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与流星》是一本由田晓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7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烽火与流星》读后感(一)：【读品】109辑荐书·文学
对于整个南朝，恐怕读者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于晚唐杜牧的一首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当时佛教的流传和兴盛可谓广为人知，但广为人知的也就仅此而已。从时间上看，它被夹在汉唐之间，是一个“仅仅在为光辉灿烂的大唐王朝做准备的时代”。其间萧梁王朝不足百年，因着文以致用的传统，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大兴佛教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王朝的覆灭使后人忽视了梁武帝的野心勃勃和丰功伟绩，政权的短暂掩盖了其文化的光辉灿烂。
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应该是一个容易写出动情文章的时代。政权更迭、局势动荡、国破家亡、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这一切容易让当时的文人在困顿中写出流芳百世的诗篇，也容易让后人感同身受诉出乱世的离殇。但事实上，梁朝文学在文学史上蒙尘已久，长久以来被忽视，甚至被误解为颓废的代名词，“宫体诗”被当作这个时代文学的代表常常大受鞭挞。被人所熟知的文学家大约除了萧统、庾信、沈约、颜之推之外恐怕再无旁人，人们孤立地看待他们，却对他们身后的学术团体、学术活动以及一大批优秀文学家视若透明。
《烽火与流星》就是一本为梁代文学“正名”的著作。田晓菲认为“‘颓废是多么错误、粗疏的字眼，来定义这样一个充满文化自信、积极创造求新的时代！”她审视整个梁朝文学背后的文化语境，为宫体诗正名，称梁简文帝萧纲为“诗人中的诗人”，认为颓废的标签来自于给予梁朝文化这种标签的晚唐时期自身的颓唐，而掩盖了梁代本身的革新性。且不论田晓菲给梁代的“精力旺盛、充满自信的光辉时代”的定义是否准确，只说能重新发现一个“诗人中的诗人”也是极其了不起的成就了，尤其是萧纲这样一个从来被认为是艳情诗人的代表的“三流”作家。除此以外，田晓菲还对南北朝时期开始形成的、至今统治者中国人文化局面的“南”“北”观念的成型作出了探讨。
可以想像，田晓菲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充满了感情，这是我近期看到的最令人动容的非虚构性作品，除了田晓菲极富文学性的语言以外，恐怕还是为当时的诗人在动荡的年代和狭暗的空间中的执着与傲然所感动罢。（冯早早推荐）
田晓菲 著，《烽火与流星》，中华书局，2010年1月，48.00元。
本文刊于【读品】10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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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与流星》读后感(二)：流星夕照境 烽火夜燒原
在开始写这个短评之前，我想引申一个别的话题。章学诚曾区分古今载籍，一为撰述，一为记注，前者曰圆而神，欲其决择去取而知来者之兴起，后者曰方以智，欲其赅备无遗以为往事之不忘。我想把这个意义稍为拉扯，在研究领域做一个类似（虽然肯定不很恰当）的比对：有的学者的研究是记注，有的学者的研究是撰述，两者之大区别，就在是否有匠心独运乎其中。学术著作都是幹转材料勒出主意的，岂其悬殊之大也哉。倘若挂着专著的名头，但通篇充斥显性的政治观念、意识形态或者隐性的女性歧视、地域偏见，虽其旁征博引气象宏绰，也不过是适足削履裁衣改体而已。更何况，更多的情况是这些所谓的专著乏味可陈面目可憎，虽曰著作，实与断烂朝报无异。与之相反的是另一类学者，他们不把学术作为邀功之工具，或上层之喉舌，而是将其与生命连接起来，字里行间喷薄而出的是一片赤诚与热情——这种情况，可用陈先生的话做一总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而与相关的一个问题，外现的就是作品的有无个性，譬如陈寅恪先生的书，即是非他而决不可得的。在我看来，田晓菲女士的这本书也称得上是这一类型的书。作者在书中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很多观念和印象其实是未经反思就接受了的，有些是历史的浓雾的遮蔽而投下的阴影，有些是政治的手腕的拨弄而设置的屏障。诚如作者所言，萧梁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富有创造力的朝代之一，同时，也是最被低估、受到误解最深的朝代之一，这里面存在着的巨大的阐释空间和内在张力，引导我们去反思五千年中所有“名实不符”的事例（譬如萧梁文学三派对立的虚构；南北方影响的建构；宫体诗的创新性与误名化；用后设的历史人物形象为基础来选择流传不定的文本然后再反过来用选定的文本“证实”心目中的历史人物形象的阐释怪圈；等等），这种权力与权威的结构是用文字——书面和口头表达的文字——造就的，因此，也只能用文字来理解和对抗。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田女士的文笔了，她在文本细读和理论解读的过程中所显示的清透简达逶迤丰赡的表述，在我读过的书中是很少见的，比之文采风流的作家诗人们也是毫不逊色；虽然她开始的确是以一个少年天才诗人的形象出现在大众眼前的。或曰作者“好作奇论”，实则作者的翻案出“奇”，只是拨开云雾以见青天，所现青天之澄碧只见得云雾之郁积而已。这的确是一部另类的文化史与文学史作品，作者以评传的形式着力刻画出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明夷》一章，诚可作一部痛史看也！有的时候，我们理解历史人物和文学作品的时候，抛掉所谓现实主义加以我身的束缚，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有时是文字创造了现实，而生活反过来在模仿艺术。也就是说，艺术模仿那个生活没有为其提供任何概念的王国：艺术明白自己的短暂性，于是试图驯养尽可能长的版本的时间。毕竟，使艺术有别于生活的，乃是艺术有能力生产出比人类内部互相作用所能提供的更高级的抒情。
《烽火与流星》读后感(三)：别样的文学史阅读
作为诗人加学者的田晓菲，在解读文学作品时总能独出心裁，将自己对生命与诗歌的领悟融入研究当中。其学术著作也写得文采斐然，读来饶有兴味，既是一次思想的旅程，也是一种审美的感受。
第一次读她的书，是关于的萨福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副标题应该是“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这本书也是沿着她一贯的思路，将文学史看作是一种书写和叙事，其中有着盲点与陷阱。在本书中，她以解构主义的利器，为读者解剖“萧梁文学”是如何一步步被建构起来的，进而向我们描述了她眼中的萧梁。
与宇文所安一样，田晓菲也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试图还原历史现场，同情地理解研究对象，从而知人论世。本书以故事始，亦以故事终，展开了一幅萧梁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彩画卷。
第一章 梁武帝的统治
·登基前的岁月
·最后的岁月【私人部曲的问题】*
这一章是对梁朝政治、经济状况的全面介绍，分析鞭辟入里。谱学维持士庶之别，一般都认为是士族的文化保守心态。其实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那就是国家控制的课税人口越来越少，财政出现危机。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划清士庶界限，尽量减少特权人口。南朝士族不但可以拥有大量的佃客与部曲，而且占山占水，而且这一态势有愈来愈严重的倾向。这也就是历史上政府与地主争夺人口的持续战争。新的文化精英阶层是指南人士族与北人中的次等士族，他们依靠努力掌握文化知识来实现家族地位的提升，而王谢大族只用平流而进，自然可致高官。私人部曲的问题则是梁朝的军事问题：朝廷手里没有精锐军队，私人（大将、刺史）却拥有部曲。没有中央军就没有行动力，这也解释了侯景之乱梁朝的土崩之势。尽管有勤王之师，但无统一调度，且各怀私心，只是一盘散沙。
·文本生产与传播【手抄本文化】
·书籍收藏与分类
·文学与学术活动【类书兴盛的背景是写作“用事”的需要】
第三章 重构文化世界版图之二：当代文学口味的语境
·“文化贵族”的兴起
·文学家族
·虚构的对立【所谓守旧派、宫体、折衷派的划分是文学史的虚构，萧氏兄弟的文学圈子是互相流动的、文学观点保持着相当的一致】
·萧统和萧纲：个案研究【版本考证、十一首诗的作者问题，萧纲如何被书写成了“艳情诗”的爱好者】
·梁代的文学口味【刘勰与钟嵘倾向于保守，而萧氏兄弟则对当代人的创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这两章也颇见功力，从文学的外部研究到文学的内部研究，都有所涉及，且颇有见地。当时作品的流传、文人间的交往、版本的考证，都是做文学史必不可少的功课。而具体到此时期的文学思想，田晓菲也有不少精到的论述。至于三派的划分，是实是虚，其实很难判明。
第四章 “余事”之乐：宫体诗及其对“经典化”的抵制
·刘勰的焦虑
·博弈
·体痈：关于徐摛
·北人的裁决
·“主义”的陷阱：解读徐陵《玉台新咏序》
·春花飘落，始自何时
·断桥与六尘
这一章是田晓菲对宫体诗的解读，也是最凸显其诗人气质的章节，拒绝简单的逻辑分析与概括。须得好好体会。但“断桥与六尘”是否一定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恐怕也只是捕风捉影吧。
第五章 幻与照：新的观看诗学
·蜡烛小传
·梁前关于灯烛的诗文
·观照的诗学
·水，火，风：体验幻象
作者在书中反复谈到优美诗歌的“节制”问题，感觉这一章就不节制，诗性思维泛滥，而理性思维匮乏。对于具体物象的细致观察、对于光影的敏感，是否就一定受了佛教影响？恐怕很难坐实，只是一种可能而已。
第六章 明夷
·《玉台新咏》的流传是偶然事件，萧纲还有许多非宫体诗的创作
·少年时代
·年轻的雍州刺史
·春宫岁月
·感知与再现
·末年
将萧纲的人生历程与其创作结合在一起，田晓菲对诗歌的细致分析，令人叹服。
第七章 “南、北”观念的文化建构
·南北之争
·征服者的文学观
·造作的雄健：“北朝”乐府
·采莲：建构江南
·表演女性：吴声与西曲
将“南”、“北”的文学形象条分缕析，颇见功夫。但是否“南北”只是一种建构，就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么？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八章 分道扬镳
·幸存者的回忆录之一：颜之推
·幸存者的回忆录之二：沈炯
·幸存者的回忆录之三：庾信
尤其是对庾信诗歌的解读，令人拍案叫绝。个人不太喜欢庾信的诗，太晦涩了，一首诗里n多典故，打乱审美过程。田晓菲却指出：要理解庾信，必须对他诗里的典故，有着全面的掌握，才能窥透背后的辛酸，才能欣赏其诗歌的精妙。强烈赞同，但知识储备有限，想要理解那背后的巨大的互文网，谈何容易！
结语/劫余：梁朝形象的浪漫化
唐代对梁朝的书写与想象。
这个谐音双关的结尾，再次透露了田晓菲的诗人才华。
《烽火与流星》读后感(四)：新颖的研究视角
这本书我买了读过，应该说非常精彩，特别让人感觉到从一个文学创作者转为学术研究者所写的学术论文与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者之间的很大差异，显示出很强的才气。这也是田晓菲先生的特长，文字好读，见解独到。即便是第二章对梁代社会文化背景的解读，一般很容易写成常识性的叙述，但作者的表述并不让人感觉浅显，令人想起浦安迪教授《明代四大奇书》对明代社会文化背景的描述。这是很多国内文学研究者的“历史叙述”所不能企及的。
我觉得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纯文学”的角度为宫体诗正名，认为宫体诗之所以繁复、雕琢，是因为创作者们不受文学外在因素的影响，致力于诗歌艺术本身的追求所致。这种视角有一定道理，但似乎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文学是技巧本身与思想意义的结合，没有深刻思想意义的作品既是文字本身再精彩、技巧再精致，也不会是最好的作品。今天我们之所以读不下去这类诗，还是喜欢读唐诗宋词，是有很自然的原因的。
《烽火与流星》读后感(五)：独到的研究视角、深切的文化关怀(一年前的书评，后面不足说的有点多了，惶恐）
独到的研究视角、深切的文化关怀
--评田晓菲教授《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
田晓菲教授的《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一书的中文版2010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新的田教授的学术著作。田教授关于古代文学的学术著作目前中文版的共有三本——《秋水堂论金瓶梅》、《尘几录—陶渊明手抄本文化研究》和我们要评论的《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这三本书呈现了田教授转向古代文学治学之后的学术道路和路向。《秋水堂论金瓶梅》是按章回详细评点来串联起整本书，其方法大略不出金圣叹以来传统小说评论方法的范畴，而立论颇新。《尘几录—陶渊明手抄本文化研究》一书注重陶诗异文，而能从文本细读出发，凭借作者杰出的文本阐释能力而重新塑造了一个与主流陶渊明形象非常不一样的新形象。提出手抄本文化并深度探究其如何影响文本内容、读者理解、作者形象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学者的视角。《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则以更加全面深刻的视角刷新了我们对梁代文化与文学的认知。这三本书渐入佳境，向我们呈现了一位海外青年学者对祖国文化的深切思量，其力图融合和超越民族视角的努力亦具有某种先驱性意义。本文重点评介《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一书。
此书书名来自庾信现存的最后一首诗——《和刘仪同臻》：
南登广陵岸，回首落星城。
不言临旧浦，烽火照江明。
田教授在书中自言“我愿意相信自己写这本题为《烽火与流星》的书，只是为了解读庾信这二十字的小诗。” 从一个角度看的确如此，田教授在本书中重新检视了梁朝的文学与文化，从而为解读庾信这首诗提供了坚实的背景；而解读庾信的诗歌，还是为了更深层地进入梁代的文学与文化。梁代，作者认为它不但不颓废，而且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昂扬精神，创造了灿烂的文学与文化。这是一个与以往学界观念很不相同的看法。田教授在本书中论证梁武帝力图奋发有为而皇权有限、描述梁代”文学的物质生产过程“、辨析梁代文学的口味、重塑宫体诗的形象、全面解读萧纲诗赋文本、描述南北方对彼此形象的建构、论述幸存者及后人对梁代形象的建构，通过这层层递进的努力，尽管有些结论还有商榷的余地，但一个新的梁代的形象确实被较为坚实地塑造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田教授体现了独立而又融通的视角和深切的文化关怀。本文试图在论述这两点的同时将田教授所确立的梁代新形象予以呈现。
田教授的书总给人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这是因为她非常喜欢“出奇”，但是她的“奇”总是和“正”紧紧相连，“立异”而能站立在坚实的土地上。我认为，这是由于她具有一种既独立而又融通的视角。
独立的一面表现在：
首先，她关注问题的形成过程，这包括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研究史的历史发展过程。她以此常获得新的视角而新见频出。很多问题在探究它们“层累地”形成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对象面貌本身有各种历史的变迁；对它们的评价历史中，有各种意识形态有意无意的遮蔽了或扭曲了历史的真相。所以田教授在研究过程中常常采用史家小传式的考察方法，本书中有落花意象小传、蜡烛小传、宫体诗评价小传、边塞诗小传、采莲诗小传等等众多的小传，正是这一思维的体现。这是一种辨证式的思维方式，。要探究真相就要拂去文本的积尘、研究对象的积尘、意识形态的积尘，而何者为尘的判定少不了哲学思维，整个问题的架构、多侧面的反观也少不了哲学思维。她会关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中国人不知道梁代的存在？谁在看低梁代文化？宫体诗从什么时候被认为是颓废的？她不去探讨南北文化如何影响文本写作这一问题，而是探讨南北文化的特质是如何在话语层次上被采莲诗、边塞诗这些文本建构起来的，这样就更深地触及到了问题发挥作用的根本。由此她能发现新的问题，具有更阔大的文化和文学反思视野，也更逼近了事实。
其次，田教授常常反观治学过程的各种意识形态，力图避免“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一点是她这本书的一个核心关注，贯穿始终。第一章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外交、军事等各方面对梁代文学语境做广阔描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政治阶层、经济和军事的角度来考量梁武帝的施政方针特别是选官和文教政策，得出了与传统史家相反的结论。这其中明显有对传统史家意识形态的警惕。田教授认为对佛教和宫体的崇尚不是梁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梁朝本身具有非常严重的、无法革除的政治、经济等问题。第二、三章则是从文本形成和梁代士人阶层、文学潮流的角度阐释梁代的文学语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从政治派别、组成人物、古人评论的出处、诗歌实践等几个角度廓清了梁代文学三派说的某些不合理成分，认为萧子显的三种诗体说更好地体现了梁代文学的不同口味。这里则体现了她对特殊时代下意识形态及其影响的警惕。第四章则为“余事”之乐正名。认为宫体诗这种无用而有乐的文学形式是梁代最大的新变，构成了对传统经典和文学主导思想的解构。在这一章里，田教授体现出她对传统儒家意识形态和诗歌诠释中“性别自恋”的一些警惕。第七、八章及结语，讨论南北观念的文化建构以及幸存者、后人对梁代形象的建构。在这一部分，田教授反观学术中的意识形态的理念得到最为集中的表现。
第三，对各种诠释传统保持警惕，这一点与上一点密切相关但范围更大。如本书第五、六章分别从诗学思想、代表性作家萧纲来重新梳理宫体诗的创作思想和成绩。认为宫体诗“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与宣传幻象、观照、聚精会神进行禅修冥想的佛教教义息息相关。”这里面体现了对之前各种宫体诗阐释传统（如认为宫体诗是关于女性和色情的诗歌、宫体诗描写物化的女性不带感情等等说法）的警惕，从而得出新看法。第七章分析梁鼓角横吹曲的来源之后说：“人们往往执著于传统观点，不去反省有些观点反映出来的文化、地域、民族与历史偏见。”这句话也很好地针砭了当今跨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纵观整本书，发人深省的新见频出。新见的基石则是一种融通的视角。这主要表现在田教授兼具诗人和学者的素质和她试图融合中西方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的努力这两点上。
先说第一点，诗人的素质使得它在解释问题尤其是阐释文本时可以借助想象力以连接已知与未知。比如对“乱霞圆绿水”的解释，认为是乱霞圆于绿水，即是如此。诗人对词语选择、语法张力、意象融会等创造过程的敏感，使得她阅读文本时可以更加灵敏、阐释疑难问题时常有新思路。它的坏处则是难免有过度解读的弊端，如因“落花就影”而想到欲望的满足。其次，诗人的素质使得作者在行文之时笔触更加感人，如前言里面说“归根结底，就像庾信的诗句显示给我们的那样，战争和毁灭是短暂的，诗的火焰却长存不朽，在诗人故乡的丘墟中熊熊燃烧。”让人兴起对梁代覆灭的深深痛惜之感，对文学力量的深深动容，是全书的点睛之笔。隐喻或象征等手法能够使言说更加深入，然而有时也有晦涩之嫌。
学者的素质是说作者所具有的诗学、史学、哲学的素养，作为一个学者的理性思考深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本书给我最深的印象之一是作者在探究问题时如剥春笋、层层深入，逻辑鲜明、稳扎稳打，到最后仍气完力徐、掷刀震柄。比如重新树立宫体的形象，一方面要阐述梁代文学的口味，这又是以廓清梁代文学三派说为前提的，要廓清这一说法，又需要从很多角度入手内外攻破其堡垒；另一方面是要从诗学和文本实证的角度来落实。此中概念的辨析、各种细密的考证、宏大的理论视野、作品的精到解读、整本书结构的搭建以至行文都需要扎实的理论、严密的逻辑、敏锐的洞察、极大的平静和耐心，甚至还需要行文的才气：这些方面，田教授已经体现出一位优秀学者的素养和气度。
再说第二点，田教授身处海外，具备超越和融合民族视角的优势。本书中既有传统的治学方法也有很多西方化的理念和思路。
传统治学方法如知人论世的方法在本书应用很多。全书的前三章对史实的梳理和重新评判都可以说是此种研究方法的体现。另外，作者常常梳理学术史、批评史以此来弄清楚问题形成的过程，如前面提及的第四章的宫体诗评论史、第七章的《从军行》、采莲主题写作史等。作者的“蜡烛小传”、“春花飘落始自何时”等等“小传”的写法体现了作者出色的考据功力。第二章尤其体现了作者的目录学功力。田教授极为服膺王夫之，则体现了她对古代学术史的了解和尊重。
除了传统的治学方法之外，又常常可见她应用一些西方化的理念和方法。主要体现在受到比较文学治学方法、海外中国学尤其是宇文所安的一些影响。西方化的理论概念常常出现，如在第四章论述《玉台新咏》是为女性读者编撰的集子的时候说：“这些女性之间的赠答作品表现了女性之间的友谊，不能被纳入以男性社会关系为核心的所谓‘男子社会性同性恋’的阅读框架”。中西方作品比较在本书中也很常见，通过比较，作品的意蕴、意象甚或诗歌意义与功能都有更明晰的呈现。如拿法国画家Goerge La Tourde的画作《玛格达伦和两支蜡烛》对镜中烛影的选择与梁代宫廷诗人对水中烛影的迷恋来比较；说刘孝绰的小诗之轻好比意大利作家吉多加尔康蒂“无风时的雪花”之轻等等。田教授常常在书中引用宇文所安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往往成为她一些重要观点的基础。另外，她的主要的研究角度之一——手抄本文化研究——是之前做西班牙文学时所采取的一个研究视角。宇文所安倡导的文本细读往往大篇幅地在她的著作中出现。难得的是，田教授融合这两个传统的时候左右逢源，如盐入水，已经更多地呈现一种融通的境地。
这本书最大的成果无疑是对梁代文学和文化新的阐释。这是建立在作者深切的文化关怀之上的。田教授的文化关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她关注文化的建构。六朝在一片远非文化中心的较荒蛮之地建国，如何在此地建立完善的文化和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心呢？作者认为这少不了对自己和他者的文化建构，尤其是以文学的方式。梁鼓角横吹曲为代表的边塞诗和《采莲曲》就是梁人对北方和自己的文化建构与描述。 这个建构不但奠定了当时人心目中的南北形象，甚至形成了后人的南北文化观念。这种观点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但是却不可否认是南北文化观念形成中重要的一环。另外，她检视文化建构的视野非常广阔，其中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她在论述梁代文学环境的时候采用了“文学生产的物质过程”这样一个概念，此一概念和赵师敏俐的“艺术生产论”概念颇有可以相互生发的地方。梁代文学、文化产生受到政治经济等各种影响，这些外在力量从书籍物质生产过程（手抄）、书籍流通过程（聚书、编目）、作者阶层形成过程、文学语境、诗学理念、作者个人创作实践等方面直接影响作品形成，是属于文化和文学的“生产”和“流通”范畴，而作品的解读、文学对文化的建构、后世的反观、这一反观对历史形象的建构作用等则属于“消费”和“消费”的反作用。在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前因”的研究、“生产”的研究很受重视，成果很多；“后果”的研究、“消费”及其反作用的研究，尤其是文学对文化的建构、后人对前人的建构却还有很大开拓余地。其次，她关注文化的毁灭。本书中作者一直在苦苦思索梁代灭亡的原因，第八章“分道扬镳”更是专门从幸存者的实录来思考梁文化的毁灭原因及影响。文化的毁灭和此种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密不可分，然而有时外力“以无厚入有间”，竟能夤缘际会摧毁看起来如此辉煌的文化，田晓菲论证的梁代情形即是如此。第三，对中国文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检视。主要表现在对儒家文化占核心地位所产生的一些辐射效应如汲汲于文的“用”，传统史家的一些意识形态，男性中心主义等等的反思。作为一位学者，文化关怀就不仅仅是一种情怀，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视野、研究的后发动力。
学者的哲学理念往往决定某些学术观点的深度。田晓菲在阐述南北文化形成的过程时，认为南北文化观念（如北质南文）是文本建构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客观现实的反应”。史家有些观点可能难免偏颇或大而无当，但是其中也有些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样因为对意识形态的警惕，作者对以经学为轴心的传统文学史局持解构观点，对诗亡而后春秋作、诗亡而后赋作（“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的文学传统持疏远态度，也许因为这一点，作者没有结合赋的传统中体物愈趋细致的倾向以及创作中的虚实关系这一文论的角度来综合探究宫体诗的写作特色。并且，作者也没有考虑到宫体的技巧在徐摛那里已经成熟，而徐氏所受的佛教影响并没有萧氏大，所以她似乎夸大了佛教对宫体诗的影响。
另外，作者的某些文论理解恐与实际有间。在论及萧纲文论时，说萧纲“不再把诗歌视为直接传达思想感情的透明媒介，而是思维和语言的艺术。换句话说，诗歌不是情感的‘再现’而是‘表现’”，这一点“与传统相比，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笔者认为，从所引萧纲《诗经·墓门》评语看不出萧纲的此点意思。萧纲一直是“思”、“辞”并言，将“思”阐释为“发虑在心”，这其实类同于传统对“志”的定义。“在辞为诗，在乐为歌”是拿歌词与音乐来对举，没有强调诗歌即是单纯的辞而不必有怀抱。从《周易》开始，中国文学传统就在强调“言有物”和“言有序”，内容和形式一直是兼重的。中国诗歌从来不是单薄的对情感的所谓“透明再现”，而过于强调主观“笔补造化”的“表现”在中国也从来没有脱离“质”，笔法的虚实、想象力的飞扬和拗新的句法字法从来都和意旨紧紧相连。我认为田教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也和她认为宫体诗是“无用”之文学有关。问题是，作为宫体诗“观照方式”的耐心细致的体察好比格物致知，恐无法全部消解其意义，所以从萧纲的创作方面也不能够呼应这一文论观点。另外，作者诠释萧纲作品时，以时间为经，以内容分析和萧纲文论为纬，没有按照艺术风格来分类，且艺术性分析似有不足之嫌。特别是萧纲的亡命诗，明显与端居圣明之时的作品不同，用前面的“对周围事物的敏感和高超的语言能力”似乎已经无法概括。此诗上可连接陶渊明，下可连接杜甫，作者只引用王夫之的评价，却没有详细阐释其中的“音节不乱”和“沉郁慷慨”，没有句法、字法、音节和风格等艺术方面的比较分析，让人略感不足。不过，这也许是作者自动的选择。
总体来说，这本书给了我们新的看待梁代文学与文化的视角，作者视野阔大、新见迭出，论证层层深入，其观点和方法都极具启示性，其文化关怀不但让人动容亦助成了她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成绩。不但对学者，甚至对普通读者，这都是一本值得再三品味的好书。
《烽火与流星》读后感(六)：学术态度及其他
我不知道这本书的读者定位是怎样的，但作为一个读书前对梁朝几乎一无所知的普通读者，我恐怕对作者提出的任何观点都无法置评。诚然，田晓菲引用了大量资料并进行解读分析，但这些资料本身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真实，是需要其他学者加以验证的。
在书中，作者再三强调当从资料得出结论，而非由结论选择、获取相应的资料。至少这种学术态度是值得称许的。且不论意识形态或是流行研究方法的影响，有多少人对历史的阐释不是以自己或“时代”的需要为目的的呢？或许这本就是历史研究的意义之一？文化和历史都是人为构建的，只是前者人工的痕迹更为明显而已。
近期在读《世说新语》时，发现或许我们低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价值。长久以来，大一统的思想传统和对统一的向往，让人们对“乱世”或是国家分裂的时代往往评价不高。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正是国家分裂、战争频仍、王朝衰落之时，文化兴盛、人才辈出，又或是商业发达。《烽火与流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自信、意气昂扬的梁朝，那也是一个个体生命价值得到尊重的时代。虽然短暂，但是光明。
另外，作者也提到对诗歌的解读和女性地位的问题。如果我们试图以尽可能客观公正的视角认识文学、历史亦或其他，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性别偏见恐怕比政治正确性更难以克服。
《烽火与流星》读后感(七)：美不胜收
“流星夕照境，烽火夜烧原”（庾信《拟咏怀》其十二）
这是被羁留在北方的梁朝诗人庾信，在得知隋朝军队攻陷江陵后所写下的诗句。庾信哀悼那个曾经“精力旺盛、充满自信”的江南，经历了多年的战火以后，从此一去不复还。在庾信的诗中，流星“是战争的征象”，而烽火则“宣示了更多更大的破坏与毁灭”。
不过，我更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诠释：流星，虽然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意象，它却如烟火一样，在沉沉的暗夜里绽放过最灿烂夺目的光芒；烽火，虽然“在平原上蔓延”，并充满了“恐怖之美”，它却是一个辉煌帝国在其生命之最末所迸发出的最后能量。梁朝是一个不过几十年（公元502年—557年）的短命王朝，但它仍旧是继汉以后、唐以前最风流、最精微渊雅的一个朝代；梁朝是一个亡于内乱外患的江南帝国，但它在台城烽火连天的最后日子中，仍旧没有失去自己的尊严及气度：萧衍和萧纲接见侯景的时候毫无惧容，反倒是侯景自己紧张惶恐，只能靠手下人代以应答。 难怪庾信黯然悲叹：
楚堑既填
游鱼无托
吴宫已火
归燕何巢
（庾信《拟连珠》）
当陈叔宝携着自己的爱妃跳进枯井里，天真地想躲避那如狼似虎的隋朝士兵时，庾信就明白了“俱往矣”。对他来说，江南，不仅有着虽远却可及的地理距离，更有时代上不可挽回的截然割裂。①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杜牧《赠别》其一）
田晓菲，笔名宇文秋水，生于1971年，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中古文学，晚明文学与比较文学。
田晓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才女：1984年，仅处于豆蔻之年的她就升入了北京大学研习英美文学；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1991年获得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看到这样令人艳羡不已的履历，让我们不禁想到了生于她之前200年的法国天才——让·商博良——或许只有他才能才气上胜过田晓菲一筹。
不过，田晓菲的才华并非如商博良一样体现在解读训诂古文字这方面，而在于她能够用那纤细如微尘的独特触觉去重新解读那个在历史上被“定案”为“颓废”、“浮夸”的萧梁王朝。凭借其对文字、诗歌细腻的处理，以及具有后现代意识的历史观，秋水将文学、历史学甚至哲学都融会贯通到一处；在作者笔下，我们看不到一篇被认为将会是僵化的、索然无味的文学史写作。同时，作者也多次强调“历史语境”的作用。只有将自身回溯到历史情境中，将自己的情感与思绪去体察历史人物的心灵，才能免于对文本的误读和产生历史解释谬误。此外，我们可以看出，糅合文学叙事和历史阐释是作者的主要写作手法。一方面，作者在文学史叙事之间穿插历史方法论，希望有助于读者还原历史语境；另一方面，作者也力图摆脱传统道学家那种因果相承、单一陈腐的解读模式。最终，她成功了。
行云流水的叙事、典雅的文辞，于恍惚之中，我们几乎忘却这是一篇文学史论文。
“日下房栊暗，华烛命佳人。侧光全照局，回花半隐身”（刘孝绰《赋得照棊烛诗刻五分成》）
其实，要写这本书的结构是很困难的，因为秋水没有给后来者留下多少空间，她在前言部分就已经有所叙述。于是，我只好班门弄斧：在对秋水的前言作出精简之余，也添上自己的笔记。
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梁武帝的统治”是作者对梁朝的文学世界“提供一个社会和政治文化背景”。这部分几乎涵盖了梁朝历史的所有重点，包括世家大族、士庶之别、侨州郡县、占山格、土断之法、不同意义上的南北对立、寒士与南人地位提升等等。同时，正如唐杜牧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作者也没有忽略使梁朝成为“异类”的重要因素——佛教——正是皇室信仰的不同使得梁武帝成为了后人轻易批评的对象。作者回顾梁武帝的佛教信仰，质疑道学家对他的无理批判，重新发现梁武帝“为是世俗君主设计的新身份、新角色”，并且认为她的“宗教思想和实践对中国佛教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看似枯燥无味的历史点。在作者看来，没有对这些史实的充分了解，我们就难以真正地“回到”梁朝、难以理解梁朝人的心绪，甚至重新陷入传统解读模式的怪圈里面。
第二、第三章是“勾勒文化版图”的上下篇。上篇着眼文本，从“手抄本文化”出发，探讨文本的产生与流传，以及它们对梁朝文人“构建文学史叙事”的重要作用。下篇关注文人，既肯定了寒族、南人在新兴之“文化贵族”里面的主导成分，又强调现代社会对这些文化新贵存在根本的误解。20世纪的主流文学史著作，都力图证实梁朝文学存在不可调和的派别之争，为了满足这一理论，甚至不惜扭曲证据。作者希望在能够还原梁朝文学的真貌，即文人集团内部存在一个对文学的共识，而且每个文人的写作风格都是独特的。
第四章“余事之乐”试图通过对“宫体诗”的诠释来重新定义“宫体诗”和《玉台新咏》。作者分析，以前对“宫体诗”的贬损是建立在政治性语言解读的需要上的，因此，以“无用和多余”之物作为题材的“宫体诗”，明显对传统的文化系统构成极大的威胁。重新界定“宫体诗”极为迫切。此外，作者在论及《玉台新咏》的写作对象时，用较为激昂的言辞批判那些漠视南北朝时代的女性读者圈的所谓“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者。她指出，这种故意扭曲史实的做法并不是“女性主义视角”，而是一种“倒置”的性别歧视②。此部分尤为出彩。
第五章“幻与照”是我认为写得最精彩的一章。作者留意到，梁武帝的佛教信仰明显影响到了梁朝的宫廷文学，由此，我们应该将其移置在佛教教义之下进行解读。梁朝的宫廷诗主要是对一系列瞬间的描写（作者将其定义为“观照诗学”），“诗人全神贯注的凝视照亮和穿透了现象世界”③，看到了那个表面浮华光鲜、内里却短暂虚幻的现实界。在对动与静、光与影、过去与现实的对比之中，梁朝宫廷诗迸发出极强的美学张力，应被视为汉、唐之间最绚烂夺目的文学成就。
第六章“明夷”是对“观照诗学”的继续讨论，而重点则寄予萧纲身上。一直以来，东宫太子、简文皇帝梁太宗萧纲都饱受误读与低估，抱有王朝宿命论的儒家学者可以轻易地将各种指责加诸萧纲之上。其中，以他为代表的“宫体诗”更是承受了历朝各代最猛烈的批评。但是，作者再次从手抄本文化的特征切入，认为从萧纲得以传世作品的数量来看，他必定是当时最受读者欢迎的诗人之一，其文学成就不容抹杀。
第七章“南、北观念的文化建构”追溯了南、北的形成。一直以来，我们以一种几乎成为思维定势的观念，以为北方“豪放和阳刚”，南方则“旖旎和温柔”。随着作者对南北朝文学的检视，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在后市几乎成为定式的观念，其实是中古中国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地域文化建构”的结果。
第八章“分道扬镳”是结尾的章节，作者跳出宏大的叙事框架，走近三个在侯景之乱后之“幸存者”——颜之推、沈炯和庾信——的身边，深度发掘他们被迫北迁之后的诗文，以一种带有温情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心路历程。这三人的作品，“都成了战乱、暴力与流亡的巨幅历史画面之下对个人悲剧的书写”，使人读至最末，不禁掩卷轻叹。
“南登广陵岸，回首落星城。不言临旧浦，烽火照江明”
（庾信《和刘仪同臻》）
不知道与秋水的女性身份是否有关，《烽火与流星》这本书润释了多个学科之间本该存在的、明显的界限，文学、历史、哲学以及美学欣赏被作者以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笔触悄悄地带到了一起。诚然，在学术著作里，学科之间界限确实可以被打破，前人之述亦备矣。可是只要我们留意——尽量向秋水的那种纤细似微尘、轻柔如白雪的感觉靠拢——就会发现“打破”和“润释”之间的根本的差距。先生们常常教诲我们：读书，需要带着批判的眼光，从作者的逻辑顺序、史实编排、史学理论等方面找出其中的错误。但是，我也知道，人总是有其特殊的癖好的。对于这种充满美感的著作，在首次阅读中，我更愿意以审美的目光去品味它，而不是在未曾融入作者的世界之前就横加轻浮的批判。
统治了近五十年的梁武帝可谓是梁朝命运的最佳写照：一方面，他创造出来的文化盛事图景令所有的文人无比向往，他努力维系的佛教人间乐土让平民百姓过上了一段安稳的好日子；不过，在另一方面，每当道学家要批评佛教以提升儒家的地位时，他总是首当其冲，仅仅因为他是亡国之君和佛教信徒。他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历史的不公平性正在于此。
大抵是梁朝文学的唯美、优雅感动了秋水，她决意要突破传统的诠释模式，为那些被严重低估的人重写历史。我们都知道，当人们力求在一系列的事件之中寻找出一个符合某种理论的解释，那么他们总会成功的，就像1903年法国南锡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布朗德洛特宣称自己发现了能够增强电火花的N射线一样。萧梁王朝是敏感而脆弱的：它是一个短命的、在道学家眼里属于“异类”的时代，既经不起后人对它过分的、甚至扭曲性的解读，也经不起道学家站在“上帝的视角”，借助一系列荒诞不经因果关系去对它进行诠释；因其统治时间之短暂、因其信仰上的“异端”性、因其诗作在题材和情感方面超前性，萧衍、萧纲等兰陵萧氏的杰出代表们，在一千四百多年来被道学家们不断扭曲、误解，最终成为了那些在史书中充斥着“颓废”气息的尴尬角色。秋水最终为我们揭示了，萧梁王朝的形象是被后世有意识地建构出来的，是儒学信仰者们的集体欺骗行为，并不是其历史的真貌。
“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李商隐《南朝》）
正如所有的历史叙事一样，《烽火与流星》向我们展现的并不是梁朝的全貌：那样一个康强恢弘、创新进取的大时代怎能被一本三百余页的小书所完全包含呢？也正如秋水所言，对过去的重构，多少总是一个试图把时间废墟中的碎片进行重新拼凑的过程。被拼凑在一起的图片不可能完美地再现历史立体的原貌。
但是，历史的动人之处不正在于此么？
我们明知自己的知识极为有限，反而，我们却可以自由地发挥想象力，用敏感的心灵去触碰那个“充满了暧昧光影和暗淡角落的古代世界”⑥。
“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自前”（萧纲《乌栖曲》）
窃以为，文字之美，甚于图影。
文字是一种难以驾驭的不可名状物。假如作者过分压抑自身的情感，那么文章就会失去鲜活灵动的感觉，而变得如清水一般索然无味，如八股文一样死气沉沉；假如作者过于奔放，则文章或能以其浓重的情感打动读者，却终失去强烈的艺术效果与最深刻的情感效果。只有节制，只有在一种优雅和审慎中，文字才能产生最触动人心的效果，以致于“跃然纸上”。
文字需要想“像。这里的“像”，是指由文字描述激发的，经过人类大脑的思考、制造的能力创造或者再现的第二性物质。而图画、影相等等，都是这个“像”的各种代表之一。图画、影相这些，就像现代社会：人们一打开电灯就可以完全照亮某个特定的空间，不留一丝幽暗；而文字，则如同古代社会：人们点燃蜡烛之后，光线因为光源不强，以及窗上的窗格子、走廊上的珠帘丝帐等诸多因素的阻碍而未能遍及。四周都是光与影交汇相生的世界，斑斓杂驳。
因此，文字要求更多更强的思维能力。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有天赋就能做到的。但是，一旦做到了，我们或许就能更好地体察那个“充满了暧昧光影和暗淡角落的古代世界”。
《烽火与流星》读后感(八)：非正式書評
田曉菲受到宇文所安的文本細讀的訓練，在這本書還是很鮮明地表現出來了，許多地方解讀還是很別致的，尤其將宮體與佛教的對讀，也頗為精緻。但田曉菲沒有接受中國解釋文本的傳統型訓練也很明顯，對詩歌風格的把握很欠缺，常常將詩歌內容等同於詩歌風格來做判斷，比如第258頁到259頁所引四首詩，第一首與後面三首的不同多么鮮明，難道僅僅都寫入郎懷而就相同嗎？要問如何的不同，接受最傳統訓練的讀詩法，會告訴讀者第一首的南山、北山這樣闊大的景物，就很帶有北方的特色；而後面三首都是從細微處入手，這區別太大了，田氏竟然讀不出，我想，這不是她沒有文本細讀的工夫，而實在是不能把握傳統文化之故。
顛覆傳統的觀點是容易的，田氏書中提到的很多可能性也很有見地，但都是流於空說，沒有給出證據，比如與上面相連的257頁到258頁批評梁啟超將南北想得“異常簡單”，但田氏的複雜在哪裡論證了？其實，我覺得，南北文化差異并非想像出來的，遠的不說，明清之際顧炎武南北奔波，也有感到南北之不同，這是出於實際的體驗。田氏久居海外，大概以京津一帶想像了全國，這真同井底之見。我雖沒有生活很多地方，但家鄉吉林、讀書北京、工作嶺南，亦感到南北差異之大，這絕不是想像、建構出來的。同樣是討論南北問題，田氏所論既顯得衝動，也很無力，與趙園在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中所論的深度真難相比。
田氏固然勾勒出了一個豐富的梁代文學，而且，她的感受力也很敏銳。但是學術研究并非建立在個人的想像上，正如她批評前代研究一樣，我們需要大量例證，特別在駁斥他人觀點時，我們需要舉例說明。
此外，一代學術觀點是有其歷史的、政治的、文化的語境的，所以，我們在談論一代學術觀點時，是不能忽略這些學術觀點生產的方式。田氏將一些極左時代的觀點拿出來批評，也不分析當時的學術生產模式，實在缺少歷史感，這樣的論述倒不像海外漢學家的筆調了，簡直略同于八十年代國內學術界的情形了。在這方面，我也不覺得田氏有多少超越性。
最後，再說說田氏的文筆。以前讀她翻譯宇文所安的書，覺得她的文筆很好，現在看了她譯自己的著作，羅嗦乏味，還有很多的翻譯體的長句子，不知道她怎麼倒退了。尤其令我驚歎的，她常常使用“宣稱”這個詞，“禮記”即便加了引號也沒有“宣稱”，它只是一部記載禮的書。更難以捉摸的是，她竟把晉朝的南渡，對江南的開發，比作殖民者，田氏是否明白殖民的意思呢？還是原本在英語里沒有合適詞彙，就可以隨意亂蓋帽子呢？宇文所安確實在解讀中國文學時有獨到之處，但是他的弟子如楊曉山、田曉菲均沒有這樣的真傳，顯得力道非常孱弱。而我猜測宇文先生不會作九斤老太之嘆的。
在書上批了數條，回來之後已無興趣迻錄，略撮其要如上。這幾年海外漢學頗多沾沾自喜，大有領導中國學問責任之感，其實其疏漏很多，這些著作作暢銷書給略有文化的小資們潤嗓子尚可，拿到學界去深究，往往破綻百出。海外漢學確有些聰明之見，但這樣的見解需要放到學術史的框架里去，一方面是他們要尊重中國的學術傳統，一方面是也要把他們的思考模式放在中國的學術傳統里考量一番。中國學術有自己的認知方式、傳承脈絡，尤其典籍的私家傳授、詞語含義的解釋等等，研究中國文化要在這樣的語境內部去考察；外部的看，即便看得很新奇，包括懷疑這些典籍的流傳真偽等等，其實是隔膜的。
羅嗦了上面的這些話，我還想補充一點的是，宇文所安和田曉菲似乎都很懷疑中國典籍的流傳問題，提出手抄本、定本這類說法，其實是想證明中國傳統的典籍不可信。這實際上因不能信任中國私家師弟傳授所致，但中國學問至少從孔子時代開始，私學就非常興盛。我們也常常看到典籍里說到某一學問因無傳人而最終失傳，但還是有很多得以流傳。大抵私學到近代被大學教育所毀滅，以致很多學問終於無傳人而失落。記得鄧先生曾說起一近代孝經專家，選取錢仲聯等人去繼承他的學問，但錢等人終於興趣不在這方面，而使孝經一家經解失傳。這些海外漢學家開始懷疑典籍的問題，實際上沒有意識到在傳統中國這樣私學的影響力；我想，黃侃那代人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中國學術會從他們之後因喪失私學而失落的，乃至被一群無知的漢學家懷疑。
《烽火与流星》读后感(九)：言说有尽，意韵无穷
看罢田晓菲的《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从中看出许多文学与言说的真谛，以及诗歌、文学在梁代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父子对文学的推崇与热衷带来的魏晋之后的南朝文学的短暂如流星的璀璨光华。言说有尽，意韵无穷。文学的深厚底蕴，一直是古往今来有志於文字的人们所寻幽觅胜的“桃源”，这恰恰正是现实中当下人们所阙失的语境和体悟。
晓菲女士在书中引用庄子与惠施关于“无用”之用的一段辩论，庄子在言说中陈述了：“知无用而始与可言用矣”、“人之所用容足耳”的观点，人立於天地之间，容纳人之所立之地不过“立锥之地”、“方寸之地”，而天地万物之无穷，这种“余地”才显出其价值。现今人们浮躁功利，文学被视作“无用”，或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在某些人眼中，文学，只是供人赏玩的闲适之志趣罢了。而文学中的“多余”、“闲情逸志”，比如被视作宫体诗、浮华空乏的诗歌文学，一直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也容易为别有用心的佞人所篡改、灌输於后代子孙。其实，闲适、旷情、幽思、遣怀，都是文学表现与传达中很传神的文字空间，伤春悲秋、逝水流年，有时这种情愫也是诗人灵感生发的触媒……年华易逝，生命的悸动，季节变换，斗转星移，都是文人墨客悲凄於时光流逝、运命无常的题材。
庄子云：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老子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言有尽，意无穷。惟有体会言说、文字的有时会有的盲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韵味，才会深得其中三味。文字的功用是文为心声，只有心灵的交会，才会领略作者的本意，只有对文字的“寻幽觅胜”的探寻，抑或可能达到“思接千载”、与古人对话的内心感受，或是与现当代的作家产生心灵的共鸣和回响。文字之传递的是人文关怀，亦可能有性情的交融，文化的传承，理性的启蒙，生命的悸动……正是为此，才有我认同文学超於哲学、心理学的心理攸同之感，周辅成先生所谓第一流的天才是文学家，私意颇赞同。
云光山色逝，雾霾冬景浓。长空不见日，怅叹迷途艰。长夜漫漫，无心睡眠，阴云掩冰轮，朔风蔽天罡。最近心境不佳，夜间又有轻微咳嗽，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沉浸在文字的天地之中，似乎能暂缓心中的苦闷。深夜，“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神思无所止，披衣展卷，思接千载，与古人作秉烛之游，亦是一番乐事……
淡淡的余绪，让人难以尽述，还是留待下回再诉诸於文字之间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生命是如此无奈，心中的无限话语化作笔墨之漫游，言说有尽，意韵无穷……诚然如太白遗韵“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那淡淡的风逝，何时能入魂梦来？
《烽火与流星》读后感(十)：萧梁流星
梁朝的历史一直隐没在魏晋南北朝的笼统说法中，被轻易地一笔带过。既没有前汉后唐的巨大体量，也缺乏魏晋时期张扬的士人特色，加之国祚短暂，梁朝就像长句之间的一个逗点。提到到梁朝往往会想到《文选》，《玉台新咏》，永明体，宫体诗，除此以外再无他。然而即使是这些文化成就中也充斥着后人陈陈相因的误解。
《烽火和流星》一方面梳理了梁朝的文化历史，另一方面也对文学上的误读做了大胆的质疑。相比于传统的文学研究中的观点，此书提供了很多新的角度。对于梁朝文学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对梁朝历史的评价的影响。在后世史家对于解释历史兴衰的焦虑的驱使下，梁朝的大肆推广佛教，推崇淫靡的宫体诗等等很自然被当做是导致梁灭亡的原因之一，继而史家对此大加挞伐，告诫当朝的统治者不要重走老路。一轮对历史的解释就此完成。而这样的历史解释又影响到了对文学的解读，为了印证这样的历史观点，研究者有选择的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向预设的立场和结论一步步靠近。这样历史和文学的双重误读的恶性循环使梁朝的形象逐步定型，形成了如今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
这里录几点有意思的地方，文本的流传和保存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像如今我们奉为经典的《文选》和《玉台新咏》在当时未必是具有代表性的选本，而仅仅由于它们流传至今，便被误以为代表了时人的口味。
有关几首是是系于萧纲还是萧绎的名下，隐含了研究者对两人的评价，然而这种评价未必确切，例如萧纲作为太子就一定较为正经。历代的研究者无一例外都受到这样的想象的影响，而对诗歌归属的安排又强化了这种想象。
宫体诗的选取和解读也充满了玄机。之前对于宫体诗只有一个模糊而负面的印象，唯一的闪光点是发展了永明体重格律的特色，为唐诗做了铺垫云云。以经典的，或者说比较主流的积极的诗歌解读路数来看，这些宫体诗自然是无用并且带有危险的。一切不可以归为有用的文学作品都让人头疼，要么尽力的为其找到合适的位置，要么干脆贴上负面的标签被弃置不理。然而以梁朝人充满佛教观念影响来观察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值得关注的地方可能大有不同。在书中仔细的分析的几首描写烛光和影子的诗。皆是充满了对周遭的细微观察和对时间流逝的极端关注。诗歌的氛围是近乎凝固的，因此任何的变化都值得关注。虽然写的都是生活中的事，然而又让人感觉到是悬浮于生活之上的。作者以一种陌生的眼光来看待简单的事件，因此取得了这样的效果。
《玉台新咏》编纂对象的研究，以及对诗中女性视角的质疑都很有意思。南北想象的建构和成形，以及这种想象背后的心理，突破想象的定势的努力等等，也是我之前没有考虑到的领域。
看了《观我生赋》和《归魂赋》，努力在铺陈中找的作者的隐藏情感，无论是颜之推还是沈炯都在努力为自己多舛的一生寻找原因，在荒唐中提炼出有益于后代的不变的准则。然而荒唐就是荒唐，就像谁也料不到颜之推的儿子会这样惨死一样。
《梁武帝西来演义》很想看，然而在一套《古本小说集成》中，两本孔网盛惠100。
总是是一本对我很有启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