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耻》是一本由[英] 萨尔曼·拉什迪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页数：24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羞耻》读后感(一)：最深的羞耻以及无耻——读拉什迪《羞耻》
“当她父母承认她不可改变的性别，按信仰的要求，顺从真主，就在这一瞬间，拉扎怀中这个崭新而安静的生命开始——这是真的！——脸红了。”这是萨尔曼•拉什迪《羞耻》里的内容。书中拉扎•海德的儿子还没来得及出世就在母体里被脐带勒死了，但他一直深信真主会把儿子还给他的，所以当知道现在这个顺利出生的婴儿竟是女孩后，海德和妻子毕奎斯感到既惊讶又失望，从此这个叫苏菲亚•奇诺比亚的女孩便成了他们的耻辱，苏菲亚似乎感觉到了这一点，刚出世便涨红了脸。“脸蛋涨红的苏菲亚•奇诺比亚！那时，即使是那时，她已动不动就感到羞耻了。”
这是第一部译介到中国内地的拉什迪作品，书的封面上印着作者那“聪明绝顶”的素描头像，一副老顽童般的表情，眼神狡黠而犀利，与他那“惹是生非”的人生颇相符。拉什迪1947年生于印度，在伊斯兰教中产阶级家庭成长，14岁时举家迁往巴基斯坦，后移民英国，在那里读书、工作和写作。了解了拉什迪的人生历程，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他那些关注亚洲伊斯兰世界的作品，它们曾给包括作者、译者、出版者在内的许多人招来杀身之祸，拉什迪本人被宗教领袖下达了全球追杀令，多年间过着有警方保护的“地下生活”。
《羞耻》出版于1983年，围绕“非理性的宗教和政治暴力是导致社会的羞耻以及无耻的根源”这一主题展开，拉什迪说，在羞耻与无耻之间有一个轴，我们转动它，两极的气候条件都是最极端和恐怖的类型，无耻、羞耻：暴力之根。这本书不仅是在影射巴基斯坦建国后的动荡历史，也折射出深陷于这种羞耻和无耻中的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现实困境。而当新世纪到来后，本•拉登以野兽的方式将这一困境下的阴影带给了全世界，也给了那些冷战后对人类社会发展过于乐观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当头一棒，使他们终于想起除了上帝之外，还有一个真主安拉，他与拉登一道让西方在伤痛之余感到了脸红。
《羞耻》那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让人很容易想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确，也只有在伊斯兰世界和拉丁美洲这样原始、蛮荒、神秘、惨烈的土地上，魔幻与现实才可能被离奇而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它无非是荒诞主义的一种文学化表达手法。昆德拉笔下人类现代社会的荒诞是庸碌、消沉和无为的，这种灰白色调不可能产生任何幻象。拉什迪笔下亚洲土地上的荒诞则具有和这片土地一样的特质，颜色艳丽到残酷，幻象丛生以至于寻不到出路。所有现代性的东西，包括民主与自由，一进入它的万花筒都变得亦魔亦幻起来。
襁褓里满脸通红的苏菲亚（她的父母正失望地以羞耻的目光注视着她），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里，我选择这个最简单也最吸引我的意象作为切入点。拉什迪在书里介绍说，三个真实的人组合在一起，使他塑造出了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苏菲亚。第一个人在伦敦被自己的巴基斯坦父亲杀死，原因是父亲怀疑她跟一个白人男孩发生性行为，给家里丢脸，只有她的血可以清洗这污点，“这个悲剧更令人难受的是，那父亲对被他宰掉的女儿怀有巨大而明显的爱，而备受困扰的亲友们则不愿谴责他的行为……在我们这些人的成长过程中，名誉和羞耻是家常便饭……男人会把他们的最爱，献在他们荣誉的残酷祭坛上”。第二个人是个在伦敦地下铁里被一群男孩袭击的女孩，“事后，她回忆被殴打时，不是感到愤怒，而是感到羞耻。她不想谈论发生的事情，她没有向警方报案，她希望故事不会传开……望着我电视屏幕上那些冒烟的城市，我见到一群群青少年在街上奔跑，羞耻燃烧在他们的眉头，把商店、警察盾牌、汽车给烧了。他们使我想我那位无名氏女孩。把人们羞辱得久了，他们的野性就会爆发”。第三个人是个在停车场里离奇地自燃烧死的男孩，“我们是能源，我们是火，我们是光。找到钥匙，一脚踩入那个事实，一个男孩开始燃烧”。
三个生存在西方的亚洲人的“鬼影”组合到一起，拉什迪把这个组合体扔回他们祖辈生活过的土地上，并让她患上脑炎，变成白痴（很有可能是被她那仇恨她的母亲打的）。在白痴苏菲亚最初的成长历程中，她动不动就脸红，红得像汽油燃烧的火焰，她“在这个世界只要被别人注意，就会失控地脸红。但是，我相信，她也为这个世界而脸红”。脸红的苏菲亚是纯真的，她的心智发育得很缓慢，而正是因为这种缓慢，“她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便多少保持干净”。在一片布满羞耻却又不知羞耻的土地上，一个心智不全的小女孩，脸上时不时就浮现出纯真的红晕，在我看来这是全书最魔幻最迷人的一个意象，是一个“搞错的奇迹”。但是别忘了，苏菲亚是一个矛盾交织的组合体——“把人们羞辱得久了，他们的野性就会爆发”、“ 我们是火，我们是光”——后来当苏菲亚丢弃脸上的红晕，也便是她爆发与燃烧之时了。在讲述这些之前，在苏菲亚红晕的映衬下，还是先让我们来看看这片羞耻而无耻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吧。
现在的任务交给故事的男主人公、苏菲亚的丈夫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他给我们的意象是肥硕、丑陋，当然还有无耻。奥马尔出生于边境市镇Q镇（作者说它并不真的就是巴基斯坦的奎达）一座封闭的大宅中，大宅是他的土财主外祖父老沙克尔修建的，那时正值英国殖民时期，老沙克尔在本镇居民的聚居区和殖民者的军营区之间建起了这么座宅院，他的三个女儿被幽禁其中。老沙克尔死后，三姐妹敞开大门，请来军营区的英国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大部分镇上的本地名流都没得到邀请，舞会过后三姐妹便在镇上居民的咒骂声中成了Q镇的耻辱，“红罂粟般的羞耻”！
那个狂欢之夜过后，三姐妹中的一人怀孕了，在Q镇居民的咒骂中，她们关起院门，同时做起了孕妇，仅靠一架升降机与外面联系。外部世界，无论居民还是真主，都被她们拒之门外。说到底，她们拒绝的是那个世界里的羞耻，既然逃不出那世界，就把自己幽闭于其中。
奥马尔出生于外祖父过世的那张大床上，三姐妹都是他的母亲，在这个幽闭的母国里，他从不知道羞耻是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奥马尔越来越渴望到外面去，在12岁生日时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他背起书包从升降机里到Q镇上去上学。正如镇上的人所咒骂、预料甚至希望的，这个荡妇们的小崽子是那么地不知羞耻。在如镇上人所愿干了些无耻的事情（例如搞大女孩的肚子）后，18岁并且已肥硕无比的奥马尔，坐上了去首都卡拉奇读医学院的火车，终于逃离了Q镇，逃离了那三个“老巫婆”。两年后，“老巫婆”们来信告诉他，她们又给他生了个弟弟。
奥马尔在南方求学和工作的日子里，这个国家正处于独立后的纷扰中，邻国的威胁、自身的分裂、权势的争斗、军阀的混战、殖民的伤痕，当然还有头上的真主安拉。拉什迪以现代主义谐谑、诙谐和反讽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纷扰中的无尽丑恶。这是个既没有英雄也没有枭雄的时代，更糟的是还没有民主与自由，连上帝都没有，公民做不成，只能诞生出无数混迹于世的小人和小丑。拉什迪由此揭示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社会困境，民主、自由、亲如兄弟，民众热切拥抱这些东西，但为什么那些以民主的名义和方式被民众拥护上台的执政者，没多久就又都变成了独裁和制造混乱的混蛋？民众所能做的，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把一个独裁者推倒，然后再以民主的方式让另一个混蛋上台折腾一回。全能的真主在哪里？他正在天上，满意地注视着下头自己那热火朝天的地牌，或许还会向上帝炫耀这一点。上帝不动声色，后来安拉就派拉登去扎了一下上帝的屁股。
在这被羞耻和无耻搅得热火朝天的世界里，肥硕的奥马尔在干什么？现在他不但是一位出色的医生，掌握催眠调情术的他还是个泡妞高手，和花花公子伊斯坎德•哈拉帕臭味相投，他们整日沉浸于声色犬马的温柔乡里，无耻到底。但在伊斯坎德40岁时，他竟放弃淫靡生活，组织“人民阵线”，成为“不完全的”平民总理，做起了正经的恶棍。奥马尔则被他扫地出门，像踢一条狗一样踢出了自己的视线。伊斯坎德成为总理后，干了件在将来会让他追悔莫及的事情，提携正被凉在一边、曾因争夺情妇而与他闹出不愉快的拉扎•海德为陆军将军。后来的事情是，海德羽翼丰满后利用军权推翻了伊斯坎德，做上总统后干掉了这个曾提携自己的人。
在被伊斯坎德丢出门的前后，奥马尔身上还发生了另外两件影响他一生命运的事情。其一是他得知自己那从未谋面的亲生弟弟，死于曾在Q镇驻军的海德所发起的剿匪行动中。其二是奥马尔救活了病危的苏菲亚，他也由此在被伊斯坎德丢开后熟识了海德一家。最终奥马尔忘掉其一，紧紧抓住其二，成了海德的女婿、苏菲亚的丈夫。当然，连拉什迪也从最善意的一面猜测，奥马尔和苏菲亚这对特殊的老夫少妻，大约是有爱情在其中的。
总之，苏菲亚在两次发病后，那个救回她的50岁的男人成了她丈夫。与其说是发病，不如说是发疯，第一次她撕咬了很多搅得她母亲心神不宁的火鸡，第二次她在自己妹妹的婚礼上又差点咬断自己姐夫的脖子。从那以后苏菲亚再也不会脸红了，在她体内魔鬼已占据了主动。当这个故事失去了苏菲亚脸上的红晕，羞耻和无耻的两级便剧烈摇摆与碰撞起来。在海德不择手段地当上总统的前后，他的白痴女儿（他的羞耻）终于完全被魔鬼所掌控，连毒药和麻醉剂都无法抑制的野性爆发出来，蜕化为了祸害人间的野兽，真主都被它（她）所藐视。
在苏菲亚变成野兽并展开报复时，我要兼顾一下这个故事里的其她几位女性人物。拉什迪在这本书的第三部的结尾说，这本是几乎过度男性化的传奇，但女性似乎已接管了这个故事，她们从故事的边缘齐步走来，要求把他们的悲剧、历史和喜剧包括进去。“一个社会，如果其社会准则和性别准则是专断的，如果这个社会把其妇女压碎在难以忍受的荣誉和财产的重负下，就同样会催生其它类型的压制……她们的锁链绝不是虚构的。它们存在着，并且愈来愈重……到最后，一切都在你面前爆炸”。男人把故事搅成荒诞的闹剧，女人的任务是控诉这种荒诞，对现实中混乱的伊斯兰世界而言，这是最真实而恰当的安排。《羞耻》里每个女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来执行控诉的任务，沙克尔三姐妹的方式是阻隔世界、自我囚禁，伊斯坎德的女儿阿朱曼（她的现实原型应是在两年前被暗杀的巴基斯坦铁娘子贝•布托）的方式是像男人一样战斗在这世界里，海德的小女儿纳维的方式是把自己弄成一具吊在绳子上的僵尸。
要特别提到的是海德的妻子毕奎斯和伊斯坎德的妻子拉妮，两人是表兄妹，都嫁给了一个追逐权势的男人，并且都被自己的丈夫所冷落。曾是国王女儿的毕奎斯一直都自命不凡，人生目标是当王后，但却成为一个失败的女儿、妻子和母亲，活在埋怨与怨恨、羞耻与无耻中。在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并看清这世界后，她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裹在衣服里，就像当年在自己父亲被炸死的现场，她被热浪剥离得一丝不挂一样。尽管被冷落，但毕奎斯一直陪在海德身边，在他被推翻后给他穿上自己亲手做的女人衣服，带他逃亡。与毕奎斯相比，拉妮则是个与世无争的女人，从不抱怨，纵使被丈夫远远地扔在一座庄园里。丈夫死后，拉妮为他收尸，并把自己在被海德囚禁期间所绣的十八条围巾送给女儿。拉妮把伊斯坎德一生的罪与错绣在了那些围巾上，这个一向逆来顺受、不问世事的女人，却交出了最直接的一份控诉，对丈夫也对那个世界。十八条刺绣围巾，可谓是伊斯兰世界的浮世绘，实在是拉什迪的神来之笔。
回到女主人公苏菲亚，她在蜕变成野兽后，以决绝的报复展开了最深重的控诉。在她对人类的报复过程中，总统海德被推翻。垮台的海德穿着女人衣服，和妻子毕奎斯以及女婿奥马尔逃到Q镇，奥马尔带他们进入了那座宅院。三个人都疟疾病发，三姐妹并未救治他们，也无药可救。毕奎斯病死，海德活过来，却被三姐妹杀死在升降机里，她们没有忘记她们的小儿子是怎么死的。
那一天的黄昏，当Q镇的居民突然发现那座神秘宅院的大门竟然开启了后，他们鱼贯而入，积聚半个多世纪的已经遗忘的仇恨，激励着他们对这座已显倾颓的老宅进行了打砸抢，并惊讶于他们这种行为。三姐妹已不见了踪影，人们只在最顶端的屋子里发现一个病怏怏的老头，他正躺在自己出生的那张大床上。
奥马尔感觉到了，野兽苏菲亚，他从未碰过的妻子，终于寻到了宅院里。他站在床边，“像新郎在新婚之夜那样等待她”。新娘来了，掐住了他的脖子。“他的身体被抛离，像一个昏头昏脑的醉鬼，之后她体内那头野兽再次退去，她站在那里傻乎乎地眨眼，双脚不稳，仿佛她不晓得所有的故事必须一齐结束，不晓得那火正在聚集力量，不晓得在那个惩罚之日，法官也不能豁免受审判，不晓得那头羞耻的野兽之力量，不可能永远被约束在任何血肉之躯的框架内……”故事在摧毁大宅的爆炸中结束了，爆炸所升起的云，悬挂在现场的虚无之上，“状如一个灰白，无头的巨人，一个梦的形影，一个鬼魅，抬起一只手臂，作出告别的姿态”。
这便是最深的羞耻以及无耻，够了，让我们静一静吧。可以预料，某些满口柔情仁爱的说教家会批评这个故事竟然如此血腥和野蛮，竟然没有爱和希望。这的确是个真实得没了爱没了希望的魔幻故事，但它所带来的震撼与反思，比任何无谓的说教都更切实。最深的羞耻以及无耻，让我们静静地想一想吧，在我们还会脸红的时候。
2009年9月20日
《羞耻》读后感(二)：读萨尔曼•拉什迪的《羞耻》
黄孝阳
这是一次超出我经验的阅读，就连阳光在其文本之中，亦如一头蛰伏的怪兽。该怎样来描述这本由“在文学史上，也许没有第二个作家的脑袋价码高过于他了”的拉什迪所创作的《羞耻》？出版商提供了标签“这是一部充满讽刺、揶揄与怪诞的小说。”但我个人更愿意把它视作“一本充满疯狂、残酷与恶毒的小说”，尤其是恶毒——尽管是在一层被刻意营造出的荒诞不经之氛围的笼罩下，它们也并非完全是因为“四脚的情妇们”、“地震是由天使从石缝里出来时引发的”、“他死翘翘从子宫出来”、“想象让一条鱼爬进你的肛门，一条鳗鱼在你内脏里吐沫”……以及通篇的要从纸上溅到人脸上的粗言秽语所诱发。作品中人物关系的可憎、互憎（毋论父女、情人、夫妻、兄弟、姐妹等），与作者行文的轻松戏谑，形成巨大反差。这反差犹如深渊，让我踏足于悬崖上，晕眩，有生理上的不适。
全书五章，结构繁复、严整。第一乐章快板，采用奏鸣曲式，节奏明快，却是建立在一个临死的鳏夫诅咒三个被自己幽闭于深宅中的女儿为“娼妇”的基调上；第二乐章速度徐缓，笔调间有大小提琴的迂回曲折，但那些可怕的故事着实让人望而生畏。善是缺席的，有的只是被贪婪、傲慢、淫欲、嫉妒、懒惰、饕餮、暴怒所驯服了本应该呆在地狱的生物；第三乐章略快，喧闹，由“那个被深爱着她的父亲所宰掉的女儿”尸体敲下第一个音阶。如在一个没有光线的屋子里隐约听见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各样的笑声（尤其是作者本人阴冷的笑声）不断敲打窗户，那个拥有非凡美貌的阿朱曼终于流着眼泪得出结论“人生是屎”；第四乐章是旋风，作者的笔猛地加快速度，句子与段落里出现雨点与雷声，然后母亲告诉女儿，她父亲被绞死时，“眼睛会凸出，脸变青。舌头伸长”。而另外一个上吊的妇人，“因为她怀孕的体重，把第一根绳子绷断了，但她没有被吓倒，还在卧室里洒香水，以掩盖她死去时流出的粪便的臭味”；第五乐章是审判日，本该庄严神圣，哀歌齐鸣，却又仿佛是一只脸上涂着黑油漆的鬼魅，让人（至少是我）在读完最后一页，就想赶紧把它扔远一点。
据说这部小说不但“影射”了巴基斯坦动荡不安的近代史，更“中伤”了巴基斯坦前总统齐亚•哈克与著名的布托家族。坦率说，我讨厌这种肆无忌惮的的“影射”与“中伤”，讨厌这种拙劣的但极有效的商业策略，讨厌作者不厌其烦地对羞耻这个词的强调。诚如作者所言，“我所写的绝非仅仅是巴基斯坦”，若把巴基斯坦、布托、齐亚•哈克等现实中的地名、人名一一剔去，换成乌有之乡、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我相信小说会因此更为清澈。而羞耻更应该是从人的内心长出来的，犯不着作者本人跳出来指手划脚。
我承认，在这部庞大、复杂、始终动荡不安的文本中，我的确看见了历史的吊诡、两个家族命运的不可分割、艺术的歇斯底里、野心与权力、语言的斑斓之色、宗教的非理性和政治暴力、寓言、妓院墙壁上的涂鸦、十八条围巾、用四肢爬行的美女、虚伪与卑鄙，以及更多——每个词语都是吸水的膨胀着的海绵。
但，我更看见了拉什迪那张兴奋难耐的、极端聪明的、同时也是虚弱的脸庞。他对国家、民族、政治与宗教等大词不遗余力的全面抨击，正是导致他自身“羞耻以及无耻的根源”。我赞成对一切具有意识形态意味，代表绝对、尺度的大词的反省，且最好是一日三省，可也反对这样有下三滥之嫌的一棍子打倒。这种做法，往往是因为我们并不真正理解它们的五脏六腑。又或许拉什迪已经来到了那个世界已经结束并又重新开始的下午，而我却还在今日此地，还在一厢情愿地认为：人，特别是那一小撮自以为看洞察了宇宙真相的人，内心深处最好得有些悲悯，有一点儿光。
野兽具有很多种面孔，有时它可能是一位文学天才。
抛开价值判断，只从文体、语言、奇异的想象力与思想的深度此四处来说，这部小说当是我说过的那种“值得反复阅读的”。 它在现实和幻境中自由穿行，自有其声色气味、寒暖软硬；自有其枯季雨季、晨光午夜。它算得上是智力写作的典范，文学性与思想性这两者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平衡，让我在某种程度上想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译者文笔不错。一些句子非常好，仿佛闪电，如“母亲们都这样高，像伸入空中的手臂”。某些地方好像不够简洁，还有翻译腔。若能再请一个语感棒的小说家，再行润色，或许就像一只青铜古鼎了。
2009-6-14
《羞耻》读后感(三)：拉什迪华丽的政治童话
揭开！羞耻与不知羞耻的面纱！
——拉什迪华丽的政治童话
书名：《羞耻》
作者：萨尔曼•拉什迪
译者：黄灿然
出版：凤凰出版/江苏人民/凤凰联动2009年6月版
在书店看到《羞耻》时吃了一惊，想不到第一本简体版的拉什迪就这样登录了。想到拉什迪由于《撒旦诗篇》被悬赏追杀而名声远超乎文学界，觉得有点搞笑。但荒谬的事情就是搞笑到尽头让人笑不出来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微薄希望：就是它能自上而下地，有限度地搞笑与自下而上地，比较自由地搞笑。
《羞耻》这本书是很严肃的，一点都不搞笑，虽然写得极其地天花乱坠。拉什迪是那种太有才的人，一般才华的作家想到一个厉害一点的中心意像，然后围着这个意像编排情节，但拉什迪的意像是万花筒那样摇来摇去，变化无穷，刚看到一个很厉害的想像，转眼这个想像就蒸发了，又冒出新想像来。他反正无穷无尽，就只管挥霍。与这么巴洛克的风格对照的，又是一个很严重的主题：羞耻。似乎对于一个像他这么强大，生命与才华这么丰沛的人来说，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不能让他痛苦与害怕，但是深深地伤害了他作为这个世界的一份子的自尊心。
因此，还是可以把《羞耻》与库切的《耻》作一个对比的，库切显得瘦弱清秀，忧心忡忡，而拉什迪显得健硕华丽，怒气冲冲。但是，同为在殖民地长大的作家，他们用英语表达出来的这种羞耻与对“不知羞耻”的政治状态的极度郁闷。库切是个个人主义者，不可兼济天下，但求独善其身，个人是可以回避与逃脱这种羞耻的吗？反正他现在跑到了澳大利亚，也还是在这个主题里纠结。拉什迪则不是一个人，他的背后站着马尔克斯，继承了一种更直接地面对政治与历史的文学态度——而文学，又逃逸出了历史与政治的现实主义书写，营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异次元。
这个与此在平行的异次元，不仅仅在于虚拟国度是巴基斯坦的镜像，主人公是布托与齐亚哈克的隐射，平行的是偏执与离弃，欲望与背信，对兄弟被杀的漠不关心，对无知与暴力的失去控制。因此，虽然对南亚政治一窍不通，对混乱的宗教背景也所知极少，一个汉语读者比如我，还是能从这本书里读到异乎寻常的感染力。
对于写这么一个“童话”而不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拉什迪说：“（现实主义）小说一出，就肯定会被禁止、扔进拉圾桶、烧掉。努力全部白费！现实主义可以令作家心碎。”那么，在从现实到童话中，“某些环节不可避免地失去”时，也因此可以将人们最想回避的东西，放大，变形，到一个不能不去面对的尺度与形状。
在此想举一个例证，不能不回到情节上来做点剧透：小说的主人公或旁观者叫奥马尔•沙克尔，从出生起就是一个羞耻的产物（三个原住民母亲与英吉利军官的孩子），他与世隔绝地长大之后进入一个混乱的政治世界，频繁地政变，选举，流血，暗杀……在这个“不知羞耻”的国度里，他是个优秀的医学家与痴肥的同流合污者，是前执政者伊斯坎德的跟班，又成了后执政者拉查•海德的女婿。后任永远在审讯前任，后任也永远像前任一样被赶下台，扔进监狱，绞首或流亡。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道德理由来杀死别人，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自身的生存与欲望。在这一幅幅肮脏的、流血的精工刺绣的长围巾里，最后生出了最血腥的毁灭者：奥马尔的妻子，苏菲亚•齐诺比亚。她是一个先天的弱智者，而内藏着一个暴力的野兽，最后变成了一只白豹，四处残杀牲畜与人类，成了她执政者父亲也不能掩盖的羞耻。书的最后，是这么写的“那头羞耻的野兽之力量，不可能永远被约束在任何血肉之躯的框架内，因为它长大、进食、膨胀，直到血脉爆裂。”
政治卷协着宗教与人性，最后产生了一种灰白无头的巨人一样的东西，像一团云一样“悬挂在现场的寂静之上”。每个人都在这样一幅布景，这样的一种空气尘埃下生存，生活。不论是不是在书中的卡拉齐与Q镇。呼吸艰难是必然的，但写作的勇气——或者说呈现的勇气，也许是面对从纯真里只产生无知与暴力的唯一抵抗。受害者不变成施害者的唯一希望。
（《新京报》已用稿）
《羞耻》读后感(四)：拉什迪离诺贝尔奖有多远？
看到这本书的名字让我首先想到了另一本书——南非作家库切的《耻》，两本书的书名只差了一个字，但却是完全相同的意思。
库切的《耻》探讨的是道德、性、历史、种族等方面的问题，此书让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拉什迪的《羞耻》探讨的问题也相似，那么，拉什迪会不会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不是没有意义的，我在读《羞耻》的时候就会有意无意地用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去衡量它，也会拿它和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作品进行比较，我发现它有很多地方与获得过诺奖的作品有可比性。
首先，作者的身份。拉什迪生于印度，长于巴基斯坦，成名于英国。近年，这种生长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和西方观念比较有差异的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后移居西方国家的作家倒是颇受青睐，有很多都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们可以随便就举出几个，比如奈保尔，比如刚刚提到的库切，比如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比如高行健……其实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近年来一些不发达或者比较边缘化的国家的作家也有很多获得诺奖，比如非洲的、智利的、土耳其的作家都榜上有名，这一点与地球越来越小有很大的关系，世界的眼光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地球上的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角落。而一旦从这些角落里走出来一个作家直接走到西方世界去，再回过头来去描写他曾经生活过的角落就更会备受关注，于是这些人有很多都得了奖。我们的拉什迪比他们更厉害些，他生于印度，长于印度的死敌巴基斯坦，又是生活在一个伊斯兰教的家庭，现在定居在英国，他会带着西方的眼镜去看东方世界，于是他的观点会就显得与众不同。
这方面具体表现在他的小说观念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描写东方的某些政治的时候就有一种超然的跳脱，或者也可以说他有一种西方式的民主看法。然而他又非常理解东方式的政治，毕竟他是从这样的环境里出来的。这就让我想起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关于美国“民主”的一场戏，美国人以为自己的民主是最高尚的，却被印度小男孩利用——扯远了，我们再回到拉什迪，应该回到诺贝尔文学奖，其实诺奖倒是一直挺关心政治，尤其喜欢关心一些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啊、历史的冲突啊等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拉什迪又得了一分。
当然，《羞耻》不完全是政治小说，它的主题是“羞耻”，它也揭示了人性的某些方面：暴力、独裁、性，而这些东西产生了“羞耻”，从而羞耻派生出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足以爆炸。暴力和性——尤其是非典型的性，总是可以赢得诺贝尔的青睐——这一点耶利内克是最典型的例子。拉什迪描写的性几乎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催眠的、“四十大盗”的，替代的，性压抑的，“铁裤”的……而拉什迪写这些又完全可以避开色情，这一点他是一个高手，所以他又得了一分。
最后再说说他的小说技法。《羞耻》这部小说可以说是魔幻主义的，也可以说是寓言的，但是他写得又是如此真实，作者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跳进跳出，历史与魔幻不断交织，使得小说既深刻又不枯燥。可以说，拉什迪讲故事的本领绝不比任何一位得过诺贝尔奖的作家差。
综上所述，拉什迪与诺贝尔奖并不遥远。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诺贝尔的遗嘱关于文学奖的得奖条件是：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那么，《羞耻》这本书究竟有没有理想倾向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羞耻爆炸了，轰！
《羞耻》读后感(五)：恶托邦的明显例证
这部《羞耻》是拉什迪“恶托邦”建筑风格的一个明显例证。这部书出版于1983年，相比之前的《午夜的孩子》更冷峻，也更冷静。《羞耻》的开头讲述了一个令人诧异的故事：Q镇的三姐妹达成了某种协议，“她们在同一个房间睡觉。她们忍受同样的渴望”，甚至其中一个怀孕，另两个能同时有妊娠反应。而她们的儿子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则是她们的结果。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拉什迪某种寓言式的背景：三个互为姐妹然而各不相同的姐妹，塑造出一个肥胖的奥尔马•海亚姆（姑且不去说海亚姆这个名字本身所暗指的那个诗人的遭遇），是不是很像同事受孕于印度、巴基斯坦、英国的拉什迪？这种结构，竟然暗含着一个“三位一体” 的隐喻，这几乎能看到他《撒旦诗篇》中的帷幕。
本评论由贝尔地板 www.BBLfloor.com Simon撰写
《羞耻》读后感(六)：民主，独裁，信仰：巴基斯坦及第三世界的困境
民主，独裁，信仰：巴基斯坦及第三世界的困境
——解读《羞耻》的政治隐喻
文/钱佳楠
（本来是一杂志的约稿，后因友邦原因不能发表。）
萨尔曼•拉什迪在与君特•格拉斯的对谈中问起战争留给后者的创作影响，格拉斯坦言，战争就像一把砍刀，把他祖国身上的一块肉活生生地砍了下来。拉什迪也感慨万千，“对于您曾经是但泽的那部分，对于我而言现在只有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裂痕。”
这种裂痕并不是以皮开肉绽的方式在《羞耻》中揭开，而是被无数双布满油污的手小心翼翼地遮挡掩盖，指缝里流出的却全是窃窃私语。于是，与《午夜之子》所展现的那个狂乱斑斓的印度不同，《羞耻》中的巴基斯坦是阴郁狭隘的。拉什迪却不讳言多元开放与恐怖封闭正是这两个国家留给他的全部印象。
1．夭折的国家范式
不可否认，小说主人公奥马尔•海亚姆整个就是巴基斯坦的隐喻，没有父亲，封闭，纵欲，痴肥，无耻，每个标签都是对巴基斯坦文明的深刻批判。这些还得从他诞生之前早已存在的家族传统说起。
小说从奥马尔•海亚姆的外祖父，老沙克尔的死亡讲起。老沙克尔已经做了18年的鳏夫，在他的最后岁月里，他“反复宣泄他一生对故乡的仇恨”，幽闭在他“那座城堡似的高耸大宅里”。老沙克尔咽气前，他养育大的三个女儿穿着最亮丽的衣服来看他，她们唯一关心的问题是遗产，而事实证明，老沙克尔一撒手人寰留给她们继承的是连日上门的债主和骨子里的刻毒和傲慢。
不少评论家将老沙克尔，奥马尔的三个母亲以及奥马尔分别对应为巴基斯坦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即英国殖民时期，从英属印度分裂宣告独立成为英联邦自治领时期以及立宪建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时期，这都是有道理的。在我看来，老沙克尔18年的鳏夫生活实际上就是指与国大党决裂后的穆斯林联盟（或者说真纳也不为过）固步自封的时期。
不了解巴基斯坦与印度历史的人或许很难认同在这个穆斯林人数上明显占少数的情况下穆斯林对于全权支配地位的渴望。早在公元8世纪阿拉伯军队征服印度次大陆开始，这片古老的大陆上便奠定了之后绵延近10个世纪不同伊斯兰王朝的相继统治。少数的伊斯兰教徒统治多数的印度教徒早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而这传统正是由1757年后到来的英殖民打破的。英国政府推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在穆斯林看来实际上就是对印度教徒的偏袒，这与1857年穆斯林不成功的军事抵抗运动不无关系。事实上殖民时期印度教徒的适应性远远强于穆斯林，大量英殖民扶植起来的印度教中产阶级留学英国，在殖民政府中占据并不算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留学英国并进入殖民政府的穆斯林可谓少之又少。穆斯林的生存危机一触即发，这也可以解释为何1928年真纳如此决绝地要与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决裂，他认清了英国政府扶持印度教徒损伤穆斯林的态度，也预见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太过温和，争取不到他所需要的独立印度，或者争取来的印度也是由印度教徒占据统治地位，即使真纳本人在穆斯林眼里还一直被看作是太过温和的异端。如此，书中那18年的鳏夫生活被开启了。
“老沙克尔先生对这两个世界（旧镇和军营，前者是被殖民的原住民聚居区，后者是外来殖民者英吉利绅士们的聚居区）厌恶极了，多年来幽闭在他那座城堡似的高耸大宅里。大宅位于一个宽敞的广场附近，刚好跟街市和军营保持相等的距离。”真纳希求在被殖民和殖民政府之间争取一个独立国家，他嫌弃被殖民区那些“乱七八糟”的暗褐色低矮房屋，也憎恶那些白人“只可勉强称为白，甚至很灰，这得归因于石头般的炎热晒坏了他们原来已蒙上一层晦暗的皮肤，还得归因于他们习惯在正午眩目的烈日下喝浓郁的勃艮第酒，而不大理会他们的肮脏”，两个世界都是肮脏的，只有巴基斯坦是圣洁的，因为“巴基斯坦”在乌尔都语中的本义就是“纯洁的土地”。
被巴基斯坦奉为“国父”的真纳当然是伟大的，伟大的在于他的理想，而巴基斯坦的实际却距离他的理想很远。
真纳的穆斯林联盟缺少群众基础，甚至还缺少战友。真纳自己也坦言，他的穆斯林联盟与甘地的国大党不可同日而语，“穆斯林联盟，实际上只有我，我的打字机还有我的秘书”。这或许就是拉什迪笔下妖魔化的老沙克尔，在不理解的目光里，那就是个鳏夫似的隐士。
他注定不被理解，真纳早年留学英国，本意是在巴基斯坦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他甚至不愿将这个新兴的国家称为伊斯兰国家。在1947年8月11日的一次讲演中，真纳说：
“你们或许拥有不同宗教信仰，分属不同种姓——这与国家都无关……我们必须拥有一条基本共识，那就是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而且我们都是平等的……现在，我想是时候以这条共识为理念，如此你们会发现穆斯林不再是穆斯林，印度教徒不再是印度教徒，不再是宗教意义上的，因为那不过是个人信仰，而在政治信仰上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真纳面对的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和西巴基斯坦，多数是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即使他希望召唤到新兴国家的印度穆斯林职业阶层，也并不尽是如他那样留学英国，能够接受现代民主理念的同志。真纳的讲演被视作不可信任，大批印度穆斯林仍然仅仅出于宗教理念从印度移民到巴基斯坦。真纳的诉求被忽略了，真正被听进去的只有真纳之前激情蓬勃的鼓动：建立一个不再受印度教徒支配的穆斯林国家。由此注定了巴基斯坦在独立后四年间一直在为最基本的问题吵闹不休，如何用宪法保证穆斯林不再被印度教徒统治，他们失去了国家草创时期制度建设的黄金期。
在拉什迪笔下亦如此，三个女儿本来是“在帕西裔奶妈、基督徒保姆和严厉道德的帮助下”养大的，到头来帕西裔奶妈的乳汁被稀释了，基督徒保姆的看护被遗忘了，只剩下“基本上源自穆斯林”的严厉道德。真纳的初衷被歪曲了，1947年至1951年的大移民直接导致95%的巴基斯坦公民是穆斯林（截至1951年巴基斯坦民调数据），所谓穆斯林不再是穆斯林而印度教徒不再是印度教徒的公民社会理想统统沦为海市蜃楼，一眨眼工夫消失殆尽。
历史上留下两个真纳，一个是真纳自己希望成为的真纳，带着民主国家公民社会的理想；另一个是历史上记录下的真纳，缔结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的伟大领袖（Quid-e-Azam）。历史腰斩了他，真纳没有挽救的余地。仅仅距巴基斯坦宣告独立不足一年的功夫，伟大领袖撒手人寰。就是这一年间，真纳已经朝不虑夕。他并未给这个新生的国家提供完整的政治，经济或者行政架构，甚至都没有完成从他到接班人列雅格特-阿里-汗的过渡，直接导致了一旦他死亡，整个政权摇摇欲坠，为军事独裁提供了可乘之机。
像许多一手争取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领导人一样，真纳一开始也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许无法避免，因为偶像崇拜本身就等同于国家认同，对第三世界国家真正重要的是不仅在于国家建设初期通过立宪将三权分封，避免独裁的可能；还在于如何让后继者获得相对的权威，保障政权稳定，避免军政府的介入。而后者，对于更多拥有军事独裁传统的亚非国家如埃及，利比亚，巴基斯坦，缅甸，泰国，越南等等，或许更为严峻。学者Shahid Javed Burki在他的著作《巴基斯坦——一个还在建造的国家》中将巴基斯坦的政权过渡与印度做对比，他指责真纳没有将制度建设特别是宪法制定留给他的继任者来进行，相反同时在印度，尼赫鲁很早就开始接替相关要务，也并不需要等到甘地死后才接任总理。甘地生前就帮助尼赫鲁面对来自政敌的挑战并树立权威然而真纳却什么都没有做到。
无怪乎拉什迪笔下老沙克尔的三个女儿楚妮、慕妮和布妮继承的遗产从始至终是负面的，好像真纳先进的政治理念似乎从来没有在巴基斯坦存在过，甚至那个主张公民社会的真纳形象在巴基斯坦并没有真正存在过。三个女儿并不为父亲的亡故感到伤心，也并不操心被割据的土地和昂贵的债务，令她们费心的是建立一台升降机，代替她们完成与外界的交流。
源源不断的货品通过升降机运入大宅，微妙的问题在于“她们如何付钱”。“还是把话说白吧——她（女仆）到当铺去……在夜幕掩护下，按照指示，不久便来到升降机前，评估他所见的升降机里的物品的价值，然后按市价约8.5%买下这些不可赎回的珠宝，并当场把现金送到寂静的大宅里去。即将诞生的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的三位母亲，就这样把她们仅剩的资本——过去，拿来采购未来。”
升降机在此也成为一个特定的隐喻，埋藏着拉什迪对于英殖民政府的控诉。在长达近200年的殖民统治期间，巴基斯坦的经济模式完全被扭曲。为了低价向英国殖民政府倾销，巴基斯坦以发展种植业为主，工商业发展迟缓，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独立以后，同样由于国家产生初期缺乏经济方面的长远规划，后期的政权交替又无法提供任何意义上的制度保障，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常常变本加厉，政治领导人为了寻求政权合法性以经济发展混淆民主法制建设，借此平息民众对独裁政府的愠怒。为了让民众看到账面上的体面数字，巴基斯坦仍然如殖民时期一样做着赔本生意，虽独立却未断奶，长期依赖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黄麻出口以换取外汇或者外债，国内产值发展迟缓。与西方国家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也常常迫使巴基斯坦领导人陷入自相矛盾的僵局，从而又为动荡的政局增添几多暴风骤雨。
不过楚妮、慕妮和布妮三姐妹不在乎外债，如当权者一般镇定自若，她们还要用一场派对来庆贺她们的“破产”，这一切都类似于巴基斯坦1956年狂欢般的建国，而此时的巴基斯坦已经经历了一位前总理的被刺身亡，第一次印巴战争和一位军队领导人的上台执政。国家范式夭折，民主成果被吞噬，果不其然，才过2年，曾经担任过将军的首位巴基斯坦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宣布废除宪法，实行首部军事戒严法，紧接着陆军总参谋长阿尤布-汗接任总统，实施巴基斯坦独立后的首个军事独裁，历史真正地倒退了。
2．被利用的宗教信仰
在那场狂野的派对以后，楚妮、慕妮和布妮三姐妹再也不用“靠制造秘密语言和幻想男人脱光光是什么样子来取乐”了，因为她们中的一个已经怀孕。她们做出了一件只有女巫才做得出的事情，三个人同时“假扮怀孕期的各种症状，只要其中两人装出个什么模样，第三个就会照做。”
有评论家认为这三姐妹就是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中三女巫的化身，她们所能给男性主角的都是负面的力量。然而，《麦克白》中的三女巫长着胡渣，被抹去女性的特征，这三姐妹在派对前却是活脱脱的贞女，贞节到难以置信——“她们在发育期，会把生殖器想象成洞口，好让她们把乳头舒舒服服塞进去。”这种贞节某种程度上是家族的传承，别忘了老沙克尔过了18年的鳏夫生活，当然和老沙克尔对于她们的禁锢也不无关系，这种禁锢是伊斯兰式的。
可是拉什迪从来没有真正认可这符合古兰的教义，叙述者也一再质疑三姐妹的宗教身份。原因在于她们共同“受孕”，“怀胎”接着“产下”的男婴——奥马尔•海亚姆根本没有接受伊斯兰的信仰。
“拒绝在你的耳边低声说出真主的名字。”
“绝对没有给你剃头。这么黑的漂亮头发，没有人在我眼皮底下剪这头发，绝没有。”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允许切除这包皮。哪有这样的事？这可不是剥香蕉皮。”
奥马尔•海亚姆绝不是信徒，他却依然过着三个母亲那样被禁锢的生活，唯一的娱乐是拿着望远镜到处窥视，无论承认是教徒与否，他和母亲的共同根源在于老沙克尔的伊斯兰道德教育。我们还看见被禁锢的生活一再在小说中人物的身上不断重复，并且以伊斯兰的名义，譬如毕奎斯，海德将军的妻子。“多达40个女人簇拥在女家长巴里亚玛威严而细小的影子周围……女人们正在等待男人们进来。”
联合家庭的方式名义上似乎在维护女人的尊严和名誉，实际上恰恰相反。“谁知道找她的就是她真正的丈夫呢？谁会投诉呢？……也许叔叔跟侄女、哥哥跟弟弟的老婆，我们永远不知道孩子的真正爸爸是谁！”圣洁的联合家庭实质上和红罂粟般羞耻的楚妮、慕妮和布妮狂野派对相差无几，以伊斯兰的名义欺世盗名。
1956年巴基斯坦终于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并立宪成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真主安拉统治一切。在论争多年以后，巴基斯坦还是认定，伊斯兰化是保障穆斯林永远不会被印度教徒统治的最佳方法。之后每一任领导人不无例外都用伊斯兰教做文章，从阿里•布托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到齐亚•哈克的全面伊斯兰化，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宗教在这个国家有着实质的政治用途，纵使那些用途早已背离了信仰本身。
第一个政治用途就是塑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真纳原本的意图是建立一个穆斯林不再受欺压的民主国家，虽然他的理想是政教分离，伊斯兰教只充当民族独立时的动力而已。可惜一旦独立，这所谓的动力就不再单纯。巴基斯坦从没有建立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或国家的身份。且不论穆斯林内部派系纵横，仅仅是其换血一般的大量移民涌入及涌出还有地方与中央的分庭抗礼就足以将巴基斯坦推向分崩离析。
1947年至1951年发生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是举世罕见的大移民，巴基斯坦流出6百万人口同时迎来8百万印度难民。难民和原住民有着天壤之别，难民中不乏剥落的精英阶层，尊崇民主，真纳和他的继任者列雅格特-阿里-汗便是其中的代表。移入巴基斯坦以后，他们希望宗教与政权并无关联，而且有别于巴基斯坦传统的农业经济，他们更愿意发展私有经济。
《羞耻》一书中典型的有三个印度难民的代表，一是年轻时期影响过奥马尔•海亚姆的校长爱德华多•罗德里格斯，他甘愿承担奥马尔纵欲的结果带着怀孕的女学生法拉•索罗亚斯德远走高飞。奥马尔并不领情，他将法拉的选择视作水性杨花，“一个女人愿意跟一个，就愿意跟两个。”奥马尔的逻辑合理化伊斯兰世界对女性的禁锢，而这逻辑其实质等同于殖民时期的强盗逻辑，因为这地方落后，我们应该占领它。另外两个分别是毕奎斯以及她的父亲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开电影院，因为在巴基斯坦争取独立的敏感时期同时播放有损印度教与穆斯林的电影而被两边的教徒引爆炸弹烧毁了电影院，毕奎斯赤裸裸地逃走，只有脸上的披巾还没有被风吹走。毕奎斯为赤裸的身体而羞愧，丈夫的原住民娘家却更愿意信奉古老的教义——“幸好，你脸上的披巾没有被吹走。”家族成员间相互传递着这个羞耻的故事，似乎如此便能净化血统，毕奎斯只能容忍这自欺欺人的手段，包括容忍她们肮脏的猪圈似的联合家庭交配模式。
就如书中所揭示的，移民带入的先进理念一步步软化在原住民强大而倔犟的教条主义之下。正如真纳死后，列雅格特-阿里-汗在党政军三股势力中只勉强继承了其中一支——穆斯林联盟的领袖，这也仅仅维持到1954年，经过1954年至1957年领袖地位的摇摆，1958年这个职位正式被本土的地主及宗教领袖接替。所谓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也逐渐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取代。
同样妨碍巴基斯坦拥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是地方与中央不可调配的利益纠葛。巴基斯坦实际上分为四个大省，旁遮普省、信德省、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1971年孟加拉国宣布独立前东巴也是巴基斯坦的一大省，与西巴基斯坦之间隔着一个印度。这些省份不仅操不同语言，其中还有一极其特殊的省份——旁遮普，巴基斯坦军队中大部分人都来自于这个省，在这个军队地位如此特殊的国家，中央的势力自然也向旁遮普倾斜。《羞耻》中也提及海德将军几次率军镇压地方叛乱，手段严酷，杀害政敌和参与政治运动的青年学生，一个被害者就是奥马尔年轻的弟弟。在巴基斯坦的其他省份看来，军队镇压叛乱不仅是国家机器的暴力，还是旁遮普一省对其他省份的入侵与占领。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紧张关系可想而知。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侈谈民族认同是荒唐的。
伊斯兰教对巴基斯坦政客们的另一大吸引力在于宗教往往可以帮助他们寻找到独裁政权的合法性。小说的两大家族伊斯坎德•哈拉帕与拉扎•海德分别影射阿里•布托与齐亚•哈克。叙述者不止一次嘲讽海德将军的宗教信仰，他一天跪拜六次是并非出于虔诚，而是由于头生子夭折，他乞求儿子的投胎转世。虔诚可以说是历史上的齐亚•哈克总统最重要的标签之一，他常常以跪拜的姿势出现在电视广播上，额头还因为跪拜留下了“英雄的疤痕”。摘掉齐亚•哈克的虔诚，好像就是摘取他的军帽，民众要忍俊不禁的。宗教信仰为何对齐亚•哈克如此重要？小说的情节暗合了历史，海德将军最初为伊斯坎德•哈拉帕提拔，接着在一次政变中囚禁时任总理的哈拉帕，宣布宵禁。比起他的前任，海德将军既不是民选领袖，也远非宗教领袖，虽然他和当时巴基斯坦的宗教长老毛拉•大乌关系良好（暗指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团体Jamaat-i-Islami）。留给海德将军唯一的退路是变成虔诚的教徒，争取合法的宗教身份。历史上齐亚•哈克就是如此做的，他需要的合法性更为迫切。1977年7月5日他发动政变取代阿里•布托时曾信誓旦旦地说：“我想明明白白地澄清我和军队都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的唯一目的是保证今年10月举行的大选顺利并且公平。”好景不长，就像《羞耻》中暗示的，海德将军秘密会见软禁狱中的伊斯坎德•哈拉帕，哈拉帕用最恶毒的脏话辱骂海德将军，使得海德将军更改了初衷。这或许是拉什迪有意的笑谑，把两位巴基斯坦举足轻重的政客描摹成两个幼稚的男孩，相似的情节也用来解释两人的交恶，为了夺抢有夫之妇平奇•奥朗吉布。根据曾担任巴基斯坦军方高官的阿瑟卡•汗（M. Asghar Khan）的记录，那天的秘密会谈阿里•布托只提醒了齐亚•哈克一句，即按照国家宪法，任何违反宪法以武力推翻政府的人可判死刑。齐亚•哈克清楚释放布托意味着什么。他也不再敢冒险进行大选（布托夫人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声势浩大），而是篡夺权力成为实实在在的独裁者。他运用全面伊斯兰化为自己的政府做伪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多神信仰、多党派是格格不入的，于是他适时地废除任何参选政党的存在，他也借此丑化西方的民主政治，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共存以及选举制度。他的伊斯兰化还涵盖了立法，经济，刑法，教育等方面。但如《羞耻》中的海德将军，齐亚•哈克不过一个带着宗教面具为自己服务的政客罢了。他因惧怕法律对自己政权的危害，不仅修改宪法，甚至还想法子将伊斯兰法律死灰复燃，“绞死”阿里•布托后，他又担心伊斯兰法律也有将自己赶下台的危险，于是索性将自己信手拈来的军事制裁置于伊斯兰教义之上，好让自己稳若泰山。
宗教被政客利用在巴基斯坦并不鲜见，阿里•布托也这么干过。在拉什迪眼里，他的民主与齐亚•哈克的独裁紧密相连，甚至就是巴基斯坦政治的手心与手背。 “他（伊斯坎德•哈拉帕）的舌头是如此能言善辩，或许得力于卡丹先生的服装设计天才，好像竟没人想起伊斯基本人的身份，也即他是信德一块油润厚肉的地主……”阿里•布托的民主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虚伪的，然而民众正如他自己所说，是“需要愚弄的”。他的政党是由他挥霍不尽的家族财产组建而成的，只代表他个人的利益，人民会错了意；他在美国为东巴独立的落泪被国民视为民族良心，他卸下叶海亚•汗政府里的职务巡游全国讲演，向人民许诺给予他们土地和水井，人民便相信了他。由不得不信，在这个民主水土不服的地方民主还是个新东西，以前的领导人正眼都不会瞧穷人一眼，至少阿里•布托尊重民众。民众在卑贱的位置待久了，一个带有“性感丰满双唇”的微笑，一副磁性的嗓音，足以让他们感恩戴德。学者Shahid Javed Burki指出，阿里•布托的这种伎俩，只不过是模拟第三世界的许多前辈领导人，卡斯特罗，贝隆等等，但在巴基斯坦人们还没见过，所以这招管用。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在第三世界独立之初名义上的民主往往最后转向了独裁，因为民众并不理解民主的真正内涵，民主需要与法制配套，在巴基斯坦，立法权仍然没有被分割，于是一旦政府获得合法性，民众很难将其驱赶下台。在位的阿里•布托也并没有完全暴露他的狐狸尾巴，他还在处处详装，继续愚民，比如利用《古兰经》宣扬人人平等及社会正义的教条充实他所推行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民众支持率。而他推广所谓符合伊斯兰教义的工人福利，土地改革等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
这是巴基斯坦政治的致命弱点，每个领导人都只为追逐个人利益而努力，利欲熏心，不断用伊斯兰教义粉饰自己，从不计较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事实上，正如学者阿妮塔•威斯（Anita M. Weiss）所言，应当计较的不是政策是否符合伊斯兰教义，而是政策是否有助于巴基斯坦的经济建设。巴基斯坦一次又一次偏离了重点。
拉什迪不仅揭露了政客的自私与无耻，还揭露了这种自私与无耻所导致的后果。根据巴基斯坦一民调数据，妇女文盲率在齐亚•哈克推行全面伊斯兰化后再次急速上升，然而《古兰经》确是主张妇女受教育的，如此妇女可以将《古兰经》教给孩子。《羞耻》中最显白的例子是海德将军的大女儿苏菲亚•奇诺比亚由脑炎（某种程度上象征着父亲的施压）导致大脑发育迟缓，然而她会为她生活的周围感到羞耻，而她表里不一的父亲显然不会。因为全面伊斯兰化，国家与家庭储蓄的重要意义被削弱，因为《古兰经》并不鼓励储蓄，本就长期仰仗外债的巴基斯坦压力更大；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虽然计划生育被认为是不符合宗教信仰的，但全面伊斯兰化只会助长民众疯狂生育的念头。我们看到了拉什迪在小说中的嘲讽，海德的二女儿“好消息”不可抑制的生育，第一年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第二年是三胞胎，虔诚的海德将军紧张兮兮地跟女婿开玩笑：“孩子，5个外孙足够了，也许你太尽职了。”后一年是四胞胎，接下来是5个……正好是一个等差数列。事实上巴基斯坦确实面临着严峻的人口压力，1971年人口是六千二百万，1981年足足增长了两千万。更重要的是，宗教信仰与民族身份混同是极端危险的，在齐亚•哈克执政的11年间，宗教矛盾迅速激化，恐怖组织激增，以圣战为名的恐怖袭击不断，不仅在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影响辐射整个阿拉伯世界，拉什迪也预见了，海德将军将为自己宣扬的暴力美学付出代价。
3．不可避免的暴力反抗
如果说奥马尔•海亚姆是羞耻的化身，那么苏菲亚•奇诺比亚毫无疑问就是羞耻的化身，她出生时因下身肿胀而被父亲海德将军当成是期盼已久的男婴，第一次脸红，然后她“在这个世界只要被别人注意，就会失控地脸红。”叙述者相信，“她也为这个世界而脸红。”小说的高潮降临在一场羞耻与无耻的联姻，奥马尔•海亚姆要娶低能儿苏菲亚•奇诺比亚。
叙述者怀疑奥马尔的真心，这个身形肥硕，口无遮拦，放浪形骸的家伙如何有真心，况且他的弟弟前不久刚被海德将军率军杀害。“上一回恨得咬牙切齿”，“这一回爱得死去活来”。大苏菲亚31岁的奥马尔渴望这个低能少女的肉体，也渴望海德将军的权力。这是个天赐的良机，他以为苏菲亚•奇诺比亚毫无反抗力，也毫无决定权，奥马尔的前程似锦，就如这个少女的处子之体一般在他眼前闪耀，任凭他为所欲为。
《羞耻》中的女性角色总是惹人怀疑，所有的女性都被塑造成听凭宰割的草芥形象，拉妮多年来忍受丈夫伊斯坎德的处处留情，唯一的抗议是留下18条围巾。这个形象类似史诗《奥德修斯》中伟大智者的妻子，女人的智慧在弱者的年代只能凝结为象征性的反抗，奥德修斯妻子的织布拆了又织，以便拖延时间等待丈夫的归来，拉妮的丈夫已经死了，她的围巾诉说的却是有关丈夫的真相。在巴基斯坦，除了真纳被称为“伟大领袖”外，只有阿里•布托荣膺相似的殊荣，直至今日，他在千千万万巴基斯坦民众的内心依然留有不可撼动的位置。如前所述，他是第一位民选总统，无论这种民主是否有悖民主实质。他留给人们的侧影是铁汉柔情，是为民请命，也是鞠躬尽瘁。齐亚•哈克对他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审判更使得原本向理性倾斜的天平再一次倾向有利于布托家族的同情一端。可以想象，阿里•布托的绞刑在巴基斯坦民众心中所掀起的惊涛骇浪，布托之死已经不再能够为他盖棺论定，而是把齐亚•哈克的政治野心以及巴基斯坦长久存在的领导人僭越法律程序的传统昭然若揭。对于后者的忌恨逐渐融入对于布托家族的同情与崇拜，因而不难理解布托家族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重回巴基斯坦历史舞台，然而这种夹杂在选举程序中的感情依然是不理智的，就像当年民众对阿里•布托一面之词的信赖一般，民众看不到背后的真相。
拉妮留下的18条围巾或许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在无言诉说——《不知羞耻的伟人伊斯坎德》。他过着东方沙皇般糜烂荒淫的生活，他向被他置于牢狱之中的政敌动用酷刑，他对民众满口谎言，他操纵选举，他的核计划是一场国际阴谋……没有用，伊斯坎德忠诚的女儿“铁裤处女”不相信母亲，她更愿意倒向对父亲的崇拜。“铁裤处女”形象是拉什迪笔下漫画化的贝•布托，她是仅有的刚强的女性角色，因为她为自己的性别感到羞耻。后来历史上的贝•布托果然继承乃父风范，登上政坛，掀起腥风血雨。她的两次下台都是因为腐败问题，她兄长被公开谋杀就发生在她担任总理期间的巴基斯坦土地上。即便如此，巴基斯坦民众仍然对布托家族寄予厚望，希冀他们中的后继者能够拯救国家。政权在家族中借尸还魂在南亚国家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非常普遍，印度的尼赫鲁-甘地家族亦如此。像一个错误的自动贩售机，民众放进去的明明是他们对于民主的期盼，掉出来的却成了家族内部政权的垄断。这使得原本就举步维艰的民主进程在南亚国家更加困难重重。正如贝•布托的侄女法蒂玛•布托所言，巴基斯坦政治问题的核心，在于缺少一种真正的民主文化，执政成了一种权力觊觎者们你争我夺的“旋转座椅游戏”；“整个国家成为极少数人的人质，他们将政治当成了家族生意。我们应当开放这个比赛场，这就是我不参选的原因。”
《羞耻》中，女性的声音是细微的，不具有影响力，似乎已经不止在描摹全面伊斯兰化女性的必然转向，也被用来比喻知道真相的少数民众的声音，他们领受了羞耻，然而却没有办法表达。拉妮如此，海德那位恐惧热风吹走身上衣服的妻子毕奎斯如此，被伊斯坎德抛弃的那位饲养218只火鸡聊以安慰的情妇平奇•奥朗吉布也如此。她们没有尝试实质性的反抗，而是随波逐流，听任巴基斯坦的“强人政治”。唯一的不同在苏菲亚•奇诺比亚身上，她日日积累的羞耻最终促成了她从美女向野兽的转变，这种来自弱势群体的暴力反抗是无可避免的。
苏菲亚•奇诺比亚首次施暴的对象是218只火鸡，“就凭她那双小手，撕下火鸡的头，伸入它们的身体，通过脖子把内脏取出来。”血淋淋的现场把她的家人吓得魂不守舍，拉扎•海德先说话，“用一种既带有赞赏又含有恶心的声音”，“这孩子哪里来的力量？”海德赞赏的是苏菲亚体内原本是儿子才拥有的力量，这使苏菲亚有别于其他女性的特征，其他女性都是被伊斯兰丈夫定义了的女性，服从，柔弱，唯唯诺诺；苏菲亚则不然，她的脑炎毁坏了她接受愚昧思想的官能，而她健全的心智促使她对羞耻更加敏感。
奥马尔•海亚姆与苏菲亚•奇诺比亚结婚后，奥马尔并没有如自己所说的那样痴恋苏菲亚，他连碰都没碰她。阿丫沙巴诺代替新娘行使所谓的妻子的义务，苏菲亚被丈夫与女仆的震动羞得整夜整夜合不上眼，她的羞耻必须找到发泄的出口。“她躺下来，沙巴诺承担过去的责任，终于落到苏菲亚身上。4个丈夫来了又去。4个人进去出来，然后，她的双手伸向第一个男孩的脖子。其他人呆呆站着轮候。那些头颅被高高抛起，没入零碎的云里；没有人看见它们掉下。她起来，回家。睡觉。野兽退下。”
有评论家认为，这里的4个丈夫是伊斯兰传统准许男人娶4个老婆的反讽。4在这里或许还有其他意味，叙述者在《羞耻》中一次又一次举到巴基斯坦或者其他亚洲女孩遭遇男孩暴力的事件。有的甚至没有和男孩发生任何事情却被自己的亲身父亲杀害了，有的在地铁里被一群十多岁的白人男孩强暴而不敢吭声。这种悲剧在齐亚•哈克当权期间被合法化了，齐亚•哈克颁布伊斯兰律法裁决一切通奸行为，裁判女子很容易，比如未婚少女失去了处子之身或者怀孕，然而裁判男子要艰难得多。如要判决一个男人强奸罪成立，需要4个品德高尚的伊斯兰教男性信徒作为证人。大家都在质疑，如何在这4个品德高尚的男士在场，另一个男人还可以顺理成章地行凶？《羞耻》中拉什迪做了戏拟，一个女人对4个男人的行凶，苏菲亚•奇诺比亚也无需负责。
以暴易暴，似乎是原始社会的逻辑，但在全面伊斯兰化的巴基斯坦这种逻辑在刑法上也顺理成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们也可以使用所谓的“血钱（Blood Money）”，支付被谋杀的生命换来自己的脱罪，当然这一些都取决于犯案者是谁，裁决者又是谁。独裁政府最恐怖的一点在于宪法也可以由总统朝令夕改。海德的女儿自然不用服刑。于是，这种罪恶、暴力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让海德无法收拾。
拉什迪在这里的讽刺是显白的，这种暴力反抗是与政府作为相辅相成，齐亚•哈克将为他推行的全面伊斯兰化而付出代价。《羞耻》一书出版的时候，齐亚•哈克仍然当权，距离他1989年那场光怪陆离的飞机失事尚有时日，不过拉什迪已经预言了他的死亡。直到那天，那头他的女儿苏菲亚衍变成的白豹再也不能被他掩饰或者被他推给由伊斯坎德家族后人建立的恐怖组织，那头白豹已经进入首都。奥马尔带着海德一路潜逃，奥马尔唯一想到的藏身点就是他度过幽闭童年的那栋城堡，而那里，三位母亲正期冀着为他们死去的儿子复仇。似乎又走进了《麦克白》的套路，内心的邪恶由三个女巫点燃，最终的丧命也由三个女巫预言，终结海德的必须是这三姐妹。“拉扎•海德赤条条站在升降机里，身边是毕奎斯的尸体。三姐妹走向墙上一道活板：按钮开关控制杆”，“那暗藏的活板弹回去，一把把18寸的死亡之刀切入拉扎的身体，把他斩成碎片，染红的刀尖从他的眼球、喉核、肚脐、腹股沟、嘴等地方露出来。他的舌头被一把横刺而过的刀干净利落地切下，掉在他胸前。他发出奇异的咔嚓声；颤抖；凝固。”
既然官方行使暴力无需负责，那么民众实施暴力也应当免除责任，这成了巴基斯坦恐怖的逻辑——“是因为想到自卫不算违法。还有，你一定也会同意，复仇是甜美的。”三姐妹如此向海德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巴基斯坦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全面伊斯兰化加深了宗教的非理性情绪，独裁政府对宪法的僭越导致民众无法通过合法手段寻求正义。于是民众也与政府一样，利用起宗教武器赋予自己的暴力行为以正当性。在他们眼里，政府本来就是最大的恐怖组织。即使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巴基斯坦也算是个极端个案，多名前总理被谋杀，暗杀，或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声援而被独裁政府判为绞刑。有人将巴基斯坦的政局与印度的政局作比较，很多印度领导人执政时也有可指摘之处，但纵使他们下台，印度民众仍然敬仰他们，无论是尼赫鲁还是英迪拉•甘地；然而在巴基斯坦情况却恰恰相反。拉什迪自己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不无感叹地说：“印度的穆斯林是极其特殊的穆斯林。”在印度，至少有一点政府处理得非常小心，印度民众的个人信仰与政治信仰泾渭分明。你可以看见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锡克教徒等等，但他们同时接受自己是印度人，且不论印度人这个身份是否模糊，那是后话；至少印度公民心中清楚，宗教信仰是个人自由。或许基于这个理由，事实上印度的穆斯林在人数上超越了巴基斯坦，并且只有在政府推行带有强烈的偏袒一方的民族政策时，民族危机才有可能爆发。这恰恰是巴基斯坦的问题，虽然穆斯林占据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但宗教信仰替代不了国家认同，也替代不了民主法制，强行将一切宗教化的暴力统治只会相应地产生暴力，正如《羞耻》全书的结局——真正的宗教审判日。
“法官也不能豁免受审判”，白豹终于爬上新婚之床，将老迈的丈夫撕成碎片。“接着是爆炸声，冲击波摧毁大宅，她燃烧的火球尾随冲击波，像大海一样滚向天边；最后是那团云，它升起，扩散，悬挂在现场的虚无之上，直到我再也看不到再也不在那里的东西；那团寂静的云，状如一个灰白、无头的巨人，一个梦的形影，一个鬼魅，抬起一只手臂，作出告别的姿态。”
这个血腥残忍的结局自然是骇人的，好像全书的基调，但倘若巴基斯坦没有办法走出伊斯兰化独裁的怪圈，恐怖封闭仍将是巴基斯坦留给世人的唯一印象。
结语
《羞耻》开篇不久叙述者跳出来说了这样一段话：“这部小说中的国家，并不是巴基斯坦，或者说不完全是。有两个国家，真实的和虚构的，占据着同一个空间，或几乎同一个空间。我的故事、我的虚构像我自己一样，存在于从一个纤小的角度看现实的位置。我发现这种远离中心的位置是必要的，当然，它的价值可以商榷。我的看法是，我写的不只是巴基斯坦。”
确实，发生在巴基斯坦的一切又不只发生在巴基斯坦。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国家都可以在巴基斯坦身上照出镜子来，民主与法制的落后，军事独裁三番五次的介入，发生在2011年全年的中东危机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模式的危机。卡扎菲身上既有阿尤布•汗又有阿里•布托的影子，闭关发展核武器掩盖不了国内危机了，就将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身上，修补关系出卖石油换来经济发展向民众交代，然而长期以来的钱权垄断太久了，他的悔过也来得太迟。问题是独裁者死后如何，国家和民众要何去何从？
推倒重来，每个中东国家都宣布进行大选，问题是选上来的会不会又是戴着假面具的阿里•布托？纵然历史重来，阿里•布托下台，上台的会不会又是那个彬彬有礼，口蜜腹剑的齐亚•哈克？民众怨恨了，难道让他们再掉转枪头，跪拜在布托家族绵延千里的土地上？政治进程像抛绣球一样在虚假的民主与无耻的独裁之间传递，有时候他们甚至背地里结为姻亲，民众一次次被赶出门外，大门紧闭。
何去何从，不是文学作品的责任，小说只负责抛出问题，不负责解答。小说对巴基斯坦走向悲观的预言就是警醒。叙述者怀着质疑的口吻干预叙述也是拉什迪的惯用手法，拉什迪常常说，他最欣赏英国社会的一点就是那里容许有不同真理，不同声音并存。他在小说中也同样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不同真理，这也正是巴基斯坦所缺失的。小说中流淌着窸窸窣窣的流言，流言并不是真理。在巴基斯坦，流言往往被后一位独裁者用来推翻前任，阿里•布托对叶海亚•汗，齐亚•哈克对阿里•布托皆是如此。齐亚•哈克利用民众的声音“先厘清真相，再进行大选”几次三番拖延他允诺的选举，后来民众终于知晓了，他从来没有打算组织大选。巴基斯坦民众没有得到真相，阿里•布托是神是鬼，都凭当权者一人裁决，由此你可以理解他们直到今天对于布托家族两极分化的感情，有人崇拜有人憎恨。同样的，面对信仰，他们没有办法理性，因为理性的前提也建立在得知真相的基础上，盲人只能拄着自己的拐杖四处乱敲，摸索方向。政府给他们灌入的是一股股浓烈奔放的宗教热情，非理性的宗教热情只能转化为暴力，而这暴力也只有两个出口，要么顺应政府的高压统治，要么颠覆政府的恐怖袭击，两个出口都要见血封喉。
至少拉什迪告诉了我们另一种真相，无论这种真相是否为巴基斯坦民众所接受。但不同声音，不同思想的兼容确实是伊斯兰这个以一神崇拜为传统的世界需要接受的新事物，只有如此，极端情绪才有可能被释放，暴力冲突有可能缓和；也只有如此，理智的判断才有可能恢复，那些林林总总打着民主名义实则维护个人利益的反对党不会被迎接为西方式的民主；也只有如此，推行宪法的人不会同时是制定宪法的人，民众真正有机会通过法律监督他们选举出的领导人。
《羞耻》读后感(七)：诺奖快来~~..
借这本书说说马上要揭晓的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吧。
本来还真的认为这个印度裔的萨尔曼·拉什迪已经稳获今年的诺奖了，考虑到老人家也算苦熬了多年：作为诺奖风向标的布克奖连年败于库切（库切的新书又进了布克奖的决赛名单了。这次要真得奖的话，那就是第三次了。前两次是牛逼闪闪的《迈克尔·K和他的时代》以及《耻》，拉什迪输给这两部小说，没有什么可遗憾不满的）、去年因为输给了克莱其奥，诺贝尔评委会有4位成员辞职，其实说来说去，还不是因为拉什迪那部《撒旦诗篇》被伊斯兰教皇追得满世界跑。政治味道太浓了，就容易像北岛一样，年年有提名，年年不得奖。不过刚看了提名名单和博彩公司提供的赔率，北岛的赔率依然是1比50，而拉什迪呢，没有！我kao！！
这次胜算最高的貌似是一位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看来诺奖继续打异域牌，越偏僻的民族，机会越多。比如01年的奈保尔，是“出生在加勒比地区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印度裔英国人”。另外除了头号热门，其他热门还有一些叙利亚的诗人啊、阿尔及利亚的女小说家啊（别怪我乌鸦嘴，07年刚有个老太太莱辛了，今年估计不会出女作家~~新千年这十年，有两个女作家得主（还一个奥地利的写《钢琴教师》的耶利内克），差不多已经够了。）此外还有通过一本新书《1Q84》就又妄想得诺奖的村上春树。另外赔率和村上春树一样的还有美国的托马斯·品钦。不过我不太认为老爷子能得奖，因为如果这个奖颁给他，那评委会岂不是认为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就是诺贝尔级别的小说啦？自相矛盾的事情从来不会发生在这帮愁白了头的评委身上。这个诺文奖，我不谈什么样的何种类型何种档次的作家可以获得，反正我只知道，能写出《雪国》、《我的名字叫红》、《迈克尔·K和他的时代》这种作品的小说家，才有资格拿那座文学界的小金人。所以总得来说，我预测这届诺文奖，在拉什迪没有被提名、村上春树和北岛以及品钦依旧没有绝对胜算、又没有太炮灰的作家参加的情况下，诺奖又喜欢玩玩出乎意料来显示公平公正性和与众不同的权威性，所以怕以色列的奥兹也危险。因此挠头权衡了半天，唉~~我还是暂且把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宝压在美国的菲利普·罗斯身上吧。罗斯，我支持你哦~~..（上述热门，除了如果村上春树和北岛爆冷我需要上急救车以外，另外不管谁最终得到了，其实，都没有这个封面上的秃头老汉萨尔曼·拉什迪来的划算和实在。）
（两天前写的。现在已经知道库切的《夏日》已经败给希拉里·曼特尔的《狼厅》了~~不过话说这个《狼厅》在国外已经是非常之红，希望各位翻译家叔叔大伯赶紧翻译一下吧~~《夏日》也赶快翻译一下吧~~）
《羞耻》读后感(八)：灵异建筑师 拉什迪和他的《羞耻》
在长长布克奖的获奖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多次出现，一直饱受争议，却始终没有问世中国。他就是萨尔曼•拉什迪。他的成名作《午夜的孩子》（又译为《午夜之子》）一本书三获布克奖（1981年布克奖、1993年布克奖25周年最佳小说奖、2008年布克奖40周年最佳小说奖），可谓前无古人。拉什迪一直“动物凶猛”，每一次写作几乎都要触犯一些现实的政治、宗教或伦理“戒条”，为了他的作品出版，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而他自己为躲避追杀也不得不常年隐居。
坍塌的“恶托邦”
拉什迪在众多布克奖作家中一样独树一帜。如果将其他获奖作家比喻为“现实建筑师”，拉什迪则是“灵异建筑师”（会不会让人想起英国同为移民作家的奈保尔的《灵异推拿师》？）。拉什迪没有宗教信仰，却在自己的作品中构筑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异建筑。他质疑宗教世界中的“神”，自己却被当成魔鬼“撒旦”。从第一部作品开始，拉什迪就显示出了自己“灵异建筑师”的本领，他的故事总是渗透着一种“反乌托邦”色彩——“恶托邦”。无论是《午夜的孩子》中那个神秘的印度，还是《撒旦诗篇》里对伊斯兰教创立疯狂幻想，都是一个糅合了勇气、想象力和高超技巧的“恶托邦”建筑。
这部《羞耻》是拉什迪“恶托帮”建筑风格的一个明显例证。这部书出版于1983年，相比之前的《午夜的孩子》更冷峻，也更冷静。《羞耻》的开头讲述了一个令人诧异的故事：Q镇的三姐妹达成了某种协议，“她们在同一个房间睡觉。她们忍受同样的渴望”，甚至其中一个怀孕，另两个也能同时有妊娠反应。她们的儿子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则是她们的结晶。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拉什迪某种寓言式的背景：三个互为姐妹然而各不相同的姐妹，塑造出一个肥胖的奥尔马-海亚姆（姑且不去说海亚姆这个名字本身所暗指的那个诗人的遭遇），是不是很像同时受孕于印度、巴基斯坦、英国的拉什迪？这种结构，竟然暗含着一个“三位一体”的隐喻，这几乎能看到他《撒旦诗篇》中的帷幕。
“羞耻”这个题目让人不免想起拉什迪布克奖里的老友库切的《耻》。库切的《耻》（Disgrace）指向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的生存尴尬，而拉什迪的《羞耻》（Shame）则试图挖掘羞耻根源何在。在拉什迪看来，是两种暴力造成了现代社会普遍的羞耻和无耻，那就是精神世界的宗教暴力和生活世界的政治暴力。在《羞耻》中，拉什迪赋予“羞耻”以反抗的力量，正是这种隐藏在海底并且不断发育的力量，瓦解了书中那个在宗教和政治暴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建基于羞耻之上的国家，最终被羞耻隐秘的力量摧毁，但现实的残酷之处在于，一个“恶托帮”建筑倒塌了，很快就会有另一个建起来，因为暴力所秉承的是“无耻”原则。
红罂粟般的羞耻
《羞耻》是以扎拉•海德在政治上的沉浮为主线，其真正的主人公却是那个“胎死腹中”的婴儿转世的苏菲亚•齐亚比诺——总统扎拉•海德的女儿，医生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从未碰过的妻子。拉什迪将齐亚比诺塑造成一个特别的形象：成人之体，但智力水平还不到十岁；严重的失眠症患者，体内隐藏着魔鬼，羞耻的化身。在这个形象上，拉什迪继承了欧洲文学中以“圣愚”为主人公的传统，但他的创造性在于齐亚比诺是“愚而不圣”，不但不圣，甚至还是“魔”——她诞生于羞耻，也被命名为羞耻。齐比亚诺所对应的意象有两个：一是红罂粟，二是白豹，前者是妖艳的、蛊惑人的、娇弱的，而后者是神秘的、冰冷的、摧毁性的。这个瘦小如老鼠，智力只有几岁儿童水平的女人，她一方面代表着“红罂粟般的羞耻”，另一方面又隐藏着吞噬一切的“白豹”。
“在海洋深处，那头野兽动起来。慢慢膨胀，以缺陷、罪孽、羞耻为食粮，朝着水面膨胀。”
这是羞耻慢慢苏醒、反抗的历程，其反抗的方式依然是暴力。即便是她那个医术高超的丈夫，也对此无能为力。
在海德当了差不多四年总统之后，那头白豹——苏菲亚•齐亚比诺再次逼近首府。海德总统吃惊地感到：“他那丰功伟绩和建造国家稳定之大厦的岁月，无非是自欺的谎言，这复仇的女神一直都在追踪他，让他步步高升，以便他跌得更惨。”他的国度旋即覆灭，而他最终将回到海亚姆逃离的母国，接受三个女人的惩罚。
《羞耻》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现代国家是如何在暴力的支持下建立，又如何因暴力而覆灭，这个国度一向被认为是在映射巴勒斯坦。但正如拉什迪在书中所言：“这部小说中的国家，并不是巴基斯坦，或者说不完全是。有两个国家，真实的和虚构的，占据着同一个空间，或几乎是同一个空间。”他写的不仅是巴基斯坦，但首先是巴基斯坦。拉什迪质疑了巴基斯坦的近现代历史，把它看做是一个混合了现代政治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新神话。或者说，在拉什迪看来，现代国家的建立其实也不过是神话而言，而“神话极少经得起仔细推敲”。独裁者垮台，神也一齐被拉下来，接下来无非三种选择：解体，或新的独裁，用新神话取代旧神话。然后以此种方式循环往复。
《羞耻》无疑是一个现代政治寓言，是对整个现代文明暴力根源的深刻反思，甚至可以是一部用现代手法打造的史诗。无论如何，拉什迪用《羞耻》向我们展示了现代世界的一幅别样图景：一个不断重复的、残破的、弥漫着各种暴力的封闭建筑。
拉什迪：对抗世界的孩子
拉什迪犹如狂放的孩童，放荡不羁，满含着指斥“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冷峻和勇气。他倔犟地和这个世界进行对峙，拉什迪的作品，几乎就是他对抗现存世界的文学记录。
1981年，拉什迪的成名作《午夜的孩子》出版，此书由于被认为有影射和攻击印度前领导人之嫌，在印度被禁；1983年，拉什迪出版《羞耻》，又因为涉嫌讽刺、攻击和歪曲巴基斯坦历史，不仅本书被禁，作家也以诽谤罪被起诉；1987年的《撒旦诗篇》更是在整个世界掀起轩然大波，此书被认为污蔑和攻击了伊斯兰信仰、歪曲宗教先知和历史，在亚、非40多个伊斯兰国家被禁。这本书还将无数炸弹导向了书店、出版商和不同国家的翻译者。最令世人震惊的是，1989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出了对拉什迪的全球追杀令。这一事件引起的轰动完全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被认为是宗教禁忌与言论自由、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互不理解、彼此冲突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拉什迪所受到的对待，正反映出他的写作姿态——对抗整个世界。但是，让我们回归到文学，姑且不论拉什迪本人的政治立场和反宗教倾向以及他引起的各种纠纷，就写作本身而言，他依然是这个时代最富动感和魅力的作家之一。拉什迪的对抗姿态是事出有因：他出生在印度一个富有的穆斯林家庭，幼年随家人移居巴基斯坦，后又移民到了英国，并在此接受教育。这种“漂移”般的经历造成了拉什迪复杂的文化身份——非印度，非英国，非伊斯兰教，非科学主义，非第一世界，非第三世界，他是一个多种文化的混血儿。在拉什迪的视野中，没有文化上的边界和禁忌，他能在几种文化间自由穿行。
与其他流亡作家，比如帕慕克、米兰昆德拉等人相比，拉什迪是一个“没有”故国的人。对他来说，印度不是故乡，巴基斯坦也不是，英国更不是，这三个互相纠缠而各不相同的国度都只能是他的居住地。他根植于东方文化，却又接受了西方式的教育，也正因为如此，拉什迪的写作对于东、西方的人而言都极具象征意义。在东方，特别是伊斯兰世界，拉什迪是叛逃者和弑神者，是魔鬼“撒旦”；而对英语世界而言，他的文字又充满了东方式的神秘主义和独特魅力，并且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接洽上了西方批判传统。
拉什迪的作品有着自身的鲜明风格，他擅长将汪洋恣肆的想象、含义深刻的寓言和冷峻尖刻的比较交织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拉什迪是用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接续了古老的口传文学的传统。和马尔克斯比较，同样是描写某块大陆的历史，但拉什迪绝不是什么魔幻现实主义，虽然他的作品始终充满了魔幻色彩——比如《午夜的孩子》里那一千个诞生在印度独立之夜的、身怀魔力的孩子，比如《羞耻》中体内藏着魔鬼的苏菲亚-齐诺比亚，或者《撒旦诗篇》里把宗教圣贤和凡人俗体结合在一起的写法。同时，他的作品又是现实的，这种现实甚至可以和历史事件相互对照。
有人用拉什迪的小说来比喻东方学巨擘萨义德的几部作品，说假如《东方学》是萨义德的《午夜的孩子》，那么《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是他的《撒旦的诗篇》；其实反过来对比，才更能说明问题。萨义德最为人称道的学术成就是他提出了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即西方世界眼中的东方是他们带着偏见想象出来的东方，实际上，他们一直对东方毫无所知。拉什迪或许是要用自己的写作告诉英国人，更是告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他们所了解的历史和现状都是不可靠的，或者说，现在人所共知的国家和历史是建立在现代暴力政治基础上的想象结果。
他像一个顽固的、倔犟的孩子那样，用自己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和冷峻的笔调对抗着整个现存世界。
《羞耻》读后感(九)：沉重
排山倒海，波涛汹涌。这是羞耻给我的印象。
刚读完这本书,英国伊朗外交关系就降级了,伊朗还发生了冲击英国使馆事件,真是巧合。想当年，也是由于拉什迪炸弹般的撒旦诗篇，导致了英伊关系的紧张。拉什迪的阴魂在神权国家和集权国家上空久久不去。作为一个话题作家，他每本作品的问世都获得举世瞩目和广泛赞誉，西方民主声音总是对他寄予高度评价，将其视为自由的斗士高高供奉。抨击、反思，拉什迪的出发点毋庸置疑是好的。但问题在于，文学一次又一次被政治所绑架利用，这对作者和作品本身来说，是悲哀还是幸运呢。
读完这本书，我也莫名为拉什迪本人感到羞耻。他是哪里人？属于哪里？谁给了他生命？他流的是什么血？也许书中对移民心理的描述，也是他本身心理的映照吧。
《羞耻》读后感(十)：一个有关于灵魂羞耻暴力的魔幻现实之作
如果读过《我的名字叫红》，再读这本书，会对伊斯兰世界的灵魂与故事有迥然不同的感受。
一个细密优雅，一个粗犷不羁。羞耻是个道德词汇，在这本书里幻化成了一个人，一个弱智儿童。除了明显的政治隐喻之外还有很多反思性的思考。
她还有一个伊斯兰世界里野蛮生长（未收任何道德和教育）的实验室男孩。裹挟在伊斯兰政治漩涡之中。在书里你将看到
1、羞耻造成虚伪，压抑变成暴力，某种程度上，儒家、日本文化还有伊斯兰文化都如此。
2、拉扎的大女儿，那个叫羞耻的女孩是个象征：幼稚包裹暴力，貌似是洁的，但是结果是恐怖的。
永远不要用道德包括利益，下场是悲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