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年之梦》是一本由[日] 宫崎滔天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8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三十三年之梦》读后感(一)：值得执着

　　人活着，未必要如樱花盛开那般霞云满天罢，若是可以如洁白的云朵缓缓飘落，降生为花，而逝去时亦和着歌，零落成泥，依旧呵护着缤纷的落英，何尝不是别样的滋味呢。

　　书页在手中窸窣翻过，宫崎君的这一份辛亥记忆，是历史，也如他自序中所说，是一番痴人的梦呓。这般痴狂的喃喃独语，却难得的坦诚动人。

　　世间本没有一件事，自然而然地天遂人愿，何况是要创一番事业。辛亥起事，酝酿成一段历史之后，似乎只是豪杰奋起，磅礴壮烈，可那当时当地的内心起伏波澜，非由亲历者陈述而不能感知。宫崎滔天先生在他协助中国革命的心路历程中，不讳言种种阻滞，种种挣扎矛盾。但如何的困厄亦不改他是这样“一位自始至终真诚拥护自由平等及民主共和理念的人”。

　　印象颇深的一处是说“我”嘲骂孙文先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先生驳斥了，两人争辩起来，脾气如同孩童，最后竟至于垂泪无言。书读此处，忽然仿佛能够相隔时空，感触到革命者那委实苦痛的挣扎，面对腐朽凋敝的家国，心有余而尚无力起事；面对列强贼寇的重重阻挠，痛恨而难以反抗；终于面对盟友至交，却竟难以互相体谅。想来一时间感触万千，涌上心头，夜不能寐。辗转反侧的心情，也恰是对民主共和梦的难以舍弃。

　　老实说，中国近代史的创伤屈辱时常在我心中酝酿一种酸涩的委屈感和孤独感，在未知晓史实细节之前，常常以为中国革命的斗争与反抗是踽踽独行的悲怆，唯有国人不愿奴颜媚骨地挺直脊梁，方才能够开创不做列强走卒和封建奴隶的励志篇章。然而《三十三年之梦》却为我带来这样一份暖意：尽管在亚洲近代史上，日本的帝国主义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但人民从来无罪，甚而如宫崎先生这般的侠义之士，在尽心地支援亚洲受压迫民族摆脱列强侵略统治，以致诚挚无私，鞠躬尽瘁。

　　正如林启彦前辈在为此书作序时写道的那样，“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发展，道路可谓无比曲折坎坷，两国人民始终无法建立坚强的互信和真正的友谊”。这样的事实，实不为两国人民所乐见。战争侵略的伤口固然无法抹煞，真诚和宽容在当下或许更为重要甚至紧迫。一衣带水的情义和历史渊源的血脉让两国人民不能也不会相忘于江湖，百年前的辛亥，有“宫崎寅藏君……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无贬义）削弱……”（孙中山序言），今天的中日，有友好互访，赈灾互助。在时光的长河里，曾经携手的友伴，不会轻言割弃这份感情，曾经战火纷飞，尚能死生不顾，仗义侠骨，如今人道为先，和平发展，就更应增进交流，提携互进。

　　当世界潮流浩浩汤汤，战争变为竞争，革命变为革新，宫崎先生的《三十三年之梦》不会再幽闷苦暗，更不必再感到“世事人情，醒来总是一梦”。若他身后有知，会感慨于百年前他渴慕建立的“四海兄弟皆自由，万国和平自由乡”正在今日民众齐心奋力中一步步地实现。

　　落花之歌啊，也可不再那样酸楚地唱，痴人的梦里，继续做着新的梦。

　　而当所有的梦醒来，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三十三年之梦》读后感(二)：浪人情歌

　　本书是日本浪人宫崎滔天的前半生自传回忆录，行文率真而妙趣，颇具传奇，如一曲浪人情歌。他为中国革命奔走，惠州起义失败后，在一种愤懑和经济拮据情境下写就此书，单行本在1902年出版。翌年，章士钊的摘译本广为流传，同年又有金天翮的中译本，1977年有台湾中华书局的宋越伦版，本书是根据三十年前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的中译本而修订的简体字译注版。

　　这本书，看着很过瘾。他的自述里时不时会冒出一两句自暴自弃的狠话来：什么蔑视自己啦，后悔堕落了啦，控制不住色欲寻花问柳啦，革命征途牵挂留香女士啦，把好三、个酒馆都吃吃喝喝得关门大吉啦，对不住家中妻儿老小啦，等等。这个嗜酒的浪人不靠谱，但有时不免发出会心一笑。青春年少，何其相似。

　　正是这本《三十三年之梦》，章士钊以其为张本，摘译成短书《孙逸仙》，与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一并流传，改变了清末知识界视孙文为流寇的看法，凝聚了革命势力。

　　1898年戊戌变法后，他受日本政府支持与平山周同来中国营救筹康、梁流亡日本；此前一年，他在横滨与孙文相见如故，气味相投，遂助其实现革命理想，鞍前马后地效劳。1900年，他参与策划的惠州起事，起义失败后，他转作了浪花节歌者。这本书就是他在这种愤懑和绝望的情绪之下写就。1905年，他又促成了黄兴和孙文的合作。

　　追溯中国近代史，他实在是绕不开的一个关键人物——宫崎滔天。这名字本身很奇特，因为会联想到“罪恶滔天”什么的，“滔天”两字十二分浪漫和癫狂。

　　要说宫崎滔天的外貌，胡子不刮，头上挽个发髻，连犬养毅一见之下也劝说道：阁下这副尊容，人家躲还来不及，谁肯出资跟你谈生意啊！这番醍醐灌顶之言大约彻底摧毁了他的生意经。他一琢磨，确实如此。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做了许多不靠谱的事。

　　譬如，他好不容易筹措到的一笔钱要来中国，长崎临出发前两天，钱却借给人了，只好一次次延误行期，结果拿到三分之一回款也就上路了；等到来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却是人家写信告知：对不起您了，您的钱我还不上了。他一怒之下就又跑回日本要钱，三番五次都要不回来，只好走人。过些天，接到寄宿的店老板的信，道：您的钱确实汇到了，对不起，我替您花了。

　　最不靠谱的还就是他带着二十几口子志愿移民远征缅甸，途中风浪颠簸，九死一生，最后好几个人得霍乱死，他也几乎丧命，已不做生者想，索性喝了一瓶冰冻黑啤酒，不料，冰冻黑啤酒让他逃脱了阎王爷的生死簿。

　　本来不善经营，又视钱财为身外之物，让他一生窘困。武士传统的“义”和“忠”让他四处奔忙，抛家舍业，九死一生，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更远大的，就是为了东方面孔的亚洲人能够摆脱西人的欺压，民族独立，亚洲崛起，自由和平均地权。

　　他本受日本政府支持调查中国秘密结社的情况，却把家族作为武士阶层刹那间灰飞烟灭的困惑和求解一齐倾放在中国革命当中。他认为，凭中国这么大的体量，当首先为之一振，亚洲才能为之一振，东方才能为之一振，也就是现在反复说起的一大国在世界之责任。

　　记得在游历北海道函馆那座幕府最后的堡垒“五棱郭”的时候，无意间买下一个西乡隆盛的小偶人（那里最有名的死士是年轻的土方岁三）。宫崎滔天的兄长宫崎真乡在1877年反政府的“西乡之乱”西南战役中战死，年仅二十六岁，西乡隆盛也自杀于鹿儿岛城山。此地与宫崎滔天出生地荒尾村的熊本县相邻。那年，他才六岁，一直以兄长为傲，本能地的反对权贵。

　　家中算起来有“三藏”，民藏、弥藏和寅藏。大哥民藏游历美、英、法等地，对地权问题有著述，二哥弥藏衷情中国革命，他与二哥志同道合，只可惜弥藏同样英年早逝，年仅29岁，但成为了他认识孙文之间的桥梁。早年，父亲在乡里教人剑术，从小教育他要将功立业；母亲也极刚强，以为男儿当醉卧沙场、马革裹尸，死在枕席上是耻辱。

　　顺势一提，书中颇记录了宫崎眼中的风尘女侠。虽是在风尘，却似前缘误，她们毫无怨言地支持男人的大志和理想。我想如果没有她们，这个男性的世界多半会索然无味，没准儿会崩溃。记得中学课本上女侠秋瑾的照片就是和服的装束，看本书中提到的风尘女侠，不知怎么就会涌现出革命者秋瑾的模样。

　　他约略简述了自己的思想历程，基督教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和虚无主义反权力反体制的理想，混合了武士的传统道德，他既是“浪人”，更是“义人”，仗剑独行。到民国年间，中日交恶，他的身份在中国多遭忌惮，而在日本国内，由于他对中国革命的支持，遭受困厄。

　　他曾说“渴不饮盗泉之水”。这就像听见石头投入一口深井里所引起的久远、深沉的回声，颇令人耳热。千年只是白驹过隙之一瞬，在近邻的日本百年前还在演绎，可见思想的贡献是不能消灭和遗忘的。能得到利世传承的仍旧是思想，物质只是思想的显像而已。这近几百年来，我们的退步看似是科技文明和坚船利炮，但其背后究竟原因却是思想弹性的丧失，个体生命与活力的丧失，也就只能是一只任人宰割的大肉鸡了。那么，现在，又在给这个世界贡献什么、又将贡献出什么呢？究竟有什么真正利世的东西能打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呢？

　　中国之大，迄今有六十载独立和主权完整的新中国，它绝非是孙悟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而是有无数的先因，也将会有无数的后继。

　　一九一七年，当宫崎滔天（寅藏、虎藏）到湖南长沙参加黄兴的葬礼时，当时还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毛泽东曾致函，称他“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P12）年轻的毛泽东究竟从宫崎滔天的身上、从早期革命这的身上看到什么？

　　这套“辛亥记忆”丛书也是应了最近辛亥的热潮。本书系共有《三十三年之梦》、《孙逸仙传记》、《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三本，追溯到上个世纪百年的交汇处，帝制的崩溃和共和制的确立，看革命之动因、惨烈、持续和偶发，看慷概悲歌之士在世界大格局纵横开阖之时前仆后继。

　　真相往往来自个人，来自于细节，来自于尽可能的真实，无论多么完美的神话都经不起这些叩问。在怀疑的裂隙出现的一刻，谎言就会瓦解。宫崎滔天叙述的坦诚与直率真实呈现了一个日本浪人的赤子之心，是不可夺得的个人样本。

　　适逢日本在新千年遭遇地震、海啸和核辐射三重危机，天地不仁，数年的兢兢业就这么毁于一旦，上万人遭劫，连东京居民也在上演大撤离。可以预言，它不仅仅是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冲撞，随之而来的震荡将会延绵数年。日本也许将不得不重新调整它的世界版图上的位置，从心理上更多地回归亚洲的本我。

　　当新闻直播镜头对准了灾难之下的那些淡定的日本平民，这使得中国的民众首次这么大规模地直面普通日本人，其认同感和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想到他们平日是在怎样的危机感下从容生活，确实深为感佩。有这样一个心灵强悍、心犹不甘、自强自律甚至有几分生理和道德双重洁癖的精益求精的近邻，我辈又当何以自处？

　　杨栗

　　2011/3/28

　　于北京•果园

　　（原载6月27日《北京晚报》书香周刊 版）

　　《三十三年之梦》读后感(三)：《三十三年之梦》：最早的异邦同路人

　　浪花节是日本一种传统的类似中国评弹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因起源于江户时代末期的大阪（大阪的古名叫“浪花”）而得名，表演方式是由一个人主讲，伴以形似三弦的乐器，讲述内容以颂扬武士的精神生活以及战事为主，江户时代，江户、京都、大阪等地享盛名的花街柳巷，是浪花节表演艺术的鼎盛时期，归于当时武士、商人等群体流行的商业文化之一种，现在已经面临失传。1902年，而立之年的宫崎滔天于惠州起义失败后，拜入浪花节界的名家桃中轩云右卫门，做起一个晚到的浪花节艺人，同年，当时的《二六新报》开始连载滔天以“白浪庵滔天”为笔名的忆旧文章，这些忆旧文章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作为辛亥革命史事研究不可或缺的外围材料《三十三年之梦》。多少前尘往事，过早地被忆起。

　　宫崎家长大的男丁，均少年立大志，长兄宫崎八郎，早年即献身于自由民权运动，殁于西南事变。一兄宫崎民藏，则致力于农民土地问题研究，著有争取土地均权和复权的专著，影响甚远，时人皆以为“三民主义”的思想理论来源之一；滔天同其二兄宫崎弥藏，都较早地产生泛亚洲主义的倾向，所以在青年时期即有志于中国革命事业。三位兄长的言行对滔天革命理想的形成影响深远。特别是二兄弥藏，可谓滔天参加国民革命的引渡之人。滔天在年轻的时候已经确定了一生的奋斗方向，当时中国国内的立宪派与南方的革命派故事的很多历史现场，滔天均是在场之人。曾经参与营救立宪派领袖康、梁亡命于东瀛，一度竭力谋求革命派与立宪派在海外的交流和合作；辗转遇到孙中山之后，出于两人对世界大势和政治理想的趋同，遂成为孙先生的忠实追随者，并促成了孙、黄（兴）的会面与合作。实为同盟会创立过程中所不能回避的历史人物。南北议和之后，袁世凯爽约篡夺革命果实，二次革命失败后又僭称皇帝，讨袁义军峰起，挑动当时中国社会呈现军阀板块互相倾轧的混乱局面。其时日本政府改变对华策略，继取消对对革命军北伐的经济援助后，转而挺袁，并时时显露出起觊觎华夏的马脚，中国民众已经普遍产生对日的民族情绪，滔天的身份越来越敏感。然而这位先生不避凶险，及至逝世之前一直为支持他的中国同志而煞费苦心，奔波于大洋两岸，实在是这位中国革命的同路先驱一生最可贵之处。

　　《三十三年之梦》从滔天的自己的身世、青年时期的信仰讲起，至惠州起义经过及其总结为止，这时的滔天经济极度拮据、起义失败、革命前景暗淡带来的低潮正对这个正当壮年的革命家成合围之势。这一年，滔天做的两件决定都值得深究。一是决定投身浪花节界，；二就是写作这本《三十三年之梦》。两件事看起来似乎都有客观方面的解释：进入浪花节界是出于革命受挫后穷困潦倒，又不愿加入政府的对华间谍组织，而转职做一个行吟艺人；在报端刊布自己的回忆，连载的稿费收入或许也是重要的原因。但这些原因也无从全面解释滔天这时期的想法。据滔天妻子的自述，当时滔天做此决定后，家人都震惊且悲伤，以为他已经绝望。师从桃中轩云右卫门后，滔天曾托艺名长期借助巡演的机会在日本各地筹措革命经费，还曾经和家人说过：“我能挣到革命的经费，而无法挣到养家的经费，万分的抱歉，请你们自食其力吧。”这样的话，表明他并未像朋友和妻子所担心的那样放弃革命理想，仍保持着继续奋斗的信念。而《三十三年之梦》这本书的问世则更值得注意。回顾滔天的一生，《三十三年之梦》的写作恰恰是一道分水岭，将他的人生分作两段。结识章炳麟、汪兆铭、胡汉民等人、出席同盟会成立准备会议、1907年成功居中调和了孙、黄矛盾等革命事业上的成绩都还在未来等着他去实现。他为什么会在此时有意识地开始系统性地回顾自己这奋斗的半生岁月？是怅惘于事业艰难多一点，还是感慨世道、革命者抛弃一切终无所获多一点？实在是大可玩味。从年龄上来说，这样的回忆来的太早；而若以投身革命事业的历程来说，滔天先生却也有了足够的资历。放纵、堕落、酗酒承欢与清醒后的自责、失败后的自励，一点点坚定了的奋斗决心，装满了这回忆。

　　对中国读者来说，滔天的回忆中最引人注意之处当然是他本人参与中国革命活动的历程。1897年5月滔天找到二哥在世时接触到的革命党人陈少白，后来在陈寓结识孙中山，此后常伴孙先生从事革命事业。此前，对于在中国大陆寻找同志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宫崎滔天也并非有明确的归属。当时在岭南士林中，孙逸仙与康有为齐名，时人皆以为他们在思想上是相同的，都主张民权共和之说。滔天在回忆中评价说，孙立基于西学，康则因袭汉学。一个受耶稣教的培养，一个受儒教的教育。前者质而后者华。质则重实行，华则喜议论。二者见解虽然一致，其教养和性格却不同如斯。这就是孙所以为革命的急先锋，康所以为教育家的原因。（参见本书109页）从书中的材料来看，滔天起先颇倾向于“以振聋发聩之辞，大倡自由共和的理论，挥舞如椽之笔，痛责腐败颓废的国政”的康有为；但在革命和启蒙之间，滔天最后选择了前者。其原因，诚如本书译者林启彦所说，除了彼此之间人格魅力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二人政治理想中有很大部分是相近的。他们都认为亚洲民族要进行独立和民主的革命，才能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被奴役的命运。亚洲所有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应该团结起来，互相支持，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亚洲而并肩作战。今天看来，这被称之为“亚洲主义”的政治思想，或多或少带有时代的色彩和局限。但这理想却决定了滔天一生的作为，使他成为中国革命最早的异国同路人，也成为我们今天所抵近重温的“百年辛亥”发轫的思想基础之一。

　　2011.4.8

　　《三十三年之梦》读后感(四)：迷茫与淑世

　　宫崎滔天，这是一位改变过中国历史的日本人。从两事可知：戊戌变法后，是他帮助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日本，遂使日本成为后来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孙中山先生困难时，宫崎滔天曾给予援助，故孙中山在为本书写序时，谦称“拜序”。

　　本书是一本口述史，记载了宫崎一生的思想与行动，这些记录被史家反复引用，称为辛亥革命前后重要的见证材料。

　　抛开史料价值不谈，本书最令人感慨的，在于它真实写照了一代东方思想者面对现代大潮冲击，所产生的迷茫、困惑、无奈，并在躁动中，最终走向了淑世。这，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角度。

　　宫崎也好，孙中山也好，包括后来的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他们在传统东方教育的框架中成长起来，那是一种入魅的教育，在封闭环境的灌输下，他们相信永恒的道德，相信伦理是精神最终的家园，如不能为这世界找到一个情感能接受的道德理由，那么，他们将失去方向。

　　然而，现代化打破了宁静，每个人都能看到，船坚炮利如此不可战胜，除了学习，绝无他法。然而，西方文明为这世界提供的道德解释，与儒家传统区别巨大。后者解释一切，前者止于一身。那么，活着的意义，究竟何在？这，深深困扰着东方的仁人君子们。

　　在宫崎的记述中，我们惊讶地看到，和孙中山等先贤一样，他被两个话题所困扰：第一，如何强国强种，摆脱列强的欺辱。第二，为全人类寻找道德立场。两个精神脉络彼此缠绕，撕裂了他们的天空。理解了这个思想背景，就能明白，为什么他们最终不约而同地走向极端的解决方案——淑世。

　　民主在西方话语中，是一种制度，但在东方话语中，是一种态度，太多类似的客观名词，被转化成主观名词。意识形态化的背后，体现了紧张与关切——他们自认为找到解决方案，便迫不及待地将其道德化、神圣化，希望以此来替代传统文明“陈旧”的内核。这种希望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其实仍然是希望用传统的钥匙，打开现代化的锁。这不可避免地带来幼稚、简单的问题，

　　宫崎滔天选择过儒家，也选择过基督教，最终成为了革命者。革命是他生命价值的支撑，只有在革命的伞下，他才找到精神家园，因为这里没有犹豫，没有怀疑。在充满危险的实践中，明天成了一个诱人的字眼，当想到自己是在为后人谋幸福时，加之革命在西方也正时髦，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终于找到了契合点。

　　值得关注的是，宫崎滔天不仅以日本革命为己任，而是向往整个东方的革命，这和后来中国革命者将世界放大到全球，是同样的思想方法。

　　作为一本心灵史，本书令人一咏三叹，也令人豁然开朗。

　　《三十三年之梦》读后感(五)：一个日本人的中国革命历程——读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刊《东莞时报》2011年5月22日 ，文/萧轶

　　近现代中国历史，是一部事与愿违的历史。正是因为这段历史呈现的是一种事与愿违的进程与结果，使得那段历史变得扑朔迷离。再加上胜利者刻意建构起来的神话，往往将阅读历史的人带入一种歧途。对于这种情况，要建构虚伪的神话，就得从原典入手，从第一手资料去看待那段历史。就好比日本革命家宫崎滔天，由于他与日本外省部的关系、他的泛亚洲主义，以及日本侵华史，导致史学家对他的认可持有保守态度，不敢多言，也不敢认真对待，而真正去阅读他的书籍以及他的人生经历，却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位非常正直的中日友好人士。

　　说到近代史，必然会提及日本侵略史。侵华历史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让中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也必然激起国人对日本民族的仇恨。即使在现在，也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反日事件。但是，最近读到一本重刊的民国书《三十三年之梦》，作者宫崎滔天是日本人。

　　根据《三十三年之梦》中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德昭先生的《三联版原序一》可知该书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与地位。该书最早在1902年出版发行，由章士钊随即摘取该书有关孙中山的部分，择要迻录，成《孙逸仙》一书。《孙逸仙》刊行之后，成为“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孙逸仙》一书的流传激起收效之宏，足以与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比架”。并且，根据王德昭先生的介绍，在同盟会成立前夕，该书的刊行，为孙中山建立一个由理想的民族革命家的形象，不再被当做草莽英雄、逆臣贼子等方面起到了有力的宣传，从而以本书的宣传助力于青年知识分子趋向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也就在形势上有利于改变革命与保皇的角逐，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宣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不仅如此，除了该书的宣传作用之外，该书的作者也对中国近代革命起到了难以抹灭的推动作用。

　　从《三十三年之梦》一书中，我们可以不仅体会到中国近代革命的步履维艰，还能体验到那种早已湮灭无闻的革命情怀。作为孙中山的跟随者，孙中山也给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一书作序。该序中将宫崎滔天誉为隋唐侠客虬髯客：“宫崎寅藏君者，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来相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挚，方之虬髯，诚有过之。”

　　在书中，宫崎兄弟的“隆中对”，可谓激情澎湃，翻译刊行之后，必定对中国青年有鼓舞之效，对中国革命的鼓动有着一定的情感作用。“隆中对”曰：“人人都说中国国民是尊古的国民，所以不进步。这个说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他们是以三代之治为政治的理想。三代之治的确是政治的最高标准，同我们的思想相近。他们之所以怀古，不正是为了大步前进吗？但是这个掌握政权已达三百年的朝廷，以愚民政策为治世的要诀，以致民困国危，终于自受其祸害，势将不能支持下去。这岂不是革命的大好时机吗？空谈理论究竟于世无益。愿我们能为共同的事业贡献此生，深入中国内地，一心以中国人为念，思想当谋及百世，收揽英雄，以奠定‘秉天意、树正道’的基础。倘若中国得以复兴，伸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以奋起，菲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至于法国、美国那些稍重理想，希望建立某种主义的国家或不一定与我们为敌。我认为广泛地恢复人权，在宇宙中建立一个新纪元的方策，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段激扬澎湃的文字，基本可以算作宫崎滔天日后为中国革命奋斗的方针与期许。在青年时代，宫崎滔天就胸怀大志，“自由”、“民权”之思想早已生根发芽；面对西方国家的铁蹄践踏，他对东亚国家的积弱沉沦担虑忧患不已。在他对兄长的进步思想耳濡目染之后，其树立起欲拯救亚洲之未来，必先拯救中国的革命思想。思想的确立，让他自命自己天生是一位救赎世界的革命者。思想的确立，让他开始奔走于中国、日本、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等地区，激情澎湃地参与中国民主革命，并紧紧跟随孙中山，为孙中山的革命做着无私的奉献。只是，在广东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宫崎滔天便遂对革命产生了挫折感，开始滋生怀疑、幻灭之心。

　　本书的前半部分，基本在于叙述宫崎滔天自己家世、早年经历及其思想变革。宫崎滔天的长兄宫崎八郎，早年对自由民权运动有着无限的进取之心，最终于西南事变中献身而亡，还有致力于农民土地问题研究的宫崎民藏、有泛亚洲主义倾向的宫崎弥藏，他们的言行都对宫崎滔天的革命理想之形成起到了耳濡目染之效，使其逐步向革命队伍靠拢并直接参与其中。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便是他在学校的时候便喜好辩论。与他人辩论之时，罗伯斯庇尔、丹顿、华盛顿、克伦威尔诸人的事迹与思想，对宫崎滔天的革命思想之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并且，他从家庭所得的理想、基督教得到的之时，使他树立起自己应该成为一位世界公民的理想，并为之奋斗。在青年时代，他经历过各种自认为可笑幼稚的事情，与各种人进行辩论探讨，目睹着日本和中国社会底层的种种挣扎与艰难的事象，使他一直希冀寻求一种信仰来拯救整个东亚乃至亚洲。从自由民权之思想，到加入基督教，再到无政府主义，又接受着西方民主自由思潮的洗礼，最终远赴中国，参与中国革命运动。于是，便有了他孤剑飘然，逐步进入中国革命的视野与范畴。当然，在他为理想为之奋斗之时，内心最大的纠缠便是爱情与婚姻，但革命的理想让他产生了对家庭、婚姻、爱情的种种偏颇之见解，也曾经一度寻花问柳以解忧，抛妻弃子使他遭遇家庭裂变，不得不迷恋花街柳巷以抚慰内心的惆怅。

　　当然，作为参与中国革命的日本人，最引读者注目的，便是他参与中国革命的历程了。在书的后半部分，宫崎滔天则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了他同中国革命的不解之缘。曾经，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挺身参与营救过立宪派康梁师徒，以求谋得双方在海外的交流与合作，极力撮合维新派与革命派，以求中国革命势力齐心协力救得中国起死回生。在遭遇孙中山之后，宫崎滔天在听了孙中山对世界形势、革命理想的叙述之后，两人的政治理想趋同一致，曾经对孙中山的兴趣变成了对孙中山的跟随。他在描述自己在与孙中山见面之后，对孙中山的描述使用了四个“何其”：“他的思想何其高尚！他的见识何其卓越！他的抱负何其远大！而他的情感又何其恳切！”最后，他又促成了孙中山、黄兴的会面与合作。从这个历史事件来说，宫崎滔天基本可以说是同盟会创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后便直接参与进了中国革命。

　　回顾宫崎滔天的革命历程，他与亚洲的激进革命党人交往颇深，如朝鲜金玉均，印度人布斯，菲律宾人蓬塞等；在于中国人的交往中，有康有为、陈天白、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从这些交往可以看出，宫崎滔天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他作为一位远渡重洋而来的日本人来说。可惜，惠州起义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他便在这个时候写下了这本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他如此感慨：“回顾半生，只是一梦，而且完全是失败的梦。追怀梦迹，痛恨难堪，惠州事件又失败如此。”

　　读毕此书，可以看出，宫崎滔天确实是一位自始至终真诚拥护自由平等及民主共和理念的人。他对中国革命、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不仅推动着中国的发展，也推动着世界的进程。并且，他所为之奋斗的事迹，对中日两国有着重大意义，正如翻译者林启彦先生在序中所说：“宫崎滔天以他的崇高的理想、侠义的胸怀、正直的言论，与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革命志士建立起的真挚友谊，共同促进双方国家的进步，谋求世界大同，树立起中日两国民间友好的典范。”

　　2011年5月20日2:36:23

　　林启彦：宫崎滔天是中日友好的表率人物

　　林启彦，广东番禺人，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专攻中日关系史及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著有《步向民主》《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研究》等专书十余种，译有《三十三年之梦》《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实藤惠秀原著﹚等。　　

　　东莞时报：此次为何要重译《三十三年之梦》？

　　林启彦：我并非重译《三十三年之梦》，只是将1981年三联书店的旧译本作新的修订而已。主要是因为该书出版已多年，一直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并时常征引，但书本身的流传已不多。而且该书的旧译本存在一些翻译并不理想的字句，仍可酙酌做得更好，藉着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决意把此书重新修订一遍，做出一个更完善的译本，并且加插了多幅必要的插图，以增加该书的视觉美感，又做了人名索引，方便读者阅读。经修订后，此书应是迄今最好的一个译本，对宫崎滔天之毕生为中国革命而奔走受苦的功劳，聊表敬意而已。　　

　　东莞时报：这本书最早的译本是章士钊译本，它对当时中国的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宣传作用？

　　林启彦：章士钊的译本非常重要。他把孙中山革命家的形象建立起来，使当时不少的知识份子，尤其是传统教养的知识份子，不再视孙中山为逆贼，而把他看作是拯救中国危亡以及挽救亚洲民族危机的革命家。从此孙中山的周围便团结了一大批有教养有知识的读书人作为他的同志，孙中山因此有信心自己的革命事业必可及身而成。孙中山的名字，也是章士钊译本最先提出来的。

　　东莞时报：在孙中山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日本朝野人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林启彦：孙中山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虽然得到不少日本朝野人士的帮助、支援，但他们中间大多数是别有用心，图谋不轨的人，為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直接间接服务的。像宫崎这样怀有高尚品格，正大目标的人，只占极少极少的数目。　　

　　东莞时报：宫崎滔天在完成《三十三年之梦》，短暂的沮丧后又重新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记述说，正是他介绍黄兴与孙中山相识，从而促成同盟会的建立。可否请您具体谈谈宫崎滔天在同盟会建立中的作用？

　　林启彦：黄兴与孙中山的认识，的确通过宫崎滔天的介绍与促成。在宋教仁的日记中，把他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宫崎）初次会面的经历，记述颇详，可以佐证。

　　东莞时报：今天的日本人对宫崎滔天是如何评价的？

　　林启彦：今天的日本人（普通日本人）对宫崎事迹所知不多，因日本的历史教育长期以来有所偏差所导致。但在日本的史学界，尤其是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对宫崎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他是非常难得的人物，他可以作为中日友好的表率人物，因有他在，可以减轻一点中国人的仇日情绪。

　　《三十三年之梦》读后感(六)：山河负我，亦或我负山河？

　　亚洲主义这样的话，如今已经不太提起了，而所谓东亚共同体的连带感，今天也几乎早就消失在各国民族主义、国益派的利害争夺中。百年后回首上世纪初还有宫泽滔天这样的胸怀天下的仁义之士，真也只能用恍如梦幻来形容。

　　最近关于东亚共同体的主题听了几场专家讲座，几节听下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学者其实对东亚共同体这个概念并不是有太大的兴趣。就像某位韩国教授批评的一样，中国人只有天下的概念没有东亚这样的地域概念，某中国老师也承认中国的面积都已经可以媲美欧盟，何必还要东亚共同体？又认为在中国当前的世界视角应该各国一视同仁，不应拘泥于东亚这个范畴，不一定要把周边国家放在第一位重视。我觉得这种话语里面多少还是隐含了天朝大国的傲慢，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脱亚入欧意识的变体，也就是以参与西方大国建立的世界秩序为目标，而不屑于将亚洲周边国家纳入考虑。而日韩的学者提倡东亚共同体，很多也是站在国益的角度，考虑的是这样的共同体能为本国带来多少利益，也很少见到真正的世界主义或者说天下情怀。因此，没有找到坚实的伦理基础，共同体的构想多半也只能流于浮表。

　　那么，能够成为建立共同体的伦理基础在于何处呢？或者说，为什么要建立共同体呢？也许一百年前的宫崎滔天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三十三年之梦》中，宫崎滔天决意践行革命的理念是如此叙述：“我深信人类有同胞之义，故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我信奉四海一家之说，故对现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深恶之事，不可不除，憎厌之事，不能不去。否则，世界大同的理想终是梦想。于是，我认为不靠实力是不行的，所以便以世界革命者自任。”区别于那些打着亚洲主义旗号实则只关心本国利益的“志士”，他是真正以天下、仁爱为己任的。他选择了中国革命，追随孙中山至死不渝，也是不包含任何国别之分的私心，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嘲笑自己徒然身躯高大，奈何感情却如妇人。然而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妇人之仁，所以才能免于国家主义者的冷酷和功利。以前曾听某日本人说，左翼是理想主义，右翼是现实主义，眼下之意，不切现实的理想主义是不如保守的现实主义。但是如果真正回顾历史，恰恰是这些强调国益、强调现实主义立场的人才将国家和民族拖向一次次灾难。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现实主义者恐怕是无法理解理想主义者的情怀的。同样前面那位中国老师，在阐述共同体的构想时说，如果真要以建立共同体为目标，就必须把对国家的忠诚、主权放弃一部分，给到区域乃至世界。他同时的口气就是认为这是不现实也不值得提倡的，又说如果有人一定要把共同体看得高于国家，哪怕牺牲国家利益也无所谓，一定要当作终极理想，那也没办法。我倒觉得会有这种说法是很短视的，完全将民族国家的利益和共同体的利益对立起来，事实上坚持国家主义的立场到底会给国民带来多少好处我是极度怀疑的。哪怕说在现实的政治层面，提倡超越国家的利益会遇到很多困难，在文化、伦理等意识层面，追求超越国家的立场，追求区域乃至全人类的利益，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何况更多的情况是，那些政治掌控者是不愿意去面对和解决这些困难，甚至从这些困难中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尽管是短时的、肤浅的好处。那么作为政治利益集团之外的普通大众的一员，我们更应该自己去思考和行动，为自己的未来担起责任。

　　今天好像只会在中日友好的层面来提宫崎滔天、梅屋庄吉等人，把他们的情怀单纯解释为对中国友好的感情，这其实是非常功利的说法。事实上，那个时代最珍贵的遗产，恐怕就是这种超越国界的大同、博爱精神，这种情感并不是指向某个特定的国家，而是指向一切受压迫苦难的人民。所以在书中可以看到，宫崎他们不仅对中国深切关注，对于暹罗、菲律宾、朝鲜等其他亚洲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视同已事，这也可以说是被亚洲共同的危机激发起的连带感。当下最缺少的就是这样理想主义的情怀，而这又是建立区域共同体乃至世界共同体最重要的伦理精神。当然在那个时代，这样亚洲一体的理想某种程度上是被一些政客利用，试图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扩大国益，最终导致侵略的现实。所以在今天，亚洲主义和东亚共同体的概念依然没有洗脱战争的阴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这种理想，更重要的应该是从历史的语境中抢救出它的意义，庸俗一点说，叫继承那些真正的理想。

　　对比很多从支持革命转向支持政府和战争的日本人，宫崎滔天最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着道德人格的独立，一生穷困潦倒也不肯接受官方的接济，宁可去当浪花节艺人卖唱也不愿接受不利中国的日本右翼势力的笼络。这大概和他从小生长在崇尚自由民权思想的家庭有关。他从小就认定所有带“官”字的都是坏事，而凡称“贼军”、“谋反”者都视为英雄豪杰，因此很厌恶身边同学以当官为吏为目标，又为身边乡邻穷苦生活所刺激，得出要以教育、教化的重要性，而要实行教育必须实行整个社会的的变革，因此决定要成为革命者，这些又和他从基督教里接受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人道主义精神结合，最后变成了世界公民、世界革命的理想，而且这份赤子之心终生未渝的。宫崎滔天希望建立一个“四海兄弟皆自由，万国和平自由乡”的大同世界，始终不肯接受日本国益大于其他亚洲国家人民利益的思想。对比之下，如福泽渝吉的文明论则显得野蛮得多，他虽然也看到了欧美国家奉行基督教平等博爱的表面信条之下行的是弱肉强食之实，却认为这也是当时无可选择的现实，因此鼓吹日本脱亚入欧，最后变成侵略路线。从时局而言，又一次是现实主义打败了理想主义，但是从历史的结果来评价，却颠转了二者的位置。

　　再回到之前，为什么要建立东亚共同体和共同体的伦理基础何在的问题。我认为，区域共同体是迈向世界共同体的一个步骤，世界共同体寄托了人类社会千百年的理想。大同的理想，就是人们不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借口彼此厮杀、伤害，也不再有等级和压迫，所有人都能在一个更和平更自由的世界里生活。要迈向这个目标，就是要一层层打破国家、民族的狭隘视野，能够把自己想象成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看做自己的事，并为了改变这种境况而努力。而迈出的第一步，就应该是从身边做起，从区域共同体的联合开始。比起政治上的改变，观念上的觉悟我认为是更重要的。如果一个区域的人都没有结成共同体的意识，亦或说这种共同体的意识要建立在排斥甚至仇视某个成员的基础上，亦或是在仇视另一种文明的基础上，那这种共同体就不是迈向人类大同，而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种族主义。

　　其次，从文化和历史的亲缘性上，也容易倾向于区域性共同体的建立。尤其是当今世界的环境里，文化相近的国家结成共同体也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发展。

　　最后，不得不承认，在私人感情层面也深深被这些东西所吸引。也许是被召唤吧，因为存在过像宫崎滔天他们这样的人，存在过他们亚洲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理想，也许在我生长的文化环境中也潜藏着同样的基因，因此深深被这种理想打动。我相信也还会有很多同样的人，存在在中国和日本，还有其他的亚洲国家。因此这种在历史上曾经失败过的理想主义，也许会被我们继承，在这个时代重新焕发出生机。

　　《三十三年之梦》读后感(七)：侠气与狂醉，我喜欢的风格

　　记得读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时，我极其迷恋书中伊谢尔伦集团那种“侠气与狂醉”的气质，这些志同道合的自由派流浪儿在艰难征程中苦守理想，在伊谢尔伦这颗美丽而孤独的星球上为保留自由的种子而战斗，但他们的生活却又不失浪漫与放达，也许明天就要战死，但今日依然举杯高歌，肆意狂欢，醉过之后仍将理想付诸行动，勇敢地迎向自己的命运。这部小说名义上为架空历史的宏大叙事，其实无一处没有历史厚重的身影。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另一个日本人的作品，就是这部《三十三年之梦》，一读之后便喜欢上了，这又是我热爱的文字，是极真切的从历史而来的“侠气与狂醉”的气质。这个日本人叫宫崎滔天，本名寅藏（又名虎藏），别号白浪庵滔天，真是一个极狂放的名号呢。他写的不是小说，而是他对自己前半生的回忆录，写作时也不过三十三岁，他却已生诸多感慨，叹谓“人世原是一场梦。‘三十三年之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今公开作说梦的痴人，又岂能免贤者的一笑？”。是感伤自身还是嘲弄世事呢？了解了一下历史，才知道这个宫崎滔天是参与过中国革命的大陆浪人，他与孙中山、黄兴均结下深厚交谊，足迹遍布亚洲各地，人生充满传奇色彩。由于他与日本外务省的关系，中国史家对于他的评论有所保留，普通人也不太熟悉这个曾经热情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甚至有人直斥他为日本间谍。抛开这些历史争议和各种先入之见，如果要看个人命运如何在百年前那场历史巨变中跌宕起伏的话，《三十三年之梦》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文本。

　　一谈到革命，人们大约总是热血沸腾的，何况宫崎滔天还是亲历者呢，可是这本书的开篇就是惆怅的，就是一个武士看逝水不归、落花不再那股子悲悯的情绪，写作此书时恰逢中国革命事业屡遭挫败，他亦穷困潦倒，正要投身浪花节界，做一个艺人，靠卖唱浪花曲维持生计，无怪乎其开篇自序的颓唐与伤感了。即便如此，他的行文之中还是掩饰不住一股江湖豪侠之气。

　　若以为宫崎只是在剖白“我是如何走向革命的”，则未免狭隘了。宫崎的文字是极活泼有趣的，这本来就是一个年青浪人的成长史，他又毫不讳言自身的种种缺点和幼稚可笑之处，他经历过各种有趣的事，结交各色怪人，有过各种乱七八糟的梦想，他目睹了日本和中国社会底层的种种挣扎与艰难的事象，他一直在苦苦寻求确立一生志向的信仰，先是自由民权，然后进入基督教，转而被无政府主义吸引，最终仍回到儒家的“淑世”之道来，又深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潮洗礼，与志同道合者共赴中国，参与革命运动，这些皆因他的叙述而生动起来，也慢慢展开了日本明治时代和中国清末的社会图景。

　　书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宫崎人生的转捩点，就是他与孙中山的相识。他先是期待，他自己加了一个令人笑倒的边注：“何其似妇女之盼情郎”，见到真人后，从各种细节中观察，觉得孙先生与他心目中的豪杰形象有距离，心生疑虑，等听完孙先生的一番民主共和的宏论，乃大为叹服，为之倾倒，“如痴如醉地回到旅馆”。后来他便回日本找人、找钱，前来襄助了。当时这些革命团体在世人眼中不过是些流寇罢了，怎想到这些年青人日后翻起的滔天巨浪。

　　《三十三年之梦》读后感(八)：民主不是一个时期，时期只是一种象征（作者：王文鹏）

　　我所探求的不是一个日期，而是一个象征，一个转折点。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

　　今年是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个日子的重要性套用莫里斯·迪克斯坦的话就是：“辛亥革命不是一个时期，而是一种象征和转折点。”辛亥这个纪年微不足道，重要的是这一年代表民主革命的社会变革在中国取得成功。1911是民主在中国肇始的象征。从这一年开始，以民主为起点的时代到来了。民主不是一个时期，时期只是一种象征。

　　读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之前，我从未这么深地体悟到中国的民主革命对亚洲和世界的意义所在。亚洲的民主政治变革首先在中国爆发并非偶然。封建专制是私人的乐园，民主则是人类的公园，要在亚洲这个乐园上建造公园，中国是关键。

　　在书中，我从宫崎滔天和二哥弥藏、朝鲜的金玉均、中国的孙中山的谈话中惊奇地发现：这三个人互不相识，却不约而同地达成了“民主革命要首先在中国实行”的共识。

　　1888年，在日本，宫崎滔天的二哥弥藏对他说：“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场。强者逞暴，日甚一日，弱者的权利与自由，一天天地丧失殆尽……假使有人重人权、尊自由，就必须速谋恢复之策。现在如不设法防止，则黄种人将永远遭受白种人的压迫。而这个命运的转折点，实系于中国的兴亡盛衰。”

　　1894年，朝鲜的金玉均对宫崎滔天说：“今后的问题只在中国。朝鲜问题不过是枝节的小问题而已，最终的命运有待于中国问题的解决。中国不仅是东亚命运的关键所在，恐怕也是全世界命运的一个赌场。”

　　1897，宫崎滔天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孙中山阐述了自己的“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因此我的主张是共和主义……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护世界的和平和人道，关键在于中国的革命，如果中国革命成功，其余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三个国家的互不相识的人有一样的见解和共识确实令人惊叹，但见解一致，共识达成并不代表就能实现民主和人权。人生在世，必须能掌握时代的大方向，那个时代的大方向是民主，民主的大方向是中国，在中国怎样实现民主是关键。

　　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想挽救中国危局，都提倡民权共和，一个“自上而下”改革，一个“自下而上”变革，但结果却完全不同。这是颇令人不解的。对此，宫崎滔天有一个精彩的对比：“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提倡民权共和，但孙基于西学，康因袭汉学。前者质而后者华，质则重实行，华则喜议论。二者见解虽一致，教养和性格却不同。这就是孙所以为革命的急先锋，康所以为教育家的原因。”

　　孙中山认为，共和政治是政治的根本原则，要实现这一原则只有实行武力一法；康有为也注重人权，提倡共和。他想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由上而下进行改良。但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最终失败；“自下而上”的民主变革在“愈挫越奋”中最终成功。

　　历史总是注重成功，而忽略失败。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是一本民主革命的“失败”之书，是中国民主进程的失败时，准确地说是民主革命“暗夜月明”时刻的记述。不懂暗夜，无法月明。我们能看到月明的光芒，却无法估量抵抗暗夜的力量。

　　宫崎滔天曾帮助康有为流亡日本，并想促使康、孙合作；他帮孙中山建立民族革命家的形象，并介绍孙中山、黄兴会面与合作，对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做出过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帮孙中山为革命在日本筹备资金，筹措军火……宫崎滔天对中国的民主革命是“资财相通，缓急共济”的，他把中国的民主革命的成功看做自己的理想。他认为理想必能实行，不能行的是梦想。

　　历史总是记住荣耀，而忽略牺牲。宫崎滔天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没有收获荣耀，他和《三十三年之梦》一样，收获的只是黯淡的岁月，但他最后看到了民主革命的成功开端。如果说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扛鼎之人，那么宫崎滔天是中国民主变革的扛石者，虽然这块石头有多大并不好界定。更多的人则是用鲜血铺就了今天的民主之路。

　　没有谁能真正厘清某个人在民主进程中的具体作用，但是显然民主的成功和捍卫不是一人之功。为民主流血和流汗的人都是可敬的！哈罗德•罗森堡在《荒野之死》中写道：“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负起属于他们时代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下死于荒野。”民主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理想，更是一种使命。在今天是一种延续，更是一种完善。你默认民主一分，民主便前进一寸。

　　民主不是一个时期，时期只是一种象征。

　　《三十三年之梦》读后感(九)：【读品】107辑·荐书·历史

　　宫崎滔天 著：《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 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36.00元。

　　日本志士宫崎滔天（1871-1922）之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重版，颇有意义。宫崎滔天何许人也？孙中山为《三十三年之梦》所作序言说的清楚，“宫崎寅藏君者，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共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

　　宫崎滔天，原名宫崎虎藏，又名寅藏，别号白浪庵滔天，日本熊本县人。1897年来华考查。结识康有为、梁启超，又经人介绍与孙中山、陈少白成为知交，为兴中会反清革命活动出力甚多。1900年参与惠州之役。1902年撰写《三十三年之梦》，即宫崎在孙中山于庚子惠州起义失败后的愤闷之作。

　　宫崎滔天“方之虬髯，诚有过之。”孙中山将宫崎比作隋唐之虬髯客，亦对自身有所期许，“惟愧吾人无太宗之资，乏卫公之略，驱驰数载，一事无成，实多负君之厚望也。”章士钊以黄中黄的笔名，节选回忆录中涉及孙中山的部分，译出《孙逸仙》，于1908年印发。《孙逸仙》立即成为极有力的宣传品，与邹容的《革命军》齐名，当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宫崎滔天性喜声歌，放浪形骸，常高歌一曲，“但闻头领一声令，扶危济困不问程；名扬江户人钦慕，长兵卫者乃我名。”他这样界定自己的革命者身份，依据“恒产”、“恒心”两分法将人分类，“两样占全者为顺民。两样皆无者是无赖。有恒产无恒心者不过花花公子，无恒产唯有恒心者为士。所谓志，即是士之心。志在天下，济世救民。空怀此志而不得机会，郁闷于困穷者即为浪人。”

　　就政治观点而言，他以社会革命者自任，承认个人的自由权利不容侵犯，对均产和国家社会主义之说都不喜欢；在地权问题上，又主张恢复地权，改变穷苦大众的困境。而这唯有诉诸武力斗争一法。因为“世上尚有称作文士的艺人，大都既无能发现真理贡献于世、又不敢指摘不平警告同胞、且更无殉于主义思想的觉悟。仅为苟活而写。或曾意在执笔，其实不过是笔下的囚徒！”

　　宫崎滔天与亚洲的激进革命党人多有交往，如朝鲜金玉均，印度人布斯，菲律宾人蓬塞等；与华人交往尤多，如康有为、陈天白、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华人中，他又与孙中山交往最厚，可谓毕生支持孙中山一党，反清革命。当年他曾在新加坡拜访康有为，意图劝其支持孙中山。不料反被康有为诬为日本刺客。孙中山闻讯从西贡赶来将其保出，两人交谊更厚。

　　再有一例。宫崎滔天与孙中山、黄兴俱有极深友谊，1905年由他介绍孙、黄结识，进而创立了同盟会（另一说孙、黄二人由杨度介绍相识）。黄兴对宫崎极为信任，甚至将儿子黄一欧托付给他。而孙、黄在孙重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后决裂，宫崎还积极在双方之间调停。孙中山赠予“推心置腹”四字横幅。黄兴则赠予“儒侠者流”。

　　黄兴去世后，宫崎特地赶到湖南奔丧。当时的湖南学生毛泽东闻讯颇为感动，修书一封，想与宫崎滔天见一面，但没有见到。数十年后，毛在接见宫崎之子时，还特意提到此事。有学者刊布了当时毛给宫崎的书信内容：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睹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

　　萧植蕃（即萧三） 毛泽东

　　本文刊于【读品】10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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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年之梦》读后感(十)：那个献身辛亥革命的日本人——读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那个献身辛亥革命的日本人

　　——读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杨津涛（启风）

　　刊于4月3日《南方日报.阅读周刊》，原题《那个为中国革命奋斗终身的日本人》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以天朝自居的中国败在了蕞尔东邻之手，从此时势迁移，老师成了学生。也是在那一年，兴中会领导的广州起义夭折，孙中山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涯，日本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在孙中山那些鼎鼎大名的日本友人中，以宫崎滔天最为国人所熟知。宫崎滔天，本名宫崎寅藏，号白浪庵滔天。1897年，宫崎与孙中山初次相会，即为对方的气度与言谈所折服，“他的思想何其高尚！他的见识何其卓越！他的抱负何其远大！而他的情感又何其恳切！在我国人士中，像他这样的人究竟能有几人？他实在是东洋的珍宝。”

　　毁家纾难帮助辛亥革命

　　因此在1900年，兴中会决定发动惠州起义时，他们除了获得日本政界在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外，更有日本人亲身参与其中，留下姓名的即包括宫崎滔天、平山周、福本诚、伊藤岩崎、山田良政等十余人。

　　惠州起义之初还比较顺利，革命军四战四捷。但好景不长，先是日本内阁易主，新上台的伊藤博文反对援助孙中山；然后革命党人又发现，自己上了人家的当，在菲律宾购置的一批军械竟全是废品。没办法，只得临时改变计划，结束起义。在撤退途中，山田良政因迷路被清军捕杀，孙中山赞之以“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

　　被寄予厚望的惠州起义竟以失败告终，宫崎滔天备受打击。他此前为了辛亥革命，几乎是毁家纾难，甚至曾对妻子说，“为革命用的钱，我能弄到，可养活妻儿的钱却弄不到。你该自己想想法子。”惠州起义后，宫崎滔天一度想出家遁世，但最终为了养活妻儿，还是选择做了一名浪花节作家。此时的他“处于悲愤和贫困的绝境中，可能是为了发泄郁愤，也可能是为了想得到几许稿费”(其子宫崎龙介所述)，于是开始在报刊上撰写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

　　此书在1902年出版发行，章士钊随即摘译了其中有关孙中山的部分，以《孙逸仙》的书名刊行于世。章士钊翻译的内容只有全书的五分之一，但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他“发明”了“孙中山”三个字。原来1897年孙文在日本流亡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是姓、“樵”是名。只学得半吊子日语的章士钊，竟“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孙逸仙》在当年与邹容的《革命军》同时风行天下，国人从此才知道有一个闹革命的“孙中山”。章士钊之后，革命诗人金天羽又出版了此书的全译本，易名为《三十三年落花梦》。但是金译本的质量依旧不高，错译的地方很多。因此，林启彦在上世纪80年代重译了《三十三年之梦》，成为至今最好的中译本。宫崎滔天本身即文采出众，兼之林先生流畅的译笔，使这本书无论是在故事，还是行文上，都很是好看。

　　成为同盟会早期会员

　　孙中山在《三十三年之梦》的序中将这位友人比作大侠虬髯客“宫崎寅藏君者，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来相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挚，方之虬髯，诚有过之。”在此书的前半部分，宫崎滔天叙述了自己的家世与早年经历；后半部分则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了他同中国革命的不解之缘。戊戌政变失败时，宫崎滔天亲身犯险，参与营救维新党；康有为与梁启超寄居日本期间，他又极力撮合维新、革命两党，希望中国革新势力能够团结一致；两党联合无望后，宫崎则与革命党人精诚合作，直到惠州起义功败垂成。正所谓“回顾半生，只是一梦，而且完全是失败的梦。追怀梦迹，痛恨难堪，惠州事件又失败如此。”

　　从一部《三十三年之梦》，能读出来的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步履维艰，更有那早已湮灭无闻的革命情怀。悲观之情纵然是溢于言表，但革命的念头却始终萦绕在宫崎滔天的心中，理想的火花从未熄灭。后来如果没有宫崎滔天，或许就不会有1905年中国革命势力的大联合。据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的记载，正是在他的引见下，兴中会的孙中山与华兴会的黄兴、宋教仁才得以相识，几十天后即合力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宫崎滔天也成为最早的会员。

　　1911年12月30日，宫崎滔天出席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祝贺宴会，亲眼见证了中国革命的短暂成功。1921年，宫崎滔天最后一次来华，意图协助孙中山谋划北伐，回国后于次年去世。孙中山闻讯后至为悲切，痛呼“中国人民失去一良友”。在中日两国近世百年的恩怨纠葛中，能有宫崎滔天这样一个日本友人，为中国革命殚精竭虑，前后奔走数十年，真可谓是一段世界史上的传奇佳话了。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1-04/03/content_694494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