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道湾十一号》是一本由黄乔生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4元，页数：35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八道湾十一号》读后感(二)：八道湾溯往
北京八道湾，熟悉周氏兄弟的，自然是闻名久矣，而黄乔生的《八道湾十一号》，“试图将这个院落的命运与曾在其中生活的重要人物的命运结合起来述说”，是一种尝试，亦为一种承继。尝试之谓，因以八道湾院落“结构”周氏之跌宕运命，似未之前见；承继之言，毕竟未脱以往鲁迅、知堂传记著作的框架，仍是研究传统的延续。
鲁迅、知堂、周建人在八道湾十一号的居住时间，长短不一。1919年，购八道湾十一号院落，周氏三兄弟携母亲及眷属入住；1921年，周建人为谋生计，赴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1923年，鲁迅、知堂兄弟失和，鲁迅离开八道湾，从此参商不相见；而周作人，几乎与八道湾这个院落共始终，除去1946至1949年入狱及在沪暂住，尽数在这里居住，直至1967年逝世，前后四十多年。而《八道湾十一号》大致遵循不离斯处的原则，显然，周建人的“戏份儿”最少，而鲁迅，亦限于居八道湾的行状，搬出后，即不再叙述，这样一来，周作人成为重中之重，占去书的泰半，其多半生的事迹尽在其中了。
讲述鲁迅、周作人共住八道湾十一号，“疾病与就医”颇具意味。两个弟弟的孩子频繁生病，鲁迅为此奔忙，而周作人生肋膜炎，辗转于医院、家中，后又去西山碧云寺休养，鲁迅奔波劳碌，可谓费心费力。疾病之于周作人，并未停留在身体的层面，且潜在地影响着其思想状态，《山中杂信》有所记录，“清晨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所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实行的大路”。而这样的劳碌对于鲁迅而言，辛苦难于与人说，在日记中有所吐露：“晴。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日后写的小说《弟兄》也融合了绍兴会馆与八道湾时期照顾弟弟生病的事情，那种深刻幽曲的心理，非亲身经历者恐是写不出的。许寿裳曾写《关于<弟兄>》一文，对此有详尽分析。
而疾病，亦暗藏着隐患。羽太信子出手阔绰，涉及家用的方方面面，包括医疗费。周建人回忆，“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块钱化掉了”。鲁迅对家庭经济支出的意见，可想而知，必会得罪羽太信子。而羽太信子患的癔症，不仅终生困扰着周作人，其在兄弟失和中起的“大用”，引起太多研究者的兴趣，但考据之难，使得谜团仍是谜团。
兄弟失和这个关节点，向来聚讼纷纭，忠厚之言与奇谈怪说并存。我觉得，黄乔生提出的一种推测倒是值得考虑的：1922年3月之后，周作人与燕京大学校长约定，下学期起担任该校新文学系主任，其时，他已身任三职，薪水达467元；鲁迅在教育部，薪水300元（且有欠薪问题）。而稿费方面，周作人要高于鲁迅。双方经济收入的变化，虽并非失和的直接“燃点”，但作为潜藏于海底的冰山主体却大有可能。日常开支的不加节制，此时期家庭成员的频繁生病，所耗费用大大增加，更是雪上加霜，鲁迅一旦有所劝诫，不可避免与羽太信子发生矛盾。之后的事，虽因当事人缄口不言，只能揣测，但根底的经济问题，却称得上是一切的根源。每一个有日常家庭生活的人，大约都有过体会，周氏兄弟虽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却仍不能不陷身于现实的泥淖里，令人一叹。
对周作人的晚年，黄乔生说，“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多年，象征地说，是在八道湾十一号四合院这个‘囹圄’里服刑”，至于其二十多年的工作，“周作人晚年的写作，多回忆旧事，新鲜内容不多。因为没有发言权，更没有主人公的身份，作为边缘人甚至局外人，他的言论很难有主脑”，“因为有了充裕的时间，周作人可以潜心翻译，所以他这个时期翻译成绩很可观。不过，与创作一样，或者比创作更甚，翻译对他来说也是与世隔绝的工作。出版社派给他的任务，大多是翻译古代的‘经典’作品”。
看得出，虽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但不太肯定的意思还是居多些。不过换一个角度，若历史可以假设，周作人没有落水，离开了北平，进入后方，在大学教书（或不会像梁实秋般因提出不合时宜的观点，而遭遇围攻），以后又留在大陆，他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会写什么样的作品？可以不说丁玲、巴金、曹禺、沈从文等人，只讲俞平伯、废名这两位昔日的苦雨斋弟子：俞平伯成为两个“小人物”练习批判的靶子，思想改造运动由此而始；废名，文风变化之大，可称面目全非，那些新写的文章，不忍卒读。可以引用止庵的评述，“周作人的译作，包括他所写的分量极重的注释，诞生于一个愈来愈意识形态化，乃至完全泯灭个人趣味、风格和思想的年代，它们却完全不沾染意识形态色彩，与他同期所著《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木片集》和《知堂回想录》等等一样，所说的都是他本人感兴趣、知道而且想说的话。时至今日，它们仍然葆有生命力，皆为传世之作”。评价不同，可以对照之。
在作者论述的字里行间，亦渗透出一些以鲁迅为“本位”的意识。如，“周作人以写鲁迅挣稿费，对他无疑是一种讽刺，不免要让人嘲笑他在‘吃鲁迅饭’。他在文坛驰骋了半个多世纪，结果仍然摆脱不开大哥的影响”；“30年前，鲁迅同他分离后，曾到这个城市（西安）讲学。现在，周作人以一个‘前朝’遗老的身份来参观访问”。
不过，总而观之，《八道湾十一号》是有着持平客观之态度的。不管是叙述周作人的艺术成就，落水时期的表现，与周建人的关系等，都是公允的。而且，作者不因自己为保护八道湾这一院落，而屏蔽周海婴的言论，“要说北京的鲁迅故居，西三条才是。因为这是他用自己的钱独立购买的，并且也是居住过的。由此可见，保护八道湾实际等于保护周作人的‘苦雨斋’。那么，汉奸的旧居难道是值得国家保护吗？”当事人的亲属说的话虽不好听，但也不妨听听。
斯人已逝，八道湾十一号之存留与保护乃一大问题。北京老城喜拆不喜留，早已面目全非，幸好八道湾这一院落尚在，为我们回溯那些故人及往事留下了实在可触的场域，是一幸事。
（南都）
《八道湾十一号》读后感(三)：风雨八道湾
因鲁迅、周作人兄弟在此居住，北京西城区八道湾胡同十一号宅院从此跻身于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史最重要的那些建筑之列。但八道湾十一号的重要绝不止于此。八道湾十一号内发生的一切，对鲁迅、周作人这两位文化巨人的人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真相究竟如何，一直如谜团般，众说纷纭。在周氏兄弟研究专家、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先生的《八道湾十一号》中，八道湾十一号的历史，首次得到了完整细致的梳理。
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向左还是向右，其实跟他们的私人生活有密切关系。没有人可以完全脱离自己的衣食起居、进行纯粹的“形而上”活动。我们不是为了“窥伺”才去关注他们的私人生活，而是为了获得更鲜活、更真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知识分子”。这是我们跟随黄乔生先生，回到历史现场的初衷。
八道湾十一号由鲁迅1919年在北京购买，以供全家人包括周母、朱安、周作人、周建人的小家庭从绍兴移居北京。鲁迅为全家人的事务殚精竭虑，是他作为大家庭的长子、一直以来的习惯和责任感使然。鲁迅从少年时代便主持家政，替母亲分忧。鲁迅、周作人的父亲英年早逝，生前曾希望两兄弟“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出国留学。但周作人并没有走上留学欧美的道路，而是沿着鲁迅已经走出的一条比较成熟的求学之路，先是去南京读书，后来一路到了日本。因留学官费难以为继，周作人在留日期间的开销用度，包括后来娶妻生子，全靠鲁迅后来回国谋事、以供周作人所需。
鲁迅、周作人的三弟建人，也曾想跟随哥哥们去域外留学，但鲁迅考虑到三兄弟都外出求学，会使母亲感到孤单冷清，于是让建人留在国内陪伴母亲左右。当鲁迅、周作人回国谋事、文名渐丰之时，而建人仍然苦于缺少良好的受教背景、远远不能像哥哥们那样叱咤文坛、独当一面。鲁迅卖掉绍兴祖居、举家北上，并购买了足以容纳周家上下共十二口人居住的宅院“八道湾十一号”，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大家庭模式，多少也是为了使建人的小家庭能受到两位哥哥的庇护、不至于在风雨飘摇中倾覆。
八道湾十一号后院宽敞，是因为鲁迅受西方现代教育观念影响，为了给周家的儿童一个快乐的童年，形成健全的人格，决意在宅院中，给侄子侄女们留足玩耍的宽敞空间。鲁迅的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中，我们能读到八道湾的宅院既可种花草、又能养鸭兔，俨然一片兴味盎然的乐园。
但这个大家庭也和许多中国式家族一样，充满微妙的人际关系。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各种复杂纠葛汇集的中心。八道湾十一号的家政管理者羽太信子，既是周作人的妻子，又是周建人的妻子羽太芳子的姐姐。她们既是妯娌，又是姐妹。信子和芳子因周建人的收入没有两位哥哥高，从而对这位三弟颇多歧视，并流露在言语之间。周建人在八道湾十一号只居住了一年半，便被迫出走。羽太芳子不愿意跟随丈夫过自食其力的艰辛生活，余生一直在八道湾内和姐姐一起过着寄居生活。而羽太芳子和周建人的二儿子周丰三，也在后来因家庭破碎等诸多原因，用叔父周作人的手枪自杀身亡，年仅十九岁。
但是发生在八道湾内最“重大”的事件，仍是鲁迅、周作人兄弟1923年的失和。
鲁迅和周作人的合作非常频繁，在留日期间，就一起策划过《新生》杂志，后来合作《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教授文学课时，本来想借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讲义，后来认为不如让鲁迅本人去授课更好，于是便推荐了鲁迅去当讲师。此类事实，不胜枚举。总的来说，鲁迅和周作人在文学和生活上的合作，可以用“亲密无间”来形容。
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首先与羽太信子的挑拨离间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的事件，便是羽太信子向周作人一口咬定，称鲁迅偷窥其洗澡，此事直接导致了周作人将鲁迅赶出八道湾十一号。周母鲁瑞称兄弟俩失和之前一天，还在将书抱进抱出，商量翻译事宜。可见羽太信子之言来得颇为突然。羽太信子的各种言辞、比如窗前偷窥、或妻弟证言，都被中外学界证明是子虚乌有，偷窥洗澡一事更是因为缺乏证据而成为“悬案”。不过，从一般常理来说，羽太信子说鲁迅偷窥其洗澡，已经是迁居八道湾之后的事情，而这个时候，羽太信子是生育过三个儿女的中年妇女，从拍摄于绍兴时期的全家福照片上看，羽太信子姿色平庸，身材肥胖臃肿，并不是一个能引起男性“偷窥”欲望的合适对象。
八道湾模式的失败，其实就是中国式大家庭的失败。鲁迅在《弟兄》中半是沉痛、半是自嘲地反思了这一点。
但这种失败，未必又不包含着值得思考的积极一面。
羽太信子直接导致了八道湾大家庭分崩离析、周作人独占八道湾“鳌头”。鲁迅和羽太信子的交恶，有案可稽的缘由，是鲁迅对羽太信子的挥霍无度相当不满。另一个虽然隐蔽，但仍然可以寻出线索的原因，是鲁迅、周作人都是崇尚个性主义、主张个人独立、自由的人，有了这样的人格独立要求，就很难再适应大家庭的群居生活。黄乔生说：“说经济问题导致了兄弟反目，是颇为现实的，因为与经济相关的，是人的自主权和人的尊严。……蒋梦麟认为，兄弟两个的个性都很强，所以不能相处。也不失为一个原因。
但如果没有羽太信子，两人也许会心平气和地保持交往的距离和限度、同时并不失合作和亲密。关于羽太信子的史料不多，但从现有描述来看，羽太信子可以说是一朵奇葩，虽然然没有文化，但却很擅长情感施虐和控制。举一个小例子：羽太信子知道鲁迅喜欢孩子，就对她的孩子们交代：不要去鲁迅那里玩，让他冷清死。至于利用癔症发作来要挟家人，更是其常态。周作人在经济上，早年常年依附于鲁迅。后来成为知名教授、作家和学者之后，有了不菲的收入，但自己又没有管理财政的意识，经济大权全权交给妻子羽太信子。周作人的生活全盘“日化”，吃穿用度皆为“进口”，在鲁迅、周母、朱安迁出八道湾十一号之后，周作人曾一度入不敷出，与其说是因为收入太低，不如说是因为当家人羽太信子浪费无度。鲁迅认为“启孟颇昏”，在大是大非上缺乏判断力，非常担心。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也多少是为了保持生活水准不降低，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文人陆续南迁，但周作人（不如说是因为羽太信子的缘故）却选择留在了北平的八道湾十一号内。连羽太信子的日本家人也一度投奔周作人，寄居在八道湾十一号。
周作人在成为汉奸期间，免不了口是心非、说歌功颂德之言，当然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八道湾十一号向两侧扩展，并得到了翻修。这些自然在抗战胜利之后，都成为他的“罪证”。他虽然也试图维护过“儒家”的中国传统，并因此而得罪了日本统治者。但这些除了加深他自己的内心矛盾和分裂之外，并不能消弭他的”人间失格“。
黄乔生还提到了一个周作人附逆之后的细节：国民政府留守北平教育界的沈兼士曾告诉林语堂，“中国青年被日本人关在北大沙滩大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而周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沈兼士说到流泪”。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还说明，周作人有着令人匪夷所思的凉薄和冷漠。不过，这和忍心将大哥赶出八道湾十一号的周作人，倒真是同一个周作人。
周作人的投敌，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悲剧。这与他的日本家庭、尤其是他的日本妻子关系甚大，也是他为自己的人格弱点付出的代价。而这个悲剧，就在八道湾十一号内酝酿成他一生最浓重的苦酒。他的书房，是鲁迅迁出八道湾十一号之后留下的屋子，因为常年漏雨，被称为“苦雨斋”。后来几经更名，都离不了一个“苦”字。周作人的一生，用一个“苦”字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周氏三兄弟的三句话，说尽了周作人在八道湾十一号的基本遭遇：
鲁迅：八道湾内就剩下周作人一个中国人了。
周作人：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周建人：他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其实早已是八道湾的奴隶。
已发《博览群书》
《八道湾十一号》读后感(四)：人间何时不可怜
“苦雨斋”、“苦茶庵”、“苦住庵”，这是周作人为自己的书房或居处用过的名字，均脱不开一个“苦”字。“苦雨斋”缘于八道湾的后院地势低洼，每逢多雨时节便积水，甚至淹到书房里，是为一苦。
“苦茶”则说一种寂寞的心态，以这味苦稍解心苦。周作人在《苦茶随笔》的“小引”中曾写道：“苦茶并不是好吃的，平常的茶小孩也要到十几岁才肯喝，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人生的‘苦甜’，如古希腊女诗人之称恋爱，《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句老话来得恰好。” 兄弟失和，因着妻子的病几无宁日，时局不明，大家庭生计的重担，自我难于被理解，等等，每一样都是苦，怕是心苦还大于身苦。黄乔生在书中另解释道：“苦雨是外力的入侵，苦茶则是自我的选择……成年人已尝尽人间苦味，不但不怕苦，且有些自虐式的偏爱苦的东西，正所谓苦中作乐。”
“苦住”就是乱世里的求存了，至少周作人自己如此认识。1937年北大南迁，周作人思量后，决定留北。一是迫于家中人口太多（加上当时同样留下的鲁老太太和朱安，至少有九口），无法举家南下，二是也领受了留下保护校产的任务，便不再另作打算了，决心“苦住”。对这一决定，周作人表现出的是自己的理智，和解放后他在考虑留在新政权的北京还是南下至台湾或香港时，有着颇类似的理性，即在当时的情形下，去到哪里都难以实现真正地安身，与其前路不明，不如存身当下。周作人写自己：“不佞乃是少信者，既无耶和华的天国，也没有阿弥陀佛的净土，签发到手的乃是这南瞻步洲的摩诃至那一块地方，那么只好住下来，别无乐行的大志愿，反正在中国旅行也是很辛苦的，何必更去多寻苦吃呢？”
“南瞻步洲”、“摩诃至那”是梵语，指的就是这世界地域上的中国。从中似乎可以看出，对于留北一事，周作人看得并没有那么“具体”，仿佛对他而言，留北是内括在“活在中国”这件事里的，因此留北和南下从这一点看并无本质分别，更谈不上政治的考量，就只是根据现实生计而做的理性选择。
而选择就必然伴随着代价。为了大家庭的生计留下来，也就为了这样的生计逐渐在外人眼中看为越陷越深。1938年出席东亚文化协会并当选委员，1939年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1940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1941年任伪教育总署督办，1942年随汪精卫参加庆祝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1943年被汪精卫追认为伪国府委员。这期间周作人的薪水极高，八道湾十一号也经历了扩地重修，花费不菲。纵然周作人出席各样活动，出任各类职务时，都显得懒懒，但“节节高升”的现实和体面的生活水准，不可能不引起“爱国的”愤恨。外界越是议论，他仿佛越是不辩解的态度。“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事实上，若仅就事论事，周作人在这期间参与的事件，确实没有可以严重到通敌的程度，所写“官样文章”和出席的“官方活动”，在他看来也可说是在其位无法躲避的差事。如1942年那场在天安门检阅童子军的仪式，周作人将自己戴军帽、穿军装的行为看做表演，并且是丑角的表演。
回到周作人的逻辑里，有些事当然是不做更好，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甚至是为了留在北平的一些友人的生活，也为了“教育不伪”，在其位就要接受一些不得己的表演，这也许是违心的，但绝不是没了人格的肮脏，甚至有可能是一种真的不俗，如同废名对他的“知”：“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知堂老人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理智的深山。” 周作人在1943年的文章《苦口甘口》中，对想追求文学的青年说道：“第一想说的是，不可以文学作职业。……若是想以学问文章谋生，唯有给大官富贾去做门客，呼来喝去，与奴仆相去无几，不唯辱甚，生活亦不安定也。我还记得三十五六年前，大家在东京从章太炎先生听讲小学，章先生常教训学生们说，将来切不可以所学为谋生之具，学者必须别有职业，藉以糊口，学问事业乃能独立，不至因外界的影响而动摇乃至堕落。” 这样的劝勉中，总不免令人联想当时他自己的心境。
“忍过事堪喜”，此句诗出自杜牧，是周作人很爱的一句，还专门请人做了一件花瓶印在瓶底，放置书房。若苦是人间的本味，那么忍便是周作人一生躬行的一种智与德。这并不是常人所理解的无原则之忍，对于忍的解释，周作人最喜释家的道理，他在《苦茶随笔》的“小引”中，特意摘了佛经中的“生忍”、“法忍”之分，以及《忍辱篇》中的“盖闻忍之为德最是尊上……”。尤其乱世之中，“安莫安于忍辱”，如他自比的苏武。
看周作人留北的这一段，总是很复杂的心情，可叹，但更觉可怜。鲁迅说“启孟颇昏”，胡适、郭沫若等人对他抉择所表现出的焦虑与痛心也可理解，但站在周作人的角度来看，他所做的选择并非头脑糊涂，而是有自己完全的理智，且是他一以贯之的理智，外人很难去理解，他亦不强求被理解。一生多苦，晚年多辱，若未凭清晰的理智做了这些艰难的抉择，是说不出“可是我也并不后悔”这一句的，这一点其实是十分可佩服的。
耶稣与门徒论道时，门徒曾感叹婚姻的无用，耶稣回道：“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这里面包含着个人代替他人做判断的不可恃，即你所认为别人都应该这样做的更好、更正确、更光明的事，其实并不可靠，因为你不是他，你不可能完全在他的处境，你也就不能代替他做判断，因为承担选择后果的是他而不是你。
周作人所背负的“文化汉奸”之罪，恐怕是无法去评论的，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他的选择他自己承担了后果，并未令外人牵连，更未使文化受损，颇有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了。这其中世事的艰难，如，生计究竟如何窘迫，乱世中是闭门读书还是以笔代伐、是苟全性命还是弃身不顾，说到底都应该是个人的情况个人选择，不应被道德或某一种集体情感绑架。周作人引《传道书》感叹：“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此人类之所以为虚空的虚空也欤？” 他亦感叹“好思想都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间全做了，书本只记着一小部分”。他看上去仿佛总是在一个不理想的局面中“任性”地忠于自己、免于从众，原因之一怕是在于：现实总是不理想的，且永远如此，那么又怎会有更适合忠于自己的时候？此刻总是不适合，此刻也总是适合，不过是自己理智的选择，自己去领受并承担。
他给鲁迅的绝别信中说，“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似哀绝无奈，但也因着这同样的可怜而达至理解，只是事情只能这样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人间何时不可怜？
《八道湾十一号》读后感(五)：八道湾、阿Q与周氏兄弟
一、八道湾十一号发生过什么在北京这个名人故居多如牛毛的城市，我们很少会对一个地址格外印象深刻。八道湾十一号虽然是周氏三兄弟曾住过的地方，如果不是黄乔生写了一本《八道湾十一号》的书，恐怕这个地点不会进入大众的视野。
因为曾经附逆的缘故，周作人身后的待遇与鲁迅不啻霄壤，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恐怕只有在文学史里才给过周作人部分名誉。在思想史、政治史、中日关系史上，周作人始终是被批判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能只看成“政治正确”，而是历史不得不有所褒贬，不能纯粹以文学一概而论。文学与学术尚且如此，那么“故居”的命运更可想而知。八道湾十一号是鲁迅卖掉绍兴老宅，亲自挑选、亲手办理过户，原准备在北京长期安家的宅邸。但因为二周反目，鲁迅仅仅在这里住了四年就“被迫”搬出，而周作人却几乎一直住到死，他的散文、信笺里常常提到的“苦雨斋”，正是八道湾十一号。因此，这座宅子是货真价实的周作人故居，但因为他的身份，房子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而且能够被保存下来，终究还是拜鲁迅名声所赐。
但是，八道湾十一号里发生的种种事情，有两件事是现代文学史无论如何都无法绕过去的大事件。一件自然是二周反目，另一件则是鲁迅在这里写了小说《阿Q正传》，使得“国民性”问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最核心的主题之一，也是思考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切入点。由此，八道湾十一号成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域”，可以帮助我们从“空间”的角度理解这两个事件。我们会发现，首先，这两个事件都必须以二周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地点为背景，换言之，如果没有八道湾十一号，这两个事件不会以这种方式出现；深入观察，这两个事件并非悬隔无关，二周在私人关系上的反目与后来在思想上的分道扬镳具有一致性。
我们不妨从《阿Q正传》说起。
二、阿Q与周作人
阿Q，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阿Q的背后主要是国民性问题。在中国，一个人从中学阶段就通过鲁迅的作品参与到国民性的讨论中，这也使得人们习惯于把鲁迅与国民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同时，我们也知道，鲁迅在八道湾十一号写《阿Q正传》的时候，周作人和他同在一个屋檐下。鲁迅在写作过程中，是否和周作人谈论起这部小说，我们当然无从知晓，但小说发表后不久，周作人就以“仲密”的笔名在《晨报副镌》上撰写了评论文章，坦然承认“我同《阿Q正传》的著者是相识的”“约略知道这著作的主旨”。更重要的，周作人这篇文章也谈到了国民性：
但是国民性实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对于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氛，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这一句话，我相信可以当做他的褒词，但一面就当做他的贬词，却也未始不可。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这样的冷空气，或者于许多人的蔷薇色的心上，给予一种不愉快的接触，但我的私见以为也是不可少的，至少在中国现代社会里。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做“传统”——的结晶。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周作人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触及到“国民性”的，他虽然也提到阿Q是中国人的传统的结晶，但他的“国民性”首先并不在思想的意义上展开，更多的是一种能够被文学所表达的性格、气质，是与斯拉夫人、日本人、英国人等等所“不同”的性格。这就与鲁迅所极力针砭的国民性有些不同。
汪晖在《阿Q生命的六个瞬间》中，也针对二周对国民性的不同态度展开论述。汪晖敏锐的注意到，二周虽然都在谈论国民性，但差异非常大，“周作人……并没有鲁迅那种对于中国国民性的痛心疾首的意思”。但是，汪晖的目的是通过周作人来反衬鲁迅，从而进入他这本书的真正主题：国民性并不是单面的，同时具有自我革命的本能，阿Q在生命中的瞬间中表达出的革命的本能，意味着在过去和今后革命的（左翼的）意识均将在国民中存在。
汪晖并没有聚焦周作人与鲁迅的差异，但在我看来，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已经暗示了两人在思想上明显的裂痕。二周在八道湾十一号对国民性这一根本性问题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论述，日后即便没有所谓反目的事件，他们也必将在思想上背道而驰、分道扬镳。
何以见得？
三、国民性是何种寓言？
国民性也常常被称为民族性。这就意味着起码要有一个“国”和“民族”作为大前提。在传统中国，没有国土只有天下，没有国家只有朝廷，因此，不论是国民性所指向的“国”，还是民族性所指向的“民族”，都是一个东西，那就是民族国家。
问题又来了，中国是在19世纪才逐渐建立民族国家的，而且这个过程至今尚未结束。即使在民族国家的发祥地欧洲，也不过是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先后兴起的产物。那么，在中国步入民族国家之前的数千年岁月里，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居民是否有“国民性”？如果有，那为什么要用“国民”这么“现代”的词修饰这一性格呢？如果没有，那又为何普遍将这种性格上溯到传统呢？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概念上的咬文嚼字，其实不然。
汪晖在《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里归纳，国民性有两种不同的叙事，一种是农民性，一种是民族性：农民性是中共批评家对小说的解读向度，目的很容易理解，把阿Q这一“农民性典型”纳入阶级革命的话语，从而预示着落后阶级必将被淘汰；民族性更多的是“五四”批评家的解读向度，认为阿Q是民族的隐喻，在各个阶层身上都有，落后的是整个民族本身。在处理这两种不同向度的“国民性”时，汪晖的策略是指出这两者并非反题，“《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和农民或雇工阶级的探索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没有理由用国民性问题加以否定”，实际上，汪晖是用民族性来概括了农民性，从而马上转入他这本书的主题，努力从作为被改造对象的国民性中找到一些“革命的本能”，不再就何谓国民性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显然，汪晖并没有涉及国民性是否在传统中国人身上存在这一问题。而这恰恰是本文的核心：国民性不可能是在中国步入民族国家时才横空出世的，在古代中国一定存在，不然鲁迅的写作根本无法理解。如果我们承认儒家确实是古代中国最为核心的主体思想，那么，儒家话语中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论述，恰好可以解释这一问题。
国民性其实就是“小人性”。
关于君子与小人，我们不必引经据典，择其简要言之，在儒家的道德秩序里，人与人是有高低之分的，但这种区分并不因为阶级，也与官职、财富、华夷等无关，而是基于是否具有向善的主动性。君子具备独立的意志和人格，具有修习道德（不是私德）的动力；小人并不是恶人、坏人、罪人，而是不具备独立意志和人格，没有自我向善动力的人。总之，君子在道德和政治上可以“自治”，而小人在道德和政治上无法“自治”，只能依附于他者或他物。君子与小人的区分也不是固化的，只要小人效仿君子的行为，仍然可以成为社会的积极力量，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而已。
在《阿Q正传》中，如果我们不只盯着阿Q本人，就会发现阿Q和小说里的其他人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有钱有势的“赵家人”，还是和他身处同样地位的人，在鲁迅笔下都没有独立的意志和人格，只是随波逐流，欺软怕硬，见风使舵。周作人评论说：“阿Q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这与儒家对小人的描述几乎一致。但是，难道这一定仅仅是中国人的结晶吗？在传统中国，既没有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也没有现代国家，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本质是普世的，任何人，不论是东洋人还是西洋人，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荷锄农夫，道德水平总有高下。我们不能因为鲁迅的小说写的是中国人，所以这种小人性就等同于中国人的人性，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哲学盛行于古希腊古罗马，所以哲学家也只能是希腊罗马人一样。
那么，小人性如何演变为国民性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家所设想的道德秩序更多的是一种良好的理想，很难说已经实现。尽管儒家的确建立了一整套的政教体系，但远没有达到理想化的图景。晚清和五四思想家批判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是“秦政”，其实并不与儒家高倡三代之治有着根本矛盾。在良好的儒家道德秩序中，小人性始终被君子性所束缚，但君子固穷的事实才是屡见不鲜。回望传统中国，小人性的表现更加淋漓尽致。近代以来，中国从天下帝国逐步转变为民族国家，其中巨变之一是儒家政教体系的瓦解，此后，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在思想层面或许还有一定意义，在法律、政治、经济等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上，均已无从措置。换言之，除了道德之外，君子和小人的一切权利义务是平等的，小人性被彻底解放了。
客观的说，现代中国从传统中国而来，其国民性本应同时包含君子性和小人性。但在实际中，小人性似乎占据了主流，当人们在讨论国民性的时候，也就几乎是把国民性作为小人性来看待了。汪晖努力从阿Q的瞬间里寻觅的那些革命性的蛛丝马迹，试图验证阿Q也有着反抗的、独立的、追求自尊的本能，倒不如说，这种个体独立、自尊和向善的道德主动，就是从古至今始终存在的君子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主张始终从道德层面对现实具有批判性。
所以，我认为阿Q的国民性寓言，就是儒家意义上的小人性寓言。它不仅存在于传统中国，也不仅只在二十世纪的鲁镇出现，在今天和将来，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着。
四、二周的分歧
面对这样一种国民性寓言，二周的选择渐行渐远。
鲁迅是绝望的。古代的儒者每当遇到社会问题，要么如孟子法先王，要么如荀子法后王，总能找到一套东西来支撑。而鲁迅却发现，往来四方、上下前后，都是一样的黑暗。他既对传统中国那种秩序的、死板的、僵化的、吃人的力量进行批判；又对小人人格日益占据上风，革命党人的相互吞噬而感到反感。鲁迅或许的确是“革命的一面镜子”，但很难说是左翼革命的实践先驱。他试图唤起的先驱者，既不是革命党人，也不可能专属于某个阶级，而是那些意识到了小人性，具备了独立意志，从而摆脱小人性的人。借助于汪晖的分析，鲁迅并没有自外于国民性，因为国民性本身就包含了君子与小人的两种性格，前者意味着对善的积极追求，后者则意味着消极放弃。
周作人则不同。在关于《阿Q正传》的评论中，他虽然从文学而非思想的角度切入国民性，但他的确将这种国民性等同于民族性，而且，他也认为这是中国特有的“谱”。国民性被文学化，也就可以被转化为审美对象，成为审美者的客体。周作人从而轻盈的从国民性中跳脱出来，仿佛他并不属于这国民性。既然国民性在他这里并非普世存在，那么他一定会去追求符合自己审美趣味的国民性。他在日本身上发现了传统与革命的渐变线，于是欣然由审美而达于政治，实现了脱中入日的心路历程。
因此，二周的反目尽管是私人关系的破裂，但他们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有着巨大的分歧。在八道湾十一号，同时面对国民性这一问题时，鲁迅的绝望反而会孕育力量，周作人的失望则会催促他尽快离开，前者的情绪是痛苦的，后者则是厌恶。
五、回到八道湾十一号
近现代文人、学者等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对话和笔战，主要基于报刊杂志等媒体和书籍展开。像二周这样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参与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二周的反目与《阿Q正传》的传播，都与八道湾十一号关系密切。当然，这两个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倘若没有八道湾十一号这个场域，一切的面目或许不同。
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吧，也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八道湾十一号的意义在于：当我们回顾往事时，原本独立的具体事件被这个空间聚拢在一起，使得事件超越了“史料”的范畴，成为思想史与文学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修辞和隐喻。
《八道湾十一号》读后感(六)：抛砖引玉之记
以八道湾十一号为根本展开描写与之相关的人，当然是鲁迅和周作人。居住始终的周作人笔墨又更加多。将本书一分为二多重要事件我认为是兄弟反目，虽然其原因已经成为谜题，但还是令人惋惜。作为读者，我更倾向于这是一场误会，因为兄弟的品行都让人不想指摘。此等事情发生想来和树人之妻羽太信子逃不了干系，这让我更加不喜她了。出身日本的一个算是贫穷的家庭，嫁过来之后却出手挥霍，讲究享受，真当自己是什么官太太。患有歇斯底里症，性情有些不可理喻，虽此病不是她的错，但长期发病也令人生厌。
作者行文大量的引用了周氏二兄弟的日记，好处是让人觉得有史可考，更直接了解当事人心中所想，坏处是文风不顺畅，读起来不畅快，感觉不是作者的东西。且以短句点评史料常让人觉得前后观点矛盾。是以书写传记还是需要较好的功底，若个人代入过多，就可变成白落梅的矫情文章。
当然通过读这本书我也的确对鲁迅和周树人知道得更多了。从前对鲁迅的印象只停留在一个愤怒的斗士，而鲁迅实际上是一个宽厚有责任心的人。即使心中极端不愿，因不想让老母伤心，还是娶了原配的旧式妻子。作为长男和长兄，对家中大小事仔细操持，从无怨言，积劳成疾，即使和周树人闹掰之后，对他也有维护。我想鲁迅对于自己的愤怒更多地表达在自己的文章里吧而周树人是小品文的大师，表情达意奉行中庸，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于家国政事，推崇陶潜“大隐隐于市”，面上是作鱼鸟花香实则是暗藏自己的看法。很多人都误解他，而鲁迅算是少有懂他的人之一吧。但我还是觉得他的革命性很不彻底，消极的不抵抗，让我想起了《家》里面的觉新。
虽然觉得这本传记写得一般，但也算抛砖引玉，让我想继续探知关于周氏三兄弟的事。特别是二弟建人，笔墨较少，最后却成为浙江省省长，让我很好奇。
《八道湾十一号》读后感(七)：乱世为人，生而彷徨
1920年旧历除夕，北京西城。天空虽没有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但空气中也有幽微的火药香。这一天，周氏三代十二人在新居八道湾十一号团聚。按照旧俗，周家祭拜祖先，添菜饮酒，夜放花爆。周氏兄弟在成年后隐含的重振家业的心愿，终于实现了。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于八道湾同住期间，不仅在文学创作与翻译上彼此协作、激发，也在生活上互相照顾、患难与共。对比兄弟失和后的互为参商、永不复见，更可见这一时期的珍贵。鲁迅在八道湾创作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阿Q正传》，而周作人也在中院西屋的书房“苦雨斋”笔耕不辍。“苦雨斋”因所处地势低凹易积水而得名，周作人在此创作的“苦”与“雨”系列的随笔，淬炼出了冲淡平和的独特文风。
周氏兄弟失和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后人有过诸多推测，甚至有弟媳在日本曾为兄嫂的绯闻。在当事人三缄其口，甚至老母亲也并不了然的前提下，作者并没有妄下论断，反而仔仔细细算起了一笔经济账。
其时周作人就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兼北大教授，再加上他的稿费标准比鲁迅还高，每月收入当在500元以上（注：当时北京一家四口每月12元伙食费即可达小康水平）。周作人事实上已成为大家庭的经济主力。而作为主事长兄的鲁迅，与作为家庭经济实际经手人的弟媳羽太信子，在日常事务与消费观念上有着不小的摩擦。鲁迅看不惯信子大手大脚，挥霍无度，以兄弟二人的高薪尚且入不敷出，有时还要四处借贷。以鲁迅峻切的性格，应该也曾公开指责。这对内心虚荣任性，时常要发癔症的信子来说无疑是不可忍受的。而周作人渴望从大家庭脱离出来单过的意愿可能久已有之，于是在突发事件的刺激下一并发作，写信断交，并且拒绝会面。
谈到经济似乎不能免俗，我们也总是想象文学巨匠、历史伟人是不需要吃饭的。本书作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将人物置于其时的历史与环境，深入而不拔高，不贬抑也不为尊者讳。在当下名人传记溢美慷慨的风气下，这种科学平实近乎慈悲的态度真是凤毛麟角。
兄弟失和后鲁迅即搬离八道湾，1936年病逝于上海。而周作人则继续在八道湾居住、写作，直至1967年以82岁高龄去世，因此本书篇幅更多集中在周作人身上。作者勾勒出他为人处世中的双重标准，如抗战胜利后因与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有嫌隙，认为傅是“吃五四饭”，而选择不去台湾；但解放后为了生计，虽然并不认同官方对鲁迅的评价，仍然写作了许多关于鲁迅的文章，似可看作是“吃鲁迅饭”。此外，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强调自己的态度是“不辩解”，但解放后却一再致函周恩人等国家领导人，为自己的“汉奸”行为做辩解。
但作者无意将这种双重标准定性为道德瑕疵，甚至周作人“下水”之后的所做作为，既有命题作文的逢迎，也有拜谒唱和的疏离，都真实地刻画了周作人性格中的消极被动与矛盾。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从史料中钩沉周作人担任伪职期间的义举，既有对文化场馆与文物的保护，也有对故知后人的收容资助。这当然不是为“文化汉奸”做辩护，而是人性复杂的真实呈现。
周作人晚年自诩“寿则多辱”，于1967年在一片风雨飘摇中过世。鲁迅身后声名愈炽，解放后更是被尊称为民族脊梁。一母同胞的两兄弟的境遇如此不同，不禁使人感叹。
“……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鲁迅曾在自己的小说集《呐喊》的序言里这样总结自己。乱世为人，生而彷徨，遑论英雄？不过都是从心随性罢了。回顾周氏兄弟的一生，似都在为这一句做注脚。
（载《北京青年报》2016-8-5 书评坊）
《八道湾十一号》读后感(八)：屋檐下的斗士与隐士
鲁迅和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早期的经历很相似，但是生命轨迹和文学历程却大相径庭。打个比方，鲁迅就像是一座活火山，随时迸发出炽热的岩流，摧毁坚冰与冷漠，肥沃野草丛生的大地；周作人则是一鸟语花香的山谷，流水潺潺，生机盎然，有着自然天成的秩序，有着理性的美好；鲁迅是孤夜铁屋中一柄青锋剑，周作人是插屏上的折枝花，前者锋利无匹，后者枯瘦恬淡，一个俨然斗士，一个纯然隐士，这就是他们的不同。近些年比照来研究民国人物的书颇不少，二周兄弟依旧是最热门的话题，这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和最近看的一本书，这就是黄乔生先生和他的新作《八道湾十一号》。作者是鲁迅研究界的著名学者，长期致力于二周兄弟的研究（曾著有《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对文学史料了然于心，故而能从海量的信息中抽取经纬，重构历史的真实。《八道湾十一号》从1919年7月鲁迅在北京八道湾十一号购房开始，至当年年底周建人也搬进去，拉开了三兄弟同在一屋檐下生活的序幕。
欧洲人不厌其烦的讲述他们文化大师的生活，尤以巴黎为最，非但民众喜闻乐见的八卦被翻得底朝天，就连居住过的屋舍也大都钉着特别的铭牌，以其证明一座城市同时也是人文属性的存在。八道湾十一号不但是鲁迅和周作人这两位文学大师的居所，更是一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新文化运动期间，蔡元培、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俱曾拜访过这个院落，其中不乏常客，他们在凉风夜月之下谈古论今，指陈时事，探究学问，某种意义上这座小院是当时北平城最具先锋意义的“沙龙”场所。当然了，相较于被人们高度关注的“历史场所”，从普通的私人居所（包括其变迁）的角度来看八道湾十一号，更加有助于我们理解两位大师和他们所处乃至之后的时代，这也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八道湾十一号的豆灯之下诞生了《阿Q正传》，孕育了《苦茶随笔》，同时也藏着作为人的悲辛与欢乐。作家的生活并不纯然是笙箫歌赋，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普通人所要承受的一切他们无一可豁免，甚至更多更大。鲁迅与朱安无爱的婚姻，兄弟间的龃龉，时代风潮对家庭的冲击，都不能因着一个坚固的屋檐而消弭。在居住了约四年之后，二周兄弟失和，鲁迅搬出了八道湾移居砖塔胡同，后来更是离京南下，辗转于厦门，广州，最终落脚上海，他始终保持着斗士的热望，以笔为刀，游刃肯綮，解国民性之弊。而周作人则把更多的精力转向生活的趣味，或者说寻求某种自由与节制。也就是说，与五四运动以来的高歌猛进相比，这时候的周作人开始转向，从一个斗士转为一个隐士。实际上，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其思想的激烈程度丝毫不输于乃兄，只是在表达上比较温和而已。他将民国以来发生的一切称为“故鬼重来”，也就是说先前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在民国以后丝毫未曾改观，这不能不令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历史虚无。这种虚无感势必成为孤独，并陷入巨大的虚空，这种虚空在鲁迅身上同样存在。早先鲁迅在绍兴会馆里钞古碑，宁不是一种“隐”吗？写《野草》时的那种内怀煎熬的心境，没有虚无的游魂吗？只是鲁迅是先隐士后战士，周作人是先战士后隐士罢了。
周作人在清雅的书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散文风格，乃至人生态度。作者在其著作中称，周氏散文是那个时代风尚的一种表征，是文人对抗俗世的一种姿态，这是很中肯的。他还特别谈及废名对周作人的理解，比附于陶渊明，说陶诗不但前无古人，而且后亦无来者，然而这也只是略取其意而已。周氏的隐士之风，有别于中国传统的隐士，更接近美国的梭罗，是不放弃思想的责任的。关于这一点，在其后期庞杂的译著中有着有力佐证，不必赘述了。
在这本书的后记里，作者非常详尽的叙述了八道湾在经过时光变迁和城市改造后的现状，毕竟是保存了下来，这是非常可喜的。我们纵然已无法重新走过周氏三兄弟漫步的胡同，然而毕竟可以通过书籍和那一个院落的遗存，来寄托我们的思古幽情。在萧萧的风吹树木的声潮里，疑心是下雨了吧。在丁香花的酴醾的气味里，念及杜甫的《丁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