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吃鸡蛋的人》是一本由钱佳楠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28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不吃鸡蛋的人》读后感(一)：乖小囡的白天鹅与黑天鹅
一句“你和她有点像”是翻开《不吃鸡蛋的人》最直接的原因，带着惊讶和怀疑，甚至是预备好找到反驳的理由一二三四。比如，环境没有那么逼仄，亲戚也没有那么刮三，可是，说这些，我知道，都是在刻意回避最最关键的问题。无关在不在上海。
小说在朋友的桌子上摆了很久，我只是惊叹着腰封上的烫金印得多好，封面上的鸡蛋黄印得多好。一眼瞥过简介，大概是写女孩子的成长故事，中学、大学、职场，与爱情和原生家庭的纠缠，普通人的走向大抵如此，这类的题材也早就像生活一样不再新鲜。青春爱情小说，还能怎么新鲜？结果，小说让我一边笑，一边心惊胆战。接触文学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要撕扯开内心，却并不保证一定给予答案或者治愈。
书很快翻完，一开始觉得是爱情小说，可是，主人公周允的家庭生活细节是那么真实和冷峻，最后“弑母”主题直截了当地亮出来，全部都不一样了。脑子里反复出现的是《黑天鹅》，一个能在《天鹅湖》里同时跳白天鹅与黑天鹅的舞者，尼娜从白天鹅到黑天鹅的转变，或者说“觉醒”，当她压抑的部分被解放，“自由”与“毁灭”却也相伴相生。
周允是个很乖的懂事体的上海小姑娘，按部就班地读好书、毕了业、找到工作，让拮据的家庭摆脱狭小的空间，让父母脸上有面子，是温顺的白天鹅。另一面，她小心翼翼地躲避父母的视线，作画和做爱，似乎总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羞耻感和纠结。就像在《黑天鹅》里，妮娜偷偷摸摸地尝试自慰，可是快感马上被想象中的母亲的凝视和她的在场而终止，随之而来的是羞耻和恐惧。
在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的结局有喜剧——天鹅公主变回人形，与王子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有悲剧——天鹅公主与王子投湖殉情，或者，王子被杀，天鹅公主的魔法未能解除。《不吃鸡蛋的人》也有着开放式的结局，问题是，周允会选择哪一个？
周允是一个极度压抑自我而又自律的人。为了迎合母亲给自己“不吃鸡蛋”的设定，她会坚持不碰一口鸡蛋，以免谎言败露；为了履行“一门心思好好读书”的规矩，她跟魏叔昂保持情感上的距离，不敢逾越雷池一步；为了履行对母亲的“孝道”和对神明“契约”，她选择献祭自己的爱情——似乎是一切世俗标准里最无足轻重的“真爱”。因此，按照周允的性格，她“做了最后的决定”是依然压抑自我，选择达成父母的期望，与那个母亲理想中的人选结婚，自己的意愿没有意义也不重要。她只需要那一次出格的想象——她的母亲再也不醒来，瞬间的快感和自由感之后即是无边的罪恶感，因为母亲终究会再醒过来，她将重新接受母亲的注视。她将用现实中的行动来赎罪、弥补精神上的“弑母”，那就是更加顺从的自我规训。无论如何，她终将杀死叛逆的黑天鹅。
可是，朋友却读出了另一种结局，周允的“决定”是离开母亲，离开被安排的对象，去与魏叔昂在一起，去追寻最早唤醒她的叛逆和自我意识的那个人。她杀死了无聊沉闷的白天鹅。
总有一部分的自我要等待重生。
《不吃鸡蛋的人》读后感(二)：她写下独生子女的孤独与爱，和鲜有人了解的另一个上海
文|杨蕊馨
钱佳楠出生在1988年上海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她的成长似乎和这座城市的发展保持着一致的步调。二十一世纪伊始，整个中国都进入城市发展进程飞速加快的阶段，这一时期发生的国有企业转型、工人大量下岗等社会性的巨变让处在漩涡中的人们措手不及。
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钱佳楠的青春似乎不可避免地遭逢一些沉重的东西。父亲下岗所带来的贫穷和窘迫，逼仄狭小的生活空间里时刻发酵的家庭矛盾，与之伴随的是她幼时见过的不少“同龄人不曾窥见的世间百态”，“小学两年级时看到二楼的拐角有个模样很古怪的中年人缩在脚踏车旁给自己打针；三年级时沿马路的一栋楼房起火，这家的母亲和十岁的闺女都葬身火海，而父亲却在着火不久一个人急匆匆地逃了出来，毫发未伤。”
这些只有在社会新闻里才能见到的“惊天奇闻”，最后都被收入她小说创作的素材库。她的长篇小说《不吃鸡蛋的人》将于2018年1月上市，这部作品被认为是“真实呈现独生子女的孤独与爱，书写了一个女孩的身体历史与内心史，以及一个城市的困窘和体面”。这里的“城市”是她眼中作为“故乡”的上海，她说：回望上海人津津乐道的“精致”文化，更感到这其中的荒谬。我们把多少精力浪费在追求这种“毫不费力”的假相上？然而，“成功”的假象却成了这座城的妆容，成了当代中国的虚境，无数人被吸引着，怂恿着，裹挟着，做着“中产”梦，沉迷于充过气的自我，全意识不到自身的虚伪、自私与懦弱。
她所记录的“另一个上海”，与我们所熟悉的那部分上海截然不同，却是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休戚与共，有着一脉相承的共同命运。也正因此，钱佳楠笔下的成长多了些厚重，她选择用孩童般清澈澄明的目光打量并不那么体面的生活，仅仅是看见，恐怕也需要勇气。
高中时期，钱佳楠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被复旦中文系提前录取，进入大学后，她疯狂地迷恋阅读，常常不去上课，就在寝室或图书馆里读书，随着阅读量的累积，她渐渐开始渴望表达。
2011年她申请就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她做决定之前，复旦的一位老师对她说：“我觉得你去读学位会是浪费你的才华，你还不如多写些作品。”尽管她最后仍决定奔赴英国继续读书，没成想被老师说中了结局，她很快发现自己对做学术并不感兴趣，每天机械的理论分析使她觉得自己像一个“机器人”。 尽管在伦敦的生活对钱佳楠来说堪称“梦幻”，“我在伦敦卖光了自己的画，结交了各种江湖怪杰，还和本科时代的意大利死党重逢在切尔西。”经济的压力还是迫使她做出了退学的决定，做选择的过程异常痛苦，两年后她想起那段失败的留学之旅，仍记得自己在给母校教授的最后一封邮件里写道：“我肯定会后悔。不管自己当初说服自己有多么决绝，回来后说服自己不再去想，往前看，可只要一到秋冬，梦里的我仿佛还会回到伦敦街头。”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在乎学位的，那个时候在英国，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我家足够的有钱，我就不上课了，天天在那里画我的画，写我的东西，然后去跟那些很多很有意思的艺术家打交道。这样度过那一年的时光，我觉得会很有收获，远比在我学校里学习获得的东西要多。” 钱佳楠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风投公司做文案，包括给总裁写发言稿，工作的热情被每日重复繁琐的内容消磨的差不多的时候，她参加了上海世界外国语高中教师招聘的考试，被笔试的题目吸引了：“它的试题很像那种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入学考试，考题范围非常广，这个东西很贴合我对文学的理想。”
然而，2017年，她决意离开稳定的工作环境，赴美攻读爱荷华大学久负盛名的创意写作硕士，尝试用英文进行小说创作。两段求学经历注定有着不一样的结局，看似矛盾的选择背后，是一个年轻写作者寻找“自然，纯粹，不必抱有太多杂念”的写作状态所抱持的坚定，和五年前不同的是，那时学位于她而言是“束缚”，而今却意味着自由。
2，访谈
你不止一次提到过"写作是艰难的"，这艰难指的是什么？
钱佳楠：艰难是两部分的，一部分是物质上，对你的生存提供了很多考验，很多家长不愿意孩子去从事文学艺术，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对于纯文学作家而言，我不是说畅销书，物质上要过一种比较丰满的生活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现在我们国内很活跃，有各种各样的机制，微信啊，打赏啊，赞赏啊，有各种各样的很火热的IP什么的，但是写作者想通的话，"流行"，或者说"红"这件事情，跟伟大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要求瞩目的，是要热热闹闹的，是要每写一个字都要去想，它能不能掀起轩然大波，每找一个主题都要去想，这个主题是不是会有足够的人去注意，这就是一个媒体的眼光，所以是自媒体。
但是后者，你要写一个相当好的作品，伟大的作品，它是一个持久的努力，是一种寂寞的耕耘，是很反复的。比如说像我很喜欢的Marilynne Robinson，她原先是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教授，不久前退休，她已经70多岁了，只有4部小说出版，这个数字和比她年轻很多的中国当代作家比都显得少了，但那4部小说都是非常棒的小说，那对写作者来说，专心写作的这十年二十年你怎么养活自己？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我自认我应该不会成为一个流行的人，所以我现在只是希望自己能写出一些，能够经得住时光考验的，将来还会能够留下来的一些作品。
第二个方面是写作本身的难，我相信这样的说法，一个作家一生能够写出的好作品数量是有限的，一个作家有意义的生命经验也是有限的，所以当你考虑到，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有限的时候，如何运用，如何小心翼翼的把自己的才华放到最恰当的时候去展现，而不是早早的就把你这些很好的东西急吼吼地毁掉，这都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现在的环境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催熟你，中国的环境就是要你去赚很多钱，基本上从张爱玲那句"出名要趁早"开始，整个事情就不对头了，年轻人很早的就想通过网络社交媒体把自己炒红了，希望成为网络红人，引起大家的注意，很早的时候就希望能掌握话语权，如果周围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那你也会不自觉的被卷入潮流。
作家也是这样，会告诉你说，你有很多机会，你的作品可以出版，赚钱，盈利，包括非虚构也是这样的，好的作品可以拍成电影，你可以卖版权盈利，如果写作的时候去想这些事情的话，那八成是很难写好的。好的写作者是不能揠苗助长的，如何去抵挡这些催熟，也是很困难的。
那怎么能做到心无旁骛地写作呢？
钱佳楠：这个也是不太能做到的，没有一个首位的，至高的这种心无旁骛的一种状态，它就是一个平衡，更多得靠自己，取决于你想不想这样吧，如果你想这样，那你完全可以断绝一些东西，有些人会觉得无所谓，他可以一边享受这个环境一边坚持自我，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所以也不需要完全做到吧。
三明治：你经常写上海，如何看待"上海的平民精神"？
钱佳楠：上海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我知道全国大多数地方，有很多人是不喜欢上海人的，他们有种念头，就觉得上海人很小气，上海人很怪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举个例子，有一天我专门跟我的一个北京同学聊了聊上海人，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写报纸专栏，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情。他第一次来上海读书，到上海的同学家去做客，是同学的叔叔来买菜做饭的，叔叔会花很多心思，比如他会提前跟市场认识的鱼贩约好，说我明天要几条新鲜的鱼，要帮我留着，菜也准备的很丰盛，还想到说去最好的那种点心店去帮他买饭后的甜点。我那位北京的同学就觉得很惊讶，因为他观念里的上海人都是很小气的。
所以上海这个城市就是这样啊，说的不好听，它很要面子，它很要长脸。说的好听一点，它是对人很大方，对自己是非常节俭的。因为上海是一个经济高压的城市，其实大家对钱这个事情只是非常敏感，你看房价就知道了。但是在这样一种经济高压的一个城市当中，生活的人们就被锤炼出来一种气质，就是说就算我日子过得再不好，就算我再穷，我出去打扮至少要，用上海话来说"头势清爽"，男的他头发要梳得很干净，很利索，女的她出去衣服要穿的很漂亮。在家里就算穿有洞的袜子，出去也绝不会是这样。
这是我所认为的一种平民精神，这个城市它不希望被人看不起，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会有很多很可笑的东西出现在我的小说里面，完全没有从正面去体现。好多地方都像是在台面背后，里子里待着的，破洞一样的东西，但是你反过来想，这也是它的尊严，这也是上海的那种平民。
在你看来，怎样的文学作品 "具有时代的超越性"？
钱佳楠：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它有很多时代的浪花，如果你以后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变成追逐浪花的人，因为一个热点太快了，微博，微信里都有各种各样的热点，出来一个社会新闻，所有的自媒体都争着去写东西，过了一段时间等这个新闻热度退下去后，这些文章大多数是没有意义的。有人评价苏东坡，说他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我觉得这个"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就是"具有时代的超越性"， 因为他想说的自己的话，他是在说"我脑海里在想什么"，而不去计较"大家在想什么"，这样的东西反而会具有时代的超越性。
时代超越性不等于反时代而行，它可以是一个跟时代有共鸣的东西，也可以是一个没有共鸣的东西，有一些作家在特定的时期当中会写一些跟整个时代都有共性的题材。很多作家都写文革，但是这个视角并不是大家共有的，不是说我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就好了，很多东西它会有一个自己很特殊的视角，比如说王小波写文革，他的视角就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作品将来就会有它独特的个人价值。
我们对我们现在的时代是没有话语权的，话语权是掌握在未来的人手里的，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作家，不是他当时就流行，是后来的人把他"重新出土发现"给挖出来的，那想象一下，如果后来的人看到这个时代有这么多人写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没有他们自己的个性，没有自己的话语，这时候出现另外一个人，他同样是在写这个时代，同样是在写这几件事情，但他的出发角度跟所有人都不同，他给人一种很新的感觉，那这个人就是留的下来的人。
你在爱荷华的学习生活是怎样的？这段时间里对美国文化有没有新的了解？
钱佳楠：爱荷华虽然叫"city",但其实是一个"small town",我本以为租金很贵的房子里家具会很齐全，没想到第一天进到租的房子里，发现什么都没有，我不开车，所以出去买东西也不方便，基本上美国的生活比较"tough",但是我觉得"tough"也蛮好的，现在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日常我基本上过一个"nerd"的生活，大概6点多起来，吃早饭的同时做午饭便当，尽量8点前出门去图书馆，当中有课就去上课，没课就待在图书馆，到晚上回去。基本workshop除了party之外的活动我都会去，有时候也会跟international students去农场之类，也经常听讲座，和美国家庭结对，每周到她家做客。
在美国我经常看到自然，虽然我有一个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朋友说这里没有自然，但是对于来自上海的我来说，这里就是自然。所以从自然收获的东西会比较多，在这里待久了会感受到自然不是为了给你任何的启示，不是为了让你看到美好而存在的。有一次我看到一只野猫，它有和城市里的猫完全不同的一种凶狠的眼神，顺着它的眼神看过去，有一只死去的鸟，我猜想凶手就是这只猫，它看到我，以为我要抢夺它的猎物，所以露出那种凶恶的眼神。
最近在看美国西部的资料，我在想，文化是一个整体。我们国内都会接受的一个语境是美国人通过对印第安人领地的侵犯而获得了疆土，但文化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侧面，美国文化里存在有野心，有进取心的一面，同时这背后也有他们的贪婪和虚伪，在我们看来，美国人重视法律和契约，但这些也在他们开疆辟土的时候被利用来背叛了同他们签订契约的印第安人。以前我们都很喜欢说，学习异域的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其实很难，因为文化就是精华和糟粕的总和，它是分离不开的。
你曾说自己是个相较理性的人，这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钱佳楠：理性对我的写作可能是有影响的，我很难去写一些很感性的题材，我不太会写爱情的，很多女性作家擅长的东西我都不太擅长，我有时候写书评，会有一些偏理论性的感觉，这也没什么不好，每个人的气质是不同的，个性也不同，写作就是一个个性化的东西。
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吗？
钱佳楠：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习惯，就是我是双子座，是个心血来潮的人，基本上我写东西要一口气写完，所以我写作有时候很伤身体，我就熬夜写，如果写稍微长一点的中篇我就几天大概连续只睡两三个小时把它写完，写完了才能够去睡觉，不然睡不着，这是一个坏习惯，但是没有办法。
写作遇到瓶颈时，会怎么办？
钱佳楠：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会抄书。我会抄我很喜欢的小说，就把它抄下来，然后慢慢的在抄的过程中，去想些东西，有时候抄的时候就会激发你。那些好书，优秀的作家都是很期盼着去跟读者对话的。现在其实我也处在一个瓶颈期，所以我就找个机会再去集中地读书了，用英语重新去读经典，去学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多数的那种写作障碍也好，写作上的各种问题也好，很多都是读书不够，就是输入不够，那你就再去输入，可能还是有帮助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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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鸡蛋的人》读后感(三)：两个世界的挫折
熊培云的《西风东土》副标是“两个世界的挫折”，那谈论的是我们如何站在中国看日本和站在日本看中国。
而不仅是国族，小到个人，再小到一个人的不同身份之间的打架，都可以成为各种挫折间互相折磨的试炼。韩松落在推荐文里说，因为现在的大背景变得和平，变得没有大的龃龉，所以爱情故事里的波澜变得难写，变得动力不足。于是钱佳楠选择了从人物的内在去寻找一种“动机”。
这完全不矫揉，每个活生生的人都需要从内在去找寻意义，只是太多人三观还没树立的时候就被外界轰炸震聋了耳朵，不太觉知很多路需要大脑驱动腿脚去走才扎实，他们成为了钱佳楠笔下那些嘴脸可怕的势利的七大姑八大姨。
我当然也怜悯也觉知那样的别扭，我们的家庭大聚会餐桌上也会出现这样窘迫的大龄待嫁女与热爱在公众场合高声议论儿女感情私生活的不争气爹妈。这些亲戚在周允冷冷的眼里看来是那么扎眼，有很多时刻周允不自觉流露的轻小刻薄也是读着这本书的我们的刻薄。怎么能不呢，那种“当众孤独”的时刻。
淡豹对这本书的批评（文学批评的批评，不要理解为“怼”）非常准确，就是作者不知是不忍还是怎样，令出场时灰扑扑（当然她肯定是蛮好看的，但那种灰扑扑的出身，外貌也遮掩不了）的女主角顺顺当当成为了沪上知名女画家。这令她可以从经济角度脱离原生家庭的控制，这使结局变得不太需要那么阴郁（当然，其实结局是对的，它没有咬定一种确凿），也使得人物的某些激烈立不太住。
不过我觉得可能瑕疵未必出现在主人公的“成功后”，而是隐藏在前半本“未成功”的时刻。有些中评说，作者是将一个短篇的思路扩展为中篇，似乎没撑起来，我理解的恰相反，这应该是个长篇的体量，作者谨慎地把它控制成了一个中篇。
是的，自私来说，我是多么希望看到长长的，羞怯的，又甜蜜的周允与魏叔昂这对儿的学生时期恋爱史。我觉得光是这个部分就必须成为一个中篇，那怕是为了重逢那刻蓄势而写，哪怕写的稍微流俗，稍微抓马，稍微狗血。为什么这一颗青涩的果子长的如此弱，令人品尝时不禁放慢，嘴巴缩小，紧抿下唇。
或许这就是钱佳楠特意设置的心疼感觉，就算胸腔里有雪山洪水般的情感，吐露编织时也只能成为轻轻淡淡一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成年后再遇时翻涌的，是青春时未完的另一种，尽管变得痛楚，像观赏毕加索作品时从《喝苦艾酒的人》直接跳到《格尔尼卡》，但那是同样两个人谱写的同一首曲子——变了调子，却还在音符里挣扎着说：我们是一直相爱的啊。
相爱又能独立，问题还余下什么？因此批评开始质疑主人公的怯懦。可周允的挫折其实不完全是经济能力的挤压，她成长过程中来自家庭氛围内在的压抑痕迹直到成年也无法消除。那着了火的女人何尝不是她的自况，一个人即便际遇开阔，遇到雷暴风雨，有时候还是会躲回软弱里去，就是真的没办法，这是二十几年来已经完全进入范性形变的处理问题方式，别说每个人都可以走出窠臼，摸索过这个姑娘的过往，实在教人不忍心责怪她。
现如今越来越年轻的孩子们已经越来越少周允式的苦闷了，这是好事，也是一种微妙的可惜。当普遍小康使我们越来越难结交其他阶层的朋友，当淡豹之前在演讲中提到项飚理论中的“工作洞”变成“家庭洞”或“情爱洞”，我们每一位，难道不都将成为局限性强烈的土拨鼠吗。
愿我们吃鸡蛋时，还能记得那些不吃鸡蛋的人。
《不吃鸡蛋的人》读后感(四)：我对上海的爱与恨
几天前，母亲在微信上留言说起她做的梦，上海正下着中雨，我和她同打一把伞走在路上。我大约提出要“体验生活”，而她大约不同意，于是我就倔强地站到绵密的雨里，她一气之下甩掉雨伞，独自淋雨回家。
这个梦是这样使我伤心，因为我知道梦里满是母亲的思念，但更残酷的是，我却没有在同样地思念她，或者思念家。
我所在的爱荷华已开始告别零上的日子，我的睡前仪式中有一项是重塞被套。这床被子从家里带来，芯子是高中住校时发的，被套是家里用旧的，里子小而套子大，如果晚上偷懒不重新整理，睡到半夜被芯定会溜到某个角落，手里抱一床被单——这样冻醒的时候，脑海里常常浮现一个譬喻，好比忽然发现怀里的爱人是一把冰冷的柴骨。
这让我想到大学的冬天，只有一床被子，实在冷得受不了，就把我那只半人高的长毛绒大熊压在被子上，以此捱过漫漫寒夜，然而，一觉醒来，双脚从未温热过。我和母亲提过几次，然而四个冬季这样熬过，也未多一床被子。
这些话语说出来是残酷的，该忘掉，该藏在微笑背后，带到坟墓里去。并且我已长大，甚至已离开，一切都无需再提。然而我在新小说《不吃鸡蛋的人》里写的不是我个人与家人间的纷扰——我的母亲已做了她所能做的全部——我的触角是这座城市，在她这个寻常百姓的无尽的焦愁与担忧中，我也终日游走在悬崖边缘，倘若松懈半分，我的世界就将天崩地裂，也是因为我们都需要担着这份小心，我们能够给予和得到的爱也总是短斤缺两，或是少了一床被子，或者被套和被子不相匹配。
夏天短暂回上海的时候，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我见的多数朋友都是在沪奋斗的异乡人。跟他们在一起时我感到舒服，有聊，看到生活的热情——我如是告诉一位中学老友，他却答复我道：
“那是因为他们是外地人，在上海有生存压力，不得不努力。”
我说不清为何这话突然令我震怒——这难道不是我的父辈们一贯的口吻吗？我应当从小听到大，不感到意外才是。我没有当场表达我的不满，并非出于礼貌的需要，而是因为我无法陈述这其中逻辑的漏洞，直到和前同事吃饭叙旧。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提法，会来深圳的都不是安分的人？”俞老师问我。
我想起多年前我俩曾讨论过民办中学和公办中学教师的个性差异，我说起自己推掉一所重点中学教职的经历，笑着说，如果当时选择到那里工作不知道会怎么样？俞老师却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你不会的，因为你的性格决定了你不在乎编制。”
一句“不得不努力”把所有的进取全部归结为外部的生存压力，将他们的自身因素一笔勾销——正是因为内心还有一团火尚未熄灭，他们才要在大城市里挣扎，而非在小城里过安逸稳定的日子。
引起我反感的另一个原因或许还有这句话的潜台词——上海人，反正有户口，有房子，不用这么拼。（其实这个口吻我该多么熟悉，无数长辈会说：你一个女孩子，好好找个人嫁了就好，何必这么拼？）
我的新书里仍有父亲这代人的影子，在从小到大的无数家宴上，他们畏畏缩缩，苟且度日，终究到了一天，他们发现自己的日子不如意，或更精确地说，是“不如人”，他们不是把矛头指向外地人（抢了他们的工作），就是将利刃挥向自己的亲人（盼着日子好过的亲人出点难堪）——而我，或者从来就是家族的叛徒，因为我心里无数次声讨我的父辈们：你们凭什么不努力？
我深爱着我所生长的这座城，但是这深爱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怨恨，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恨。
上海人有一句话，叫做“吃相不要太难看。”这或许是上海人生活的中庸之道——这座城嫌恶野心勃勃（或说野心直露）的人，上海人讲究“体面”，“洋气”，“时髦”，他们崇拜那些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而成为“人生赢家”的成功者：绝不能对客户穷追不舍，而需要一边坐在能望见黄浦江的落地窗畔饮着英式下午茶一边把合同谈成，绝不能为了学术不眠不休，蓬头垢面，而需要打扮靓丽穿梭在一个又一个五星级酒店的高端峰会里，和那些圈内的大牛交换名片，谈笑风生。
如今，隔着一个大洋的距离，我回望这种上海人津津乐道的“精致”的文化，更感到这其中的虚假，乃至荒谬，愚蠢。我们把多少精力浪费在追求这种“毫不费力”的假相上？好比中学生的幼稚，一定要在学校里假装自己成天游戏人间，虚度光阴，回家后通宵达旦苦读以锁定好成绩，这样同学或是会封他一个“天才”的虚名——等我们真正成熟后才发现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天才不仅比平常人聪明百倍，且比平常人努力百倍，这种努力从来没有被天才有心藏心，而是被后人有意漠视。然而，这种“成功”的假象却成了这座城的妆容，成了当代中国的虚境，无数人被吸引着，怂恿着，裹挟着，做着“中产”梦，沉迷于充过气的自我，全意识不到自身的虚伪、自私与懦弱。
我的长篇写的就是这种复杂的，我或许很难用理性话语表达的，对自己，亲人，更多是对上海的爱和恨。这个长篇是个意外，两年多前，我在申请目前就读的爱荷华写作项目，需要提交的小说稿件全无着落，我却突然起了念头要写这个小说。当时的我有着年轻人不知疲倦的身体，白天上班，晚上一回家就写，写到凌晨两三点，然后至多睡三个小时，就得爬起来赶地铁，就这么像周身被火烧灼了一般地写了两个多月。如果我没有记错，完稿正好是五一假期，也是那一天我的编辑苏辛来上海，到我家小住——当时完全不知道她会成为我的编辑，成为这本书的编辑，甚至于，那是我们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面，她刚决定弃用笔名普鲁士蓝，改用本名写作。她来的那天，《不吃鸡蛋的人》刚刚打印出来放在我房间的案头，这也是这个作品最初的标题……如今想来，人与人之间，人与书之间的缘分是如此奇妙。
这是一本我本应带进坟墓里去的小说，写完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把我此生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这些章节里了——我耗尽了。这不是一本野心勃勃的，渴望抛掷形而上学大问题的鸿篇，而是我对于成长岁月的真诚回望，这是一个家族故事，更是一个爱情故事。事实上，我写的时候，对自己说，这一次，我只想写一个纯粹的爱情——可能是我写作生涯里唯一的爱情故事——我只想写属于我的《伊豆的舞女》，属于我的《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属于我的《情人》。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我没有给它写后记，但是借着这个机会，我特别感谢苏辛，她在书里看到了一个更博大的世界，感谢方悄悄，梁捷师兄，他们阅读了书稿最粗糙的雏形，感谢我昔日的同事张宪光老师，李博老师，他们阅读了我修改前和修改后的两稿，给了我很多宝贵的意见。我记得，张老师指着其中的一个章节说，这个场景写得感人，我向他坦言：这个部分，我是噙着眼泪写的，也是那个晚上，我才明白“噙”这个汉字的含义，我很努力地让眼眶拘住饱胀的泪水，不让它们落到纸面。
感谢韩松落老师，他多年前为我的小说集写荐语，如今又为我的长篇作序，我无以为报；感谢淡豹，我本想托她写荐语，她读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犀利，精准；感谢悦然，那段日子她的新书《我循着火光而来》刚刚出版，她无暇分身，却要遭受我每天的短信轰炸。感谢上海作协，这是作协2015年的签约作品，今年夏天在上海只待了三周，却每个礼拜都去作协吃饭聊天，作协似乎真成了半个娘家。
我们常把作家和作品的关系比作母鸡和蛋，母亲与孩子，如此看来，我是个多么冷血的母亲？要任由我的骨肉孤独地在上海的隆冬出世。晚些时候，我会回来看它，弥补我的过失，但是此刻，远在异乡的我，希望把我的孩子托付给你们，请你们代为关照。
《不吃鸡蛋的人》读后感(五)：九段话解读2018年度青年女性之书《不吃鸡蛋的人》
2017年已经过去，纵观这一年大大小小的社会新闻，作为女性，最心痛的不外乎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因性侵阴影自杀，留日大学生江歌被闺蜜前男友刺死的案例。林奕含说：为了让自己不再痛苦，她笔下的房思琪决定爱上伤害自己的人。而江歌，原本应该与悲剧无关系，却在保护室友的过程中被刺死。在满屏讨论中，除却那些对犯罪者与帮凶们的谴责，看到最多的，就是针对原生家庭和女性成长的讨论声音。
作为有良好受教育机会的城市女性，看似体面与精致的背后，是依然艰难的成长窘境。需要有面对自己和走出阴影的能力，阴影甚至未必只是单纯的成长阴影，还有父辈压力、同辈压力，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对女性自我的要求。女性如何保护自己，如何获得真正的独立，这或许不只是属于女性的问题，还关系到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幸福指数。
上海女作家钱佳楠通过自己多年来对城市独生子女的成长观察，塑造出一位看似乖巧实则内心充满棱角的女孩周允。周允的母亲精明好强，父亲温和懦弱，作为下岗工人家庭的独生女，她从小就被视作母亲改变命运的“稻草”，一直乖巧懂事地做着父母眼中有出息的孩子。在青春期阶段，为了给家庭节省一笔住宿费，也为了掩盖家境的窘迫，周允曾假装自己对鸡蛋过敏，以此作为不住校的理由。钱佳楠认为：以周允为代表的“不吃鸡蛋的人”式女孩并不少见，尤其在一、二线城市，反而还要更多。
“不吃鸡蛋的人”式女孩，多出生在中国内地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在她们身上寄予厚望，希望子女实现自己年轻时的理想，甚至希望能通过子女的努力来改变家庭的处境。她们在年少时往往默认了压在自己身上的成长守则，默认自己要出人头地，改变自己改变家庭，往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坦然面对自己真实的所思所想，有反思自己，反思人生的能力。
周允这样的“不吃鸡蛋的人”虽然未必是城市中那些最体面最有潜力走出一片光彩人生的人，但因为她们始终都在被要求去追寻那些更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财富、地位、情感，所以她们的反抗比许多同龄人更坚决，让她们的父母更戳手不及。
在钱佳楠的笔下，考入重点大学的周允并没有如愿获得如想象中光彩的人生。那些优异的成绩，周到懂事的行为，到了大学，已经不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出众的必要条件。甚至相比一些更加主动，更加自负的同龄人，她的节制和被动更像一种退缩，那些接近她的异性，更多带着打量的目光去拆穿她体面和精致背后的困窘自我。想象中的真爱，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更不可求，聪明渐渐在演变在不择手段，外貌也成为某种自私的筹码之一。
周允渐渐知道试图逃离的那个家庭，本身就是社会的缩影之一，她不可能和整个世俗社会作对。而她自己，甚至也已经在这整个成长当中，带上了一些些父辈的烙印。
她开始画画，甚至还取得了一点成绩。当她认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母亲对自己的态度，求得晚来的放养后，母亲却依然觉得女儿应该按照自己的要求生活。
父母和子女，在经历一场看似相安无事的成长对峙之后，再次回到原点。这让周允痛心，却也是无数中国年轻人的现实。作为独生子女，担负着两位老人的渴望，那些从小经受的教育，不可能让我们对生养自己的人说出激烈的话，做出激烈的事。但当矛盾难以调和，必须选择一个的时候，周允开始迟疑，而这可能不只是周允为代表的“不吃鸡蛋的人”的迟疑，更是许多青年女性的迟疑。
《不吃鸡蛋的人》读后感(六)：假领子与我们这代上海人
我们的祖师奶奶，张爱玲，曾写有一篇短文，题曰《到底是上海人》。她在文中写：“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她的一句话，写尽上海人的全部特质。这篇文章最初刊载于1943年8月《杂志》，假使把这句话放置于当下，70多年过去，它依然毫不过时，还是可以准确描述上海人的全部特质。
那么，你大概知道《不吃鸡蛋的人》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吧？抱歉，透露了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作为祖师奶奶的绝对拥护者，其后所有的上海书写都不能出其右，这部作品当然亦是。经历过那样一个文学盛世的上海，后人的创作愈发不值一提。如果用一种非常严格的标准来看，《不吃鸡蛋的人》似乎无甚新意。或许也是这样的原因，描写我们这一代上海人现状的作品愈发稀少。正如祖师奶奶所言，上海人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不希望自己太突出，也不希望自己落于人后。
随着上海本地人的居住地越来越远离市中心，每天在家和公司之间疲于奔命，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可能还没有父母一个月的退休工资高，城市里有越来越多新上海人，想的是成名无望，只能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祖师奶奶也想不到会存在这样一代人吧，独生子女、工薪家庭，从小被灌输：要好好读书，读重点大学，长大后才能出人头地，不会像父母这样，一家人挤在市中心的小房子，没有尊严和隐私，晚上睡觉连翻身都不好翻，彼此之间却还要维持一种暧昧的体面。
从小警告自己千万不要活成父母那代人的样子，可是，天晓得，就算读了重点大学，长大成人之后发现，房价上涨的速度好似高铁，而出人头地的速度就像老牛拉车。谁还会去写小说啊！为了不落于人后，为了那一种暧昧的体面，我们这代人活成了如此尴尬的样子。所以，我佩服钱佳楠的勇气，她用一种非常冷酷、也非常有自知之明的方式，试图把我们这一代上海人的成长经历书写下来。我惊叹于小说中精准的描述，仿佛看到自己的成长经历，原来我们都只能长成自己讨厌的那个样子。
我想起小时候经常穿的假领子，这个常常被上海人津津乐道为生活智慧的物件，就好像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它是真领子，但因只有领子、不是一件完整的衣服，为了掩饰领子下的寒酸而只能被称为“假领子”。
这是一部给人惊心动魄之感的小说，你会发现，当我们把上一代人抹杀的同时，也抹杀了自己。
《不吃鸡蛋的人》读后感(七)：渐近线文学访谈 x 钱佳楠（转载）
渐近线文学访谈 x 钱佳楠
时间：2018年1月
Q：Wald & Foldii
A： 钱佳楠
钱佳楠，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读于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曾获第34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组别评审奖，出版有短篇集《人只会老，不会死》，译有《粉红色旅馆》。自2016年起，钱佳楠离开就职数年的高中及生活多年的上海，继前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后再次旅居海外，前往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读书生活。在作家、老师、学生三个角色中不断辗转的钱佳楠，其首部长篇小说《不吃鸡蛋的人》于近期正式上架。新书来临之际，我们也有幸与钱佳楠聊了聊她的近况。（Wald/文）
Q: 你经常在微信公号里给匿名的“你”写信，这个“你”是谁，你有没有心目中的理想读者？
A：最初是有这样一个具体的“你”的存在的，为的是让自己可以比较舒放自在地表达一些微妙的情感。现在，这个“你”已变得非常模糊，但是舒适的写作距离已经建立，所以无妨。
我应该有心中的理想读者，但这个人群可能一直在发生变化。年轻时因为争强好胜，理想读者会是年长我不少的大学老师或批评家，很希望得到他们的肯定。而今，我大概更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寻找与我经历着相同的困境，孤独以及挣扎的友人，在写作和阅读中构建一种遥远但却有力的联系。
Q: 为什么喜欢书信体的形式？
A：可能是生性孤独内向，所以很喜欢写信，觉得唯有信件才能满足自己倾诉的需求。我也喜欢读作家的书信，尤其是情书或者具有情书特质的集子：沈从文的《湘行散记》，王小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勃朗宁夫妇的信件往来，还有美国南方作家尤多拉·韦尔蒂和侦探小说家罗斯·麦克唐纳长达十多年的通信。
Q: 你从复旦中文系毕业后去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深造，一段时间后你从亚非学院退学，回国工作五年后, 又申请去了美国爱荷华留学。学校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恨在哪，爱又在哪？
A：我一直不喜欢学校，但讽刺的是我又很擅长读书和考试。不喜欢学校是因为那是个非常狭小的世界，但是对于很多从未离开过校园的人而言，那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比如，大学里，会有很多同学为保研之类抢破脑袋，或者觉得延期毕业就是天大的事情，但我好像从来没这么想过，可能是因为我的小学里有不少朋友后来成了街头混混，通过他们看到了那个真实的生猛的社会。所以，我固然喜欢这种安稳的可以浸润于知识的短暂时光，但我同时会提醒自己，这只是一座象牙塔，时间一到，我必须回到真实的世界。
Q: 除了上学，在伦敦做过的最夸张的事情是？
A：大概就是卖画吧。今天听起来好像很浪漫，但当时真的是因为穷困潦倒。英国人办事效率太慢，银行卡迟迟没有批下，我带在身边的汇票用不了，口袋里的现金大概不到50镑。所以我就带着自己的画去找高校学生活动中心的老师，原本想问怎么能申请到街头艺人许可证，但他看了我的画以后，说：我给你一张桌子，你就在这里卖。然后，生意真的不错，基本能供养我的生活。
Q : 记得你讲过自己很讨厌当老师，但最后在上海世界外国语学校当了很长一段时间高中文学老师，并且现在也在继续为外滩教育录制网课。你教的这门IB中文课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它为什么能吸引你去做这个事情，和普通高中的语文课有什么不同？
A：我需要解释一下所谓的“讨厌当老师”，这里有两点，第一，我的厌恶来自于我学生时代对自己所接受的应试教育的憎恨，我不希望自己成为这套理念的维护者；第二，我对这份职业的不喜欢还是在于我认为学校这个场域过于狭小。
但是我很喜欢我在世外教的IB中文课，这是曾经的我无法想象的“奢侈”，可以在中学时代，和同学老师一同研读张爱玲，鲁迅，加缪，马尔克斯等等，所有的诠释没有标准答案，一切以文本为依据，你可以有自己的见解，只要能找到证据来支持。我觉得这是进入文学的正轨，所以我很享受世外的课堂，很享受学生进入IB后发生的改变，也很享受在离开世外后通过外滩教育继续把这一理念带给更多的学生和家长。
Q: 你曾写过毕业后回去看中学语文老师后产生的恐惧，谈到他们很多还是很善良，但他们的知识面和阅读生活似乎已经停止了。对那些中文系毕业后去当了中学语文老师，但扔想拓宽自己生活可能性的同学有什么建议？
A：其实无论从事什么，最后都会面临生活圈的狭窄（我想，可能唯一能够例外的职业是记者）,作为写作者，生活的狭隘必然导致写作的重复。我一直在摸索要如何突破这个困境，所以我会去做一些采访，自己的或者与媒体合作的，旅行应该也是个办法（虽然我怀疑那种纯粹吃喝玩乐踩景点的旅行能有多大帮助），我还会关注一些在地的实践活动，定海桥的艺术实践帮了我很多。而后，发现这些都没有带给我足够的改变，我只能离开上海。
Q: 通常认为，如果一个人写的书卖得足够好，是不必去学校里当文学老师来养活自己的。但在国外不仅普通作家，很多著名作家如玛丽莲·罗宾森，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等都曾长期在学校里教书。对你而言教书和自己的写作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A：我觉得这个“通常认为“是不现实的，如果是严肃作家，没有其他工作扶持，几乎是很难生存的。美国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才有了各种文学基金，大学驻校项目供养作家的传统。目前我也在教本科生文学写作，但我希望自己的未来不会是个被大学圈养的作家。应该这么说，我很愿意分享自己的心得，但我也更希望自己能够不停地挑战自我和探索自我，即便是教学，如果老师能有更多的经历，才能带给学生更多的启迪。
Q: 之前你在上海开展定海桥故事创作班，这是一个什么计划，而做这个计划的初衷是什么呢？实践的状况怎么样？
A：如果问我最想念上海什么？我想是定海桥的艺术实践项目。这是由艺术策展人陈韵最初在这个社区设立的艺术展，曾获上海当代艺术馆青年策展人金奖，而后，陈韵几乎凭她一己之力继续租下这个基地，邀请全球各地的艺术实践者来这栋简陋的小楼分享经验，也开放给任何来上海的艺术家发挥他们的创意。
我的故事创作班就是这里面一个微不足道的实践。我原本想聚集定海桥的老人，启发他们写故事，主要是看了秀英奶奶的《胡麻的天空》，希望写作能带给他们晚年精神上的慰藉和鼓舞。但后来和定海桥的在地联络人赵伊人一起挨家挨户地去邀请，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根本不现实。我之前只想到很多老人不识字，后来才发现他们眼睛也不好。所以就变成由老人来说，年轻人来写的活动。虽然是个失败的实践，但我们参与的人还是经历了不少心灵受到冲撞的时刻——如我们的同情心会被“利用”；也发现上海比我们想象中更多元丰富——50年代这里还有我们口中的“红头阿三”给工厂看门！这就是我说的真实的世界，完全没有剧本，不安，多变，但是有趣，我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在这个空间里。
Q: 最喜欢的上海的街道是？
A：我最喜欢的还是作协附近，陕西南路，巨鹿路一带。每次回上海，我都会沿着陕西南路一直走，走过黄陂南路，走到人民广场。我也不买东西，就是凑在这熙攘的人群里，感受着浓浓的烟火气。
Q: 如果“上海”是一个人，你会怎样形容他/她？
A：我觉得王家卫已经把上海“人化”成一个经典了，不是《花样年华》里的张曼玉，而是他几部电影里都出现的那个也穿旗袍，操一口老派上海话的中年阿姨，那也是我的上海——优雅，温情，也有一点十三点。我更觉得上海是个婀娜的女子。但如果是男子，我会想象他是个裁缝，是《爱神》里王家卫片段《手》中的张震（虽然我知道那是老香港的故事）。
Q: 有哪些喜欢的上海本土作家？
A：金宇澄，夏商，王安忆，年轻一代的作家中我特别敬佩我的学姐张怡微
Q : 你曾提到自己中学时根本没想过以后会跟文学扯上关系。那第一次被文学触动大概是什么时候？因为哪几部作品？大学时代开始创作以及决定继续写作分别是因为什么契机？
A：我写作不是因为作品的触动，而是生活的触动。在我大学二年级那年，我敬爱的祖父辞世，在那个过程中我目睹了种种荒诞的人生场景，家人对陪伴祖父这件事感到疲惫，我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他们渴望祖父早点死掉，丧礼上那些我从没见过的远亲哭得比谁都夸张……我把这些故事写成了最初的集子《西村外》，在复旦拿了个文学奖。而此后，写作一直是我用来质疑（你也可以说逃避）生活中光怪陆离的方式。
Q: 现在无论什么东西，都讲究“野生”，世界对于作家的期许似乎也不例外。“野生”在某种理解里可能是指一种原生的属性和状态，它只能自由顽固的生长，不能被外界篡改。之所以选择写作，而不是其他，每个作者一定多少都有自己“野生”的原因，你觉得自己身上不能被篡改的东西是什么？
A：这是个好问题，但是我身上没有不能被篡改的东西。我理解的“野生”更多不是自己身上的特质，而是不服规训。
Q: “野生”的对立面也许是指体制，指享受福利或接受训练。在中文语境里，“作协”或“作家班”这些词汇似乎形成了一种标签和话语，好像“一…就...”啦，你怎么看这种话语的形成？从穷学生，到上海作协的签约作家，到美国著名作家班的成员，身份的标签有没有带给你的写作生活带来过困扰？此外，每个国家都有类似于作协的机构，很多外国作者的书上也都会写着“感谢xxx作协奖金fellowship的资助”。我比较好奇加入中国的作协，除了我们熟知的吃吃喝喝，作为作者你从作协得到了什么样的帮助？
A：中国的作协和西方的同类机构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作协沿袭的是前苏联的传统，作协和文联都是政府部门，而西方则不是。回到所谓“享受福利”和“接受训练”的问题。首先，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作家，无论在任何地方，也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很难依靠写作为生的（写畅销作品的除外），所以，这些资助显得非常有必要。其实过去也是，多数音乐家，画家都需依靠贵族的供养。再说作家班的“接受训练”，在美国，创意写作是个传统，几乎所有作家都有在作家工作坊学习的经历。所以，我觉得这些体制的存在本身无可厚非。大家非议的点或许在于这些作家是否最后会被“规训”，这也是我之前所说的，会有部分作家就此完全生活在高校内部或协会内部，失去了和更广大世界的联系——他笔下的群体永远是作家，教师和知识分子。
我不会过多受到标签的困扰——星座也是标签，我们生活在彼此用标签互认的时代——但我只是希望有了这些扶持，我可以更勇敢去尝试新的道路，而非安逸于“舒适区”。一个作家最后还是靠作品说话，如果这套话语最终在这个作家身上适用，那我会视其为对这个作家的批评和鞭策。
Q: 作为一个已经较成熟的中文作者，是什么使你决定出国，读写作项目并用英文创作呢？
A：主要是因为生活的闭塞和狭小。我有稳定的工作，我很少离开上海，如果不结婚，我的父母甚至不允许我独自搬出去住，我可以预测到自己20年后的生活可能还是和眼前一样——这是很恐怖的一幕。所以，我知道，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打破自己过往生活的当口。既然决定“彻底打破”，那么离开自己的国家，甚至离开自己的语言，或许才能迫使自己“重生”。
Q: 你能讲讲爱荷华写作班上的同学都是怎样的人吗？年龄、种族分布，以及他们都是全职作者，还是也会有各种职业？
A：每一届都不太一样。但是自从Sam Chang执掌爱荷华项目之后，工作坊比较diverse，会有不少少数族裔，也偶有我这样的外国人，年龄上，既有刚从本科毕业的学生，也有已经四五十岁的同学拖家带口来的人。职业也不能一概而论，自由撰稿人自然居多，但也有不少是曾经在商界或者媒体打拼多年想要寻求改变的人。
Q: 爱荷华的写作MFA上课的形式是怎样的？MFA和MA，PHD有什么区别？
A：我们没有MA和PHD，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区别。爱荷华作家项目的最大好处是懒散，只有每周一次的讨论彼此作品的工作坊课是必须参加的，其他课都可以自行决定去或者不去，甚至修或者不修。其实主要是提供给有志写作的人至少两年时间，让你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写作。
Q: 这两年里你都选了哪些课，老师是怎样的？ 你觉得决定一门课收获大不大的因素有哪些？
A：我们会有一些seminar，我有时候会去，就是一同阅读一些作品，然后讨论这些作品中值得注意和借鉴的地方。我也有去旁听本科生的美国历史课，有去上非虚构MFA的研讨课。但让我收获最大的还是翻译课。我刚开始做翻译的时候，以为要贴紧原文才能保证对中文的“忠诚”，但后来才从一个个字词的选择和推敲中懂得两种语言don’t function in the same way，很多时候I need to move away in order to get closer.
Q: 帮感兴趣的读者问一句，申请国外的写作MFA容易吗，录取的依据主要是什么？你当时做了些什么准备？以及，在国外读写作MFA一年需要花多少钱？
A：不容易，说实话，当时我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录取。准备就是留学寻常的准备，文书，标准化考试，还有申请作品。对于MFA，和所有艺术项目一样，最重要的是你的sample writing，也就是你的作品。
我知道有很多项目是收钱的，但是我所在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不需要花钱，学费全免，会提供生活费，在这个相对生活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可以衣食无忧。其他学校我不知道，我当时择校的一大前提就是自己不掏钱。
Q: 到目前为止，你在workshop里有遇到过什么因文化背景不同，而没法得到很好的沟通或理解的问题吗？
A：没有碰到无法解决或沟通的问题，但只是感到中西方的审美取向很不同。美国人喜欢冲突，他们眼中的饱满的人物必须要自己能做出选择，行动，回应，但是我从自己非常东方的审美看来，冲突常常很廉价，因为日常生活中直接的对抗很少，更多是潜在的风暴，不回应，不行动的人也可以是饱满的，因为很多人就是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的——这是美国人无法理解的。但其实没关系，你永远可以选择不接受他人的建议。
Q: 之前在高中开的课算是文学课，现在你在爱荷华也给本科生开写作课。大概都讲了什么？
A：就说爱荷华的课吧。就是创意写作，面向非英语母语的本科生，3个学分。我的课大概会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会给5-10分钟的微讲座，给一些英语写作的指导，比如如何通过选择恰当的动词来避免使用副词；第二部分我会和学生一起讨论前一周布置的阅读作业，阅读量不轻，大概每周有两到三个短篇，会有一个主题，比如我们会专门讨论小说如何结尾，如何选择叙事角度之类，这个过程中我时而会加一些游戏，给学生一个删去结尾的故事，让他们写，然后讨论他们写作时候考虑哪些因素；第三部分就是workshop，每周我们会一起看其中两到三位学生的作品，然后给出具体的反馈，我会给每个作者写信。
Q: 你觉得在使用不同的语言里，会有不同的人格吗？
会，完全不同。我在中文里更多是个上海女性的声音，但在英语里可能是因为这是新的语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尝试，所以我会写很多过去从来不会尝试的题材，也可以很大胆地写性，看过我第一个英语小说的朋友会说：“你怎么到英语里变成了莫言？”但这个英语人格的好处是她还是个孩子，很不稳定，有无限的可能，在这种意义上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Q: 用英语写小说时，你是怎么解决register和tone的问题的？
我在公号里写这个问题：第18封信｜登山的人，不问峰顶在哪儿
Q: 有没有过写不下去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
A：我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只有写不出来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大概是阅读，足够的输入才能产生输出。
Q: 自己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
A：我很麻烦的事情到现在为止还是会想一口气把小说写完，所以我的小说结尾常常会出问题，你可以感到我就是想快点收尾。我尽量在改，但是收效甚微。
Q: 最近你在《Shanghai Literary Review》上发表了你翻译的朱岳的小说，此前你也译过英文小说《粉红色旅馆》，你觉得中翻英和英翻中有什么不同的体验？
A：我现在双向翻译都做。英译中我主要是看到真的很棒的国外的短篇或文论会忍不住介绍给国内，我把这项工作更多看成是“分享我喜欢的东西”，当然我会尽量使我的诠释匹配原作的水准。中译英在“分享我喜欢的东西”这一点是一致的，朱岳是我非常着迷的小说家，而且我也觉得这个当代中国的文学声音是英语世界没有听到的（他们把来自中国的一切都政治化），另外这个过程也在帮助我把英语表达不断臻于完美。
Q: 关于虚构和非虚构讨论非常多，有人说Non-fiction是一种New-Fiction，你到美国之后对非虚构有了什么新的认识？有没有喜欢的非虚构作品？
A：其实所有除小说或诗歌之类的虚构文学而外都是非虚构，这个概念是很大的，历史，学术性散文，都在这个范畴内，而国内可能是因为这个词比较“热”，运用的是一个很狭隘的概念——更多像过去的报告文学。
我很喜欢美国的非虚构，倒不是回忆录之类的，而是科学写作，自然写作，或者异域的记者发回的文化批评。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叫《树的秘密》，就是探索树之间如何“恋爱”，如何“长寿”之类，把可见的树的外观（如树叶，年轮）转化为树的语言。还有一本书我只是感兴趣，还没看，将一个鸡蛋如何从肯塔基的农场转送到大城市，出现在超市和餐厅里的。我喜欢这些非虚构！最近还读到一本在土耳其生活了八年的美国记者写的Notes on a Foreign Country非常棒，是少有的美国人站在外国人的角度对自身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思。
Q: 你在爱荷华有什么神奇的朋友吗？小镇生活是怎样的？如果可以不考虑任何外界因素，你会选择在大城市生活，还是在小镇生活？你更喜欢安居在一个地方还是不停的去不同的地方？
A：好像没有很神奇的朋友，大概是因为我既没有养宠物，也没有养娃。爱荷华城是大学城，除了日落也没有其他自然风光，所以基本是没有生活。
我仍然是喜欢城市，城市的好处是会看到一个人的轨迹，就是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人基于个人的诉求和各种偶然出现在这里，每个外来者都是有故事的人，也因此城市富于生机。如果不用考虑外界因素，我很想回伦敦——但我对自己许下承诺，我必须以作家的身份回去。我希望自己的生活是可以不断寻找不同的文学驿站，不是两三个月的旅行，而是在每个地方住上一两年。
Q: 你有没有什么会反复读的书？
A：有，曾经身处中文世界的我每年都会读一些自己珍爱的日本文学作品，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迁徙到英语后，目前还在不断汲取新的养分，尚未找到能让我反复读的书——但我的Audible循环播放的是契佛的小说。
Q: 前段时间大家都流行晒18岁的照片，因为最后一批九零后已经成年，也大概是说八零后已经进入中年，新书《不吃鸡蛋的人》算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种告别吗？如果你能穿越，会给十年前的你说点什么？
A：是的。我知道这个选择很奇怪，已经成长和改变的我出了一本两年前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对我的整个轨迹有决定性意义，这一定是我对过去的告别——是这个告别给了我赶赴新生活的勇气，所以我觉得（或者我希望）它能带给境遇相仿的读者以同样的勇气。这本书也很可能是我对上海题材的告别（至少我希望如此）。我倒没有什么希望对十年前的自己说的，我的人生中没有后悔，也不需要自己的人生重来。
Q: 你提到自己对过去的告别，让我想到《人只会老，不会死》里似乎也有许多对你个人成长经历的呼应。如何看待小说家的自我书写和“与原有身份决裂”式的书写？
A：《人只会老，不会死》不太一样，这是一个我自19岁开始写作到26岁那年的短篇集，所以没有一个有意识的自我书写，事实上，里面还有不少实验小说。
《不吃鸡蛋的人》反而是一个有意识的对成长经历的回望。我不认为自我书写有问题，有可能和重读伍尔夫夫人有关，其实《到灯塔去》等都带有浓烈的自传色彩，我也不认为地域书写有问题，尤多拉·韦尔蒂一直以密西西比为小说实验的容器。所谓的“与原有身份决裂”更多的在于我不满足于自己太贴近现实的层面，太陷于自己闭塞的生活，所以才有这种期望以决裂推进自己改变的尝试。
Q: 就你的体会而言，你觉得当代美国的作家和中国的作家分别会面临些什么不同的考验或压力？
A：其实我觉得两国的作家面临的考验是很相似的，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体制的规训，二是商业的规训。体制的规训我们在这个访谈的前半部分有提到，各种协会，高校等等的圈养，当然美国的这些基金扶持不会干涉你写什么，但是圈养本身就会致使眼界的狭小；商业的规训也是一大问题，尤其在纽约，洛杉矶等地方，作品是有“套现”的诱惑在的——成为畅销书，向非英语国家贩售版权，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作家也有成为“名人”，沉溺于“名利场”的可能，这也是一种可怕的规训——让作家迷失自我。
Q: 有没有想过下一部作品计划写什么？
A：这个真不知道，我连下一部作品会用什么语言写也不知道。但我现在觉得这种不确定性是好事，是无限的可能。
既然朱岳老师已经升我作秃顶会北美分舵主，我要用他的话来激励自己也和所有写作者共勉：“写作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等，这一方法运用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说部之乱》后记）
△《不吃鸡蛋的人》新书选读
术前医生循例要告知家属手术的风险，那个年纪轻轻的住院医师说得好恐怖，碰到左边的神经眼睛要瞎掉，碰到右边要失忆，碰到脑干则要永久性全身瘫痪。他还说，有两套方案，如果第一套方案能成，那就最好不过，万一不行，要开第二刀，开了第二刀，就要打钢钉，这些钉子全是进口的，要多少多少万，周允听了脑袋一片轰鸣。
父亲那边的亲戚都在，她们像一群火烈鸟一样围住周允爸，问他，要这么多钱，你想清楚没有？不动手术，现在还来得及！
周允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幕，大伯母凑得最近，她叫周允爸不要一时冲动，可以再想一想的。最主要，这些钱你有准备吗？
大伯母的父母在郊县的私房前不久动迁，她一人就分得两套半的商品房，她怕因为她手里捏了房子，他们都在想她的钱。
周允看到父亲在犹豫，他的脸上沁出汗来，因为他犹豫，周允更肯定，他和她妈之间是没有爱的。周允预备上前给他一个口令，动手术，签字。她拨开那群火烈鸟，还有一个人和她一同拨开这群火烈鸟，是她的姨妈，她说，不够先问我借，我家还匀得出一些，救人要紧。
于是他的右手才不抖了，签了字。
母亲因为“老朋友”回家休养一周，然后重回到病房里，重新剃头，抽血。病房的人洗牌一样重新换了一波，没有人在乎这里原先住过谁，或者死过谁。床单一换，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新一拨人带来全新的气象，手术都是顺利的，没有听说什么意外，周允母亲说，看来风水还是有讲究的。
她母亲的隔壁床还住着一个十岁的小女孩，他们喊她小青青，她的头被肿瘤撑得异常的大，可她眼睛也好大，扑闪扑闪，喜欢笑，讨人喜欢。她是从江西农村来的，她的父亲每天中午和她一起吃一大盒豇豆拌饭，大家都为他们感到苦，她却笑嘻嘻地说，她最喜欢吃豇豆了。她痛起来会握两个小拳头当榔头使，拼命敲自己的头，可是她似乎不痛的时间多，永远咧着嘴笑，这笑容像湖水一般明净。
她的手术也很顺利，手术做完的第二天，护士来催手术费，她的父亲中午吃过饭后便出去取钱，请他们这些病友的家属帮忙照看他的孩子，他很快就回来。他一直没有回来，十二点刚过就走了，到下午四点还不见回来。旁边开始有人揣测，会不会付不出钱，把孩子索性扔医院里了？他一说，四周的人就开始附和，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他们家不是已经养了个弟弟吗？肯定就是做好这个打算了。
他们说话的声音不响，可已经足够清晰地传进小青青的耳朵里，她坐起来，腰板挺直，像一只獴那样，盯着病房的门口，一有人影进来，她就浑身一紧。四点半了，还没有回来，小青青的脸充着血，可她没有哭。五点，还没有回来，旁边的人说，五点钟了，银行都关门了。她还是盯着门口，没有哭。
五点半，就在谁都以为这个孩子将被抛弃的时候，她父亲回来了，说银行人太多，排了很长时间的队，然后回来的时候又迷了路，问了很多人才找到。小青青一把抱住他，哭了。他或许都不知道小青青嚎啕的真正原因。
周允恨这些说三道四的人，他们为什么偏要说这些话？倘使有一天小青青的爱逐渐变异为恨，都是因为她听了这些话，而这些说三道四的人却无须担责。
新安排的手术日恰好和周允的生日撞在一起，她母亲万万不肯答应，她说这怎么可以，这对周允太过残忍，周允告诉她，不会有事的。
那群火烈鸟隔天就来，来了就唧唧啁唧唧啁叫个没完。大姑妈说，唉哟，你看我对你多好，我给你带了几只猕猴桃，猕猴桃营养好，你不要不舍得，你吃哦。大伯母说，我帮你带好东西来了，海参，很贵的，我自己也舍不得买的，来，你吃。小姑姑说，我帮你熬了点乌骨鸡汤，我一早起来熬的，你看，我多想得到你啊。
呵呵。
周允母亲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一劫，她在手术前一天硬是要和周允单独出去散个步。她们从华山路走到美丽园再走回来，十指紧扣，她母亲不知怎的，忽然低声对她说：“其实我可能不是你外公的女儿。我可能是我叔父的女儿。也不知怎么回事，叔父在我家住过一阵子，那时候你外公正巧出差。
“一趟你外婆外公吵起来我才知道。填高考志愿表的时候要写父母的名字，我没写。
“后头想起来，六七岁时我回常熟老家，叔父非常宝贝我。回乡下要过一座老陡的拱桥，天下雨，桥上有烂泥，很滑，他提着大包小包，又牵着我，只有一把长柄伞。他就让我撑着伞立在原地别动，他淋雨把东西先拎过桥，搁在那头，再回过来抱我，其实我可以自己走路，但他硬是要抱我过去……”
周允不知道母亲为何要对她说这些，叔父和外公都已经故去了，前脚后脚走的，得的都是肝的毛病。那晚周允走之前，她说，妈舍不得你，妈是十九岁就没了爹，我不希望你也一样。
她还说，妈怕明早来不及，妈先祝你生日快乐。
周允强忍着泪，走出住院大楼外才敢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