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的书香》是一本由俞晓群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305页，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这一代的书香》读后感(一)：一个出版人的爱与痛

　　翻阅《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字里行间，可见一个出版人的爱与痛。

　　俞晓群对他主持辽宁教育出版社时的出版物如数家珍，细述台前幕后的故事，让读者对钟爱的“鸡蛋”有了更多的了解：前期的《万象》，在“万象书坊”的“老少坊主”沈昌文与陆灏主持下，经历了第一年五千册、第二年一万册、第三年一万五千册的缓步增长，此后单期印数稳定在两万册与三万册之间，“有了自己的生命”，存活于生生灭灭的杂志群落中；“新世纪万有文库”最初拟名“跨世纪万有文库”，三位学术策划，操盘“传统文化书系”的“林夕”即杨成凯，操盘“近世文化书系”的“柳叶”即陆灏，操盘“外国文化书系”的“王土”即沈昌文……

　　俞晓群对编辑生涯里留下的遗憾耿耿于怀，不吐不快：在编辑“国学丛书”的过程中，一些好选题最终未能成书，比如，夏晓红、陈平原拟写《旧学新知》，陈世强拟写《佛典常谈》，钟叔河拟写《载道以外的文字》——这无疑也是读者的遗憾，希望作者能将这些选题做出成果来；“负面乌托邦四重奏”即《一九八四》、《我们》、《共同事业的哲学》、《美妙的新世界》，前三种先后纳入“新世纪万有文库”出版，惟《美妙的新世界》因为“新世纪万有文库”的夭折而未及面世，只留清样在案头——即便此书已有多种版本，但有着李慎之序言《为人类的前途担忧》的卢珮文译本，依然让人期待，何不单独出版？

　　“《万象》一直坚持讲故事，不讲道理；讲迷信，不讲科学；讲趣味，不讲学术；讲感情，不讲理智；讲狐狸，不讲刺猬；讲潘金莲，不讲武大郎；讲党史里的玫瑰花，不讲玫瑰花的觉悟……”俞晓群转述毛尖对《万象》的印象，让我联想到《读库》的风格，《读库》主编张立宪倡导非学术、非虚构、非专栏的叙事文本，摆事实不讲道理，要细节，要故事，要人物，不要观点，不要结论，不要评判——二者可谓不谋而合。《读库》作坊式的出版模式，和俞晓群在法兰克福书展见到的“一个人的出版社”相似，我认为，俞晓群对那个瑞典人的评价亦可赋予张立宪：“在这里，人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打工者，出版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谋生手段，文化的商品化也自然地融入了人本的意义！”

　　“本集为不定期刊，一年两本，或数年一本，或只有这一本。”俞晓群引录鲁迅当年为《木刻纪程》写的推销语，让我忍俊不禁之余，联想到今日的《独唱团》，这话仿佛是对《独唱团》命运的预言，让人叹惋。再抄其几段话：

　　“有一段时间，钱先生的各种图书集体脱销，连《管锥编》那么深奥的学术书，都会印到三四万册。这应该不是学术的力量，而是流行文化的力量。”

　　“林力娜认为，中国人凡事都会谦让三次，只有第三次才是真意。例如，她问你‘要咖啡吗’，你说‘不要’，她一定还要再问两遍‘真的吗’，才确认你的态度。”

　　“一般说来，今日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大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正如前些天我们请陈平原先生撰写《中国人》中的观点。他说，‘我不能写五千年的中国人’，因为只是在近一百多年来，伴随着近现代世界文化的交流，才有了今日意义上的‘中国人’的概念。”

　　俞晓群行文朴实，间或有俏皮之处：他提及恢复高考时，“我是下乡知识青年，在铁岭那座‘大城市’种地”——铁岭是“大城市”的典故，可见赵本山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受《心灵鸡汤》热销启发，他有意构思写作一本《鸡汤的历史》，列了几十个问题，拟一一搜索后再说，“输入：历史名人中谁最喜欢吃鸡？结果：洪七公，黄鼠狼，猪八戒”——读毕，俞晓群当即“晕倒”，估计《鸡汤的历史》也“泡汤”啦。

　　虽然俞晓群倾心数术研究多年，并出版有《古数钩沉》、《数术探秘》、《数与数术札记》等学术专著，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出版人，更偏爱出版事业，文化出版情结浓重。《这一代的书香》里的文章，皆作于他任职辽宁出版集团时期，其间弥漫着远离一线出版工作的失落与怅惘。2009年，俞晓群离开辽宁出版集团，出任海豚出版社社长，不久，在老朋友沈昌文、陆灏等人的支持下，推出“海豚书馆”，接续“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再次引发书友关注与追读——这一代的书香，远未到尽头。

　　挑点刺儿吧。第58页第二段，“《人类的故事》（即《宽容》）”有误，《人类的故事》与《宽容》是房龙的两本书，非一书两名，另，“张实斋”应为“章实斋”；第61页第二段，“后记”二字的单引号应为双引号；第82页第一段，“《阅徽草堂笔记》”应为“《阅微草堂笔记》”；第115页至第117页，四处“《奇人王云五》”应为“《文化奇人王云五》”；第156页第一段，“剑桥集萃”与“新世纪万有文库”之间的顿号应去掉；第300页第二段，“钱鐘书”应为“钱锺书”。

　　《这一代的书香》读后感(二)：书市商海追梦人

　　初识俞晓群的名子，乃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万象》杂志提供的机缘。《万象》的品位及格调勿庸多言，但见“主编”名下赫然印着“俞晓群”三字，便自忖能将柯灵、陈原、李欧梵们拉来顾而问之，复把黄裳、舒芜、董桥、陈巨来等大手笔拢来为他写文章，此人决非等闲之辈，也因此开始关注此君，关注“辽教”，并因了关注，我如有了标向般的集齐了已出版的全套《万象》，集齐了“书趣文丛”六辑六十册以及“新世纪万有文库”的“近世文化书系”的全部。到得此时，影影绰绰的“俞晓群”才渐次清晰起来，我想象中的他不仅神通广大，而且识见高深，出手不凡。数年前他的《人书情未了》出版，我有幸寓目并进一步了解到，俞先生热爱并眷恋着自己的事业，常常仰望鸿鹄而又踌躇满志，乃是真正的懂书爱书之人，其编书，出书，藏书，读书，写书，果真是“为书籍的一生”，而这些都足以令我敬仰不止；只是，他说“人书情未了”，我却是约略感到其中一点隐情。是险途趑趄抑或某种迫不得已么？他似乎难于启齿，欲说还休。但是后来他果真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这又不免使我万分沮丧而失望。

　　然而夏季的酷热，终于未能阻断我的人缘书缘。消失多年的“俞晓群”犹如空降般“华丽转身”----其新著《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于我无疑是少有的欣慰。我几乎抢一般地从网上购得此书，并用了整整一个夜晚把它读完。除了像《人书情未了》那样以漂亮的随笔述说他的爱书、藏书、读书、写书之外，此书还记载着他对书业的经年研究和思考，并用我素昔喜欢的“轻性论文”出之，故而我将其目为他的学术史或心灵史，我藉此得以明白他有着怎样的梦想，而又终于在万般无奈的情势下，是怎样与他的事业“生离死别”的。尽管在世俗看来，他的升迁未必十分糟糕，然而他究竟不能释怀。俞先生在《后记》中写道：“集团的工作性质与出版社大有不同，它真的使我远离了书稿，远离了作者，远离了读者，也远离了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在此刻，我已经没有‘重归书林’的退路。许多时候，我坐在静悄悄的办公室里，内心中经常会涌出极大的恐惧感和孤独感，眼前也会浮现出一些可怕的景象，一个孱弱的文化生命，在渐渐地衰竭、老去；一片贫瘠的心灵之田园，在默默地接受着沙漠化的现实”。实在的，我并非业界中人，自无法体会真实况味，但却仍然为俞先生的这番夫子自道所动容。

　　其实，俞晓群又何尝离开了书人书事呢。不特未曾离开，他又何尝不在书市商海中做着他的美妙的梦呢。与其说是离去，倒不如说是去追逐了一场蓝色梦境的罢。开篇《那一缕书香，怎消得独孤寂寞》便幽幽地忆念“书趣文丛”时期共同编织“书之梦”的人情物事，从施蛰存、董乐山、唐振常、金克木、邓云乡等人的归入道山，谈到沈昌文的朝气和疲惫，复及吴彬的风格转变和扬之水的离散，末了谈到自己的处境：“即使在花拥锦簇的环境里，还是忘不掉那段如诗如梦的‘书趣情结’”，“内心繁衍着对于旧日书香的眷恋，不时盘算起今昔行为的价值判断!”此处除却足征我上述判断之外，是否也是回归的暗号呢。《那一场追逐，把我的梦境染成蓝色》径直以“梦”入题，说的是追逐出版钱钟书著作失败之事，但此处却恰恰应了“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句老话，因为自此之后他的梦被染成了蓝色；这个悠长蓝色的“梦”究竟为何，他却于《“新世纪万有文库”十年祭》中直指为“文化大梦”，他说：“一个‘文化大梦’真的需要一代代有志于人类文明建设的人们辛勤耕作。无论风刀霜剑，无论长河飞泻、碧水千叠，都丝毫撼不动他们的意志。”在书中数篇文章中，他又将此诠释为“热衷于人类文化的传承”，“希望走商务的路”，表示“本人很想做沈公（昌文）那样的出版人，像他那样生活，那样工作。尤其是我很希望向商务、三联等老牌出版社学习，尽快地走上现代出版职业化的道路。”凡此等等，均可见俞先生执着的追梦情怀。在《两支笔》一篇中，他一面警觉着，“且不论‘为人作嫁’的辛酸，出版职业的基本特征，往往会使编辑队伍出现博而不专甚至疏远高雅文化的倾向。如果再染上满身铜臭气，编辑的职业形象，就会陷入更为不堪的境地”；一面又醉心倾慕着鲁迅、巴金、叶圣陶、周振甫、钟叔河等手握“两支笔”的出版家和作家，由此却是更可窥见俞先生的怀抱了。至于《唐.吉珂德精神万岁！》则简直可以看做他的梦的宣言了，而他于《沈公啊，沈公》中透露出来的“心里一直潜藏着回归的愿望”，或许也让我等看到了希望？于是我想，倘目前的出版界多些这样的人，少些颟顸的文人，则于事业可算得幸事，便是于读书人，又何尝不算福气呢，出版社、编辑和读书人岂不是拥有一个共同的梦想么？

　　俞晓群作为出版社主编，他也算有福气的人。他近距离接触了那么多顶天立地的文化大家，对其行迹，书中自然也会有所披露，倘有人对此感到兴趣的话，读此书也算是“精神美餐”了。

　　（此文刊登在《青岛日报》2010年11月24日第十五版“三味书屋”专栏）

　　《这一代的书香》读后感(三)：物是人非

　　书自然是从前往后看，但前面几篇大概也就只有一个提供材料的作用了，文笔上一无足取，尤其是写《中国读本》的一篇，描写四个女性的语言简直让人无言以对。到了后面竟感觉文笔渐渐好起来，起码不矫情了，开始出现他力图表现出来的文章短促如口语的特点来。回头看了一下目录，原来是上下编，上编回忆往事，下编发表议论，难怪。

　　从内容说，基本在陈述十几二十几年前主政辽教时的往事，毕竟是中国出版史上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策划过《新世纪万有文库》、《书趣文丛》这样有影响力的丛书，回忆与复述当然是有必要有价值的。对我来说，让我更产生兴趣的是下编，文章基本写于八九年前，自然是紧跟着当时出版界的风潮和话题，思考着出版业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如今再看，恍如两个世界，数十年前。如今俞氏主持海豚，大举进军民国文化圈，可惜，这个圈子的酸腐气，最近愈发浓了。

　　《这一代的书香》读后感(四)：俞晓群：在商业法则上构造文化理想和出版价值

　　近读俞晓群先生的《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看他30年的出版生涯，深有所感。这本书是作者30年的出版人生辑录，写的看似随意，而处处用心，字字敦实，分分热爱。用半个月的时间揣摩作者30年的出版历程，时间上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获益则是时间跨越式的，先生让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他的辉煌、他的遗憾，他在市场冲击下如何顺应市场、坚守文化理想和出版价值。他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大出版、大境界！

　　在《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中，俞晓群不重出版技巧，只谈书人书事；不重出版理念，只谈出版的趣和书人对书的热爱。出版源于趣，重于人，成于爱。原来，每本书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每个故事里都站立着一群书人！

　　1998年到2000年，苏叔阳的《中国读本》在中国大陆共发行了1000万册。这是多么辉煌的文化盛举，而又有几个人知道是谁创造的这个奇迹呢？实际上，每个作家成功的背后都有成功的出版人，比如钱锺书先生的背后站着的是周振甫先生。钱锺书在《管锥编》的序中说周先生“小扣辄发大鸣”，这是我看到的对出版人最好的赞誉。《谈艺录》、《管锥编》、《管锥编增订》都出自周先生的编辑和策划，他甚至帮为对一个字都很挑剔的钱锺书代拟目录。

　　我们一般只注重图书，以及图书的创作者（也就是作者）。而出版人作为图书背后的英雄却并不被关注，不被问津。书说到底是出版人和作者一起创造的作品。出版人虽是“为人代嫁”却也担当着文化筛选和文化传播的作用。读者的阅读实际上很多是出版人给予划分的。出版人的价值趋向影响着整个的阅读的范围界定和文化的走向。出版是可以“小扣辄发大鸣”的。

　　如果说周先生是“小扣辄发大鸣”的出版家，那么俞晓群先生则是有本事把这些书人集合起来一起“做活”图书的人。他是集大成者，他愿意让最专业的人做最专业的事情，他竟然能把商务印书馆的老总陈原、三联书店老总沈昌文、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揽到自己麾下，他找的作家都是文学大师、著名作家，编委会成员都是大学教授、社科院研究员等各个领域最专业最尖端的人才。单列这些人的名字就叫人兴奋：张岱年、周振甫、陆灏、刘杲、杨成凯、黄裳、唐振常、金性尧、陈子善 、王世襄、王利器、徐邦达、刘梦溪、庞朴、汤一介、金克木、袁晓园、梁从诫、方立天、傅璇琮 袁行霈、王学泰、黄仁宇、董乐山、苏叔阳。他甚至给数学家和政治家出书，他对文化的理解更宽泛，打破了文化的狭隘性。找最专业的人，做最专业的事。文化是个更宽泛的概念。这是我长的一点见识，我想，能这样有号召力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当我们只是慨叹“时不如昔”时，他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

　　俞晓群有文化人的骨气，致力于“建造一个书香社会”，他在出版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文化的承继，同时能在文化和市场之间找到平衡。他说，一个企业的枝叶繁盛不代表繁盛，关键是要有牢固的“商业根须”，出版企业的商业根须就是“图书品牌”。在俞先生主持下，产生了三个重要的图书品牌：“书趣文丛”、 新《万象》和“新世纪万有文库”。

　　“书趣文丛”共出版6辑55册，注重方法、格调和品味，表达的是爱书人的人生旨趣。俞晓群一度让“书趣”二字成为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代名词。而书标“脉望”后来竟然成了辽教社的社标。

　　新《万象》是对20世纪“孤岛时期”老《万象》的承继，属于“小众文化”刊物，它保持了海派的风骨，还有民国的范儿。它有趣而严肃，有诙谐、俏皮也有真性情，有人性化的甜俗，也有知识分子的端庄和文化的优雅，它塑造了“文人小意趣”的天堂。《万象》背后的书人是沈昌文和陆灏，他们并称“万象书坊”。沈昌文是“只说不干”的绵软的文化顾问；陆灏是坚硬的制订风格，延续文化的执行人，人送雅号“沪上陆小哥”。

　　“新世纪万有文库”是对王云五主持的“万有文库”的承继，是一个十年规划（1996-2005年），宣传口号是“我读故我在”， 这么浩大的出版项目和此种气魄令我敬佩不已。虽然没有做10年，但也做了6集500册。“新世纪万有文库”专门聘请商务印书馆老总陈原和刘杲做总顾问，陈原选书的唯一标准是“存留价值”。 “新世纪万有文库”包括三个文化系列：古代，近世和外国。“古代文化书系”的策划人是杨成凯，“外国文化书系”是策划人是沈昌文，“近世文化书系”的策划人是陆灏。杨成凯是吕叔湘先生的弟子，也是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学力深厚，精于版本学，能甄别古籍价值。杨先生的身后还有傅璇琮（中华书局总编辑）、袁行霈、王学泰等人，他们精通书目学。沈公则直接是“新世纪万有文库”的书库名的制订者，他直接推荐了陆灏。陆灏对20世纪初流散的作品加以整理、重印，弥补了文化的缺失。因此读者对这一书系最为赞赏。陆灏的身后站着黄裳、唐振常、金性尧、陈子善等人。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了国学热。在俞先生的主持下，张岱年担任丛书主编，丛书有一个大师级的编委会，光这些人的名字罗列起来都令人振奋。他们是：张岱年、王世襄、王利器、徐邦达、刘梦溪、庞朴、汤一介、金克木、周振甫、袁晓园、梁从诫、方立天、傅璇琮等。1990年，他们推出第一批国学书目，国学丛书共推出20本，书界开始重提“国学”。

　　俞晓群是一个出版的构架者和支持者，他让我感到“出版需要精神领袖”。 他不“因人废事”，做出版不只做追逐金钱的出版人，他能在商业法则上构造文化理想和出版价值。

　　俞晓群先生说：近年来，随着出版改革的发展，我们这些”贩卖文化的人”一直被“企业化”“集团化”“商业化”“市场化”之类的主题围困着，而文化本身却受到冷落。其几种的表现是，一些人将出版类比为一般的商业产品，单纯地用利润判断图书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导致出版行业中的“极端商业化”思潮的盛行。

　　对于出版来说，现在开始遭遇一种尴尬：一方面是出版的市场化，追求出畅销书；一是文化的缺失，市场上的读者的“无书可读”的状况。实际上出版和读者之间一直是有隔离的。止庵先生说：“什么书好卖就卖什么书，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图书是应该坚持文化价值还是市场呢？坚持文化还是市场，似乎一直是出版的两个争论点。

　　关于畅销书，西方经济学家泰勒-考恩认为生产畅销书有两个根本原则：一是选择人类文化共性的主题和普世主义的主题；二是在内容上要采取“往下笨”的原则，也就是最大程度的降低图书的文化品味，使图书能“让更为弱智或者单纯的读者读懂。”畅销书是一个纯商业的概念，却包含了文化的元素。畅销书一方面找文化共性的主题，一方面降低图书的文化品味，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读了俞晓群的《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我发现：文化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就文化整体而言，经典与流行有着各自存在的意义。

　　畅销书追求的是花费最小的成本，拥有最多的受众。单纯追求畅销书也是极大的误区，因为垃圾书是畅销书的贴身伴侣。因为畅销书具有不可预知性，戴维斯在自己的《畅销书》中幽默地说：“有一次上帝来到人间，让盲童复明，让瘫痪的人站起来；但是上帝却没有办法帮助作家出版畅销书，只能陪着他哭泣”。

　　出版的极端商业化是个误区，只坚持文化性又有点书呆子气。似乎出版看的是市场需求，读者求的才是文化价值。在我看来，文化的商品化，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商品融入文化意义则是出版的福气。读了这本书，我看到了出版是一个系统浩大的工程，出版很大的功用在于文化传播，而不仅仅是盈利那么简单。因为出版是文化的旨意，是顺应市场的文化旨意。

　　《这一代的书香》读后感(五)：这一代的书香

　　《这一代的书香》（俞晓群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

　　晓群兄近年来活跃在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因此缘与他相识，并从他那里得到过不少好书。晓群兄是个出版人，曾经做过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辑及社长，现在还是京城一家出版社的社长。作为出版人，俞晓群绝对出色。《这一代的书香》便是他从事出版的一份珍贵的记录。大多数的人谈书，仅仅只是自己的阅读感受。但《这一代的书香》却不同，既有自己的阅读体验，又有出版的亲身经历，三十年书业的人与事，在晓群兄的笔下栩栩如生。展卷读来，浓浓的书卷之气拂拂而至，让人在书香的世界里久久沉醉。书前有沈昌文先生的推荐序，写的是与俞晓群合作出版的“黄金时期”。不过我读《这一代的书香》，略感不足。晓群兄泡网已久，但文字依然一本正经，少了一份野气。《这一代的书香》里的文字堂堂正正，偏锋极少，如能在雪地上撒点野，嬉笑怒骂一下，这本书会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