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是一本由芦苇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双册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0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白鹿原》读后感(一):~~~
芦苇这版剧本确实改的漂亮,尤其是在有限的篇幅的情况下把各种思维模式的冲突集中到了传宗接代上。虽然相对原著的厚重依然有些可惜,但也已经是漂亮的设定了。另外对白孝文的设定也很出彩。首先白嘉轩是不容易“出戏”的人,这是一个秉承不变得人物,戏剧冲突很少,最大的部分也就是和白孝文之间的互动了。芦苇版里把白孝文彻底正面化后立马和白嘉轩之间的对比就更强烈的,使得芦苇版的结局也更有力量。其他如鹿子霖、黑娃、鹿兆鹏、田小娥本就很有戏的人物只要提炼出精髓,扣住新旧时代、新旧思维之间的冲突主题就可以了。
今天特意把王全安的电影又看了一遍。印象就是乱和散,单独拿出一些镜头来都很不错,但合在一起是一部没有主题的电影。如果说要拍客观纪录的写实派的话镜头又都很艺术,实在没明白王是怎么想的,或者也是迫于某种无奈?另外网上有些个剧照貌似显示这片该有个至少三小时的”完整版“,这样的话好歹有点完整感把,电影版的结局实在很糟糕。
原著里有一个主题我觉得芦苇和王全安都没表现出来,就是新旧思维没能很好接班的问题。打个比方,旧思想根深蒂固,浸在每个人的五脏六腑里了。新思想赶走了旧思维,但只占据了五脏,六腑里却没有东西支撑。于是没有了”行为准则“的人无法在”心内求“,只得借助”外物“,所以造就了现在国人唯利是图,被外国人说”没有信仰“。我想陈忠实在原著中把以白嘉轩和朱先生等为代表的旧思维表现的这么正面化也是这个原因,并不是在说旧的比新的好,而是新的东西太急功近利了。
《白鹿原》读后感(二):【出版后记】“对得起关中这方水土了”
本书是芦苇老师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完整剧本。之所以选择首度公开《白鹿原》,自然是有原因的,我们认为这是最迫切需要被看到的一部芦苇剧本。这部作品的问世历经曲折,为此上演了太多故事,其间前前后后七易其稿。虽然最后未被采用,但是,作为一部改编自经典小说的正剧剧本,它在写作技巧与改编技巧上都体现了作者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和厚积薄发的创作功力。在我们就此书稿与芦苇老师接洽的一年间,他在第七稿定稿上又多次校订细节,尤其是雕琢人物台词的方言与措辞,足见其重视。这是芦苇老师编剧生涯的心血之作,不容有憾。网络上虽流传有第四稿、第六稿,但都并非编剧工作尘埃落定的版本,我们曾想收录,以供读者对比推敲,无奈篇幅有限,同时遵从芦苇老师的意见,希望现在的这稿《白鹿原》是一个最完整的最终的焦点最集中的呈现。
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让读者领略剧本的意涵与创作初衷,我们特邀王天兵老师于2013 年10 月28 日、29 日进行了十余个小时“编剧怎样将一部长篇小说电影化”的独家深度访谈,收录于本书附赠的别册之中。在后期编校中,这篇洋洋万言的访谈被浓缩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改编艺术的总体构思,涉及芦苇老师对原著的理解、对主题的把握、对人物的再创造、对剧情的取舍、在对白上的设计、在结构上的铺排与照应;第二部分是针对剧本的逐场分析,摘选访谈中对应的细节同时展现剧本与评述,以突出芦苇老师在重场戏、关键部分的电影化考量。非常感谢王天兵老师的不懈追问,由此引导揭示出剧作改编中的关隘、梳理出“读剧本读的是什么”,对有志于创作的读者而言,这些追问提供了深入学习的专业视角。
本书别册还收录了廖奔、陈冲与雷达老师为电影《白鹿原》所写的影评。他们从美学以及文学的角度评价了影片得失,其中亦有对于改编的新颖视野。感谢三位老师的授权。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涉及大量关中方言,这既体现了故事的乡土风格,也给编辑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惑。感谢对此提供帮助的热心朋友,使我们得以保证此书的品质。还要感谢陈忠实老师为剧本出版所给予的题赠。
最后想说的是,谈到剧本《白鹿原》,芦苇所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对得起关中这方水土了”,正是他的乡土情结令他耗费五载、苦心孤诣写作出这部气势恢弘的作品。技巧、经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懈的写作韧劲、对农民与土地真挚的感情,这都是我们真正想要呈现给读者的东西,也是这部剧本值得被读到、被看到的原因。
《白鹿原》读后感(三):芦苇版《白鹿原》:乡土与人的史诗
我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王全安会更改芦苇的剧本,因为中国电影这几年都是以票房成败论英雄,对于大片小片,中国电影人似乎在乎最多的就是电影有没有商业卖点。在这种畸形的市场环境下,人们总想着赚钱,特别是那些刚刚以文艺片成名的新人导演。只要你拍文艺片获个电影节的奖项,在独立电影的小圈子里被一众国内的影评人热捧,赢得不错的口碑,得到一些媒体的声誉和业内人士的赞赏,你就离被主流公司招安不远了。
天朝拍独立电影的人一旦成功,很快就被去拍商业大片,朝着主流和资本奔跑,拍商业片也不是不可以,但至少要保持自己的风格和最起码的艺术品质。西方有很多导演,他们很有才华,拥有粉丝无数,但他们一直坚守自己的风格和自己擅长的东西,比如韦斯•安德森、伍迪•艾伦和亚历山大•佩恩等人,作品辨识度极高,也从不丧失自我。中国没有一位这样的导演,你可以说这怪咱们的市场,好吧,就算怪市场吧,什么乱象都是因为这个畸形的市场。
芦苇的剧本很朴素,虽然叙事技巧一流,但不具备商业潜质,面对大制造的投资,王全安就将剧本改成了情色招贴画一样的风俗片《田小娥传》。情色是卖点,即使他彻底无视了小说《白鹿原》的本质和精髓。借着小说另起炉灶,其实不是不可以,问题是最终的剧本写的很糟糕,导演以为自己很有才华,结果片子很涣散,始终缺了一个强有力的主题。王全安说,他想要电影探讨人与土地的关系,遵循的是一个土地的视角,是从农民的角度看土地,这个主题听上去逼格很高,实则很空泛。芦苇版的剧本有着强有力的主题,用人物的命运来揭示时代的命运,故事的框架也很清晰,就是两代人新旧价值观的断裂及斗争。
芦苇版《白鹿原》就像中国版贝纳多•贝托鲁奇的《一九零零》,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几个发小和家族在漫长历史中的命运故事,而且在表现乡土气息和生活细节上都是出奇的相似,两个故事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芦苇的剧本从小说长达五十年的时间跨度中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四个阶段,它纪录了一个撕心裂肺的时代,塑造了一群生命力贲张的人物,对于人类性格的重塑,甚至超越了原著,重塑让人物的命运变得更饱满,更具时代的代表性。剧本另一个令人不同之处是那份浓浓的乡土情怀,剧本中人物手里的农活一直没有停过,耕地、播种、麦收、打场、铡苜蓿、割草,就像一种习惯,这些日常的劳动仿佛戴上了某种油画般的神圣感。而且高明的地方还在于他描写不仅仅是农活、细节和劳动的美感半身,他一直在用这些劳动场面来叙事。再加上原汁原味的关中话对白,一部关于关中乡土历史的史诗片便更加朴实地道。
王导演一直说这是一部“最难拍的中国电影”,但拍的很烂和难拍是两码事。据说影片还有一个长达5小时的版本,还有一个220分钟的国外电影节版本,他们将院线版的失败归于审查,反正我是不信这一套。芦苇的这版剧本200分钟之内完全可以拍出来,甚至150分钟左右就可以。可惜剧本生不逢时,咱们不妨接着怪罪市场。
写电影剧本就像玩乐高玩具,你必须知道它是什么,知道每一块的用途和准确位置,然后一步不错的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甚至要更复杂,像一张巨大的拼图,每一场的信息量释放都像一小块儿拼图。其实芦苇的剧本在结构上是标本的好莱坞类型片化,他甚至制造了一些很有视觉冲击力场景,比如黑娃出生那场,一个小牛犊去舔一个刚出娘胎的婴儿,只是他的视觉冲击力场景不是来自好莱坞惯用的动作元素。我特意又把芦苇创作时间较近的那部《图雅的婚事》看了一遍,不带一丝赘肉的情节铺展就像叙事迷宫,非常的学院教科书范儿。感觉芦苇老师要写商业类型片的话绝对没有问题,他只是选择了最适合一个故事的最朴实最地道的一面,去塑造它,这源自他对一个故事有自己的话要说,心底有一份爱,而不是单纯的按照类型片模本的模式和经验去制造商品。
《白鹿原》读后感(四):《白鹿原》:自小说至剧本的嬗变
《白鹿原》自1993年问世之后,其他艺术门类对其的尝试“联姻”即络绎而来,如话剧、舞剧、秦腔、泥塑、连环画等,自然,其间短不了受众最广的电影。因《白鹿原》原著的“厚度”与分量,可想而知,以影像视听为表征的电影艺术难免有不能承受之“重”;而除去艺术层面的考量,作品内容的某些复杂暧昧之处,亦为审查之难点。凡此种种,可知《白鹿原》影像化的不易。但挑战之重也意味着某种难以抵挡的魅力,吸引着电影人勇于尝试。
如果说小说是雄浑的乡土史诗(有时未免泥沙俱下),那么电影剧本就不乏杂糅的意味了,糅合关中泥土气息与好莱坞情节剧的味道。泥土气息自不待言,芦苇下的苦功显而易见,在剧本的场景中,有大量的犁地、赶车、播种、麦收、扬场、拉锯、铡苜蓿、割草等劳动景象,而在人物的台词方面,对关中方言的选取上,可以说芦苇比陈忠实用得更甚、更“土”,角色的声口毕现,栩栩如在目前,所谓“刀刀见肉,朗朗入耳”,地域色彩扑面而来。至于为何说好莱坞情节剧,是因为芦苇对主要人物与情节的处理。《白鹿原》原著中,多展示人性的混沌,非单纯的善亦非单纯的恶,这是文学的处理方式;而剧本中将白孝文“洗白”,是因为电影需要一个完整的正面人物(这是好莱坞商业模式的必然),以形成善恶、黑白对称。另外,整部剧以白嘉轩和白孝文、鹿子霖和鹿兆鹏、鹿三和黑娃这三组父子的关系作为贯穿主线,更是情节剧的对称(小说原著的脉络要庞杂复杂得多)。还有芦苇在剧本开端写黑娃看着白孝文出生,而全剧结尾白孝文看着黑娃死去(小说中并无此情节),都有着强烈的戏剧性及对称性,充满着好莱坞情节剧的特征。
小说《白鹿原》之厚重大气,按说主要做删繁就简工作的电影剧本,是无法梦想在诸方面稍许胜出的,但意外的是,在开卷的“豹头”一出,剧本却较之原著有更佳的表现。先说小说《白鹿原》那个有名的开头: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傲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想来陈忠实当初构筑其“白鹿原大厦”时,码放第一块砖是煞费苦心的,但细细思量,其实不是很成功,这句话固然颇具可读性,吸引了众人的眼球,不过缺陷也是显豁的:首先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起首的仿拟太过明显,乏独创性;更重要的是,这句话于作品的内涵难以支撑,即压不住后面洋洋近五十万字的阵脚,且违背白嘉轩的人物性格,这样一个端方倔拗的关中乡土士绅,其行为处事自有儒家不可移的朴素信条,怎么会因此事“引以为傲”?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而剧本的开场是白嘉轩和鹿三播种的场景:
鞭响声,陕西关中农民吆喝牲口的声音从历史深处由远而近飘传过来。
鹿三的声腔铿锵有韵响彻天地:“走!——嘚儿驾,走走!嗯——我把你个挨下鞭的东西哟,你个生就出力的胚子下苦的命,不出力想咋呀,你还想当人上人呀?连我都没那个命,走!嘚儿驾!……”
“豪狠”的吆喝牲口的声音,农人的耕种画面,如芦苇自己所言,“(法国画家)米勒的《播种者》把农民播种的行为神圣化、偶像化了,我在电影开篇想做到的正是这种境界”。对于一部关中乡土的时代史诗,如此先声夺人的开篇或许更有意境些,以电影语言表现出来会愈加有力量。
读小说《白鹿原》的人都不会忽视两个人物,白灵、朱先生,而这两位在剧本里消失不见。这固然与电影的时间空间局限相关,在三对父子关系的主线之外,再扯出两条线来,恐难以重负,但白灵和朱先生的删除,却仍不能不说是重大的缺失。其实在《白鹿原》中,陈忠实写这两个角色算不得成功,朱先生时时让我们生出“状其多智而近妖”的感觉,白灵虽然很可爱与可敬,但总是似曾相识,不像白嘉轩、黑娃、田小娥等人物就是活生生从陈忠实笔下走出来的,表明作者借助第二手材料塑造白灵这个角色的可能性极大(借鉴以往的革命题材小说、史料或电影)。但就是这两个不太成功的人物,构成了《白鹿原》三维结构中的“两分天下”,白嘉轩为乡土伦理维度,朱先生是先知及传统文化代言人的维度,白灵是革命话语维度。三者合一,方构造了整个《白鹿原》的精神世界,而剧本版只保留一条线,虽有此种艺术形式不得已的苦衷,但原著内涵的损耗仍是不能不指出来。
在电影这一艺术形式中,芦苇的剧本已然做到了极好,这是确实的。他说,“我用人物命运来揭示时代命运——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就是裂变了、断根了、无后了,传统道德、传统理念断层了,而新的道德、新的理念并没有取而代之。这是最可悲的地方。《白鹿原》小说有价值,在于它讲的是这种伦理的断裂对于普通人命运的影响。我在剧本里牢牢抓住了这一点。你时刻可以看到两代人的冲突、两代人不同的选择与命运”。芦苇的这些认识是精准的,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断裂是《白鹿原》最大的隐痛,抓住它,就抓住了魂魄。在此基础上成就的此剧本,具大局观,是有力度的。
比较《白鹿原》的小说原著与电影剧本,有“有理”之处,亦有“无理”之处。“有理”是源于原本与“脱胎”改编,自然有联系;“无理”是因为将两种艺术形式放在一起,似有并行空间“拉郎配”之嫌,未免不太适宜。但我们仍有兴趣做此比较,缘由一是《白鹿原》作为深刻认知传统道德与文化的文学作品之难得,再有即是对史诗电影的希冀。虽然不同艺术形式的转换有着天然的障碍,但同样,艺术之间总是有相通之处的,可以相互借鉴、互通往来。在此意义上,细加辨析自小说至剧本的嬗变,未尝不能提供些许参考,使我们获得更好的认知。
《白鹿原》读后感(五):【芦苇北京晚报专访】“中国导演中没有天才”
这半年,编剧芦苇突然“火”了。他的新书《电影编剧的秘密》一经推出即受到热议,近日他又推出了自己未被采用的《白鹿原》剧本,据出版社透露,接下来不少芦苇写作但没有拍出来的剧本都将陆续出版。日前,吴天明导演去世,定居美国的芦苇特地赶回国,足见这位恩师在芦苇心中的位置之重。
芦苇身材瘦削高大,胡子稀稀拉拉。三次见到芦苇,他都戴着一顶帽子,穿着圆口黑布鞋,哪怕是在聚光灯烘烤着的舞台中央,帽檐儿的阴影也遮住眼睛。这次长聊,他聊到兴起,不知什么时候摘了帽子,露出凌乱的白发,才让人想起这位“第一编剧”已经是一位六十四岁的“老人”了。
【批评是克服弱点的药剂】
记者见到芦苇的时候他重感冒,嗓子几乎沙哑,说话间不停喝水,每到愤慨处,依旧字字铿锵。认识芦苇15年的王天兵这样形容他:“芦苇有庄稼汉的结实,但无农民的习气;像工人一样纯朴,却没有体力劳动者常见的粗鲁;又不同于某些不修边幅的脑力劳动者,他衣着随意却不邋遢,既不吸烟也不喝酒,仿佛既属于又不属于芸芸众生。”
王天兵看来,芦苇最特别的是,他是1950年生人,却有着完全不同于那个年代人的气质和想法。芦苇有着西化的好莱坞式的电影技法,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拍出《疯狂的代价》这样类型商业片,可是他又热衷于中国的乡土故事,写出《霸王别姬》的芦苇对昆曲、老腔、京剧和民歌情有独钟。
芦苇多年的朋友、画家刘晓宁告诉记者,芦苇批评导演是对事不对人。“我们好多朋友也都怕他得罪人,昨天芦苇跟我说,敢说他就敢当,说点真话怎么了?”
芦苇面对争议,倒呵呵笑了:“我这人嘴上没闸,想哪儿说哪儿,既然要说,咱们就说真话。如果我不了解的我不说,既然说就不说假话。我没觉着自己大胆啊,是不是我该换个方式拐着弯说?太费劲了,没必要。”
刘晓宁告诉记者,面对媒体记者的一片称赞和大量报道,目前芦苇“最想听些对他的负面意见,对他的观点和《白鹿原》剧本的指责,他觉得有争议、有辩论是好事情。”芦苇本人也直说,面对争议,他认为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帮助你克服弱点的药剂,是净化环境的,它让你干净起来。”
【价值观不认同的电影我不接】
芦苇是个强势的编剧。《霸王别姬》之后,陈凯歌找到芦苇想再度合作《风月》,被芦苇拒绝了。“我不写自己不认同的剧本,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是虚假的,我做个功课,跑到上海去翻了一遍各种资料。”芦苇说,他只写自己价值观上认同,并且对内容感兴趣的剧本。现在的芦苇正在写《佛朗索瓦》,一个法国的传教士提着一台卢米埃尔的相机来中国拍照片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初的云南,所以芦苇在云南闭关写作。
与诸多知名作品相比,《电影编剧的秘密》最后一页列出了长长的一串芦苇已经完成的、然而却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拍出来的剧本。其中有芦苇为陈可辛导演写了14年的电影剧本《等待》因为涉及军旅题材迟迟没有过审,有为吴天明导演写的心血之作《岁月如歌》刚刚开拍,吴天明就因病去世,还有他颇费心力写成的《杜月笙》因为人物敏感也没有人敢拍。
芦苇给不少编剧专业的学生讲过课,对好莱坞的类型片有着技术性的研究,然而他却说,自己最想谈的并不是写作技巧,而是价值观问题。他对中国电影的价值观感到失望。“中国电影现状就是娱乐至死,通过电影来思考生活这个功能基本上废了。”芦苇说,“中国电影的倾向很危险,电影人都变得有点贱皮贱脸了,我们到电影院里很少寻求感动、寻求交流,只是去消遣,变得跟娱乐场所一样了。”
【《白鹿原》失败是注定的】
北晚:当初是你推荐王全安做导演的,为什么后来又觉得他不合适?
芦苇:我是看了他的《图雅的婚事》后边两部电影《团圆》和《纺织姑娘》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不合适。如果说他继续拍这类小题材的电影,我依然认为他是个好导演。但是如果他要拍《白鹿原》,一定是个不称职的导演。这就跟打拳击一样,你让轻量级和重量级的拳手打 ,必败无疑。不是说他不努力,他拿不下来这个电影,他没有这个实力。
北晚:你觉得中国目前能够驾驭《白鹿原》这部电影的导演有哪些?
芦苇:张艺谋、吴天明都胜任,但是现在这俩人都不可能拍了,所以这个事儿我还得好好再思考一下。中国始终是一个乡土社会,最近二十年变成了一个都市林立的国度,但是乡土和农民依然是主体。可是他们历来是被遗忘、被轻视的一群。在中国电影里,农民拍得好的有几部呀?《老井》算是一部、《黄土地》算是一部,这非常不对等。《白鹿原》是个机会,很可惜地被错过了。
北晚:什么原因让导演们拍不好乡土?你说《白鹿原》拍成了伪情色电影?
芦苇:从画面上看是导演不懂乡土,没有能力理解和表达乡土,这是电影告诉我们的。《白鹿原》是个乡土历史小说,结果给拍成田小娥的土炕了,成了土炕电影了。它里边没有动人心魄的情色,就是一个支离破碎、苍白无力的情色形象。我是看了《白鹿原》三个多小时的版本后,回来琢磨了一下,不对劲,就退出了。
北晚:你说的“不对劲”是指什么?
芦苇:拍得不好,拍得很烂啊。也可能是我太挑剔了,因为我是关中成长起来的,太了解那地方,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我退出来算了,我的剧本你们要用就用吧,白送。别人救不了你们的电影,我也觉得丢人。把这么好的资源拍成这样,有点丢大发了,我还有张老脸呢。最后是用了我写的24场戏,结果不就是一片口水么,不过我至少在江湖上没挨骂,这是我的幸运。
北晚:你对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有褒有贬,你对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芦苇:在2007年我就说,王全安不适合当《白鹿原》的导演,他要是导,这个电影凶多吉少。我跟所有的制片人说,换人吧,王全安也知道这事,等于合作的大门就被关上了,他也就不找我了。他跟我从2007年以后就没有再就《白鹿原》说过一个字儿,彼此心照不宣。
【对自我膨胀充满警惕】
北晚:你对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有褒有贬,你对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芦苇:导演和运动员一样,人都是状态的产物,状态好时能创造奇迹,不好时和所有的庸人一样。中国导演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获得成功以后都把它归为己有。舞台一大,真正让你单练的时候,就像皇帝的新衣,到底有几斤几两就都出来了。《霸王别姬》的成功是合作的成功,不是哪个天才的成功。我反复说,中国导演中没有天才,组合好了,互相激发出一种创作力,各自贡献了各自的优势,就成了。反之,十有九败。
北晚:怎么能避免电影成功后的自我膨胀?
芦苇:自我膨胀不是导演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鲁迅有句名言,人一阔,脸就变。我对此深有体会,我合作的导演很多都成功了,也有一些人膨胀了。我能够跟你谈这个话题,说明我对它是有警醒的。我就要思考自己会不会犯这个错误,会不会走到自我膨胀的泥潭里去,这对我来说是个拷问。对我的批评一直有,我希望自己对批评能够保持冷静的心态。
北晚:现在很多编剧在“诉苦”,认为地位弱势,很多时候在做命题作文。你写过按别人要求完成的剧本吗?
芦苇:我的剧本有成功也有失败,但都是我自己愿意写的,不愿意的活儿我不接。编剧是个很艰巨的创作过程,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写,肯定写不好。奥斯卡关于编剧的奖有两个,相比之下,我们百花奖有几年干脆把编剧奖取消了,这是严重的歧视编剧,不重视编剧在电影工业里的位置。编剧是解决电影的结构和灵魂的问题,把编剧不当回事儿,匪夷所思,这基本就要了电影的命了。
北晚:看过《白日焰火》吗?
芦苇:还没看,一定会去看,而且要研究它成功的原因。廖凡的成功和这部电影的成功非常重要,说明只要有坚守,电影还是有质量的,廖凡的戏我看过,在《让子弹飞》里很有张力。中国好演员其实很多,只要给他们好戏,就能出彩。中国好戏太少,都挣钱呢,不太考虑别的。
【中国为什么没人拍《狼图腾》】
北晚:你这次担任《狼图腾》的编剧是和外国导演合作,沟通有问题吗?
芦苇:我和阿诺倒是合作非常好,沟通一点障碍都没有。《狼图腾》的故事意义重大,它其实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中国北方草原退化的问题,它发出了危险的信号。特别遗憾的是,这么重大的话题,只有法国导演来拍。这部小说问世已经这么多年了,几乎是一代人的时间了,中国导演没有人要拍。
北晚:《狼图腾》的剧本写的时候和原著作者姜戎交流过吗?
芦苇:我连提纲一共写了三稿,写得还很愉快。我和姜戎聊过三次,最长的一次聊了一个礼拜。谈剧本怎么弄,每场戏推敲。这是一篇很长的小说,篇幅浩瀚,我看中的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什么,这需要下点功夫。
北京晚报记者 陈梦溪
报道链接
《白鹿原》读后感(六):【芦苇京华时报专访】“我一直在等王全安电话”
3月21日,在北京798艺术区一家商务酒店里,编剧芦苇接受了京华时报记者专访。回顾与《白鹿原》导演王全安的那场争论,芦苇称是希望电影好,当时也等着王全安能给他打一个电话。对于合作过的张艺谋、陈凯歌导演,芦苇称中国第五代导演集体抱团的作品很棒,“后来他们都走散了,都要当山头老大了,他们各自的抱负都实现了,但中国电影垮台了”。
【谈《白鹿原》争论】王全安五六年来未给我打过电话
“我们什么都可以谈。”芦苇开诚布公地说。随着后浪出版公司推出了《白鹿原》电影剧本和创作笔记,他和电影《白鹿原》导演王全安之间的争论也被再次提及。“我好像也正是从那次争论才开始进入公众视线的,然后大家才发现我还写过《霸王别姬》和《活着》。”长年生活在西安的芦苇,自认是一个脱离中国主流电影圈的人。当时有人质疑芦苇在拿《白鹿原》这件事炒作,芦苇说:“他们说炒作就炒作吧,如果炒作是真诚的,是为了中国电影好,那也是好的。”
《白鹿原》的电影剧本芦苇从2003年写到2007年,先后改了7稿,他此前的《霸王别姬》也只改动了两稿。
电影《白鹿原》的拍摄过程命途多舛,芦苇曾向制片方推荐王全安。不过,与王全安合作完《图雅的婚事》后,芦苇却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觉得王全安拍摄现实生活题材可以,却不适合拍史诗电影。“后来王全安把他写的《白鹿原》剧本给我看了,看过之后,我就更加坚定了他不能拍。他的这个剧本跟最后的呈现还不太一样,他说想要呈现人和土地的关系,这就是一句空话。他说什么农民对土地好,土地就会对农民好,我觉得这种说法很荒唐,是个过家家的话。”芦苇说,他在陈忠实小说中看到的是两代人价值观的撕裂,两代人不同的选择与命运,这也是他剧本中想要表达的主题。
芦苇对媒体表达了王全安不适合拍《白鹿原》的言论后,两人至今没有联系。“按民间的说法,就是闹掰了吧。他到《白鹿原》开机也一直没有联系过我,其实我在等王全安的电话,他该问问我啊,毕竟我是最早接触这个电影的。我批评他,他也应该打个电话问问,你为什么说我不合适?但是没有。”在芦苇看来,王全安有意在避免这场谈话,“否则五六年过去了,到现在也没打过一个电话。我也觉得有点奇怪,我当年也是帮过你王全安啊,我捧你是为了电影,我批评你也是为了电影,你又跟我无亲无故的。我希望王全安能理解,我做这些是为了电影本身,也是为了你的电影素质”。
【聊炮轰众导演】只对电影负责不对某个导演负责
芦苇与陈凯歌、张艺谋合作的《霸王别姬》和《活着》,在世界影坛也享有盛誉。对中国第五代导演的这两杆大旗,芦苇也都有过猛烈的批评,他说张艺谋《英雄》中的侠士,被暴君一通言不及义的思想教育给洗脑了,成了一个弱智的奴才,这是抹杀中国电影的武侠精神。他也批评陈凯歌的《无极》价值体系混乱,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电影。
对于“炮轰”这样的字眼,芦苇觉得不妥,“我只是正常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只对电影负责,不对某个导演负责,我跟他们的合作就是有缘就合作,无缘就分开”。再提陈凯歌,芦苇说:“他以前是过分自信,拍《搜索》时是过分不自信,这就不正常了。如果陈凯歌正常发挥的话,他挺棒的。这也是媒体把我害的,我在媒体上严厉批评了《无极》,伤害了凯歌敏感而高贵的心灵。我说完了以后,也知道把凯歌得罪了,因为那是他自视很高的一部片子。”
提到对冯小刚和电影《私人订制》的看法,芦苇说:“小刚在《私人订制》里面散发出来的味道,基本上跟《小时代》是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小刚他也聪明,他知道这个也可以挣钱,观众要吃这种垃圾,他就投出这种垃圾。”不过,芦苇觉得冯小刚的心里也会很纠结,由于《一九四二》欠下太多人情,《私人订制》就成了一个还人情的电影。“《一九四二》是个很好的题材,但看过之后你能记住什么?这里面人物线索太多了,如果砍掉几条,马上就会不一样。”
在芦苇看来,中国第五代导演集体抱团的作品是很棒的,“比如《黄土地》拍得多好,后来他们都走散了,都要当山头老大了,他们各自的抱负都实现了,但是中国电影垮台了。电影还是一个集体的艺术,一个人的力量是搞不好电影的”。芦苇说,他也很怀念跟陈凯歌一起讨论《霸王别姬》剧本的日子,就像赛场上的两个运动员遇到了对手,对于张艺谋的《归来》他同样期待,“我挺想看看艺谋的这部作品”。
【聊编剧教学】我要教编剧会被开除的
去年下半年,芦苇出了一本《电影编剧的秘密》,这本书用对谈的形式回顾了他的成长经历和编剧生涯,也被看作是独特的电影编剧教科书。采访芦苇之前,记者到三联书店看了这本书的销售情况,柜台上已没书,库房里只剩下几本。据上海交通大学介绍,这本书出版至今已加印四次。“我也没想到这本书能卖这么好,看来中国还是真有人喜欢电影的,大家都喜欢听实话,不喜欢听套话。”芦苇有些意外地说。
芦苇没有过电影院校科班学习经历,但他的创作手法和叙事技巧是完全好莱坞式的,芦苇的启蒙读物是悉德·菲尔德的《电影剧本写作基础》,除了反复观摩分析《阿拉伯的劳伦斯》《安德烈·鲁姆廖夫》《教父》《七武士》《末代皇帝》等经典电影,收录大量经典剧本和主创访谈的《世界电影》杂志也是他的导师之一。在芦苇看来,电影的拍摄手法和叙事方式没有东西方之分,“电影在中国来说,本身就是个舶来品,创作技巧和拍摄方式跟西方都是一样的”。
记者问芦苇有没有想过去学校教电影写作,芦苇说:“我去给他们讲一两堂课还可以,我哪会教书啊?我要去当编剧老师,恐怕一个月就被开除了,我肯定按我这套经验去教,不会按照他们的方法去教。我觉得中国电影的基础教学有很大问题,很多电影专业出来的人拍东西不接地气。”
【谈近期打算】主旋律拍好一样吸引人
“我一年差不多就写一部电影剧本,够吃饭就行了,剩下的时间去干自己的事。”今年64岁的芦苇这样形容自己的创作状态。“我写电影有个前提,一定是自己喜欢的题材,能写好的题材,要不然也不会拒绝陈凯歌拍《风月》时的重金邀请。”
问及近期想要创作的题材,芦苇说:“有很多题材都想写啊,我还想写主旋律呢,这两天上映的《警察日记》不也是主旋律吗,挺好的。”芦苇表示,“主旋律”电影本身没问题,也可以拍得很打动人,“中国很多电影,把主旋律这词毁了,这是作茧自缚,现在成了一个笑料了。这些年拍的主旋律电影大部分不好看,如果电影拍得好看的话,也一样吸引人,《战舰波将金号》《夏伯阳》不都是主旋律吗?多好看”。
芦苇透露,他最近想要创作一个主旋律的本子,“我父母都是革命军人,他们那代人的经历是很打动人的。我是想写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个聋哑人,他救过两个八路军命。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是对生命的尊重,对生命的怜悯,这也是人类共通的情感”。芦苇表示,继《白鹿原》电影剧本出版后,他还准备推出《霸王别姬》和《活着》的电影剧本,目前代理人已在跟出版方接洽。
原载于京华时报(3月23日文娱·聚焦) 记者 田超
《白鹿原》读后感(七):关中这方水土
《白鹿原》有三个版本:陈忠实的小说,王全安的电影,芦苇的剧本。
芦苇不喜欢王全安的电影,拒绝在电影上署自己编剧的名字。在他看来,电影把一部厚重的生命与家族繁衍史拍成浅薄的风俗招贴画。芦苇讨厌这种改变,他拿出自己的剧本,展示了自己心中刻画的白鹿原。
三对父子之间一直爆发着冲突,彼此之间也一直互相伤害。这是一场没有输赢的战争,在和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决裂之时,社会无可避免地发生一阵阵阵痛,他们谁都没有战胜谁,结果两败俱伤。
芦苇倾诉了太多热爱在《白鹿原》的剧本,耗时数年,七易其稿,他也解释了自己这份乡土情结由来的根源。大串联过程中,穿着黑棉袄的农民在田地里劳作,那一刻,他觉得这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浓重的关中方言,仪式化的祠堂,小说中的农村场景在芦苇的剧本中忠实再现,他希望自己的《白鹿原》剧本对得起关中这块大地。因为爱,所以剧本的一字一句都经过格外推敲。也因为爱,所以对自己的剧本格外珍惜,来不得别人的大幅度改变,而这也是他与王全安发生冲突的原因。
小说从白嘉轩求教风水先生路上发现白鹿状药草起,白鹿的意象一直是文中的一个重要线索,芦苇的剧本则因为觉得无甚相关将这个形象舍弃。舍弃了它,也舍弃了小说中的魔幻主义基调。绮丽的幻象,近乎感应的梦境,朱先生未卜先知的本领,剧本拆掉了魔幻,只留下了现实。
剧本对于原著的改编很大胆,四十万字的小说被取舍成六万多字,对于部分人物也做了颠覆性地改动。小说中一副叛徒嘴脸的白孝文在剧本中充满了个人追求的勇气。黑娃则由一个再婚,而且生了孩子的世俗之人被改编成本性纯正,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汉子,自始至终对于田小娥有着至死不渝的爱。
诚然,改编之后的人物魅力是得到了提升,白孝文也俨然成了剧本里面的头号正面人物,但是谁说小说中俗气的人生不是生活的本真状态呢?每个人心中都有每个人心中的白鹿原,究竟这个剧本改编得好还是不好,还是看过的书友们见仁见智的事情。
▌朱肖晨 / 财经文摘 2014第四期
《白鹿原》读后感(八):读后感
休产假在家待产,北京太热,不敢出门去图书馆借书,朋友们就送了很多书,于是在家没事一直在看书。
我没有看过陈忠实原版的《白鹿原》,不过我看过《白鹿原》的电影,剧本是王全安和陈忠实共同创作的。
朋友推荐这本书的时候说这本没有被拍成电影,作者花了五年七易其稿的剧本,无论能不能被拍成电影,都值得一读吧!可能很多剧本都是这样,不会被拍成电影,但是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从来没有人为了读书而读书,只是在书中读自己,只是在书中发现自己,检查自己。”后浪做这本书的时候也很用心,不光有剧本,还把创作笔记也附上了。
读的时候,一直在想如果把芦苇版的拍成电影是什么样,读完了睡觉,梦里都是剧本里的内容,跟我妈说这事,我妈说这可能就是好书,能让你“看进去,又想出来。”
如果说剧本跟电影的区别,芦苇版的剧本,更注重两代人价值观、人生观的冲突。从鹿兆鹏和父亲讨论田小娥和自己的妻子、白嘉轩和黑娃的对话这些都凸显出两代人的价值观冲突。还有就是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选择给命运带来的剧变,在剧本中处处体现,从兆鹏到孝文再到黑娃,他们都是被命运推着走的人,但是他们又是在乱世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甚至间接决定了别人的命运。
在最后黑娃跟孝文说“那天晚上我再不是牵挂小娥断粮挨饿,跟上兆鹏走的话,咱俩穿的怕是这一身皮。”“这世上我只冤枉过一个人,就是你大,不是我点不清,他腰不得断。”“这世上我只对不起一个人,就是小娥,不是我,她不得来白鹿原死在我大手里。”
看作者的创作笔记很长知识,逐个的分析,备注,解析,涉及很多电影的知识和写作知识,对写影评有很大帮助。
我们一生会在很多不经意的决定,这些决定当时看起来是一时冲动,随意的选择,其实都是我们的思想在引导,而拉长时间周期再看,他们或许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白鹿原》读后感(九):编剧的诚意
作为一位被罗伯特·麦基盛赞的“国宝级编剧”,芦苇在大众中间的知名度和他的实力并不相符,不少人对他的名字感到陌生,但是提起他的作品,又都会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哦,原来是他!
芦苇的作品很多,获第46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的《霸王别姬》、获第47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活着》、获第57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的《图雅的婚事》均由他编剧。即将上映的电影《狼图腾》也是芦苇的作品,执导的是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
《白鹿原:芦苇电影剧本》是芦苇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完整剧本。在2012年的电影版《白鹿原》遭遇滑铁卢的时候,很多人表示《白鹿原》只可能以电视剧的方式成功展现原著的广度和厚度。2006年林兆华执导的舞台剧《白鹿原》公演后被一些专家批评为“一塌糊涂”,秦腔版的《白鹿原》也不成功。这些改编版本的失败似乎都印证了把小说《白鹿原》浓缩在两三个小时内展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芦苇剧本的出现,为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提供了可能性。
芦苇的剧本有六万多字,字数是原著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这样的篇幅要把故事讲得完整,需要极高的眼光和驾驭力来对原著做出取舍。芦苇首先删除的是小说中的魔幻元素“白鹿”和各种鬼怪成分(比如鹿三被田小娥的鬼魂附身),保留了纪实性质的史诗片格局。他从封建帝国崩溃的前夜写到新政权建立,这意味着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要覆盖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因此原著中上百个出场人物大半都要被拿掉,因为有限的电影时空无法承载一大堆符号式的人物。秉着“电影人物不出场则罢,出场则必有好戏看”的原则,芦苇将原著中庞杂的人物关系浓缩在白嘉轩、鹿三、鹿子霖三个老辈人和白孝文、黑娃、鹿兆鹏、田小娥四个年轻人身上,三个家族都只有一个男孩,并且最后都走向断子绝孙的结局,使得新旧两代人的冲突变得更加尖锐鲜明,传统伦理与道德的断裂引起的撕心裂肺的剧痛最终体现在所有人身上。
尽管剧本相比小说内容上压缩了很多,但是人物形象却丝毫不显薄弱,反而饱满了许多。
作为主人公的白嘉轩和小说中的形象一脉相承,他是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个典范——身为白鹿村的族长,他对白鹿原的土地、人民以及宗法制度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对长工鹿三敬为兄长,在县府乱派税的时候策划交农事件为农民的利益说话,在鹿子霖遭难的时候以德报怨出手相救,同时也在黑娃带着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回来时明确拒绝他们进祠堂,在看到白孝文和田小娥在一起后毅然和儿子分家,甚至在镇压引起瘟疫的田小娥时不顾她肚子里怀着白家的骨肉(这是小说中没有的情节),传统道德所倡导的仁义和封建礼教中对伤风败俗者的冷酷在他身上并存。
鹿子霖和鹿三也符合原著的描写,鹿子霖要强、好色、精明,鹿三忠厚、耿直。剧本的开头处有一处颇有意思的描写,白孝文、黑娃和鹿兆鹏三个孩子因为偷看牲口交配被押到祠堂里,白嘉轩抡起酸枣枝抽打白孝文,鹿子霖嘴上骂,却只是虚张声势地用鞋子拍鹿兆鹏屁股,而怒不可遏的鹿三抬腿一脚把黑娃踹了个四脚朝天。三个长辈性格不同,惩罚方式也各不相同,白嘉轩按族规惩罚符合他一贯的个性,鹿子霖平日里和小孩子很亲昵舍不得下狠手(缺乏硬骨头的鹿子霖在后来的政权更迭中也以一个见风使舵的形象出现),鹿三直性子,气起来打得比白嘉轩还厉害(后来杀死田小娥的也正是鹿三)。三个大人的形象和书中没有大的出入,和原著中有较大不同的是三个家族的儿子们。
黑娃在小说和芦苇电影剧本中都有很重的戏份,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同时身上有一股很重的“匪气”。小说中黑娃后来不但再婚,而且生了孩子,是非常世俗的一个形象。剧本里的黑娃更有理想主义色彩,他因误会白嘉轩杀了田小娥打断了他的腰,在临死前对白孝文说“给你大赔罪”,并要求白孝文将自己和小娥埋在一起——对田小娥是刻骨铭心的爱情。
而革命者鹿兆鹏在剧本中也显得更加仁义,小说中鹿兆鹏新婚之夜后再没理过自己的妻子,后来在外娶了百灵并生有一子,虽然他无心让妻子落到孤独至疯最终惨死的结局,但到底难辞其咎。鹿兆鹏对于革命是忠诚的,但是对于自己的家庭却是负罪的。批斗“反动派”的时候他把鹿子霖押上台,阶级斗争在他心中的位置要高于父子亲情——可是在他遭到牢狱之灾即将被枪毙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岳父倾家荡产救了他。也许他是革命的功臣,但是他是个不忠(对妻子)不孝(对父母)的人。剧本中,鹿兆鹏回到破落的家中,看着妻子语含歉疚地说:“这么多年,实在委屈你了。”并且安排为家中送粮食和津贴,那一声道歉固然挽救不了什么,但毕竟让人看到这个革命者心里并不全然是改天换地的宏图伟业,他的心底还存有对家人的牵挂,比小说中冷酷决绝的形象多了一丝温情。
芦苇另起炉灶重新塑造了白孝文这个角色。看过小说的读者对白孝文有好感的恐怕不多,他在从族长沦落到乞丐再投机革命发家的起落之中,背叛了所有的人,俨然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然而在芦苇的设置下,白孝文成了这部戏里最大的看点。白孝文是个温厚的人,在鹿兆鹏和黑娃把白嘉轩和鹿子霖一帮人押在台上批斗的时候,一向不引人注意的白孝文爬上舞台为父亲擦汗喂水,全然不管黑娃的恐吓。这让被亲儿子批斗的鹿子霖涕泗俱下痛骂儿子,鹿家两代人的冲突在白孝文的铮铮铁骨映照下达到顶点。革命失败后黑娃逃跑,剩下田小娥只身在家,白孝文不顾族长身份约束登门照顾,和图谋田小娥美色的鹿子霖不同,白孝文因为对田小娥怀着赤诚之爱,从始到终都在为田小娥考虑,在两人身处饥困绝境的时候甚至把自己卖了壮丁给田小娥买口粮(王全安电影中借用了芦苇剧本中有关白孝文的不少桥段,只可惜模仿得不伦不类,致使白孝文形象模糊的很)。在田小娥死了后,白孝文将她的骨灰挖出来带走,他对田小娥的感情,和白嘉轩对传统道德的捍卫如出一辙,至死不悔。
田小娥作为作品里最主要的女性角色,在电影中被导演慷慨给予了最多镜头,以致拍出来的电影被大家戏称为《田小娥传》,但是田小娥的形象却塑造得并不成功。从一开始引诱黑娃偷情到被抓上刑,后来到白鹿原求白嘉轩让他们进祠堂,再到被鹿子霖强暴(这个地方的改写是一大败笔),到后来带着白孝文上烟馆抽大烟到最后被杀,田小娥的形象始终是个受害者,不清不楚地拖动着情节向前发展。原著中的田小娥是一个有着很强情欲诉求的女人,她和黑娃、鹿子霖、白孝文三人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说是她自身诉求的必然结果。而剧本把田小娥打造得更为饱满灵动——她挑逗黑娃时使用的活泼的言语,对于白孝文的深情,临死前吃槐花的唯美,没有了小说中死后化作鬼魂报复的癫狂形象,田小娥是白鹿原上一个凄凉美好的存在。
饱满的人物形象、紧张的情节设置使得芦苇版《白鹿原》剧本里分分钟都是戏,让人读得欲罢不能。芦苇写《白鹿原》剧本花了近五年时间,前前后后写了七稿。导演仝晓峰看过第五稿,对比如今的最终版中呈现出来的不同,为芦苇对于电影的寄望、对剧本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道具的较真唏嘘不已。数年前芦苇把自己关在陕西农村写剧本时,去探访的记者如此描述他当时的状态:“提纲墙上钉着些有关电影的纸片,张张都和《白鹿原》有关。一共12张纸片,左边8张小的,右边4张大的,全是《白鹿原》第五稿的创作提纲,桌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纸上赫然两行大字:写出精气神!写出生命力!”
电影《白鹿原》在宣传时曾打出“最难拍的中国电影”的旗号,是不是最难拍尚需再议,单是把一个亿的制作成本砸在十六天匆匆写就应付审查的剧本上,恐怕就算是天才的导演和编剧也不敢对片子的质量夸下海口。中国影视界越来越浮躁有目共睹,原创衰竭抄袭成风,流水线上出产东西靠口水战来赢取关注已然成为惯用手法,而某些圈内人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故意制作各种“雷剧”,靠观众吐槽来博眼球,让大众对国产影视剧心灰意冷。但愿我们的编剧能有更多人像芦苇老师一样,拿出编剧的诚意来,如此,我们的影视作品,或许还能够让人心存一点期待。
本文刊于《中华读书报》:
《白鹿原》读后感(十):【芦苇时光网专访】“中国导演的价值观比较混乱”
【时光网特稿】金牌编剧芦苇创作关系谈
值芦苇版《白鹿原》剧本成书出版之际,时光网记者得以与这位著名编剧聊聊《白鹿原》电影被抨击的焦点,当下的创作环境,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创作变化,以及那令他不胜其烦的编剧与导演的创作关系。
与第六代导演王全安之间关于影片《白鹿原》剧本的纷争,让“隐士”编剧芦苇一度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虽然在此之前,他早已是《霸王别姬》《活着》等经典佳作的编剧,但直到这桩“创作纠纷”,他才频繁走到镁光灯下,对这位创作者来说,显得姗姗来迟又荒诞莫名。
芦苇曾说,“我死后,我的《白鹿原》剧本如果能够投拍并公映,请把电影海报在我的骨灰盒前烧一张”,可见其对自己剧本的珍视。借着《白鹿原》芦苇版剧本成书出版之机,时光网记者也得以与这位著名编剧聊聊《白鹿原》电影被抨击的焦点,当下的创作环境,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创作变化,以及那令他不胜其烦的编剧与导演的创作关系。
▌王全安版《白鹿原》不合格?
“像一碗白水,苍白无力”
Mtime:《白鹿原》的剧本要出版,围绕这个剧本之前已经有过太多外延的故事。您也一直表示对王全安剧本的不满,它最大的问题在哪?
芦苇:《白鹿原》电影出来后,大家对电影不满意,相对于小说而言,觉得电影非常弱。《白鹿原》讲的故事主题,我觉得王全安没有完全理解。《白鹿原》这个小说,它真正打动人的主题是一个时代的断裂,两代人的断裂,以及他们两代人价值观的冲突和矛盾,纠结和斗争。这个过程充满了传奇故事,充满了形形色色,非常生动、鲜活的人物。这一切在这个电影里并没有能展现出来,所以电影跟小说比,可以说是一碗白水,非常苍白,非常无力。
Mtime:您跟王全安在此之前合作过《图雅的婚事》,那个时候双方的合作关系似乎不像现在这样?《白鹿原》为什么会闹成这样?
芦苇:这一切都跟作者的能力有关系。王全安拍《图雅的婚事》的时候,他是能够适合这个任务的人,但是拍《白鹿原》他显然不适合。他的准备,他的素养,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选择他当电影导演是错误的,他自己做这个事情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Mtime:但当时据说是您推荐他来做这个电影的?
芦苇:对,一开始是我推荐他,后来我又反对他,这一切都是为了电影本身的质量,都是为了一部好电影,我推荐他也是为一部好电影,希望他能够胜任这个工作。我后来反对他做这个导演,也是为电影的本身质量考虑。只有电影,没有个人。
Mtime:从《图雅的婚事》到《白鹿原》,王全安发生什么变化令您觉得他无法胜任?
芦苇:在《图雅的婚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创作上是已经明确的,也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在《白鹿原》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基本上对内容的理解是苍白无力的。
▌第五代滑坡第六代格局小?
“中国导演的价值观比较混乱”
Mtime:从前一直跟第五代导演合作,王全安可以说是您合作的唯一一个第六代导演?从第五代到第六代,创作方式上有什么变化?
芦苇:第六代的问题,首先是他们的格局比较小,比较私人化。他们缺乏一种电影文化的雄性力量,他们的题材比较狭窄,故事也比较单薄,人物塑造也已经干瘪。这是一个时代的原因,都是这样的话一定是时代的原因了。希望第七代、第八代能够绕过这个陷井,能够绕过第六代曾经的尴尬。
Mtime:就没有进步之处吗?
芦苇:像贾樟柯的电影他有坚守,坚守表达中国社会的真实,这个我觉得很难能可贵。
Mtime:那我们说回来,您和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的经典合作,那时候似乎从未出现过创作上的纠纷?
芦苇:那个时候人们对电影的态度跟今天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对电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忠于电影,忠于电影的艺术品质,今天的想法就太多了。比如说我们要忠于票房,忠于某一个私人情感,它会把生活里的很多实际的利益带到电影里面来,这也是中国电影滑坡的一个原因。
Mtime:昔日合作的两位大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他们这些年的作品您好像评价不高?
芦苇:评价不高的不是我,是影迷,是整个电影评论界。反正他们这些年的作品跟他们的两部经典之作相比,显然有滑坡现象,这是事实。比如说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和《梅兰芳》的差距就是凯歌的变化。张艺谋也是,张艺谋的艺术水准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就算是在他非常不成功的作品里边,我们也能看到他的努力,所以张艺谋的电影还保持了一个基本水准。不像凯歌的电影,我们甚至有时候怀疑《霸王别姬》是不是他拍的。不过我还是特别期待看到艺谋的新作,我也特别期待看到凯歌的新作。
Mtime:新作《狼图腾》是跟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合作,在剧本创作上有一些什么碰撞吗?
芦苇:虽然电影杀青有些日子了,但我还没看过。不过当时,我写完我的剧本时,作为导演的阿诺拥抱了我,所以我觉得他对我那稿还满意。
Mtime:在跟阿诺的合作当中,感觉跟咱们中国导演合作起来会有什么不同?
芦苇:阿诺的价值观是坚定而明朗的,不像很多中国导演的价值观,是比较混乱的,这是我的最大的感受。
▌编剧就应该干编剧的事儿?
“编剧转导演至少他的诉求是很明确的”
Mtime:您经常说剧本是一剧之本,是作品的灵魂,甚至有一种说法说,导演在一个电影当中的,他的作用力其实是有被高估的,您怎么看导演和编剧在电影中的作用力?
芦苇:电影是个综合艺术,综合艺术就是合作的艺术。合作的时候,谁起主导的力量,我觉得编剧也好,导演也好,你必须要有个人魅力。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些电影不管谁发生这个作用,他总是起推动作用的。有的时候是导演,有的时候是编剧,有的时候甚至是演员。
Mtime:那您作为知名编剧,您身上也发生过创作权纠纷的事情。对行内的其它编剧,尤其是对新编剧来说,他们要如何在跟导演的合作当中,维护住自己的剧本话语权?
芦苇: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简单说,如果剧本很棒,我觉得他应该维持,如果剧本很烂,他应该让位,应该让导演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让比他能力更强的人发挥作用。这个不是一个维权的问题,这是一个创作合作时的质量问题。
Mtime:麦家曾经说术业有专攻,编剧就应该干编剧的事情。其实现在行业内很多编剧转导演的案例非常多,而且也比较成功,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芦苇:电影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说把各行各业都分那么清楚的话,不利于竞争,也不利于影片本身的质量。而且编剧转导演,他对于语言相对比较熟悉,他的诉求也是很明确的,导演和编剧谁说了算,这个东西完全是一个能力的问题。
Mtime:您之前也是有过导演经验的,打算继续下去吗?
芦苇:我自己不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导演,我觉得我编剧尚算称职,当导演的话恐怕有点武大郎耍武,有点玩儿不转,我不是那个材料。
Mtime:您常说编剧是写作的技巧,不可以教,但是可以引导,那您觉得一个好编剧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芦苇:好编剧我觉得就两个素质,其实很简单。第一个价值观正确,你的创作价值观比较健康,第二个你要有娴熟的技巧比较合格的称职的能够掌握住编剧的基本技巧。我觉得有这两点就足够了。
Mtime:在剧本创作中您一直很强调类型,也是现在中国电影特别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走类型化。那你觉得一个导演到一个编剧如何确定自己要写剧本的类型?
芦苇:类型这个东西是个最基本的要求。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体制,就是电影的教育体制一定出问题了,大部分电影从业人员对于类型电影没有自觉和清醒的认识,我觉得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成果的缺陷。其实类型是个ABC,就跟写文章一样,比如你什么文体,你到底是报告文学,你还是小说呢,你是散文呢,你是诗歌呢,你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可惜我们现在电影界的人对这个的认识还是很业余,非常不自觉。
Mtime:刚才谈到了价值观,是不是当对电影类型的把握更确定了后,价值观可以自然流露出来?
芦苇:价值观是一个方向,是引导着一切创作,一切工作的核心的终极目的。但是现在价值观的混乱我们知道不是电影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它影响到电影界,也使电影界出现了很多混乱不堪的作品和一些创作的过程。
Mtime:那编剧在创作自己剧本的时候,如何面对中国电影本身存在的比如说票房、规模还有话题这些外部问题?
芦苇:这是它的生态环境,就跟一个动物一样,它必须去适应它的环境,它才能生存,这是一个不言而喻,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同时在这个环境里边,我希望编剧也像动物一样,就是能够保持顽强的生命力,保持自己价值观的初衷,这对编剧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Mtime:如果一个编剧想要走这条路的话,有什么创作上的自我训练法吗?
芦苇:我建议大家不要看教科书,我建议大家去研究电影,研究最好的电影,经典电影,那个有时候比教科书更能说明问题。比如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十部电影,直接向它学习,直接向它讨教,直接看,直接研究,直接分析,直接积累,对这些影片研究的自己的心得,对技巧的感悟,这由于很好的训练。
作者:飞鸟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