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史（第1卷）》是一本由孙隆基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40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们阅读传统的世界历史教材或书籍，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编撰倾向，即皆以国家为单位书写历史，比如通俗意义上的“古代阶段”，就是从古代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开端，渐次古埃及，古希伯来，一路写到古印度，古代中国，最后以古希腊，古罗马收尾。但是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却独出心裁，站在全球一体化的角度，舍弃原先各地相互脱钩的编排方式，以全球史观的宏大格局，给予读者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正如孙先生所言，“在全球化意识来临的今日，还将民族建国时代的意识敷泛于历史叙事者，会予人上演穿越剧之感……只就地域论地域，各自摸到的只是历史的鼻子、腿、尾巴和象牙。”
我一向认为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最大的特质是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广阔的视野，在掌握历史实证的基础上，能从他人没有看过的角度想问题，发人所未发，把自家的思想框架融入历史，还原历史场景，找出暗藏其中的真相与规律。在这点上，孙先生无疑是出彩的，这部《新世界史》便是明证。书里传递出的一个观点是，不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东方中心论”，“单核心”史观是过时的文明模型，而世界上任何脱离全球统一框架的地方，比如中国，比如印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与其它地区相互影响，互相交融。这个观点和今年的另一本新书《回到古典世界》中关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激越碰撞，融合共生的想法不谋而合。
当然这部书还有一大突破是，摒弃了“四大文明古国”的陈说。要知道，人类文明伊始有26个之多，不仅仅只有我们耳熟能详的4个，这些遍及全球的文明发源地对人类历史的演变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与影响。而且孙先生还质疑了农耕文明为文明的高级阶段、游牧文明为次等文明的观点。他援引了大量的考古学、地理学的实证材料，如以色列高地和土耳其境内的史前文明遗址，说明畜牧业和农业在文明起源初期就紧密联系，体现农牧的辩证关系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平行作用，推翻了从农耕文明角度看世界史而生发的“四大文明古国”的老旧观念。显然孙先生提出的文明起源多元化多样化的观点更加客观，更能触碰到历史的真实。
那么，为什么孙先生能从全球化的视野下的解读世界史？我认为和他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生于重庆，长在香港，去台湾念本科，再到美国攻读博士，这种地域和文化环境的变迁，使他看问题不会陷入某种地方、某个时代。事实上，如果不能掌握全盘的概况，局部的细节也很难了解。因此孙先生所具备的大历史观，为他的研究奠定了气象宏大的格局基础。他不限于某个国别或民族，并把西方中心史观调整为多中心论，以当下全球化的视野重新书写一部相当精彩的《新世界史》。
《新世界史（第1卷）》读后感(二)：【转载】马维：为汉语读者打造的世界通史
为汉语读者打造的世界通史
文 / 马维
作者在写作中大量借鉴了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成果，通读过后也让人感觉创见迭出、结构新颖，加之行文优美而不落俗套，真可谓名副其实的“新”世界通史。
大约是在1985年前后，在中国内地读书人中开始悄悄流传着一本华裔学者写的谈论国民性的书：《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内中的论调，比柏杨的“酱缸文化”论还要悲观。这本书探讨的是个人与社会，在20世纪的中国受到哪些因素的左右。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儒家思想影响了大多数国人的心理结构，令人们普遍缺乏自我意识、自主意识。其实那本书，说起来并不是正式在内地出版的，所以即使是在大学里，人们读到的也大多是复印本。据历史学家许纪霖回忆，他当时经常翻阅此书的复印本，以至于有不少书页都翘角了，他手头的这个复印本，也一定经过了不知多少人的手，“上面还布满了各式各样的手印、油迹和警句似的批注”。而在学者傅国涌先生的记忆中，当时身为中学教师的他，甚至无缘得到此书复印本，但仅仅是得到该书的详细目录，都令他有如获至宝的感觉。
时隔三十年之久，孙隆基先生再次来到内地访问，此次带来了他在内地再版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历史学家的经纬》。此外，最引人瞩目的书，自然是那部倾注了他十余年精力完成的巨著《新世界史》。以一己之力完成世界通史的写作，在中国人中大概要算一个异数了吧。不过好在孙先生从不怕被人以“异端”看待，有时反而乐此不疲。作者不仅在学术创造力最为强盛的年纪写过处女作、传世名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而且还以在美国教书之便，写作《美国的弑母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这类文化著作，不仅在中国人看来属惊世骇俗之举，即便是在美国学术圈，这类作品也并不常见，不过也足可见孙先生的学术创造力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
而眼前的这部《新世界史》，尽管目前在内地只出版了第一卷（后两卷将于年内问世），但因为作者在写作中大量借鉴了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成果，通读过后也让人感觉创见迭出、结构新颖，加之行文优美而不落俗套，真可谓名副其实的“新”世界通史。而想到作者今已是古稀之年的老者，则让人在赞叹之余，也免不了感叹：做学问，尤其是做历史研究，姜还是老的辣！
说起来，在这部专门为汉语读者写的世界通史的写作缘起，还要追溯至2005年。那年，他回到台湾，在中正大学历史系教书，很惊讶地发现学校里“教中国史的很多”，但世界史却完全不受重视，以至于很多学生会把“西洋史”等同于“世界史”。这部书的雏形，就是他为纠正这种偏差而专门开设的世界史课程讲义。其实，不仅他所在的大学存在这个问题，世界史的研究，直到那时，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才刚刚从国别史和西洋史的研究中跳脱出来，将视野拓展到全人类文明。如今，十年过去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书，至少在我这个历史爱好者看来，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其中的许多观点，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仍然是闻所未闻的，最典型者，莫过于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突破‘四大文明古国’之窠臼”的观点。在以往国人所写的教科书、学术专著或大众历史读物中，发端于学者梁启超的“四大文明古国”之说，一般都被视作定论。梁启超在1900年写下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以注释的方式提出了“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的观点。后来的历史学家进一步论证了远古近东的小亚细亚即以巴比伦王国为代表，至此，“四大文明古国”的陈说一直沿用至今。而孙隆基则认为，在存在大量考古发现能够证伪这一假说的今天，倘若依然坚持这套说辞，就显然模糊了整个人类远古文明起源的图像，不利于从总体上勾勒出世界文明发展之初的状况。
并且，在孙隆基看来，这套陈说之所以能够罔顾事实流传至今，主要应当归咎于一种完全从农耕文明角度看世界的来自“中原”黄土的执念，这种观念不容分说地将农耕文明视作文明的高级阶段，理所当然地，游牧、放牧文明就算次等文明或是文明的低级阶段了。此外，他还以大量的考古材料证实：农牧业的起源地并不在人们通常认为的大河流域，而是在山地，同时各个文明区之间也绝非孤立发展的状态，而是存在着相当多而绵延不绝的联系。如作者通过详细考察发现，在约旦以色列高地、今土耳其境内和埃及等地分别挖掘出来的史前文明遗址，能够证明当地存在着一个“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它与历史学家历来承认的人类最早出现文明曙光的两河流域发源地存在着明显的联系，这一发现表明，农业在其存在之初就与畜牧业有着某种勾连，既有可能推翻畜牧业是农业的初级阶段的假说，也有助于拓展关于人类文明起源地的认知，这种关于文明起源多元化的解释系统，显然更接近历史真实。
其实，这样的视角不仅存在于作者对于某一具体历史事实的争辩上，通观全卷，这几乎可以说是作者的核心观念。正如作者开门见山指出的：“在全球化来临的今天，还将民族建国时代的意识敷衍于历史叙事者，会予人上演历史穿越剧之感。”事实上，对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而言，如果在叙述人类文明史时，按照国别、民族来进行叙述，固然有利于增强近代以来各国强调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但持这一观点者似乎没有意识到：国别、民族的概念是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后很久才出现的、极为晚近的概念，以此来将人类文明极其多元的起源套入到这个貌似清晰的、以国别为框架的知识体系中，其讹误是显而易见的。
刊载于深圳特区报 2016年1月8日
链接：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6-01/08/content_3435287.htm
《新世界史（第1卷）》读后感(三)：《新世界史》（第1卷）：用美文格调灵动历史
《新世界史》（第1卷）：用美文格调灵动历史
华人学者孙隆基所著的《新世界史第1卷》，一册在手，的确感到了与既往的历史书的不同样的风姿与品质。
目前这套书国内出版的仅仅是第一卷，其容量相当于周一良编撰的《世界通史》第一卷的“上古部分”，主要内容涉及史前文明史、四大文明古国的相关历史（本书对此通行体系进行了颠覆），接下来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波斯、希腊、罗马史，这三个板块内在贯通，互有交集，构成了历史书尤其是本书的一个精彩绝伦的壮剧式章回。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作者特地写了一个长序，标以“《新世界史》之‘新’”，作者现身说法，亲自下海，指点迷津，告诉读者他的“新”在哪里。其实作者的“新”，并没有必要由作者跳出来自己通告天下，一位作者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开创，只要你亮出来你的底细，大家都会知道你有没有。况且，在历史学研究中，“新”与“旧”之间并不能代表学识上的进步与晋级，就像《汉书》是比《史记》来得“新”，但后者的史识却是前书难以望其项背的。
《新世界史》我觉得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它撇开了那种高高在上、勿容置疑、零度情感的教科书的写法，抛弃了大缸套小缸的、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环环相扣的叙述结构，而采用了一种散文式或者美化一句叫“美文”的笔法，把历史上通常用“某某社会”标定的发展阶段，分割成几个核心主题，进行一番上天入地的巡视与回顾。所以在书中，我们看到，根本见不到通常教科书中层叠的框架结构，而只有一篇篇独立成章的散文类文章，标题还相当的吸引人，有的充满着诗意，如第一章第一节，叫“大地的形成”，“大地”是否带有一种浪漫的宏大风格？《人民日报》的副刊不就是叫“大地”吗？有的充满悬念，吊人眼球，让人欲罢不能地读下去，比如“人类的源始是否说得清楚？”，“古代西南亚文明起源模式具有多少普世性？”、“多中心论还是群星拱月论”等等，这样充满着设问标题的段落，在书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简直像是《十万个为什么》那样，令全书弥漫着一种强烈的知识情结，吸引着读者的阅读兴趣；有的则抓住要点，一剑封喉，直接拎出历史的本质属性，凸出最醒目的阶段性标志，冠之标题，作出不由分说的判断。如“中国文明探源蒙于‘四大偶像’”、“雅典帝国=雅典的黄金时代”。可以看出，作者对历史事件阐述的标题可以说是因时而用，别具匠心，根据历史史实的详细与否，时而雾里看花，勾勒轮廓，给人一种神秘的美感，时而鞭辟入里，纪功碑一般竖起历史本质，时而又吞云吐雾，挥展历史难探真相的朦胧面纱，撩人牵挂，令一部上古史，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曲折多姿、幻影无形的丰富性。而这种写法，正是散文的经典性格调所特有并决定的。
而作者的语言在叙述时，时常抛开教科书一丝不苟、严谨呆板的叙述风格，不惜采用想象与比喻，使文章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美感。如“像涧水流过滑石，南岛语系冲洗过新几内亚后，又开始占主导地位”， “波利尼西亚像是在地球这个大西瓜最深绿处切割出来的一个庞大三角片块（P121），包括“投奔怒海”（P119）这类形象词汇的运用，等等，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归属于散文范畴的文学语言。
散文的写作中，始终要求存在着一个“我”的视角。而一部历史，能够呈现出不同的风姿，正是因为看的角度与视野之间的偏差。作者对历史采取的态度，正是废弃了全知全能的教科书视角，而将“我”的视角或隐或现地体现在文字的述说中。比如，在“希腊化之拓展与深化”一章中，在分析“希腊化城市分布图”时，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教科书语言中绝对不可能使用的句子：“如今，让我们在这样一盘围棋子的摆放中试图看出个道理。”因此，作者在铺陈他的散文化历史叙述时，有了更多的自己的个性化设置与考量。
作者在他的谋篇布局中，对于通常的历史叙述中的“经济元素、文化元素、人物元素、事件元素”进行选用时，比较突出的是选用了“文化元素”，因此，这部《新世界史》更像是一部人类的文化史。经济因素，在书中涉及很少，与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相比，可以明显地感到后者是一部纯粹的世界经济史打底的通史。而在这部《新世界史》却少有对经济状况的交待，它更多地着重于人类的文化层面的发展走向。而在这些文化因子中，作者又始终抓住了几个重要的核心因素：一是地理因子，从书中选用的地图就可以看出，很多地图选择的是地形图，把历史发生事件的地理地貌给表现得非常清楚，而正是这些地形上的犬牙交错的纵横沟壑，最终导致了历史事件在平面上移动的趋势与走向。比如，书中42页有一张伊朗高原的图片是一幅典型的地形图，在“伊朗高原”的两侧，分别出现了两河流域文明与印度河流域文明，作者注明了伊朗高原“具备了在环境学甚至文化上的统整性”，清楚地表明了地理面貌在书中所叙述的历史走向中担负了什么样的角色。特别是这幅地形图，对于读懂在书的后半部分占据了核心舞台地位的波斯、希腊、罗马之间的勾打连环交锋有着非常重要的辅助性资助作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看清楚，波希之间的持续较量乃至到后发的希腊化的马其顿打破波希之间的均势都有着地理上的因素在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二是语系因子。在史前文明的研究中，作者引用了最新的语言学成果，以语系来辅助对历史上走马灯来去无踪的民族痕迹进行身份鉴定，即使在希腊、罗马的段落中，作者也注重要用语言的分析，来甄别这些城邦制国家的性质与民族归属。如349页，论述意大利的地缘形势与族群分布时，专门列出了“意大利半岛上的古语系分布”，呈现出这个狭小岛弧上的来来往往的各种种族的身影族别真相。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对语言因子的考证，当属第六章“大洋洲的文明”对太平洋一线的星罗棋布岛链的民族属性进行探讨的时候，主要的判断工具就是这些岛国上民众使用的语言，通过这些难以置信的横向岛链上的原住民竟然使用着一种近亲式的语言，以及这些语言在他们之间的纯正与疏远程度，来考证岛民们在星散太平洋时的前后顺序与足迹留痕。语系的亲疏成为甄别民族远近，成为揭示人类迁徙的一个重要指标与信号。三是遗传因子。在“台湾是否南岛语系的祖家？”一章中，通过人类染色体的比较研究，来论证人种之间的血缘关系。这种最新科学成果的应用，正是本书“新”的一个重要体现。书中引用的资料最新的已经跨入到2000年之后，对于一本上古史来说，确实给人感到一种旧史新说之感，全书给人鲜活与灵动之感，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布局中，作者的确规避了一些传统史书上的习惯写法，如书中特别点名旧有的史书，通常按照摩尔根的习惯划分方法，将人类史的进程分为愚昧、野蛮、文明三阶段，家庭从母系到父系，社会发展则从原始公社进展至国家，点明此类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一部分，“支配着中国考古界（P67），而作者的雄心壮志显然意在对这种传统结构进行一次全盘创新。在具体叙述上，作者颇为自得地对”四大文明古国“一说，进行了重构，指出“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是法国大革命后“民族国家产生的概念模糊了远古文明起源的图像”（P13），在时代上也不匹配，且是一种农耕文明角度看世界史的执念（P33），为些作者采用了历史学上勃兴的“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等概念，以更吻合历史的真实发展走向。这种新观点的引用，还包括作者标心立异地在旧史中不会出现的文化阶段添加一个综述性节点，这就是书中第十四章“枢轴时代”，将出现“中国先秦诸子、伊朗的祆教、巴勒斯坦的先知运动及古希腊荷马及众哲学家”的公元前800——前200年间作为这一时间段，认为这个时代“颠覆了旧的精神秩序，宣告神话时代的结束，其成就是人的‘精神化’”。在历史事件的摆布上，作者也改变过去因为观看方向的问题导致了中心偏倚的现象。比如，作者把过去习惯将“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称之为“希波战争”改变为“波希战争”，而且将战争的历史交待放在“波斯”段落，这主要原因还是“希波战争”的历史记载，多出于希腊的典籍，而实际上，“波斯卷入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希腊并未统一（P244），出于这样的考量，作者把“波希战争”放在了“波斯”的章节里予以叙述，而在希腊的段落中，则将涉及希腊的战争叙事予以省略，只提希腊的文化与思想，这样，使得书中后半部分从波斯到希腊再到罗马之间围绕亚欧陆桥的跨地域的上古世纪最为盛大的一场持续性交锋能够以完整的链式结构一气呵成地表现出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远古世界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核心人物如何上演了一场荡气回肠、连绵接踵、独霸历史天空的战争史诗。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华人身份，使得作者在他的散文化构建历史架构之时，时常让历史对应中国的文化语境与事态典故，便于我们中国人感同身受，更贴近地理解历史上的陌生事件。如在论述古埃及的神殿位置时，作者立刻拿出中国的惯例来比照：“秦汉帝国都兴起于关中，但封禅大典必须到齐鲁的泰山去进行即其一例。”在对亚历山大离世后希腊的四分五裂，作者立刻用中国的文化经典去作出设想：“可惜希腊并无出现一部《三国演义》将此群雄角逐的时代更传奇化。”（P329）。在论及罗马的制度体系时，比拟道“这简直是制度化的包公或海瑞（P355）”，这可以视着作者的“中为洋用。”同时，作者还将他的思想触角伸到了现代，将历史事件与今天发生的国际问题紧扣起来，这当属于“今为古用。”比如，提到波斯“这类古代的帝国对地域的控制程度，“与‘二战’期间侵华的日军差不多，是在掌控富庶地带外，只控制点与线，控制不了面（P243）。再比如“赫悌帝国的死亡可能是慢性的，因此它的消失引起的涟漪并不大，远不如现代苏联的解体。（P191）。作者这样的做法，是努力拉近历史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设身处地去感受历史氛围。
当然，作者毕竟在台湾接受的大学教育，又在美国大学深造，这可能导致作者的用词、语言与我们习见的风格存有差距，所以有些叙述给人一种词不达意之感，如“特洛伊的考古纪录也是屡毁屡建（187）”究竟是什么意思？令人费解。作者有些议论，往往不得要领，落笔于大大的问号，看似留下了不绝如缕的余音，但却把交待不清的迷障搁置到读者的头上实在令人觉得不妥。比如在论述以色列子民的先知运动时，作者议论道：“这种狭窄的民族主义有什么普世性，值得后世将它定位于枢轴时代呢？它无疑强化了以色列子民的‘选民’心态，但他们生存的整个大环境却指向亡无日矣的终局；……先知运动从最狭窄的民族主义出发，建构了选民中心的历史一元论，乃人类第一部历史哲学。”此段议论，过于晦涩，也没有细致通透地予以解读，与整个文体的通俗性大相径庭，令人不解。
既然《新世界史第1卷》采用了散文化的文体，注重引导读者的体验（古代与当代），善于提出问题并运用地理、语系、遗传密码来破解历史上“烛光斧影”的重重迷案，给人一种强烈的新鲜感与趣味性，读起来一点不觉得枯燥无味。不足之处，就是历史人物被淹没在文化与事件之中，作者也有意采用了散文范畴里才能容许的八封情怀，对历史人物的情史偶作蜻蜓点水，但是显然是作了最极度的压缩，所以作者偶然提及了政治交锋与战争角逐中的隐秘的人际关系问题，但都是一笔掠过，反留下很不好的断垣残壁的秘闻痕迹，让人无从捉摸。如书中在大幅章回表现亚历山大东征之时，也穿插了他的风流韵史，但是书中都语蔫不详，无法看到其中人物的情感因素以及对历史大局的影响。书中的事件的叙述与人物的情感叙述，都是弱项所在，给人支离破碎之感，难比书中的文化叙述给人的印象深刻。其实，如果索兴将这些复杂的情感纠葛理出条理，铺陈出来，倒很配合整本书的散文化文体风格，不知作者为什么露出了两手对人物关系的兴趣，但很快就藏之南山，最终难见鲜活的人影？
《新世界史（第1卷）》读后感(四)：新世界史的新视角
文/凯风自南
《新世界史》是孙隆基在其多年教授“世界通史”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综合全球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写成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世界通史。
国内现有的世界通史著作，或是翻译引进西方学者的作品，避免不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若是本土学者著述，但掌握的观念、视野还是资料都落后于国际世界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孙隆基丢弃传统说法和过时材料，在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成果基础上对全球史进行全新解读。他用“全球史”的观念和方法重构世界通史，旨在改变华语世界此领域研究的落后状况，为华语世界提供更适合阅读、理解和传播的世界史读本，更新国人对世界历史的认知。也堪称是首部由华人学者专为华语读者著述的全球通史。
全书共分3卷，第1卷总结和分析了人类起源的诸多说法，驳斥了“大河流域摇篮”说，批判了“四大文明古国”这一对古文明格局的传统概括，重新探寻人类古典文明发展和相互影响的历史图景，并就中国文明的起源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
新世界史对于“新”的要求，从作者开篇的这句话“在全球化来临的今天，还将民族建国时代的意识敷衍于历史叙事者，会予人上演历史穿越剧之感。”就能感受出来。我们通常会自觉地将各个民族、国家、文明当成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一个个个体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大的单位。威廉•麦克尼尔所说：“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全球史通常并不以各类事件作为串联以构建历史演变过程，而是以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新世界史叙述对文明之间的相互渗透予以了更为密切的关注。如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作者首先就是打破中原中心论，结合考古发现得出其实在中国南部文明起源早于中原地区的，而不能只孤立的关注黄河流域，忽视其他流域的影响。
新世界史打破“西方中心论”和狭隘的民族国家立场，由点到面连缀成世界史的固有思路，采取散点透视、平行叙述的对等策略，对各文明的有机联系与互动进行跨区域的总结，呈现三维立体的历史图景，颠覆了世界史的叙事传统。
又如，他颠覆了黑格尔的耶稣降临乃世界史“枢轴”之基督教中心论，将此定义扩充，以涵盖先秦诸子、伊朗的祆教、巴勒斯坦的先知运动，以及古希腊的荷马及众哲学家。星罗分布的人类文明既相互独立，又经历着接触、冲突、交流、适应、融合的文化演变，这更有利于理解世界作为整体与部分的系统构造。
新世界史从全球化的视角描绘了一幅世界历史图像，对今天的读者重新认识世界有这极大的作用。对于世界史教学来说，本书则在提供准确的基础信息的同时，突破了传统摆脱史实的简单罗列，问题引导，纲举目张，采用申论的写法，逻辑性强，引人入胜，让读者能够更有效地掌握史实间的关联。
但是不得不说。这种新鲜感背后也存在着强大的阅读阻力，因此也不宜把它当做入门书来读。
《新世界史（第1卷）》读后感(五)：道人所未道：看孙隆基全球视野下如何解读世界史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愈演愈烈，世界史的研究势必与时俱进。全球史，又称新世界史，上个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其学术取向在于“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这一全新的史学流派志在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摒弃以往“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突破以国家为单元的传统世界史体系的束缚，在“多中心论”的框架下梳理世界史。美国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在与赫伯特•齐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序言中谈到新世界史，“在今天这个快速全球化的世界里，跨文化的理解、尊重和交流成为一种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素质，而就培养这些素质而言，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世界史。” 学习世界史既然有如此益处，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即如何选择一个适合中国读者的世界史读本。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的新著《新世界史》虽非完美，却是此中翘翘者。综观孙氏此著，虽存在语言略显艰涩难懂的不足，却敢于亮剑，不畏以往史学定论，阐明自己的观点。比如“四大文明古国”的历来提法，他不落窠臼，一针见血指出“‘四大文明古国’乃一种完全从农耕文明角度看世界史的执念，它将游牧与放牧地带屏诸‘化外’”。在《新世界史》第一卷中，这样令人眼前一亮的观点可谓俯拾皆是。 综观《新世界史》第一卷，从“地球史与史前人类”迄“罗马的成长”止，与同时间段其他著作相比，有以下亮点： 1.秉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态度。 关于“人类走出非洲说”没有表现出一边倒的狭隘历史观。孙隆基提到中国存在不认同的观点时，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考古的基础上，遐想人类多源说的可能前景。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世界史的研究，尤为可贵。 而关于西方优越论的驳斥，可谓公允。美国人类学家根据阿舍利式的石斧技术集中分布在亚欧大陆西端，划出一条“莫维斯线”，此线以东仍沿用较粗糙的砍斫器，为“西方优越论”张本。孙隆基认为不足为凭，犹如之后“莫维斯线”以东考古发现手斧并据此反击，属于妄自尊大一样。 2.敢于反驳历史公论，推陈出新。 “四大文明古国”一说久为人知，仅我国就见于历史课本。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人所共知，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历史常识。孙隆基用突破、创新与发明来定义“文明”的起源。关于文明的起源，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提出“新石器革命”和“城居革命”的“二次革命论”，同为英国考古学家的安德鲁修正了此观点，在二者之间加入了“次级产品革命”。根据以上观点，孙隆基认为，环两河流域的山侧地带早于两河流域的城居文明，从而颠覆了根深蒂固的大河流域文明。 3.不人云亦云，没有证据不固执己见。 关于中国文明，商朝之前的夏朝因为没有公认的考古发掘证据，孙隆基不予采信，虽然二里头遗址有望成为确证。从“大中央主义阴魂不散”部分可以看出，孙隆基对此颇有微词。秉公而论，孙氏所言在某种程度上言之成理。中华文明起源的迷雾重重，有待于未来考古佐证。诚然，在《新世界史》的篇幅内，孙隆基有所取舍，详略搀杂，不免有遗珠之恨，白璧微瑕之处，良可理解。 4.述前人所未述，视野广阔，目光敏锐。 全球视野下大洋洲文明的阐述令人眼前一亮，此部分介绍在其他同类书籍中难觅踪影。关于大洋洲的资料虽然不多，孙隆基着重语言的演进和文明的传播。虽不甚详细，却十分必要，没有这部分介绍，世界史就不完整，也非全球视野下的世界史。 5.严谨之余不乏俏皮幽默，令人品味咀嚼。 在“古代近东进入铁器时代”一章中关于亚述历史，孙隆基调皮地说：“说耶和华是历史之神，一点儿也不为过；他安排亚述帝国为犹太古教的受精管，安排罗马帝国为基督教的育婴摇篮。”不免令人粲然。 《新世界史》不只有以上优点，还有很多独特且言之成理的历史观点，有待读者发掘。虽然具有很多优点，不足之处也所在皆是。厚此薄彼可能非孙氏所愿，却是实际存在，一部个人著作，厚重如此，不足亦多。对于读者，取其长处可也。 而关于历史，我们不是来读故事的，不是来探奇的，而是从中汲取有益营养，“读史可以明智”。在明智之外，愉悦和思考也是理应采取的态度。
《新世界史（第1卷）》读后感(六)：反世界史
在科技飞速进步的今天，各学科理论都在不断地进化，而历史学显然也要经历着新的体系架构。本书名为新世界史，代表的就是当自然科学的认知不断加深，尤其是地理学、生物学的新的发现，对于历史学界其实都是认知上的颠覆，但由于之前的历史学观一直禁锢在旧的条条框框之中，以至于我们的历史教材万年不变。而本书就在于用目前最新的各个学科的新发现来改变对于旧有观念的忙守，所以本书不单是一部新世界史，也是一部“反世界史”。
本书作者孙隆基，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曾在美国、加拿大多所大学任教，现为台湾中正大学讲座教授。本书作为新世界史系列的第一部，从史前文明一直讲到了公元前44年，一代雄主凯撒大帝遇刺为止。
在匆匆几笔交代史前人类之后，本文先对四大文明古国的历史，做了一次颠覆式的修订。关于四大文明古国的地理区位进行重新划分，这里面完全用地理上的山川河流作为划分各个文明的区块，而不是之前的简单以现在流传的国家名定义这四大古国。除了这四大古国，本书也把眼光并不像以前那样完全聚焦在亚欧大陆，而是也介绍了中南美洲、大洋洲等地的古文明发源。
对于这些文明的介绍，本书也着重对于之前旧观念的辩驳。例如在中国文明起源一章，孙先生就两点事情进行阐述：首先就是对于中原中心观的挑战，作者通过新的考古发现认为，其实在中国南部文明的起源是早于中原地区的，而不能只聚焦于黄河流域，从而忽略其他流域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所做的影响。另一点就是不能割裂的去看中国文明的发展，即使在古代，也要将整个世界文明圈成一个整体去考虑，尤其是例如长江流域的文明是否是南岛语系以及南亚语系的祖先这一点，可以做深入的研究。
而在后面的罗马时代的章节，我们则看到了罗马的雄起与其制度暗含的弊端，最终造成了元老院与平民阶级的斗争。当一部分私以为还是很按照大家固有的历史观在叙述的。
所以本书在架构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于一些新的观念和新的学说，会着重笔墨去讲述，而在一些共识上，则基本按照原有理念，加以简单叙述。
本书每章基本独立成文，最后都将引用的文章一一列出，可以说每章都是一篇单独的历史小论文。如果读者对于某段历史格外有兴趣又不打算通读全文，完全可以进行选择性阅读。
可以说本文在构思上并不是一本入门级的世界通史，而是给那些对于世界历史有一定了解，又希望对于一些旧有观念进行修正的历史爱好者进行阅读。这里我觉得其实并不能一味的排斥就有历史观念，虽然这些历史观具有一些局限性。但这些历史观有时更容易被世人所接受，从而让更多的人更容易了解世界史学。而在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当然本书可以给读者带来更不同的全新世界史理念。
《新世界史（第1卷）》读后感(七)：汉语语境下的世界历史
匆匆浏览过孙先生的《新世界史》，读到末尾了，才注意到书的封底写着该书从文明史的西方中心主义转向多中心主义，也才该书的新颖之处有了个更深入的人士，即作者的述史思路，就是对世界文明的几个中心进行阐述，多线齐头并进，并对各中心文明之间的交叉点进行大胆推测，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新颖了。
唯一不爽的是，作者授业于西方，许多的专有名词翻译非常拗口，加上讲述的语言带有一种外国或者是台湾的强调，读起来让人气不是很顺，语言的推进方式与我们的阅读习惯不同，自然读起来有些吃力。
如何看历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毕竟牵涉到如何认识人类文明的来源，也绕不开如何看待人类的起源。经过近一两百年科技的发展，人们精神上可能还信仰神的存在，但科技研究大体还是认为人类是进化来的，否则，考古界不会对东非大草原类人猿遗骨进行如此多的挖掘和考察，在讲述历史的开端，会如此地专注于新挖掘出土的遗址、遗体，从而做出符合科学的推理。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除了指明现在人叙述历史是带着我们的企图和偏见去开展工作，同时也是依托新考古成就去做合理地推演。因此，有各种各样的史观，历史的内容或许也不太一样。但目前，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历史脉络梳理得太清楚了，很容易就让人觉得非常科学可信，但对于非西方人来说，这种中心主义，有时是带着强烈的西方优越论论调，很容易抹杀其他非西方地区文明发展的真实历程和实际功绩。
《新世界史》是写给中文世界的人看的，作者吸纳的是西方史学的各种成果，自然就带着浓重的异域风味，很新颖，但同时也不容易消化。正如一双新鞋，美观是美观，但如果要穿起来舒服，那还得磨合一段时间。因此，这种新史观带来的新历史风貌，其传播史，现在很难去断定功绩的大小，而应该给予作者更长的时间，观察中文世界的读者，如何去接受这种多中心主义的历史学，从而改变我们的认识观，影响我们对整个世界和自身的认知。
或许因为作者主线太多，左右开弓，在叙述历史时为了节省篇幅，用笔极为简约，许多的背景资料都欠缺，完全是靠着历史发展的主干来开展描述，让人感觉到是一种史纲。同时，作者引用的，多数是西方世界古代历史研究的成果，以作者看来，是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但从我们中文读者的角度上看，这些史料、论点，有些是过于新颖，有些过于陌生，加上作者叙事的必掉有时还蛮调皮的，所以就有让人摸不到头脑的时候。但假如，我们对历史的背景比较熟悉，那对作者的叙事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譬如说，对中国古代文明、希腊罗马古代史的描述，因为我本人稍有涉猎，因此比较容易就搞懂了作者的观点，也能很快认同作者的新论述，对作者的存疑和假设，也就心有戚戚焉了。
《新世界史（第1卷）》读后感(八)：《新世界史》：全球史观下穿越时空的鸟瞰
文/赵客
上世纪80年代曾经流行过一本书：《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该书虽因种种缘由当时未在大陆付梓，却以复印本的方式广泛流传，作者孙隆基也被列为和柏杨、李敖齐名的中国文化批判者。孙隆基先生历史底蕴深厚，历经美国中国游学，在美国多所大学教授历史，于三十年后又出版专著《新世界史》，可谓恢宏壮阔，蔚为大观。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8.5孙隆基 / 2011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纵观世界史或全球史著作，多为西方学者垄断，故而采用西方中心论亦不足为奇。中国史家虽然早有世界史著作，但在全球史萌芽的今天，其相关学术著作方面仍是空白。幸而孙先生不辞辛苦，十年磨一剑，以一人之力集大成于此煌煌巨著。虽不敢说后无来者，但确是前无古人。
既云”新“世界史，就需先了解“新”在何处，何为世界史和全球史。上50年代中国借鉴苏联的模本，将中国史和世界史并列为史学的两个分支。故而在中文语境下，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区别在于，世界史是讲述除中国之外的国家民族的历史——即外国历史；而全球史则着眼更广，将中国本身也囊括在内。英文语境中，世界史着重于比较各种伟大的文明，全球史则平等地关注所有民族的历史。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认为：
“全球史挑战民族主义史，是关联（connections）或连通性（connectivity）的历史。它比老的世界史长进的地方是，它强调不同社会、文化的重叠之处，强调它们彼此的关联，强调各种流通和流通过程中的变异。……对全球史而言，关联研究优先于比较研究。”纵观《新世界史》第一卷，孙先生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与研究方法， 破“四大古国”之窠臼。因为“古国说”更符合民族主义的思绪，有悖于全球史的精神，有碍于说明人类文明之起源。《新世界史》一书从人类起源开始，以人类先民占据各大洲为点，各大文明相继崛起并互相影响为线，绘制了一幅全球古代史的星座图。本书涉猎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考古学以及宗教等诸多研究成果，涵盖范围之广令人惊叹不已。
一般观点认为，文明源于四大古国，是因为河流造就了农业从而孕育出文明。但孙先生则摒弃旧念，认为这不过是从农耕文明角度先入为主：“牧业并非次于农业的低级阶段，而是平行的发展”。且河流孕育文明这一论断，并不适用于美洲，因为美洲的文明发源于热带丛林和崇山峻岭之间，颇令人诧异。而英国考古学家安德鲁·谢拉特所提出的“次级产品革命”概念在南美洲也同样适用范围有限，因为该处并无大型驯养的家畜，故而无法像东半球那样获得乳制品、皮毛等。
对史学研究，孙先生认为当以考古证据为主，文献记载为附。犹太人圣经中记载的诸多故事并未有出土来佐证，而的中国的夏朝也不过是传说。早在民国时期傅斯年等人就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除了纸上之材料外，还需要地下之新材料，二者应为互证。这一观点曾被“疑古派”的顾颉刚写入著作《古史辨》中，对《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发出了质疑。目前没有出土文物可以实证的夏代，不能称为科学意义上的历史。
虽然摒弃“四大古国”之概念，但几大文明仍是历史上不可避开的章节。孙氏将古代世界文明更加细分，以两河流域、古埃及、古代近东、爱琴海、古罗马、古代希腊等文明代替“四大文明”之说。传统史书中的“希波战争”或“波斯战争”，被重命名为“波希战争”，一来扫除传统西方视角，二来因为波斯角色始终如一，而希腊方城头频繁变换大王旗。故将波斯置于希腊之前，论点颇令人信服。
人文届流行去中心化，全球史去西方中心而立多中心论，无法完成线性时间轴讲述，脉络则略显杂乱。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判断和选择各有不同，必然有其各自态度，《新世界史》提供的不同于西方的新视角有助于更加客观的看待历史及社会文明发展。本书以孙先生美国“世界通史”课程讲义为基础，文中多处可见英文句式文法，聱牙诘屈、晦涩难懂，再版时或可加以润色修订。
《新世界史（第1卷）》读后感(九)：历史和历史学
人文社科类的书籍，要么极受欢迎，要么极不受欢迎，若有兴趣，则可以沉浸其中，若无兴趣，则读之索然无味。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度，中国人向来对于历史有着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抱着这种对历史的情感，我翻开了孙隆基先生的《新世界史》。
如果说要让我给这本书一个评价的话，这是一部标准的历史学专著，带着十分浓厚的学术性气息，字里行间可见作者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历史知识。
应该说，书里浓缩了当今史学界的大部分主流观点和学说，打破了以往的西方中心论，对于部分学说进行了新的解构和论辩，进而提出属于自己的论点，命之为新世界史，所谓新世界史，其重点在新，而不在世界史。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历史不只需要“新”，它需要“日新又新”。
《新世界史》第一卷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共分十六个章节，和世界通史一向按照时间轴类编排的方式不同，作者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从地球史与史前人类讲起，按照地域的划分，分别论述了中南美洲，大洋洲，两河流域以及古代中国，近东和爱琴海的古文明以及当前史学界对于文明的一些争议问题，当然，在第一卷当中也提及了部分波斯帝国和古罗马的成长，不过并不占书中的主要内容。
暂且不提书中的观点，读过此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作者真正立足在了世界史的角度，将历史放在了探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变革和发展当中，正是由此出发，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对于四大文明古国的“窠臼”的质疑，并用农牧的辩证关系将两河与尼罗河文明连扣，提出其关键在于两者之间的“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的新型观点。
不仅否定了以往史学界的“西方中心论”，更是着眼全局，注重各个古文明之间必要的联系和发展规律，给出了一个新的历史学研究角度。
但是也正因为这是一部较为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注入了相当一部分历史学的专有名词和较为晦涩的历史学说，与此同时，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作者在书中结合了许多古地理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的专业知识，这不仅对于阅读者的历史素养提出了极高的挑战，而且也在考验着捧起这本书的人的知识面广博与否。
至少作为一名普通的历史爱好者，这本书显得稍有晦涩艰深之感，除此之外，或许是因为孙隆基先生的主要成长过程在香港，台湾甚至是美国等地，新世界史的行文方式和语言习惯较大陆所通用的现代汉语格式有着一定的不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行文习惯当中，孙隆基先生甚少使用转折和连缀的词语，上下文之间的关系显得有些难懂，需要仔细研读理解，这方面也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部分的阅读困难。
故而在笔者看来，新世界史或许更适合有着一定的历史素养的专业人士研究学术观点之用，若仅仅是因为喜好历史而捧起这本书，未免会心中略有失望，因为这本书是一本历史学专著，充满着浓厚的学术气息和严谨的论断，更多的不是在向读者传达历史知识，而是在较为系统的讨论历史学的若干问题，若没有足够宽广的知识面和历史素养，读起来不免显得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