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是一本由胡适 著 / 肖伊绯 整理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2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 编辑手记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就要面世了，回想一年来与这部书的“耳鬓厮磨”、“死缠烂打”，不禁感慨万千。现将一些幕后故事梳理出来，呈现给读者。
闻讯心喜 先下手为强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的整理者肖伊绯先生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的老作者，曾在我社出版《在高卢的秋天穿行》、《民国达人录》、《民国表情》。除了撰写民国先生奇闻轶事方面的文稿，肖伊绯先生还是古籍收藏爱好者。2012年3月的某一天，与肖先生QQ对话框里忽然跳出一句话：“如果我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卷中，你们出版社会感兴趣吗？”“卷中”？难道“半部哲学史”真的有另一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们见到不少版本，但都标明是“卷上”，尽管《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收集有卷中的残篇，但是以“《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命名的书从来没有出版过，关于这个卷中，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19年”条内有记载——“今年在北大开的‘中古哲学史’一课，编有讲义七章：第一章，泛论；第二章，道学；第三章，淮南子；第四章，董仲舒；第五章，‘道士派的儒学’；第六章，迷信与科学；第七章，王充与批判的精神”，并注明有“北大出版部铅印本”。胡适研究专家楼宇烈曾在《胡适的中古思想家史研究述评》一文中述及此卷中，并说“本次讲义今已不可得”。难道今天竟然得了？我一面请肖伊绯先生暂不发布卷中消息给别家出版社，一面将此信息呈报给社领导，催促领导早日做出决策。社领导高度重视，很快与肖伊绯先生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刚刚签完协议，就听闻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与肖伊绯先生联系、沟道版权事宜，很庆幸，我们先下手为强，拿到了卷中的版权。
战战兢兢 字斟句酌
为了让更多读者了解《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全貌，我们准备先推出卷上、卷中的简体字合订本。我们以民国十一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为底本，进行排版录入，并参照2011年商务印书馆版、1997年上海古籍版、1998年中华书局《胡适学术文集》版，经过三次精校，卷上的面目基本上清晰了。2012年8月末，我们拿到了卷中的原版扫描件，因为这是1919年胡适给北大历史系二、三年级学生上课的讲义，留有很浓重的未定稿色彩；又因为这个卷中毕竟是未公开出版发行的内部铅印本，排版方面如错字、漏字、倒字等情况比较多见；再者这个卷中讲义本上有大量的手写批注，因年代久远，这些手批的字迹有些模糊不清，而且这些手批为行草风格，近乎“天书”，必须根据文意来推测和辨识。所以在肖伊绯先生的整理稿基础上，我们也组织了三次校核。为使《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趋于完善，编校人员以战战兢兢的严谨，做到了字斟句酌。
书为悦己者容
为了使《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呈现出其大家闺秀式的隽永气质，文字编辑、美术编辑、技术编辑经常凑在一起，从开本、版式、封面设计、用纸及制作工艺到宣传策划，无一不是经过反复论证。我们选择了150mm×230mm的成品尺寸，使其更具有文献的味道，同时与之后我们即将推出的影印本、特藏本形成套书系列；为了与胡适原稿的夹注区别开，将原整理稿中的“编者注”从夹注改为脚注，而为了与卷上统一体例，我们又将脚注改为章末尾注；蓝样出来后，发现原先设计的横向书眉使得地脚过于拥挤，于是就在下厂付印的前夜，我们又将书眉移至切口，改为竖向；封面的设计，力图展现该书大气内敛、文雅庄重的气质；在封面用纸上，更是经历了一番甄别与修订，纸的特性、纹理与制作工艺是否相合，换了两个品种后，方才有了结论；封面书名，我们用了民国八年初版的书法字体，为避免版权纷争，我们先后向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老先生以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求证，最后得知是钱玄同的手迹，方才放心；宣传语的确定，更是集合了社科分社全体编校、营销人员的智慧：百年经典，今朝合璧——东瀛归来顾颉刚手批卷中，“半部哲学史”终成“准全本”，这是我们最初草拟的宣传语，社领导认为，手批作者是顾颉刚抑或是胡适本人，现在还处于考证阶段，不宜做定论性的大肆宣传，否则有哗众取宠之嫌，于是腰封上的宣传语就没有出现顾颉刚先生的名字。
战战兢兢地把《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送下厂，就像助产士帮助孕妇上了产床，即将迎接新生儿的诞生。近乡情怯，我们相信这个洗刷干净的、面貌相对姣好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读者能够喜欢，但就像每个孩子出生时或多或少都有些先天不足，我们的这个“孩子”也一定会留有某些遗憾，我们期待专家、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在修订版中及时修订。将胡适这一“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代表作传之久远、发扬光大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如此方不辜负我们广西师大出版社与胡适先生的这段缘分。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读后感(二)：精读胡适，势在必行
“合辑本”的最大看点，无疑是整理辑入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北大讲义原本。实际上，随着这部胡适讲义本的发现，《胡适全集》之“不全”，再一次昭然若揭。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中国大陆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数量剧增，多家出版社均推出以各种卷上版本为底本的校点本。可是，谁也没有认真思考和追问过，卷上的这些版本哪一种更佳？卷中讲义本是否尚存于世？是否应当在全力寻得卷中讲义本之后，再合辑整理出版？一味的求快，一味的自“全”，不但是出版界急功近利的毛病，也是读书界中一种不正常的心态。
当然，“讲义本”的意外发现，又将对卷上与卷中部份的合辑整理提出更繁复、更细致、更精审的要求。“精读胡适”成为研读胡适著述与出版胡适著述的必然诉求。研读胡适著述，我看“精胜于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宁吃好桃一个，不要烂杏一筐——是俗语，也是至理。出版者与读者或许应当明白这个道理。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读后感(三)：读《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所感一
读《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所感一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胡适著，肖伊绯整理，2013年版），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新民说丛书之一，刚刚读完卷中部分内容，于是打算趁热打铁，先写写读后的一些所感，待日后深入研读将再继续写所感。
其实最早看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在大一上学期，是由讲中国思想史的夏老师极力推荐的。除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记得当时从孔夫子旧书网、亚马逊网分别买来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蓬莱阁丛书系列，1997年版）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1993年版）、《中国哲学简史》（三联书店出版，2009年版）三本书，用两个月时间认真看完，所获颇多，基本对中国哲学史有了大致的了解。特别是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确为力作，其对中国哲学史的划分，史料的应用严谨、审慎，作为后辈学子的我甚是佩服。
当时看完，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一直很遗憾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仅仅只有卷上，只写到先秦哲学思想。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其中的卷中讲义本的整理出版，可以说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各大出版社一版再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一种截然改变，一定程度上补充完善了对胡适先生中古思想史研究的内容。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卷上部分与其它出版社一版再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内容是一样的，其不同之处与其价值所在可以说是肖伊绯先生整理出来的卷中讲义，实属不易，弥足珍贵。卷中内容主要是继先秦哲学，讲到了汉代哲学的内容。卷中首先是第十三篇汉之哲学，其后共有七章，主要讲到儒、道在当时的发展以及出现的迷信和科学的现象，并以其代表人物为对象做了论证，如董仲舒、王充等。此外，本书中的卷中篇目辑佚、附录也非常不错。
从目前读完卷中的部分内容，和以前所看的卷上内容做对比，整体上来看，卷中内容写作采取的的证明方法和卷上一样也是非常严谨的，由此可见胡适先生做学术研究的特点——考据甚为严谨。我当年看完《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深深被胡适先生的证明方法所折服。正如在卷上序言中蔡元培先生所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之一就在于其证明方法，而耿云志、王法周两位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蓬莱阁丛书系列，1997年版）的导读中也甚为赞同。我们都知道胡适先生在五四时期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在卷中内容中也体现出来。如在卷中讲汉代道家时，所引证的史料多为《汉书•艺文志》、《淮南子》、《列子》等相关内容，基本是原料，即基本都是一手资料，二手资料甚少。再过段时间把卷中内容全部认真读完，我想到时可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卷中的胡适先生求证的方法的严谨之处。
目前，我想读完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最大的收获会有两个：一个是对胡适先生的中古思想史内容研究会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有助于对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全貌进一步的研究；一个是对胡适先生的证明方法，主要是其考据史料的方法会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最后，我想用胡适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的话作结：“这本书虽然有不少缺点，究竟还有它自身的特别立场，特别方法”，“这本《哲学史》在这个基本立场上，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如果大家想对中国哲学史有一个很好的了解，我推荐大家认真读这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较为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读后感(四)：风气之先，之所以经典
前几日看了胡适先生的四十自述，对其品行人格有了一点点了解，当时留下一个话头“至于先生学问作的如何，要看了他的学术专著再说！”于是就有了这次《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经历，我自身修为不足，尚不足矣对先生评头论足，不过不需我来评，便早已有别家大师品评过了，毕竟整整一百年前，这本书的出版轰动一时，少不了引来毁誉褒贬。这次将书本身的内容和“知人论世”所引来的思考一并说了吧。积极的感受有三：其一，此书一经出版，两个月便再版，最终两年内再版七次，属于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一本哲学史学著作如此走红，放在今天匪夷所思，今天的文学商品化，迎合最广泛的需求无可厚非，但如此一来毕竟是丢了利用文学开启民智的学术氛围，阅读碎片化快餐化之流弊日益明显。其二，此书是以胡适先生在哥大的哲学博士论文为基础作成的，在外求学，抱着中体西用的觉悟用别人的学术思维去研究自家的文化顺理成章，我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看看这部先生27岁时写成的大部头，自惭形秽之感油然而生，至少一字不落通读先秦诸子，这事我是根本做不到的。其三，胡适先生的纯粹客观精神值得称道，近代西方修史，必须言之凿凿，应用到中国便是断代训诂一定要做到去伪存真，就这个层面来看胡适先生是做到了力所能及的极限了，尤其是对于先秦列子的生卒，他是恨不得穿越回去弄个清楚[偷笑]。消极感受也有三：其一，言之有据就得大量征引，但书中所引古文与白话穿解的比例有些失调，不免有一种为了征引而征引的感觉，加之作者过分纠结于训诂，易于理解的实际干货缩水严重。其二，妄言是非，有失大家风度，三百多页重点讲了儒，道，墨三家，每家头上都被安上了“废物”的头衔，部分内容不敢苟同。其三，陈寅恪，梁漱溟和冯友兰先生都提到过胡适先生这本书的问题是“浅”，尤其陈先生说这本书更像是给西方人讲的中国哲学，胡适先生博闻强记，我不敢妄言其深浅，但即便我才疏学浅，有些地方还是觉得确实浅薄，比如哲学作为整体的发展脉络与时代发展脱节感很强，虽然部分哲学家的生活背景会予以介绍，但没有强调以哲学为总体论，再比如胡先生把子学湮没的终极原因归结为方士作祟，总觉得有点表里不辩，说服力不足。但无论如何，此书为现代哲学史研究开风气之先，就像胡先生为白话文开风气之先，但其白话文学造诣远不比鲁迅，朱自清，当时做了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也算是为后来的金岳霖，冯友兰大师作了嫁衣裳了吧！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读后感(五)：胡粉幸事，快哉快哉
有时候，读书汇聚成网。
我并不是个热爱哲学的人。所以，为了带着研究哲学这种目的来读这本书的人肯定不是我。如果细说来此凑热闹的原因，无非有两个：一个是作为胡粉此书必看，另一个则是作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崇拜者慕名而看的。前者若可称作一种文学情节的话，那后者肯定是出于出版心态了。
作为一个无意致力于哲学的我来说，这本胡适先生的哲学史大纲，真正吸引我的是先生考证学术的方法与态度，还有之前的知识储备跟随的某些兴趣点。
中学大学期间无意学过或是听过哲学课的人，大抵对这本书的内容并不会有多么醍醐灌顶或是振聋发聩的感觉。就像余英时先生在《重寻胡适历程》中所说的，“六十年后的今天。一般读者也许已经看不出《中国哲学史大纲》究竟为什么能够震动一世的试听了”。年代久远，远离了那个急需启智开化的背景，我们已经无从体会到当时此书出版时的“风华绝代”了。不过，真正要理解也不是什么难事。
就拿此次广西师大出版的“新民说”系列丛书，实在是一套不得不读的文化书系。单说“新民说”这个丛书名字就让人心向往之。近期翻阅了梁启超先生的《新民说》，内容虽在今天看来并不陌生，但句句蕴含着深刻的思索，即使在今天这样的社会状况看梁先生的话仍然非常值得反思。
所以，民国大师的思想，今天我们仍需要拜读思考。遑论，胡适先生的思想在大陆曾被抹得一干二净，令这位当时与鲁迅并立的民国大师只能在海峡彼岸开花，不得不说是大陆文化的一种损失。
所以，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胡适先生的思想。虽然这本书很多出版社一再出版，但广西师大这个版本还是很有看头的，不仅内容更加全面，增加了卷中先秦以后的哲学思想，而且还有肖伊绯先生整理的讲义。此书的出版实乃胡适以及中国文化爱好者的一大幸事，岂不快哉？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读后感(六)：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发现记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的发现，很是经历了一番周折。学者肖伊绯开始着意搜集民国大学讲义已有两三年，一直在暗自留意这册讲义本——有些学者将它记录在案（胡颂平编《胡适之年谱长编》时提到过），有些学者认为它“已不可寻”（北大楼宇烈语），更多的学者则语焉不详。可以说，国内知识界目前还没有人确认亲自看到过这本书。肖伊绯先是通书友、书商在国内搜求，一直不见踪迹。后来，一位杭州的书友告诉肖，他在日本曾见到过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本，但只有“卷中”一册，他认为是没有成套的“残本”，没有购回。得知这一消息后，在肖伊绯的多次劝说下，经过多方努力，几经周折，最终促成该书友重新找到日本书商，终于购得此书。之后，去年的此日，在弘一大师纪念馆后的一所茶园里，肖伊绯用一部清代刻本《桃花扇》与书友换得此书。
虽为新文化运动之旗手，但从卷中讲义本出现的胡适评述中医的章节来看，胡适早年对待中国传统文明与文化，并非持完全反对、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于得出过东西方科学皆本源于“迷信”的说法。在卷中讲义本里还出现了胡适评述古代天文学的章节，实是为了挖掘与裁定——古代政治思想与国家意志对包括科学体系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力，该创见超越了过去谈学科史就只局限于学科之内的史料链接的做法。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的“三段论”，即划分为先秦时代的上古哲学史；汉唐时代的中古哲学史；清代以来的近世哲学史。按照胡适的写作计划，前段先秦哲学史构成哲史大纲卷上，两汉与唐宋哲学史构成卷中部分，清代及近代哲学史构成卷下部分。当然，卷下只是停留在构想层面，并没有写出来，衍化成了胡适大大小小的专题研究论文及演讲，原拟共同构成卷中的两汉与唐宋哲学史部分，也只有《汉之哲学》形成了完整的讲义本，并于1919年在北大有过集中讲授。由此可见，《汉之哲学》是胡适在尚未全盘放弃中国哲学史大纲全卷写作的前提下，在中国哲学史层面最后的，有系统、有思想体系的著作。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
原作者/陈香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读后感(七)：胡适“弃”哲学：哲学史研究引入科学的概念
肖伊绯先生发现的胡适研究重要资料《中国哲学史卷中》（讲义），不仅为胡适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哲学史卷中》（讲义）是胡适为史学门二三年级的学生编写的讲义。按照胡适1919～1920年的“日程与日记”（《胡适全集》第2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胡适每周三上午9：00-10：00为史学门二三年级的学生讲授“中哲史”课程。该讲义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卷中中古哲学史授课计划的“汉之哲学”，共七章。卷中讲义的第三章《淮南子》1920年5月以《淮南子的哲学》为题原文发表在《新中国》第2卷第5号上，第七章内容也几乎一字未易地刊登于1931年《现代学生》第1卷第4、6、8、9期。其他各章1949年前没有公开发表在报刊上。耿云志先生主编、黄山书社1992年影印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收录了第一至第五章讲义的手稿，2003年出版的《胡适全集》根据的即是黄山书社的影印本。所以，这次发现的“新资料”为胡适自己所注的“原稿所没有的。匆匆加入，后当修正”的第六章迷信与科学。同时，由于以前资料均没有将第七章的内容作为讲义的一部分，讲义将之与前面的内容连缀起来，也是本讲义发现给我们的新观察。
胡适为什么“匆匆加入”本章内容，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战结束不久，1918年12月29日至1919年底，梁启超与张君劢、丁文江、徐新六、刘子楷、蒋百里，到欧洲各国作旅游考察。当时，梁启超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灾难，对近代科学是否可以最终解决人生的切要问题感到失望。在《欧游心影录》里，他说：“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以胡适与他们甚密的过从，我们可以认为，对于他们的以上思想观点，胡适是熟悉的。我们可以想象，胡适加入本章内容以阐扬科学与科学精神，是对这种否认科学正面作用的一种回应。
另外，由于本章的具体内容在于论述汉代中国科学——医学与天文学的成立，出发点在于发现中国科学的成立，所以“匆匆加入”应该与当时否认中国古代有科学发生的论调有关。对此，我们有旁证可以说明。1920年9月1日，也就是胡适讲“迷信与科学”后的不到5个月，在《日程与日记》里，胡适记述说，这天，Monestiere问他“一个大问题”：中国没有科学，是否由于国民性与西洋人不同？胡适痛驳了他。
Monestiere要胡适写出来，译成法文发表，胡适答应了。这点可以说明，胡适对于中国人早已有科学并且可以领受科学的影响是有信心的。
我们可以认为，胡适加入本章内容是受到不止一方面的直接影响。往远的说，胡适是中国科学社的最早社员之一，经常参加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他认同近代科学对于人生具有重要的意义自不待言。加入本章，也是胡适自身思想的逻辑必然。
如前所述，在9月1日“痛驳”了Monestiere后，9月8日当日，胡适想“作好”《科学的人生观》，但是又“归甚迟，竟不曾作此文”。这说明胡适有了此一概念而没有完成此概念的论证。这是我们所能够发现的胡适使用“科学的人生观”这一概念的最早依据。所以，可以说，胡适“科学的人生观”概念形成于此间，即1919年底至1920年中后期。有了本章的资料，胡适科学的人生观概念形成的内在逻辑就有了充分依据。
胡适中年放弃了中国哲学史的著作计划而改为写中国思想史，个中原因众说纷纭，有重建学术权威说，有傅斯年影响说。但是往往都不能中的。我认为，正是胡适引入了科学的概念，才使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1958年1月10日胡适为《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台北版写的自记中说：“那时候（1929年），我在上海正着手写《中国中古思想史》的‘长编’，已决定不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名称了。……我的意思是要让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单独流行，将来我写完了‘中古思想史’和‘近世思想史’之后，我可以用中年的见解来重写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
1929年胡适的思想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呢？1929年6月3日，胡适在上海大同大学演讲的《哲学的将来》里，近乎彻底否定哲学存在的价值。在这篇演讲中，胡适认为，哲学的过去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过去的哲学只可在人类知识史与思想史上占一个位置，如此而已。只有把哲学家归到人类知识思想史上去，方才可以估计他们过去的成绩，方才可以推算他们将来的地位。
胡适的这种对于哲学的态度和说法也许会引起许多人特别是研究哲学的人的反感、抗议甚至反对，但是，他不过是老实承认哲学的本义——“爱智慧”——而已，并没有贬低哲学的意味。正是在哲学史研究中引入了科学的概念，胡适才最终放弃了哲学史的著作而改写思想史。但是，为什么不是科学史而是思想史呢？
在第六章迷信与科学里，胡适主要介绍了汉代中国医学与天文学成立的情况。
他在论阴阳五行对于医学成立的作用时说，医学“初起时，自然是狠浅陋的迷信。到了后来，虽然经验技术进步了，这些阴阳五行的观念已渐渐的成了医学上一些不可少的符号。有了这些符号，这种学问便更容易领会记忆。……有了这些观念，方才有假设的学理，方才有系统的理论。……若没有阴阳五行的学说，中国也许只有许多零碎的、完全经验的方技，但必不能有个系总的医学。”这里，胡适强调了虽然阴阳五行说是一种迷信——可以认为是当时的一种大胆的假设，但是它在当时自有其重要作用，不容轻易抹杀。
在论天文学的成立部分，胡适从另外一个方面表述了实验的标准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胡适说：“天文学所以能脱离道士气的儒教的束缚，而渐渐成为科学，全靠当时的天文家认定‘历本之验在于天’的一条大法。随你说的怎样神秘，那些天文家只认一个实验的标准，这便是汉代天文学的科学精神。”这里，胡适强调了科学上证验的重要性。
以上两点，隐然就是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雏形。
后来，胡适把他一生的治学化约为“方法”，说自己一生都在围绕“方法”打转。1958年，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说：“我现在让台北商务印书馆把我这本四十年前的旧书重印出来，这是因为这本书虽然有不少缺点，究竟还有他自身的特别立场，特别方法，也许可以补充这四十年中出来的几部中国哲学史的看法。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而且特别批评了冯友兰治中国哲学史“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的宗教心理。 胡适的这一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这也是新发现资料对于胡适研究乃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
原作者/李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