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是一本由[美]罗伯特·达恩顿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6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法国大革命是怎么爆发的？读过中学历史课本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人人熟读伏尔泰、卢梭，为了尊严与正义，他们勇敢地站起来反抗暴政。
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名著，本书却推翻了这个想象的历史。罗伯特•达恩顿致力于从更多元的角度去看过去，为此，他沉浸在故纸堆中达25年之久，他为我们提交的大革命前法国的畅销禁书单令人跌破眼镜——卢梭等并不是桂冠作家，启蒙类书籍的销量远远比不上黄色小说！
这些黄色小说想尽办法走向民间，甚至不惜插在《圣经》等典籍中暗度陈仓。法皇确实建立了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但他的检察官们要么受贿，要么自己也经营这种业务。零售商根本不管这些书的社会影响如何，只知道它一页价格相当于普通书的两页（也有3:2和4:3等情况）。
为了遮掩销售禁书的事实，他们称这些书为“哲学”，出版商在制作书目时，也将其称为“哲学”，于是，卢梭、孟德斯鸠和黄色小说作家们成了盟友，后者未必看得起前者，因为在畅销榜上，卢梭才排在第9位，还有一本黄色小说居然叫《哲学通信》（与伏尔泰的名著同名）！
本书引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材料，即在警方查获的2万本畅销书中，卢梭的著作只有一本！当然，这个材料有缺陷，不能看成是当时阅读情况的真实反映，但足以管中窥豹。这是很滑稽的一幕：我们以为当年法国人民怀揣着《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去反抗，但事实上，指导他们思想的，却以下流故事为主。这，或者可以理解为法国大革命波澜曲折的一个原因？
罗伯特•达恩顿写这本书的意思是，从阅读到行动，其实有漫长的距离。从人性的角度看，大家其实都差不多，寄望或恐惧于一本书来改变历史，不过是过度想象。
古人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原来刘项不读书”，古往今来，颠倒苍生的有几个是真正的读书人呢？历史是多元、多线索的，以为它沿着一个单独的脉络演进，用简单逻辑就可以把握它的趋势，结果必然走向狭隘与愚昧。与其这样，就不如更开明地看待一切，用怀疑论的眼光替代决定论，或者更接近事实。
超越想象的历史，回归本然的历史，本书有助于打破我们头脑中的“规律崇拜”，总之，正是一群更爱看黄色小说的人们推翻了皇帝，攻占了巴士底狱，他们一边意淫，一边顺手就创造了新时代。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读后感(二)：真正的大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里，达恩顿还是通过纳莎泰尔印刷公司的资料，复原了大革命前人们“确实在阅读”的书。通过对这些书籍内容的研究，推论读者的反应和公众舆论的形成，以此来探讨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爆发。
18世纪法国人所喜欢阅读的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18世纪法国经典著作，它们既是畅销的又是危险的，或者公开抨击王权、或者鼓吹货真价实的无神论、或者非常色情、或者同时兼有以上三者。对君主制、宗教和道德的攻击，混合着色情段子和政治笑话，为革命准备了一种颠覆性社会心态。法国大革命“不是卢梭的错”、也“不是伏尔泰的错”，《社会契约论》和《哲学书简》这类严肃著作不是射向巴士底狱的炮弹，真正具有威力的是《开放的特丽萨》，《 2440年，一个梦想，假如梦想不虚》，还有《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这三部书位列当时畅销禁书排行榜前三。颇有有趣的是，无论是色情文学、丑闻纪事，还是政治宣传、诽谤作品，在地下文学这个世界里，都归在一个标签之下：“哲学书”。这个复杂的代号不仅是出版商和销售商在用，警方和作者在用，甚至书中的人物也在用——《开放的特丽萨》中，男女主人公在两次欢愉的间隙，一本正经地讨论哲学，有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对话，有些段落根本就是从真正的哲学论著中照搬过来的。这些书到底依靠着怎样的文字力量，在民众中引起人们对王权和教权的鄙夷？
位列畅销禁书排行榜第一的是《开放的特丽萨》，这本书接近于“纯”色情文学，它出版于1784，恰恰是在这个时段，启蒙运动著作与色情文学迅猛出现，挑战着宗教教义和性道德习俗。此书写修士和修女寻欢作乐，有细致的淫秽描写，颠覆了宗教的神圣；路易塞巴斯蒂安摩西厄的《 2440年，一个梦想，假如梦想不虚》写一个1768年的绅士穿越到了2440年，以乌托邦的美好反衬现实的丑恶。在此书中，正文和注释代表着两种视角。正文中，叙述者面对未来的奇迹，全神贯注聆听着2440年法国社会的优越性。在注释中，叙述者对读者倾诉哀怨，谴责读者所处世界的种种弊病，蔑视旧政府的种种权威。摩西厄的文字把读者和作者一起置于由共同的梦想联合在一起并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的公民社会。阅读这本书即是分享梦想，想象作者和读者的联合阵线未来如何克制专制、发展社会。《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写一个出身贫寒的女主人公如何从妓院一路睡到王宫，成为路易十五的著名情妇，这些耻于为人所知的轶事原本以街头流言和小册子的方式传播，但政治诽谤作家将它以一条故事线索串联而成了一部有趣的传记，使其不快速地湮没在快速流转的小道消息里，这种文体增强了它们作为历史的说服力，直指凡尔赛的腐朽和国王的无能。
那是不是这些书籍引发了革命呢？显然并没有这么简单，言论的确可以激化公众舆论，成为一种导向。那那时候的读者是怎样响应这种非法文学作品的呢？我们当然不能以现在的读后感去衡量18世纪读者的反应，也无法知道他们的反应，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种种证据了解读者们重视违禁文学作品。既然重视，那非法图书如何促进公众舆论的形成？也许违禁书仅仅反映了公众舆论、18世纪中叶人民对王权的尊重骤降，这不仅是国王自身对仪式破坏的结果，比如国王通过加冕、葬礼、王家入城式、节日、焰火、公开行刑和触摸病人来增加权威，而那时国王已经逐渐懈怠了这些仪式。特别是以上那些禁书的畅销，使社会民众尤其是底层的人民对王权的尊重日益下降，对国王私生活的肆意嘲弄，对现实社会弊端的种种讽刺等等，无疑也使王权失去了它神圣性的光辉，挑战着王权的正统。
达恩顿指出，在“哲学书”这个标签之下，各种主题的文学作品汇合起来，从各方面挑战旧政权的正统性，“它既借助于感情又诉诸理性，利用可以自由支配的各种修辞手段影响一系列反应——义愤、恼怒、蔑视、嘲笑、憎恶。”这些书籍，借助着语言和文本，旷日持久地影响着民众心中对王权的尊重，逐渐地剥去王权神圣的外衣，改变着民众的心态。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发生在人们头脑和心灵中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读后感(三)：书籍会革命吗?
罗伯特·达恩顿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书籍引起了革命吗？达恩顿提及这个话问题的时候意指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流血暴力革命。在我们的习常观念中，法国大革命与启蒙思想运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思想积淀，尤其是通过阅读我们现在早已熟知的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一大批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著作。
尽管达恩顿已经在他的众多细致入微的文化史和阅读史研究中对这种简单的因果论观点提出了异议，但书籍引发革命的观点让我意识到了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意义：关于书籍本身的革命。现在越来越多的话题集中在电子书代替纸质书上，人们对书籍的未来愈加悲观，它的生命要走到了尽头，被革命即将发生。但在遥远的阅读史上，是否也有过了类似的阅读革命的发生？
有图书史学者提出一种说法，历史上第一次影响深远的阅读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末。按照这位学者的说法，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人们的读书方式一直是以精读为主，因为手头只有那么零散的几本书，比如说《圣经》之类的。而且他们读书往往是以“说书”的方式进行，识字的人有限，只有通过当众朗读和解读才能深入人心。但从十八世纪开始，随着印刷业的发展，街头小报的诞生，人们开始接受少数经典以外的新闻、八卦、小说。阅读的方式从精读到泛读，阅读的目的也变得多种多样，阅读的口味也是众口难调。达恩顿在《拉莫莱特之吻》中提到这种变化时说：“到了十九世纪，随着机器造纸、蒸汽印刷机、林诺排字工艺和全民教育的出现，大众性的阅读开始蔚然成风。但这股风气其实在十八世纪末就已初露端倪。这事情最根本的变化体现在可读的东西越来越多样化，而不是泛读取代了精读。”
阅读的多样化意味着思想的大一统局面难以控制，人们通过阅读察觉到生活的另类和多样的可能性。当统治者再想靠一本《圣经》和灌输的宗教思想约束人们的头脑时，他们发现了失控的危险。没有人在轻易相信那一套谎言，思想深处的革命蠢蠢欲动，阶级之间的对立冲突时有发生。也正是此时，统治者开始意识到了书籍的危险力量，查禁图书、审查制度、意识形态的钳制成为了庙堂对民间文化审视的常态。
罗伯特·达恩顿不但是研究法国史的著名学者，也是文化史和阅读史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他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和《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就是综合研究法国大革命与文化阅读史方面的绝佳成果。上文提到他对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之间这种简单的因果论调提出了异议，这是因为他发现，我们现在视为法国启蒙思想经典行列的卢梭和伏尔泰等人的哲学著作在当时并不流行。无论是从书商的角度，还是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大革命前夕，人们的阅读视野中接触到的地下文学以色情文学、丑闻纪事、政治宣传、诽谤作品为主——当然，这也是当局查禁的主要方向。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种说法：当时有位书商因为在店里出售各种禁书和有害文献而被捕。警察审问这位犯人，让他解释在查禁的书信中常用的令人困惑的术语：“哲学物品”。这位书商的回答是：“图书交易中表示所有违禁物品的习惯说法。”哲学书，即专指那些给地下书商带来麻烦而必须谨慎处理的书籍，而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卢梭们与伏尔泰们留下的经典之作。
达恩顿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中提到我们对过往书籍的一种误读：“那些书并非如他所想的仅仅是‘哲学’著作，也不单纯是疏于认识政治现实的抽象论文。如同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扩散的最广泛的非法文学作品包括揭露丑闻的新闻、社会评论、政治辩论、下流的反教权言论、乌托邦幻想、理论推断、低级色情——这一切杂乱地共居于‘哲学书’这同一标签之下。其主题如此这般汇合起来，相互重叠，以便从各方面挑战旧政权的正统性。这种挑战由于发生在法律允许范围以外，所以毫无节制。另外，它既借助于感情又诉诸理性，利用可以自由支配的各种修辞手段影响一系列反应——义愤、恼怒、蔑视、嘲笑、憎恶。”在这个十八世纪的语境中，哲学与色情的功能是一样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色情文学带来的革命性比哲学书籍更为重要，因为他的普及意义如此普遍，如此大众——回想一下电影《鹅毛笔》中的萨德，就知道大众对一个色情作家的追捧程度绝不是卢梭和伏尔泰所能比拟的。自由与放荡如此融洽地联系到了一起，乃至随着时间的流逝，革命发生后，一切归于沉寂，那些危险的书籍大多数的命运没有任何改变，依然被查禁、封存、销毁，仅留的愈加晦涩的登堂入室成为我们今天的哲学经典。
阅读的革命往往是从隐喻的意义发生，然后过度到粗暴的现实革命。被遮蔽的书籍，被湮没的命运，被迫害的文学，被灭绝的民族，他们的生存，被政治这只看不见的手硬生生攥到手中，风雨飘摇，无力依存。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如果说书籍多舛的命运没有改变，更深刻的表现就是消弭在纳粹与战争的硝烟之中。
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纳粹分子上台不久，就成立了德国图书馆管理员联合委员会，其目的是：与“文化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在德国图书馆里禁止借出布尔什维克书籍、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犹太人书籍。委员会的首脑人物是沃尔夫冈·赫尔曼博士，他开始鼓吹所谓的“捍卫德国文学的民族性”，先是在报刊上刊登最有威胁性和非德意志精神的作家姓名，随后，这份名单继续扩充和分类，成为了纳粹焚书的主导依据和思想。从1933年5月10日的柏林开始，焚书运动蔓延到每一个德国的大学城。此举没有得到任何一所大学的反对，相反，这项“伟大的创举”其实正是由那些在校的大学生发起的。那些真正懂得知识和书籍命运的人反而懂得如何毁灭它，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反讽。
在《焚书之书》中，德国作家福尔克尔· 试图挽救这些被焚烧的书籍及其作者被历史遗忘的命运。但是我们透过这本书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作者语焉不详的介绍以及他们失落的作品的书名和故事的大概。我们见到这些书，只看到一个简陋的书目。焚烧的书注定不会被寻觅到，只有在想象的空间中，他们的流风遗韵才会被某些人记得。
本雅明说，书籍自有命运。大多数情况下，书籍的命运都是扑朔迷离，失落多舛。我们的文学史注定只能书写保留的部分，残缺的部分留给想象的虚空。写到这里突发奇想，如果书籍没有承载人类的思想，没有蕴藏革命的危险，它的命运是不是会改变很多？但是，如果书籍没有思想的言辞，没有自由的生命，没有想象的瑰奇，没有虚构的未来，没有参差多变的可能性，我们要阅读还有何用？
思郁
2012-5-17书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读后感(四)：一个史学家的记者之眼
1959年夏天，20岁的大学生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纽瓦克《星象报》当见习记者。他来自一个记者家庭，父亲本是《纽约时报》的通信记者，在二战时被杀害，母亲此后也加入《纽约时报》，从记者一路升至妇女版责任编辑。对于达恩顿来说，子承父业是家人对他的殷切期待。达恩顿在《星象报》的具体工作是去警察局蹲点，为老记者跑腿，收集警务报告，有机会的话就撰写几篇犯罪新闻。在这个行当里，他上手很快。即便是1960年在哈佛毕业、并获得一笔奖学金去牛津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也是《纽约时报》在牛津的特约记者，夏天则是《纽约时报》驻伦敦的替补通讯员。1964年博士毕业后，他回到纽约，马上成为《纽约时报》的正式记者，专事犯罪报道。每天，他要在警察局泡上很久，“为了打发谋杀案和持械抢劫案之间的时间”，他阅读了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深谙“新闻文化”的他知道，不能在其他记者前堂而皇之地阅读这本“大书”，因此他把书藏在《花花公子》里面。一年以后，哈佛向他提供了一个为期三年的研究职位，出于对布克哈特式史学的仰慕，他接受了。但是在家人看来，放弃记者职位去当大学教授，实在是“有损门楣”。好在，比他小两岁的弟弟约翰·达恩顿后来成为《纽约时报》知名记者，算是了却了母亲的心愿。
罗伯特·达恩顿没能成为一个好新闻记者，但是他成了一个好历史学家。从1968年至2007年，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欧洲史教授。1999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后又被聘为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达恩顿是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法国史专家之一，也是文化史、阅读史、心态史领军人物，写有十余部著作，被译为十余种文字，获得多项学术奖和图书奖。
在接受同行玛利亚·帕拉蕾丝-伯克采访时，达恩顿说：“我认为，所有历史学家都应该有一段时间来为报纸报道强奸、谋杀和持械抢劫。” 理由大致如下：首先，新闻报道与历史叙述一样，强调准确性，“必须把事实搞对”。其次，新闻报道尊重读者，比如《纽约时报》要求不使用术语而以生动直接的方式写作，“按照一个12岁女孩的阅读水平来写”，这符合新史学对史学“文学性”的重新肯定。第三，新闻写作受长期形成的文化规范制约，编辑部后台的新闻生产有着大量标准化和定型化的东西，这启发研究者关注“文化场域”的重要性，并直接通往“新文化史”。第四，新闻报道特别是犯罪报道关注社会的“中低层面”，达恩顿说：“我对于哲学体系从一个哲学家手中传到另一个哲学家那里的方式并没有强烈的兴趣。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普通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并找到某些办法来克服苦难和他们周遭的环境。” 这种“平凡视角”，与新史学对日常生活和经验的关注殊途同归。
在史学领域里，达恩顿崇拜的“英雄”是布克哈特、赫伊津哈、马克·布洛赫，可能还有半个克利福·吉尔兹——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从吉尔兹那里他借鉴了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人们集体想象的方式。除了“理论装备”，达恩顿的“史料装备”更为令人艳羡，他“发现”了18世纪瑞士最大的法文出版公司——纳莎泰尔印刷公司档案库中没有人碰过的5万份信件和成架的账簿，这些资料包含了阅读史各个方面的信息：如何对待作者、如何生产纸张、如何处理文稿、如何排版、如何印刷、如何装箱运输、如何讨好当局、如何给销售商供货、以及如何满足1769-1789年间遍及欧洲各地的读者。最关键的是，这批史料通向一个宏大问题：为什么1789年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与革命之间是什么关系？书籍真能引发大革命吗？达恩顿用二十几年时间钻故纸堆，仔细研究了全部纳莎泰尔资料，辅以其他文献，撰写了一系列新文化史著作，集中关注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书籍和公共舆论。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本：《启蒙运动的生意》（1979）、《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1982）和《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1996）。
《启蒙运动的生意》副标题是《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故事始于大出版商勒布雷顿邀请自由撰稿人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狄德罗又邀请了200余名学者，最后编出的《百科全书》达28卷，包括71818个条目和2885幅图版，“成了装饰头脑和客厅的绝妙尤物”。尽管早期有政府的禁令和迫害，但是经过默许阶段和保护阶段，印行《百科全书》成了一桩特大生意。在1789年以前，所有的出版商大约印刷了24000部《百科全书》，在那个时代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其中至少11500部到了法国读者手中，成了法国最畅销的著作。从经济角度来看，出版商最初的投资大约7万里佛，收益高达250万里佛，是投资的35倍。戏剧化的是，《百科全书》一直被认为是启蒙运动的物质客体、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发动机，但是达恩顿则揭示了此中的商业驱动性质，以及政府“保护”启蒙运动的“悖论”。
《百科全书》因其售价高昂、体积巨大，基本属于贵族和大资产者的读物。换言之，那些拥有《百科全书》的“高尚的读者”，更有可能是未来大革命推翻的对象。这一推演恰与另一位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在《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中表达的观点趋于一致：法国大革命可以被重构为四个相互关联的革命——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众的革命和农民革命，贵族发动了大革命，平民则完成了它。如果说，《百科全书》并没有导致雅各宾主义，那么又是什么书籍使平民走上街头呢？达恩顿通过《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给出了答案：格拉布街（Grub Street）上衣衫褴褛的末等文人所创作的“地下文学”。文坛总是划分等级，在当时，文坛的一端可以称为精英云集的上流社会，包括皇室的御用文人、政府的雇佣文人、领年金的学院文人、托庇于贵族特别是贵族女性的沙龙文人，而另一端则伸向格拉布街，这里充斥着外省涌来的野心勃勃的写手、在审查制度下周旋牟利见缝就钻的盗版书商、斗篷下掖着禁书的流动小贩。格拉布街上“文学的乌合之众”满怀对上流社会和上流文人的义愤，梦想着一个取消特权的、平等主义的“文人共和国”，正是因此，他们所创作的地下文学（underground literature）积聚了叛逆的力量。
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里，达恩顿还是通过纳莎泰尔印刷公司的资料，复原了大革命前人们“确实在阅读”的书。18世纪法国人所喜欢阅读的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18世纪法国经典著作，它们既是畅销的又是危险的，或者公开抨击王权、或者鼓吹货真价实的无神论、或者非常色情、或者同时兼有以上三者。对君主制、宗教和道德的攻击，混合着色情段子和政治笑话，为革命准备了一种颠覆性社会心态。法国大革命“不是卢梭的错”、也“不是伏尔泰的错”，《社会契约论》和《哲学书简》这类严肃著作不是射向巴士底狱的炮弹，真正具有威力的是《开放的特丽萨》，写修士和修女寻欢作乐，细致的淫秽描写，颠覆了宗教的神圣；还有《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写一个出身贫寒的女主人公如何从妓院一路睡到王宫，成为路易十五的著名情妇，这种丑闻纪事直指凡尔赛的腐朽和国王的无能；还有《 2440年，一个梦想，假如梦想不虚》，写一个1768年的绅士穿越到了2440年，以乌托邦的美好反衬现实的丑恶。颇有有趣的是，无论是色情文学、丑闻纪事，还是政治宣传、诽谤作品，在地下文学这个世界里，都归在一个标签之下：“哲学书”。这个复杂的代号不仅是出版商和销售商在用，警方和作者在用，甚至书中的人物也在用——《开放的特丽萨》中，男女主人公在两次欢愉的间隙，一本正经地讨论哲学，有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对话，有些段落根本就是从真正的哲学论著中照搬过来的。达恩顿指出，在“哲学书”这个标签之下，各种主题汇合起来，从各方面挑战旧政权的正统性，“它既借助于感情又诉诸理性，利用可以自由支配的各种修辞手段影响一系列反应——义愤、恼怒、蔑视、嘲笑、憎恶。”在某种意义上，发生在人们头脑和心灵中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大革命。
在大革命的前两年里，大约350种报纸在巴黎骤然出现，把上流社会的报刊挤出了市场，而为了印制这些报刊还有大量的小册子，冒出来约200家印刷工场。在某种意义上，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印刷业的暴动”，格拉布街推翻了上流社会，达恩顿指出，“这是一场文化革命，它创造了新的精英，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在格拉布街的“文学贱民”中，诞生了未来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们——米拉波、布里索、马拉、罗伯斯庇尔、德穆兰、埃贝尔。前新闻记者罗伯特·达恩顿一直希望写一部大革命前新闻和媒体的历史，可能要联系他的个人经历，才会知道这也是他曲折的、对新闻记者这个行当的殷殷致意。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读后感(五)：大革命前的禁书阅读
y张耐冬
也许近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革命”能够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无论是对近代文明的影响上，还是对此后两百年间政治运动模式的贡献上，更不要说大革命时期那一个个令人玩味的细节，和一个个充满矛盾的人。惟其如此，学者与文人们以大革命为素材，发掘其精神，探究其线索，追寻其本质，留下的著作可能需要我们比大革命还长的时间才能一一尽读。
无论是哪一部著作，只要一涉及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很容易便会陷入非此即彼的立场选择：王权体制下的“旧制度”是否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启蒙思想是否是大革命发生所必需的思想支柱？1789年的法国，是否只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街头革命这一条路可走？等等。
机缘巧合，2012年冬，《旧制度与大革命》风行一时，有关法国大革命发生的背景一时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我无意在此讨论托克维尔的这部著作，只想提一个问题：在大革命的风暴到来之前，人们如何看待王权压倒一切的“旧制度”？
历史学家们从各个角度去描述“旧制度”的真实面貌，可当时的人们并未理性地去审视它，也未去全面了解它，更未将其与同时代及以前的各种政体做比较——以往我们从课本里学到的所谓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理论准备的说法，已经受到了学者们的挑战与质疑，人们并非从启蒙思想家那里获得斗志，几成定论。18世纪中晚期的法国居民，只是从自己的经验与感受出发，构筑一个自己想象中的波旁王朝，就如风车投射到堂·吉诃德眼中成为巨人一样。
当然，在对当时社会的认识上，大革命发生前的法国人之间也存在着某些共识性观念，而这种共识性并非只是个人想象的重叠，而是基于某些出版物的影响。这些出版物帮助人们想象，且一定意义上塑造出了想象所能达到的结果。有趣的是，这种成为共识的知识，很多都不是公开出版发行的书籍，而是“禁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禁书让当时的人了解了当时的社会，并在他们中间播下了反旧制度的种子。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以下简称《畅销禁书》）从禁书的内容特点及其传播与影响入手，考察了18世纪中后期法国的社会阅读与文化传播。他利用收藏于瑞士纳沙泰尔市立图书馆的纳沙泰尔印刷公司档案，并结合与此相关的其他档案资料，对大革命前的文化传播与地下出版情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除了《畅销禁书》之外，还先后写就《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与《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等。相比其他几部著作，《畅销禁书》主要以禁书的内容及其所反映出的社会思想状况为讨论对象，着力于揭示当时人阅读的文本所包含的各种观念，以及这些观念在各个社会阶层接受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效应。
在旧制度时期，书籍只要没有政府颁给的特许出版权，就属于非法出版物。事实上，获得出版特许并非易事，不但要通过严格的审查，还要应付行业公会的打压与垄断，因此很多书籍都只能以非法出版物的形式出现。在这样的状况下，负责进行审查的官员们也知道单靠特许出版制不足以维持公众阅读的需求，这就是审查官马尔舍比所说的“只读政府允许出版的书籍，会比同时代人落后几乎一个世纪”。因此，报刊审查官与警察们采取了“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做法，在非法出版物中划分出若干级别，使得这一灰色地带中的相当一部分书籍可以在适度的许可下流通。只有那些“反教会、反政府、反道德”的书籍才会被禁绝。
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总是让人有出乎意料的惊喜。被旧制度严格禁止的“三反”书籍，往往是最受当时读者喜爱的作品。他们被地下出版物的销售者称之为“哲学书”，而其内容，基本不外乎色情、反旧制度的乌托邦和对君王贵戚的直接讽刺与诋毁。从表面看来，这些涉及性与政治的书籍与其他时代的地下文学并没有太多的区别，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些作品因为在性与政治之外包含了一些哲学内容，便成为地下图书市场的宠儿。
从17世纪起，法国的识字率得到不断提升，使得文化消费在18世纪成为可能，相关的生产与销售链条也日趋成熟。因而，从本质上来说，受欢迎的禁书是供读者消遣的文学消费品，其问世的原因就在于可以创造市场价值，而不是为世人提供某些新的价值观或哲学思想。从这个角度而言，对读者喜好的迎合就成为地下出版物的必备内容，性和政治作为此类书籍不变的主题也是意料中事。不过，在地下文学十分发达的时代，图书内容同质化的情况非常严重，情节上的创新并不容易。在故事无法出新的前提下，要在同类书籍中独领风骚，就必须具有其他作品所不具备的某些特色，让读者欲罢不能。这种特色，即如何对性的魅力与政治的奇诡进行解说，如何做到大胆而又不失体面，让读者乐于接受而又耳目一新。
在《畅销禁书》中，达恩顿分别对色情文学、乌托邦小说与政治讽刺作品中极受欢迎的代表作品——《开放的特丽萨》、《2440年：一个梦想，假如梦想不虚》与《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的内容与相关社会观念的关系进行了解析，他从文本入手，将这些地下文学之所以深受欢迎的原因——当时的社会观念与社会心理——予以复原，使我们对法国旧制度时期的阅读体验与精神史有所了解。在这三部极具特色的作品里，《开放的特丽萨》与《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都以现实为题材，充满戏谑之辞与隐喻，伴以大量的性描写；《2440年》则描述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未来世界，通过线索人物的昏睡与时空穿梭，让他感受到一个美好世界与所在现实之间的种种差别，并通过两者之间的对比来讽刺现实世界。虽然存在如此大的差别，但对当时现实的不满、对旧制度的嘲弄或抨击是这三本书共有的因素。在这个强烈的时代特色之下，没有纯粹的色情书，也没有单纯的乌托邦，一切情节都在对王权与教会的讽刺这一背景下展开。
经过达恩顿的梳理，我们看到这几部书之所以大获成功，就在于它们在叙事过程中将当时的种种社会现象与读者所能接受的观念完美地结合，并每每对读者进行点拨，引导他们接受书中的某些解释，尽管这些解释不过是将读者自己曾产生过的模糊认识明确化。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获得的不止是共鸣，还有一种对现实“豁然开朗”的认识，尽管这些认识后来不被历史学家们承认，或被他们证明多数是不符合史实的。
显然，达恩顿并没有满足于这样的发现，他注意到,这三部禁书虽然都是通俗读物，可其与启蒙思想之间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曾有学者指出，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在大革命之前阅读量不大，接受率不高，达恩顿对此观点并不赞同。在书中，他通过文本的对比，发现了这几部畅销禁书中与启蒙思想家作品相契合甚至直接搬用启蒙思想的部分。这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画面：作为地下文学，这些禁书并非哲人著书立说的产物，但在对性与政治进行解释时，它们借用了启蒙思想或与启蒙者持同一立场，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引人入胜，也使启蒙思想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出现，被禁书阅读者所接受。
启蒙著作与地下文学这两种本非同类的事物，为何能够建立联系？我们之前对这两类书籍的认识是否存在误区？正如前文所说，考察法国大革命史时，我们经常会有非此即彼的立场选择，有关启蒙著作和畅销禁书的看法也许就是其中之一。在一般的认识里，启蒙著作基于哲学和政治学层面，进行严肃的讨论与分析；而地下文学更多只是供活跃于沙龙的人士消遣的“低俗小说”。在《畅销禁书》中，达恩顿在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中发现，在地下出版物的交易活动中，看不出二者有什么本质区别，它们都通过特殊的流通渠道送到读者手中，一个人可以既是伏尔泰与卢梭的读者，又是色情文学与宫廷秘闻的爱好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存在所谓思想上处于较高层次的启蒙著作向下传播到地下文学的现象，地下文学只不过按照自己的需要，将启蒙思想作为解释权力与性爱的工具而已。
比如，在《开放的特丽萨》中，为了向读者解释性爱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作者通过神父之口，对灵与肉、精神与物质进行哲学式的解说，这不但使神父诱骗女子进行性行为的情节更加圆满，而且还让读者在阅读到相关句子时自我脱罪，从而对自己的观淫行为释然。书中还通过议论的形式发表对教会秩序观的看法，也是为相关的情节考虑，而非跳出故事来做思想宣传。
以启蒙思想做点缀的《开放的特丽萨》让读者们在观淫之余肯定了自己内心的欲望，而《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则是一部将路易十五时期宫廷史与政治史低俗化的想象。这种想象来自当时社会中的每个人，在此书出版前，有关路易十五执政时期政治的批评及其私生活的种种传说催生了大量的地下文学作品，《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也没有回避自己与这些作品之间的关系，甚至大量使用那些地下刊物中的内容。其之所以能够在秘闻小说中独占鳌头，就在于它将人们想象中的各个情节编织进以杜巴利夫人为线索人物的色情故事网络中。通过杜巴利夫人近乎灰姑娘般传奇式的发迹故事，以及她周旋于国王与政要间的活动，全书的情节得以线性展开，从而摆脱了地下刊物那种剪报式的单独段落。通过情节安排，路易十五执政后期的所有政治大事和读者们感兴趣的所有话题——宫廷淫乱、上层腐败、政策出台背后的黑幕、国王之死的真实原因等被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一段“路易十五的秘密生活”。在书中，充斥了对等级制、君主制以及这些基本制度下各种现象的嘲讽，作者风趣而尖锐的笔调，尖刻地讽刺贵族们的愚蠢与自作聪明的狡诈、政治的虚伪与短视，粗俗地嘲笑贵族的性无能及贵族阶层混乱的私生活。这些无处不在的谤辞与启蒙作家们的相关言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把旧制度时期最神圣的部分视为作者眼中最大的笑话。我们无法证明此书是否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此点也并不重要，因为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产生相近的认识与遥相呼应的言论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开放的特丽萨》是对情欲和私生活领域存在的种种现象正式的肯定；《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将性与政治熔于一炉，如水银泻地般将对旧制度的想象情绪化地表达出来，对整个旧制度都嗤之以鼻；《2440年》则创造了一个未来世界，并通过注释将未来世界与现实社会进行对比。从思想上到写作笔法上，此书也和启蒙著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比，更是将理想与现实对立，而越是对比，越表达出了作者对现实的绝望。不得不说的是，尽管绝望，作者并没有彻底抛弃现实世界，他想象中的未来世界，如现实世界在水中的倒影，只是作具体问题的修正，而非另起炉灶式、重新搭建社会组织。归根到底，《2440》无意于设计一个美妙的新世界，它只对现实负责，其想象中的未来世界不过是祛除了一切病症的现实社会。这种修修补补的思路，导致未来世界自相矛盾之处极多，王权与贵族在书中时隐时现，有关社会各等级生存状况的描述也前后抵牾。这种矛盾，正体现了当时人对旧制度的一般看法：这个社会充满弊端，等级制下的社会不公令人难以忍受，但解决方案不是摧毁它，而是改良。
达恩顿也发现了禁书并未鼓动革命这一事实，他同时认为，书籍引发革命的说法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他试图在学理上对地下文学的传播网络进行研究，并试着将传播过程的细节复杂化，使之符合历史事实。在对书籍与社会舆论之间的联系进行考察时，他也发现，相对于实体化的书籍、明确的贩售途径与传播网络，读者对书籍内容的接受是极难把握又极难定性的，我们唯一可以确知的，只是禁书及其背后的社会观念已经在无形中消解了波旁王朝的统治合法性，从观念层面而言，它在几乎所有人的心中已经死了，只剩下国家机器的躯壳——只不过没人发觉这一点而已。
在大革命到来之前，旧制度下的阅读史中，畅销禁书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禁书没有号召革命，可大革命不招而至；禁书没有呼唤推翻王权，而国王终于被处死在断头台上；禁书没有呼唤恐怖政治，后来的革命暴政却人人尽知。也许，禁书的写作者、出版者与阅读者可能都不会想到，旧制度将在不久的将来结束。禁书，是否就是神话时代潘多拉手中的那个盒子？
我们不能下这样的结论，我们甚至连禁书究竟给18世纪后半期的法国人何种程度的影响都不知道。不独我们，相信当时的人自己也无从得知。历史上，这样的谜题很多，越是转折的大关头，越容易出现这样的不解之谜。从学理层面，我们可以通过禁书对旧制度时期的阅读史有所了解，发现历史中的细节与特殊性，不但是现代学术的追求，也是避免对历史问题想当然或人云亦云的保证；在感性角度，因谜题难解，才令人着迷。
在对《2440》中的未来世界理想进行评论时，达恩顿不无揶揄地说，“摩西厄（《2440》的作者，引注为笔者所加）想象25世纪时不会预见到20世纪的恐怖，他也不能知晓乌托邦的想象会从2440年行至1984年。”的确，书籍预言不了什么，即使做出预言，在一两百年之后，又会被新的预言所击破——但是，历史当事者却认为书中的预言已经足够美好。这种预言当事者的尴尬，会随着时光的逐渐逝去而与日俱增，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个预言的实现，反倒恰是它们的破产。历史的后来者回望当时人面对预言时的憧憬，就会发出狄更斯一样的感慨：
“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日；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眼前一无所有。”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