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是一本由辜鸿铭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元，页数：11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一)：迷迷糊糊醒醒醉，啼啼笑笑声声痴
陈规固守者谁？一条辫子给辜鸿铭扣上了冥顽不灵的帽子，像牙关紧咬的困兽之斗，为越轨的文化走向做最后的辩驳，而一句“你们心里的辫子是无形的”却又将悠悠众口一一堵上，他用偏执和广学博识来为民族的“正统”保驾护航，前清遗袍里裹着万民心，迷迷糊糊醒醒醉，啼啼笑笑声声痴。“春秋大义”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傲，而藏于符号背后的是仁爱之名，是君子之法，润物无声，坚毅的脊背里流淌的是再柔软不过的温热。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
中国人的荣誉感仿佛与生俱来。在辜鸿铭的笔下，一项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前赴后继源源不绝的新鲜能量注入必当归功于其所赋予之崇高的精神归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毋论庙堂之高亦或江湖之远，中国人始终收放自如。真性情也好，伪豁达亦罢，昔日之能人志语确将国人之傲骨展露非常，隐隐之中确见辜所谓之“精神”。
吃着炸酱面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时至今日，犹不乏此辈。公民意识下的荣誉感走向的却是两个极端。一者手握键盘，自命不凡，一者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傲气与傲骨，一字之差却天壤之别。
中国人的信仰
一直以来，中国被当做没有信仰的民族存在。辜鸿铭之论中以君子之法比之宗教与律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笔者看来，君子之法的本质在于牺牲。信仰，一场毫无保留的虔诚追随是为信，至高无上的推崇是为仰，与生俱来的荣誉感让向死而生变得神圣，倘使没有此间种种精魂之承袭，中华民族何以绵延至今？
诚然，《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不乏兜兜转转，逻辑不甚清晰之论，像少年时的孩子王，一群孩子挨了骂，偏偏要站出来扬着头讨回理的孩子王，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还是死要面子不知悔改？无人可笑，笔尖回环游走之间饱蘸的泪水让一切自以为是的神思敏捷都显得无用而低劣。对于辜鸿铭之言中国人之“可贵精神”的批驳之声大有人在，“神神叨叨，不知所云”八字而已就算揭过了一页饮血之作。亦或是，依仗着字里行间溢满“私情”的褒扬而飘飘欲仙，两者皆浮于意表，后者犹甚。我们不妨做两个假设，若昔日国人果如辜鸿铭所言，博大、深沉、淳朴而灵敏，而显而易见的是，今日国人流于世人之印象却绝非如此，种种事例不在此一一赘述，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常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并对此嗤之以鼻，却无知无觉中做着同样的事，两千年的文明留于典籍，而真正融于国人骨血的又有几多？然论起历史文明之精深博大，源远流长，其欣欣然之态却可无师自通，岂不怪哉？此为其一。其二，假若昔日国人并非如辜鸿铭之所言，则洋洋洒洒的辩驳无力而倔强，是什么把国人推到了这样的境地？今时今日的中国人要如何才能让欺人非欺，让掷地之声振聋发聩？反观今日国人言行，“春秋大义”浅入人心，而笔者不才，近日方得以拜读，深以为愧。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二)：mark 一些
it is through the apprehension either of all literature, –the entire history of the human spirit, –or of a single great literary work as a connected whole, that the power of literature makes itself felt. by Mattew Arnold.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果然能解决一些疑惑。归根结底迷茫是读书太少，尤其是读智者的书。近些天正好在
the really educated person wants to read books which tell him the real truth about a thing, whereas the half educated person prefers to read books which will tell him what he wants the thing to be, what his vanity prompts him to wish that the thing shoud be.by Ku Hung–Ming.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三)：评论中国人的精神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Y1MjMxMA==&mid=407260934&idx=1&sn=4392f42790e89bbf9bfc3b18828fcb35&scene=2&srcid=1222Z4aA1xg31aPyI8WCJCl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四)：一个饱学书生是如何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
这本书可以让人看到一个饱学书生是如何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辜鸿铭在生活上一生顺利，不知人间苦难，对人类、对社会的判断都难脱书生之见，因此也就适合跟着张之洞，搞些虚文尚可，实则无用；然而在境遇与心志上，他实际是不得意的，哪怕跟着张之洞，那也只是个幕僚，对于如此才气的人，心中恐怕不会没有些不平；这不平之气，除了激荡成文章，也塑造了他的反叛性格。他的视野，他的见识，不能否认是超人的，然而沦落为一个书生，不能说不可惜。关于“忠君”，关于“纳妾”，他那热情洋溢的论述固然富含洞见，却也大有偏颇，甚至可以说随处可见一种浪漫主义的一厢情愿。
这本书在当时有着重要影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哪怕今天，对中国古典哲学、文学的认识也还是颇有可读之处，而今天的海外汉学，相当部分在我们看来也还是“抄了100个中文谚语就被称为汉学家”的笑料。
附录论“乌合之众”这篇，不好讨论，“民粹主义”的潮流，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见得会消退，于我们，民粹主义在大多数时候的角色就是“自由进步”的猪队友，不怕对手是超人，就怕队友是头猪啊！
以下是摘录笔记。
中国人的精神 4.9
欧洲人陷于牧师与警察治理的漩涡之中，想要摆脱轮回，应当到中国来取经。
中国人有一种天然的“gentle”属性，也就是中庸，这是中国人的基本精神，具体地说，是因为真正的中国人是一个孩童般而又有成熟理智的人，过着一种精神性的生活，也就是情感或人性友善的生活。
中国人服从于一种忠诚的道德准则，这套准则来自孔子梳理的一套关于荣誉和责任的法则，女人忠诚于丈夫，儿子忠诚于父母，男人忠诚于君主，我们珍惜我们的荣誉，履行我们的责任，从而促成一个良好的社会，而不只是欧洲人的良好的个人。
我们对荣誉的认知和珍惜，源自学校的教育，而欧洲人则源自宗教。儒家的教育，归根结底，是要树立起人们对宇宙间一种神圣秩序的信仰，而宗教则往往落入于对宗教创始人的个人信仰上。
人类需要宗教，正如需要艺术和科学一般，是源于对神秘世界的敬畏，中国人不需要欧洲人概念中的那种宗教，是因为儒家的教育能够让人承认一种神圣秩序的存在，并能通过学校，通过对君主的忠诚，通过宗族仪式推及普通民众。这种神圣秩序的存在，给人以一种平静而受到庇佑的心态，这也就是宗教所能给人的情感体验。
牧师或警察于社会来说都容易成本太高，以中国人的精神，塑造一种中庸的国民性，是欧洲未来的出路。
中国的妇女 4.12
真正或真实的中国妇女是贞洁的，她是害羞腼腆的，她是有魅力而温文尔雅的——这就是中国的理想女性，这就是中国妇女。
在中国，一个女子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做好女儿、好妻子和好母亲，践行“三从四德”。在社会和公民的一切生活中，家庭取代了国家的位置——国家只充当了一个上诉法庭的角色；中国的婚姻是一种公民的婚姻，是一种不在这个男人和女人之间、而在这个女人同丈夫的家族之间的契约——在这一契约中，她不仅要对丈夫承担义务，还对他的家族负有责任，通过家庭，再对社会尽责，对社会或公民的秩序尽责；事实上，就是对国家尽责。
中国男人具有荣誉感，是恪守他的“忠诚教”的君子，是国家公民秩序的护卫者；而中国的女人，中国的淑女或贤妇，以她温文尔雅的魅力和优雅，以她的纯洁、她的腼腆，而最重要的是以她的“忘我教”，成为人间天堂的守护天使，成为中国家庭的护卫者。
中国的语言 4.12
口语与书面汉语一样， 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非常难的语言。它之所以难学，不是因为它复杂。许多欧洲语言，像拉丁语和发育，都是难学的，这是因为它们复杂，而且有许多规则。中文难学不是因为它复杂，而是因为它深奥。中文难学，是由于它是一种用简单的语句来表达深刻感情的语言。
而要理解书面汉语，特别是我所谓的华美优雅的古典汉语，你必须让你的全部天性，让你的心灵和头脑、精神和智力得到同等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受过现代欧洲教育的人们来说，中文是特别难学的，因为现代的欧洲教育，主要只发展人的天性的一部分——智力。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五)：浅评《中国人的精神》
初读本书者难免会为先生的直率自信所震动。在宗教所代表的道德力量对社会秩序维持已然式微的近代欧洲，武力崇拜发展为军国主义，经济利益冲突演变为争霸世界的矛盾，而最终导致整个欧洲社会秩序的崩溃；作为受军国主义侵害的被动者一方的公民，在国民追捧西方思想热潮的时候，辜鸿铭只静立一隅，冷眼旁观，非但无弱者的哀怨，反而大胆地向外国人指出：“欧洲人将在中国——在中华文明中——找到这种新的道德力量。”
他是有这份自信的。他的自信源于对中国两千五百年传统文化，尤其为儒家文化的深刻领悟。道德力量的实现不完全依赖于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而可以扩展至更加宽泛的一种信仰体系，即他所认为的存在于中国人心中几千年的，良民的信仰（religion of good citizenship）。在这里，信仰的内涵早已超越了所谓“超自然”的崇拜，而实则是通过家族纽带和社会氛围塑造而根植于一个民族内心的终极的人生理念。这种理念的发源与一般基督教并无二异，它来自夫妇之关爱，来自对父母之敬爱，并在社会结构的影响下进一步衍生为对君主或皇帝的忠诚，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达乎天地。”这也正是中国几千年主流思想——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
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从来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社会，尽管多神的信仰从古至今存在，却从未被严格地纳入主流思想之中。以氏族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强调血缘继承的信仰，我们崇拜祖先，这是我们生命的来源；我们重视子女，这是我们生命的后继。对于前世和来世的想象在儒家文化中被刻画为更为现世的家庭伦理观念——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个人死后归属于天堂还是地狱，而在于其处于家族这一无穷无尽延续上的特殊位置。所以，按照辜鸿铭的说法，儒学大致的是介于柏拉图式的哲学和真正的宗教之间。“对于道德，民众既没有足够的智慧力量去把他们作为思想来理解，也没有足够的人格力量把它们当作律法来严格遵循。由于这个原因，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伯特•斯宾塞所教导的哲学和道德，只对学者有价值。”柏拉图式哲学的道德对于大众的门槛过高，而宗教意义下的道德仍需要借助人格化的神的形象，唯有儒教不需要额外的假设，便有效地构建出一套维系国家和家族稳定的法则，算是中国人的高明创造了。
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等九门语言，却不为西方个人主义思想所收服，反倒从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出发，试图为崩溃的欧洲文明开出一剂良方。他确实是一位不合时宜的鸿儒，痛批西方文化，却赢得西方人的推崇和尊重；极力鼓吹和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却遭到同胞的嘲笑与唾弃，种种矛盾的交织背后，是那个处于尾声的封建时代留下的烙印。以同时代人的视角来看，他的某些观念无疑是相当超前的，在多数人唾弃国人的愚昧卑劣之时，他反其道而行之，挖掘中国人性格深处的“温顺”特性。温顺如“被驯化的动物”，不猛烈、不苛刻、不粗野、不暴劣，“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粗糙的，但粗糙中没有粗劣。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丑陋的，但丑陋中没有丑恶。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庸俗的，但庸俗中没有侵略和喧哗。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愚蠢的，但愚蠢中没有荒谬。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狡猾的，但狡猾中没有狠毒。”但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这些看似“洗白”的说法实则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更像是逼入绝境的孩子气的护短，无法站住脚跟。
具体至本书的中心内容，何为“中国人的精神”，先生对于国人性格特点的概括不得不说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即使是当今时代，某些国人贪图钱财、素质低下的形象仍为国际社会所诟病，我们不难推测，百年前尚未完全普及现代文明教育的旧中国给国际社会留下的又是怎样的印象。然而，本书作为谈论中国文明的对外演讲，未直面这些显而易见的缺陷，反以“真正的中国人过着一种情感或者人性友爱的生活，一种灵魂的生活”为借口，看似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这就真实地解释了中国人对肮脏的环境、物质上的不便和举止文雅的缺乏为什么如此漠不关心”，实则是用理想掩盖现实，回避历史积累所塑造的真实的国民性。《论语•子罕》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由此可见，追求精神生活并不是环境鄙陋、举止粗俗的借口，反而应当成为改善环境、提升修养的动力。辜鸿铭作为儒学大鸿，却不及论语之纲要，反倒以“精神生活”的莫名优越性遮遮掩掩，或许也是用一种极端对抗另一种极端的无奈之举。由“中国人过着精神生活”，本书又引出另一同样啼笑皆非的观点，“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精神语言”，并指出受过欧洲智力教育、用头脑或智力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的外国人，会比未受过教育的孩子学习中文更加困难，而无视儿童大脑学习语言能力强于成年人的科学事实；甚而为强化此种优越感，进一步论证中国人记性好是因为“中国人记忆事情是用心而不是用脑”，企图混淆心与脑的生理学概念，如今看来不免有些滑稽。
中国人的精神，是儒家的，但也不全是儒家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汉始有佛教传入，至此千年儒、释、道三家相互补充，相互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活动中指导着中国人的行为，也在封建社会文明中留下了各自的痕迹。本书将中国人所受文化浸染全然归功于孔子的儒教，将名分大义上升到所谓“国家宗教”的特殊地位，却忽视了对国人品性同样有重要塑造作用的道家、法家等各流派思想，这样的分析一方面过于强调儒家的地位，一方面降低了国民性格成分的丰富性，不可谓不遗憾。
今日之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依然存在，国民的个性在外来文化与传统观念的撞击中面临同样的选择与困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未能填补儒家传统被摧毁后的文化空白，这份工作仍需要当今的我们共同完成。辜鸿铭可以说是率先迈出了文化自信的第一步，这一步优劣并存，但总归不失为一种思考的方向。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六)：章节摘抄
绪论 良民的信仰【1】所有的文明皆始于对自然的征服，即征服和控制自然界中令人恐惧的物质力量，使其不再危害人类。当今的现代欧洲文明已成功地征服了自然，而且必须承认，迄今尚无其他任何文明能够如此成功。然而在世上，有一种力量比自然界的物质力量更可怕，那就是人心中的激情。自然的物质力量给人类造成的伤害，远不及人类的激情所带来的伤害。
【2】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发现一种更有效控制人类激情的力量，那就是道德的力量。
【3】美国的艾默生说过：“我能够轻而易举地遇见到对不强的崇拜如此野蛮，必然破产——尽管伟人们也崇拜步枪；而且正如相信上帝的存在一样，我们确信，武力会招致另一种武力，只有爱和正义的法则才能实现彻底的革命。”如今，若够周人真相扑灭军国主义，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艾默生称之为不以暴易暴的正义和爱的法则——实际上就是道德的力量。
我相信，欧洲人将在中国——中华文明中——找到这种新的道德力量。在中华文明中，这种能令军国主义成为多余之物的道德力量就是良民的信仰。
在中国，战争是意外，而在欧洲，战争已成为需要。我们中国人很有可能发生战争，但我们不会生活在对战争的不断期望之中。其实，在我看来，在欧洲大陆令人无法忍受的事其实并非战争本身，二是每个人都经常担心，他的邻居一旦有足够强大的能力时，会来抢劫并谋害他，因此他不得不武装自己，或者雇一个武装警察来保护他。
【4】如何使人类认同正义和公平比物质力量更重要呢？我的回答是，首先使人类确信正义和公平的有效性，使其确信公平和正义是一种力量；实际上就是使他们信服仁慈的力量。
【5】我相信，如今这种力量，正如我前面所述，欧洲人会在中国文明中找到。这种力量我称之为良民的信仰。
【6】真正的中国人，依我说，是无价的文明财富，因为他是一个不需社会付出多少代价就能遵守秩序的人。
#1中国人的精神
【2】我以为，在古老的中国式人性中最先打动你们的一点是，真正的中国人从不野蛮、不残忍、也不凶恶。借用一个应用于动物的术语，我们可以输真正的中国人是被驯化了的动物。
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丑陋的，但丑陋中没有丑恶。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庸俗的，但庸俗中没有侵略和喧哗。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愚蠢的，但愚蠢中没有荒谬。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狡猾的，但狡猾中没有狠毒。我实际上想说的是，真正的中国人即使在身体、心灵、性格上有缺点，也不会让你厌恶。
【4】中国人全部的生活是一种感情生活——它不是来自身体器官意义上的感觉，也不是你所述偶的来及精神系统意义上的激情，而是情感或者人性友爱意义上的感情，它来自我们本性的最深处——精神和灵魂。
【7】确实，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作为世界上一个历史源远流长的伟大民族，中国人至今在很多方面还很原始。这个事实让我浅薄的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的文明没有进步，中国的文明停滞不前。不过，必须承认，说到纯粹的智力生活的发展，中国人在某种程度闪被抑制了。就像你们大家知道的那样，中国人不但在自然科学方面，而且在纯粹的抽象科学，比如数学、逻辑学和纯粹的哲学方面，其进步很小，甚至没有进展。
【8】中国人最奇妙的特性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成熟民族，作为一个具有成熟理智的民族，它到今天仍然能够过着孩童般的生活——一种精神的生活。
【10】在现代欧洲，人们有一种宗教能满足他们的精神而不是头脑，有一种哲学能满足他们的头脑而不是精神。
毫无疑问，中国的多数老百姓根本不重视宗教。
中国的道教和佛教，其寺庙、仪式和典礼的消遣娱乐的意味超过了教诲和启迪；可以说，他们触动了中国人审美的感觉，胜于触动他们的道德感和宗教感。
【11】事情的真相是，中国人没有感到需要宗教的原因，是他们拥有儒家学说这一哲学和道德规范体系，一个能够取代宗教位置的人类社会和文明的综合体。人们说儒家学说确实不是一种宗教。这话完全正确，就欧洲词汇通常的意义来说，儒家学说不是一种宗教。但我随后要说：儒家学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这一点上，它不是宗教。事实上，儒家学说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是宗教，但能取代宗教，它能够使人不在需要宗教。
【12】人类需要科学、艺术和哲学，与他们需要宗教都处于同样的原因，是为了减轻他们“神秘的负担……来自这个未知世界的一切，沉重的、令人厌烦的负担”。
可对于大众来说，他们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者科学家；对于大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充满艰辛，而且时时暴露在自然的威胁力量和他们同类痛苦残忍的激情的意外打击之下，能为他们减轻“来自这个未知世界的一起沉重、令人厌烦的负担”的力量是什么？这就是宗教。但是，宗教如何为众生减轻这一神秘带来的负担呢？我认为，宗教是通过给众生以安全感和永恒感来减轻这种负担的。
【13】但我认为儒家学说虽不是宗教却能代替宗教。因此，在儒家学说里一定有什么东西，能给予众生同样安全感和永恒感，就像宗教提供给他们的一样。
【15】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当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国文明的毁灭时，他做了什么呢？像一个建筑师看到自己的房子着火了，燃烧着就要落到头顶上时，他确信他不可能挽救这房屋了，他知道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保存好这房屋的图纸和设计，以便日后房屋可以被重建。
我认为，当孔子玩久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时，他为中华民族做了伟大的贡献。但这并不是孔子对于中华民族最主要和最伟大的贡献。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在挽救他们文明的图纸和设计时，他对文明的设计做了一个新的集成、一个新的解释，而且在这个新的集成里，他灌输给中国人对于国家的真正观念——这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而理性、永恒而绝对的基础。
【16】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宾塞的哲学没有成为一种宗教或者说宗教的等价物，没有成为民族或芸芸众生可接受的信念，而儒家学说已经成为中国芸芸众生的一种宗教或者说宗教的等价物。
【17】欧洲自勉意义上的宗教教导人成为一个好人。不过儒家学说远不止这些，儒家学说教导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公民。
简而言之，欧洲字面意义上的额宗教是把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转变为一个完美而理想的人作为目标，要成为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家学说则有所限定，要把人变成一个良民——像孝子和良民那样生活。
【18】卡莱尔说：“君主统治我们的权力，如果不是神授的权力，就是残忍的错误。”现在我希望你们，在军权神兽这个主题上，记住和深思卡莱尔的这句话。
【23】正式这旧体制的宗教——首部君子之法的成文法典，页叫《周公礼法》——它第一次在中国赋予庄严的婚姻和圣礼以合法性。因此，中国人至今还把婚姻圣礼称为周公之礼——周公的礼法。
【24】儒家学说的国家宗教把忠诚契约变成圣礼，正如孔子时代之前的中国的家庭宗教把婚姻契约作为圣礼一样。
【25】与其说孔子教导了君权神授，我更愿意说孔子交到了忠诚的神圣责任。在中国，孔子教导的这种神圣或者说绝对忠诚于皇帝的责任源自他的合法性，不想欧洲的君权神授的理论那样，其合法性来自于超自然存在的权威，即神或者某种深奥的哲学，孔子所教导的合法性来自君子之法——人的荣誉感，在所有国家中让妻子忠于丈夫的相同的荣誉感。
家庭宗教，包括中国的旧体制的宗教以及所有的国家的教会宗教在内，是通过圣礼的制度和婚姻的神圣性建立了家庭，因此我要说，孔子教导了中国的国家宗教，是通过这种忠臣契约的新圣礼制度建立了国家。
【26】在儒家学说中一定有某种都行能想宗教一样给人类、给众生以同样安全感和永恒感。现在，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孔子赋予中华民族的她所倡导的国家宗教里效忠皇帝的神圣责任。
对皇帝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卓越的、全能的权力的信仰也保证了在中国老百姓头脑中国家的绝对稳定性和持久性。这种国家的绝对稳定性和持久性又保证了社会无限的持续和永恒。这种社会无限的持续和永恒最终保证了在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种族的不朽。这种种族的不朽的信仰源自对皇帝无所不能的权力的信仰，而忠诚的神圣职责赋予皇帝全能的权力。相信民族不朽带给了中国人、中国的民众生存的永恒感，就像在其他国家里，对来生的宗教信仰给予众生的一样。
【27】在中国，敬奉祖先的祭仪并非建立在对来生的信仰上，而是建立在对种族不朽的信念上。
儒家学说里，这种敬奉祖先的祭仪和忠诚的神圣责任一起，在中国人活着的时候给予了他们同样的生存永恒感，在他们死时给予了他们同样的慰藉，这和其他国家里对来生的宗教信仰给予众生的慰藉一样。
【30】但是宗教的价值在于它授予人类权力，甚至能够让没有智慧力量和人格力量的民众严格地遵循和服从道德行为准则。
【32】宗教是精炼的、有规则的道德律，是道德律的更深刻或者更高尚的标准。
【34】那么，和宗教一样，孔子的君子之法也是精炼的、有规则的道德律，是比哲学家和论理学家的道德律更深刻、更高尚的一种道德标准。哲学家和论理学家的道德律高速我们，我们必须服从我们生命的法则，哲学家称之为理智，伦理学家称之为良心。
【37】宗教的真正价值，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的真正价值，是它能向民众传达它所包含的灵感或者强烈的情感。
【40】我将高速你们，孔子的教义体系成为儒家学说，是中国的国家宗教，类似于其它国家的教会宗教，也是通过一个相当于其它国家的教会宗教的组织，让人们服从道德行为准则的。在中国，在儒家学说的国家宗教里，这种组织就是——学校。
【42】在中国，与其它国家的教会宗教的教会相对应的组织是学校。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在中国，在孔子的国家宗教里，能够确切地与其它国家的教会宗教的教会相对应的真正组织是——家族。
【43】简而言之，与基督教教会宗教的本质、动力和真正的灵感之源是对基督的爱一样，国家宗教，即中国的儒家学说，其本质、动力和真正的灵感之源是“对父母的爱”——孝心，包括敬奉祖先的祭仪。
【44】中国人没有感到对宗教的需求，是因为中国人在儒家学说里有某种能够代替宗教的东西。那种东西，我已经向你们解释过，就是忠君的绝对责任的原则，是孔子在他给中华民族的国家宗教里教导的被称为名分大义的荣誉法典。
#2 中国的妇女
【66】在中国，在拥有公民秩序的中华帝国，这种家庭简直是天堂的缩影，是真正的天堂，是天国降临于这片土地，降临中国人民。因此，中国男人具有荣誉感，是恪守他的“忠诚教”的君子，是国家公民秩序的护卫者，而中国的女人，中国的淑女或贤妇，以她的温文尔雅的魅力和优雅，以他的纯洁、她的腼腆，而最重要的是以她的“忘我教”，成为人间天堂的守护天使，成为中国家庭的护卫者。
#3 中国的语言
【71】许多欧洲语言，像拉丁文和法语，都是难学的，这是因为他们复杂，而且有许多规则。中文难学不是因为它复杂，二是因为它深奥。中文难学，是由于它是一种用简单地语句来表达深刻情感的语言。这就是中国的语言难学的秘密。事实上，如我在别处说过的，中文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汉语写成的散文，即使是一封简单地信，读起来都像一首诗。
#一个伟大的汉学家
【86】道德的导师只是告诉你，什么样的行为是有道德的，而什么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但是，真正的宗教导师不只告诉你这些。真正的宗教导师，不仅谆谆教导人们外在的行为做法，而且强调方式的重要性，即行为的内在性质。真正的宗教导师教导说，我们行为的道德与不道德，并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如何去做。
中国学（一）
【90】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很容易把自己想象得比巨人更高大；尽管如此，必须承认的是，侏儒具有位置上的优势，当然会看到更加宽广、更加辽阔的风景。
【101】现在我们看到，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的评价，应建立在对这个民族的道德原则的认识之上，这是很显而易见的。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七)：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导读
辜鸿铭（１８５７－１９２８）是中国近代以来最矛盾的大师：虽然学贯中西，尤其是外语和外语传播能力极好，堪称中华近代史以来第一人，但却也是守旧的第一人，被无数人痛骂了百年直至今日。但是就传播效果和写作技巧来说，辜鸿铭是迄今为止对外弘扬中华文明的最杰出者。如果因为反对其人的政治观点而厌恶其作品，错过了学习机会则非中华复兴的君子们之所为。可以说，除了他的某些极端保守的政治观点，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理念、生平、成功与失败中学到太多对今天我们的个人与国家进步都有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可以说是我们长期以来都忽略的。其矛盾粗看是个谜，也有很多解释，但就我所了解的范围内，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忽略了两个核心原因：一是辜鸿铭并不完全懂得西方文明，他是一个跛脚的西方通，因为他并不懂得民主这一西方文明里最精华也最值得中华文明借鉴的内容。根本原因是他对法国文明的了解太浅太浅了，因为法国文明和美英德（当时）都有极大差异，而法国也是今日我们向西方学习中最被忽略也最被扭曲丑化的地方。二是辜鸿铭缺乏独当一面的实践经验，因此就丧失了理论落地的能力，这一方面是张之洞不会培养人才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其个人忽视自我培养的原因，这对我们今日如何塑造中华文明复兴的精英群体有着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的精神》是其晚年的作品，写作技术和智慧都炉火纯青，在国外的影响也最大，其错误的政治观点也最少，所以我选择它作为第二部必读书。
本导读按理解的逻辑性先后分为八部分：1. 《中国人的精神》出版背景；2. 辜鸿铭的理念；3. 辜鸿铭的生平；4. 书中的知识点；5. 作者的表达技巧；6. 质疑；7. 延伸阅读。 8. 《国际弘道模块》的作业。本导读介绍的是相当全面的读书方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读书目标和兴趣有所取舍或增加。
注：1. 只有上下卷和页码而没有出处的引用均来自：辜鸿铭文集，黄兴涛编译，海南出版社，1996；2. 标注（评传）的出处为：孔庆茂，辜鸿铭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中国人的精神》另有单独的英汉电子版和在线文本，请自行查找。
1. 《中国人的精神》出版背景
“While I did not agree with many of the viewpoints put forth by the author, I found the book fascinating. The logic of his arguments was so interesting. I also recognized the influence of the times and culture in which he lived. The book allowed me to learn a bit more about a very prominent Chinese author and philosopher.” – Dale Katezenon ，这是2013年10月11日在amazon.com 上该书英文纸质版已购者给予五星级的评论。
而该书在当时处于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的欧洲社会更是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孔庆茂在《辜鸿铭评传》（ｐ１５７）中是这样描述的：
“随着德、英等欧洲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壮大，国内市场向国外扩张，向外掠夺殖民地过程中瓜分不均，矛盾愈来愈激化，终于在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大战对欧洲文明，几乎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这个残酷的事实倒证明了辜鸿铭早就预言的“异日世界相争必烈，微中国礼教无以弭此祸”的话，引起了西方人士的对辜鸿铭的关注。当时驻北京的西方人士关心时事，时常聚会讨论欧战的前景等问题，正担任着五国银行团翻译的辜鸿铭应邀向他们发表多次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分析了欧洲大战的原因，提出战争的出路--中国儒家文明拯救世界。他的主要演讲都围绕着这样的主题而阐发。而且在战争刚刚开始，德国节节胜利时，他大胆地预言：德国必败--在当时人们一般是不太相信的--然而后来的事实恰恰证明他的正确。这为辜鸿铭赢得了在西方的崇高声誉。
1915年4月，他把这些英文演讲稿汇编成册，在北京印行，书名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文名《春秋大义》或《原华》）。几乎同时史密斯（Oscar．A．H．Schmitz）将之译成德文，改题《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战争的出路》于次年在耶拿出版，遂即在德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在一战期间和以后一段时间里，辜鸿铭几乎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东方人物。”
所以，该书的成功除了作者本身的水平之外，一战是非常重要的背景原因。一般中国人缺乏对一战的切实感受，我这里补充两点信息帮助大家理解：首先一战是第一次工业化战争，肉体的人面对战争中的机器是非常脆弱，而欧洲高工业化程度导致了有更多的人力可以经过总动员被送上了战场（因为生产力提高可以有更多人脱产而去打仗），同时也就有更多人被消灭。比如按维基上的数据中国二战中军民伤亡按２０００万计算，占总人口３.８６％，其中军人约４百万，阵亡１３０多万。而一战四年中，德国总死亡２４７万，占总人口３.８２％，其中军人阵亡２００万。其短期内死亡数之高对参战国社会的心理打击巨大。其次战争开始之初，欧洲人根本没有预见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比如法国人以为到１９１４年底的圣诞，战争就可以结束了。
因此，当战争处于越来越残酷却越来越不知道何时结束的境地，西方社会陷入了绝望之中。而辜鸿铭的这部书是其在晚年时代思想相当成熟的作品，所以就给绝望中的西方人构筑了一个完美的人和社会的梦想，而且这个梦想曾经在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真的存在过2000年之久。对西方人而言，重点并不在于这种完美的真实性程度，而是在于其完美本身。因为本书代表了辜鸿铭的最高理念：中华文明指导下的西方乌托邦。
可惜，西方并没有从中吸取智慧，因为当时积弱的中国显然并没有能力帮助辜鸿铭来说服世界中华文明的伟大。这就是西方人既傲慢又愚蠢的地方，因为他们没有主动学习外来文明的传统，尤其是向当时的弱势国家学习其文明中优点的品质。所以，本书院认为在今天中国国力日盛而西方日衰之时，西方也正需要从中华文明复兴中学习如何拯救他们自己。这是中国人对于人类社会的责任，有教无类。至于西方各国愿不愿意学，那就让他们来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吧：被历史淘汰或跟着中国人一起复兴。
2. 辜鸿铭的理念
我把辜鸿铭的理念分为四个层面：最高目标、学术方法、中华文明的实用性选择和弘道方式。大家不要以为辜的这些想法是狂妄而幼稚的，除了本节介绍的其学术方向之外，就其出身和经历而言，一切也都顺理成章的，我在作者生平部分的介绍里会讲清楚的。
最高目标：中华文明指导下的西方乌托邦。
他希望以普世主义的精神，用中华文明重新构造西方文明以实现理想中的大同天下。正如其在英译《中庸》序言（１９０６）中写道：“如果这本出自于中国古人的智慧的小册子，能帮助欧美人民特别是那些正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欧美人物更好地理解‘道’，形成较清晰深刻的道义感，抛弃以‘枪炮’和‘暴力’态度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做法，代之以道义，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在同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都遵守道义的力量，那么，我将感到我多年理解和翻译这本书所付出的精力没有白费。”（下卷ｐ５１３）。而其德文版的《中国人的精神》里附录的法兰克福报评论里也说“他期待自己在德国精神中发挥指导作用、期待自己首次对东西方文化进行综合。”（下卷ｐ１５４）
他的这种理念除了中华文明本身的普世精神之外，还和两个学术因素有关：一是其英国导师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年12月4日－1881年2月5日，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有关：“卡莱尔对辜鸿铭说：“世界已经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人的行径、社会组织--典章、文物--是根本错误的。”他又说：“人类的一线希望，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叹！””（评传ｐ３７）。二是和他特别推崇德国的歌德有关，而歌德是提倡世界文学的。
另外，从根本上说他不是留学西方的中国人，他本来就是西方人（１０－２4岁在西方生活和求学，之前没有受到过国学教育，连汉语都说不好），所以从学术而言，中华文明不是他的根基，而是他作为西方学者的拿来主义之功用。这是他和胡适的最大区别，胡适的学术主要是对内的，是要用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华文明的，而辜则主要对外的（其实就他这个西方人而言反而是对“他的内”），是用中华文明来改造西方文明的。
所以，把辜鸿铭对中华传统的维护演绎成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只是历代守旧派的政治需要而已，是不符合事实的。从某种意义而言，辜鸿铭不是中国学者，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世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
学术方法：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智慧和直觉、二是中西对比。
智慧和直觉是被排斥在现行学术方法之外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被无数愚蠢的专家“理智”地破坏着。因为智慧和直觉是建立在广泛阅读思考或实践基础上的果实，而非逻辑严密的学术推理，只有如孙文、戴高乐这样创造历史的伟人才会切实体会其重要性。中国精英有智慧所以辛亥革命成功了，法国精英愚蠢所以亡国于纳粹。辜鸿铭之幸运在于当时世界上太缺乏能够横跨中西的学者，所以才有那些声望。而他自己也很清楚，比如其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的日本演讲集里就有一段自述中：“我要向读者声明一下，那就是我怎么说也不是一个学者。不错，我是精通多门外国语言，但仅靠这个是够不上学者资格的。不言自明，所谓学者，必须对他所研究的事物十分地精通。”（下卷ｐ３１１）。而英国大作家毛姆（Somerset Maugham）在《毛姆的辜鸿铭访问记》里洞察到：“哲学家的信仰不是依着明显的根据，而是依照他自己的气质；他的思想只是要把他的直觉所以为对的东西造成合理的。”（下卷ｐ５９７）
中西对比是他最宝贵的贡献，遍及了他所有的著作。同时也是坚定了以上他最高理念的学术根据，因为只有懂得西方文明才明白中华文明之优势。今日那些抹黑中华文明的，无论他们英文多好，生活在西方多久，在国内和西方有多高的学术地位，其实都不懂西方文明。
中华文明的实用性选择：孔孟思想。
“在六经子史中，他并不是均等用力，而是有所侧重，有所取舍，他的取舍全以孔孟思想为依据，侧重“通经致用”。在六经中，他取《易经》、《春秋》为重点。因为本诸其师卡莱尔观点，《周易》是东方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依据。《春秋》是中国国民的精神之所在，是明义利之分、尊王之旨的圭臬。“四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政教观念，尤以《中庸》、《论语》为关键。”（评传ｐ６１）。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可以看出他对孔子和《论语》的大力推崇。这种选取其实是来源于他作为一个西方学者的实用主义，他并不为单纯的国学好奇心去研究，而是要在中华文明里找到西方困境的解决方案。所以，他对宋明理学和清代考据之类的并不感兴趣，因为和孔孟之道的务实性相比，后者离实务太远了。这种针对社会现实的具体的问题而做学问的精神恰恰是今天全球学术界最缺乏的，学者几乎都成了“学术癖”。
但是，实用主义却并没有给他真正带来其理论在中国或西方的落地化，究其原因是他的学习的方法不对。他虽然是抱定实用主义的目标去选择的，但在学习中却又是抱着西方错误的学术方法而学的。“辜鸿铭对此大为欣赏，并引申出“吾人当求学之时，不可存有国家之念，犹如人欲生子不可存有祖宗之心……正其谊不谋其利，则可以生子；明其道不计其功，则可以得真学问”。”（评传p66）这是他没能理解中华的学术方法。西方学术研究中强调“不要带着今日之问题去找历史的答案”以为客观，但是太史公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要求研究时也须带着今日之疑问。因为西方知识分子和政治等实务是角色分离的，即知行分离的，所以在学术研究时并不考虑理论如何联系实际。他不懂其谬误而引用为中学之方法论，所以最终无法审时度势的学以致用是他受到西方方法论的毒害。他的选对了内容，却没学好内容。今天公知们也是如此上了西方的当，他们学民主自由法制是选对了，却没学好，因为学习方法不对。
所以，本书院既以复兴中华的实务为己任，自然不能与现行学术标准（因为现行的无论中西都是西方标准）为伍了，我们不培养作为失败者面向的辜鸿铭，而是要把具有辜鸿铭天资的人培养成真正能成就伟业的人物。
弘道方式：以西方传播方式弘道。
中西对比是一个主要方式，在著作中引用西方经典来解释中华文明是他惯用的手法。比如“孔子就是希伯来人的出身，具有希伯来种族强烈的情感天性，同时接受了好的理智教育，具有希腊文明所能给予的好的理智修养。事实上，正如现代欧洲伟大的歌德，有一天欧洲人会认识到伟大的歌德所具有的完美的人性，是欧洲文明产生的真正的欧洲人，正如中国人认识到孔子具有完美的人性一样，他是中国文明产生的真正中国人。”（下卷《中国人的精神》p28）。而在中西对比之前，他往往喜欢先讲西方来吸引读者，比如他在书或文章前的引用语，更多是西方的如歌德之言，而不是中国的。事实上看他的书，与其说是懂英文的中国人写中国，不如说是西方汉学家写中国。
3. 辜鸿铭的生平-矛盾的一生
就其在国外的声望而言，辜鸿铭是成功者，但在国内是失败者，因为其保守理念与当时中国之进步渴望不符；他具有罕见的天赋和学识却没有能学以致用；他本质上是西方人，却以鼓吹旧中华文明为己任。这些矛盾完全可以从其生平中得到解释，同时也给今日之我们宝贵异常的启示。
辜鸿铭（1857-1928）在1911辛亥革命之前（他53岁）是我要分析的重点，因为其人早已成熟定型。以下是几个关键时间点：1857年出生今日马来西亚槟城，其父系为华人贵族，其母为西洋人，因此他是有着高鼻梁和蓝眼睛的混血儿。1867年10岁随着养父-英国牧师富豪布朗抵达英国，开始长达14年的英国贵族子弟的学习生涯。10岁之前未受国学教育，汉语都很差。在英国和德国学习时间较长，主攻哲学和文学，未见其系统地学过政治学。在法国也学过一段时间，但很短（大约在1877-1878年间），几乎不了解法国主流文明，比如他经常提到的法国诗人Pierre-Jean de Béranger和Joseph Joubert都不是主流文人。从文献中也未发现他有阅读过雨果或托克维尔等19世纪法国文明标志性人物的作品。1881年在新加坡遇见清政府体制内政治新星马建忠，受其影响开始学习国学并立志回国发展。1885-1905年担任张之洞幕僚，主要是外文秘书工作，20年间没有独立任职工作过。1905-1907任职上海黄埔疏浚局中方总，年近50才第一次独立任职。1908年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1910年辞职后在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务长，辛亥革命后因反对革命引发众怒而辞职。下面我们重点根据以上出身和经历来回答几个关键问题。
他为何批判西方，是因为其在西方十多年受到歧视后的反抗吗？
不是，这种理解是以中国人的心态来看他这个西方人了。或有西方对他的一些言行不理解，但不至于到激起其反抗的歧视程度。这些论调是受到当代爱国主义宣传而扭曲的观点。因为他外貌上就和普通中国人有着明显的区别，生于华人贵族家庭，养于英国贵族家庭，在贵族学校读书，他就是一个西方贵族子弟出身的西方学者。所以即使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他的社交圈内要遭到歧视非常罕见。与其说他批判西方是爱国主义的反抗，不如说是“恨铁不成钢”的激励，因为他10-24岁都在西方，生活又很优越，其对西方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如果说有歧视存在的话，也决不是在其青年时代的西方，而是在其回到中国之后。因为在西方时期，那些会歧视他的西方屌丝根本进不了他的贵族和高知的社交圈。而回到中国以后，他就失去了西方的社交圈变成了受列强欺负的中国人的一员了，那些混迹于清朝的西方屌丝才会歧视他的机会。即便如此，也不至于激起他更多的民族主义反抗，他一个贵族怎么可能和屌丝多计较呢？他对西方的批判和对中国人民的维护在本质上与法国大文豪雨果批判英法两个流氓洗劫圆明园没什么两样，更多地是出于人道和公正的普世理念。
他欲以中华文明改造西方文明是无知的狂妄吗？
当然不是。除了我上文所说的学术理由之外，他的“恩公”（推测可能是其英国养父）要求他学通中西以拯救人类（评传p37）。他天赋极高，家世好，导师又牛逼，自然不是西方人看轻他，而是他反过来看轻西方人。尤其是当回到中国以后又精通了中华文明，成了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学贯中西的西方人，当然觉得更有资格指点“故乡”西方的江山了，因为那些不懂中国的西方人在他眼里不就是井底之蛙吗？所以他的“狂妄”是以学问打底的，而改造西方是他西方的“家传”和“师传”的使命。简单比较一下他和胡适、林语堂就更加说明问题了。胡适家世没有他好，少年时代也没有在西方贵族圈生长，作为普通中国人留美而已，自然不会有他那样俯视西方的视角，所以胡适只会想到用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华文明，而想不到中华文明也可以改造西方的。而林语堂出身于华人牧师家庭，相对胡适就少了民族独立性，因为中华文明是原生的世俗文明，最高等宗教信仰模式。所以无论其英文作品多么畅销美国，终其一生也就是西方人的秘书层次。所以，《中国人的精神》1927法语版译者在序言里说辜鸿铭：“在他的灵魂深处，认为欧美人是野蛮未开化的人类。”（下卷p157） 像拥有辜鸿铭这样普世贵族气质的中国人，在他去世以后，还没有一人登上历史舞台呢。我倒是希望本书院能培养出几个来，大家一起努力啊！
他为何拒绝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而维护满清专制政府？仅仅是因为他保守吗？
首先，他是西方人，因此没有国内汉人那种刻骨的“驱除鞑虏”的祖传心愿。回国后又长期在张之洞的保护下得享满清体制内的好处，也不出仕，所以受不到满汉矛盾的体会，满人和汉人对他这个西方人来说都是中国人，尤其是共同面对西方人时。其次，我们对比他那个时代的中西方社会之进步来看，西方正出于野蛮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和文明越来越衰退最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国再弱再受欺负，却是一个从社会到人全面且不断向上进步的趋势，因此他一方面为祖国的进步而自豪，另一方面又担心这种进步会在将来产生和今日西方一样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西方化又有何意义呢？所以最后，他维护的不是满人和清王朝，而是他以为的尊王传统，后者对他而言就是“民主”：“合理的民主政治的基础，既不是人民政治也不是为民政治，更不是依靠百姓而成立的政府，而是自然产生的对权威的尊崇”（下卷p315）、“我们东方文明中所说的“王道”指的就是民主社会的理想，也就是拥戴有德君子之治。”（下卷p320）由此，我们可以确认他其实并不懂民主。而民主恰好是西方文明中最值得中国学习的内容，所以当他学完了中华文明之后，对照他学习了的缺失了民主的西方文明，自然就得出西方化没啥意义的结论来了。因此，用文化保守主义来解释他的复古只回答了一半。因为没有民主的西方文明确实比中华文明low了太多了。这对于所有今日在西方学习的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学习西方什么专业，只要没学好西方民主，其他的就中华文明复兴的总目标而言等于白学，甚至是对中国发展负面的，辜鸿铭就是最好的警示。
他为何不懂西方真正的民主呢？
这是他所有矛盾乃至失败人生的关键所在。首先是他的西方知识结构不完整，他懂得英国和德国文明，但几乎不懂得法国主流文明。从上文中的学习经历就看出来了，但是恰恰是法国文明才是西方民主文明的核心代表，法国民主在大革命以后一直领先，他却没有学。而在英国，虽然有着自由主义传统，但其导师却是反民主的英雄崇拜论者“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认为世界的历史就是伟人的传记，历史的发展就决定于伟人的意志，伟人是贯彻天命的使者。…至于一般的社会民众，只是群氓，应该统一服从于真正英雄的意志。所谓天赋的自由、人权应当以英雄的崇拜与服从为前提，反之，如果每一个人都以天赋人权与自由为理由行事，这个世界必然陷入无政府状态，对社会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破坏。这些内容，都为辜鸿铭所接受，形成他定型的思想。”（评传p47）而德国当时是君主制，德国的自由主义要比英法都落后几代人“法国革命被等同于启蒙运动原则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反抗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运动也被等同于反对革命。因此，由于法国对德意志的占领，德意志浪漫主义就成为反对法国人、反对法国革命和反对革命精神的思想武器。…德意志浪漫主义者几乎一无例外地都代表政治反对和保守的民族主义。… 德意志浪漫主义的特征始终是对民主共和思想感情的敌视”（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范德一译，商务印书馆， 1987，p63-64）。所以英国和德国并没有教给他民主，而是反民主，而民主的法国文明他却没有学。这点就像不懂法语的英美留学的公知一样，或以英美民主之失败推测法国民主也当然不行从而反对西方民主，或以英美民主为民主的唯一标准要么来推销内阁制要么推销联邦制，全然不理会法国民主的先进性。其次他在西方14年因为年轻一直在学校而不是社会，所以无法由社会实践中得到民主的知识，更无法加入到西方人民当时争取民主进步的伟大斗争中。最后他天赋太高而少年得志，自以为懂了缺失了民主的西方文明后，就不再深入学习了。如果他有心，即使回国后也有足够时间学习法国民主，但是从各种资料来看，未见其补课的情况。
所以我在研究其生平的时候非常感慨，如果他能够在法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之父”雨果等共和派有交往，亦或读一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懂得了民主和共和的真谛，凭他的天资、面对西方的格局、家世和各种资源、国际公关游说能力、其成就未必低于国父孙文，至少也可与黄兴、宋教仁比肩，对中国的贡献远比今日巨大百倍。另外，如果张之洞能够放手让他在青年时期出仕独立干点实事，只要多摔几个不掉脑袋的跟斗，他也就会切实知道清政府旧体制的固有问题而投向西方文明中的民主来求解了。但是张之洞爱才用才护才，却不会培养人才，他50岁才独立出仕，那时人早已成型难以重塑了。他的养父对他真的很好，他的导师也很有水平，上级领导也很宠他，但是他就偏偏没有一个能与其极高天赋和学问相配的老师，人生际遇就只能如此了，中华之大遗憾啊！
最后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对人的塑造非常重要，就是历史学的教育。因为读史可以有务实的大局观和奋进中的平常心，因为历史的波澜起伏啊，多读历史的人心自然会更从容。在年少时读历史，可以决定他一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自己就是童年读史出身，深有体会。辜鸿铭的悲剧就在于他少年时期并没有读历史，更没有读足够丰富跌宕起伏且死去活来的中国史，所以就缺乏对历史大潮的掌握。他不懂得中华文明先要在乱世中生存而后图发展，也不明白用中华文明拯救世界必须在拯救西方民主的基础上，而不是取代西方民主。这点在今天西方民主“完蛋”了的时刻更加具有实际意义：中华文明应该如何促进西方文明的进步？又如何利用被中华文明改造后的西方文明呢？
总之，辜鸿铭对今日之少年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天才因培养模式有误而错失创造伟业之历史大机遇的警示，对今日爱才之中国为师者而言是一个惜才却毁才的深刻教训。
4. 书中的知识点：
《中国人的精神》主要是向老外介绍的中华文明，所以有很多知识点的传播对象是老外，我这里列举的是从中国人角度来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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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八)：读书会分享《中国人的精神》
本书基于南京七分钟悦读会口头分享整理。作者微信公众号：abirdbook。每天一分钟语音读书，一个星期分享一本书。
作者微信号：ajoybird。欢迎就读书话题进行交流探讨。暗号：豆瓣。
《中国人的精神》的作者是辜鸿铭先生。这是一位世纪大牛人，李大钊就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辜鸿铭先生生于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一生获得13个博士学位，横跨文、理、工科。在二十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今天，很多人不知道辜鸿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不太宣传他，因为他是遗老，是为封建制度辩护的人。但是放到时代背景中，我们就理解了辜鸿铭是在用极端的方式捍卫中国文化。因为晚清以来，中国形象已经被严重扭曲，”老怪物“辜鸿铭就用他那特有的睿智与行为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中国人的精神》，其实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翻译成中文的。辜鸿铭当时使用英文为主体写作，引用的诗歌、名人名言等，涉及到什么语言，就用什么语言写。书写于1915年，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轰动西方。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对比中国、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的文化，得出中国文化最优，中国文化可以拯救陷入困境西方世界（因为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劝告西方人不要试图改变中国的文化，否则将是世界的损失，也会是灾难。他的预言也部分成真，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糟粕，但是真的打破了，在新的平衡没建立起来时，真的是灾难，比如后来的军阀混战，再比如文革。这本书可以配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起看，《丑陋的中国人》用于反思，而《中国人的精神》用于理解中国文化的合理之处。其实，光读辜鸿铭的雄辩或者诡辩，都使人陶醉。
这本书的附录，《乌合之众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观点犀利，启迪思维。他认为不是政治家、皇帝、军人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恰恰是乌合之众的恐惧挑起了战争。如果乌合之众把权力赋予给精英阶层，精英阶层会结束战争的。
你当然可以说这是诡辩，但我觉得这确实给了一个看问题的新角度。民主一定是好东西吗？希特勒是德国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还有，如果现在中国实现完全民主，或许主张平分房产、平分财富、消灭日本、与美国决一雌雄的人会得到相当多的选票。再比如，在法律界，废除死刑已经是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可是我们国家短期内不会废除，因为老百姓不同意。大部分人认为杀人偿命是自古不变的真理，尤其是那些令人发指的罪犯，千刀万剐都不为过。所以，在我国，一直存在着隐形的选票，隐形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们回去做大部分老百姓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所以，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自己不要做乌合之众的一员。如果还能影响身边的几个人不做乌合之众，那就善莫大焉了。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九)：不一样的大师
很早以前就听过辜鸿铭，印象中有几个：一个天才。 这个学贯中西、精通九种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的超人；故意倒看报纸，等老外歧视的时候，用留意、地道的英语反驳的高人。抱着了解他的态度看了本书。以现代的观点看，毫无疑问里面很多观点已经过时，服从君王、服从家族，女人的三从四德，纳妾等。以大师的学贯中西的知识，不难了解这些观点在民主国家以过时，但是大师仍然坚持，文中未能看出原因，也许以后看他的传记经历才能进一步了解。
从文中提到的书籍，诗歌的翻译，今天看来依然不过时。一方面可以看出辜大师的学说深厚。文中亦提到当时中国有不少传统文化在中国亦变形，只有在日本还能见一二，当时如此，现在更是如此。这点真是不甚唏嘘。
《中国人的精神》读后感(十)：小辫子
整本书看下来，有时会对他的精炼地概括和分析能力击节称叹，有时会对辜老的偏拗感到可笑。 20世纪初的中国，是被欺凌怕了的中国。如果说他曾经还是头雄狮，那么人们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睡死了，即使醒来，也舔舐着伤口，躲在角落里，连一声呻吟都叫得不出。何止是东亚病夫，连思想文化都得不到认同。在此，辜鸿铭站了出来，他凭借着海内外双重教育的背景，让文化得到了逆向传播。 可是，老先生矫枉过正了。过分强调中国精神的深邃与优越不符合国内的主流观点（直到80年代，柏杨还在谈中国人的劣根性），而且有些论据更是空穴来风。如在谈到欧洲幼童学汉语更快是由于汉语的灵性与孩童的童性更接近。从科学角度上分析，是因为儿童更具有语言学习能力。此外，在其定义中国人的精神时，满篇的孔子（怪不得是春秋大义），将中国人所受文化的浸染全部归结于儒学，忘掉了同时塑造了中国人品性和社会习惯的道家与法家思想，更没谈过被儒学吸纳的佛教。如此以偏概全，颇有些牵强附会了。辜老说英法有异，英美有异，而英国近乎性格上的完美，但都不如中国人的温儒尔雅完美。纵观其论据，很难得出这种趾高气扬的优越论，反而却证明了中国人的精神与全世界其他民族的精神时同一的，连续的。 中国人的精神，辜老给的定义很好，但结论不好。我看其优越性或是该其余民族之所向我学习不能要。谈论品质性格时，务必要联系地缘区位及其发展出的经济背景。而辜鸿铭先生在论证中并未强调区位发展且倾向于儒家文化对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塑造。中国大部分文明的发祥地都在黄河流域，再通过中国历代稳定的统治疆域判断，中国是大河文明，即农耕文明。农业上的自给自足，培育了中国人追求内心平静和宇宙恒一的信仰，加上历代统治者的劝作与法令，这才逐渐形成了20世纪初的国人之精神。 妇女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是模糊不清的。所以，辜老总结出女性的社会理想只是符合了儒学观点下的“顺民”，且自有明以降，理学构建的新“礼”架构大大混淆了我们对中国传统女性的判断。真实的女性理想在古代家庭中应该是多元的。单说南宋的李清照女士（1084-约1156年），她的夫君是赵明诚时，有魅人的气魄与渊广的学识，能举办文学沙龙和金石研讨会，这不是辜鸿铭笔下只受过“孝经”和“女诫”的中国妇女。与丈夫分开后的李清照也再婚过，而后发现她的新夫君只在意她手中的金石宝器后便离婚独居。如此的婚姻观念恐怕在现在都会招人颇词。其心怀天下的英雄气魄也不仅限于辜先生的“幽闭”与“温娴”。站在今日的角度上，我们甚至可以在女性问题上给辜鸿铭先生贴一个“男权分子”的标签，虽说这是不理智且不符时代性的。所以，当带着时代性的头脑考虑晚晴时汉人家庭的组成情况，辜先生狭隘的女性分析观念还是站着住的，至少说仅为向西人传授典型的中国妇女形象，仍是成功的，毕竟人们更易于接受简单好懂的理论。但身为长期处于中华文化现象的我们应该清楚其中的复杂。 在辜先生批判所谓“汉学家”的部分上，其目的是提高中华文化的精神地位，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如果可以给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定性的话，它是民族性的，略带沙文主义和保守派风格。这也是先生饱受时议的原因之一。其作文中还表达了对欧洲暴民的不满，倡议精英统治，试图挖掘出一战的正义性。再联想到其与满清小朝廷的暧昧，也可以轻松得出先生的民族性。将其“辫子化”后，可与鲁迅，周作人形成鲜明对比。在那个激抑盎然的时代，钱宾四在历史层面上中国人挺直了脊梁；蒋中正在政治层面上让中国人得以直面；辜鸿铭在文化上让中国人迈了一个阔步，这个大步是优也是弊，这是在读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时，万万不能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