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比症候群》是一本由[西班牙]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7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巴托比症候群》读后感(一)：作家们为什么不写了？
“某些人的光荣或者优点在于写得好。至于其他人的，在于不写。”
兰波，十七岁时写下《醉舟》，十九岁写下《地狱一季》。在诗的结尾，他写道：“已是秋天了！......没有任何一首美丽的诗歌，能够永享过往既有的成就。”这之后，他不再写诗，也不再谈论文学，转而选择流浪冒险，足迹踏遍德国、塞浦路斯、爪哇、苏门答腊、苏丹等地。
荷尔德林，三十七岁时精神错乱，之后一直到他死之前的三十多年里，他都生活在德国图宾根那座小城。
胡安·鲁尔福，在出版了成功的作品《佩德罗·巴拉莫》之后，却过起了平凡的抄写员的生活。此后三十年，他不再写作。
塞林格，出版了四本作品：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1953年《九故事》、1961《弗兰妮与祖伊》、1963年《抬高房梁，木匠们/摩西小传》。之后，他再也不曾发表任何新作，直到2010年逝世。
费勒尔·莱林，年轻时写风格前卫叛逆的诗，然而到了1960年代末，他却搬到西班牙东北部韦斯卡省的哈卡定居，这之后的三十年，他全心投入到秃鹰的研究中，并成了秃鹰专家。
在西班牙作家比拉·马塔斯的《巴托比症候群》里，这样的例子更多，可以一直举下去：罗伯特·瓦尔泽、王尔德、哈特·克兰、贝宾·贝尤、费尔南多·佩索阿......
在中国，或许可以想到晚年的沈从文，如今的阿城等。
那么，作家们为什么不写了呢？
兰波十九岁就享受了文学带给他的荣耀，以及与魏尔伦同性之爱的伤痛，他对名誉与殊荣不屑一顾。
胡安·鲁尔福：“因为我叔叔赛勒瑞诺去世了，而我所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他告诉我的。”
塞林格，在新罕布什尔州乡间的河边小山附近买下了90多英亩的土地，在山顶上建了一座小屋，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如果去概括，大概可以有如下原因：
1：精神错乱、精神崩溃。比如荷尔德林。比如罗伯特·瓦尔泽，他先后在瑞士的瓦尔道和黑里绍的精神病院度过余生。
2：才华耗竭，灵感枯萎。
3：极不愿成为公众人物，渴望保护自己的隐私和生活。比如塞林格。
4：兴趣发生转变。比如兰波。比如费勒尔·莱林。
5：对写作要求极高。比如哈特·克兰。
至于作者，比拉·马塔斯，在北京塞万提斯学院见到他时，他高大，略显疲惫。
至于我，还想再写些。毕竟，还是夏天呢。
《巴托比症候群》读后感(二)：文学的沉默
这是一本没有文本的书，是一本日记形式的脚注。在“不”的迷宫里，“我”天马行空地纵览文学史上放弃写作的作家或是以其为题材的作品。文本中既有知名作家的八卦纪事，也不乏杜撰出的确有真人原型的作家故事。在真实与虚构的相互交织中，展开一场“写”与“不写”间的较量。
通过“我”的调研，可以整理出作家拒绝写作的各式各样的缘由：胡安·鲁尔福因为叔叔塞勒瑞诺去世，已没有人再给自己讲故事；菲利佩·阿尔法乌的借口是学习英文给自己造成了疲惫；苏格拉底和兰波的幻想太过飘忽不定，无法收录于文字；贝宾·贝尤为朋友而写作，从不致力于出版；司汤达说“现在不写是因为在等待灵感”；贝尔纳多·阿特萨卡认为作家由于需要应付各种采访、聚会、研讨会和媒体发布会，写作在当今已经变成一种耗费体力的工作；波德莱尔告诫艺术家不应该向外界透露内心的秘密；杜尚认为文字不可能真实地反映现实；尚福否认语言可能拥有的力量；比达尔-福尔奇说拒绝可能会造就对高尚灵魂的追寻；《钱多斯伯爵的信》中表达出“作家对于文学表达与人类社会的本质已经产生了信心危机”的观点，认为语言不能表达出普遍的美与价值；巴黎一家报社如是评价王尔德，“当我领悟到生命的真谛与欢愉时，我便无物可写了。”
拒绝的作家不仅给出了不写的理由，而且还从不同角度立体地做解释，看上去似乎写作才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当今的文学，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复制前人的智慧。罗贝托·巴兹伦将书视为“页脚注解的膨胀”。博尔赫斯在印第安纳大学做访谈时说，“也许每一个时代都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写同样的书，只是改变或加入一些细节。”作为作家的博尔赫斯自然是拉美文学的翘楚，但他更自信于自己“极好的读者”的身份。敏感、勤于省思让他一本书反复阅读。在大家面前，我们不禁哑然。是炫耀一年内读过几千本书的读者更聪明，还是细嚼文本、透过自己的一次次人生经历体会作者意图的人更明智？叔本华道，“大部分人喜欢阅读新书，忘记回头看看过去数百年来累积的智慧，大部分作家也都只局限于当下流行的事物，读者大众一代比一代沉沦，画地自限却不自知。”批量化的出版也助长了这种狼吞虎咽式的写作和阅读。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警觉地停下奔跑的步伐，坚定地说出了拒绝创作的宣言。他们正是书中的巴托比们，他们用良知捍卫语言的神圣。
在塞院主办的对话刘震云老师的座谈会上，作者比拉-马塔斯讲述了他对于“文学终结论”的看法。大意是这样的：如今文学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哪怕一张地铁票都可以成为文学的载体。可怕的不是形式的变迁，而是思想的终结。他在上海参观了一个书法展，其中一件展品上只有三个中国字，那块两千多年前记录在石头上的文字是他一生看过的最短的文章。只要思想永存，文学是无关形式的。
书籍会被遗忘，但伟大的作者可以让他操控的文字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让他创造出的形象历久弥新。四百年前的堂吉诃德至今仍旧鲜活，17世纪的哈姆雷特永葆生命力。我们相信塞万提斯在写作时不是为了展现他高超的文学技巧，更不是为了博人眼球。他的责任与担当激发文学才能，让他在坎坷的一生中不断与封建社会的腐朽与黑暗斗争。“当语言的运用单纯只是为了创造阅读上的效果，而不能够超越人类心智的界限，就会沦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文中出现了两种骗子，一种是只为世俗名利的低级骗子，他们单纯为了写作而写作；另一种则是大师级的骗子，也就是许许多多巴托比们，他们通过消声“骗”来了艺术界和大众的肯定和赞扬，在“被写”的名录中“骗”到一席之地。当“我”记录下这些赞扬时，会不会感到一丝欣喜与安慰呢？毕竟在时代的变迁与物欲的横流下还能有人关注这样一个甘心沉默的群体。
文中的“我”自言自语，与幽灵对话，做奇怪的动作，乐此不疲地称自己是“瓦特翻版”，幻想自己是马，在现实与梦境之间穿梭，假装家里没有人为“我”点灯，假装是最后一个撞上家具的人。“我”变成了诗，变成了一位掌控自我的暴君。叙述者以极端的方式展现着文学脱离既定轨道的一面。但在这沉默消声的背后，有一种声音一直在脑海里回响。藏在心中的创作永不停止。
“在福斯的眼里，依旧能看到灿烂而坚定的目光，但愈加安宁。这道光芒中隐藏着一个秘密……我们可以听见远方海上传来的低语：‘虽然福斯已不再写诗，但往后，他仍将在每夜的梦里重温有诗的乐趣。”
《巴托比症候群》读后感(三)：巴托比：敢于说“不”的作家，那些未完成的杰作
2017.1.9|晴
我们都认识一些“巴托比”，他们是一群打从心里否定这个世界的人。我们徜徉于“不”的迷宫，并且拥有着“乐不思蜀”的天赋。
本书的开本很特别，就像作者所言，以日记的形式呈现，不是正规的32开，但拿在手中大小刚好，给人一种在读外国人写的私人日记的错觉。行文方式与日记大相径庭，短小精悍，戛然而止。其中穿插着各式各样的“巴托比症”患者，他们拥有着显贵的名家身份和出版地位，却同样拿着令人啼笑皆非，甚至是粗制滥造的借口来拒绝写作。当然，内文并不是一直生动可爱，你偶尔会看的乏味，但当你忍无可忍时又突然妙语连珠，让人猝不及防。我想，这是我看到的最喜欢的书。
那么那些“巴托比”症患者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这是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源动力。
有一种最经典的说法是，有的人将自己的状态定位为“抄写员”，他们行为举止总是谨慎小心，心理却存在着强烈否定这个世界的倾向。他们一想到自己就像个抄写员那样僵硬的抄下献词口述者的字字句句就无比惊恐。他们害怕失语，更害怕令人失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抄写员”这种“不接受、不拒绝、不负责”的工作，是最聪明不过的了。他们沉迷于自己的大智慧，认为“拒绝自我表达”和“表达自我”一样令人兴奋，令人饱含期待 。
“学习英文的拉丁人”费利佩·阿尔法乌，认为：迫使一名拉丁人放弃原有的语言特色，成为一名英文学习者是一种“多管闲事”的行为，并以此为拓词拒绝再创作；被誉为人类文明精神支柱的苏格拉底其实只是个古怪的疯子，他眼前总是出现各种幻象，至于他拒绝写作可能与他本身爱好幻想，思绪总是不定的个性非常相关。虽然他们沉迷于“虚无”，但就算是还没写的书，依然会成为文学史上的悬案，永远受后人引颈期盼。
《巴托比症候群》读后感(四)：从有到无的写作
新京报-书评
这病症并非灾难！
撰文|于是
·名·
以典型病人之名命名绝症，比用天文学家之名命名彗星更触目惊心。
话说梅尔维尔写完《白鲸》后，多年不得志，1853年出过短篇小说集《抄写员巴托比》，这个怪人总是说“不”。就像现实生活中的霍桑。
本书的叙述者是便是一位“巴托比”患者，他年轻时曾写过一本小说，但因为某种心灵创伤，他拒绝再写。但他写日记，记录那些和他同病相怜的作家封笔之谜。他为此失去了工作，还被名叫德兰的研究者讹了不少钱。他经历过电光火石般的爱，也目睹了神秘的塞林格亲吻自己一见钟情的女郎。这位驼背的主人公在叙述自我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巴托比症状，虽然僻世独居，却在文学的世界里忙得不亦乐乎。
巴托比，就这样被巴托比患者抽象为一种蔓延于文学时空的病症，病例无数：梅尔维尔、兰波、瓦尔泽、鲁尔福、霍夫曼斯塔尔、卡夫卡、玛丽安·荣格……以及终生自视为“家具”的卡杜等虚构的作家。
真实和虚构无与伦比地交融在这部笔记体的小说里，而笔记又以脚注的形式，对不在场、甚至不存在的文本加以阐释，并贯穿于“不”的主线：拥有写作天赋、或已取得写作成就的作家对写作本身说“不”。有人说这是脚注汇成的书，但是不对，短小篇幅的脚注评析中，隐藏了很多虚构的情节和人物，真假莫辨。所以，首先要确定：这是以日记体完成的长篇小说。
更何况，还有那么多文坛八卦：哪一位才是品钦的真身？莫泊桑究竟是怎么死的？托尔斯泰封笔时真的坚信“所有文学都是对自我的否定”吗？野史被写得如此好看，怎么还能说是掉书袋式的文本脚注？
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书世上少有——著作等身的作家写了一群散落在时空中的、不再写书、甚至从没写出书的作家，无数的作者以无数的方式放弃文学。诸如马拉美的《书》，福楼拜的《男孩》……那些不存在的书，或许是最精彩的旷世之作。
·状·
名为症候群，固然少不了对症状的分析、归类和描述——
封笔是作家身份的自我终结，或因自大，或因妄自菲薄，或是对读者和时代失望，但都没有江郎才尽的意思。借口也有很多（“赛勒瑞诺叔叔去世”已成经典托词），精彩之极，荒诞之极，和旷世佳作一样极具想象力。
自杀的作家更甚一步，把肉身都终结了，以此圆满人生的创作。只有极少数量的自杀者才配得上巴托比之名（可惜，作者没有提到三岛由纪夫）。
另一种相对柔软但更残酷的是自我放逐，譬如王尔德，在人生最后两年中终于获得无所事事所需的智慧；又譬如避世隐居的格拉克，沉溺于汤汤河水往事；再譬如兰波，将生命的后三十年都用于探险。
更极端的是顽强地拒绝写作的大师：贝尤、巴兹伦……人类无法用文字描述宇宙及其真相，当语言的运用只是为了满足阅读，而不能超越人类心灵的界限，“就会沦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他们都在证明“写作的不可能性”，吊诡的是，反巴托比症的写作者也能因此反证出写作的必要性：只有写作能让我们回忆、思考并感受自我的存在。
因此，书中也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谈论到一些反例：有72个分身作者的佩索阿，有写作偏执狂的穆齐儿，有用毒烟扫除巴托比魔障的德·昆西，有身份笔名一大堆的神秘的特拉文，还有“反巴托比”的典型……
正反病例互为表里，恰恰构成了写作者的真实群像：他们欲罢不能，他们遥望真相，他们渴求创新，却因此举步维艰。他们亲身演绎了写作之不可能。
写作本是从无到有，而巴托比的写作则是从有到无。
文学的真谛，和文学的形式、受众，仿佛是背道而驰的（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不可言说之事，尽情保持沉默）。就因为这巨大的悖论，难怪那么多天才作家要说“不”！
·因·
巴托比症的真正动因不能简单的归咎于精神失常、个性疯狂、才思竭虑……同样，没有才华也不得志的写作者也不能归于此类。
小说中也有令人倍感熟悉的文学青年的形象：写完几行诗就当卷烟纸烧掉的皮内达、奔赴巴黎的双叟和花神却被物本主义搅得写不下去的玛利娅、妄想萨拉马戈剽窃自己的佩雷斯……这些虚构的人物活灵活现，简直是我们当中某些人的写照。
问题是，著作等身、拿奖无数的比拉-马塔斯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他已称为西班牙目前最重要的作家，目前已经出版了近三十部著作，包括短篇、小说、随笔和论文集。《巴托比症候群》最早出版于1999年，是他的第十八部作品，甫一问世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取得了包括法国梅迪西奖、巴塞罗那城市奖等在内的多项欧洲文学大奖，逐渐被其他语言国家的读者接纳，影响力迅速扩大。2013年，法国重要的文学期刊《文学杂志》将他与莫言、门罗、帕慕克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起并列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在回顾和分析史上这些作家的同时，他是否在给自己把脉，甚或已经下药？当驼背的主人公在结尾承认自己已迷失于“不”的迷宫时，比拉-马塔斯的写作抵达何处？
你会发现，对巴托比症候群的思索几乎涵盖了写作会遭遇的各种悖论——
写可以避免被写，但不能避免被读，双向的被动性导致写作者无法自由。
写作可以缔造声誉，但不能避免不进则退的恶名，单向的递进要求让写作者进退维谷（蒙特索罗的狐狸最明白个中的狡诈）。
优异的写作者致力于更新和颠覆，但文字跟不上思想和想象的节奏，脑体里的巴别塔限制了旷世佳作的产出。相反，追随潮流会让优异的写作者失去自我的方向。
——幸好，比拉-马塔斯的文学体验主要集中于英语、法语和拉美文学中，若是再牵涉到东方老庄，日本侘寂，写作之无这个议题恐怕要陷入更深的迷思。其实不要紧。无字之书根本不是用意所在，没写出的杰作不代表当代文学得了绝症。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受了贡布罗维奇的刺激后一辈子以为自己是家具的文学青年。多么肆意的虚构！多么可能的不可能！这个小故事隐藏在文学巨擘的轶事中，只能说明：书写不可能之可能也能成就一种偏执但杰出的书写。
所以，这是写作者对写作的一次持续思考，涵盖了对写作者心理和梦想和忧伤的坦白，挖掘了写作的极限。比拉-马塔斯只是假借（人类共有的）猎奇心，不屈不挠、悲喜交加地宣扬了文学之美妙、之不朽。
“这病症并非灾难，而是一支能从中升腾起理性建构的舞蹈。”
：我实在是喜欢自视为家具的情节，包括墓志铭
《巴托比症候群》读后感(五)：非重症患者，不请勿入
即使整本书都在堆砌为什么不写的各种理由，也掩饰不住作者蓬勃的创作欲。
正因为他读他写，所以才会遇到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的巴托比时刻。相信每一个博览群书的作者都会掉入抄写员的逻辑陷阱。
巴托比是一种二十一世纪才会得的病，歌德不会得，庄子不会得，只有我们这些踩踏在人类千年文明史上又毫无建树的蝼蚁会在书堆上掩卷哭泣。
如今的问题不是书不够多，而是卷帙浩繁，当你上穷碧落下黄泉看了一本又一本就益发懒得动笔了，杰作永远在飘渺的意念间，下笔却毫无起色。
这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吗？不。这本书足以启迪心灵吗？也不。可这本书存在的意义就是给我们投喂磅礴的精神食粮，尽管采用了老套的掉书袋方式，但作者也掉出了新意，掉出了存在感。
恩里克•维拉-马塔斯，抱歉，此本书之前我未识作者，但此本书之后我会阅读完作者的所有著作，就像第一次被保罗奥斯特所震慑，你万蚁噬身，完全就像着了作者的道，每字每句令你欲罢不能，作者的叙述技巧惊人，巧妙避开了他不擅长的部分，其实大部分文学作品的主人翁都最好是个落魄作家或者书呆子，如此才能全情投入，不说有违人物身份的假话。
作者写的书几乎都是一个风格，他所著的《巴黎永无止境》状似仿写了海明威《流动的盛宴》，这样的作家如今越来越多，他们不肯遗弃自己心中所爱，偏要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地调换身份，他是作者还是读者，朦胧未知，看不真切。
每一个热衷写作的人都能切身感到那种焦灼感，一旦停笔，你就置身在宇宙的真空中，再也抬不起头来，不知为何而写，不知为何来到人世，不知前处尽头，就像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绝症——拖延症一样，各种“不写”的理由变身铠甲卫士，一枪一枪扎得你千疮百孔。
来吧，把想象力的马达发动起来，这么容易描述又不可描述的时代，千年后会变成何种模样？，那些碎片文字，电子墨水会流向何方？
在你的面前，纸书堆成高山，再也无人阅读，而被供奉在博物馆里的书籍成为永久的古籍，我们每个人在社交网络上留下的只言片语汇聚成成吨的语言垃圾，被放入闸机中一并销毁。
写字的人多，但伟大的杰作少；作者多，而真正的作家少。
娱乐至死的年代，我们要用戏谑狂欢，所以搞点古里古怪的研究没什么不好，至于大作家们为什么不写或者再无杰作产出，谁关心呢？
文学是文学本身，根本没有所谓结果。
《巴托比症候群》读后感(六)：世间各态的不
“某些人的光荣或者优点在于写得好。至于其他人的，在于不写。”我想像我这样不写的人能找到一丝理由宽慰了吧。
每个作家的不，都有各自的不同，它们连起来构成了一本姿态各异的小说集。这本书开始读时可能会觉得是一本叙事的书，说是小说吧，可能是源于意识到最后的杜撰，在一些真真假假中度过。
记忆最深的应该是作者的想象力，杜撰了卡杜及其生平，和关于卡杜的文章《永远看起来像件家具的作者自画像》，当然还有这段墓志铭：我曾经尝试变成其他家具，不过并没有成功，连这事都不允许我成功。因此，我这辈子，也只当过这件么一件家具。只是，如果我们知道其他家具都是沉默的那么我的一生也就并非微不足道了。
最后我以为自己想当个诗人，却没想到其实内心深处我最想成为的是诗。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子，不如诗啊。
《巴托比症候群》读后感(七)：差点错过的好书
女朋友从图书馆借的，初看几页不知作者要表达什么，结构散乱，不像小说也不像散文，后来说是笔记日记，还是不知所要，就向女友抱怨，就是在掉书袋啊。女友赞同，也表示看不懂。 后来实在无聊没事，拿起慢慢看，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月，竟然也看完了。怎么说呢，是表达了一些作家发觉文字无法表达世界的完整和深度所以放弃写作，也表达了这种放弃具有否定以前进的意味？提到一些哲学，多数是小说家。中国也有作家提及，那么多名胜古迹，那么多诗人题诗，保存下来的就不用说了，没保存的那些，后人不知，其价值又如何呢？引申地，我们越来越忘记以前的作家诗人，固然长江后浪推前浪最好，但是后浪真会越来越好？我确实担心以后现当代文学将郭敬明韩寒之流当作重要作家，网络文学兴起与泛滥，怕且也会提及一两个吧。 回到本书，个人体会是，语句当然无法尽其意，文学如此，哲学也可能如是。而数学物理，虽有其优美之处，却不是作者追求的人人皆能一眼看懂的终结结论，所谓的文学终结？同时，我也在想，存在主义，实证主义，无论什么，其美感似乎只取决于个人，他者的参与干涉，虽有些少影响，却远远不能相互理解。 最后，好玩的是，作者将隐藏融入了生活，玩了不少把戏，自己也决心加入巴托比阵营。我也幻想着能否活在洞穴，自给自足，苟延残喘，却又书籍陪伴，哈哈，说笑罢了。 以下书摘(不全)： 1.现在我可以说，艺术不过是胡说八道。 2.每一种认知的行为，每一个遭到孤立的声音，都会对他造成毁灭性的混乱，使其屈服。 3.所谓写作，是在写作时预见自己笔下要诞生的景象。 4.在转瞬即逝的每一秒，试图睁眼看清暗藏在深处的黑暗。 5.长久以来，我总是为了“被写”而眠。 6.旅行吧，但别写游记。 7.他用自己的生活来实现了笔下的冒险，自己活在之前的人生，因此放弃了写作。 8.他带着他的潜艇故事走到峭壁，然后以幽灵书特有的巴托比艺术，将此书献给了海风，一页一页地让它飞散而去。 9.道德束缚禁锢了这颗狂放的心，他总是坐立不安，特立独行，人们有理由怀疑他身上流淌着疯狂的血液。 待更……
《巴托比症候群》读后感(八)：《巴托比症候群》：从未被完成的杰作
是怎样的勇气，让恩里克•比尔•马塔斯有勇气来替如此多的作者发声，向并不总是睿智的读者们表白他们内心的“困惑、危险、失败”呢？要知道，这可不是博尔赫斯追求贝尔特丽斯的童话故事——读者们绝非都是敏感又善良的好女孩，会在看透你的寂寞与黑暗后，还会去抱紧饥渴的你。
当然，聪明如马塔斯，一定不是将这样一个文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文本）当成是一本“读者之书”来写的。它真正的读者应当是作者，那些幻听自己的生活被喧嚣的日常包围的妄想者，那些永远有一肚子话想说，说的出或说不出的家伙。他们以为自己拿起笔写些什么总是必要的，但却又没法让自己一刻不停地写下去。“不写”——有人因此而充满负罪感，以为自己挥霍了自己的使命；有人却坦然自若，用“沉默是金”做座右铭。他们都被马塔斯放进了这个关于“不”的文本里——更确切地讲是注脚里。像是在罗兰•巴特宣布“作者已死”后，给自己和同类们的“祷文”。其实没人关心一个作者为何“不写”，但没有人讨论这个话题，那作者大概就真的悲惨地“灰飞烟灭”了。
“巴托比”是作品的核心人物。这个来自梅尔维尔笔下的以“我宁愿不”为口头禅拒绝自己全部生活的人物，始终是使人困惑。从对一切都说“不”的巴托比开始，马塔斯把一系列同样让人困惑的对写作——“作者”的生活说“不”的作者们收集起来，把这些活着的或是故去的、本国的或是外国的、真实的或是虚构的家伙的故事都写到了一个本子里。相信我，你根本看不出他的意图，因为这种“切实的模糊感”，正是他唯一会慷慨给你的东西。
实际上，比起关于“不写”的讨论，人们更熟悉的话题应当是“为什么要写”。就像是作者在文中引用的，最重要的是“写”——“写”是为了避免“被写”。自己来讲自己的故事，总比活在别人的故事里看上去理想得多。可实际上，如果“写”——这样做会让人一直收获快感，那么人们应当一直沉浸在写故事的乐趣中才对——毕竟人是那么贪婪快感的动物。但另一个问题是，原本只会称赞“歇洛克”的睿智的“华生们”越来越不乖了——读者开始参与到“创作”中。按照现代学者的观点，一个故事写出，只有当有人“读”，这个故事才真正成立，而这竟然“只能”是一个双向的选择。作者再也不能随心所欲了，他的故事不再是他写的故事，而是“被读到的故事”——他自己甚至也被看做是被读的一部分，成为被一群他不认识的人定义的存在。所以他们“不写”，是为了避免“被读”——依旧是一种生动、无奈且必要的选择。
广泛且灵活地调用、组织素材，是《巴托比症候群》一书最大的特点。“危险的大多数读者”因此很容易进入一种“听故事”的古老而松弛状态，而忽略掉作者实际上要表达的观点。从文本的机制上看，这是马塔斯给出的自己的“自卫方式”。作者死了——在作者的死因中，如果说因为“过分解读”而最终成为了“别人”的作者是“被杀死的”，那么放弃了书写的作者则是“自杀的”。马塔斯显然是“幸存”的作者。他写，还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为此他把整个文本，都藏在了密密麻麻的注脚里。鲁莽的猎手自然看不见他，他也因此而“生还”。
像是加缪说的“自杀是唯一值得探讨的哲学问题”，“不写”是一个写作者作为自己身份的“自杀尝试”，也同样值得研究。但事实上，放弃了写作并不是最糟糕的状况，就像“死”也绝非是人可能面临的最大困境一样。比起不写，“胡说八道”更让人难以忍受。那是死前的失控，是屈辱，是自我亵渎。因而自杀的原因，除了对被杀的恐惧，还出于躲避被人看穿“艺术就是胡说八道”的窘迫——像武士那样保全自己的尊严。
如此说来，倘若可以心安理得地无所事事，其实是人生最理想的状态——“平静意味着了解，唯一的秘密，便是有人试图解密。”心事融于世事之中，万物峥嵘，于己却不必刻意喧扰。
这就是这个世界，神迹降临之前，它已经足够有趣。因而任何关于改变、期待、解密或是表达的尝试同样是不必要的。你要认清这个世界，可也要认清自己；你要写这个世界，但只需要写给自己看。
未写出的日记是总是唯一的杰作。
《巴托比症候群》读后感(九)：一部“巴托比症状”作家的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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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里克追踪作家中的“巴托比症状”，认为那是一种本能的负面情绪，也可能是受到“无”吸引的一种莫名情绪，让某些作家就是无法写出东西来，即使他们对于文学创作抱持着严谨的态度(或许就是这种严格的自我要求，反而使得他们无法真正提笔写作)。有些作家则是在完成一两本书之后，就不再继续写作了；有些作家起初能够非常顺畅地按照进度下笔，但某一天突然停滞，怎么也写不下去了。
说到巴托比症状，让我想起迅翁的一句话：人感到寂寞时，便有了创作；人感到干净时，便无创作，因为他一无所爱。鲁尔福和张万新大概是可以归于巴托比作家罢，鲁尔福怀着天纵之才和奇诡的想象，一当上抄书员，就不写了；重庆作家张万新藏着很多好故事，但凡给别人讲过，就觉得再无写的必要了，他就是个野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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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最后一位作家拉布吕耶尔说：某些人的光荣或者优点在于写得好。至于另一些人的，在于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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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有人问起鲁尔福为什么不再写作时，他总是这么回答：那是因为我叔叔塞勒瑞诺去世了。他就是说故事给我听的那个人，他总是边走边跟我说故事。但他告诉我的，其实都是谎话，所以很理所当然，我写下的一切都是纯粹的谎言。
鲁尔福的同事写过这样一个寓言：有一只聪明的狐狸，写了两本成功的书之后洋洋自得，此后他不再发表新作。周围的人每次遇到狐狸时，总是希望他再多发表一些作品。狐狸说，但是我已经出过两本书了。人们说，没错，而且写得很好，所以你应该多写一本啊。狐狸就不再说话了，他认为，那些人只不过想等他出一本失败的作品，但是聪明的狐狸才不会掉入陷阱呢！
鲁尔福和蒙特罗索，长年以来在一间光线阴暗的办公室，从事抄写的工作，而且这两位非常非常怕老板。每天下班时，老板总要和每个员工握手，这两位每次都躲在柱子后面，深怕老板迎上来，不是说“再见”，而是说“你们解雇了”。
瓦尔泽的挚友西立格有次对他说：或许，你的作品将如同瑞士诗人凯勒一样，永远流传后世。瓦尔泽重重顿了一下，他非常严肃地对西立格说，如果你要重视我们的友谊，从此就不要对我说这般赞美的话。后来，瓦尔泽在精神病院沉默地生活了28年。他认为只有身处低处，他才能继续呼吸。
阿根廷作家威尔考克可以说是瓦尔泽不折不扣的铁粉，他曾经发过这样一段声明：我最喜爱的作家是瓦尔泽和费尔班克，以及每一位他们喜爱的作家，以及所有他们喜欢的作家所喜欢的作家。
杜拉斯说：我这一生的故事，从来就不存在，没有什么人生的重心，没有什么人生的道路，更没有什么所谓人生一路走来的轨迹。虽然有很大的空间让大家觉得似乎的确有这么个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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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5岁的小文青卡杜在自己的家里终于见到偶像贡布罗维奇时，紧张兴奋地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发觉自己变成了餐厅里的一件家具。从此，卡杜为了填补写作梦破碎后的巨大空虚，投入到疯狂的艺术创作中去了。不过，他把自己画的所有家具命名为自画像，且还解释说：因为我觉得自己像件家具，而且据我所知，家具是不写作的。
看卡杜的一生，很像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卡杜临死前，留下一段简短的墓志铭，希望家人能将其视作他身后留下的全部作品。这段墓志铭是这样写得：我曾经尝试变成其他家具，不过并没有成功，连这件事都不允许我成功。因此，我这辈子，也只当过这么一件家具。只是，如果我们知道其他家具都是沉默的。那么我的一生也就并非微不足道了。当他死后，他的家人就像处理掉一件多余的家具一样，把他的骨灰安放在巴黎跳蚤市场附近的小壁龛里，而在这个跳蚤市场，能找到任何你想要的旧家具。
写过《桥》的哈特·克兰对自己的创作非常严苛，据说，有段时间他读过世界上所有的诗。后来他一直想写一首关于蒙提祖玛二世的诗，那时他才发现，唯一一个值得写作的题材，竟然是令人颓丧。而一个作家真正能写的，唯一能写的，实质上便是“写作的不可能性”。然后，他彻底消失了。
介于茹贝尔的不写，夏布多李昂说：你能答应我么？求求你体内那位未来不可限量的作家，请他把一切无谓的偏见与偏执都抛诸脑后吧！茹贝尔答道：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开始写书，因为我还没找到文思的源泉。再者，即使我找到了源泉我也有更多理由不写这本你希望我写的书。后来他还说：任何人都应该使自己像真正的艺术，而不是像某部单独的作品。
波德莱尔：大众是不明就里的，通常也是冷漠无情的，我们难道需要向他们展示作品设计的构想吗？我们有必要解释即兴创作时，不断修改与调整作品的过程吗？解释太多，当初最原始而单纯的感动就会变成矫揉造作、自夸自捧的诈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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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说：文字根本不可能真诚反映现实。一旦我们开始使用语句表达想法，所有本意都会遭到扭曲，语言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有自戕的作家中，最为惨烈的莫过于法国作家尚福，当他发现投注了满腔热血的法国大革命，最后竟成了自己的惩罚。他决定举枪自尽，子弹先是穿破了他的鼻子，贯穿右眼而出，此时他气息犹存，接着拿起一把快刀，硬生生划过咽喉，接着不停地在手臂和腿上割出一道道伤痕，最后才拼命地把刀刺进胸口。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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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大众是不明就里的，通常也是冷漠无情的，我们难道需要向他们展示作品设计的构想吗？我们有必要解释即兴创作时，不断修改与调整作品的过程吗？解释太多，当初最原始而单纯的感动就会变成矫揉造作、自夸自捧的诈骗了。
兰波17岁时便已写下《醉舟》，19岁之后抛下诗歌，全球浪游了；班奇斯23岁时发表《瓮》，至死就再也没有发表任何作品；还有塞林格。博尔赫斯评价《瓮》，用了两个词，纯净和战栗。他认为班奇斯之所以选择沉默，或许因为，“所谓，世俗学子偏爱英雄遗迹，而非英雄如今孱弱的手掌”；又或许，文学太过虚幻不实，“所求的不过是奉承和赞美”；又或许，他们不愿意虚掷时间于名利；最后，“又或许是班奇斯与生俱来的才华，让他觉得文学这游戏太过简单，根本不值得沉溺下去。”看到这，让我想起后十年基本不写的曹雪芹。
佩索阿作为一个名字来说几乎不写，他的一生都是躲在其他名字——多达72个完整的名字后面写作。其中有个以自杀结束生命的特维男爵，佩索阿认为其人格是他的残缺版，他说：我从来不睡，我总活着做梦，或者应该说，我活着时做梦，睡着时做梦，而这样的方式，同样是一种生活。又说：智慧的高贵之处，了解智慧终究有限，而宇宙的浩瀚总能胜过人的智慧。
英国作家我最喜欢王尔德，他的梦想是：什么事也不做，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不仅困难，而且非常需要智慧。他曾说：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言，终日无所事事，是能量的最高贵形式，对那些拥有最高级文化层次的人来说，凝思，就是惟一事关存在的事。他还说：真正有天资的人，活着便是为了无所事事。有次他驳斥朋友道：勤奋，是一切丑陋的根源，而我并没有全然放弃思考。另外，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随时卖给你一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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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写道：我内心深处的恐惧是永远不可能拥有你。最好的情况是，我必须像一只连在潜意识里都忠心臣服于主人的狗一般约束自己，只亲吻你向我伸出的手，从不越界。这种忍耐对我而言不叫爱情，而是一个不幸的信号，预告我即将成为一只“被惩罚永远闭嘴”、永远只能待在远处等待的动物。
卡夫卡：人逃得越远，便离目标越远。一切只是白费力气，他们以为自己正在前进，殊不知只是原地踏步，哪儿也没去，但踏着踏着，却直接踏向虚无。
叔本华说：极有天分者，从来就不是那些专家们。真正有天分的人，把“存在”全然看作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人道主义只不过给他们提供了新的视野。只有把宏大、精要和广泛的伟大看作研究对象的人，才称得上是天才，而不是那些只知忙着解释单一事件之间的关联性的人。
叔本华认为恶疾，就是被劣书毒害。劣书才是摧毁精神与智识的毒药。大部分人喜欢阅读新书，忘记回头看看过去数百年来累积的智慧，大部分作家也都只局限于当下流行的事物，读者大众一代比一代沉沦，画地自限却不自知。
梅尔威尔眼中的霍桑：他有一个世人皆知的真相，他总是大声说不，可这个坏蛋就是不肯让自己说是。所有说是的人，都是骗子；至于说不的人——他们为什么说不？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像环游欧洲一样快乐。他们从不肩负重担，只消一件随身行李便可上路，进入永恒——他们表达出了自我。反而是那些说是的俗人，旅行时总是大包小包，该死的！他们连海关都过不去！按：说是的，不一定都是骗子，还有傻子和白痴。说不的除了坏蛋，还有天才，智者，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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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在完成名作《大玻璃》之后，一下子觉得自己的毕生创意耗尽，即使日后还有创作，于是索性什么都不画，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下国际象棋了，这一下就下了五十年。我不喜欢齐白石，更加痛恨后来那些批量生产的画匠，其原因也在这里。
费里斯贝尔多·埃尔南德兹与胡安·卡洛斯·奥内蒂齐名，马尔克斯、科塔萨尔皆受其影响，但其际遇不佳，少为人知。或许是他拒绝给他写过的很多短篇小说写结尾，导致每一个故事最后都晾在了空中。
西谚：一个人写得越多，他便思考得越少。
亨利·罗斯28岁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就说是睡着了》，未引起什么影响，于是决定转行，尝试各种工作。30年后，这书再版，一下子就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名著。亨利·罗斯决定只要自己活过80岁，一定还要再写本书。第2个30年后，他如愿以偿地出版了新作《野外的仁慈》，由于太长，分成了四部出版。看其介绍，可谓美版《文林外史》，一年后，亨利·罗斯逝世。
西梅内斯一生都认为自己随时可能死去，当成就自己文学事业的妻子撒手尘寰后，西梅内斯丧失了写作的全部动力和原因，认为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不再提笔写一行字，将自己所有的作品弃之于地，在愤怒中将一切踏碎。他说，我此生最好的作品，便是我后悔曾经写过的这些作品。
《猪之三部曲：圈》可以说是对中国摇滚的一次串烧和戏仿，尤其是这一句，“养猪的人就是那杀猪的人，其实是猪翻身做的主人，管起猪来比以前得更狠！”其源头更是来自奥威尔的《动物农庄》。恩里克认为马尼埃尔一生惟一的一部小说《香水地狱》，可以说是巴托比世界里的《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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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学会生活，如果此事有待于去做，也只能在生与死之间进行。既不是仅在生中，也不是仅在死中。那在两者之间发生的事，并且是在某人所乐意的所有“两者”之间，如生与死之间，发生的事，只有和某个鬼魂一起才能维护自身，只能和某个鬼魂交谈且只能谈论某个鬼魂。因此，必须对灵魂有所认识。尤其是如果说这东西或者说幽灵并不存在，尤其是如果那既非实体、又非本质、亦非存在的东西本身永远也不会到场。“学会生活”的时期是一个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意义—此开场白正在向我们展示—就是：学会和鬼魂一起生活。
《巴托比症候群》读后感(十)：写与不写
为期六天的实习（组团旅游）将在今日宣告结束，正好，我也在今天读完了这个关于“我不”的故事，与我不同的是它们是发生在作家的身上。到了这里，我发现我终究还是逃不开这个原始而野蛮的困惑；这是一种看起来有点自鸣得意的试探，也许还是一个自鸣无聊的举动。我想，假如有一天我也加入巴比托症候群，那么是因为我惊惶地意识到我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的某一位读者（假如我的确有的话）：我让作者与读者相互对峙，由此我便游离于联结写作与阅读的不可避免的两极之外。那么还请你们宽谅我的傲慢与偏见，因为我想不明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读者为什么要读我；这真的是一件毫无必要的事情啊——读者在我的文字之中非但发现不了任何光明与奉献，反而看到了冰块一样明白无误的镇静、索取、冷漠和孤独。由此可见我与他们之间的残酷的悖论：我要竭尽全力赠予他们那会使他们感到绝望的东西（噢你问为什么非得是绝望而不是其他？因为其他的情感本质上是不需要笔和纸的——除了绝望其他的情感都可以自为，可以永恒，可以保持相同事物的重复，并且想要一切都保持原状——这就压根不需要写作、传达和创作了不是么）。所以，我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面对我的读者——当作一种义务来承受吗？我坚信每一位读者本身是充实的，充实就是他的本能，而这本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作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呈现在我的面前的，这就是说，我必须要跟它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为了显得“正常”……不仅要忍受读者的审视，还要跟它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还有比这更不可思议的事情么？就像我曾经和我爱慕的姑娘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的快乐往往是由于那些与你相关的事情催我思考所引发的。思考的结果，是我与那些与你相关事情仍然无关。唯此无关，算是我的与你相关的快乐了。在另一个与此类似的关系之中我想强调的是，当我“真诚地”为读者的体验而苦恼时，我发现这体验的发生与我完全无关，而且，读者由于自己的体验而欢乐或者痛苦时，他也就抛弃了我：他的体验造就出了一个与我无关的对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体验也就把我的存在一笔勾销了。所以为了分辨出我的真实感觉，除了谦逊之外，我想还需要一个分辨不出作者和读者的镜片。假如我给我喜欢的姑娘写了一首情诗，那么诗中可能具有关于她的任何东西，譬如她的玉石一样精致的容貌，她飘逸的头发上的丝带，她住的房子后面的风景，云朵的飘动，布满星星的天空，或者还需要一些无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当然我也可能写一些与她毫无关系的东西，也可能描写两位更具哲理意味的人物之间的交流，描写黑色的天穹和铁路站台上的雪。但是另一个陌生的读者仍然能借助其中对宇宙间这一或那一细节的热切关注而得知，他阅读的是一首因爱而起的诗，因为爱情就是面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态度，通常是某个有限的人对某些无限的物所持的态度。由此而来的是当人们感知到其占有物之短暂性时的那种热切——由此而来的是这种热切的表达需求——由此而来的是它对一种比人们自身更长久的声音的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