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女孩的恶作剧》是一本由[秘]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39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坏女孩的恶作剧》 三星
略萨的晚年作品。略萨的作品几乎全部读过，这部应该被归类到较差那一档中去，即使和玩票的《谁是杀人犯》比也不如。我所说的不如，不仅存在于故事本身（与《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如出一辙的模式、剧情），还体现在他招牌的结构写实技巧上，显得过分的做作僵硬，为了讲究对称，每一章的情节都贯彻以同样的模式，人物，场景，甚至对话。譬如“我的大侄子，你选择留在巴黎真是太正确了”这句话在第二章的59页，第三章的109页，第四章的152页，第六章的301页，第七章的346页反复出现。
即使这些不完美，它还是打动了我，一本好小说，。
作家创作力的衰退往往与年龄成正比，骆以军说真正的灵感只迸发于青年，到40以后，则只是技巧的纯熟与下笔的惯性。（当然某些老怪物除外的）。捕不到鱼无所谓，关键不可丧失进取之心。在序言中略萨如是说：“全集意味着一个作家承认自己已经走到路的尽头，但我尚未停止呼吸，我想在脑中装着幻想和一些新的东西走到生命的终结。”然后他说了很让我震撼的苏格拉底的故事。
当把毒药递给苏格拉底时，看到他正在学波斯语。“可是，您为什么还在学波斯语？”那些送毒药的人问他，他回答“就是因为我想学波斯语，啊，现在我要吃毒芹了吗？那好，我吃毒芹。”
《坏女孩的恶作剧》读后感(二)：一个施虐,一个受虐.
因为那女孩身上充满一切在他看来可怕的欲望,他就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他心甘情愿受那女孩的玩弄.心甘情愿作为她的庇护所.
如果那女孩爱他,就不应该一遍遍伤透他的心,摧残他的意志.把他弄得人不人鬼不鬼.
谁比谁弱啊,谁的内心更弱啊,凭什么这女孩就在欲望中无法自拔,玩弄这纯真的男孩于股掌中,女孩可以在男孩这里寻求平衡,男孩却只能独自消化伤痛.
好多故事都是这种一厢情愿的,明明那个人对你不好,对你不忠诚,不把你当作唯一,你却深陷其中,一生对她魂牵梦绕无法自拔.
两情相悦多好啊,两个人互相呵护,彼此有坚定的承诺,不说一生,但至少近期,他只有她,她只有他.
这故事里,女孩是现实主义.男孩不是现实主义.所以成了男孩单方面的付出.
一个施虐,一个受虐.
《坏女孩的恶作剧》读后感(三)：这样的译本可惜了略萨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这导致了我对所有事物的要求都特别严格和刻薄。这是前提。
所以如果我的评价过于吹毛求疵，请原谅这都源于我本身对这部作品强烈的爱。
商人真这世上是最不尊重作者意愿的人，腰封上赫然印着的“与马尔克斯齐名”，也许是让略萨最为尴尬不堪的字眼。我一次也没有完整读完过百年孤独，并且丝毫不为此感到遗憾或羞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在读书这件事上愈发如此。一部作品的价值，应由它本身来体现，而价值的实现，则应依托于读者在阅读中与作品达成的交互式体验。
也许有些人会拒绝本书时间跨度过长如流水帐一般的书写，而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心却时时在痛。我们大概都有过类似这样自觉漫长的岁月，喜欢某个人，看不透对方的心，又或是被并不中意的人喜欢着，一心想要躲避，却又不懂得如何才能不伤害彼此。我们无意中扮演过坏女孩，无情地拒绝着求爱者，也常常是痴心的好男孩，像圣徒一般倾其所有地付出。在这场双方都自觉卑微的爱情里，无论是坏女孩还是好男孩，都是如此备受煎熬。仍是那句话，先动感情你就输了。
不得不说的是，也许是翻译周期太紧，译者的工作量过大，导致本书的翻译稍嫌蹩脚，个别定语较多的长句过分直译，语法不符合汉语习惯，显得不够通顺。由于使用五笔输入法产生的错字，以及未被校对察觉或因排版丢失造成的缺字，使这样一部佳作减色不少。尽管原作的魅力终将让读者甘于将这些瑕疵自行敷衍过去，但这样的一本书让我的内心越来越与现在的出版业者为敌。我多想登上巴别塔，再也不受坏译本的折磨。然而想要学会全世界所有语言的企图总是让人顿感绝望渺小无力，但凡译者与出版商都能再负责一点，就不必劳烦每个人变成全能。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坏翻译都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小到纸张，大到思想。
我想，为欣赏略萨的文学之美而来的人们终将获得所期许的精彩体验，倘若诸君只是为了消遣，在新的译本出现之前，这本书可以先不要试着买了。
《坏女孩的恶作剧》读后感(四)：爱、最好是去体验 而不是去描述
谁认真了、谁就输了。
小里卡多、太认真太天真
坏女孩、太不安分太坦诚
因为他的《城市与狗》在祖国秘鲁遭到禁毁，1990年竞选总统，不断遭受死亡威胁，在第二轮竞选中仅以微小的差距落后于另外一个候选人，被驱逐出境，他还做过老师、记者、图书馆工作人员，甚至做过专门去寻找意外死亡尸体的工作，还有为了生存同时做7份工作的经历，对这样的老男孩总是没有一点抗拒力。
拿了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还为诺贝尔文学奖让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落选而愤愤不平，认为该奖“也有颁错的时候”。
飘忽的一厢情愿的爱情故事，从秘鲁小女孩到阿莱特同志、阿努克鲁斯夫人、理查森夫人、到最后成为了小里卡多的妻子还是不安于现状。或许，有些人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对方再痴情也没用，里卡多能给的永远都不是坏女孩想要的。“哦，好男孩，你还爱我吗？”每次看到这里，都会很讨厌坏女孩，她可以一次次地拒绝他的爱，但没有权利利用里卡多的爱肆意挥霍他对她的好。里卡多跟《琥珀》里的女主角很像，这样的角色总是受伤害的一方。爱情的苦酒让他不只一次受内伤，每次决定再也不会让她闯进自己的生活，却没有一次能抵制住。女人是个怪物。就像大海一样狡诈。每次离开里卡多最后总是回到他的身边，真的爱他吗？略萨认为，爱情是一种非常下等的东西，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坏女孩感受到的是一种爱情，尽管这爱情一点都不浪漫。或许，略萨看到的比较现实吧，他想探讨的是一种脱离了始终由浪漫主义神话伴其左右的爱情、一种我们的时代在实践中揭穿的神话。
爱，最好是去体验，而不是去描述。别人的故事别人的观点看再多都没用。
《坏女孩的恶作剧》读后感(五)：坏女孩的恶作剧
此书给我的感觉有点象《纯真博物馆》，使我又相信有爱情，有这种爱情的社会还是值得生活下去的。 略萨在此书中没有使用新结构，用的是传统的顺序手法，以“好男孩”平凡的一生为线，以其与“坏女孩”相爱的一生为线，串起了人生，社会，生活等等。可以说“好男孩”的梦想是生活在巴黎，他很容易实现了，但实际上他的一生也是为了爱“坏女孩”，他也实现了，但是实现的相当辛苦。不过这也使得他平凡的人生有了与众不同的精彩。要是“坏女孩”早早地与他在一起，恐怕就是偶像剧了。 也许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坏女孩”。只是我们没有勇气与耐心去这样的爱人。这疯狂与永恒的爱情。
《坏女孩的恶作剧》读后感(六)：一切只关乎爱情
【平媒已发】
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绚丽的人，她让你觉得以前遇到过的所有人都只是浮云。
——《怦然心动》
文/严杰夫
我没有经历过一见钟情的爱情，更没有经历过因为一见钟情而执守数十年的爱情。但是里卡多·索莫库西奥却经历过。在他中学认识了一位自称来自智利的，名叫“莉莉”的小姑娘后，那一段爱情就跟随了他四十年。甚至因此，原本性格谨小慎微的他，却因此经历了一段无法想象的传奇人生。
里卡多·索莫库西奥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小说《坏女孩的恶作剧》（Travesuras de la niña mala）里的人物。出版于2006年的这部作品，通过主人公里卡多遍布秘鲁、法国、英国、日本和西班牙等数个国家的人生足迹，描绘了一个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尽管显而易见的是，略萨是想通过这个小人物的经历，来展现上世纪50年代以后，曾发生的拉丁美洲革命、巴黎左派思想运动、伦敦的嬉皮士乃至于西班牙革命，但我仍愿意仅仅把它看成是一个爱情故事，就像略萨自己说的那样，“我想探讨一种脱离浪漫主义神话的爱情”。
故事的女主人公——即书名中提到的那位“坏女孩”，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浪漫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对于她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只有金钱。于是，这位“坏女孩”在四十年的时光里，有过各种各样的名字和身份：自智利移民到秘鲁的小姑娘莉莉、古巴的女游击队员、罗伯特·阿努克斯夫人、理查森夫人、混迹于日本黑社会的栗子，却从未透露过自己真正的名字——奥蒂丽塔，和真正的身份——来自秘鲁里马克河岸贫民区的一个小姑娘。因为怀揣着极端实用主义的生活哲学，“坏女孩”不停地从里卡多的生活中消失，却又在某一天突然出现，直到生命的尽头，她才在“好男孩”的身边安定下来并平静地死去。就是这样，男女主人公的人生在四十年的时光里永远无法重合，却又的的确确在彼此纠缠。
不得不说，略萨是一位“讲故事”的大师。两个普通人的人生，在略萨的笔下，就这样夹裹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时而缓慢，时而快进地前行，从而演绎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喜剧。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会时常咄嗟于里卡多的爱情命运，却又不得不佩服于他的痴情，我们会常常痛恨“坏女孩”在爱情上的变化多端，却也常常会同情于她可怜的身世和非人的遭遇，我们更会抱怨作者为何就不能恰到好处地停止这个悲伤的爱情故事，而给出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却又不得不痴迷于作者用文字架构出的这段让人不分虚实的悱恻爱情。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略萨安排的那段“东京奇遇”，穿插在大多属于西方社会的故事场景中，显得稍稍有些突兀。为此，不由得地要让我不厚道地揣测一下，略萨对福田这个黑社会老大的描写，是否就是在影射前秘鲁首相阿尔贝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我们都知道，略萨曾经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了1990年的秘鲁大选。在那次选举中，略萨的对手正是藤森。在第一轮投票中，略萨获得了相对多数的最高票，但在第二轮投票中，略萨却只获得了23%的选票，远低于藤森57%的得票率，而最终失败。略萨后来回忆起这次竞选时说道，藤森是由于窃取了他的政治纲领才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我想在略萨的脑海中，藤森一定是一个既能给自己带来挫败感却又十分猥琐的政治对手，正是如此，在《坏女孩的恶作剧》中，日本人福田才会被刻画成这样的形象：既让人感到无法与之对抗，却又是个令人恶心的性变态。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私底下的猜测，并无伤于略萨的这个爱情故事给我带来的感动。
最后，我不得不再次感谢略萨给我们讲了一个这样动人的爱情故事。因为我感到十分庆幸，在自己快10岁的时候，王朔的《动物凶猛》中“我”对米兰的迷恋，让我开始对爱情有了一些懵懂的感觉；在自己快20岁的时候，我则因为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的《简·爱》（Jane Eyre）中那个曲折徘徊的爱情故事涕泪四流；而在自己快30岁时，读到了略萨的《坏女孩的恶作剧》中这场蔓延四十年的惊心动魄的爱情戏剧后，我终于明白，这种“现实主义”的爱情故事会如此的令人怦然心动。
http://www.weeklysh.com/News/ArticleShow.aspx？ArticleID=8467
《坏女孩的恶作剧》读后感(七)：略萨，不熟
这些年我们的阅读陷入了一个怪圈，不是通过对文字本身的敬仰去探寻作者的蛛丝马迹，而是因为某人暴得大名而开始从作品中挖掘更多的八卦，尤其是大师退散时代的诺贝尔文学奖，总给人一种内幕和流程比获奖者及其作品本身更受关注的邪恶感觉，像极了商机无限的电影颁奖礼。
可以说略萨的获奖是近年来比较另类的一次，因为这个老头早在“姨妈”时代就被太多人熟知，并且多年间几乎全部重要作品的中译本都得以陆续印行，可以说完全不必揭起那幅不存在的神秘面纱——倒是因为他极爱把自身经历掺和进小说而需要经常性地向自以为是他熟人的广大读者辟谣。
我跟他不熟，可是十几本大作领教下来还能不厌其烦地寻觅其未被自己读过的作品，这一现象本身就证明了他对我的吸引力惊人。主观地说，他的小说也的确是众多诺奖大神的作品中最为清晰易读者之一。
他不回避爱情，张扬的和隐秘的一股脑儿用文字表达出来，他的前妻兼姨妈胡利娅已经脱离了日常的本体而跃升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尽管她也曾苍白地回击过，但他们的爱情故事已经让叙事人和窥视者都洋洋得意。
他不回避政治，他的获奖理由是“他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的细腻描述和他对个人的抵制、反抗和挫败形象的尖锐刻画”，何其纠结的形容。事实上倒不如说他政治生涯即将到达顶峰时的失败给了他继续挥洒天赋的机会。他不惜在盖棺定论前将经历和抱负一写再写，《水中鱼》的回首，《世界末日之战》的眺望和《公羊的节日》的俯瞰，难说好读，但他努力用人生的厚重感毫不慌乱地压缩着轻薄的文字，或者一直相反。
他不遮掩自己的能力和野心，虽然他很难成为一个良善读者崇敬的榜样，但他不动声色地“恶”埋藏在强势的叙述中，像灾神附体却让人禁不住挖掘的美丽矿石，射线般透骨的恶与大美并存。《谁是杀人犯》集合了侦探小说的要素，但哪个类型小说作家能写出这样精巧而沉重的东西？《坏女孩的恶作剧》让书内书外的人同样难堪而难忘，他哪里是在写女孩，分明是在活剥他自己。
无论他解释或者沉默，都无法掩盖那种与生俱来的征服欲望。在看似可以玩弄于股掌的爱情与政治变故频生之时，至少文字还能被牢牢把握。获奖消息虽不至于让他激动万分，但至少会带来不小的慰藉和掌控局面的感觉，支撑注定无法保持安宁的余生。
最后一点不确定的感觉是，略萨这个人虽然以一种不合作的姿态风行于世，但骨子里给人的感觉总是有一些谄媚，这大概是出于本读者对其文字的嫉妒而产生的错觉。
《坏女孩的恶作剧》读后感(八)：爱情的废墟
语言与记忆的存在，使人类经验总是被吸纳进虚构的黑洞。一部自律的小说总是具有虚构性，但是，虚构并非幻觉的尸体，相反，它具有自觉的生命力，其自身语义不断累加、聚合、膨胀，以至达到行将破裂的程度，于是具备了溢出自身的可能。小说洞察并凝聚一个时代的精神，同时又不断地摧毁它，从而展示出超越的可能性。小说并不是复印纸、摄影机或者屠刀，它是一种生活的肌体中需要不断被分泌出来的酶和催化剂，它具有神奇的力量去催生一种化合物，同时又能够保持自己的顽固属性。通过文本装置抵达的虚构，总是具备否定和纠正的力量，它摧毁并复活一个词语或一个概念，并进一步激活、瓦解甚至创造一种现实。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虚构的文学作品持续地更新着人类的生存经验，它重新命名人类经验，以自身的形式抵抗并试图超越生活的混乱。
拉丁美洲在二十世纪所贡献出的那种绚烂的“魔幻现实主义”，从来不是对现实的服从和临摹。拉丁美洲的小说家们自觉而富于创造性地为自身的经验命名，甚至，反过来，从《佩德罗•巴拉莫》到《百年孤独》，拉美作家们都是在用命名的威力来逼迫新现实的诞生，他们试图创造出新的生存经验、生活方式、甚至政治图景。但是，创造的动力总是来自于文学虚构中的否定力量。
略萨，这位拉美文学的健将，既是一名激进的小说家，又是一名积极的总统竞选人，但是，他在两种身份中游刃有余。他始终坚持小说的虚构性，持续地揭示现实的“谎言中的真实”。他相信，“写小说不是为了讲述生活，而是为了改造生活。”（略萨《谎言中的真实》）当然，小说的虚构性并不是让直接滑入幻象的漩涡，虚构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变形和背叛，这一切都是为人类内心深处潜藏的混沌梦境塑形，从而揭示生活中残忍的贫乏。虚构，作为欲望与现实之间的过渡地带，它是“一种灵敏的缓冲剂”。（略萨《谎言中的真实》）虚构缓解着现实的逼迫性挤压和疼痛，又不断激发着人类梦想的动力。
小说的否定和消解能力正是对现实神话的诋毁和改造。艺术作品在对现实的摧毁中又补偿了一个世界。在2006年的新著《坏女孩的恶作剧》中，略萨就义无反顾地将小说的否定势能充分释放出来，他的敌人是爱情，或者借用书后附录的访谈中的词汇，是“浪漫主义爱情的神话”。在爱情方面，略萨在《胡利亚姨妈和作家》（1977、《继母颂》（1988）、《情爱笔记》（1997）等小说已经探讨到过乱伦、性自由、性倒错等观念，每本小说的主题各不相同，但是都提供了一种偏移一般爱情观念的引力。在《坏女孩的恶作剧》中，他将这中偏移的引力加强到了极致。这部小说也触及性自由、性虐待、窥淫癖，但它们都没有占据小说的主要空间。这部小说展示的爱情犹如一团虚无的迷雾，这充分印证了本雅明的说法，小说作为一门现代艺术，“诞生于孤独的个人。……小说显示了生命深沉的疑惑。”（本雅明《讲故事的人》）
在这部小说中，略萨放弃了他惯常的对位法、立体主义叙事，或者被他本人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命名为“中国套盒”的小说结构。《坏女孩的恶作剧》统一在一个单一的叙述者身上，这个叙述者就是里卡多•索寞库尔西奥，生于1935年，一名从小梦想去巴黎的秘鲁人，他的梦想是“到巴黎去过幸福美满的日子”。（第8页）六十年代初，他终于带着秘鲁一所大学的法律学位证书来到巴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部谋得一份差事，以编外人员的身份接受临时的文件翻译。在玛利亚•路易萨•布兰科的访谈中，略萨把自己笔下这个主人公称作“一个消极平庸的人”。里卡多初到巴黎就向革命家保尔坦言，他的“全部幻象就在于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够今后在巴黎马马虎虎地度日”。（第24页）不久，他继承了阿尔韦塔姨妈的遗产，他买了一套装饰派风格的房子，最终在巴黎定居下来。这套位于约瑟夫•加尼埃街的两室小房子是里卡多整个人生梦想的停泊地，他的人生体验的视域也被束缚在这里。里卡多并不是一个彻底平庸而无聊的人物。他喜欢阅读，他的巴黎之梦就起源于童年时代对保罗•费瓦尔、凡尔纳、小仲马的阅读。他还翻译过不少文学作品，比如契诃夫、蒲宁、多丽丝•莱辛、保罗•奥斯特、图尼埃尓，甚至一度试图翻译阿赫玛托娃的长诗《安魂曲》。他还偷偷写诗。但是这些东西非但没有增益里卡多洞穿生活与现实的能力，反而给他涂抹出无数孱弱的幻觉。他会在谈情说爱甚至做爱的时候向女人背诵聂鲁达或卡瓦菲斯，在餐厅里向女人指出海明威或布勒东曾在某张桌子上进餐。甚至在极度绝望企图在米拉波桥上自杀时，他依然在吟诵阿波利奈尔的诗句。这些幻觉妨碍了他触摸生活的简单而残忍的质地。他幻象的泡沫需要一个外力来刺破。“坏女孩”也许就是一根锋利的刺。
“坏女孩”应该是小说的真正主人公，与里卡多相反，她拥有变动不居的身份、名字和爱情。在她还是“智利小姑娘”时，她的梦想就是不断溢出一个稳定的空间：“旅行，旅行，不断地旅行，周游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第10页）她为梦想行动，身份犹如善于迁徙的候鸟一样变动不居：智利小姑娘莉莉、女游击队员阿特莱同志、古巴查孔司令的情人、阿努克斯夫人、理查森夫人、福田夫人、索寞库尔西奥的妻子、马蒂内丈夫的情人。这是一个“像磷火一样忽隐忽现的女人”。（第153页）爱情就是她那双折射波西亚米亚光芒的候鸟翅膀。对她来说，爱情并不是甜言蜜语和浪漫主义的幸福梦幻，而是使生活发生不断变化的动力。她是一个“发疯的女孩”、“女冒险家”、“无所顾忌的小女人”。（第114页）
里卡多却始终如一，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像小牛犊一样”疯狂地爱着坏女孩，他们总是传奇地相遇、偷情，但是坏女孩总是从他的生活中逃逸出去，不断地出走，给里卡多留下无限疑惑与痛苦。里卡多一共向坏女孩求过十五次爱，但略萨总是不让坏女孩就轻易范于里卡多那种平庸的梦想中。虽然，里卡多对坏女孩的爱情是毋庸置疑的，除了几个维持短暂关系的女人，坏女孩几乎是他爱恋一生的女人。他极度迷恋坏女孩，甚至一直保存着坏女孩留下的一只娇兰牌牙刷。但是，残酷的是，坏女孩并不是里卡多的生活所能容纳的一个女人。直到第六章，重病康复后的坏女孩才嫁给了里卡多，那个时候里卡多已经将近五十岁了，但不久，坏女孩又一次离开。里卡多最后一次见到的是已经处于癌症晚期的坏女孩。虽然这一次是坏女孩主动地回到里卡多身边，死亡却又一次将她带走，而且是彻底地带走了。
在小说开头，坏女孩在一个“神话般的夏天”，跳着曼博舞，现身于狂欢节舞会。这是一个马尔克斯般的小说开头。小说凝聚于一个封闭而神奇的空间。接下来的章节却是对这个空间的彻底击碎。小说的空间显得异常开放而驳杂。坏女孩身上的“神话般的夏天”的疯狂一直没有褪色，反而更加浓郁起来。她是一个神秘的女人。她的真实身份直到第六章才揭示出来。坏女孩的原名叫做奥蒂丽塔，她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可是，“她生下来就有伟大的梦想，她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第321页）坏女孩和里卡多的人生都开始于“梦想”。不同的是，里卡多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他的梦想是最终被现实所接纳、驯化。坏女孩永远是一个无法被里卡多控制的女人，她总是比里卡多更加强势。她是一个颠倒了的包法利夫人，一个清醒的行动的包法利夫人。她总是对命运感到不满足，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生活，她的欲望和梦想总是胀破、溢出现实世界。这种欲望和梦想在小说中肆虐似地蔓延，就像略萨在评价《洛丽塔》时候所说的，使小说“深深扎根于人性中最生动的东西：欲望和为本能效力的想象”。（略萨《洛丽塔已过30岁》）
坏女孩的爱情时刻游移，它无法被命名。在这个人物身上显示出一种真正的小说精神，小说以一种动态的方式描述不可传达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无法被轻易地定义。因为定义总是在灭绝事物：“以一种定义来体会一个事物，无论定义多么随意，都是在拒绝这个事物，是把它变得乏味而多余，是在灭绝它。”（齐奥朗《解体概要》）而想象力总是为事物赋予增值的意义。坏女孩的爱情拒绝定义，拒绝服从于现实中一切关于爱情的观念。
小说的叙事者是里卡多。但是，对于坏女孩这个人物，我们必须从里卡多的视角中跳跃出来。坏女孩在里卡多眼中的美与恶都不可轻信。
里卡尔这个人物身上充满着很多悖论。他在生活里是一个犬儒主义者，但是，对坏女孩的爱情无时不刻地改变着他的这种生活态度。他对爱情总是具有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幻觉。而坏女孩偏偏把里卡多的甜言蜜语称作“俗不可耐的话”。这种“俗不可耐”是深入他骨髓的。略萨要批评的也许正是人性中这“俗不可耐”的一面，他试图摧毁人类情感语义中石化的这一部分。这种石化的幻觉在另一个人物萨罗蒙•托莱达得到了放大。萨罗蒙•托莱达的爱情哲学与嬉皮士胡安•巴雷托是一致的：“恋爱是一种错误”。（第153页）他精通多国语言，终于又一次机会去东京的三菱公司担任为期一年的专职翻译，但是，在东京，他疯狂地爱上了美津子，一再声称要控制女人的他却鬼使神差地反而被女人所控制，最后因被美津子抛弃而自杀。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诊断出人性中那种根深蒂固的爱情疾病。
里卡多屡次遭受打击几近绝望，但他每一次总是会燃起“幸福之光”。而他的这种幸福又是建立在他稳定的生活观上的，它是虚弱而无力的：“当激情力求与……富裕安宁的生活态度达成妥协时，它就丧失了全部力量和幸福。”（本雅明《评《亲和力》）虽然，对爱情的激情常常使他稳定的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他的激情最终总是被生活所消解。他提供的幸福图景很容易就被坏女孩残忍的离去击碎。既是如此，里卡多依然并不能从这种幸福梦境中彻底清醒。就在他在胡安•巴雷托面前刚刚说过对“任何热情或爱情都已经产生了免疫”之后不久，当他得知坏女孩在东京的消息，又开始迅速燃起了“幸福之光”，开始拼命向坏女孩靠拢。但是，坏女孩的新丈夫福田却是个窥淫癖。就在里卡多与坏女孩做爱的时候，里卡多发现坐在房间的阴影里窥视他们的福田。这一打击对于里卡多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对爱情几乎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沼。坏女孩离开福田又来找里卡多。福田除了有窥淫癖，还是个性虐待狂。坏女孩的身心遭受了极大的创伤。里卡多借来了高额贷款为她治疗。她逐渐康复并嫁给了里卡多。这一次，他以为终于抵达了自己的幸福梦境，坏女孩甚至当起了家庭主妇。但是，里卡多位于约瑟夫•加尼埃街的两室小房子对于坏女孩来说终究像一个监狱，这种平庸无常的生活让她苦恼、窒息，她再一次义无反顾地离开了里卡多。
小说一直处在那种里卡多的稳定与坏女孩的逃逸之间的张力中。如果说里卡多代表一个受限制的必然世界，那么坏女孩代表着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世界。他们之间的对立意味着现实与虚构的对立。坏女孩的逃逸证明，现实世界从来无法束缚住虚构的艺术世界。
大多数现代主义小说往往拥有蜗牛般的叙事速度，笼罩着一种湿润而氤氲的时间之雾，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别雷的《彼得堡》、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福克纳的《我的弥留之际》、索尔•贝娄的《赫索格》、洛伊的《微物之神》、帕慕克的《黑书》。这些小说在枝蔓丛生的绵长叙事中抵消着自然时间的重力，从而变得轻盈。不过，《坏女孩的恶作剧》却具有飓风一般的速度，它并不将某个时间片段从序列中剥离出来，让它铺展为一个汪洋的大海。小说的时间跨越将近半个世纪，在七章中跳跃式前进。小说的空间设置在秘鲁、法国、英国、日本、西班牙五个国家。这部小说在时空在特点是时间的跳跃伴随着空间的位移，犹如在下一盘时空的象棋。小说第一章开始于1950年，地点在秘鲁首都利马。第二章的主要时间是1962年和1965年，地点从利马置换到巴黎。第三章的主要时间是1970年左右，地点在伦敦。第四章的时间是1980年，地点则变换成东京。第五章的主要时间是1982年，地点又回到巴黎。第六章时间是1984年末，地点回到小说开头的利马。第七章也就是最后一章是在1988年，又转移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并结束于法国的塞特港。尽管小说具有大幅度的时间和空间跨越，但是每一段时间在一个城市出现时都是短促而迅疾的，时 试图如沼泽地的水雾一般弥漫进空间的各个隐秘角落中从而淹没小说的进程。也许，略萨这样做大概为了试图将小说的重心从展示叙事的魔力转向爱情的解构上。无论如何，这部小说一反常态，不致力于制造一个“拉康派的迷宫”（第236页），而是呈现出别致的清晰，虽然这种清晰丝毫没有妨碍略萨语言一贯的驳杂。
当然，时间主线的清晰依然抵挡不住略萨惯常的枝蔓丛生的叙事。小说中的各种次要人物来推动着叙事的推移，他们都为里卡多和坏女孩的相遇提供了可能，同时这些人物分散着小说的聚焦点，拓展着小说的空间。第二章中的厨师保尔，第三章中的里卡多中学同学胡安•巴雷托，第四章中的“译员”萨罗蒙•托莱达，第五章中的“不会说话的小男孩”伊拉尔，第六章中的防波堤建造者阿基米德，第七章中的西班牙姑娘马塞利亚。其中，保尔和胡安•巴雷托这两个人物传递着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下半页的历史经验。保尔的另一身份是革命家，他身上萦绕着六十年代浓郁的乌托邦激情。对他来说，古巴革命是一个改变历史的契机：“历史如乌龟爬行那样慢慢腾腾地发展了那么多年后，突然间，由于古巴，它一下子变成了一颗流星。应该行动起来，在行动中学习，跌倒了再爬起来。”（第26页）他属于一个叫做“左派革命运动”的组织，他在巴黎联络着各种秘鲁青年争取奖学金去古巴接受游击队训练。保尔的革命梦想近似略萨的小说观：“所有的小说的心脏里都燃烧着抗议的火苗。”（略萨《谎言中的真实》）小说像革命家一样抗议僵死、贫乏的现实，以强大的野心提供一种不受限制的生活。
里卡多在伦敦遭遇中学同学胡安•巴雷托，他是七十年代嬉皮士运动中的一员，他向里卡多灌输着当时最先锋的性爱观：“幸福的秘密，或者说至少是平静的秘密，是善于把性和爱分开。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就把浪漫蒂克的爱情从你生活中清除掉，因为浪漫蒂克的爱情让人遭罪。”（第113页）在里卡多看来，“坏女孩实实在在主张的就是这样一种哲学，毫无疑问，她一直遵从这种哲学行事。”（第113页）当然，这只是里卡多的理解，略萨写这样一部漫长的小说不可能只是为了传达一种性解放的观念，这对于小说写作的2006年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需要大肆宣扬的革命观念。对于略萨这样一名坚持小说虚构性的作家来说，他的作品总是在超越着自己的时代。他总是在传达一种否定的经验：“虚构并不复制生活；它排斥生活，用一个假装代替生活的骗局来抵制生活。但是，它以一种难以确立的方式来完善生活，给人类的体验补充某种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到、而只有在那种想象的、通过虚构代为体验的生活中才能找到的东西。”（略萨《藏污纳垢之所》）在这部《坏女孩的恶作剧》中，略萨再一次试图提供一种超越以往任何爱情观念的爱情，一种不断否定自身的爱情。坏女孩无法在某一种爱情空间里定居下来，从拒绝里卡多的第一次求爱开始，她总是一再逃离，从而实现了她对各种爱情的否定。她的不断逃离造成了里卡多的绝望，里卡多由于全部生活幻觉被撕碎而陷于幻灭之中，他终于变得什么都“不相信”（第344、373页）。但是，小说又不是在宣扬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正在里卡多随着岁月变得沉静而虚无的时候，坏女孩又反讽一般地回到了他身边，在死亡逼迫着坏女孩的时候，并且表现得如里卡多所梦想的那样，“像一个模范妻子”。
小说描摹了那么多喧嚣的城市，但终结于一个宁静的海边小城，那是法国现代诗人瓦雷里的故乡，瓦雷里最后安葬于这里的海滨墓园，墓碑上铭文就是他的长诗《海滨墓园》中的句子：“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卞之琳译文）
但是这一宁静是在爱情神话全面塌陷后的里卡多眼里才出现的，此时身患癌症的坏女孩即将死去。呈现在里卡多的眼前的与其说是“神明的宁静”，还不如说是一个爱情的废墟。直到小说的结尾，我们才得知，这部小说其实是里卡多的回忆录，是一部一个体验到爱情的废墟感之后的老人写下的回忆录。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只不过是略萨的虚构，略萨是要以魔术般的虚构来摧毁现实中的爱情，从而修正、拯救生活。
2011年1月
《坏女孩的恶作剧》，略萨著，尹承东、杜雪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坏女孩的恶作剧》读后感(九)：略萨和他的坏女孩
每每提起一个国家，迫入脑海的，不是别的，是一些和我毫无关系的人名。比方提起阿根廷，会想到博尔赫斯；提起阿尔及利亚，会想到加缪；提到智利，会想到聂鲁达；提起乌克兰，会想到玛琳娜•柳薇卡；提起秘鲁，则会想到巴尔加斯•略萨……列举至此，我惊讶地发现，它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
出身与作家的书写有关联吗？我相信是有的。一个人的作品，往往是命运和思想合谋的结果。第三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写作资源库，贫穷、暴力、政治或国家动乱，置身于此类充满变数的庞大的复杂事件之中，会得到一种幽秘的生命经验、独特的观察视角，以及无法跻身于文明中央的边缘感，这使得他们的文学不必刻意寻找切入点，不必探求新领域，他只需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故事进行剪辑，就具有真实的独创性。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断言：“第三世界的文学可以起到民族寓言的作用。”
略萨对秘鲁是不满的。在他早期的作品里，他曾质疑，说：“在秘鲁当一位作家意味着什么？”秘鲁缺少合格的读者群，和严肃的文学出版氛围。作家被迫忍受贫穷、冷漠、无知和敌意时，就算能熬过这一切，他们也只被认为活在世界之外。所以略萨说，“所有的秘鲁作家最终注定要失败。”
但他没有想到，他自己成功了。当然，我们也无从知道，这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知道能不能安慰他之前对文学的饥渴和悲伤。
略萨说：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难怪我爱他。我对一切不快乐的孤独的创作者都有着天然的亲近。这个拉美男人的童年是被压制的，成长一直不顺利，幼年在父亲的专制之下生长，１４岁考入充斥着野暴、龌龊、污言秽语和勾心斗角的军校，１８岁那年，他爱上３２岁的美貌的姨妈，后来结婚，不久又移情别恋，娶了表妹，他堕落过，沉沦过，吸过毒，早年加入过共产党，是个现代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古巴革命非常迷恋，希望能够输出至欧洲乃至世界，但他成熟以后，却成为自由主义者。他期望发动革命，但人身受到威胁后，一度避身海外，后来组党参加总统选举，竞选失败后，略萨选择流亡，入籍西班牙。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使他看尽人间万象。
好在，略萨一直在写作。他说：“写作是一种对抗不快乐的方式，也成为我当年艰辛生活之外的补偿、安慰”。他的作品拒绝廉价的伤感，勇于就新叙事形式进行实验。采用拼贴、并置、蒙太奇、剪拼，还有虚实交迭的叙事手法，来构建管弦乐般和谐的小说。在《坏女孩的恶作剧》里，小说切入问题的本质，直击两性、革命、物质、政治、人性、文艺思潮的嬗变等。但归根结底，他是在叙述一种爱情。而这样一种爱情，几乎是对所有传统的两情相悦的爱情的挑衅和藐视。
它如同野生的荆棘，如同动物交媾的气息，泼辣辣，赤裸裸。随时带着诱惑与伤害。它既是玫瑰，也是刽子手；既是飞鸟，也是弯弓；既是白昼，也是黑夜；既是生，也是死；既是红，也是黑。
《坏女孩的恶作剧》写了什么？是他的半自传吗？或许是，或许不是，又或许是别的什么。我们只知道，它引用几个略萨曾经停留过的都市作为故事背景，延展开一个长达半世纪的脱离了浪漫主义的故事，在这场爱情背后，世界各种历史事件和文化潮流风起云涌，五十年代的利马、六十年代的巴黎、七十年代的伦敦和八十年代的马德里，都跟着略萨的叙述来到我们眼前。大变幻如同大飓风，席卷置身于事发地点的人们。里卡多和莉莉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这样动荡的背景下，他们的爱情同样充满着变数，莉莉一次次出走，里卡多一次次追寻。
诚然，这是一场无法被道德所理解的爱情。男主角里卡多循规蹈矩，堪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他唯一的梦想就是去巴黎生活，娶妻生子，安居乐业。但现实和预想总是背道而驰。他爱上了一个“坏女孩”，她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如同一个隐形的扳道工，把他轰隆隆行驶的命运引向了不可知的另一处。她美艳，势利、淫荡、无情，撒谎成性，不安现状，为了生存不计手段。因为她，里卡多和一个又一个堕落的、失禁的、肮脏的无序世界发生关系。
但在小说里，莉莉自有一种野性的可爱。我不厌恶她，相反，我隐隐地饮佩。像任何一个怯懦者对敢于跳出窠臼设置生活的勇者一样饮佩。在某种程度上，只有真正蔑视礼教的人，才能完全放荡不羁、天马行空，率性到所有的说教都自惭形秽。后来，看帕慕克的《别样的色彩》，谈到略萨，才明白为什么在他的笔下，莉莉有一种粗俗的迷人。一直以来，略萨对卓越的现实主义者和喜欢冷嘲热讽的温和派人士都抱有好感，其程度要大于对乌托邦分子和狂热分子的喜爱。
所以，他用里卡多代替自己在小说里爱她，为了她，他终生未娶，空着他的房子，等着她回来。然而不管里卡多怎样倾心相待，她都不满足，一直在离开，到另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男人身边去。从秘鲁，到巴黎，到智利，到伦敦，到东京，到马德里……《阿飞正传》里提到一种鸟，它没有脚，“只能不停地飞，因为一旦停下，它就会死。”和莉莉一样，只有死，她才停止不告而别。在我看来，里卡多对莉莉已不只是爱情，它包涵了理解、同情、慈悲，像一种修行，一种信仰，一种生之意义。虽然她让他痛苦——仿佛他就是一只荆棘鸟，她是刺，插在他的胸口，让他疼痛着、绝望着、又酣畅淋漓地歌唱。
那么，莉莉幸福吗？她说：“事情很复杂，我跟你说过了，它更像是一种病态。它使我感觉有活力、有用、有激情。但不幸福。”在小说里，她是一种凭籍本能生存的动物，利用一切人与资源，达成自己的目的。她对贫穷又平淡的日子忍无可忍，天然地追逐新奇、刺激与富足，哪怕这种追逐所导向的，是一种被虐的悲剧。从１５岁开始，她就表现出了她的狡猾与无耻，她虚拟一种高贵身份，进入秘鲁的社交圈。当谎言被揭开时，她立刻消失不见。但后来，她又重新出现在里卡多面前，这一回，她是革命者，再后来，她变成游击队员，变成外交官夫人，变成养马人的妻子，又变成日本黑帮头目的情妇，甚至还在年老色衰之时，勾引一个有家有室的老头和她一起私奔。理所当然地，她也见识到这世间所有的非理性、暴行、无序与混乱。但即使她满身伤痕，极度虚弱，夜夜被噩梦所惊扰，他都没有把握她会安分下来。等他一离开，她就会消失不见，扑向新的刺激。
略萨说过：“我永远不会满足已有的东西，而总是要得到的更多。”这使我怀疑起来，在这本小说里，莉莉是不是他的另一个影子，是不是略萨本人对第三世界的不满、对金钱的欲望、对性的贪婪、对革命的困惑的一种具像？我相信，这个出身于秘鲁的男人，他的体内一定也奔突着一股勇猛的邪恶，它让他痛苦，但同时，它又让他快乐。于是，他一生都为它所困。如同爱情里的受虐者与施虐者，如同里卡多对莉莉，莉莉对福田。假如这种假设成立，那么，这本《坏女孩的恶作剧》就是略萨记录自己与另一个自己相互放逐又相互寻找的一场漫长的纠缠。
《坏女孩的恶作剧》读后感(十)：爱情无法脱离浪漫
《坏女孩的恶作剧》成书的2005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69岁，对于一个作家，这样的年龄应该是留给归纳和总结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具有开宗立派意义的作家，当经历和经验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适当的沉淀和提纯几乎是必然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略萨并没有去依赖这种经验和技巧，也没有试图将“结构写实主义”的名头向神坛再推一把，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故事本身，（相对于前作）以一种近乎于质朴的手法，为他的读者讲述了一个充满朝气和激情的爱情故事。
但另一方面，《坏女孩的恶作剧》放弃了在结构上更进一步的探索，并不意味着是略萨创造力的下降和有心无力，而是他在写作元素的次序上一次目的明确的取舍，结构并没有被抛弃，而是转向于一种更加成熟而内敛形式，以此来凸显故事本身，同时又将爱情、政治以及个体人物命运等几种元素，糅合于无形。
首先要说的是政治，这是贯穿略萨写作的主要命题之一，即便在这样一部以情感见长的小说里，政治仍旧像它本身那样，是股任谁也绕不开的力量。于是索性好好利用这力量，来为故事服务，从五十年代的利马到六十年代的巴黎、七十年代的伦敦，再到八十年代的马德里，人物所到之处，各种新兴的力量如影随形，将世界的风起云涌浓缩在这四十年里，而略萨则像一个泼墨画大师，在这个广阔的空间里肆意挥洒他的激情。
但背景终归是背景，一幅精妙的画作最终还是要依靠对于主题的细致勾勒，虽然“爱情”似乎是这部小说里当仁不让的主题，但是从小说各个章节的命名上可以看出来，相对于实实在在的人物命运，爱情更多地起到了一种贯穿和牵引的作用，将包括坏女孩、小里卡多在内的各色人物融为一体，并置于时代的背景之下，他们有政治家，商人，艺术家和黑社会，也有仅仅为小理想而打拼的工薪阶层，但是毫无例外，他们都在是在自己所属的圈子里苦苦挣扎，而爱情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罢了。
事实上在《坏女孩的恶作剧》这部小说里讲到了很多的爱情故事，他们有防备、有离弃、也有顺从和虐恋，他们所提供的故事原本更加丰富，只不过在小里卡多的坚持和忠贞不渝面前，被遮蔽了光芒。小里卡多对于坏女孩四十年如一日的等待尽管感人，但是相对于他所要面临的一次次背叛和抛弃，时间真的不算什么。漫长而毫无着落的等待虽然孤独，但是却可以依靠一种对于爱情的完美想象来巩固这种坚守，而里卡多要面对的却是一次次的梦碎和一次次的自我恢复，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奋不顾身投入别人的怀抱。
坏女孩的目的是世俗的，而小里卡多则满怀卑微，我不知道这种世俗而卑微的爱情是不是就是略萨所说的那种“脱离浪漫主义神话的爱情”，但是我可以肯定，略萨失败了，因为无论如何，爱情的浪漫并不取决的爱情之外的任何因素，两颗心，一份情，这就是爱的全部，那些所经历的曲折、苦难和和令人心痛的低微，他们不是抵消而恰恰是助长了这种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