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是一本由钱穆 讲授 / 叶龙 记录整理 / 林毅夫 序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31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一)：国学大师的经济史课堂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二)：读史明智 源自经济的注脚

　　前一段时间读 黄仁宇 的 大历史系列。印象深刻，书中也多次提及钱穆的著作，如 国史纲要。找到这本由钱穆学生整理的讲义，也可以大致窥探他的观点。

　　想想以前读史书，多是零碎或者多为义气故事。朝代的起兴衰亡都由强人物总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口号多少是知道的，但是实际头脑中少有这样的体系。而是按照自然而然人事先分好坏，带着一些情绪。

　　黄仁宇写的大历史系列里有一个对历史的大致看法，认为今人读史，应着重合理化今天的局势，历史是如何演化至目今的局面，而不是讨论历史应该如何去发展。黄的大历史系列算是修建了一个骨架，而其中的一些制度细节还是需要从钱穆的这份讲义之中去了解。

　　序言就提出一边引进西学，一边要重新理解中国历史的演化。这一点在书中经常看到钱穆拿中西方经济政策做比较。同时也不忘提醒读者不要妄自菲薄，应该充满信心，文字之中能感受到这种学者的人文情怀。

　　可能钱穆为学者出身，读到东汉时期的经济以及宋元时期经济史多经学味道，特别是关于北宋朝的经济政策中南北人之争。

　　这本书中也没有论及北宋朝王安石变法的详情。北宋为王朝经济的巅峰，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社会开始日渐下行。自明朝时候中国开始逐渐在世界上落伍。同时该书在叙述宋元时期经济有些简略，对于中国在明清时期日渐落后于世界趋势也没有做更多横向的比较，挺可惜。

　　总体来说是受益匪浅。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三)：钱穆的中国本位经济学思想

　　王绍贝 媒体人，深圳

　　钱穆先生是一位著作“不止”等身的学者。若干年前曾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港台阅览室获睹台湾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共计54册，多达80余种著述，整整用一个大书架来陈列，假如堆叠起来，其高度也许有两个人的身高，真是不止著作等身。然而就是体积这么庞大的一个全集，其中还是有遗漏的，那就是在经济史方面并无专门的著述。1954年到1955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思想史”两门课程，钱先生的弟子叶龙先生根据讲课记录整理成了《中国经济史》一书，此书今日在内地第一次引进出版，弥补了钱先生著述的一个遗漏，也让我们可以略窥钱穆经济史研究之一斑。

　　钱穆先生的著述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主要并不归功于《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经典著作，而应归功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史学名著》等通俗类的“述作”，这类书大部分依据钱先生的讲课稿、记录整理而成，这类书深入人心主要由于钱先生讲课的通俗易懂和条理清晰，加上对本民族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反观陈寅恪、陈垣这类历史学家的著作读者少的原因则是，他们从来不写通俗性的历史著述，他们的著作也比钱穆少很多，但相对而言，“二陈”的全集几乎都是“干货”，没有多少水分，而钱穆先生的这类通俗类历史著述则水分甚多，常常让人觉得同样的观点在不同的书里反复出现，出现多之后就让人觉得是老生常谈、啰嗦可厌了。开始读《中国经济史》一书时，我也有此担忧，但好在此书比较注重中国历代经济事实的陈述，偶有评论也是点到即止。经济史是在历史学中算比较枯燥的，钱先生通过广征博引大量史料，清理出经济历史发展的脉络，并结合一些传奇故事，使该书生动许多。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如何研究经济史》一文中主张：“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思想在作领导”，我们可以在此书中看到钱穆是如何将此原则贯彻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的。

　　中国的经济思想，钱穆先生认为约略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晁错、贾谊及董仲舒为代表，可代表正统的儒家思想。是统制的计划经济。自经济立场言，亦可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也可说是人道主义、文化主义的经济思想。另一派是司马迁极端放任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经济思想。钱先生认为中国历代以来轮番采用上述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就是中国政治的复杂之处。钱穆先生似乎更倾向赞同前者的经济思想，认为儒家的经济思想是文化主义的，可称为“轨物主义”。轨是轨道，物是标准，含有礼乐教化的意义。董仲舒即主张经济生活应有一特定之标准与限度，人的生活不能高过某一水平，不然生活上会造成不道德而骄；也不可低于某一标准，否则无法生存下去。此种思想亦与孟子相通，孟子即主张仁政必须保障民众的最低生活标准和必要生产资料。由此比较汉唐两代经济制度他发现，“汉代经济政策乃不准人民太富有，注重征收商税，节制资本，对人民不分田地，不平均地权，不理你穷成怎样，略似苏俄的共产主义；唐代则不收商业税，任由人民富庶，亦不让人民太穷，人人分田，平均地权，但不节制资本，略似美国的资本主义。”这种比较是否恰当有待商榷，其视角却颇为独特，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经济背景。

　　钱穆讲授的这部《中国经济史》最大的缺陷是“头重脚轻”，宋代以前的经济发展讲述的篇幅内容较多、较全面，宋、元、明、清各朝则只有寥寥数页纸，特别是宋代经济只讲了其农业部分内容，对于宋代发达的商业、市民经济、海上贸易则完全付之阙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遗憾，不得而知。个人猜测，也许钱穆先生对宋代以后的历史研究不如汉唐的熟悉程度。曾有学人认为，依据传统的读史方法，仔细研读史料，断代史与通史兼治的学者，一般读书到宋代以前的史料就花去了大半辈子时间，此时再去研究宋代以后的历史就力有未逮了。另一方面也与钱穆先生的史观有关系，在《国史大纲》中，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是唐代的安史之乱，也就是说在安史乱后，中国历史走了下坡路，因而钱先生对宋、元、明、清各朝评价普遍较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主张宋代是中国走向“近代”的时期，对宋代的评价甚高，今天研究宋史的诸多著作也证实了这点，但同时代的钱穆先生似乎对此并不以为然。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钱穆先生对宋代政治制度的评价也偏低，而且还有某些对宋代政治制度的误解和误读。当然，这些局限性对钱穆先生来说也不过是白璧中的微瑕，不足以掩盖先生在国史领域的成就。中国经济史似乎是一个缺乏经典著作的学术领域，相比较而言，侯家驹先生撰写的《中国经济史》则在通俗性方面不及钱穆此书，但在体系性和经济分析方面似乎更有参考价值。

　　见报链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12/15/content_1991108.htm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四)：国学大师教授的中国传统治国经济

　　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我只能用拜读和学习几个字来形容我的读后感。

　　我可以这样认为。本书教授的内容就是历代授官的举人进士们所必修科目。在西方经济学进入这个古老国家之前，以史为镜，纵观古今是众学者治学治国的不二法门。

　　全书从上古先秦开始，一直讲到明清的治国、税收、货币、屯田等方略。就是一部中国历朝历代帝王治国术汇编。

　　而且有意思的是，明显钱老对于某些朝代或者某些思想行为感兴趣，那么篇幅就会多很多，对于某些朝代无甚兴趣，那么篇幅就少不少。比如宋朝以后的介绍就少了很多，我不相信这是因为钱老研究的少，而非常像每学期就那么多课时，老先生兴致所至在前面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后面时间不够了，草草带过，最后考试也是前面内容为主。

　　《中国经济史》全文主要针对了两汉，魏晋，隋唐三个时期的经济加以论述详解，并加入了自己的观点加以评论。评古今，论得失，这正是文人骚客们干的事情。具体细节内容我这里不表，只能说仔细研读收获颇丰。而且这本书在家里收藏，碰到不懂的需要了解的历史问题，也方便随时查找。

　　全书由钱老的弟子叶龙整理。一本看下来，的确就是课堂笔记加以整理记录。好在叶先生文笔不错，而且记录细致，可以出书给后面的学子们继续用。反正古代经济怎么也不会过时。如果能有钱老对于宋元明清几个朝代更为详细的论述加以补充就更加完美了。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五)：何必艳羡，我们都曾经历

　　作为一个一直自诩为理科生的半路出家的伪文科生来说，作为一个对地理历史基本一窍不通的我来说，“评”就算了，实在没有妄加评论钱穆先生讲义的资本。只是单纯论书来讲，确实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只是书中内容经常引经据典，虽不至晦涩难懂，消化起来却也确实需要些时间。

　　《中国经济史》是作者叶龙详尽笔录及整理先师钱穆先生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内容后集结而成。书中扼要的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总是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时候向往在宝马车里哭的日子，却又在坐进宝马车后怀念自行车上的时光。没有经济基础，一切都是枉然，可当生存变为生活，精神需求又如潮水般喷涌而来，其实这道理，自古有之。正如司马迁同意“仓癝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主张。

　　有天路上听广播，主持人正在采访一德国海归，现在在做同声翻译。听着海归讲述德国的所见所闻后，女支持人不时发出的艳羡、赞叹之声，听着最后谈到某事时，女支持人讪讪道，终于有一点让我觉得可以自豪的地方了，不禁汗颜。

　　中国是四大古国之一，土地广袤、物产丰富，我们有着包容的文化，含蓄、内敛、深沉，与弹丸之地的日本那狭隘、逼仄的心胸有着鲜明对比。我们有太多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地方。只是一个民族经历了太多，消化了太多，发展的同时自然也会生出些弊病，何苦总是如此贬低自我，褒扬他人。羡慕他国的建筑、羡慕他国的自由、羡慕他国的革命和民主。

　　正如钱穆先生说道，其实中国不必有民主政府，西方国家在未出现民主政府时，王室可随便动用国库资金。要逼出民主政府，设立监管机构才能使国家财政上轨道，可中国不需要，因为早有一套良好的制度。中国亦并不需要革命，因所定制度合理之故。

　　正如那青年羡慕老者的智慧儒雅，想要拼命追赶，可老者却只因生了点小病，就羡慕起青年的大好年华，殊不知自己那一身的经历便是最好的资本，是青年永远难以望其项背的。国人崇拜欧洲，崇拜美洲，倒不如来看看自己国家的南朝时代，欣赏下自己的魏晋时期。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哪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哪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魄。罗密欧朱丽叶的壮烈又怎比得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缠绵悱恻。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回望历史，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丰富的国家。形形色色的事，形形色色的人，纷繁复杂的制度，几十个朝代，几百个皇帝。总能找到与现代相似的事，相似的人，相似的制度和相似的国家。

　　“汉代节制资本，征收商税，不准人民太富有，对人民不分田地，不平均地权，不理你穷成怎样，略近似苏俄的共产主义；唐代不收商业税，任由人民富庶，亦不让人民太穷，人人分田，平均地权，但不节制资本，又略近似美国的资本主义。”

　　何必艳羡，我们都曾经历。

　　人生无非四件事，读书、历事、见人、行路。回望历史，就像站在海边，感觉自己只是沧海桑田中的一粟，渺小的微不足道。

　　读罢此书，不禁为钱穆先生的学识倾倒，为他可信手拈来将各朝代经济制度作对比而佩服。只写些读后感做书评吧。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六)：中国经济史

　　《中国经济史》，钱穆讲授，叶龙整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1月第1版。

　　讲座整理与撰写的书仍是不同，有些流水账性质，不太注重详略，多是蜻蜓点水。唐代以前还算铺陈得当，宋代以后则太略。严格意义上讲，不算得钱穆真正作品。

　　不过，大家毕竟不同，虽整体结构有欠缺，但那种深入浅出式地灵光一闪仍时时可见。如评汉唐之经济：汉代之经济政策乃不准人民太富有，注重征收商税，节制资本，对人民不分田地，不平均地权，不理你穷成怎样，略近似苏俄的共产主义；唐代则不收商业税，任由人民富庶，亦不让人民太穷，人人分田，平均地权，但不节制资本，略近似美国的资本主义。

　　数千年来经济，其实大事无非几项。一是土地，历朝大约都从平均地权始，继而则兼并漏报，产生流民而乱。二是度支，历朝大约都从历行节俭始，继而则由俭入奢，入不敷出而乱。三是税赋，历朝大约都从轻徭薄赋始，继而则巧立名目，百姓不堪而乱。四是货币，历朝大约都从整顿币制始，继而则滥发私制，物价失控而乱。其余盐铁工商等虽时有侧重，但不及上述四者一以贯之。以古观今，虽形势变化，复杂得多，大抵仍不错。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七)：《中国经济史》：寻找沧海桑田中的亘古不变

　　苏子有云，“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人生如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对于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却又无法仅仅用转瞬即逝来概括，它是永恒，是全部的传奇。

　　个人的生命是传奇，许多人的传奇是历史。一旦谈及历史，卷帙浩繁、浩如烟海是它给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阿部谨也曾说，历史凝固的，“是全人类的尊严”，它承载了太多东西，然而总有一些戏码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总有些故事在冥冥中暗合着规律。

　　王朝更迭是历史的主旋律。现如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经济总会在一个王朝的兴衰中占主导地位，在中国也不例外。因而。一窥钱宾四先生的《中国经济史》，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也似清晰起来。

　　关于这部《中国经济史》，是钱宾四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时的讲义，由叶龙先生整理得成。作为我国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钱宾四先生在这门课程中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用浅白灵活的语言，在介绍和分析历代经济状况的同时，道出了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而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度，政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于朝代兴亡，举足轻重。

　　作为本书的整理者，叶龙先生曾师从钱穆多年，而本书在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也不能不说学术氛围对于学术研究推广的重要作用。

　　那么推广诸如此类的学术研究，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米歇尔•福柯在《监狱的诞生》中曾有这样的叙述，“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历史记载着光荣，但对于现代人，历史是重要的借鉴来源。正如唐太宗会“以史为鉴”，对于普通人，如果不想做学问家，那么读一点历史，也是有益处的。

　　《史记》有一志名曰“食货”，在中国经济史上，“食货”二字贯穿始终。“民以食为天”，对于以农耕文明为主要形态的华夏文明，“食”由“地”出，因而土地制度的变革，便一次又一次影响着，甚至决定着政治进程。从井田制到后来的均田制、方田制，改革与人们的观念几近同步，维持着相对稳态，推动着社会的演进。

　　至于“货”，《周礼•太宰》中曰，“金玉曰货，布帛曰贿”，货可作名词财物解，亦可理解为商业行为。但无论如何，“货”字的出现，便标志着生产资料在一定范围中的流通。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传统政治始终是“重农抑商”的，但其实通过这部《中国经济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朝代，统治者对商业并不加抑，反而鼓励这种行为，使百姓谋利。但结局往往不尽如人意，因为商业其实是违背了传统经济的组织形态，继而出现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中央专制体系下，臃肿无能却无比贪婪的官僚体系，往往会成为使王朝倾覆的最后稻草。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历史的创作凝聚了无数人的传奇，但这些传奇在今天除了用来慨叹和佐酒，也应该具有其他的现实意义。历史的潮流瞬息万变，但总有些不变贯穿其中，倘若你可以把握，你便拥有了选择顺流抑或逆流的权利，毕竟可以选择，总比在无意识中被随波逐流要好一些。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八)：知识分子心中的国学梦和文化强国梦

　　钱穆是我国现代历史学家，更是古代“士”式的典型知识分子，他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大等学校的教授，1949年迁居香港，在港创办他理想中的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著有《钱宾四先生全集》甲、乙、丙三编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先秦诸子系年》为其代表作。

　　从1949年至1967年，钱穆在香港生活了18年，创办了新亚书院，其中辛酸和困扰罕为人知，这占据了钱穆生命的六分之一还要多的时间里，他用短暂的生命试图在香港复兴儒家精神和我国传统文化，以图摆脱殖民地文化的洗礼，却遭到困境，这些历史一直封存到现在，才有其弟子叶龙为其整理的《中国经济史》问世，相继有叶龙的长文在《深圳商报》独家刊登，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才大白于天下，让我们为这代知识分子扼腕感叹。

　　钱穆先生16年的学术空白并非空白，他在这16年里教授了《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秦汉史》等十几门课程，这些课程的讲授都需要撰写讲义和查找资料，并且给学生油印了讲义，这种严谨的知识分子精神和作风，并保持了自己的学术研究。钱穆认为他的主要职业是授课，副业是读书、著述，这些讲义是他为了授课和教学所收集整理的，他教学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国学、复兴国学，在掌管校务之余，他每年还要开设两三门课程。

　　1953年，叶龙从调景岭难民营来到新亚书院课堂，第一次见到了钱穆，他们的命运开始交错，并延续了一生的师生情谊。叶龙默默无闻的工作了60年，他时刻在思念钱师，想为其做点事，直到退休之后，才集中精力整理出版了《中国经济史》和整理钱穆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秦汉史》等讲义，叶龙的努力，其实是钱穆这一代知识分子为国学梦和文化强国梦的继承和发扬与传递。

　　1949年，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从内地来到香港，他们没有任何人际关系和经费，自己节衣缩食，在2000平尺的狭仄空间里创办了复兴国学的新亚书院，取“新亚洲”之意，重塑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他们穷困潦倒，交不出校舍的房租，教授拿不到薪水，学生缴不了学费，他们还得继续维持新亚学院的正常运转，只得靠到台湾讲学和给报刊写文章赚取费用来养学校。这样的新亚学院没有学生因欠学费被退学，获免交学费的学生达八成。在异常艰苦的日子里，钱穆完成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人生十论》等论文，唐君毅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脱稿；并有吴俊升、张丕介、杨汝梅、余协中、梁寒操、曾克耑、左舜生、董作宾、饶宗颐、罗香林等诸先生来新亚学院任教或讲学；培育了林黛、余英时等文化名人；还成就了钱穆与学生胡美琦的一段美满姻缘，这些成绩，值得骄傲，值得发扬和继承。

　　钱穆极其注重新亚学院的精神，也就是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中华文化不能被殖民地化，他认为新亚精神是“没有理想的吃苦，那是自讨苦吃，有理想的吃苦，才是一种精神。”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迁入沙田马料水。钱穆怕新亚精神无以为继，不主张新亚学院加入香港中文大学，为了学生的前途和教授的薪酬，终于放弃了自己的坚持。1965年，钱穆离开了新亚学院，年过六旬的钱穆为了保存自己的气节，坚决辞职离校，拒绝申请多达10万元的退休金。

　　叶龙在罗慷烈家人的帮助下，完整阅读了钱穆和罗慷烈几十年间的通信60封信，著长文三篇。《钱穆老师写给慷烈师六十封信读后》细述钱穆离开新亚的内幕及钱穆的晚年生活；《钱穆教授和他精选的〈四部选粹〉》讲述钱穆应正中书局之邀编选一部中国古籍必读书，经史子集共计100种，因战乱流离，书单只剩41种，叶龙续补余下59种。叶龙所做的这些工作，成为钱穆最忠心的守墓人，在六十年之后，他接过钱穆的火炬，薪火相传。

　　钱穆在香港创办的新亚书院是他人生中的重要一页，寄托着他全部的文化理想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那就是他在香港的国学梦和文化强国梦，为抵抗殖民地文化而奋斗。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九)：总看中国经济史

　　重点细看了汉代的各种措施和唐朝的制度。汉代的各种经济手段、货币计量，特别是影响后代的盐铁专营，而且中国人口税从那个时期就开始有了，有特色的就是算缗告缗，特别针对富人的，看似公平，实际又不合理，平准均输中央对物资的把握能力，大大加强了；

　　唐朝租庸调制到两税制，唐代富国强兵的基础，就在于租庸调，同时能保证社会和谐，矛盾缓和，保证了近150年的盛世的持续；

　　末尾章节的纵览了中国的货币制度、漕运、治河三大方面，从货币上，中国从来都是一个贵金属缺乏的国家，历代皆以铜钱、铁钱来维持货币流通，但是纵观历代，都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自从唐始，在漕运上，大大的耗费国家的财力、人力、物力，

　　而治河，主要是黄河的变道改道，为历代头疼之顽疾，特别是宋，人为的强制河道南向，加深了黄河的灾难。

　　最后就是，以宋这么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写了没几页就结束了？难道其经济，乏善可陈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十)：讳莫如深

　　很喜欢钱老的历史观。这本书读起来一样不费劲。

　　不过希望大家还是有一些历史基础，比如古文和地理基础。这样你就能在脑海里钩织出一幅宏大的经济发展全图。

　　从北至南，从黄河到长江

　　本书大部分篇幅着重写了汉唐两朝。但是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这跌宕起伏伏的500年。

　　可能是因为对于这一部分的知识有所匮乏，我看了很多遍，才深深记住了那些名字。少数民族的所谓汉化，汉族士族在南方的混乱挣扎。

　　结合一些史实，从另一方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波澜壮阔的兴衰路。

　　当然，你也能看到，其实，我国的历史，特别是经济历史实在是史料匮乏。中国的历史，就是统治者的历史。所有的正史中，除了《史记》有《货殖列传》，其他正史很少见到商人的身影。即使有，也是寥寥数笔，或者说：“君闻商之鄙陋，佛狸篡伪，逐之”云云。

　　中国商人登上历史舞台，也是1840到1949，在之后就是1989年之后的短短不到200年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