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是一本由钱穆 讲授 / 叶龙 记录整理 / 林毅夫 序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31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我只能用拜读和学习几个字来形容我的读后感。
对于著名国学大师钱穆教授，我这样的后学晚辈是不敢冒昧加以评论的。事实上，我读完之后本来是觉得，这本书作为一本历史学教科书的分支，来详细论述中国古代经济的相关问题，是充分的，有条理有逻辑的。但是如果把他当做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来看，就很有不足了，因为这本书除了罗列中国古代各种经济制度，经济观点和政策行为，甚至没有一个系统的经济框架和理论。但是看到牛逼哄哄的中国经济学大神林毅夫在序一里面镇楼，我们这些还想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小喽啰们哪敢乱讲。万一不小心哪天林大大得了中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我们这些大树底下挑刺螳臂挡车的小蚍蜉不更被人耻笑？
我可以这样认为。本书教授的内容就是历代授官的举人进士们所必修科目。在西方经济学进入这个古老国家之前，以史为镜，纵观古今是众学者治学治国的不二法门。
全书从上古先秦开始，一直讲到明清的治国、税收、货币、屯田等方略。就是一部中国历朝历代帝王治国术汇编。
而且有意思的是，明显钱老对于某些朝代或者某些思想行为感兴趣，那么篇幅就会多很多，对于某些朝代无甚兴趣，那么篇幅就少不少。比如宋朝以后的介绍就少了很多，我不相信这是因为钱老研究的少，而非常像每学期就那么多课时，老先生兴致所至在前面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后面时间不够了，草草带过，最后考试也是前面内容为主。
《中国经济史》全文主要针对了两汉，魏晋，隋唐三个时期的经济加以论述详解，并加入了自己的观点加以评论。评古今，论得失，这正是文人骚客们干的事情。具体细节内容我这里不表，只能说仔细研读收获颇丰。而且这本书在家里收藏，碰到不懂的需要了解的历史问题，也方便随时查找。
全书由钱老的弟子叶龙整理。一本看下来，的确就是课堂笔记加以整理记录。好在叶先生文笔不错，而且记录细致，可以出书给后面的学子们继续用。反正古代经济怎么也不会过时。如果能有钱老对于宋元明清几个朝代更为详细的论述加以补充就更加完美了。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二)：林毅夫《中国经济史》序
中国正在重新崛起为经济大国，而此前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中国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钱穆先生的历史著作流芳已久，但这本专门从经济角度梳理王朝兴衰的讲义，却是靠着弟子的发掘整理才得以重见天日的。
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或许在于重构与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对西方学说理论的引进介绍之外，还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本书重视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潮之间的相互联系，涵盖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水利及漕运）、货币制度与税收政策、还包括政府还是市场主导的经济思想争论。
钱穆先生一生耕耘讲坛，北大的未名湖就是他所命名。治学中，特别强调对本土文化同情的理解。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其间对历史的反思却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即那时的中国大都处于低谷期；而用现在的心态去回顾，应该与之前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
林毅夫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苏小和/文
经济史或者经济学思想史，一直都是一门费力不讨好的学问。理由在于，经济学理论的建构，从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才正式开始，这意味着，经济学是一门晚近的科学，是一门学科历史比较短暂的思想谱系。但是，人类的经济生活已经绵延了几千年，作为经济的历史，一直都是存在的，甚至一直都是有据可查的。因此，如何在绵长的经济史和比较短期的经济学思想史之间，找到一种学术方法的均衡感，就成为经济史写作的一个难题。
首先要提到的经典著作，当然是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
按照我的阅读趣味，我必须直接说出我的感受。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多少有点让我失望。老人家为了守住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惜上来就设定中西不兼容的思维方式，不顾经济分析的普遍性，也没有言明分析框架。比如钱先生批评西方人过多地沿用了唯物史观，认为西方学术界的经济史观大抵来自他们的唯物史观，这大概是不完备的界定。从斯密对经济史的分析框架，到米塞斯沿用人的行为范式来统合经济史，再到弗里德曼的通过货币的专业特征来分析经济史，这些经济史的大部头著作，通常都是从人的意义出发，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遵守了唯物史观的分析路径，而马克思的经济学思考，在整个西方经济史和经济学思想史方面，只是一个分支而已。是不是钱穆先生不太了解这些经济史和经济学思想史的细节，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不得而知。不过按照钱先生的趣味，他坚定地认为，“今日世界人类已觉醒，各国各民族各有一套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佩服他人的”。仔细分析这句话，再去通读先生的《中国经济史》，想来这本重要的著作，从一开始就把思考的疆域限定在中国经济这个自闭的系统里。
比如谈到唐朝的租庸调制，钱先生历数了这种土地制度的优势，并认为唐朝经济辉煌几百年，主要与这种土地制度的界定有关。唐代政治家陆赞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钱先生看好这样的观点，认为唐朝的土地制度有田有身有家，因而租庸调制是一种为民制产的制度，并将国家赋税放在公平的政策上，使得“民众安居乐业，政府财政亦可稳定”，而且，钱先生进一步分析，认为这种制度“不以田为主，而以人为主，可算是自由经济”。
抓住钱先生的这一与土地制度有关的经济史分析，或许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如果从斯密以来的经济学思想史的分析框架来看，唐朝租庸调制是一种由政府官僚体制界定的短期的土地制度，这带来两个方向的问题，第一，短期的租庸调制，背离了孟子所言说的恒产恒心的一般原则，第二，人与土地的关系，不是一种先验的权利关系，而是由政府设计的交换关系，政府成为土地制度的主导者，官僚在制度设计上具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仔细审视唐朝的土地制度，发现与今天中国流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类似，大概属于一种过渡性质的，不完全市场经济的临时性策略，是对中央集权经济制度的一种强化。
还比如钱先生谈到了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漕运”现象，以及与此有关的南粮北运问题。如果按照科斯企业的性质或者社会成本的分析方法，一些问题就应该提出，为什么中国朝廷一直都大兴漕运，谁在支持并操作漕运？钱先生陈述了相关的数据，是朝廷以及与朝廷官僚有关的商人在操作漕运，是朝廷将南粮北运问题提高到了朝廷的重要政治事务，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交换事务。这些问题的提出逼着后人们思考，中国的漕运现象，可能是最不考虑社会成本的经济现象，而几千年以来的统制文化和统制经济，又为这种不计成本的经济方式提供了政治理由。
当然，问题推进到这一步，一个事关经济史的方法论问题，就必须讨论。钱穆先生倡导的方法，是用“温情恭敬”的态度和“科学的归纳法”去呈现经济史的真实一面，尽量不加入后来的分析与判断。这当然是很多中国历史学家一直以来坚守的方法论，尊重史料，不带入情绪，更不带入后学的分析框架，力图以客观和真实再现历史，也就是说，讲出历史本身，就是历史学最大的方法论。
所以，阅读钱穆的《中国经济史》，就必须直面更加重要的方法论命题，到底钱穆先生倡导的方法，是不是就是分析中国经济史应该有的方法？我们需要提出很多可以商榷的观点。
第一，同为台湾的经济史大家，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完全立足于他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常识建构起来的分析模型，即政治意义上的集权统合与多元竞争，构成了经济史意义上的市场垄断与自由交换。侯家驹先生的经济史分析带有明显的前置性的分析框架，而不是钱穆先生使用的“科学的归纳法”这样笼统的方法论。杨小凯教授在写作《百年中国经济史》时，或许是意识到了分析框架的重要性，或许是他深厚的经济学训练让他意识到了人对历史观察的有限性，他上来就提出，一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上各现象或变数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一些假定，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实证的研究态度是在写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设，则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当这些分析框架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间有充分竞争时，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如果不言明潜在的对分析框架的假设，使读者误以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纯客观历史，则读者反而会轻易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能力。
按照这样的经济史方法论，有两种历史学的文本是值得警惕的，一种是以客观、科学为名，试图还原历史的历史学，事实上历史已经过去，所有试图还原历史的历史学努力，都是人的理性的自负。另外一种则是事先不言明历史的分析框架，试图以一种绝对主义的历史视角，否定其它历史分析方法的历史学文本，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我们每个人都背诵过的历史教科书。
第二，仅仅就经济史而言，鉴于经济学理论是晚近的科学，因此经济史的呈现和分析，是不是必须要借助经济学的方法论？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经济体系的提出，是指工业革命诞生的新技术引起的新的市场分工体系。新技术的出现，才是经济史最大的变量。按照斯密的分析，新技术兴起之前的经济态势，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之前则是重农主义。最近读钱穆的中国经济史，他显然不了解这个分析框架，按照斯密的分析，中国经济史一直到晚清1820年的被动开放时期，都是一般意义上的重农主义经济时代。正是在重农主义经济学的意义上，中国经济史面对工业革命和国际贸易秩序，掉进了一种中国经济和欧美经济简单的对抗里。这是一种经济史分析的遗憾。经济分析具有普适性，即人性在经济事务层面的行为是一致的。中国经济长期处在重农主义阶段，如果不是晚清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重商主义和自由经济的构建则无法展开。窃以为，以钱穆先生身处的时代，他的问题意识，应该是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出斯密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而按照斯密的分析框架，又必须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兴起近现代科学技术。这是李约瑟中国问题，即使是钱穆先生，也是无法回避的。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钱穆先生不关注经济史变迁过程中的新技术变量？晚清经济史出现新的秩序，尤其是晚清市场的被动开放，是从新技术开始的，即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史事实。没有技术的引进和学习，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能开始。在已经形成的经济史分析思想中，我们看到，如果不关注新技术的变量，很可能就会掉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之中。有人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朝中叶已经出现，如果不是受到西方列强的干扰，至20世纪初期中国一定会变成成熟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台湾的大历史学家刘广京、钱穆的学生余英时，都写过文章反驳。这意味着新技术变量对经济史的巨大影响力，即使是当下的社会，中国有限度融入国际市场，一些普遍的价值观成为一种可能性，也是互联网的技术要素引起的。而不是朝廷的恩赐。
我们看到，陈志武教授组织的经济史研究，就是从关注新技术的变量开始，英国工业革命成为人类经济史的一个转型时代，在此之前，人类社会的财富历史一直都是稀缺的，贫乏的，人均财富占有率是非常低微的，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财富高速成长，遂有今天丰富的现代生活。按照这样的分析，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穆先生提出了什么观点，而在于钱穆在当时当地，到底在信息和知识结构的层面，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分布状态。这是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史分析逻辑，看待一个人的思想谱系，应该去观察和分析他的信息来源和信息构成。我想说出的观点是，或许钱穆先生在讲述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并没有在经济学方面过多涉猎，他是在用一种传统中国经史子集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史。在方法论上，钱穆先生是传统的，他缺少一些经济史的专业性和现代性。
当然，钱穆先生乃一代鸿儒，思想磅礴，学术深厚，我等小子实在是没有任何资格对钱先生的文本挑三拣四。只是涉及到非常专业的经济史，沿着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方法，斗胆说出一些冒昧的言辞。事实上钱穆先生也说过了，“历史可分为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经济史属专门史，如欲学习中国经济史，最好先能了解经济与历史之知识。”正是遵循先生这样的教导，我大言不惭地说出了上书粗浅的言辞，借此就教于各路大方之家。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四)：国学大师的经济史课堂
钱穆先生54年、55年左右在香港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讲了几轮经济史课程。学生叶龙先生整理了恩师的课堂笔记。最初在60年代作为一系列的文章发表在各个刊物，后来集结成书，第一版时已经是90年代初了。叶先生整理过钱先生的很多笔记，这一部的主题是经济史，貌似学生直接就发了，没给老师过目，当时老先生已经很高龄了眼睛不好。 本书最大的优点是简单流畅。不到300页的篇幅，内容从上古讲到清朝。也许因为是课堂笔记，语言都比较口语化，大多是短句子，有时夹杂着文言文，容易看，很有那个时代老先生的特色。有些经济史的著作名气很大，but写得跟手册一模模样，无比枯燥，没一点乐子，只能供在书架上查阅。 并且，钱先生作为学养深厚的国学大师来讲经济史，相当相当地，大气，敦厚，直接！每个朝代的经济，都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去解读。朝代更迭之间的军政税收政策，王朝内的弄权斗争，普通人的苟且活命，天灾人祸的发生，边境的战乱纷起，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海外贸易的起起伏伏。这样才颇为简单完整地理解了经济情形、经济政策和政策效果。很好的避免了经济类书籍常见的那种在锤子眼里，所有问题都是钉子的职业常见病。 有些地方极其精彩，展示出了国学大师的风采。比如诸子经济学思想的比较，以及法家内部不同派别的经济学思想比较，儒家内部不同派别的经济学思想比较，以前几乎没看过。再比如对汉武帝的经济政策的分析，联系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实际效果一起讨论。这在相同题材的历史书中是很少见。即使是我一贯拜服又喜欢的日本中国史和欧美中国史，固然态度相当严谨，文字也深入浅出，但对政策的见解确实不如本国人更接地气，说的总是正规文字中记载的那些，于我就是隔靴搔痒，好归好，总是隔着一层。So，想了解历史一定得读不同学派不同人的作品。 接着说说遗憾。缺点是太简单。想想也难怪，大中华上下五千年塞进不到300页的篇幅。也许因为本书只是钱先生授课，学生记的笔记，毕竟不是老师本人的著作。有些地方说道某个人某件事，只是简单的一两句话刚开个头，就立马另起一段说别的了，我看不明白。为了把来龙去脉搞明白我找资料了好久，还和小伙伴讨论了好久。有些知识因为本身比较复杂，书中只用寥寥数语讲述，我看不懂，还是靠其他书和小伙伴才勉强了解。比如井田制、封建制、卖官的价格体系，还有门阀士族的演变。 有些观点太偏颇，比如他老人家很粗暴的表示战争总是文化低的一方战胜文化高的一方，我都觉得摇头。但是，想想他老人家一生经历国运衰落的晚清，乱世民国，讲历史带有强烈愤慨心情，也蛮能理解。著作可以不断修改文字，但有些脱口而出的话，却会被虔诚的学生一点一滴地记录了下来。 篇幅结构安的失衡令我深感困惑，我觉得这是本书最大的遗憾。钱先生得是多么热爱两汉、魏晋南北朝和唐朝啊，给了70、80左右的篇幅。短命的秦朝、新朝、隋朝，也给了相应较短的篇幅，10页多，20来页。BUT，到了宋元明清，一共才20页出头，那可是上千年的历史长河啊！心偏得太大！毕竟宋朝就出现了全球最早的纸币，元朝主导了全球最大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明朝就有了当时全球最发达的货币经济，清朝出现了相当繁荣的东亚贸易。而且更近的时代资料明明更丰富的啊！如果钱先生讲下来，那该多么精彩啊！非常怀疑是不是一学期的讲课时间到了就草草收尾。很可惜读不到本人的备课记录。 总的来说，一部佳作！有趣，有意义，值得一读！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五)：知识分子心中的国学梦和文化强国梦
钱穆是我国现代历史学家，更是古代“士”式的典型知识分子，他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大等学校的教授，1949年迁居香港，在港创办他理想中的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著有《钱宾四先生全集》甲、乙、丙三编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先秦诸子系年》为其代表作。
从1949年至1967年，钱穆在香港生活了18年，创办了新亚书院，其中辛酸和困扰罕为人知，这占据了钱穆生命的六分之一还要多的时间里，他用短暂的生命试图在香港复兴儒家精神和我国传统文化，以图摆脱殖民地文化的洗礼，却遭到困境，这些历史一直封存到现在，才有其弟子叶龙为其整理的《中国经济史》问世，相继有叶龙的长文在《深圳商报》独家刊登，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才大白于天下，让我们为这代知识分子扼腕感叹。
钱穆先生16年的学术空白并非空白，他在这16年里教授了《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秦汉史》等十几门课程，这些课程的讲授都需要撰写讲义和查找资料，并且给学生油印了讲义，这种严谨的知识分子精神和作风，并保持了自己的学术研究。钱穆认为他的主要职业是授课，副业是读书、著述，这些讲义是他为了授课和教学所收集整理的，他教学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国学、复兴国学，在掌管校务之余，他每年还要开设两三门课程。
1953年，叶龙从调景岭难民营来到新亚书院课堂，第一次见到了钱穆，他们的命运开始交错，并延续了一生的师生情谊。叶龙默默无闻的工作了60年，他时刻在思念钱师，想为其做点事，直到退休之后，才集中精力整理出版了《中国经济史》和整理钱穆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秦汉史》等讲义，叶龙的努力，其实是钱穆这一代知识分子为国学梦和文化强国梦的继承和发扬与传递。
1949年，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从内地来到香港，他们没有任何人际关系和经费，自己节衣缩食，在2000平尺的狭仄空间里创办了复兴国学的新亚书院，取“新亚洲”之意，重塑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他们穷困潦倒，交不出校舍的房租，教授拿不到薪水，学生缴不了学费，他们还得继续维持新亚学院的正常运转，只得靠到台湾讲学和给报刊写文章赚取费用来养学校。这样的新亚学院没有学生因欠学费被退学，获免交学费的学生达八成。在异常艰苦的日子里，钱穆完成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人生十论》等论文，唐君毅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脱稿；并有吴俊升、张丕介、杨汝梅、余协中、梁寒操、曾克耑、左舜生、董作宾、饶宗颐、罗香林等诸先生来新亚学院任教或讲学；培育了林黛、余英时等文化名人；还成就了钱穆与学生胡美琦的一段美满姻缘，这些成绩，值得骄傲，值得发扬和继承。
钱穆极其注重新亚学院的精神，也就是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中华文化不能被殖民地化，他认为新亚精神是“没有理想的吃苦，那是自讨苦吃，有理想的吃苦，才是一种精神。”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迁入沙田马料水。钱穆怕新亚精神无以为继，不主张新亚学院加入香港中文大学，为了学生的前途和教授的薪酬，终于放弃了自己的坚持。1965年，钱穆离开了新亚学院，年过六旬的钱穆为了保存自己的气节，坚决辞职离校，拒绝申请多达10万元的退休金。
这漫长的16年，知识分子挣扎的16年，只有熟知钱穆生活的叶龙知道。钱穆1967年赴台，他在香港的事情就完全被封存起来，包括他的夫人胡美琦也知之甚少，只有在他口述的《师友杂忆》中记载了5章，其中详细经过连胡美琦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叶龙。叶龙修读了钱穆任教的八门课，包括《中国通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等，现在，叶龙居香港青衣岛，为钱穆整理出版新亚学院的8种讲义，弥补钱穆在香港的18年学术空白，那些过早的定论和空白，也得到了补充。
叶龙在罗慷烈家人的帮助下，完整阅读了钱穆和罗慷烈几十年间的通信60封信，著长文三篇。《钱穆老师写给慷烈师六十封信读后》细述钱穆离开新亚的内幕及钱穆的晚年生活；《钱穆教授和他精选的〈四部选粹〉》讲述钱穆应正中书局之邀编选一部中国古籍必读书，经史子集共计100种，因战乱流离，书单只剩41种，叶龙续补余下59种。叶龙所做的这些工作，成为钱穆最忠心的守墓人，在六十年之后，他接过钱穆的火炬，薪火相传。
钱穆在香港创办的新亚书院是他人生中的重要一页，寄托着他全部的文化理想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那就是他在香港的国学梦和文化强国梦，为抵抗殖民地文化而奋斗。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六)：《中国经济史》：寻找沧海桑田中的亘古不变
苏子有云，“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人生如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对于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却又无法仅仅用转瞬即逝来概括，它是永恒，是全部的传奇。
个人的生命是传奇，许多人的传奇是历史。一旦谈及历史，卷帙浩繁、浩如烟海是它给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阿部谨也曾说，历史凝固的，“是全人类的尊严”，它承载了太多东西，然而总有一些戏码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总有些故事在冥冥中暗合着规律。
王朝更迭是历史的主旋律。现如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经济总会在一个王朝的兴衰中占主导地位，在中国也不例外。因而。一窥钱宾四先生的《中国经济史》，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也似清晰起来。
关于这部《中国经济史》，是钱宾四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时的讲义，由叶龙先生整理得成。作为我国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钱宾四先生在这门课程中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用浅白灵活的语言，在介绍和分析历代经济状况的同时，道出了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而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度，政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于朝代兴亡，举足轻重。
作为本书的整理者，叶龙先生曾师从钱穆多年，而本书在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也不能不说学术氛围对于学术研究推广的重要作用。
那么推广诸如此类的学术研究，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米歇尔•福柯在《监狱的诞生》中曾有这样的叙述，“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历史记载着光荣，但对于现代人，历史是重要的借鉴来源。正如唐太宗会“以史为鉴”，对于普通人，如果不想做学问家，那么读一点历史，也是有益处的。
《史记》有一志名曰“食货”，在中国经济史上，“食货”二字贯穿始终。“民以食为天”，对于以农耕文明为主要形态的华夏文明，“食”由“地”出，因而土地制度的变革，便一次又一次影响着，甚至决定着政治进程。从井田制到后来的均田制、方田制，改革与人们的观念几近同步，维持着相对稳态，推动着社会的演进。
至于“货”，《周礼•太宰》中曰，“金玉曰货，布帛曰贿”，货可作名词财物解，亦可理解为商业行为。但无论如何，“货”字的出现，便标志着生产资料在一定范围中的流通。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传统政治始终是“重农抑商”的，但其实通过这部《中国经济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朝代，统治者对商业并不加抑，反而鼓励这种行为，使百姓谋利。但结局往往不尽如人意，因为商业其实是违背了传统经济的组织形态，继而出现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中央专制体系下，臃肿无能却无比贪婪的官僚体系，往往会成为使王朝倾覆的最后稻草。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历史的创作凝聚了无数人的传奇，但这些传奇在今天除了用来慨叹和佐酒，也应该具有其他的现实意义。历史的潮流瞬息万变，但总有些不变贯穿其中，倘若你可以把握，你便拥有了选择顺流抑或逆流的权利，毕竟可以选择，总比在无意识中被随波逐流要好一些。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七)：帝国财政史
看这本书，一开始我就觉得怪怪的，后来终于明白怪在哪里——问题在于，钱穆老先生对于历届帝国政府的统治权没有任何质疑，似乎觉得帝国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有当然的合法性，就算做错了，为祸天下导致惨烈的灾难，也不过是“原本好意”，“认识不清”这种程度的事情。还停留在哪个皇帝好，哪个皇帝笨，哪个是善政，哪个是恶政的层次——无怪乎整本书就是一本糊涂账，谈来谈去，谈的都是帝国财政，却和经济两个字无半点相关。
与其说这是一本按照现代经济理论理解古代中国的作品，不如说是一本“古人看古人”的忠实反映传统中国的史料之作。用来理解古人的思维，确实很有帮助。
钱穆老先生这种对于传统理所当然的心态，事实上也正是中华文明悲剧的根源，这种心态不打破，则中华文明不要说实现现代化，连近代化都没有资格奢谈。
近现代经济的建立需要三个基本要素，一曰权利意识，二曰契约精神，三曰法制共识，这三者对于近现代经济，以及立足于其上的近现代文明，缺一不可。
然而这三者，在自秦汉到明清的两千年中华帝国历史中，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帝国统治者的随心所欲，肆意妄为。故而我们从未完成过近代化，又谈何现代化，故而以现代经济学的标准，两千年中国古代史，不过是帝国领袖对其毫无权利的奴众进行无视契约，无视法制的任意宰割。是没有奴隶名义的事实奴隶制社会。
也故而，整个帝国经济其实始终是一套低能低等的奴隶制经济，故而两千年来，中国经济史基本原地转圈踏步，于科学上一无是处，于制度上乏善可陈，实在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唯有权利与义务相当，组织结构才能健康运行，唯有契约受到法律保护，经济才可能良好发展，然而在帝国政治中，这永远不会发生。
因为帝国的统治权无论从其哲学本质还是从其历史现实上，都是靠赤裸裸的暴力维持的。其开端在于不同部落之间的敌对关系需要武力保障自己部族的生存，而部族武装的诞生最后导致部落首领权威的增强——在胜利的掠夺/征服战争后这种权力进一步扩大——最终由武力兼并诞生的毫无道义可言的权力核心，就是帝国政府。最初是用于维持部族生存的集团暴力，在此时早已成比异族更加凶恶的敌人，庞大的帝国政治和军事组织，成为压在全体臣民头上的沉重负担。
将暴力因素抽去，则帝国政府不过是一群跳梁小丑。然而这群小丑却始终通过暴力所确立的统治权，在没完没了地干涉和破坏着中华文明和亚洲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活动中，帝国政府从来不是超然世外的调节者，如果要认清经济活动，就必须把帝国政府作为一个平等的利益群体放在经济体系中考虑。
而在历史上的经济循环体系中，帝国政府最好的角色，也不过是一个利用特权与民争利的垄断机构——而更多的时候，它的水平尚不及此，而只是一个单纯的暴力掠夺机关。
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生产者，流通者，消费者三个必须角色，而帝国政府从来未能称职地担任其中任何一个角色，所扮演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掠夺者和破坏者的角色。
钱穆老先生也中了中国传统宣传的毒，光看见豪强兼并，富商囤积的一点儿小罪恶，却对帝国政府屡屡犯下的何止千倍万倍的罪恶视而不见。
一代又一代帝国统治者肆意妄为的命令令臣民遭受无休止的苦难，由于统治集团对经济学的极度无知，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限制商业发展，将中华文明始终限制在原始农业层次——然而这种原始农业显然无法永远支持帝国必然增长的上层建筑，没有创造价值的能力，就只能加大剥削，从而总是会或迟或早地导致经济运转和社会秩序的总崩溃，人民生存的总崩溃，然后反复引发以杀掉全国80%以上的人口为结局的大规模长期混战——战争结束之后，由于大部分人口死掉，所以剩下的人全员都增加了人均财富，新政府就是这样解决了上一届政权的经济危机——然而由于他们对经济学的无知，同样的灾难总是会再度重演。这就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华文明一朝又一朝毫无长进的死亡循环。
帝国统治者毫无经济常识所导致的罪恶，这并不是因为帝国政府的某些人员的愚蠢所导致的罪恶，而是帝国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恶。帝国政治制度中，权力和义务完全不对等，其统治由赤裸裸的暴力维持，而几乎不受任何契约和法制制约。就短期而言，帝国统治者根本不需要考虑经济学，只要持续不断地横征暴敛就能满足自己各种需求，而被统治者没有任何合法手段限制帝国统治者的欲望。直到总崩溃到来之前，统治者的愚蠢都是由被统治者买单的。在这种权力结构下，统治者不关心经济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不需要。就经济和政治层次来看，他们始终只是一群享受奢侈品的奴隶庄园主罢了。
——而这种掠夺式奴隶制经济注定因为其原始落后最终崩溃，由于无法合法改善自身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最终也只能选取非法手段解决问题（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去死），只不过在届时的大规模内战中，整个社会经济以及文明生态都会总崩溃。
钱穆老先生在书中说中国不需要革命，因为其制度设计合理，对于拥有现代文明常识的人，这一结论简直荒诞滑稽到不可直视。中国不是不需要革命，一个个朝代的惨烈破灭就是我们无数次呼唤革命的最好证明，然而由于自从春秋时代结束之后，我们已经在帝国政治毫无效率和进步可言的黑洞中挣扎了太久，百家争鸣的精神火花已经熄灭了太久，一个个新朝代的建立者找不到革命的方向，一次次再度堕入帝国的深渊。而只要帝国思维继续统治我们，我们就注定一次又一次重复大规模死亡内战这种远比黑死病还要恐怖的社会瘟疫。
希腊式的城邦战争，以及封建制度下的领主战争，虽然频繁，也不能说不惨烈，然而征服者所能扩大的权力始终是有限的，因此所能造成的破坏也始终是有限的，而在不同城邦和领地的对抗中，人们的奋进精神不断被激发，对技术和科学的研究也不断发展。才使得经济和文明都不断跃上更高的层次。不同阶级和领域的享有权利者不断认识到自己具有的义务，通过承担这种义务来确认自身的合法性，并且优化整体社会效率。这是只有在地方自治，行业自治，组织自治，个体自治中才能学习到的事情。
而大一统帝国在和平维持时期养育的是一群不思进取的无能贵族和大批唯唯诺诺的奴隶，在崩溃时代就会变成跋扈武夫和凶残暴民的天下。
钱穆老先生这部毫无经济可言的中国经济史，其实恰恰说明了中国古代经济的致命缺陷，由于其起始核心不具备希腊式的传统精神，两千年来历届帝国经济从一开始，其基础权利结构就像癌症肿瘤一般毫无健康可言，故而到最后一定会遭受惨烈的破灭，无论其中间能够维持多久的虚假繁荣。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八)：钱穆的中国本位经济学思想
王绍贝 媒体人，深圳
钱穆先生是一位著作“不止”等身的学者。若干年前曾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港台阅览室获睹台湾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共计54册，多达80余种著述，整整用一个大书架来陈列，假如堆叠起来，其高度也许有两个人的身高，真是不止著作等身。然而就是体积这么庞大的一个全集，其中还是有遗漏的，那就是在经济史方面并无专门的著述。1954年到1955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思想史”两门课程，钱先生的弟子叶龙先生根据讲课记录整理成了《中国经济史》一书，此书今日在内地第一次引进出版，弥补了钱先生著述的一个遗漏，也让我们可以略窥钱穆经济史研究之一斑。
钱穆先生的著述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主要并不归功于《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经典著作，而应归功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史学名著》等通俗类的“述作”，这类书大部分依据钱先生的讲课稿、记录整理而成，这类书深入人心主要由于钱先生讲课的通俗易懂和条理清晰，加上对本民族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反观陈寅恪、陈垣这类历史学家的著作读者少的原因则是，他们从来不写通俗性的历史著述，他们的著作也比钱穆少很多，但相对而言，“二陈”的全集几乎都是“干货”，没有多少水分，而钱穆先生的这类通俗类历史著述则水分甚多，常常让人觉得同样的观点在不同的书里反复出现，出现多之后就让人觉得是老生常谈、啰嗦可厌了。开始读《中国经济史》一书时，我也有此担忧，但好在此书比较注重中国历代经济事实的陈述，偶有评论也是点到即止。经济史是在历史学中算比较枯燥的，钱先生通过广征博引大量史料，清理出经济历史发展的脉络，并结合一些传奇故事，使该书生动许多。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如何研究经济史》一文中主张：“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思想在作领导”，我们可以在此书中看到钱穆是如何将此原则贯彻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的。
中国的经济思想，钱穆先生认为约略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晁错、贾谊及董仲舒为代表，可代表正统的儒家思想。是统制的计划经济。自经济立场言，亦可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也可说是人道主义、文化主义的经济思想。另一派是司马迁极端放任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经济思想。钱先生认为中国历代以来轮番采用上述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就是中国政治的复杂之处。钱穆先生似乎更倾向赞同前者的经济思想，认为儒家的经济思想是文化主义的，可称为“轨物主义”。轨是轨道，物是标准，含有礼乐教化的意义。董仲舒即主张经济生活应有一特定之标准与限度，人的生活不能高过某一水平，不然生活上会造成不道德而骄；也不可低于某一标准，否则无法生存下去。此种思想亦与孟子相通，孟子即主张仁政必须保障民众的最低生活标准和必要生产资料。由此比较汉唐两代经济制度他发现，“汉代经济政策乃不准人民太富有，注重征收商税，节制资本，对人民不分田地，不平均地权，不理你穷成怎样，略似苏俄的共产主义；唐代则不收商业税，任由人民富庶，亦不让人民太穷，人人分田，平均地权，但不节制资本，略似美国的资本主义。”这种比较是否恰当有待商榷，其视角却颇为独特，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经济背景。
钱穆先生从中国文化本位立场出发，认为科举制度是可以起到西方民主制度同类作用的选举制度，科举制度的特点就是选拔地方贤能参与中央政治，从而说明中国历来并非专制制度，从《政学私言》一书来看，钱穆的政治学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精英政治”、“贤能政治”。在此书中，他也能从经济制度上找到中国并非专制的依据，他说：“西方国家在民主政府未出现时，王室可随便动用国库的钱，其弊病乃是不懂将国库与王室之税收分开管理。故西方要逼出民主政府，由政府设机构监管，才使财政上轨道，中国则不必有民主政府，早有一良好的制度了。”然而事实是，就中国历史上“贤能政治”最为发达的时代而言，中国体制最大的问题也还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如福山所说，中国的国家体制最早出现并成熟，但一直没能解决一个“坏皇帝”的问题。
钱穆讲授的这部《中国经济史》最大的缺陷是“头重脚轻”，宋代以前的经济发展讲述的篇幅内容较多、较全面，宋、元、明、清各朝则只有寥寥数页纸，特别是宋代经济只讲了其农业部分内容，对于宋代发达的商业、市民经济、海上贸易则完全付之阙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遗憾，不得而知。个人猜测，也许钱穆先生对宋代以后的历史研究不如汉唐的熟悉程度。曾有学人认为，依据传统的读史方法，仔细研读史料，断代史与通史兼治的学者，一般读书到宋代以前的史料就花去了大半辈子时间，此时再去研究宋代以后的历史就力有未逮了。另一方面也与钱穆先生的史观有关系，在《国史大纲》中，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是唐代的安史之乱，也就是说在安史乱后，中国历史走了下坡路，因而钱先生对宋、元、明、清各朝评价普遍较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主张宋代是中国走向“近代”的时期，对宋代的评价甚高，今天研究宋史的诸多著作也证实了这点，但同时代的钱穆先生似乎对此并不以为然。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钱穆先生对宋代政治制度的评价也偏低，而且还有某些对宋代政治制度的误解和误读。当然，这些局限性对钱穆先生来说也不过是白璧中的微瑕，不足以掩盖先生在国史领域的成就。中国经济史似乎是一个缺乏经典著作的学术领域，相比较而言，侯家驹先生撰写的《中国经济史》则在通俗性方面不及钱穆此书，但在体系性和经济分析方面似乎更有参考价值。
见报链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12/15/content_1991108.htm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九)：经邦经国，济世济民
早在上古时代，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就长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后来由于明清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失去了与外界的经济往来，才使得近代的中国经济大都处于一个低谷期。所幸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使得GDP一直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是美国的3倍，而且比其他任何经济体都要快。现如今的中国很有可能有朝一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从而重新崛起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因为“这条巨龙的确在苏醒”。
受西方世界的影响，近代以来的中国使用的经济理论几乎都是西风东渐，即从西方国家引进理论学说来用于本国。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其理论的局限性也日益趋显。因为经济理论一般来源于历史经验，而西欧诸国面积普遍不大，且人口不多。这些小国对外面临国与国的竞争，内部则常有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抗衡，工商人士较易发挥其影响力，所以经济制度的变动势必导致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且西方经济学是相当后起的学科，即便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算起，到现在也只不过才两百多年。其真正的经济史著作，则出现得更晚，主要是出版于19世纪。因此他们所总结出的理论学说，也仅仅只适用于西欧诸国的情况。
而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大国，因幅员广袤且人口众多，执政者一般都有君临天下之势，工商人士是不能与之抗衡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政治制度成为下层构筑（即基础），经济制度反而成为了上层构筑，形成“政治制度左右经济制度，政治力量凌驾于经济活力之上”的现象。这种格局的产生，在将来会极大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的下一步挑战，或许就在于如何重构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从而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既然西方的经济理论来源于西方历史，那么中国，也可以从自身历史中总结出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经验。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1954年至1955年期间，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后经其学生叶龙详尽整理了两门课程的笔录和内容，并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形成了流畅易读的文章，最终集结成了《中国经济史》一书。书中不仅详述了自上古至明清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道出了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制度间的相互影响，而且还评价了历代的经济得失，剖析其与朝代兴亡之间的相互关系，把握住了数千年来中国的经济史脉。不论是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和即将进行的经济改革，都有很大的镜鉴意义，而且我们还可以用现在的心态去回顾历史，应该与之前的理解会有很大不同。
《中国经济史》不仅经济内容“博大”，而且“精深”。它从丰富而又庞杂的史料中勾画出了五千余年中国经济史演进的轨迹，并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加以分析，让每个人都能对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有个详细的了解。细读中国五千年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其实一直都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而且还起到了镜鉴的作用。
而如何将那些有益的经验应用于今日的商业社会，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就要看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本书了。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十)：中国经济史
《中国经济史》，钱穆讲授，叶龙整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1月第1版。
讲座整理与撰写的书仍是不同，有些流水账性质，不太注重详略，多是蜻蜓点水。唐代以前还算铺陈得当，宋代以后则太略。严格意义上讲，不算得钱穆真正作品。
不过，大家毕竟不同，虽整体结构有欠缺，但那种深入浅出式地灵光一闪仍时时可见。如评汉唐之经济：汉代之经济政策乃不准人民太富有，注重征收商税，节制资本，对人民不分田地，不平均地权，不理你穷成怎样，略近似苏俄的共产主义；唐代则不收商业税，任由人民富庶，亦不让人民太穷，人人分田，平均地权，但不节制资本，略近似美国的资本主义。
数千年来经济，其实大事无非几项。一是土地，历朝大约都从平均地权始，继而则兼并漏报，产生流民而乱。二是度支，历朝大约都从历行节俭始，继而则由俭入奢，入不敷出而乱。三是税赋，历朝大约都从轻徭薄赋始，继而则巧立名目，百姓不堪而乱。四是货币，历朝大约都从整顿币制始，继而则滥发私制，物价失控而乱。其余盐铁工商等虽时有侧重，但不及上述四者一以贯之。以古观今，虽形势变化，复杂得多，大抵仍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