，无论是哪个国度，哪个社会里。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复杂的身份带来的矛盾。现代女性，既希望在事业中获得自己的成就感，也不希望由此就失掉母亲的身份，而社会以及家人，对于全职妈妈的关爱，对于全职主妇的理解，似乎一直都不够。女性自己，面对这些矛盾压力的时候，也在时时处处面临着挑战。那些离开孩子去上班的妈妈们，把孩子交给保姆的妈妈们，她们都带着内疚的表情。
这冷峻的笔，或许也跟作者的经历有关。她出生的家庭，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在物质方面。她家里也有请保姆。保姆和雇主的关系总是紧张的，微妙的，保姆会把对雇主的怨恨转移到孩子身上，她小时候也有保姆对她说过不好的话。而她所生活的家庭，也不是文中哪一种。似乎由此，有了冷眼旁观的可能，并没有牵扯入站在哪一方的写法。这一点倒是好的。
这一惨剧当然没有说一定是必然的，虽然这个故事有真实的新闻。但这个惨剧却能揭示出很多矛盾和问题来。
所以，这本书的特色也在于此。每个人物都偏扁平模糊，人物服务于故事要表达的矛盾和问题。矛盾和问题先行，然后有人物和情节。所以读来不那么好看。整体还在故事的震撼。
《温柔之歌》读后感(六)：与一段生活的殉情
《温柔之歌》——与一段生活的殉情
写在前面：
作为一个妈妈，这本书看的很虐心，基本上是看一段，停一阵子再看，然后那些人物和细节在脑海里反复思量。
很想推荐这本书，但深知生活匆忙，如今看书的人并不多。
于是看完这本书后的很久，我闭上眼睛在心里复活他们，讲个故事给愿意听的人，讲一个与生活殉情的故事。
如果你看完了，是否可以想想，自由与责任，孤独与喧嚣，人性与角色，这样忽略已久的问题。
刚开始认识路易丝的时候，我想起了之前的保姆纵火案，这样的联想不完全排除在选择这本书时看过的一小段简介。尽管如此，我还是被路易丝深深的吸引，从头到尾，她不是恶魔，她可怜又固执，她与费尽心机不惜一切想要抓住心爱之人的女子一样，想要抓住一段生活，不让它结束，当她发觉无能为力的时候，选择与这段生活一起殉情。
保罗和米利亚姆，一个帅气风流崇尚自由，一个放弃工作想要做好全职妈妈。当第一个孩子大一些，生活好不容易得到些许平衡的时候，第二个孩子接踵而至。
米利亚姆是位律师，如果没有孩子，就算不能在法庭叱咤风云，至少也可以打扮的光鲜亮丽，出入写字楼，骄傲自信的与同事打招呼。至少也可以下班之后接受朋友的邀请，去酒吧或者咖啡厅喝上一小杯，聊聊人生理想，对目前生活的小期待与略微的满足感。至少不会在菜市场回家的半路偶遇大学时的男同学而感到狼狈不堪，至少不会在孩子的吵闹声中烦躁的寒暄，或者红着脸整理被孩子刚刚抓乱的头发。
米利亚姆觉得“人们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时候才会是幸福的。只过自己的生活，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别人无关的生活。在我们自由的时候。”她的期望与生活相隔两岸水。
不止是她，保罗也一样，他需要一个美丽的懂得享受浪漫的妻子，需要足够的时候发展事业，赢得尊重，然后回到家喝杯红酒，放点音乐，在昏暗的灯光下享受夜色漫漫。不是面对邋遢的母亲，混乱的房间，不是稍不小心就会被绊倒的满地玩具。
每对相爱的夫妻都有来个爱情结晶的愿望，然而并不是每个爱情的结晶都能顺利的成为天使。
“有好几个月，保罗又变回一个孩子，不负责任，相当可笑。他有了秘密，想要逃离。可是他对自己也难以容忍。他知道自己的态度太平庸不过。他想要的不过是不回家，得到自由，要活着，他原来没怎么为自己活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经太晚了。父亲这件衣裳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了，也太过悲伤。”
当第二个孩子呱呱坠地之后，当保罗和米利亚姆的生活混乱不堪水深火热之时，路易丝来了。
最后留在印象里的路易丝，一副不合时宜的样子，娃娃领，裙子很长，就像是走错了故事的人物，身处一个陌生的世界，注定要永远流浪。
然而当她刚刚出现的时候完全是一位天使，是所有人眼里的天使。做得一手好饭菜，对两个孩子表现出源源不绝的耐心，每天准时到来很晚离开，虽然有很多很多事要做，却总是能让一切井井有条，与此同时，路易丝还保持着自己的优雅，永远涂着指甲油，打扮虽然不合时宜但却干净朗利。
米利亚姆如同得到救赎一般出去工作了，在大学同学开办的律师事务所，因为被生活禁锢过，所以特别珍惜如今的时光，为了弥补错失的执业时间，她比别人都努力。
保罗全心投入自己的事业，每天他回到家，路易丝已经把两个孩子哄睡，心情越来越舒畅，事业越来越顺利，终于，他又找到为自己而活着的感觉。
甚至，他们又开始邀请朋友们来家里聚餐，享用路易丝烹制的美食，路易丝尴尬而胆怯的接受着所有人的赞美。
然而，保姆不过是路易丝的工作而已，没有人关心过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有什么样的生活，她住在哪里，每天怎么赶来，天色晚了如何回家，她有什么样的过去，有没有家人，她除了工作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个人欲求，这些，没人关心。
我们在生活里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有或多或少的身份，每天，总有那么一会儿功夫，我们会抛却这些角色与身份，就那么一会儿功夫，我就是我，不是妈妈不是妻子不是女儿，不是保姆不是律师不是职员，我就是我，那么一会儿功夫，我得面对自己 ，孤独，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自己。
周末休息的时候，路易丝蜗居在租住的小屋里，那里有怎么擦也擦不掉的锈迹，怎么清理也清理不完的霉菌。路易丝孤身一人，她害怕孤独。丈夫欠下一屁股债，虽然离婚了，仍旧不停的收到法院的传票，于是她不停的换地址。女儿是个十足的怪胎，不合群不通情理，惹事生非，被学校勒令退学，然后离家出走消失无踪。路易丝并不想念他们，并不想念，一点都不想念，恨不得把他们从记忆中涂抹过去，再也不会想起。
她在街道穿行，流浪。不在保罗和米利亚姆家工作的时候，她孤独的发疯。然而他们并不是路易丝第一家雇主，然而为什么路易丝如此迷恋这样的生活？
大概是第一次把两个孩子哄睡后，太晚了，保罗和米利亚姆突发怜悯，同意路易丝在客厅沙发上留宿。大概是保罗和米利亚姆带着她一起去海边度假，保罗耐心的教她游泳，扶着她瘦小的肩膀，当保罗嘲笑她的笨拙时，她看到保罗迷人的笑。也大概是她看见米利亚姆踩着高跟鞋提着公文包疲惫不堪的回到家，职业女性身上特有的那种魅力，路易丝永远不可能拥有的魅力。大概是这一切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使得路易丝产生了想要守护他们的迫切感。
路易丝的想法复杂，却又简单，她热爱目前的一切，热爱这样的生活，她爱的不是保罗，不是米利亚姆，不是两个孩子，更不是自己，她只是爱目前，当下这样的生活。在那样一个不算大的房子里，她有一种强烈的职责感，她不像是保姆，更像是管家，或者说，她才是那个家里的主人。
保罗和米利亚姆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而路易丝才是最熟悉那个家的人。孩子们热爱与路易丝一起玩耍，路易丝总是有用不完的耐心和把戏，虽然当她把大女孩的脸画上廉价化妆品的时候惹来保罗的恶心，把米利亚姆丢掉的鸡架从垃圾堆里捡回来使得米利亚姆想要辞退她，是的，保罗和米利亚姆想要辞退路易丝，这样的想法不止一次，当他们发觉路易丝已经不知不觉的干涉进他们的生活，当他们发现路易丝开始有意无意的操纵与影响他们的两个孩子，可惜，他们没有回到混乱生活的决心，他们就像是两个大孩子，两个被路易丝照顾惯了的大孩子，对于家庭的那份责任心，已经在各自自由的生活里消耗殆尽了。
于是，对于路易丝，他们选择了忍耐，消耗时间，懒于面对。
然而孩子不停的在长大，某天，在保姆聚集的公园里，路易丝唯一算得上朋友的另一个保姆对她说，有个还不错的雇主在寻找保姆，想要介绍路易丝过去，毕竟，保罗和米利娅姆的两个孩子已经长大了，估计要不了多久就不再需要路易丝了。
这段话彻底将路易丝的担忧暴力的扯到了明面上。于是路易丝没有说话，愤怒的掀翻了朋友的推车，然后扯着孩子疾步离开。她需要想出一个对策，可以将这样的生活延续下去的对策。
“她从来没有这么想要过东西，这份欲求如此强烈，简直让她觉得疼，觉得要窒息，要燃烧，要毁灭阻挠她满足欲望的一切。”
坐在客厅里，看着两个孩子，两个阻止不了每时每刻都在长大的孩子，希望时间停止，希望永远可以这样看着他们，这样，这个家就会一直需要她。
“她的脑袋里挤满了乱七八糟的画面，彼此之间没什么联系。幻影打她眼前闪过，速度越来越快，闪现的都是悔恨的回忆，还有从来没有成为现实的幻梦中的脸庞。”
“她多么希望她都能够见证，希望他们就这样永远的重复下去，而不会想着往前去，希望他们永远不会厌倦。”
于是路易丝想要保罗和米利亚姆再生一个孩子，再生一个孩子由她来照顾，这样，一切就会延续下去，不会结束，这大概是路易丝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于是她不惜花光自己口袋里钱，带着两个孩子出去吃晚饭，然后漫无目的的在巴黎街头游荡，很晚很晚才回家，她幻想着，给保罗和米利亚姆一个浪漫的夜晚，一个没有孩子打扰的夜晚，然后他们就可以给她再怀上一个孩子。
当路易丝走断了腿，带着两个困到极限的孩子回到家时，居然看见保罗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他责备了路易丝，然后说米利亚姆工作太累没有洗漱就睡着了，于是路易丝脑海中编织的美丽梦想在那个晚上破灭了，她的心里急风骤雨，却没人察觉。
然后她开始责怪孩子。
“米拉和亚当是阻挡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绊脚石。如果说夫妻俩不考虑再要一个孩子，那都是米拉和亚当的错。是他们的任性让父母精疲力竭，亚当睡眠那么轻，他随时醒来中断父母间的拥抱。如果他们不是总在父母之间插上一脚，老是那么哼哼唧唧的，向父母索要爱，保罗和米利亚姆就会勇往直前，给路易丝一个孩子。”
保罗和米利亚姆决定带孩子去父母家度假，临走时才告诉路易丝，并且没有打算带上她，路易丝被丢弃了，虽然这并不是辞退，只是几天的假期，路易丝仍旧感觉自己被丢弃了，她想，他们不再那么需要我了。
不巧，她不是个懂得享受孤独的人，孤独对她来说是永远无法享用的怪兽，只会吞噬理智与偏向正确的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她想让她的手忙点什么，专注的想点什么，但是思想仿佛是玻璃碎片，灵魂装满了碎石子。”
那几天，没人知道路易丝的内心经历了什么。
当保罗一家度假回来，在很远的街区堵车，他们隔着玻璃看见了路易丝，看见她孤独的，不合时宜的，瘦弱的身影在街上流浪，游荡。
“是我的保姆。”他叫道，手指着那个身影，就好像他无法理解，她竟然也在别处生活，独自一人，走路的时候竟然不用手推车，竟然没有握着一个孩子的手。
他问：“她去哪里，路易丝？”
“她回家，”米利亚姆回答道，“回她自己的家。”
然而路易丝没有家。
当两个孩子都可以送去上学的时候，路易丝终于做了某个决定，她像守护爱情的女子那样不顾一切的守护生活。那么多年过去，她的心上已经覆盖子了一层厚厚的，冰冷的壳，她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心跳。什么东西都不能让她感动，她必须接受的事实是她再也不会爱了。她已经耗尽了内心所有的温柔。再也没有地方容她落下手，轻轻抚摸。
那天，她任由房间乱七八糟，任由午饭时间慢慢消逝，路易丝就那样坐在沙发上。
小孩子的叫声让她感到愤怒，她也因此而吼叫。孩子叽叽喳喳的叫声让她感到疲惫不已，喋喋不休的声音，还有他们没完没了的为什么，他们自私的欲望，这一切都让她头脑发胀。
那天她喝了酒，然后举起刀。既然不能够守护，那就一起结束吧。
“孩子们，该洗澡了。”
后来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已经死去的男孩，和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孩，以及一个割了自己喉咙与手腕的保姆。后来人们看到，一个擅长送别人上天堂，不擅长送自己下地狱的保姆裹着纱布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警察蹲在一边，想要问她一些什么。后来是悲痛欲绝的父母，不可思议的邻居，他们在谈论天使为什么突然变成了魔鬼。
一切都不是突然降临的。
而路易丝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或者，路易丝更不是保姆，她是一个人，一个害怕孤独的人，一个想要逃离过去的流浪的女人。
“月光下的路易丝轮廓模糊，她在等什么，就好像是站在她准备好要跨越的边界旁，她即将消失在边界的那一边。”
有了孩子之后，
“某种东西死了，不仅仅是青春和无忧无虑。”
《温柔之歌》读后感(七)：《温柔之歌》保姆为什么杀人？
《温柔之歌》是作者根据一件在纽约发生的真实事件改变的，事件里保姆试图杀害雇主家的两个孩子，而保姆本人也自杀未遂。在这个故事的开篇作者直接抛出“婴儿死了”，如此营造了紧张的气氛，也引出我们心中的疑问，保姆为什么要杀死婴儿呢？ 据了解，许多的美国妈妈是依靠保姆来帮忙照顾宝宝的，而自己徘徊在自己的事业和丈夫跟前。故事中的米莉亚姆也是如此，在家庭里她手忙脚乱，丈夫的冷漠和不愿回家，使她不能就此乖乖的做个家庭主妇。这样使她自闭又自卑，为此她拒绝参加所有晚会的邀请，她拒绝了所有的外界联系，她觉得自己像个行尸走肉。保罗的出现唤起了埋藏在她心底的愿望，她想去做名律师的愿望。米莉亚姆对生活的消沉也得不到自私丈夫的理解，婚姻和孩子捆绑住了一个女人的自由和一个女人的梦想，如果没有保姆这个职业的存在，可能女人就永远被关在那充满奶臭和油烟味的房子里。保姆的出现拯救了女性，路易丝的出现拯救了米莉亚姆，但同时保姆也是由女性来充当的的呀。我觉得米莉亚姆和路易斯是把一体的女性分裂成两个存在，事业和家庭。得到了事业，家庭就可能造成不和谐，得到了家庭，对事业可能就需要放下，但是米莉亚姆因为拥有了保姆，她既得到了事业的满足，同时也拥有家庭的幸福，这种不平衡给独身一人的路易丝潜移默化的造成了孤独感。 路易丝，这个人物的层次非常的多面，个人觉得这个人物塑造非常铿锵有力。作为保姆的路易丝是一个家庭母亲假体般的存在，她在其他的家庭里扮演者温柔的母亲的形象，但是就这个形象本身是她的职业，因为她是个保姆，保姆就是她的职业，她是一个扮演着母亲的母亲。但是对于她自身的存在，她本体的母性呢，对女儿的放纵没有耐心暴力相向，最终女儿弃她而去，为什么她可以对待别人家的小孩那么有耐心那么温柔，对待自己的孩子却这般如此呢。因为她和米莉亚姆同样，她选择了她的事业，也必须如此选择，丈夫的死使得路易丝背负了许多债务，她只能努力工作去面对她惨淡的人生，她没得选择。一个做不好母亲的人，却要时时刻刻的扮演着温柔的母亲，如此的痛苦，她孤身一人，她被夹在世界的缝隙中，没有人能看得到她。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告诉井底之蛙真正的天有多大，告诉一个孜然一身的女人幸福是什么样子的，那样不仅打破了之前他们引以为傲的世界更让他们沉溺于自己的渺小和可怜。米莉亚姆认为路易丝是一个天使，米莉亚姆对路易斯好，但是就是这种好打破了路易丝的母亲假体，她把自己幻想成了是他们的母亲，她对保罗，米莉亚姆的丈夫开始心生异样，她渴望得到家庭，她渴望得到幸福，她渴望得丈夫的爱，她活在梦幻之中。母亲的幻想使她试图开始对这个家庭操控，她控制着一切，那是她的天地，那是属于母亲的地盘，这种喧宾夺主让米莉亚姆产生了危机感。米莉亚姆和路易斯的关系开始摇摇欲坠，米莉亚姆产生了要辞退路易斯的念头，比要辞退路易丝的更可怕的是让路易斯知道这个念头，路易丝活在恐慌之中，她开始敏感焦虑，她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她不能失去这根救命稻草。不单单是由于她那惨淡的经济状况，这份工作是她本身的存在，她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存在，她的命运她作为母亲身份掌握在别人的手上。她需要试图努力，她努力为米莉亚姆夫妇创造机会让他们拥有第三个宝宝，这样就能保住她在这个家的位置，然而她为此花掉了她仅存的最后一块钱，却落得失败的后果，她无路可走。她房子的租金到期，她即将失去工作，即将失去作为母亲的身份，她一无所有。原本生活在缝隙中的她，连那可怜的缝隙都不再收留她。 原本的新闻是保姆杀害两名孩子的同时自杀，本篇也说也采用的同样的结局，并不是刻意制造的戏剧感。路易丝是为了孩子而存在的，如果说没有了孩子或者说她不在被孩子需要，那她是不是像一个被丢弃的“母亲玩具”呢？那么生了孩子的人被称为母亲，杀死孩子的母亲被称为什么呢？
《温柔之歌》读后感(八)：温柔尖锐的女性之声
《温柔尖锐的女性之声》
程毓凝（复旦大学）
一年一度的龚古尔奖可谓是法国文坛最受瞩目的文学盛宴，经过层层角逐和十人评委会的投票表决，法国摩洛哥裔女作家蕾拉·斯利马尼凭借自己的第二本小说《温柔的歌》突破重围，成为了该奖项自1903年成立以来第十二位女性获奖者。
和往年龚古尔奖钟爱冷门作品大相径庭的是，《温柔的歌》在进入第一轮投票选举前就已经登上了热销小说榜的前十名了。蕾拉·斯利马尼在2014年首次出版作品《食人魔的花园》，以其中性成瘾的女性形象为人所知。而这部获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篇真实的新闻报道：2012年纽约市曾发生过一起骇人听闻的弑婴案，高级住宅区的一名保姆杀死了自己照管的两名婴儿。《温柔的歌》以干净利落、精确有力的笔调和冷静得让人颤栗的叙述把这个故事从纽约搬到了巴黎。全文开篇就揭开了小说的结局：“孩子死了”。作者通过倒叙的手法，将这出悲剧娓娓道来，为我们展现了曾经被视为理想保姆的路易斯是如何在社会阶级的矛盾和生活的冷漠艰辛中一步步走向毁灭的。
路易斯认真负责，细心照顾孩子，也懂得料理家务，烹饪缝补样样精通，像一个母亲一样照顾着两个成年人，使得原本杂乱无章的公寓摇身变为“完美的小资家庭”。保姆因而成为了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不仅把自己的“巢”建在了这间公寓里，还介入到了夫妻二人的生活中，成为了维持这个家庭运转的机器，所有人都只想着从她身上索取些什么，把她视为“家庭幸福的源泉”。渐渐，路易斯身上开始流露出种种令人不安的古怪习性，她的情绪变得反复无常，时不时不打招呼就一连消失好几天。保罗和米利亚姆这对上流社会的夫妻却对如何处理不同阶级的关系完全不在行，他们为保姆反常的行为寻找借口，转眼就投身于每日的应酬和工作之中，对身边的隐患视而不见。久而久之，这种隶属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轻自信的母亲在这个瘦弱的保姆面前也只能垂下目光。
作者抽丝剥茧，巧妙地把人类难以捉摸的脆弱情感尽呈纸上：仇恨、嫉妒、向往，这些一触即发的细节将保姆和雇主联系在一起。全文通过两条故事线展开，一条是雇主、即孩子的母亲米丽娅姆，另一条则是保姆路易斯，它们存在着逻辑上的联系，却在叙述上各自独立、互不干扰，不仅呈现了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分层，也将妇女边缘化及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展露无遗。如何兼顾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孩子？如何在雇主和员工这一固然充斥着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中不昧良心？“不要非法移民，这可是我们说好的？如果只是招个清洁工或油漆匠，我是完全不会在意的，只要他们肯干活就行了。但是要让他们照顾宝宝，这就太危险了。”米利亚姆和保罗的和蔼礼貌全都停留于表面，路易斯一度天真地以为自己也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可只要转念一想，就会发现这种友善的关系全是对与生俱来的厌恶、同情和容忍不加掩盖的粉饰。
文中斯利马尼细致刻画了自己所属的小资阶层，不是单纯地想要批判它，而是为了让读者明白这些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小时候也由保姆照顾的她如是回忆道：“我对保姆们在家中的地位非常敏感：她们既像是母亲，又是陌生人。就算家里关系和睦融洽，也会发生一些让人顿觉悲痛的事。”保姆这个形象在她眼里富有戏剧性，在得知弑婴案的新闻后，久久难以忘怀的斯利马尼决定结合自身经历，把这个触及道德底线的题材带入公众的视野。
如果说对路易斯的塑造是在其性格的扭曲和破碎中完成的，米利亚姆的故事线则着重于工作与家庭之间老生常谈的矛盾。女性在生活中难免会穿梭于母亲、妻子、职员几种不同的角色之间，就算到了女权运动蒸蒸日上的当代，女性的社会身份还是会被定义为母亲、妻子或者女儿，而不是以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个体为他人所知。作家自己也是这种观念的受害者，因为丈夫是成功的银行家，家境殷实的她投身写作在他人眼里只不过是一种不劳而获，是不外出工作、依赖他人的另一种措辞罢了。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女性就算只为自身理想和意愿而生活，依旧逃避不了被边缘化的命运，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弱势群体。在处女作《食人魔的花园》中，斯利马尼则尝试讲一个女性追求完全独立却无济于事的故事。两部作品中的核心都是一种心理的依赖性，人物摆脱不了这种依赖，只能做出绝望的挣扎。正如她自己所言：“我们渴望自由，却不能完全自由，完全的自由会使人头疼。”
荣获龚古尔，从文坛新人一跃成为知名作家，无论是谁都会一时难以消化。回顾其成长道路，我们不难发现，文学的种子早已扎根在她的心里。蕾拉·斯利马尼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境富裕，父亲是银行家，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担任摩洛哥国务秘书一职；母亲则来自一个摩洛哥-法国混血家庭，是这个国家首批女性医生中的一员，父母的正确引导和自由开明的家庭环境让年幼的蕾拉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外祖母对她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视。外祖母来自阿尔萨斯，是位笔耕不辍的作家，获得过国王颁发的荣誉勋章，擅长写儿童文学和童话故事，其中一本讲述了自己在摩洛哥时的亲身经历。书中的场景栩栩如生，久久萦绕在蕾拉脑中，至今仍历历在目。她视这位可敬的老人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从小就牢记其尊尊教导：多读书、勤写作；心怀梦想，追求自由，敢于说出所思所想。
良好的文化氛围让蕾拉得以广泛涉猎各国文学作品。青年时她钟情于俄罗斯文学，尤其是契科夫的短篇小说，因为这位文豪“热爱自己笔下的人物”，从不带着有色眼镜去“随意批判指责他们”，其文风质朴柔和，充满人文关怀，引人深思。她视为楷模的另一位作家是茨威格。出于崇拜之情，二十岁时蕾拉踏上了茨威格文化巡礼之路，追随着大师的足迹，横跨东欧，从维也纳到布拉格再至布达佩斯。法国文学则陪伴她度过了少女时期的柔情岁月，巴尔扎克、左拉和雨果的文字让她看到了巴黎的大街小巷，使她沉溺其中。如今每逢走过一个街区，其背后发生过的故事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在她眼前。文学在她的生命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通过阅读，蕾拉与不同文化、不同国籍的作者进行精神的交流、与其感同身受并产生共鸣，在这种潜移默化之下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除此之外，作家坦言，长期有效的训练才能催生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写第一部小说时，蕾拉就报名参加了伽利玛出版社组织的创意写作工坊，期间她有幸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图书编辑约翰·拉克拉夫汀（Jean-Marie Laclavetine），后者建议她“永远不要关注自己的人物在想些什么，而是做了些什么”。对于获奖一事，这位伯乐表现得十分慎重。聊到对斯利马尼作品的看法时，他表示：“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是激动人心的。我记得初读她的文字时，大段的对话不免让人瞠目结舌，作为作家，她的成长更令人难以置信。她在成为伟大作家的路上已经迈开了第一步。”
和今年同样非法国裔的获奖者盖尔·法耶不同的是，蕾拉·斯利马尼对人物的身份标签并不感兴趣，作品里也鲜有对角色血统的讨论和铺展。“我试着在小说里证明出身并不重要。”在接受《时代报》采访时她如此说道，“一个人的自身价值和其所作所为才是定义他的根本要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出于自己的家庭背景和亲身经历。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信仰不同的宗教，但我们从未被所谓的’身份’所困扰。”同时，她也尖锐地指出，社会阶级才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有钱的阿拉伯人自然比他们贫困的同胞更受人待见，而近年来为了迎合“政治正确”，人们往往容易忽视这个简单却致命的问题，狭隘地将“身份”等同于种族和血统。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温柔的歌》中的主要矛盾是一种阶级的矛盾，是人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异化，暴力和疯狂则是这种异化下的不幸产物。
在龚古尔之后，我们的“桂冠作家”已经野心勃勃地计划起了自己的下一本小说。在新作《性与谎言——情迷摩洛哥》中，作者将着重探讨摩洛哥年轻人在社会、法律和自身欲望之间的内心冲突与矛盾，力图展现年轻一代对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诉求以及对打破禁忌和社会约束的渴望。龚古尔奖不是她作家生涯的巅峰，更不是终点，蕾拉·斯利马尼的创作才华不过初露锋芒，等待她的，是任重道远的前程。
参考文章：
《费加罗报》（Le Figaro）2016.11.6
《时代报》（Le Temps） 2017.1.6 Lisbeth Koutchoumoff 采访
ibliOBS：10 choses à savoir sur Leïla Slimani, prix Goncourt 2016，2016.11.3
《温柔之歌》读后感(九)：《温柔之歌》：温和地讲一个嵌满玻璃碴的故事
没有办法读懂原文的读者，很想问这本小说的译者袁筱一老师，这样的语言节奏，是原作者蕾拉•斯利玛尼赋予的，还是译笔使然？小说开始不多久，主角路易丝就已经杀了雇主的两个孩子米拉和亚当，自己也奄奄一息。这样的引子，很容易诱使读者恨不能一下子读到故事的结局：一个保姆为什么要大开杀戒？
但是，《温柔之歌》的叙述方式，那么优雅、那么从容、那么坦荡，如黏稠的芳香剂，羁绊得你不能也舍不得快速地往前读，却在使劲咂摸的过程中，一点一点意识到，香水有毒！
在高头大马的男女唱着主角的巴黎，路易丝因为个头娇小而有着别样的美丽，可是，卑贱的社会地位注定了这个女人纵然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力和体力，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袁筱一为这本书写了一篇译后记，标题就叫“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作为与原著耳鬓厮磨了数个月的译家，袁筱一怎么可能不知道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只是，她不敢相信，一个人无法改变的社会地位，居然会变成看不见的杀手，逼迫得只想躲在马赛家的保姆这个社会角色里安然度日的路易丝，不得不用极端的方式试图为自己剩余的人生找到一个突破口，抑或是两败俱伤地毁弃自己和自己最爱的人。
那么，一个来处卑微，曾经想通过婚姻改变自己失败，曾经想通过意外得到的女儿改变生活未果，这样的路易丝，她能得到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呢？
“虽然他们（雇主）说，我们也可以当这是在度假，但是如果你（保姆）玩得太高兴，他们会感觉不太好。”
“他们（雇主）本能地反感，但又因自己的反感感到羞耻。”
路易丝的两句感悟，形象地表述出了正在此地甚嚣尘上的关于社会阶层已然固化讨论的总结陈词。100多年前的《唐顿庄园》时期，这样的社会阶层固化不是问题，楼上和楼下会安于社会角色分工各行其是。100多年以后，一场又一场革命使得固化了的社会阶层有了互相交融的可能和渠道，于是，雇主对路易丝们既同情又厌嫌的态度，必然会引起保姆们对雇主们反感的反感。
巧合的是，就在得到这本《温柔之歌》时，我在微信朋友圈里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来自北方小城的凤凰男，拼命追求开宝马上班、家里有5套房子的女同事，得手后却遭到了女方母亲的坚决反对。年轻人当然据理力争，但人穷必然志短，看到自己的爱情非但得不到女友母亲的祝福，而且女友的车子、房子也因为爱情不被认同被女方家里收回后，凤凰男终于原形毕露，对一时一无所有、只有身孕的女友大打出手……此文的最后结局是，女孩离开了凤凰男在母亲的陪伴下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回家后她很快恢复元气而今正与门当户对的新男友谈婚论嫁着。此文得到的评论很多且观点基本一致，都为女孩及时从与凤凰男的爱情中抽身而出感到欣慰——因为种种原因，此地的贫富分化相对而言要比世界时装之都巴黎晚了很多年，可贫与富之间一旦竖起了壁垒，社会阶层就固化得水很难往高处流，遑论贫富隔岸相望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巴黎！
所以，路易丝费尽心机想要赢得的人生目标就算卑微也不易达成，不就是想“既让人看不见她，同时又不可或缺”吗？勉力而为的路易丝，还是被一家又一家雇主赶出了家门，所以，成为马赛家的保姆后，她虽然以看护孩子以外的许多劳作赢得了马赛夫妇的首肯，虽然用幽暗的故事讨得了马赛家一双小儿女的欢心，却还企图握住几个杀手锏，比如，让小女孩米拉尖锐的牙印深深地留在自己的肩头。
然而，丈夫的病逝和女儿的消失，让有着极度不安全感的路易丝希望握住更多能让马赛家特别是女主人米利娅姆服从于她的把柄，从而让自己成为马赛家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劝说马赛夫妇生育第三个孩子无果后，我还在疑惑，蕾拉•斯利玛尼会将《温柔之歌》怎么唱下去，一个鸡架出现在了马赛家厨房里的餐桌上。
虽然打了一天的官司累到了精疲力竭，米利娅姆还是一眼认出来，保姆和孩子用餐的餐桌上摆放着的鸡架，是她扔进垃圾袋里的残羹剩菜，可怕的路易丝，在马赛家只好由着路易丝做主的白天，捡回垃圾袋里的鸡，诱骗马赛家的宝贝一双儿女将鸡上剩余的肉啃食得只剩下一只光秃秃的鸡架！路易丝当然可以在米利娅姆回家之前扔掉肉已被孩子们啃得干干净净的鸡架，那样的话，我们会觉得生活中缺失得太多让她格外珍惜食物。可是，路易丝一定要让米利娅姆看到这只“油光铮亮的，光秃秃的，一丝肉都不剩的鸡架”，她要让米亚哈姆认识到：你和你的丈夫可以用体面的工作赢得你们的社会地位，我却可以用我的处心积虑换取你家庭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是的，打不过固化了的社会阶层的路易丝，始终在用自己保姆的身份来控制自己服务的家庭从而获得自己想要的社会地位。马赛家之前路易丝雇主家的大男孩艾克托在得知路易丝杀人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震惊或惊恐，而是终于松了口气，大大地松了口气，虽然不无痛苦。甚至有些欢喜。”可见，路易丝与整个社会的角力从来没有停止过，路易丝遇到马赛家的一对小儿女时，正好“在路易丝的内心，滋长着一种针对雇主的、龌龊的仇恨，一种复仇的渴望”，米拉和亚当被路易丝当成了替罪羊。
一个雇主与保姆之间猜疑着相互适应的故事，终因闪闪发亮的是玻璃碴而不是人性的光芒只好以家破人亡告终。这样一个血流成河的故事，被蕾拉•斯利玛尼命名为“温柔之歌”，是一种嘲讽吗？不！表达越温柔，故事里那些闪着寒光的尖锐，才更叫人惊慌失措。
《温柔之歌》读后感(十)：温柔之人的残忍
选择这本书主要是因为题材较少接触，作者年轻获奖，又畅销高分。故而也对作者的文笔及故事的新鲜抱有较高的期待。
了解作者和故事的背景，也大概能理解作者的创作本意和这本书的定位了：抓人眼球的真实案件，女性对于家庭事业双方面的平衡。这很容易就成为一本畅销书，我个人却很遗憾它只限成为一本畅销书，难有再高的价值了。
这本书的开篇就点名了结局：“孩子已经死了。” 触目惊心，也如大家所说作者的笔锋很冷峻，一直站在冷漠的旁观者角度叙事。这样的开篇更给故事带上了悬疑色彩，十分吊胃口。无奈的是作者这种冷漠的笔法让整个故事读下来，有一种在看长篇报道的无趣感。作为偏向悬疑类的叙事方式，也可以感觉到作者对这种结构塑造的不成熟和吃力。
主角路易斯作为一个近乎神奇的保姆，对孩子有着超越平常的爱，把这个近乎崩溃的家庭拯救得看似完美。从很多细节也能看出她性格上的偏执，偏执的人是很容易走向疯狂的，但作者对此也没有表达到位。路易斯对这个家倾注的心血越来越多，人生的境遇也逐渐走向崩溃，感情的失控，心理的压抑把她推向这个近乎惨烈的结局。
路易斯的半个人生已经摊开给我们看了，十分悲惨。但即使是和她接触得最多的雇主家庭，也从未真正的了解过她的生活。她面容沉静忧郁，旁人只当作优雅神秘了，这些都是导致悲剧的原因，但读者要读到后半部分才开始了解。作者轻描淡写的跳过这些本可用心发展的情节，甚至对于她心理逐步走向奔溃的过程也没有着力，以至于就算引发了读者的思考，也很难获得共鸣和感动。
我最难受的地方还是作者开篇就给出了结局，但仓促的留下了许多的问号让我们自己去分析究竟是如何造成的结果。这种分析并没有什么趣味和意义，倒不如在刻画人物心理历程和故事结构上稍微用心。（或者作者本人也只是看过了真实事件的报道，自己也不能分析出所以然来吧。）
温柔之歌，一个神秘的保姆和勉强够上中产阶级的家庭无可避免的悲剧。读完已经无需再深究错在哪一方，这样的悲剧在这种底层社会本身就难以避免，这种难以平衡的家庭结构本身就很容易崩塌。就算换一个家庭，这种悲剧也迟早会发生。说真要让我有什么深思之处，大概还是那句，人和人之间建立任何一种关系和契约，都需要谨慎行之，尤其是做父母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