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部电影》是一部由墨塔巴·米塔玛斯博 / 贾法·帕纳西执导，贾法·帕纳西 / 墨塔巴·米塔玛斯博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这不是一部电影》观后感(一)：如果我们能讲述一部电影，那为什么还要拍呢？
这部影片是导演贾法•帕纳西在等待法院对他的最终判决期间，和友人、纪录片导演穆塔巴•穆塔玛斯共同秘密摄制的一部反映他生活与心绪的电影，后来，这部电影以存入U盘的方式辗转被带到国外。在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帕纳西导演对电影的热爱与执着，也可以看到他对伊朗政局与文化生态的失望。影片中，他只能对着镜头来“讲述”他的下一部电影，只能拿胶带标示出场景，只能把自己当做演员，只能描述机位的变化……当他实在觉得情景过于荒诞而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能讲述一部电影，那为什么还要拍呢？”顿时，无奈与悲凉的气氛弥漫其间。影片最后在感谢所有的同事下面，只出现了一排排没有任何名字的省略号，而影片最终也在“献给：伊朗电影人”的字幕中走向完结。
影片背景：
2010年12月20日，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的律师法瑞德•杰拉特（Farideh Gheirat）对外宣布，伊朗法院已经正式下达了对帕纳西的判罚，“帕纳西先生因为参加反对伊朗政府的宣传活动而被起诉，他将在狱中度过6年，并被剥夺20年社会权利。其中包括不能拍电影，不能写剧本，不能去国外旅行，不能接受国内国外媒体的采访。”
贾法•帕纳西的牢狱之灾因2009年伊朗大选而起。在艾哈迈迪•内贾德以62.63％的得票率成功连任后，伊朗改革派总统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怀疑选举有舞弊行为，他的支持者组织了示威游行，与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支持者和政府军发生了冲突，名叫Neda Agha Soltan的26岁女大学生倒在了政府军的枪下。之后，少数人在埋葬这位女大学生的德黑兰公墓集会悼念，其中包括帕纳西和曾拍摄电影《浮城记》的另一位伊朗著名导演穆哈默德•拉素罗夫，帕纳西等人因为这次悼念活动而被捕。由于帕纳西拍摄的多部影片被伊朗政府禁止上映，使得他和当局的矛盾越来越多，他支持改革派领袖穆萨维。2010年3月，帕纳西和拉素罗夫再次被捕，按照伊朗文化部长的说法，帕纳西当时正和拉素罗夫在拍摄一部反对政府且和大选有关的电影。帕纳西被转入德黑兰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艾文监狱。
入狱后，帕纳西还以绝食抗议，并留下遗言：“我最后的希望是，我的骨灰能送回到我的家人手中，他们能将我埋在他们选择的地方。”当时，斯皮尔伯格、马丁•斯科塞斯、李安等全球各地的电影人，以及一些知名电影节纷纷联名要求伊朗政府放人。他的导师阿巴斯在出席新片《合法副本》在戛纳电影节的发布会时，还向他表示声援，该片的主演、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什甚至为此当众落泪。作为第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成员，贾法•帕纳西无法出席此次电影盛会。戛纳电影节组委会多次通过媒体呼吁当局释放这位伊朗导演，并找来了法国外交部长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与文化部长福雷德里克•密特朗（Frederic Mitterrand）向伊朗政府施压。在交付了20万美元的保释金后，帕纳西终于在5月出狱。
9月，帕纳西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透露，他和拉素罗夫正在拍的影片是关于一个家庭和选举后的变化。帕纳西表示，“当一个导演无法再拍摄影片，那就等同于他已经进了监狱。即便他从小监狱中重获自由，他也会发现其实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监狱中。”11月，帕纳西出席了听证会，并做了感人至深的申诉，称对他的指控根本是一个“玩笑”。
导演简介：
贾法•帕纳西，1960年出生，毕业于德黑兰的电影与电视学院，曾担任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的助手。处女作《白气球》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摄影机奖和东京电影节金奖，第二部作品《谁能带我回家》获得了洛珈诺电影节的金豹奖，第三部作品《生命的圆圈》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2003年的《深红的金子》赢得戛纳影展一种关注单元评审团大奖。2006年的《越位》赢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
《这不是一部电影》观后感(二)：关于叙事与“真实”（破碎偶然）
帕纳西在现实中最后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学艺术的学生——一个令人惊奇的巧合，为他对这一整天在家里毫无成效且荒谬的“电影重演”带来的沮丧，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一个属于电影的句号。这是一部他称之为“不是一部电影”的电影，然而，作为一种思想或者观念的表达，它仍然是一种“电影”，如果我尽量将这种思想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真实”的迷人之处总是远甚于戏剧的虚饰。
每一个审慎的电影人都受到这样的关于电影的观念的幽灵纠缠不已，这个幽灵并不是在照相术诞生的那个时候就出现的，不是摄影机，摄影机出现之际人们仍然无法马上思考会拍摄一种矫饰的戏剧这样的问题；这个幽灵诞生于电影诞生之际，而电影的真正出现是在剪辑手段出现之后，是剪辑使得人们彻底放弃了纯粹的现实，因为剪辑这种手段本身就是一种篡改和修饰。当人们意识到“剪辑”这个手段的时候，电影诞生了。
当然，剪辑不仅仅值得是影像的切换，而是形成一种影像流的技术。比如说镜头的移动，也是一种剪辑。
在电影中关于现实和真实的争论，是一种人的易变敏感所导致的，是人的多变与电影的概念的完整的矛盾与冲突。影像，似乎就是应该纪录一种纯粹的真实，因为那是一种物质，物质某种程度上就是“真”的化身。甚至有一种对“真”的妥协延伸到演员的表演上，那就是对演员的表演的粗略的容忍——这当然也是因为一种经验的不足，不想指导演员的原因是：因为那会导致一种虚假。而演员的随意则是他们对这样的拍摄的真实的反应，这种妥协对于影像来说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对一部电影的构成来说却是灾难性的，电影的构成是有机的，排他性的，它的精炼的存在首先是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
另一边的极端当然就是罗伯特.布列松，他怀着对完整观念的坚定信心，如此地轻蔑...
那么现实的偶然对于电影的制作来说是什么呢？想想《谁能带我回家》中，马上改变的拍摄计划，我们可以想象关于“真实”的问题是如何地折磨着这位导演。想象着电影的完整意识，却总处于破碎偶然的现实当中，这也许就是电影拍摄的最为煎熬之处。因此在这部电影中，帕纳西还无奈地嘱咐他的摄影师明天再联系他过来继续拍摄。
除了这种真正的“纪录片”，电影的完整的概念，类似于一种文学内核，必须深厚到可以来抵抗“真实”的荒谬，要么就是成为一种作业，也就是雇佣关系中的劳动，电影成为一种完整的社会认可的工业（电影这种工作事实上也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了解，因为它就像是好莱坞所标榜的那样子“造梦工业”，它与现实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如同好莱坞。
现实也是有很多种，有些现实稳定而有序比如西欧和电影工业发达的美国——即使社会稳定性有所欠缺，然而却可以作为一种稳定的作业，有些现实则是不稳定而信息繁多比如伊朗和中国。
《这不是一部电影》观后感(三)：一部有灵魂的电影
2010年年末，伊朗官方宣布了一项震惊电影界的判决——伊朗导贾法•帕纳西获6年有期徒刑。除了6年的有期徒刑以外，帕纳西在20年内不得制作或者指导任何一部电影，不得创作剧本，不得接受媒体采访，更不得离开伊朗。判刑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危害了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做了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宣传。消息传出后各大媒体以及电影人纷纷公开支持帕纳西，并呼吁伊朗官方尽快释放这位导演。由于伊朗官方强硬的态度，帕纳西缺席了邀请他担任竞赛单元评委的第61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主席伊莎贝拉•罗西里尼在开幕式上朗读了帕纳西的来信，他说：“电影人的世界是由现实与梦想交织而成的。电影人以现实为灵感，用自己的想象润色，创作一部能投影出个人的希冀以及梦想的电影。事实上在过去的5年里我一直四处受阻，而现在伊朗官方正式宣布剥夺我在未来20年内创作电影的权力。但我知道我将一直坚持把理想投注在电影中的想法。” 三个月过后，贾法•帕纳西和Mojtaba Mirtahmasb合作的电影《这不是一部电影》被装在一个优盘，经历千辛万苦后带到了第64届戛纳电影节。四个月后《这不是一部电影》出现在第36届多伦多电影节的大师单元。
将《这不是一部电影》选入本届多伦多电影节的选片人Cameron Bailey在影片开始前表示《这不是一部电影》是一部很特别很发人深省的电影，因此他不得不将这部电影带到多伦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帕纳西无法到场，而这部电影的另一个关键人Mojtaba Mirtahmasb也在来到多伦多前被伊朗官方扣留在国内，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帕纳西的妻子和女儿都有出席，并在电影开始前致辞。帕纳西的妻子Tahereh Saidi表示她曾经以为他们只能相依为命，默默承受，但她发现他们不曾孤单过。“全世界的电影人以及热爱电影的人都支持着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团体一个大家庭站在我们身边，我们很感动也很骄傲。感谢你们！”
《这不是一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故事。它记录了帕纳西一天的生活，从帕纳西起床吃早餐开始到晚上结束。从他一边吃早餐一边给朋友打电话问候，从他的家人打电话催他起床，告诉他一天的安排并叮嘱他不必为他们担心开始，帕纳西的生活在观众面前一一展开。从最细微的地方开始，我们走进帕纳西的世界，去感受一个热爱电影但却无法拿起心爱的摄影机的导演是如何度过一天的。
正如你想象，一个几乎是被囚禁在家的人的生活注定是平淡得如白开水一般，帕纳西能拍的无非是与朋友电话聊天的内容以及对着镜头的自言自语，不过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内却有几个镜头将我狠狠击中。第一个镜头是在帕纳西与律师通话后。帕纳西在电话中询问申诉的结果，他的律师告诉他20年的禁拍处罚可以减免，但由于法官批驳，6年的监禁可能减但不能免。在帕纳西多次与律师确认后他接受了不得不坐牢的事实，他感谢律师为他做的一切并挂了电话。他抬起头，对着镜头苦笑，眼镜后面那双疲惫的双眼一览无遗。他说这一切让他想起自己的那部《谁能带我回家》。《谁能带我回家》叙述了一个打着石膏的小女孩放学后久等等不到接她的妈妈，最后决定独自找路回家的故事。影片中扮演那个小女孩的小演员Mina Mohammad Khani曾在演到一半时突然决定退出，她歇斯底里地叫着“我不拍了”并要求剧组让她离开。她讨厌这个角色，她讨厌这一切，因为她总是在扮演与她真实身份不同的人。她明明找得到回家的路，但剧组却让她表现出找不着路的样子。她想做她自己，她想逃离出这个被别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角色，一个傀儡般任人摆弄的陌生人。帕纳西对着镜头感叹现在的他和Mina没有任何的区别。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导演，他的灵感永不枯竭。可他现在却不得不呆在家里扮演一个陌生人，一个被政府控制着，什么都不能做人。Mina还可以对着剧组发脾气，宣泄自己的不满，而面对蛮不讲理的集权政府，帕纳西能做的唯有苦笑。从他疲惫的双眼中读到的只有无尽的痛楚和无奈。
第二个镜头是在帕纳西叫朋友Mojtaba Mirtahmasb过来帮忙录制他讲读一个无法通过政府审查的剧本。就如同帕纳西其他的作品一样，这又是一个反映了当代伊朗社会现状的故事：女孩通过了入学考试，将在大学中学习艺术，而她封闭保守的父母却不允许，他们粗暴地将她关在一个密闭的房间中，唯有一扇窄窄的窗户能让她看到外面的世界。帕纳西兴奋地用胶带在自己家里的地毯上画出一间“房间”，他兴奋地分解每一个设想中的镜头，兴奋地模拟着演员的动作，念着设计好的台词。就像小孩子一样，他在地毯上爬来爬去，手不停嘴更不停，直到他突然一动不动，呆呆地坐在地上。Mojtaba小心翼翼地问帕纳西怎么了，他用右手穿过仍在鼻梁上的眼镜揉了揉眼睛，抬起头默默地说到：“如果能讲一部电影，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拍电影？” 这句话抽干了电影院所有氧气，强烈的窒息感向我迎面扑来。帕纳西随后站了起来，他让Mojtaba把摄影机对准电视屏幕，他用DVD播放了《深红的金子》和《生命的圆圈》的两个片段。“……在《深红的金子》的这个镜头里我根本就不是在指导演员，而是演员在指导我。主角并非一个专业演员，他所做的仅仅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展现出这个角色，而我在一旁只需要默默地捕捉他的表情，不必多言…… 在《生命的圆圈》的这个镜头里是环境在指导我，观众没有看到演员的脸，但从她面对着的落地窗旁一排排冰冷的钢铁支撑柱他们就能明白这个角色有多么慌张，有多么恐惧。我只需要将这个场景记录下来，而这一切都是完美的……” 看完这两个镜头后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帕纳西会讲出那句话。我原以为面对20年禁拍这样铁铮铮的事实他会对电影失去热情，但他讲读剧本时的每一个眼神，强调剧本中每一个细节的态度，甚至是讲述为窗户外的男孩精心设计的真实身份的语气语调都告诉我他将永不妥协。他呆呆地坐在地毯上是因为他觉得讲读剧本根本就表现不出电影的魅力，只有常规的拍摄才能让观众读懂他所讲的故事，只有在演员的表演以及环境这些导演有时无法完全控制的因素下才能让观众看到故事的核心。对着镜头讲读剧本根本就不是在拍电影，这甚至是对电影本身的一种亵渎。“如果能讲一部电影，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拍电影？” 要多么热爱电影才会讲出这样的话来啊，要多么渴望重新扛起摄影机才会和你分享拍电影时的那些“秘密”啊。而他现在能做的仅仅是等待最终审判的结果，然后服刑。一切不可避免，一切不可逆转。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那些关于电影的激情是不是会被这漫长的刑牢扼杀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唯一知道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帕纳西依旧保持着一个导演的专业态度和尊严。想到即将要发生的事，除了心痛我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词语可以形容。
最后一个击中我的镜头也是电影最后的一个镜头。帕纳西送Mojtaba进电梯离开时碰见了一个帮他妹妹来收垃圾的大学研究生。这个正在研读艺术（Art Research）的学生几乎什么工作都干，他一边善意地提醒帕纳西家里的摄影机没有关，一边向他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他们在电梯间内谈笑风生，从他的学业到工作，从他目睹伊朗警方那晚粗暴地闯入帕纳西的家里到他自嘲式的拿未来开玩笑。这个意外出现的陌生人以象征着又一个被体制摧毁的个体的方式出现在帕纳西的镜头中，他的迷茫仿佛代表了千千万万伊朗年轻的人迷茫，仿佛代表了艺术在伊朗这个古老国度苟延残喘的现状。没有未来的艺术学生，没有明天的艺术家，世界对他们来说就像他们走出大厦后看到的黑夜一般：没有希望，只剩绝望。在这个学生的最后一个镜头里，他扭头建议帕纳西不要离开家太远，不要让外面的人看到他手上的摄影机后便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这个学生消失的地方有一堆熊熊燃烧的火焰，旁边有群年轻人不断欢呼着，不断向里面丢着什么东西。镜头一直停留在那堆火焰上，似乎暗示着伊朗会将在火焰中重生，旭日将会从火焰中喷薄而出。不管黑夜有多漫长，黎明终将会到来。我想这是帕纳西在最不经意间留给观众最有深度的一个镜头。
确实，严格来说《这不是一部电影》不算是一部电影，就连帕纳西本人也在片中不断强调这点。我相信一部真正的电影是应该有形有魂的。制作是它的形，内容是他的魂。《这不是一部电影》谈不上有形——制作上它没有美感，生硬的剪辑，粗糙的摄影，甚至有一部分是用iPhone来拍摄的。说它是纪录片，它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根本是想到哪拍到哪。但它是有魂的，它的内容足够深刻。
我爱看电影。我爱看费德里科•费里尼的超现实主义，也爱看维托里奥•德•西卡的现实主义。我欣赏迈克•李把镜头对准生活对准老年人，也感激格斯•范•桑特对年轻人这个无法安宁的团体的关注。有些电影我是带着敬畏的心去看的，比如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比如 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一遍又一遍，生怕漏掉一个细节；有些电影我是绝对不会去看，更不希望看到它被制作出来。因为影视作品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电影不免成了某些政党的宣传工具。那些大牌云集的献礼片，那些狗血的主旋律，电影在某些导演的手中竟成了意识形态的服务工具，肮脏的政治妓女。又因为电影业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电影又不免成了某些工作室以及发行公司的摇钱树。那些眼花缭乱的特效，那些俗烂的剧本，电影在某些导演手中成了赚钱的工具，流水线般的产物。只有一个电影的外壳，里面却什么都没有。我看到那些明星放弃尊严背离信仰，服务于一个不值得半分尊重的中央集权；我看到那些电影人因为金钱丢失了拍摄电影的初衷，屈服于铜臭。还有那些铺天盖地的宣传，狂热的枪手，暗中票房的垄断，有的发行商甚至无耻到从其他电影那边偷票房。这些电影也许有形，但它们丝毫没有灵魂。我想问制作它们的意义何在？电影人的良心何在？尊严何在？我想说把这些机会这些资源让给真正热爱电影的导演吧！让给贾法•帕纳西吧！
电影结束后出现了“献给伊朗电影人”的字幕，全场再一次鼓掌。我走出电影院，思绪万千。命运坎坷的电影人啊，不管你们是被禁了20年还是5年，不管你们是因为电影外的政治信仰还是电影内的故事被禁，不管你们是姓帕纳西还是姓娄，你们从不孤单。在你们的背后有一个团体支持着你们，有一个大家庭在为你们祈祷。只要你们还愿意拍电影，那么你们永远有一批忠实的影迷。
他们能摧毁花朵，但他们阻拦不了春天。
《这不是一部电影》观后感(四)：We are not audience
This is also a political documentary, but even goes further than Jai Bhim Comrade in terms of taking film as a kind of political act. As Jai Bhim Comrade is a film about the oppressed, the director of This is not a film is the oppressed. He made this film because he was sentenced to a 6-year-imprisonment and a 20-year-ban by the Iranian government,he was under house-arrest during the bail-out. Shooting himself at home is itself a political resistance.
This film is also reflexively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film / documentary. What is real and what is fictitious？ At the first part of the film, Panahi set the camera himself probably on a tripod, framing how he had breakfast and talked in phone. He found it problematic as he was “pretending” to be “natural” in front of the camera like a CCTV. He always borne the consciousness of himself directing and acting as long as he did this. Panahi thought it was like lying to the viewers, so he called a friend to his place and took the place of a director. He used his own work Ayneh (1997) to explain the issue of reality and fiction as shown and confused in film. He also tried to talk about his “next” work (if only he was allowed to make it) in front of the camera, but he stopped soon, saying “If we can talk a film, why make a film？”
I think Ayneh as as example, and the rest of this house-arrest film are kind of responding his own question. There is so many things out of control about a film. Ayneh is a child film, the little actress suddenly refused acting during the filming, and she just headed back home. Pahahi just followed her and made that process a part of the film. For the the production of a documentary, it is apparent that unexpected incidents always occur. The pet lizard in his house walked and climbed around, the neighbor suddenly knocked the door and asked Panahi to look after her little dog, and the coincident appearance of a young dustman are moments that were out of control, but these moments have enriched the contents of the film. Actually the political oppression is also out of control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anahi; and Panahi was out of control in the government's eyes. This is not a film has shown how letting things out of control can be a kind of political resi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