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来，中国有两大人物，即是两位大文学家： 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 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是应用的、实用的，诗歌文学亦是应用的、实用的。正如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如陶器有花纹、丝有绣花与钟鼎有器具、锅等。并不如西方那样专门为了欣赏而刻画像。中国的艺术是欣赏与应用不分，应用品于艺术品合一，亦即是文学与人生合一。中国的古砚与古花瓶，是古董，但同时又可使用，并不如西方般专为摆设之用，故中国历史与文学始终是应用的。 ----钱穆《中国文学史》
●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之好，在于简单，只有郡、县两级。加上中央，也不过三级。层次少，效率就高，腐败的可能性也小，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再说层次少，也亲切。县以上就是郡，郡以上就是中央，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大家都不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易中天《帝国的惆怅》
●今天我们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国制度，明明知道这一制度与现实不配合，却想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人类所能到达的有限真理之最大极限，即是一种会合古往今来的一切人类的种种立场而融成的一种真理。然而此种真理，实在少得太可怜。若硬要我举述，我仅能勉强举述一条，恐怕也仅有此一条，即人生总有死。 ----钱穆《人生十论》
●在农人每见其业之可以相同而为群，而业工者则每感其为分别而成孤。 ----钱穆《晚学盲言》
●我们谈《唐六典》的，仍不应仅当它是一部历史书，为记载唐代现实制度的书，而应同时当它是一部理论和思想的书看。因唐代人对政治上的种种理论和思想，都已在此书中大部具体化制度化了。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和思想。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人类一达到这种文化人生自由的境界，回头来看自然人生，会觉索然寡味，于是人类便禁不住自己去尽量使用这一个自由。甚至宁愿把自然人生的唯一目的，即求生目的也不要，而去追向这自由，所以西方人说，“不自由，毋宁死”。 ----钱穆《人生十论》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随附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钱穆《国史大纲》
●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余在对日抗战时，曾一度返苏州，时印光和尚在灵岩山。寺僧皆散，一伙头工人随侍。初夕，印光赏以数百文，晚饭后，伙人告，当回家。印光言：汝今夜仍当返。伙头言：既回家，当俟明晨来。遂辞去，半山树林中一强人，劫其钱去，伙头念钱己被劫，不如仍返山寺，归告印光。印光言：钱仍当送回。劫者因己晚，不下山，来扣山门求宿。伙头开门见是林中劫者，云：你果送钱来了。劫者初不知应门者是被劫人，至是遂直认，并请谒和尚，跪求留寺落发。印光劝其归，好自为人。此事传出，来者如市。印光静坐一室中，壁上一洞，装一小木板，来者扣此板，得缘板即开，印光或有言，或无言，言亦数语而止，板即复闭。余返苏距此己半年，幼年曾读印光书，遂欲约友往访。 ----钱穆《晚学盲言》
●我等凡人，固然计较柴米油盐，物价上涨，居住面积，但心中也向往仁义礼智信，也愿意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友。虽然没有过人智商学识，也会吃着泡面窝在床上看钱穆、陈寅恪、顾准，时而拍腿叫好，时而捶胸顿足。 ----刘小昭《你当温柔，却有力量》
●亭林的学生潘耒次耕曾为通儒定下了一个标准。他认为：通儒必须要有匡时救世的心术，要有明体适用的学识，在著述上，要有“纵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的具体表现。 ----钱穆《中国文学史》
●不知中国旧文学与其艺术，其间莫不有中国文化传统中甚深的人生理想，与其亲切之体会与实践。今只裙认西方文学戏剧小说中有人生，然此乃从外面叙述，又都限在人事圈子之小范围以内。 ----钱穆《晚学盲言》
●人生以外，则言天地，亦举其尊卑阴阳动静刚柔，亦言大全体。至于枝节部分，则贵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分别善处，要之，亦不违大局全体为主。 ----钱穆《晚学盲言》
●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不可避免之大例。 ----钱穆《国史新论》
●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避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东汉末年时，人心所感觉的预兆，是政治要荒颓了，而此一时期的文学却亲切而流露出真情。即使是曹操，虽当时已是政界领导，但其作品仍不失为普通平民之私己谈吐。如其《短
歌行》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其所表现的十足是一首普罗大众的平民诗。与《诗经》《离骚》及汉赋明显有所不同。操子丕、植继承父风，从此树立了文学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 ----钱穆《中国文学史》
●学贵大成，不贵小用，大成者参与天地，小用者谋利计功 ----钱穆
●中国文化大传统，在政治社会之相互影响间，特有一深意，即政治常由社会来领导，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 ----钱穆《晚学盲言》
●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即如唐代一切制度，也多半是由南北朝演变而来，有其历史渊源，亦有其传统精神。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我们看历史上一切制度,都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的当时人的观念和理论。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几乎从头到尾都贯穿了这样一个观点：“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衰”；但在其创立之初，则一定是利大于弊的，也一定是好的或比较好的。 ----易中天《帝国的惆怅》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
中国人认为人生一切活动皆本预期内在之性，而人性则禀于天，故在人生中即涵有天之一部分，而与天为一。故曰，通天人，和内外，实即融为一体。 ----钱穆《晚学盲言》
●讲到读书这个话题，我想到当代的一位国学大师，叫做钱穆，钱宾四先生。钱宾四先生曾经这样说——因为他主要是学历史的，他主要的成就是历史学——他有一本有关历史名著的导读的书。在书的开头他就告诉读者说，我们去读一本书，其实最重要的是，从书里面读出一个生命。因为一本书之所以有价值，之所以动人，不是这些文句，乃是它背后有一个生命在支撑着这本书。所以读书的人不是只读这些文句，要从文句里面去体会到，去看见这一本书背后的精神，其实就是这本书作者的生命。作者的生命表现在这本书当中。他举例说，如果我们读史记，我们应该从史记的文章里面，能够看到能够体会到司马迁的生命特质，或者说司马迁对于历史的见解，乃至于他对于人间的期待。! q
●闲暇乃文化之母 ----钱穆
●《中庸》言："莫不饮食，鲜能知味。"饮食乃人生中最现实者。孟子曰："饮食男女性也"，是矣。然饮食贵知味，人生现实中之味则在情，今所谓人情味是矣。苟无情，则又何味焉。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
●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文学的创作难，模仿则容易发生毛病，但讲文学亦得有模仿。建安文学是有其清新的面貌，但后来模仿它的，却变坏了、杂了，因此又得有文学的翻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貌，但并非全是白话文的变化。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应该看重曹氏父子所领头的建安文学的。 ----钱穆《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