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四十册）》是一本由[元] 脱脱 等撰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0元，页数：1426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宋史（全四十册）》读后感(一)：废话一篇，就如何读本纪举一例......
圣诞不仅是圣诞...
还是生蛋、圣战和剩蛋，XD
言归正传，二十四史，抛开表志不谈，最有阅读性的是列传，最无聊的是本纪...
因为本纪里不会有列传那些精彩的故事情节，有的只是某某年某某事这样枯燥的流水账...
ut！！
本纪和列传互为阙辅这一条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列传所讲述的只是一个个精彩的人物生平，而帝国的运转的奥秘则埋伏在那一条条索然无味的流水账之中。
颇为遗憾的是，这些流水账是一大笔一大笔的出现，如同黄河万里，泥沙俱下，要想从中拣选出真金，需要的是一定的专业知识。
请看以下议题：论仁宗朝宰相的任命
乍一看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仔细去宋史里找，就会遗憾地发现事实上并没有宰相这个具体官衔，这是为啥捏？
很简单，宋袭唐制，以同中书省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同平章事为宰相。
知道这一步还是不够的，翻开仁宗本纪，官员任免的流水账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同平章事么，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知识了。
宋太宗以后用政事堂统领三省，枢密院执掌军务，故而同平章事为宰相，枢密使亦参与军国，后政事堂又加参知政事以为副相，但是实际上副相这个门槛是很要命的，韩琦、范仲淹在庆历革新的最高待遇也只是参知政事，并未踏入真正的宰相级别，这也是庆历革新失败的一个原因。
参知政事虽然是副相，但是地位其实有限，究其原意，在于实际上宰相并非只有一人，一般来说，政事堂里实际上是有两个加同平章事差遣的官员的，有的时候则为三个，这两个人，就是帝国实际意义上的宰相，其中
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首相
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次相
当有第三个同平章事时，则次序为
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首相
同平章事、兼修国史 =次相
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第三相
所以参知政事这个官衔实际上是副相的副相，也就不难理解为啥庆历革新缺乏力度了，比之之后元丰变法神宗为了顶住压力加封王安石为同平章事，仁宗在支持力度上的保留，恰恰让反对派的攻击嗅到了气息和机会。
另外同平章事还有一个用法，沿袭中唐以后拉拢节度使赠同平章事的做法，在节度使衔上加同平章事，则是官员致仕的高级赠官，是为“使相”，但实际上在政事堂并无一席之地，故非宰相。
于是我们来看看整个仁宗朝宰相的任命所暗伏的草蛇灰线吧:
乾兴元年
秋七月辛未…秋七月辛未，冯拯加昭文馆大学士，王曾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这是宋真宗最后的年号，刘娥为了上台，驱逐寇准、扳倒丁谓，被两人压制急于上位的冯拯成了最好的一杆枪，于是结果皆大欢喜，冯拯拿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首相。
这样看似乎斗争的赢家是冯拯，但是请注意那个刚刚被从参知政事提拔到次相位置的王曾。
天圣元年
九月丙寅，冯拯罢，以王钦若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冯拯很快为自己政治嗅觉上的低能付出了代价，刘娥是比寇准、丁谓还要可怕的政治怪物，他被一脚踢开权力中心，很快病逝。真宗朝大搞画符运动的王钦若重新上台，显然刘娥是看中了此人在政治上的逢迎和机嬗，天圣这个“二人圣”年号的运用，标志着刘娥时代拉开了帷幕。
天圣三年
戊申，王钦若卒。十二月癸丑，王曾为门下侍郎、昭文馆大学士，张知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王钦若在重新位相的第三个年头死在了首相的位置上，此人政治嗅觉灵敏，擅于迎合，真宗、刘娥都被他伺候的很舒服，不过真宗时代的画符运动此人是幕后最大的黑手。没有了王钦若的压制，王曾凭借次相的资历顺利上位，而老实人张知白则递补次相。实际张除了清名远洋外政绩一般，刘娥用他，恰恰是看中了他的老实。
天圣六年
二月庚辰，大风，昼晦。壬午，张知白薨。
三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壬子，以张士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老实人张知白干了三年次相，光荣死在任上。时任枢密副使的张士逊破格上位，开启了自己的第一次宰相之旅。
天圣七年
二月…丙寅，张士逊罢，以吕夷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六月...甲寅，王曾罢。
八月...以吕夷简为昭文馆大学士。
澶渊之盟的功臣曹利用作为最后一个前朝大佬终于被刘娥扳倒，枢密院的老朋友张士逊因为帮他说好话忤逆了刘娥，刘娥自然不会容忍这样敢和自己唱反调的宰相，张士逊下台。参知政事吕夷简接位次相，又一位仁宗朝的重量级宰相登台了。
仅仅半年之后，政坛地震，刘娥用这一着不爽的王曾被从首相的位置上驱逐，吕夷简实现了官场三步跳，一步登到首相之位。
明道元年
春二月…庚戌，以张士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这是去年政坛地震的余波，王曾被驱逐以后，张士逊在政事堂已经失去了盟友，刘娥把他召回接任已经空悬了半年之久的次相之位。
天圣年的结束标志着刘娥的政治黄金期逐渐走向衰落，身体愈发沉重而感到死神的她已经开始着手和朝臣和解并为未来仁宗亲政铺好道路。
明道二年
夏四月…己未，吕夷简、张耆、夏竦、陈尧佐、范雍、赵稹、晏殊皆罢。以张士逊为昭文馆大学士，李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冬十月…戊午，张士逊、杨崇勋罢，以吕夷简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如果说天圣七年的政治风波已经可以算作地震，那么这次则简直是飓风，这一年二月刘娥逝世，张士逊和吕夷简为了首相之位展开了殊死搏斗，张士逊一度成功驱逐吕夷简，但是却没有笑到最后，吕夷简成功夺回了首相的位置并暂时放逐了张士逊，真宗朝名宿李迪终于拿到了那份迟到了十余年的宰相任命，晋身次相。
景佑元年
秋七月…己亥，枢密使王曙加同平章事。
李迪的同年、寇准的女婿王曙得到了同平章事这个荣誉加号，于这一年去世，这与宰相无关，他在当年从参知政事的位置上被罢免，得封资政殿学士这种罢相专用加号之后就已经再也没接近过权力漩涡的中心了。
景佑二年
二月...戊辰，李迪罢，以王曾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这是仁宗亲政后的第二年，元老李迪在二十年前就有坚辞宰相的举动，所以这一次当他成为仁宗喜爱的王曾的绊脚石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让位了。
景佑四年
夏四月…甲子，吕夷简、王曾、宋绶、蔡齐罢，以王随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陈尧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吕夷简和王曾在政事堂的斗争导致的结果是两人同归于尽，王随和陈尧佐幸运地上位，不过两人显然只是过渡品...
宝元元年
三月戊戌朔，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罢，以张士逊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章得象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转年陈尧佐和王随就离开了屁股都还没坐热的相位，张士逊迎来了自己仕途的顶点，出任首相，这是他第三次拜相，刘娥执政期间不党不群的章得象给仁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出任次相。
康定元年
五月…壬戌，张士逊致仕，吕夷简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76岁的张士逊走完了自己辉煌的宦海生涯，这位枢密院出身的宰相在位期间知兵知边，然而讽刺的是，就是在这一年，宋夏开战，宋军大败，这也直接导致了张士逊致仕。吕夷简则被召回接任了首相的位置。
庆历二年
秋七月…戊午，大雨雹。以吕夷简兼判枢密院事，章得象兼枢密使，晏殊加平章事。
三川口、好水川两场大败之后，帝国上下陷入了空前的恐慌，这次官场任命就是明证，首相和次相都加上了枢密院的首脑差遣，而原枢密使晏殊则加上政事堂差遣，进入战时状态运转的帝国政事堂以及枢密院打破建制趋于合并，不过讽刺的是，就在这之后仅仅两个月，宋夏战场之上宋军迎来了第三场大败：定川寨之战。
庆历三年
三月...戊子，吕夷简罢为司徒、监修国史，与议军国大事。以章得象为昭文馆大学士，晏殊为集贤殿大学士并兼枢密使
夏四月，甲子，吕夷简罢议军国大事。
九月...戊辰，吕夷简以太尉致仕。
当吕夷简的政敌范仲淹们重新启用后在西北边疆卓有成效之后，吕的首相之位也就失去了公信力，这一年，吕夷简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三月他被下调为次相，晏殊升为第三相，之后一个月他即遭到罢免并在九月致仕。
这位仁宗朝名相虽然被人指责为结党营私、打击政敌，但实际上他在刘娥时期和仁宗亲政时期的政坛上，是大有作为的。章得象由次相递补首相，枢密院首脑长官、北宋第一位大词人晏殊则把自己在政事堂的临时差遣换成了稳定的次相。
庆历四年
九月…庚午，晏殊罢。乙亥，遣使安抚湖南。甲申，以杜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
这年的保州叛乱成为兼领枢密院的晏殊下课的导火索，另一位枢密使杜衍晋身次相。
庆历五年
春正月…乙酉，范仲淹、富弼罢。丙戌，杜衍罢，以贾昌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
夏四月…戊申，章得象罢，以贾昌朝为昭文馆大学士，陈执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
又是一场超级地震！！！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富弼被驱逐，革新派的同情者杜衍一同被排挤出朝廷，之后保守派领袖章得象以使相致仕，保守派的两大干将贾昌朝和陈致中出任首相和次相。
庆历七年
三月…乙未，贾昌朝罢，以陈执中为昭文馆大学士，夏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丁酉，以夏竦为枢密使
贾昌朝因为母丧去味，陈致中递补，保守派另一干将，范仲淹的死敌夏竦晋身次相，然而由于树敌实在过多，未及旬月就被迫回到枢密院
庆历八年
闰月…戊申，文彦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挟平定贝州之乱的功绩，参知政事文彦博登上次相的位置，此人日后将是整个北宋官场的一个传奇...
皇佑元年
八月壬戌，陈执中罢。以文彦博为昭文馆大学士，宋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陈致中下野，文彦博按例升为首相，庆历新政反对者之一的宋庠接任次相。
皇佑三年
三月庚申，宋庠罢
冬十月庚子，文彦博罢，以庞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朝廷两位宰相分别被御史包拯（对，没错，就是包青天）、唐介弹劾去位，西北军方的代表人物庞籍入主政事堂，而且...他是独相。
皇佑五年
闰月…壬申，庞籍罢，以陈执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梁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庞籍先是家人龌龊，接下来得罪了内官，倒台在所难免，陈致中复相，抓经济出身的梁适则被提拔为次相。
至和元年
秋七月...戊辰，梁适罢
八月…丙午，以刘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梁适的次相毕竟只是过渡，“长于吏事”的刘沆很快接任了他。
至和二年
六月戊戌，陈执中罢。以文彦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刘沆监修国史，富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陈执中彻底致仕，文彦博起复，当年庆历新政中的温和派富弼上台为三相，他和文彦博两人都是庞籍向仁宗推荐的，需要注意的是，从庞籍的独相到这次的三相，政事堂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嘉佑元年
十二月壬子，刘沆罢
嘉佑三年
六月丙午，文彦博、贾昌朝罢，以富弼为昭文馆大学士，韩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革新派经过十余年的沉沦终于重新抬头，文彦博罢首相，富弼接任，这是庆历新政中那一批革新官员中出现的第一个首相，革新派另一大干将韩琦亦成为次相。
嘉佑六年
三月己亥，富弼以母丧去位。
庚子，以韩琦为昭文馆大学士，曾公亮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富弼因为母丧离职，韩琦接任首相，庆历党人支持者曾公亮成为次相，此次变动，标志着庆历党人彻底全面接管仁宗政坛，只是可惜此时庆历党人真正的精神领袖范仲淹早已逝世，而此时的庆历党人也丧失了最初的革新图强的抱负，韩琦马上要向天下展示他高超的权谋手腕。而仁宗朝的宰相变动，也在此时走到了尽头。
《宋史（全四十册）》读后感(二)：《四库全書總目·宋史》辩证
《宋史》提要目前有五種，浙本、殿本、文淵閣書前提要為一個系統，文溯閣、文津閣書前提要為一個系統。邵晉涵提要底稿今尚存。今就館臣所言略作辯證。提要全文不錄。
提要云： 然卷四百七十八至卷四百八十三實爲世家六卷，總目未列，蓋偶遺也。
案：世家六卷實混于列傳中，非遺漏，而是體例未當。邵晉涵提要稿云：“然卷四百七十八至卷四百八十三實皆世家也，而連綴於列傳之中，則標目未明矣。”可知館臣刪削邵晉涵提要稿，反而不當。
提要云：又大旨以表章道學爲宗，餘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謬不能殫數。
案：表章道學為宗，指《宋史》於正史中，首列《道學傳》，見於《宋史》卷四二七至四三〇，《道學傳一》列北宋五子，《道學傳二》列程氏門人，《道學傳三》列朱熹、張栻，《道學傳四》列朱子門人。名為《道學傳》，實為程朱理學張本，又著意強化周敦頤、二程、楊時、朱子的道統傳承體系。至清人，道學已僵化，館臣多不喜道學，故批評《宋史》為《道學》立傳，但將此與《宋史》之舛謬相連則無甚道理。
提要云： 柯維騏《宋史新編》僅引《容齋五筆》辨正向敏中、李宗諤數事，未能旁及。
案：所謂《容齋五筆》中向敏中、李宗諤數事，實為《容齋隨筆》，見於卷四“野史不可信”條，非《容齋五筆》。其事見於《宋史》卷二八二《向敏中傳》，為天禧初（1017）向敏中進位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真宗對李宗諤言：“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云云。實際上李宗諤卒於大中祥符五年（1012），此時已卒。而在向敏中前，已有呂端、李沆、王旦、陳堯叟、張齊賢、王欽若六人拜僕射。此事洪邁已經辯證。柯維騏《宋史新編》卷八二《向敏中傳》此事已不存。但《宋史新編》本是刪潤《宋史》而成，此處被刪，或因其無關仕履，並非因柯維騏見到洪邁辯證后有意為之。
提要云：其後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編》，綜覈前後，多所匡糾。
案：邵晉涵所舉《宋史》訛誤基本來自沈世泊《宋史就正編》。但此書僅見於清人徐乾學《傳是樓書目》和馬瀛《唫香僊馆书目》（鈔本，二卷），除邵氏外，僅清嘉庆年间的梁恭辰，在其所著书中言：“《宋史就正編》，至今猶憶讀。”則清中期尚存，今不知下落。
提要云： 如謂《高宗紀》紹興十三年八月戊戌洪皓至自燕，而《洪皓傳》作七月見於内殿。
案：此處文淵閣本書前提要“燕”字下有“京”字，其他的差別是紹興十三年浙本《總目》、文淵閣書前作“二十年”。今檢校《宋史》卷三〇《高宗紀七》，洪皓自金返確為紹興十三年，殿本、文淵閣本《總目》和文淵閣本書前提要均誤，邵晉涵底稿則誤作十二年。而“《洪皓傳》作七月見於内殿”的引述亦有問題。檢校《宋史》卷三七三《洪皓傳》，其中言洪皓見於內殿為紹興十二年七月，而非提要所言的十三年。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下簡稱《系年要錄》）卷一四九，此事的確發生在紹興十三年八月。
提要云：《宋準傳》云李昉知貢舉，擢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取舍非當。太宗怒，召準覆試，後遂行殿試。據《選舉志》，則開寶六年御殿給紙筆，別賜殿試，遂為常制，是太祖時事，誤作太宗。
案：《宋準傳》云：“準開寶中舉進士。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擢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捨非當。太祖怒，召準覆試于便殿。”開寶中為太祖時，“太祖”有些版本作“太宗”，非《宋史》誤，沈世泊所見版本有誤也。而且《宋準傳》並無“後遂行殿試”字句。
提要云：《杜太后傳》云，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長。而《杜審琦傳》則云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審琦居長。
案：《宋史》卷四六三《杜審琦傳》云：“杜審琦，定州安喜人，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審琦最長，其次審玉，次審瓊，次審肇，次審進。”太后昆仲五人，指的是五個兄弟，即審琦、審玉、審瓊、審肇、審進，五人中杜審琦最年長。則《杜太后傳》中所謂太后居長，亦指三女中太后為長。二者並不矛盾。
提要云：又《太后傳》云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據《廷美傳》則其母爲陳國夫人耿氏。
案：秦王廷美之母為陳國夫人耿氏之說為太宗即位後陷害廷美後杜撰。而杜太后過世於建隆二年六月，當時廷美尚無恙。《國史·杜太后傳》撰於此書，故言生廷美。廷美亡后，其傳記自是遵從太宗說法。
提要云：《洪邁傳》云，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贛州。辛卯歲饑，十一年知婺州。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據《本紀》，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學士洪邁言，則淳熙改元當作紹熙改元，乾道無十三年。《傳》云辛卯歲饑，為乾道七年，則十三年上當加“淳熙”二字。
案：“則十三年上當加‘淳熙’二字”，“十三年”年邵晉涵提要稿作“十一年”，當是。
提要云：紹興中，趙鼎以奉國軍節度使出知紹興府，見《宰輔編年錄》，而《宋史》誤作忠武軍。
案：《宋史》卷三六〇《趙鼎傳》：“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秦）檜率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為禮，一揖而去。”可知趙鼎先授忠武軍節度，尋改奉國軍節度。《宋史》與《宰輔編年錄》并不矛盾。
提要云：自柯維騏以下屢有改修，然年代緜邈，舊籍散亡，仍以是書為稿本，小小補苴亦終無以相勝，故考兩宋之事，終以原書爲據，迄今竟不可廢焉。
案：《宋史》素號蕪雜，故欲重修者多。明王洙作《宋史質》，柯維騏發奮自宮，成《宋史新編》。但二書基本刪削《宋史》而成，且其最大意圖在正宋統而黜遼金，王洙甚至不書元年號，以明直接宋統，甚無謂也。清末陸心源有《宋史翼》，該書為傳記類，只有列傳。多取文集碑传、方志，辅以其他史籍，增补《宋史》列传781人、附传64人，每篇皆注明出处。如《宋史》循吏传仅12人，而程师孟已见列传，实11人，且均为北宋人，《宋史翼》所补多至5卷、128人；文苑传96人，而南宋仅11人，《宋史翼》则增102人、附传6人。有清光绪32年（1906年）归安陆氏刊本，俞樾、缪荃孙为序。
認真辯證《宋史》提要稿之後會發現，儘管《宋史》有很多問題，但邵晉涵批評的，基本都有問題，很多吐槽并未到點子上。對於《宋史》的優劣長短，使用者心中自有尺度，切忌人云亦云，不可一概以“蕪雜”論之。
《宋史（全四十册）》读后感(三)：宋史存照
继续在手机上刷，有什么想法整理到这里。
印象里从秦一统六国开始，两汉形式上都姓刘，此后正统王朝一直形式上采用的是禅让制，从曹魏代汉开始直到黄袍加身，国史为前代帝王说好话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前些年一直听人说什么“崖山之后，再无中国”，里面具体内容当然值得探究争议，没有疑问的是成吉思汗和忽比烈带着蒙古骑兵冲锋过来，陆秀夫带着小皇帝一跳海，连形式上的连续性也不存在了。所以脱脱修的宋史从这一事件本身就能体现出蒙古族统治者试图弥补这一遗憾，把自己融入到中国王朝序列里的努力吧。这也是我读宋史的一个出发点。
在形式上，元灭宋后还是找了个宋朝宗室立成皇帝再“禅让”的~
从这里出发，宋史一个最大的优点可能是诚实。虽然仍有春秋笔法的痕迹，对太宗的烛影摇红含蓄地指出“当年改元，能无议乎？”，在孝宗本纪的最后更是来一句“诸帝之谥，仁宗之仁，孝宗之孝，可谓当矣”，一棍子扫倒一大片~~~
自理宗年间以后，宋朝的边境被写成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状态，虽然很少提元朝进攻，却经常赏这功赏那功。连蒙哥大汗去世都是借宋人奏章写的，春秋笔法能用到这地步也真是不容易。
对宋元战争，全部概念只来自郭大侠和襄阳城。现在才知道吕文德在整个战线转战了多少地方，被封了多大官，叛逃后亲朋好友又是怎么上书的。
从唐书才真正开始关注职官志。确实是研究制度史的最好资源，特别是宋史。
宋代也是有节度使的，除了开国初石守信等十节度使以外，历代均有节度使，但北宋多用文臣挂衔以示尊崇，如文彦博。与唐五代有重大区别。直到南宋初年韩世忠等人才有武将挂节度使衔，最多也不超过双节度。
提举京观是另外一个发明。宋代对大臣们的养老问题空前关注。除了各种阁学士（如包龙图），退休后还设立了提举道观这种职位留给前宰相，似乎类似中顾委之类以备咨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宗教和政治的结合到了怎样的程度。
宋史的志书之繁琐细致远过前朝，虽然和写作目的会有关系，本身政治结构之复杂严密也可见一斑。叙迁之制详细描绘了一般官员的升迁轨道。
食货志的计算也是另一个例子，朝廷官员算几亩地的产出投入比，算赋税方式差别，甚至包括提前交未来赋税。大量数字事实的记录使得宋史的食货志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屯田上，反复强调了“弓箭手”这个职业的意义。这是在之前朝代没有的。可能的原因是以下几条：请教了学历史的博士博导，原来弓手在宋代有特殊的意义，兼有治安，屯田等多种职务于一身。但是，这个名字本身仍有值得探究的地方。为什么不叫刀斧手呢？
北宋年间政治最大的事件无疑是王安石变法，事实上，在整个中国政治史上此类变法次数也不是很多，大概汉武帝是一次，莽新是一次，中唐是一次，张居正是一次，洋务派是一次。在食货志里对青苗，免役实施过程，争论作了相当详细的记录。可以看出来宋代的金融业及相关技术已经发展到一个怎样的程度。以至王安石希望用单一货币来取代自古以来的劳力和实物为主的赋税役体系。在此过程中居然出现了东明县民冲击王安石私宅的情况（只读史，不说话），其中的争论主要是新政依赖于对家庭财富存量而非流量的划分实行累进制。从而可以通过家庭结构的改变（析产）实现降等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官府花钱雇人会形成一个专门的衙役阶层。
词人与政治也是另一个话题。虽然唐代看到白居易，李白杜甫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种感觉。但是宋词缠绵的风致更盛，看到在小院香径独徘徊的晏殊当了宰相，看到苏轼知密州除了千骑卷平冈还实践新法。看到辛弃疾带着人马从山东投奔南宋。历史的另一重意味就在这里。读诗时，人物生平是了解这首词的背景；而在正史里，我们能看到在官场活动的这些人的完全不同一面。
由于专业背景的缘故，一直对食货志特别是钱法特别关注。随着历史的演变，钱法无疑越来越复杂。除了莽新改革那次异常事件以外。宋代的钱法是最复杂的。从一开始就面临将五代十国各割据政权的货币统一的困难，之后面对边疆辽与西夏的战争与贡赋，中央财政压力更大。于是铁钱，折五，当十种种皆出。特别是交子和会子更是空前的发明。国家专利收税的商品，一是消费面广，二是需求弹性小，税收稳定。宋史食货志对盐详加论述，与货币有密切关系。会子，交子发行，起初以盐茶香药之利做抵押，开始与其说是货币，不如说是三年期国库券来得贴切，故有三年一界之定。其后随着不断增发，难以按期回收，才出现了不再按期回收的纸钞。相比之下，西方的银行发行钞票来自意大利的金匠，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同时，纸钞一出，伪币问题便无可回避。金属货币可以检验成色，纸钞则是信用货币，早期防伪主要来自用四川的好纸，后期随着发行货币地方愈广，纸质良莠不齐，假币愈演愈烈。
无论盐茶抑或货币，宋代一显著特点是区域化管理。解池盐不得入川，福建人守着海却偏要吃浙江盐。四川发行的交子不得入陕，如此等等。盐法茶法的议论历朝不停，说到底还是市场和计划之争。国家专营，则由政府分配数额运到各地，其数目靠人口统计估算而来。而放开则是商人向政府上税，持证明在指定盐仓提盐到指定范围销售。其中最特别的是边境地区的盐引，相当于利用国家垄断的利润支付了军粮运费（商人带粮食到边境给军事部门仓库，换得盐引可出境卖盐）.
食货志长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关于经济活动的言论空前增加。从宰相到县官，人人都可以上书公开发表自己对某个经济政策的观点。
后妃传和宋史本身长度比起来显得短了很多。脱脱赞扬了宋鉴唐史，后妃问题搞得很好，没出什么毛病。有宋一朝，除了英宗的皇后，即在天龙八部短暂登场一下就便当的“太皇太后”以外，后妃都没武后，韦后那样的权利欲。特别是“元祐太后”，被废过一次之后始终高度敏感。在靖康年间起了重要作用。另外，高宗总把老娘当讲和理由稍微有点假啊~~
宗室传，由于宋代仁宗，高宗几次从宗室选继承人而显得更特殊。诸王名义上挂了很多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等头衔，事实上最重要的任务只是祭祀的亚献、终献。总之，自从三国以来，除了西晋以外，封建制的衰落和中央集权的加强一直是趋势。
开国初年王公大将居然大多干过偷卖木头的事~~
杨家将的故事听了太久，算是比历史故事里最夸张的一个，比三国演义要离谱的多。杨延昭杨六郎就干到本州防御使，潘美也并非小说里那么一无是处，八贤王早早就便当了，根本没机会活到真宗朝。王钦若更远远算不上秦桧那个级别的汉奸，甚至还挂名是《册府元龟》的作者~
宋朝开国武将不少，不过名字都差不多，又很少有人有张飞尉迟敬德之类的名将事迹，听着都没什么感觉。
反而文臣列传，特别是宰相列传有意思的多。朝代的气质可见一斑，吕端大事不糊涂，真宗即位一定要掀起帘子认对人再下拜。李沆早早意识到外部无事皇上就该捣鼓无聊的事。寇准太刚。特别是王旦在澶渊之盟前跟真宗对话能出来“十日无捷报，何如？”“立皇太子”，国家的胆气实在堪忧~~
宋史写的小事总能让我在地铁上读着读着笑出声来。比如王旦开始反对封禅，真宗给了瓶酒，回家打开一看瓶子里都是珠子，从此就不说话了，比如宋代就有钓鱼执法，派人上门出去买酒，卖的人都按私酿抓起来。比如欧阳修他们年轻时一起喝酒，有个老宰相过来骂他们，当年寇准被贬了天天喝，你看他下场怎们样，欧阳修直接顶了句“以余知之，莱公正是老而不知止也”把老头噎得不行。
卖油翁里那个陈康肃公兄弟几个人都是宰相名将，宋初很了不起啊。
到了仁宗年间，百年无事，更是武将寥寥，狄青算是最有名的，也没啥了不起的大战功。边臣们不管什么对外战术战略安排都在算经济账，比如是给钱维持盟好还是打仗，是调其他地方士兵还是就地建设弓箭手屯田或者恢复府兵。
究竟什么算执政呢？中书门下同平章事固然是宰相，连谏议大夫，制诰都能“参知政事”。这个圈子快比常委人还多了吧~~
列传五十八，祖士衡。士衡儿时过外家，有僧善相，见之，语人曰：是儿神骨秀异，他日有名于时，若年过四十，当位极人臣。年三十九，卒于官。
列传六十一，闽人欲报仇，或先食野葛，而后趋仇家求斗，即死其处，以诬仇人。——多惨痛的搏命报仇方式~~
刷过了太多没听过名字的人，到了七十以后终于看到了又一批时代的旗手。
晏殊，原来只知道小园香径独徘徊，但是在政治上却是个急性子，同时以识人而著称，韩琦，范仲淹都得到过他的赏识。文章则只有“文词清丽”四个字。
吕夷简，虽然跟其他人吵过架，还是被归入了贤相序列。
韩琦，不到三十岁就被天下称作“韩公”，两朝定策元勋。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里的入则周公，出则方叔真真正正是在写实。
富弼则是少见的外交家。由于少有的存在一个对等的政治体，自三国以后外交在国家政治中再次有了重要地位。反复争执，来回谈判的故事充满了神来之笔，比如富弼出使时想到身为使者还没看过国书，里面一定有问题，于是打开看了发现果然做了太大让步，又回朝重新换了文书才出发。
欧阳修的文章地位就高得多了，上来就写“文章冠天下”，而且脱脱特意写一大段评论，几百年来的文风被韩愈和欧阳修两个人之力扭转过来，大加赞扬。不管怎么说，修史作为蒙古精英想融入“中国”主流的尝试的努力从很多地方能看出来。
或许是鉴于唐代方镇之乱，北宋对职业军人的限制之严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之前看狄青当枢密使别人有争议还没有意识到，直到看到包拯都当过相当于副总参谋长或者陆军副司令的枢密副使，想想范仲淹韩琦们都在一线带兵。北宋以积弱著称也就不稀奇了。
有个哥们得了病身体萎缩，死的时候身如小儿。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直接出自司马光传。说起来之前看到一个叫司马旦的路人，干了些标准的路人事，后面简简单单地跟了句。“弟光，自有传”~
对苏轼的评价里感叹了仁宗，神宗对苏轼文章推崇备至，可惜终生未得大用，后面又说这可能才是苏轼之所以为苏轼的原因。颇有点苏轼自嘲的“李广难封”的意思。苏轼对司马光废新法太快的争论，举的正是当年司马光对韩琦的例子。
王安石新政是北宋乃至中国财政史经济史上数一数二的大事。尤其是青苗法。从现在的眼光看，这是最早由政府推动的小额信贷试验。其利弊的理论论证在王安石传较少，反而是韩琦，司马光，苏轼等传中更详细。体会最深的一点是，有别于亚当斯密对私人市场的信任和推崇，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普遍担心“愚民”会借钱瞎花不还造成社会问题。
韩世忠是标准的美国梦式的英雄，从平民起家一直到封王。高宗诸将的故事主要得自说岳全传，没想到很多故事都是来自正史。比如岳飞生下来就遇到洪水，母亲抱着他坐在缸里。受教于周侗（没提卢俊义和林冲的事），韩世忠在金山差点捉住兀术。张俊虽然参与了害死岳飞的谋划，但是在抗金上也是很坚定的。
张俊还是谁的儿子。做官很不错，但是因为老爸的缘故从来不敢进岳王庙，后来到湖北当官，觉得自己也不错了，进去了一下，结果立刻就挂了~
李纲是少有的一个人占两篇列传的人，大概是因为从徽宗朝到高宗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有宋三百年，皇上说过的最解气的一句话是完颜亮南下时候对虞允文说的”今更不问和与守，只云战当如何“
张孝祥是我很喜欢的词人，可惜正史的评价是和战不坚决，受虞允文和汤思退两人影响的关系。我读到的两篇应该都是主战时期写的。“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这句我最喜欢，有李白的气魄。
范成大的词是婉约派，政治上却以敢说话，立身正而著称。和晏殊很像。
列传第151
赵汝愚 子崇宪
（汝愚父）母生岁值卯，谓卯兔神也，终其身不食兔。
好人啊！！！！
光宗传位宁宗的事情在本纪里写的很模糊，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继位才两天就喊累。在这篇列传里写的很详细。有宋一代，仁宗和孝宗的传位是政治纷争最大的。光宗更牵扯到了后宫问题，出宫祭祀的时候雷雨大作不能回宫，而光宗喜欢的女人本来就和孝宗关系不好，这晚暴毙。说起来这和清宫四大案的顺治有点像啊。烛影摇红和雍正也有一比。千载以下，当时辅臣的惊慌失措依然可以想见。另外，太上皇除了汉高祖和唐玄宗以外，宋高宗孝宗连续禅让，不光大理的皇帝避位频繁，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都说“海子”是蒙古人带给汉语为数不多的词汇之一，在南宋部分已经出现“三海”这样的词语。虽然也有可能是脱脱他们的说法，但是我还是怀疑这个词有更老的含义。
韩侘胄，史弥远，贾似道，南宋末年被称为奸相云集。（以秦桧为首，宋代的著名奸相貌似也是历朝最多的）但是史弥远的父亲史浩和贾似道他爸贾涉都还不错，史弥远的父亲也是宰相。另一方面，宋代父子宰相之多也是历朝罕见。科举制演变到宋朝产生了固定的行政官僚阶级吗？
列传165洪咨*，哥们上书进谏，老爷子读了一遍，说“吾能吃茄子饭，汝无忧”不知道茄子饭在当时有什么特殊意义，立此存照~~据说这是在土豆和红薯传入中国前最差的粮食~
孟拱参与了宋元结盟灭金之战，无疑是南宋末年第一名将。神雕侠侣中多次路人的大将王坚也是他的手下。
另一个大将王登开庆元年提兵救蜀，夜半突然五脏出血而亡，过了一段时间幕客唐舜申路过汉阳听到有人叫唐的名字，俄而暴卒。仿佛曲笔暗示了一个神秘而残酷的权力斗争。
柳永居然没传~~~苏洵在文学传里，忠义传十篇实在有点太多。只着重看了李若水，陆秀夫。道学传里，更多是说朱熹的生平，特别是作为一个官员的生平。大儒在当时也只是个普通官员而已，当然，太上立德，用自己的学说影响了几百年的中国正统文化，不过怎么批判都是瑕不掩瑜啊。
电子版只到传就没了，读的时候就好奇蔡京他们为什么没传。虽然对王安石大加批驳，定性成千古罪人，毕竟还是和史弥远一样放在本传里，没有落到奸臣传的境地。说起来，人物传后面有个人被大家骂，“小人如李知孝亦云”幸勿要和梁成大同传“，结果同篇下一个就是这个李知孝，真是耳光响亮。
以后有机会再补完吧。先写到这。
《宋史（全四十册）》读后感(四)：读(元)脱脱等撰《宋史（全40册）》
维我大宋，至德有光。
九月壬申，狩近郊，逐兔，马蹶坠地，因引佩刀刺马杀之。既而悔之，曰：“吾为天下主，轻事畋猎，又何罪马哉！”自是遂不复猎。
命诸州大索知天文术数人送阙下，匿者论死。时术数甚行。
己巳，以岁蝗旱祷雨弗应，手诏宰相吕蒙正等：“朕将自焚，以答天谴。”翌日而雨，蝗尽死。屡次号称自焚还可以。
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哀矜恻怛，勤以自励，日晏忘食。至于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卒有五兵不试、禾稼荐登之效。
宋真宗其实对于宋朝的制度和战略是关键人物。与契丹结盟，着重于内政而停止开辟新疆土。其实给辽朝的岁贡相对宋朝的年入来说很少，这笔生意是赚了的。宋朝也无力在那么长的边境线上开展防守。
冬十月戊子，上御蔬食。庚寅，以巡幸，置考制度使、副，凡巡幸则命之。是夕，五星顺行同色。辛卯，车驾发京师，扶侍使奉天书先道。丙申，次澶州，宴周莹于行宫。戊戌，许、郓、齐等州长吏赴泰山陪位。辛丑，驻跸郓州，神光起昊天玉册上。甲辰，诏扈从人毋坏民舍、什器、树木。丁未，法驾入乾封县奉高宫。戊申，王钦若等献泰山芝草三万八千余本。己酉，五色云起岳顶。庚戌，法驾临山门，黄云覆辇，道经险峻，降辇步进。先夕大风，至是顿息。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圜台，陈天书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帝衮冕奠献，庆云绕坛，月有黄光。命群臣享五方帝诸神于山下封祀坛，上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降谷口，日有冠戴，黄气纷郁。壬子，禅社首，如封祀仪。紫气下覆，黄光如星绕天书匣。纵四方所献珍禽奇兽。还奉高宫，日重轮，五色云见。作会真宫。癸丑，御朝觐坛之寿昌殿，受群臣朝贺。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文武并进秩。赐致仕官本品全奉一季，京朝官衣绯绿十五年者改赐服色。令开封府及所过州军考送服勤词学、经明行修举人，其怀材抱器沦于下位，及高年不仕德行可称者，所在以闻。三班使臣经五年者与考课。两浙钱氏、泉州陈氏近亲，蜀孟氏、湖南马氏、荆南高氏、广南河东刘氏子孙未食禄者，听叙用。赐天下酺三日。改乾封县为奉符县。泰山七里内禁樵采。大宴穆清殿。又宴近臣、泰山父老于殿门，赐父老时服、茶帛。甲寅，复常膳。次太平驿，赐从官辟寒丸、花茸袍。丙辰，次兖州，以州为大都督府。
十一月戊午，幸曲阜县，谒文宣王庙，靴袍再拜。幸叔梁纥堂。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谥孔子曰玄圣文宣王，遣官祭以太牢，给近便十户奉茔庙，赐其家钱三十万，帛三百匹。以四十六世孙圣佑为奉礼郎，近属授官、赐出身者六人。追谥齐太公曰昭烈武成王，令青州立庙；周文公曰文宪王，曲阜县立庙。辛酉，赐诸蕃使袍笏。壬戌，次中都县，幸广相寺。癸亥，次郓州，幸开元寺。丁卯，赐曲阜孔子庙经史。辛未，幸河渎庙，加封。癸酉，曲宴永清军节度使周莹，赐兵士缗钱。丁丑，帝至自泰山，奉天书还宫。壬午，诏以正月三日为天庆节。甲申，命王旦奉上太祖、太宗谥册，亲享太庙。乙酉，大宴含光殿。十二月辛卯，御乾元殿受尊号。庚子，葛霸卒。辛丑，王旦加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楚王元佐加太傅，宁王元偓为护国军节度，舒王元偁为平江、镇江军节度，并兼侍中；广陵郡王元俨进封荣王，安定郡公惟吉为威德军节度，余进秩有差。癸卯，幸上清宫、景德开宝寺。王钦若加礼部尚书。甲辰，张齐贤为右仆射，温仲舒、寇准并为户部尚书，王化基、邢昺、郭贽并为礼部尚书。诏天下宫观陵庙，名在地志，功及生民者，并加崇饰。戊申，以德雍、德文、德存、惟正、惟忠、惟叙、惟和、惟宪并领诸州刺史，允升、允言、允成、允宁、允中并为各卫将军。庚戌，幸元偁宫视疾。又幸元偓宫。辛亥，交阯郡王黎至忠加同平章事。壬子，幸元偁宫。契丹使上将军萧智可等来贺。是岁，西凉府、甘州、三佛齐、大食国、西南蕃等来贺封禅。诸路言岁稔，米斗七八钱。
乙巳，讹言帽妖至京师，民夜叫噪达曙，诏捕尝为邪法人耿概等弃市。辛亥，彗出北斗魁。
赞曰：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交子——北宋货币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货币的准备金很重要。美元必须与其财务状况挂钩。
夏四月丙申朔，出大行皇太后遗留物赐近臣。壬寅，追尊宸妃李氏为皇太后，至是帝始知为宸妃所生。
庚子，契丹遣使以伐夏师还来告。
北宋的核心事件就是确立中央官僚体系、外交和军事、王安石变法与党争。
从对蔡京的评价，可以看到一个高级官员的生存之难。
宋徽宗原以为收复幽云，是历史性功绩，但没想到引来的是北部盟约破灭，金人入侵。
傅、正彦之乱对赵构心理影响很大，其对武人有戒心。
岳飞乞并统淮西兵以复京畿、陕右，许之，命飞尽护王德等诸将军。既而秦桧等以合兵为疑，事遂寝。
丙寅，诏曰：“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鼓倡浮言，以惑众听，至有伪撰诏命，召用旧臣，抗章公车，妄议边事，朕甚骇之。自今有此，当重置典宪。”
孝宗当时的货币改革。对铜钱、铁钱、交子等的货币实验。
韩侂胄所组织的对朱熹的集中攻击。
理宗本纪对于元军南侵记述故意缺失甚多。
由其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
二月戊寅朔，世杰部将陈宝降。己卯，都统张达以夜袭大军营，亡失甚众。癸未，有黑气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杰以淮兵殊死战。至午潮上，张弘范攻其南，南北受敌，兵士皆疲不能战。俄有一舟樯旗仆，诸舟之樯旗遂皆仆。世杰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军。诸军溃，翟国秀及团练使刘俊等解甲降。大军至中军，会暮，且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以十余舟夺港而去，陆秀夫走卫王舟，王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昺死，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遂赴海死，世杰葬之海滨，已而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
北斗与辅星为八，而《汉志》云九星，武密及杨维德皆采用之。《史记索隐》云：“北斗星间相去各九千里。其二阴星不见者，相去八千里。”而丹元子《步天歌》亦云九星，《汉书》必有所本矣。
旧史自太祖而嘉禾、瑞麦、甘露、醴泉、芝草之属，不绝于书，意者诸福毕至，在治世为宜。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务以符瑞文饰一时，而丁谓、蔡京之奸，相与傅会而为欺，其应果安在哉？高宗渡南，心知其非，故《宋史》自建炎而后，郡县绝无以符瑞闻者，而水旱、札瘥一切咎征，前史所罕见，皆屡书而无隐。于是六主百五十年，兢兢自保，足以图存。
《易·震》之《彖》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人君致福之道，有大于恐惧修省者乎？昔禹致群臣于会稽，黄龙负舟，而执玉帛者万国。孔甲好鬼神，二龙降自天，而诸侯相继畔夏。桑谷共生于朝，雉升鼎耳而雊，而大戊、武丁复修成汤之政。穆王得白狼、白鹿，而文、武之业衰焉。徐偃得朱弓矢，宋湣有雀生鹯，二国以霸，亦以之亡。大概征之休咎，犹卦之吉凶，占者有德以胜之则凶可为吉，无德以当之则吉乃为凶。故德足胜妖，则妖不足虑；匪德致瑞，则物之反常者皆足为妖。妖不自作，人实兴之哉！今因先后史氏所纪休咎之征，汇而辑之，作《五行志》。
治理黄河西流问题，对于宋代有突出影响。
是岁，知杭州苏轼浚茆山、盐桥二河，分受江潮及西湖水，造堰闸，以时启闭。初，杭近海，患水泉咸苦，唐刺史李泌始导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复浚西湖，引水入运河，复引溉田千顷。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后废而不理。至是，葑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运河失湖水之利，取给于江潮，潮水淤河，泛溢阛阓，三年一浚，为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几废。轼既浚二河，复以余力全六井，民获其利。
元符元年，左司员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气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议，以为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质，阳所宜也；北效用上和香，以地于人亲，宜加杂馥。今令文北极天皇而下皆用湿香，至于众星之位，香不复设，恐于义未尽。」
又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体解，荐腥则解为十一体。今亲祠南郊，正配位之俎，不殊左右胖，不分贵贱，无豚解、体解之别。请郊庙荐腥，解其牲两髀、两肩、两肋并脊为七体，左右胖俱用。其载于俎，以两髀在端，两肩、两肋次之，脊居中，皆进末。至荐熟，沉肉于汤，止用右胖。髀不升俎，前后肱骨离为三，曰肩、臂、臑。后髀股骨去体离为二，曰肫、胳。前脊谓之正脊，次直谓之脡脊，阔于脡脊谓之横脊，皆二骨。肋骨最后二为短肋，旁中二为正肋，最前二为代肋。若升俎，则肩、臂臑在上端，膊、胳在下端，脊、肋在中央。其俎之序，则肩、臂、臑、正脊、脡脊、横脊、代肋、长肋、短肋、膊、胳凡十一体，而骨体升俎，进神坐前如少牢礼，皆进下。其牲体各预以半为腥俎，半为熟俎，肠胃肤俎亦然。」
《周官》：司仪掌九仪宾客摈相，诏王南乡以朝诸侯。「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大客之仪，以亲诸侯」。盖君臣之际体统虽严，然而接以仁义，摄以威仪，实有宾主之道焉。是以《小雅•鹿鸣》燕其臣下，皆以嘉宾称之。宋之朝仪，政和详定五礼，列为宾礼。今修《宋史》，存其旧云。
礼法记述甚为详细。
四曰舞不象成。国朝郊庙之乐，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节六变：一变象六师初举，所向宜北；二变象上党克平，所向宜北；三变象维扬底定，所向宜东南；四变象荆湖来归，所向宜南；五变象邛蜀纳款，所向宜西；六变象兵还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发扬蹈厉、进退俯仰，既不足以称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节尤无法度，则舞不象成也。
秋七月，景钟成。景钟者，黄钟之所自出也。垂则为钟，仰则为鼎。鼎之大，终于九斛，中声所极。制炼玉屑，入于铜齐，精纯之至，音韵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龙，惟天子亲郊乃用之。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于是命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为之铭。其文曰：「天造我宋，于穆不已。四方来和，十有二纪。乐象厥成，维其时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龙受之，天地一指。于论景钟，中声所止。有作于斯，无袭于彼。九九以生，律吕根柢。维此景钟，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中峙。天子万年，既多受祉。维此景钟，上帝命尔。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宝之，宋乐之始。」用玉屑注入大钟。
鼓吹者，军乐也。昔黄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凯歌，以建威武、扬德风、厉士讽敌。其曲有《灵夔竞》、《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名，《周官》所谓“师有功则凯歌”者也。汉有《朱鹭》等十八曲，短箫铙歌序战伐之事，黄门鼓吹为享宴所用，又有骑吹二曲。说者谓列于殿庭者为鼓吹，从行者为骑吹。魏、晋而下，莫不沿尚，始有鼓吹之名。江左太常有鼓吹之乐，梁用十二曲，陈二十四曲，后周亦十五曲。唐制，大驾、法驾、小驾及一品而下皆有焉。
公服。凡朝服谓之具服，公服从省，今谓之常服。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时朱熹尝欲罢诗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其《私议》曰：「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今《乐经》亡而《礼经》阙，二戴之《礼》已非正经，而又废其一。经之为教已不能备，而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皆不可阙者。而学者一旦岂能尽通？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使之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凡《易》、《诗》、《书》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记》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试策各二道。又使治经者各守家法，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史，而皆可用于世矣。」其议虽未上，而天下诵之。由此儒学大盛。
科目既设，犹虑不能尽致天下之才，或韬晦而不屑就也，往往命州郡搜罗，而公卿得以荐言。若治平之黄君俞，熙宁之王安国，元丰则程颐，元祐则陈师道，元符则徐积，皆卓然较著者也。时与程颐并称者数人。
昔武王克商，史臣纪其成功，有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后世曰爵，曰官，曰职，分而任之，其原盖始乎此。然周初之制，已不可考。周公作六典，自天官冢宰而下，小大高下，各帅其属以任其事，未闻建官而不任以事，位事而不命以官者；至于列爵分土，此封建诸侯之制也，亦未闻以爵以土，如后世虚称以备恩数者也。秦、汉及魏、晋、南北朝，官制沿革不常，不可殚举。后周复《周礼》六典官称，而参用秦、汉。隋文帝废《周礼》之制，惟用近代之法。唐承隋制，至天授中，始有试官之格，又有员外之置，寻为检校、试、摄、判、知之名。其初立法之意未尝不善，盖欲以名器事功甄别能否，又使不肖者绝年劳序迁之觊觎。而世戚勋旧之家，宠之以禄，而不责以猷为。其居位任事者，不限资格，使得自竭其所长，以为治效。且黜陟进退之际，权归于上，而有司若不得预。殊不知名实混殽，品秩贸乱之弊，亦起于是矣。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板位，流外考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涖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堂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时人语曰：“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虚名不足以砥砺天下若此。外官，则惩五代藩镇专恣，颇用文臣知州，复设通判以贰之。阶官未行之先，州县守令，多带中朝职事官外补；阶官既行之后，或带或否，视是为优劣。
凡文武官绫纸五种，分十二等。纸的制作工艺之高，装饰之精细，令人惊叹。
昔武王克商，访箕子以治道，箕子为之陈《洪范》九畴，五行五事之次，即曰“农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货为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国家之政兴焉。是故食货而下，五卿之职备举于是矣：宗伯掌邦礼，祀必有食货而后仪物备，宾必有食货而后委积丰；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奠于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兴于礼义；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货而后可远于刑罚；司马掌邦政，兵必有食货而后可用于征戍。其曰“农用八政”，农，食货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货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范》八政之意欤。
太祖起兵间，有天下，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支之势，故于兵食为重。
初，神宗既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安石为帝言天下财利所当开辟敛散者，帝然其说，遂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安石因请以著作佐郎编校集贤书箱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自是专一讲求立为新制，欲行青苗之法。苏辙自大名推官上书，召对，亦除条例司检详文字。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言，汉常平法耳，公诚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现在看来,王安石的很多做法十分超前,超出了当时政权的执行能力,而且后来实行时前后反复,十分混乱.即便现在,中国推行类似其青苗法的农村小额贷款时也十分谨慎.
自崇宁来钞法屡更，人不敢信，京师无见钱之积，而给钞数倍于昔年。钞至京师，无钱可给，遂至钞直十不得一。边郡无人入中，籴买不敷，乃以银绢、见钱品搭文钞，为籴买之直。民间中籴，不复会算钞直，惟计银绢、见钱，须至高抬粮草之价，以就虚数。致使官价几倍于民间，斗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余钱，军储不得不阙，财用不得不匮。如解盐钞每纸六千，今可直三千，商旅凡入东南末盐钞，乃以见钱四分、盐引六分，榷货务惟得七十千之入，而东南支盐，官直百千，则盐本已暗有所损矣。可见当时政府已经面临了纸钞缺乏准备金的问题。
八月，侍御史刘琦、侍御史里行钱顗等言：“向小人，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琦、顗皆坐贬。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昔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今此论复兴，众口纷然，皆谓其患必甚于汉。何者？方今聚敛之臣，材智方略，未见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有，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辙亦坐去官。贱买贵卖，争利于民，当今的土地财政和垄断国企也存在这种问题。从激发经济活力和防止垄断寻租来看，中国的发展重点还是应该放在能够在细分市场有极强创新和竞争能力的新型中小企业上。
至道元年，帝阅禁兵有挽强弩至一石五斗，连二十发而有余力者，顾谓左右曰：「今宇内阜安，材武间出，弧矢之妙，亦近代罕有也。」又令骑步兵各数百，东西列阵，挽强彀弩，视其进退发矢如一，容止中节，因曰：「此殿庭间数百人尔，犹兵威可观，况堂堂之阵数万成列者乎！」
政和三年，秦凤路经略安抚使何常奏：
自古行师用兵，或骑或步，率因地形。兵法曰：「蕃兵惟劲马奔冲，汉兵惟强弩掎角。」盖蕃长于马，汉长于弩也。今则不然。西贼有山间部落谓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溪润，最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每于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险之处遇敌，则多用步跋子以为击刺掩袭之用。此西人步骑之长也。我诸路并塞之民，皆是弓箭手地分，平居以田猎骑射为能，缓急以追逐驰骋相尚。又沿边土兵，习于山川，惯于驰骤。关东戍卒，多是硬弩手及摽牌手，不惟扞贼劲矢，亦可使贼马惊溃。此中国步骑之利也。
至道中，王超、丁罕等讨继迁，是时马上用弩，遇贼则万弩齐发，贼不能措手足而遁。又元丰间，刘昌祚等趋灵州，贼众守隘，官军不能进。于是用牌子为先锋，贼下马临官军，其势甚盛，昌祚等乃以牌子踢跳闪烁，振以响环，贼马惊溃。若遇贼于山林险隘之处，先以牌子贼，次以劲弓强弩与神臂弓射贼先锋，则矢不虚发，而皆穿心达臆矣。或遇贼于平原广野之间，则马上用弩攒射，可以一发而尽殪。兼牌子与马上用弩，皆已试之效，不可不讲。前所谓劲马奔冲，强弩掎角，其利两得之，而贼之步跋子与铁鹞子皆不足破也。又步兵之中，必先择其魁健材力之卒，皆用斩马刀，别以一将统之，如唐李嗣业用陌刀法。遇铁鹞子冲突，或掠我阵脚，或践踏我步人，则用斩马刀以进，是取胜之一奇也。
宋史记述训练及阵法甚明，如五阵，九阵等战法，北宋全盛时期军力并不弱，只是后来朝纲紊乱积弱而已。
九年，臣僚言：「比者招募军兵，一时徒取充数，以觊赏格。涅刺之后，更不教阅。主兵官苦以劳役，日夜罔休，一或少违，即罹囹圄，榜掠之酷，兵不堪命，而死者逃者接踵也。今请以新招军分隶诸队，使之熟纪律，习事艺，或旬或月上各郡阅试。」盖弊至于此，而训练之制大坏矣。
熙宁元年，始命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西上阁门使李评料简弓弩而增修之。若水进所造神臂弓，实李宏所献，盖弩类也。以檿为身，檀为弰，铁为登子枪头，铜为马面牙发，麻绳扎丝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长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长数寸，射三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笴。帝阅而善之。于是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
咸淳九年，沿边州郡，因降式制回回炮，有触类巧思，别置炮远出其上。且为破炮之策尤奇。其法，用稻穰草成坚索，条围四寸，长三十四尺，每二十条为束，别以麻索系一头于楼后柱，搭过楼，下垂至地，栿梁垂四层或五层，周庇楼屋，沃以泥浆，火箭火炮不能侵，炮石虽百钧无所施矣。且轻便不费财，立名曰「护陴篱索。」是时兵纪不振，独器甲视旧制益详。是为复合装甲。
理宗起自民间，具知刑狱之弊。初即位，即诏天下恤刑，又亲制《审刑铭》以警有位。每岁大暑，必临轩虑囚。自谋杀、故杀、斗杀已杀人者，伪造符印、会子，放火，官员犯入己赃，将校军人犯枉法外，自余死罪，情轻者降从流，流降从徒，徒从杖，杖已下释之。大寒虑囚，及祈晴祈雪及灾祥，亦如之。有一岁凡数疏决者。后以建康亦先朝驻跸之地，罪人亦得视临安减降之法。帝之用刑可谓极厚矣，而天下之狱不胜其酷。每岁冬夏，诏提刑行郡决囚，提刑惮行，悉委倅贰，倅贰不行，复委幕属。所委之人，类皆肆行威福，以要馈遗。监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则令入其当黥之由，意所欲杀，则令证其当死之罪，呼喝吏卒，严限日时，监勒招承，催促结款。而又擅置狱具，非法残民，或断薪为杖，掊击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夹两脰，名曰「夹帮」；或缠绳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脑箍」；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痛深骨髓，几于殒命。富贵之家，稍有罥偏，动籍其赀。又以趁办月桩及添助版帐为名，不问罪之轻重，并从科罚。大率官取其十，吏渔其百。
诸重刑，皆申提刑司详覆，或具案奏裁，即无州县专杀之理，往往杀之而待罪。法无拘锁之条，特州县一时弹压盗贼奸暴，罪不至配者，故拘锁之，俾之省愆。或一月、两月，或一季、半年，虽永锁者亦有期限，有口食。是时，州县残忍，拘锁者竟无限日，不支口食，淹滞囚系，死而后已。又以己私摧折手足，拘锁尉砦。亦有豪强赂吏，罗织平民而囚杀之。甚至户婚词讼，亦皆收禁。有饮食不充，饥饿而死者；有无力请求，吏卒凌虐而死者；有为两词赂遗，苦楚而死者。惧其发觉，先以病申，名曰「监医」，实则已死；名曰「病死」，实则杀之。至度宗时，虽累诏切责而禁止之，终莫能胜，而国亡矣。
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卷八万有奇。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三万卷，则旧书之传者。至是盖亦鲜矣。陵迟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隋时书籍甚多，是汉以来著述极丰之例证。
《诸蕃进贡令式》十六卷董毡、鬼章一，阇婆一，占城一，层檀一，大食一，勿巡一，注辇一，罗、龙、方、张、石蕃一，于阗，拂菻一，交州一，龟兹、回鹘一，伊州、西州、沙州一，三佛齐一，丹眉流一，大食陀婆离一，大俞卢和地一。人类历史上著述极多，但传世只是很少一部分。
周人尊祖之诗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盖推本后稷之所自出，以为王迹之所由基也。宋之兴，虽由先世积累，然至宣祖功业始大。昭宪杜后实生太祖、太宗，内助之贤，母范之正，盖有以开宋世之基业者焉。观其训太祖以《无逸》治天下，至于豫定太宗神器之传，为宗社虑，盖益远矣。厥后慈圣光献曹后拥佑两朝，宣圣烈高后垂帘听政，而有无祐之治。南渡而后，若高宗之以母道事隆祐，孝宗奉明慈怡愉之乐，皆足以为百王法程。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昭宪垂裕之功，至是茂矣。旧史称昭宪性严毅，有礼法。《易》之《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终吉。」其是之谓欤。作《后妃传》。昭宪教化，恩泽后世。
后既诛侂胄，弥远日益贵用事。嘉定十四年，帝以国嗣未定，养宗室子贵和，立为皇子，赐名竑。弥远为丞相，既信任于后，遂专国政，竑渐不能平。初，竑好琴，弥远买美人善琴者纳之，而私厚美人家，令伺皇子动静。竑嬖之，一日，竑指舆地图示美人曰：「此琼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弥远于此地。」美人以告弥远。竑又书字于几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弥远腹心，走白弥远。弥远大惧，阴蓄异志，欲立他宗室子昀为皇子，遂阴与昀通。
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质等惮帝英睿，每事辄具劄子进呈，具言曰：「如此庶尽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从之。由是奏御浸多，始废坐论之礼。
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赍甚厚。
已而，太祖欲使符彦卿管军，赵普屡谏，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权，太祖不从。宣已出，普复怀之，太祖迎谓之曰：「岂非符彦卿事耶？」对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罢，乃出彦卿宣进之，太祖曰：「果然，宣何以复在卿所？」普曰：「臣托以处分之语有侏亻离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太祖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厚，彦卿岂负朕耶。」普对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
性谦退，折节下士，每朝廷使至，虽卑位必降阶送迎，周旋尽礼。左右或曰：「王位尊崇，无自谦抑。」景曰：「人臣重君命，固当如是，我惟恐不谨耳。」初封郡王，朝廷以吏部尚书张昭将命，景尤加礼重，以万余缗遗昭。左右或言其过厚，景曰：「我在行伍间，即闻张尚书名，今使于我，是朝廷厚我也，岂可以往例为限耶？」
论曰：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
未尝乏也。求其始终一心，休戚同体，贵为国卿，亲若家相，若宋太祖之于赵普，
可谓难矣。陈桥之事，人谓普及太宗先知其谋，理势或然。事定之后，普以一枢
密直学士立于新朝数年，范、王、魏三人罢相，始继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普
不亟于得政。及其当揆，献可替否，惟义之从，未尝以勋旧自伐。偃武而修文，
慎罚而薄敛，三百余年之宏规，若平昔素定，一旦举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
终身以轻动为戒，后皆如其言。家人见其断国大议，闭门观书，取决方册，他日
窃视，乃《鲁论》耳。昔傅说告商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
永世，匪说攸闻。”普为谋国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蓍龟圣模，宋之为治，气象
醇正，兹岂无助乎。晚年廷美、多逊之狱，大为太宗盛德之累，而普与有力焉。
岂其学力之有限而犹有患失之心欤？君子惜之。赵普原修吏道，后喜读书，此人应深入研究。
周祖与琼情好尤密，尝造琼，见其危坐读书，因问所读何书，琼曰：“此《阃外春秋》，所谓以正守国，以奇用兵，较存亡治乱，记贤愚成败，皆在此也。”周祖令读之，谓琼曰：“兄当教我。”
宋琪所言兵事，是研究当时北方地理及军法的重要材料。
宋史庸碌之辈列传篇幅过多。
仲游为文切于事理而有根柢，不为浮夸诡诞、戏弄不庄之语。苏轼在馆阁，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
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语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犹抱石而救溺也。
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仲游予之书曰：
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则不足之情，可不预治哉？
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论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可行矣。
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基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
光、轼得书耸然，竟如其虑。
至道元年，加给事中。时太宗在位久，冯拯等上疏乞立储贰，帝怒，斥之岭南，中外无敢言者。准初自青州召还，入见，帝足创甚，自褰衣以示准，且曰：「卿来何缓耶？」准对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师。」帝曰：「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曰：「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帝遂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皇太子。庙见还，京师之人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帝闻之不怿，召准谓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语后嫔，宫中皆前贺。复出，延准饮，极醉而罢。
初，张咏在成都，闻准入相，谓其僚属曰：「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及准出陕，咏适自成都罢还，准严供帐，大为具待。咏将去，准送之郊，问曰：「何以教准？」咏徐曰：「《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准莫谕其意，归取其传读之，至「不学无术」，笑曰：「此张公谓我矣。」
准于太宗朝论建太子，谓神器不可谋及妇人、谋及中官、谋及近臣。此三言者，可为万世龟鉴。澶渊之幸，力沮众议，竟成隽功，古所谓大臣者，于斯见之。然挽衣留谏，面诋同列，虽有直言之风，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与，致启怀政邪谋，坐窜南裔。勋业如是而不令厥终，所谓「臣不密则失身」，岂不信哉！
契丹既受盟，寇准以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钦若忌准，欲倾之，从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帝愀然曰：“为之奈何？”钦若度帝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惮旦，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得以圣意喻之，宜无不可。”乘间为旦言，
旦黾勉而从。帝犹尤豫，莫与筹之者。会幸秘阁，骤问杜镐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镐老儒，不测其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帝由此意决，遂召旦饮，欢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之，皆珠也。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
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内臣周怀政偕行，或乘间请见，旦必俟从者尽至，冠带出见于堂皇，白事而退。后怀政以事败，方知旦远虑。内臣刘承规以忠谨得幸，病且死，求为节度使。帝语旦曰：“承规待此以瞑目。”旦执不可，曰：“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内臣官不过留后。限制内官，亦有名臣之力。
召对迩英阁，帝问《乾卦》，昌朝上奏曰：“《乾》之上九称：‘亢龙有悔。’悔者，凶灾之萌，爻在亢极，必有凶灾。不言凶而言悔者，以悔有可凶可吉之义，修德则免悔而获吉矣。‘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圣人用刚健之德，乃可决万机。天下久盛，柔不可以济，然亢而过刚又不能久。独圣人外以刚健决事，内以谦恭应物，不敢自矜为天下首，乃吉也。”
及太后崩，帝见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犹数引其衣若有所属，何也？”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岂可见先帝于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敛。宋亦有后宫内官之患，依靠文臣力争而未生。
尝得《安南行军法》读之，仿其制，部分正兵弓箭手人马，团为九将，合百队，分左右前后四部。队有驻战、拓战之别，步骑器械，每将皆同。以蕃兵人马为别队，各随所近分隶焉。诸将之数，不及正兵之半，乃所以制之。处老弱于城砦，较其远近而为区别。使蕃、汉无得相杂，以防其变。具为书上之。
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
尹洙为经略判官，青以指使见，洙与谈兵，善之，荐于经略使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材也。”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
青为人慎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同饥寒劳苦，虽敌猝犯之，无一士敢后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与将佐。始，与孙沔破贼，谋一出青，贼既平，经制余事，悉以诿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叹其勇，既而服其为人，自以为不如也。尹洙以贬死，青悉力赒其家事。子谘、咏，并为阁门使。咏数有战功。
改翰林学士承旨，复兼侍读学士。帝读《史记龟策传》，问：“古人动作必由此乎？”对曰：“古有大疑，既决于己，又询于众，犹谓不有天命乎，于是命龟以断吉凶。所谓‘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盖圣人贵诚，不专人谋，默与神契，然后为得也。”帝善其对
臣尝读汉史，李广之屯兵行师也，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远於斥候，未尝遇害，而广终为名将，士卒乐用。又唐高祖之备北边也，选颈兵为游骑，不赍军粮，随逐水草，遇敌则杀，当时以为得策。愿於边将中，不以名位高卑，但择其武勇谋略素为众所推服者，取十人焉。人付骑士五十，器甲完备，轻赍粮糗，逐水草以为利，往复扞御。不令入郡邑，不许聚处，遇有寇兵，随时掩捕。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救应。缘边州郡守城兵帅，即坚壁以待之。遇游骑近城，掩杀边寇，内量出兵甲援救。如此，则乘城者不坚闭垒门，免坐观於胜负；捍边者不苟依郡郭，可行备於寇攘。虽匪良筹，且殊胶柱。此游击战术，应为毛所用。
慥字季常，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在岐下，尝从两骑挟二矢与苏轼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乃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轼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晚年皆弃不取。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徒步往来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与世相闻，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遣像乎？」因谓之「方山子。」及苏轼谪黄，过岐亭，识之，人始知为慥云。可见英才不可自谓，人有才学而他人自知。
益、利岁饥，为体量安抚使。异时郡县督赋调繁急，市上供绮绣诸物不予直，琦为缓调蠲给之，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活饥民百九十万。赵元昊反，琦适自蜀归，论西师形势甚悉，即命为陕西安抚使。刘平与贼战，败，为所执，时宰入他诬，收系平子弟，琦辨直其冤。
进弼枢密直学士，辞曰：「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遂为使报聘。既至，六符来馆客。弼见契丹主问故，契丹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将以何为？群臣请举兵而南，吾以谓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身谋耳。」契丹主惊曰：「何谓也？」弼曰：「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土宇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然壮士健马物故太半。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门者，以备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旧，民兵亦补阙，非违约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详。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晋以卢龙赂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皆异代事。若各求地，岂北朝之利哉？」
既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坚欲十县，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为祖宗守国，岂敢妄以土地与人。北朝所欲，不过租赋尔。朕不忍多杀两朝赤子，故屈己增币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败盟，假此为词耳。澶渊之盟，天地鬼神实临之。今北朝首发兵端，过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猎，引弼马自近，又言得地则欢好可久。弼反覆陈必不可状，且言：「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猎罢，六符曰：「吾主闻公荣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结昏可议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契丹主谕弼使归，曰：「俟卿再至，当择一受之，卿其遂以誓书来。」
富弼使北立功甚大。
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有将才，名臣也。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迁，内外须在职满三年，在京百司非选举而授，须通满五年，乃得磨勘，庶几考绩之法矣。二曰抑侥幸。罢少卿、监以上乾元节恩泽；正郎以下若监司、边任，须在职满二年，始得荫子；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职，任子之法无冗滥矣。三曰精贡举。进士、诸科请罢糊名法，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赐第以上，皆取诏裁。余优等免选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选。进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责实矣。四曰择长官。委中书、枢密院先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大藩知州；次委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诸路监司举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知县、令。限其人数，以举主多者从中书选除。刺史、县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廪给不均，何以求其为善耶？请均其入，第给之，使有以自养，然后可以责廉节，而不法者可诛废矣。六曰厚农桑。每岁预下诸路，风吏民言农田利害，堤堰渠塘，州县选官治之。定劝课之法以兴农利，减漕运。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废者可兴矣。七曰修武备。约府兵法，募畿辅强壮为卫士，以助正兵。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省给赡之费。畿辅有成法，则诸道皆可举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违者，重置于法；别遣使按视其所当行者，所在无废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几，旋即厘改。请政事之臣参议可以久行者，删去烦冗，裁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于数变更矣。十曰减徭役。户口耗少而供亿滋多，省县邑户少者为镇，并使、州两院为一，职官白直，给以州兵，其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民无重困之忧矣。
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职，汉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书，古天官冢宰也，枢密院，古夏官司马也。四官散于群有司，无三公兼领之重。而二府惟进擢差除，循资级，议赏罚，检用条例而已。上非三公论道之任，下无六卿佐王之职，非治法也。臣请仿前代，以三司、司农、审官、流内铨、三班院、国子监、太常、刑部、审刑、大理、群牧、殿前马步军司，各委辅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轻、事有利害者，并从辅臣予夺：其体大者，二府佥议奏裁。臣请自领兵赋之职，如其无补，请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参知政事贾昌朝领农田，仲淹领刑法，然卒不果行。
苏辙论殿试策问，引汉昭变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汉武比先帝？」辙下殿待罪，众不敢仰视。纯仁从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事之始，进退大臣，不当如诃叱奴仆。」右丞邓润甫越次曰：「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纯仁曰：「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哲宗曰：「人谓秦皇、汉武。」纯仁曰：「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哲宗为之少霁。辙平日与纯仁多异，至是乃服谢纯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辙竟落职知汝州。
介自是数与安石争论。安石强辩，而帝主其说。可见王安石甚为强辩。
论曰：拯为开封，其政严明，人到于今称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谓刚者乎：奎博学清重，君子人也。抃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犹古遗爱。介敢言，声动天下，斯古遗直也。夫听谏者，明君所难，以唐文皇犹弗终于魏徵，观四臣面诤，鲠吭逆心，或不能堪，而仁宗容之无咈，诚盛德之主哉！屼世孝，淑问难进，义问强敏，恕高行不陨家声，有足美云。
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旬月，改群牧使。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尝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
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神宗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帝然之。
是时，免役法出，民商咸以为苦，虽负水、舍发、担粥、提茶之属，非纳钱者不得贩鬻。税务索市利钱，其末或重于本，商人至以死争，如是者不一。侠因东美列其事。未几，诏小夫裨贩者免征，商之重者十损其七，他皆无所行。是时，自熙宁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无生意。东北流民，每风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糁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至身被锁械，而负瓦楬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
且诸路骑兵不能驰险，计其刍粟，一马之费，可养步军五人。马高不及格，宜悉还坊监，止留十之三，余以步兵代之。又比来禁卫队长，繇年劳换前班者，或为诸司使副，白丁试武技，亦命以官，而诸路弓箭手生长边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贼，乃无进擢之路，何以激劝边民？
元昊寇延州，遵以裨将属刘平，遇敌，驰马入敌阵，杀伤数十人。敌出骁将扬言当遵，遵挥铁杵破其脑，两军皆大呼。复持铁枪进，所向披靡。会黄德和引兵先溃，敌战益急。遵奋击，期必死，独出入行间。军稍却，即复马以殿，又持大槊横突之。敌知不可敌，使人持大絭索立高处迎遵马，辄为遵所断。因纵遵使深入，攒兵注射之，中马，马踠仆地，被杀。特赠果州团练使。以其父斌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母贺，封仁寿郡君；妻尹，安康郡君；弟青石侍禁，逵三班奉职。四子尚幼，仁宗悉为赐名，忠嗣西头供奉官，忠绍左侍禁，忠裔右侍禁，忠绪左班殿直。女旧为尼，亦赐紫方袍。
遵用铁杵、枪、槊、共九十斤，其后耕者得其器于战处，皇祐中，乃亻并与其衣冠葬之河南。逵自有传。壮士也。
珪少通阴阳术数之学，始出战，谓其家人曰：“我前后大小二十余战，杀敌多矣，今恐不得还。我死，可速去此，无为敌所仇也。”及敌攻瓦亭，购甚急，果如所料。镇戎之战，以所得二枪植山上，其后边人即其处为立祠。
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确实是全面的变革，当时很难很快实行成功。不过其一些理念倒是非常超前的，例如大力强化货币的使用。
论曰：宋取士兼习律令，故儒者以经术润饰吏事，举能其官。
论曰：宋惩五季藩镇之弊，稍用逢掖治边陲、领介胄。然兵势国之大事，非素明习，而欲应变决策于急遽危难之际，岂不仆哉。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涧，抚循士卒，威动羌、夏，诸子俱有将材，至师道、师中已三世，号山西名将。徽宗任宦竖起边衅，师道之言不售，卒基南北之祸。金以孤军深入，师道请迟西师之至而击之，长驱上党；师中欲出其背以掩之，可谓至计矣。李纲、许翰顾以为怯缓逗挠，动失机会，遂至大衄，而国随以败，惜哉！
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苏轼早得大名，故为王安石所压抑，其后经历对于其心性影响很大。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定州军政坏驰，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然诸校业业不安，有卒史以赃诉其长，轼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立决配之，众乃定。可见为政有度。
朝廷以吏部元丰所定吏额，比旧额数倍，命辙量事裁减。吏有白中孚曰：「吏额不难定也。昔之流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之烦剧，莫过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何也？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而为一人。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执，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羡额当尽。功虽稍缓，而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
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淳熙中，谥文定。
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并行于世。三子：迟、适、逊。族孙元老。
绍圣初，入为吏部尚书，上疏乞依元丰诏，定北郊夏至亲祀。拜尚书左丞、中书侍郎。章惇为相，与蔡卞同肆罗织，贬谪元祐诸臣，奏发司马光墓。哲宗以问将，对曰：「发人之墓，非盛德事。」方党祸作，或举汉、唐诛戮故事，帝复问将，对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来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远过汉、唐者，以未尝辄戮大臣也。」哲宗皆纳之。
昌祚气貌雄伟，最善骑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为神，持归事之。所著《射法》行于世。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
有旨召纲入议，纲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成功于万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号，使为陛下守宗社，收将士心，以死捍敌，天下可保。」疏上，内禅之议乃决。
何谓公选人才？夫治天下者，必资于人才，而创业、中兴之主，所资尤多。何则？继体守文，率由旧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于艰难之际，非得卓荦瑰伟之才，则未易有济。是以大有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参赞翊佐，以成大业。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暗，或指之为党与，或诬之以大恶，或擿之以细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则止，难于自进，耻于自明，虽负重谤、遭深谴，安于义命，不复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伪，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临御以来，用人多矣，世之所许以为端人正士者，往往闲废于无用之地；而陛下寤寐侧席，有乏材之叹，盍少留意而致察焉！
秉义郎岳飞犯法将刑，泽一见奇之，曰：「此将材也。」会金人攻汜水，泽以五百骑授飞，使立功赎罪。飞大败金人而还，遂升飞为统制，飞由是知名。
泽威声日著，北方闻其名，常尊惮之，对南人言，必曰宗爷爷。
浚幼有大志，及为熙河幕官，遍行边垒，览观山川形势，时时与旧戍守将握手饮酒，问祖宗以来守边旧法，及军陈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远，当枢筦之任，悉能通知边事本末。在京城中，亲见二帝北行，皇族系虏，生民涂炭，誓不与敌俱存，故终身不主和议。每论定都大计，以为东南形势，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怀愤惕。至如钱塘，僻在一隅，易于安肆，不足以号召北方。与赵鼎共政，多所引擢，从臣朝列，皆一时之望，人号「小元祐」。所荐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刘珙等为名臣；拔吴玠、吴璘于行间，谓韩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见刘锜奇之，付以事任，卒皆为名将，有成功，一时称浚为知人。浚事母以孝称，学邃于《易》，有《易解》及《杂说》十卷，《书》、《诗》、《礼》、《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议二十卷。子二人、栻、枃。栻自有传。
世忠尝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讳'忠'字，讳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戆直，勇敢忠义，事关庙社，必流涕极言。岳飞冤狱，举朝无敢出一语，世忠独撄桧怒，语在《桧传》。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或劝止之，世忠曰：「今畏祸苟同，他日瞑目，岂可受铁杖于太祖殿下？」时一二大将，多曲徇桧苟全，世忠与桧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尝与谈。
嗜义轻财，锡赍悉分将士，所赐田输租与编户等。持军严重，与士卒同甘苦，器仗规画，精绝过人，今克敌弓、连锁甲、狻猊鍪，及跳涧以习骑，洞贯以习射，皆其遗法也。尝中毒矢入骨，以强弩括取之，十指仅全四，不能动，刀痕箭瘢如刻画。然知人善奖用，成闵、解元、王胜、王权、刘宝、岳超起行伍，秉将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罢政，卧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尝有权位者。晚喜释、老，自号清凉居士。
七年，入见，帝从容问曰：「卿得良马否？」飞曰：「臣有二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介而驰，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
《宋史（全四十册）》读后感(五)：司马光的“典地葬妻”与霍去病“馀弃粱肉”
《宋史司马光列传》中提到司马光为官近40年，非常清廉，不纳妾，不嫖娼，不常吃肉，不穿丝帛衣服，皇帝赐钱百万也转送别人。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没钱给妻子办丧事，只好把仅有的三倾薄田卖了，才把妻子安葬了。
海淀ming对此比较困惑，据我所知北宋的官员，即便是不贪污腐败，正当的收入也非常高啊！《宋史 职官俸禄制》证实了这一点。我们且不算司马光当宰相的时候的收入，仅把他当翰林学士时的收入拿来计算，每个月的收入是：
“俸禄匹帛--120贯钱，绫5匹，绢17匹，绵50两。职钱--50贯钱。禄粟--100石。其他还有随从的衣粮，厨料，茶，酒，柴薪，炭，蒿，盐，马料，纸张，交际费，公费支出，代金劵，职田等等……”
这些收入是什么概念呢？因为北宋的各种物价和现代不同，北宋一贯钱相当于我们现在150元（按大米计算）-1000元（按金价计算）不等。我们按1贯=300元计算，司马光的现金月收入就超过50,000元，加上其他的各种福利至少100,000元/月，后来他做宰相时月收入应该接近百万元了。他只有一个妻子，一个儿子，家里仆人的费用公家都给负担了，司马光怎么会没钱葬妻呢？钱去哪里了？
《史记卫青霍去病列传》记载那位“饮马瀚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祁连，开疆拓土”的冠军候霍去病时写道：“霍去病从小在宫廷为官，不知下层兵士疾苦，他出兵远征时，汉武帝派御膳房的人拉着几十辆车食品跟着专门供给他，等打完仗回来时，很多东西没吃完放坏了（馀弃粱肉），可士兵中却有不少人挨饿。在塞外时，由于缺粮，很多士兵饿得爬不起来，而霍去病依然开场子踢足球（穿域踏鞠）。”
同样是写历史伟人，《宋史》把司马光写成了完人和圣人，让人觉得不那么十分可亲可信。而司马迁的《史记》不掩盖霍去病的缺点，却并不能减损霍去病的光辉，反而让人觉得真实可信。
呵呵，从史官“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德角度看，《宋史》比《史记》差的不是一点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