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杨绛谈往事》是一本由吴学昭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页数：41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听杨绛谈往事》读后感(一)：臆想钱杨之恋---《听杨绛谈往事》读书笔记

        对于钱钟书先生，我只听过、粗读过他写的《围城》，而对于杨绛也仅知道他是钱夫人，写过《我们仨》，其他的则一概不知了。最近看了吴学昭写的《听杨绛谈往事》后才知道杨绛先生是一位集各种剧本、散文、小说著作与一身的大家：她的第一个剧本《称心如意》在1942年底创作完成，并在一夜之间红遍上海，而她因为怕出丑而用的杨绛这个名字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而紧接着写的《弄假成真》、《游戏人间》和《风絮》等也大获成功，而她在四十七岁时自学西班牙语从西班牙原文译出的《唐吉可德》以及二次翻译的《小赖子》更是被国际文学界所认可，并在1986年10月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西班牙政府，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而她创作的散文更是广为称颂，连钱钟书也曾对李慎之先生说“杨绛的散文比我好，而且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可谓著作等身。而正是这么一位著作等身的才女，被钱钟书称为“妻子、情人、朋友”，这句话写在了钱钟书先生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的样书中：“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特别想整理一下钱杨之恋的整个过程，我想弄明白是什么原因能让自己的丈夫对自身有这么高的评价，边捋边想吧。
                               匆匆相识却轻叩心扉
       1932年初，因东吴大学闹学潮而停课，阿季办理了借读燕京大学的手续，并与2月下旬与几名好友结伴北上，于27日抵达北平。3月份阿季进行完注册考试后前去清华园女生宿舍“古月堂”看望老友蒋恩钿，晚上同学孙令衔来接他同回燕京，孙令衔是带着他表哥一起过来的，而他的表哥正是钱钟书，孙令衔只是给两人做了介绍，阿季打了个招呼便和孙令衔一起走了，这就是两人的第一次正式见面，非常匆忙，但是我觉得正是这匆忙的一面轻叩了彼此的心扉。
在此之前，钱杨二人都只专注于学业，并无恋爱史，而孙令衔莫名其妙的告诉表兄，杨季康已有男朋友，并且当面告诉阿季，他表兄已经定亲。当然孙这番话也不是无中生有，因为费孝通一直倾心于阿季，自诩为阿季男友，而孙令衔有个远房姑妈是叶恭绰的夫人，下有一养女叶崇范，姑妈一直想和钱家联姻，不过两个年轻人都不同意而已。
钱钟书知道该消息后写信给阿季，希望约见一面，而两人见面后钱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没有订婚，而阿季也真诚相告费孝通并非她男友。两个年轻人如果不是彼此有好感，怎么上来就互相澄清自己目前单身的事实，可见彼此第一面相见后不能说一见钟情，但是有好感应该是错不了的。而钱杨之恋正是从这场匆匆的见面之后，拉开了唯美的序幕，自此之后钱钟书开始和杨绛先生互通书信，当然这些书信起初均是一些学术类的，钱钟书会把自己的英文作品给阿季看，而阿季也会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他作为回赠，对于互有才情的两个人可谓是惺惺相惜，阿季很欣赏钱钟书写的英文作品，而钱对阿季的英文信很是称赞。钱杨的感情应该也是在互通书信中逐渐升温，以至于钱钟书的信越写越勤，竟达一天一封的频次，再加上两人经常一起散步聊天，慢慢地，阿季终于倾心于钟书了，后来钟书紧接着提出订婚的请求，但是阿季并没有钟书的热切也无他这般急切，所以回绝。
                                         巧施小计终携贤妻
       1933年初，钱钟书到苏州看望阿季，阿季介绍他见了父亲老圃先生，单独谈话后老圃先生说钱钟书人是高明的，但是再无言他。阿季深明父亲担忧，因为杨家的几个女婿都留过洋，不是大学教授就是上海工部局会办，而钱尚未毕业，前途渺茫，对于女儿疼爱有加的老先生不可能不惋惜和担忧。
       不过钱钟书可不是书呆子，他对于阿季已然认定，就想早先娶回家中，当他听说未来岳父对他的评价是“人是高明的”之后，便觉有戏，于是未与阿季商议便陪同他的父亲赶到苏州来拜访老圃先生，并且求亲，并找了老圃先生的两个好朋友作为男女双方的媒人。这可是老圃始料不及的，他还以为是阿季本人同意了的，所以开明的他只好同意，因为这才是“尊重了女儿自己的选择”。说来倒也挺逗，阿季和钱钟书本是自由恋爱，最后阿季还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钱钟书这快而准的奇招可真够绝的，不过倒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是大快人心的美事。
                                  定亲后热恋 留洋也随行
       定亲后钱钟书想要投考中英庚款留英奖学金，而照规定应试者必须有服务社会两年的经历，所以他就应上海光华大学之聘，任校两年教授英语，而阿季考取了清华研究院外国语言文学部，两人不得不暂时分离。但是钱钟书在上海的时候与阿季通信很勤，到假期的时候能够一天一封，而阿季假期回家时，钱钟书肯定会从上海来苏州和她相聚，因此两人的感情倒是因为短暂的分别而愈加深厚、浓烈。
1935年4月钱钟书参加了英庚款的考试，以高分考中，并且是那届唯一被专攻英国文学录取的学生。钱钟书在秋初时需要赴英留学，与阿季商议后决定一同出国，所以阿季本学期结束后办理了休学，自费留学出国。
         1935年7月二人举办了婚礼，而在8月份就乘游轮远航赴英留学了。在牛津留学期间，钱杨二人都惜时如命且嗜读书，两人经常对坐读书，并且交流读书心得，除此之外还有两人间的比赛：即两人把自己读过的书记下来，阶段性的比较谁读的书最多。在英国生活期间，由于钱钟书的饮食习惯比较保守，所以吃不惯当地饭菜，阿季就另租了一套可做饭的房子，学着给钱钟书做中国饭吃。要知道，老圃先生家都是由佣人来做这些事情的，阿季可从来没做过这些，而为了钱钟书的身体健康她主动下厨敢为“灶下婢”，可见其贤。就这样在阿季的照料下钱钟书逐渐胖起，另外家里平时灯坏了，门把手断了，钱钟书总是无计可施，而阿季总能轻轻松松搞定，钱钟书就特别佩服他的妻子，觉得有她在自己生活顺利、踏实好多。
        1937年5月，阿季的爱女阿圆在牛津诞生，而钱钟书看到爱妻分娩的痛苦之后决定不再生第二个孩子，可见对阿季的怜爱与心疼。
通过钱杨二人在牛津留学期间的生活能够看出，支撑二人幸福生活的除了彼此理解与关心，还有二人的共同爱好：读书。正是有了共同的爱好，所以二人才经常可以有很多的交流与沟通，由此可以看出，共同语言是构筑稳固婚姻的重要基石。
                  回国后多半离愁别绪 钟书痛定不再生离
       钱杨二人与1938年携阿圆回国，回国后钱于1938年11月前去昆明的西南联大任外文系教授，而阿季和阿圆则住在钟书叔叔在辣斐德路的钱家，与1939年秋受振华老校长季玉先生重托担任了振华学校上海分校的校长，所以钱杨二人初回国时一直是异地相思。而钱拗不过钱老先生，与1939年10月前去蓝田出任新成立的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其实这是非常不符合钱钟书的心意的，只是钱老先生年迈，他不忍反抗，只好顺从，一直教到1941年第二学期，然后回到上海，等待清华召回任教，只是由于期间出了一些小意外，钟书与1941年10月下旬推辞了这次的聘书，这反而成全了他们一家三口。书中钱钟书对杨绛郑重发誓：“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可见钱钟书对于独留妻子和女儿在沪的内疚以及对这个家庭的眷恋。
钱钟书确实信守了誓言，自此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而阿季也已经辞了校长一职（她起初就不想做校长），靠做家教补贴家用。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两个月，钱钟书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也是在上海办公，每月到南京汇报一次工作，汇报工作时也是赶早班火车去，当天乘夜车回。而1946年暨南大学迁回上海，钱钟书到该校做了外文系教授。同年秋阿季开始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授，而杨绛从1948年开始就身体欠佳，总是疲乏、低烧，且查不出病因，钱钟书担心她的身体，想着换换空气可能对她有利，于是与杨绛于1949年8月一同应聘到母校清华外文系任教。
       从二人回国后11年的工作经历来看，两人都有满腹的才华和能力，但是为了能够生活在一起，为了这个家庭二人都甘愿牺牲了很多对自己发展有利的机会，而杨绛写剧本《称心如意》正是为了能给经济条件差的家庭补贴家用，没想到竟然一夜成名，不过上演税也只够她请朋友吃了一顿馆子，而且吃得还不怎么好，出版后倒是让全家吃了一顿酱鸡酱肉，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为了能相守，钱杨二人甘愿过着清苦平淡的日子，可见彼此感情之浓烈，家庭观念之重。
                                        深相知 固相守
       在文革期间，杨绛先生作为“牛鬼蛇神”中的一员一直很低调，所以没怎么受到伤害，但是为了钱钟书她竟然成为一次专场批斗会的主角。因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文学所的革命群众贴了一张有关钱钟书的大字报，但是情况并不属实，所以杨绛就在大字报下面贴了一张申辩的材料，这一举动惹怒了革命群众们，于是被揪到了千人大会的批斗场上。而杨绛一直被人视为娇弱女人，这次她竟敢和革命群众在批斗大会上顶嘴，于是批斗升级，被戴高帽挂木板进行游街，还要高喊“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事后杨绛笑谈，外文所的“牛鬼蛇神”中敢和革命群众大发脾气的只有她一个。试想一下，平时温文尔雅，低调谦和，从不与人正面冲突的女子竟然敢在那个时代中和革命群众公然叫板，如果没有对钱钟书满腔的信任和爱，她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呢？不得不说，爱和信任是支撑人在逆境中勇敢前行的强大动力。
另有一件事，就是有关《围城》拍电视剧的细节。当年《围城》出版以后，各个电视台纷纷联系钱希望能将它拍成电视剧，都被拒绝了，担心会毁了《围城》。但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花了三年时间出了《围城》的电视剧本，请了柯灵做文学顾问。他们拿着钱杨好友柯灵的介绍信登门拜访，钱钟书没有时间，只好请阿季代为洽谈，阿季将电视剧本留下反复斟酌做了详细修改并且提出多条意见，她写了几句话给电视剧相关方：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钱钟书特别赞同杨绛的解析。能对自己丈夫的作品了解的如此详尽，并对内涵能够做出如此精简的概括，可见二人关系，始于爱，但不止于爱，实在是难得而珍贵。
       从这两件事情中可以看出钱杨之间的相知之深，这也就难怪二人可以相守一生了。
                                     真诚相依 尊重相送
       1994年8月，钱钟书二次住院，并且由于牙床萎缩，假牙脱落，而此时不便再配假牙，只好“鼻饲”，需要将食物用打碎机弄碎，用汤从鼻孔输入，而杨绛担心医院伙食不好，就自己做。当时杨绛已经85岁，还要自己去采购各种食材，然后通过繁琐的工序用半天时间为老伴儿制作鼻饲的食物，还好有时繁忙的女儿可以抽空来帮忙，时不时看看钱钟书，也能减轻阿季负担。可是祸不单行，女儿阿圆在95年时查出肺癌晚期，住院治疗，忍受着病痛、对父亲的担忧、对母亲的牵挂，可是她还要对父母隐瞒病情，担心他们受不了这个打击。直到病危通知书下达后，女婿才带着一名医生来告诉阿季实情，担心阿季如果受不了打击晕倒也便于及时抢救，不过阿季并没有失控，她希望女儿可以安心的走，但是此外还有另一个担忧，就是怎么通知到钱钟书。所以她只能每天告诉一点点儿，比如孩子今天不会感到疼了，明天说孩子永远的好了，终于慢慢的钱老明白了女儿离开了，阿季这时才告诉他女儿确实走了，但是钱并没有出现大的身体异常。
          当时钱钟书身体插了各种管子，夜间需要防止他拔管，需要有人陪。一直有个护工陪床，但是有一晚护工有事请假没有人看守了，只能阿季看护，想想85岁高龄的她，既要用手按压钱钟书的双手，又要用推按住钱钟书的腿，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医生进病房后首先抢救的不是钱钟书，而是她。
       1998年12月，钱钟书离世。并且希望不留骨灰，不做吊唁：杨绛觉得很难。但是钱钟书告诉过她，那就得看她身后的人的能耐了。社科院领导来病房看望过世的钱钟书时，阿季就一直对院长说：钱钟书不留骨灰，不安排追悼会。一直从院长进病房到出病房走到电梯里，这时社科院的院长才吐露难处：这可难为他了，他做不了这个主。不过当晚总书记打电话给阿季，除了表达哀悼之情，同时告诉阿季，中央同意她的请求，不进行哀悼仪式。
       从钱钟书住院到离世，四年多的时间，想一想竟然靠着鼻饲能够坚持四年之久，可见阿季照料的周到和妥帖，并且在女儿辞世之后能够做到不隐瞒也不伤害，将事情如实告诉老伴，能够看到她对老伴的真诚。也许离世的钱钟书本身身体是痛苦的，但是我想他肯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只是苦了阿季了，因为自此就只有她一人在世，那个曾经充满爱的三里河公寓里，再也找寻不到“我们仨”的身影了，留下的只有痕迹和回忆，只有孤寂和清冷了。
       钱杨之恋，持续了一辈子，沿袭了一生，这种恋情的持久、浓烈，不能不让人向往，忍不住让人总结和分析。其实仔细想来无非是相知、体谅、珍惜这六个字而已，但是要完全做到这六个字真的是太难了，他们演绎出的夫妻情、情人蜜以及朋友意，真的值得每一个人去学习和思考。
    愿钱杨之恋不朽

　　《听杨绛谈往事》读后感(二)：增长教训——读好书

读这本书是在图书馆新书架上，之前就看过杨的《写在人生边上》《我们仨》，文笔很美。读名人专家，我很喜欢。在不明作者身份情况，只看了杨先生的序后，只看表面意思，说赞成作者一边，就拿起来读了。
荒废学习，熬夜到两点多看了半本，今日又看了半天。
刚开始还有些滋味，因为只看看过杨先生散文，基本上无甚新意，权作回顾了，但毕竟没有起到反感，而且也看到一些当初不能理解的发现。
比如说：杨先生说，写作就是积累酝酿，踩着巨人的脚印走过去，也会怀孕而生出伟人。
这就与我读书，寻书，吃书的初衷是一样的，读了好的书，就像带着滋味的果子，可以咂摸出甜美的蜜，酝酿成往后不可知的力量，不限量的灵感来。
可是，这本书里从中篇开始，就让人觉察太多阿谀之词，过浓过笨，过俗气，就如那些拙本，简单，的新闻报道稿一样，从思想上、人品上简直是要捧上天去。不仔细分辨，会恍惚错觉成这是杨先生的自夸自大，譬如是个完全的媳妇、女儿，出色的学生，完美的太太，而且带着把众人比下去的劲头。可事实却不如此，可见还是作者吴学昭修行有限，才叫人感到表达倾慕和欣赏、赞美如此落俗。
后面半本同意几个书友说的，这也叫传记，作品概要导读summary，非常低级的那种，“水平有限无法真正挖掘杨先生的智慧”。
看了一个书友的话，果然，杨先生的自序，如果反解的话，句句形象表达作者水准。初读时，觉杨先生过谦虚了，什么“不会有几个人给我作传”等等，全文贯之，的确有些让人疑惑揣测，调查吴的一些背景经历后，才明白，一个真正有修养悟性家传功底的人，与一个浮萍沸沫之人的区别。
书读到大概四分之一处，我初步以为作者是杨先生一位忘年的朋友，应该20、30岁，助手之类，明显感觉功力不够；读到后半本，已确定就是一个怎样的作者才能把杨先生一声的重点写这样肤浅。待到快要看完处，简直要感叹，杨先生怎会让这样的差水平学生之辈来写自己“唯一授权认可的一本传记”。
心中愤愤，可以说，这本书真是配上是一本烂书。一查果然是当年度烂书排行榜之首啊。如此算是心中不虚，知道同看此书人的心声了。
说完这个，还要说说我从这本书里究竟学到什么。
1. 我是荒废学习时间，当“看电视剧”一样来读这本书的，我也认真记过书中出现的几个书名，当做索引，做下一次借书单。但决议放过，因为，还是读精品经典吧。这正是此书的教训，切勿贪新鲜。
2. 同《一粒珍珠的故事》一样，我介绍给妹妹读时，她只读了五分之一，就说不喜欢这个作者传主。我当然很失望和气，因为，我认定以及要好的同学也认定这是一本好书，为此买了《人与岁月》全套（当然，收到书后，第一本《灰娃》传记写的实在太烂。就没读其他书）。
妹妹说，不喜欢的原因，作者始终在写自己的好，别人同学同事都如何喜欢她。妹妹因我说她不懂欣赏学习，略有失落。但我细想，这正是点啊。的确，刘德伟先生在自传里，全文是一个贵小姐的心态，有着上等阶级的优雅自信，看到的全是阳光，没有一个出身贫寒家庭的人心中的曲折、绝望、坚韧之感，就像珍珠一样，高贵雍容。
不过的确全是没有反省，做错遗憾有过什么。
如此，这本《听杨绛讲往事》更是受不了溢美之词过分。
3.这本书，老圃先生的家教，对女儿“找不得好的，那就不要找”，开明。以及说“老钱家倒奢侈的很呢，我花了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钱家要来当老妈子用么”，真是风趣又聪明。
4. 今天还和同学说到传统婚恋观，中国的“生育观”，而我的确也说，貌似比较受这个影响，看了钱杨的故事，女儿先去未留子嗣，有种唏嘘凄凉之感。以后也许会改变吧，就如杨丽萍，我就是为了体验这个世界而来的。
5. 这本书给我收获，除了开头重拾了那句“巨人”的话，有共鸣之感。
第二，知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是陋室德馨，辗转租房。第三，钱杨重温，知日记、写诗、题签，共读书的精神交流才是生活意义。第四，滚滚红尘中，随时屏气凝神的修行啊。第五，雅需积累，练习，才能出自然天然美感。
书法要练习，写作要练习，心也要练习。

　　《听杨绛谈往事》读后感(三)：最敬重的一位女性

       读杨绛的自传，仿佛自己跟着经历了一生，100年的岁月，足以看到到最后，我们最珍贵的是什么。
       从读完《我们仨》之后，就爱上了这位老人，一直在想，是怎样的一种成长背景，塑造了这样一个有人格魅力的女性呢？
       自小出身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聪明，看书灵敏，学东西快，这也奠定了后面杨绛在牛津时的学习速度，和后面年老时学东西还那样快的方法。可以2年学好西班牙语翻译唐吉可德，这是需要多大的毅力呀。在民国时期那样的学习氛围浓厚的时候，自小学起便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再到后面出国深造，尤其是从小喜爱看书，让整个人的内在有了非常浓厚的底蕴。
       我们现在有句话叫：出得厅堂，下得厨房。用这句话来形容杨绛也非常合适，她能够放下自己的才华，为了家庭，做起了一个全职太太，洗衣煮饭，照顾女儿公婆，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也可以利用多余的时间展现自己积累了多年的才华，一写剧本便成为当时最红的话剧。能做到这样，需要内心足够强大。
       正因为这样内心的强大，100年的风风雨雨，在面对诸多事情时，才能够处变不惊。如此有学识的两个人，完全可以在国外过更好的日子，自我的价值也能体现得大。但因为爱国心，也甘愿这辈子就过这样恬淡的日子，在国内受尽了苦头，但心中没有一丝怨言。文革时期遭批斗，可以苦中作乐，下乡种田，还可以给身边的人以温暖。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更彰显了一个人的心胸和美好。
        再看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如果问我追求的最终生活是什么，我想应该就是他们两这样的生活，爱人间要有精神的共鸣，精神财富远大于物质财富，相互欣赏，也相互扶持。也许在如今的社会，撇开物质只谈精神已做不到，但我们可以心向往之。有基本的物质做基础就可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去追求共同的精神家园，去学习更多人类的宝贵财富。
        坚韧、勤劳、勇敢、才气、智慧等词来形容杨绛都还不够，如今这位老人还在世，她真的应该被我们现在的年轻女性所学习，从她身上可以学到如何更好的平衡工作与生活，她在每一次做选择时，都顾全了大局，而非仅从个人利益出发。这些选择再回头来看，都是对的，她用她的智慧给老公和孩子带来了一个温暖有趣和谐的家，这不就是我们最终的追求吗？
       从杨绛先生身上还学到一点：学习永远不算晚。如果说人过了30就觉得自己日落西山了，这样的想法就大错特错了，如今100多岁的杨先生依然笔耕不辍，这真的让我们年轻人所汗颜。让自己永葆一颗不断进取的心，对事物充满好奇，对知识永不自满，这样不管活到什么时候，都会认为自己还是新生状态。这也许也是杨先生长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感谢自己在30岁前能够读到这个女人的故事，她让自己内心更平和，更充盈，也更去享受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去追求更多的精神财富。我想，这就是一个作家给读者带来最大的价值，而杨先生，不仅以作品说话，更以她以身作则来告诉了我们这些晚辈，人一生，究竟应该怎么去过。
       

　　《听杨绛谈往事》读后感(四)：往事与随想

读《听杨绛讲往事》（吴学昭著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8年11月10日）。
好读、平易，对传主有所美饰，但不算离谱。以杨绛、钱钟书之高人之学识，应该是配得上。应该还能写得更好，但作者是吴宓之女，又是传主自认“但征得我同意而写的传记，只此一篇。”也算弥足珍贵。
本传几乎是沿着时间顺流而下，出版时传主已98岁，现在103岁（虚岁），而我们仨只剩下她老人家“打扫战场”，人生也就如此，冰清玉洁，才高八斗，也斗不过时间老人。
寿则辱，那是另外时代。钱杨在绞肉机时代，能够完身而退，一方面不是宁折不弯，识相（要是黑板报也只能如此）；一方面还有一些贵人时不时拉一把；另外，毛公选集高翻，也有助益。也许，《管锥篇 》也是如此时代之产物。否则，是否有新的《围城》，也未可知也。
敝系主任郑朝宗把钱学发扬光大，不是没有来由。同出清华之门，而毕业后十年由钱推荐英伦深造。不说滴水涌泉 ，力所能及，正当其时，也为囊萤添光也。
有时评把吴学昭说得很不堪，其实未必。至于改名和照顾吴宓不周，说到底还是时代和环境之错。作为外人，深究未免太超过。
钞书——
杨绛在《杂忆与杂写》的自序中，引了英国诗人蓝德（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的四行短诗：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这使得广大喜爱杨绛的读者，看了心里酸酸的，默默地为她老人家健康长寿祈祷。
蓝德此诗的前两行是：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Art.
杨先生译为：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P323-324

　　《听杨绛谈往事》读后感(五)：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从刚上大学的时候读《围城》，再到读《我们仨》，美国时读《洗澡》，囫囵吞枣《管锥编》，再到现在读《听杨绛谈往事》，《干校六记》，钱杨这对学术伉俪的著作和人生，一直伴随着我的生活到现在。。如今又读完这本基本上算是传记性质的小书，也许是个合适的机会总结一些个人的感受吧。。。
此书对我最大的价值，是系统的了解了一下钱杨二人的生活历程，发现也是艰难困苦、逐世浮沉，处处忍让、各种不公，仍然工作努力不辍，注重自我工作和提升、惜阴如金，最终获得世人应有的承认。唯叹自己在社会大潮中被迫牺牲了大量本可以用来工作的时间，导致浪费许多光阴，壮年之志终究未酬。读来令人感慨敬佩敬仰赞叹之至。
杨绛（季康）生而幸运，父亲老圃先生民国初年日美留学归国，专长法律，拥有新式思想，为人正直，重视儿女教育，书香传家。中学毕业后，杨绛在苏州东吴大学入学，后在大四时转学入北平清华大学，初识钱钟书，一见钟情，遂定终身之约。
钱钟书在清华毕业之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两年（报考庚款必须之两年社会服务经历），1935年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遂与杨绛当年结婚，共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两年后又入法国巴黎大学游学一年。1938年，欧洲将乱，国难当头，二人毅然决然乘船归国，共赴国难。彼时钱钟书已获西南联大外国文学系聘书，在昆明执教一年。次年暑假回沪探亲，因无法拒绝守旧老父之命，赴湖南蓝田师范老父所主持之学校教学两年，并因此憾失西南联大职位直至解放后。
1941年，钱钟书回沪，战事日紧，遂被困上海，直至抗战结束。幸得一家人相聚一处，共度难关，算是不幸之幸吧。43，44年之间，杨绛开始创作一些戏剧剧本作品，因观察社会人事细致入微，描写刻画栩栩如生，紧抓观众内心和大众舆论，颇在十里洋场大上海滩打响一个不小的名头（在家仍充灶下婢，各种家务事都来得）。而此时钱钟书则仍是名无人知晓的教书匠，同时在研究一些文艺评论著述，并写作长篇小说《围城》。47年《围城》出版后立刻大热，钱氏遂始为人所识，更为出名；文学上的建树之后也更加发扬光大、遂立已身。
建国后的一段时间，二人学术颇有荒废，社会大潮也滚滚而来，非个人所能够阻挡。当时二人仍在努力，抓紧一切的时间和机会工作，钱在做自己的文艺理论事业，杨则主要集中于翻译外国小说。改革开放后，情势有所好转，各种作品相继出版，二人一直勤勤恳恳、笔耕不辍，女儿钱瑗也在教育事业上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各种作品文集大家有目共睹，不再一一赘述。尤其杨绛先生在最亲近的家人纷纷离世之后，将近百岁之龄仍然坚持工作，先后出版了好几本精致的作品，并花费了大量时间整理钱钟书遗稿笔记日记等等，令人敬佩。
----------以上剧透
如果说后生如我，能在这些的经历和故事中，最能够体会到什么的话，我想就是即使个人的命运很多时候不由自己去主宰，我们每个人仍然能够尽人事、知天命，尽到自己最大的所能，努力追求实现自己的个人理想，那样最终的结局就不会遗憾，人生也就不算是虚度光阴。他们所树立的榜样，正是最鲜活的最值得学习的为人的道理，处事的准则。
另外，还应该学会谦卑谨慎、隐忍容人的性情和胸怀，这样才能宠辱不惊，一则不要因为外事外物影响自己的人生和追求，二则心怀坦荡、万事看开，才能和和气气的走过漫长的一生，而不是锋芒毕露、处处与人为恶（之前看了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也是同理～～）。
钱杨二人，若跟上一辈的学人比如陈寅恪作一对比，也许学术成就上还是有些差距，但是做人做事、为学为文的道理却是一脉相承。历史从不是笔直向前的，而今的物欲社会也引诱了太多的年轻人走上追名逐利的短视道路。。但是这些学术文化前辈的历程和精神毕竟在作品传记中流传了下来，我们这些后生，应思牢记内心、发扬光大，以臻真正实现文化学术的伟大复兴为务之境界啊～～

　　《听杨绛谈往事》读后感(六)：斜晖脉脉水悠悠

拖了很久才看完，断断续续几个月。一是忙，没大把的时间，二是不忍结局，“我们仨”终要留下她一个。
《牛棚杂忆》，季老的自嘲免不了怨怼，《干校六记》的杨绛也许更显从容、宽厚。
书中三处，感触尤深。一是钱杨二人远在法国，杨母于战乱中罹患结核，病逝于流亡颠沛。杨父老圃先生悲痛欲绝，于荒野葬了棺椁，拿支笔在所有能找见的石头瓦片、断壁残垣上写下名字，“生怕连天炮火后，妈妈找不回来”。
二是文革几年，做了牛鬼蛇神，钱杨不得相见，她在菜地拔草，钱老管农具房，明白底细的班长时不时就差杨绛借农具，“同伙都笑嘻嘻地看她兴冲冲地来来去去，又借又还”。
三是最末两章，钱瑗、钱锺书相继不起，女儿瞒妈妈，妻子瞒丈夫，当着亲人面强作欢颜，却在无人与闻处哭得哽咽。八十岁的老人，经历最痛的离别。“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杨先生记最牢的非是写过的文、译成的书，却在那些童年的玩伴，女校的嬷嬷，父亲的话，母亲的心疼，得自爱人的诗信，相携漂洋过海的阳光，女儿的聪明，苦难间的好人，“披着狼皮的羊”。
《记钱锺书与<围城>》最后，杨绛写：“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我要乘我们夫妇健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
她笑钱锺书满头“痴气”，钱老赞她“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干干净净，透彻明白。
书中一处，杨老引一段英国作家对美满婚姻的总结，当初读完就抄了：
我见她之前，从未想过要结婚。
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
也从未想娶别的女人。
打心底，我羡慕他们。
也许下次去北大，又看见塞万提斯像，我会想起钱锺书和杨绛来。

　　《听杨绛谈往事》读后感(七)：等到那一天

合上吴学昭著的《听杨绛谈往事》，心中很不是滋味，这是我至今认真看完的唯一的一部人物传记性质的书籍，不知道是内心的什么，驱使我一字一行地浏览，跟随着着杨先生的成长足迹，一点一滴思索着。
文中讲到她的出生，她对家人的爱恋，她对知识的痴迷，她的调皮和可爱，她和钱钟书的相遇相知相守，她和钱媛的母女情深，她的流浪，她和亲人的生离死别种种。她的快乐和悲伤，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牙牙学语的女婴，慢慢地慢慢地，却又是一瞬间，变为满脸婆娑的老奶奶，快乐着她的快乐，悲伤着她的悲伤。
看着阿季在杨家的大家庭里其乐融融，随父亲迁徙各地，换了好多个学校，由北京女孩变为南方姑娘，不管是启明小鬼，还是振华达令，都是那个东吴的高材生，看着阿季的求学过程，我也思考着自己小学的时候在做什么，是在调皮地踩水花，还是乖乖的在教室里上课，是在树林里放羊，还是躺在院子里的床上仰头数着月亮，听爸妈讲好玩的故事，初中呢，高中呢，大学呢，毕业后呢，那么多往事，总是最容易就能忘记。
跟随着杨先生，我能回忆的，暂且只能回忆到25岁，25岁以后呢，没有经历，有什么资格瞎想胡诌
看着杨先生轰轰烈烈的前半生，满腹的钦佩和敬仰，一个女子，能做到如此优秀，世间难觅。而在三反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尽屈辱，仍忍辱负重，把自己归零，敢于重新开始，体味着人性的黑黑白白，尽好岗位内工作，笑脸迎人，关心群众，亦有很多我需要学习的地方。看到八十多岁高龄又体弱的杨先生彻夜陪伴钱钟书，早起护士来的时候首要抢救杨先生，看到圆圆此时先二老而去，我忍住了夺眶而出的眼泪，死亡，这个最真实的东西，却感觉让人那么恐惧。为什么伴随着死亡的，总是眼泪和哀伤。
见到她之前，我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来，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能获得如此的爱情，相濡以沫，相思相守，人生何憾。待到哪一天将要死别，是否都希望对方能走在自己前面，这样才不会让他独守孤单。没有钱钟书就没有杨绛，没有杨绛又怎么会有钱钟书。一起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还能保持着赤子之心，无尘无垢，试问几人能做到。
看尽世间繁华，参透人间丑恶，待到下辈子，是否还会有你，陪我看日出日落。
写于2014年4月22日

　　《听杨绛谈往事》读后感(八)：作者不行呀，是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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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日记续编》己经由北京三联书店在3月份印行了，但仅限于口口相传，市面上并没有大规模宣传。部分发行商认为这套日记的对象应该是图书馆等研究机构，因为吴宓日记续编涉及的年份是1949-1974，这不可避免涉及到建国后知识分子的处境及当时大环境的描写。吴宓本身恰恰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新出版的这套日记则保留了所有的内容没有增删，这总会有一些当政者不愿意看到的字眼。充斥谎言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所以今天的异象我们反而见怪不怪，大家都会心照不宣地收藏一本列于禁书名单的书籍，因此会有不少作家愿意自己的书被禁掉的怪事出现，这似乎很讽刺，因为书被禁了以后，销量会更多。
　　
　　中国自古就有记日记这个传统，春秋就有《论语》这样的口述记录，而自唐以下，宋元明清几朝，中国保存了大量的文人笔记，中华书局就曾择要出版了好几个系列，这些可算是记日记者的先驱，时至近现代写日记的人更比比皆是，其中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名人更是多不胜数。近代最有名的无疑是“晚清四大日记 ”：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王湘绮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出于各人偏好不同，评价非常多元，但《越缦堂日记》的名声总会稍著一些。此外有名的则如郭嵩焘的《使西纪行》是出使欧洲时写的，总理衙门大臣那桐的《那桐日记》则历经了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京、辛亥革命、溥仪退位等重要阶段，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也很重要，它记载了晚清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的见行……
　　
　　现代人物当中，记日记的就更多了，除了叶公超这样不记日记的人外，其它的名人或多或少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连蒋介石也曾记过一些日记。在目前出版的日记中，被研究最多的无疑是胡适的日记。2001年由曹伯言整理成《胡适日记全编》八大册，但此全编却不全，因为以胡适对中共的立场，不可能在日记中没有体现的。但无论如何，曹伯言先生整理之功非比寻常，令人尊敬。
　　
　　而周作人前半生的日记因为晚年境遇艰难而卖给鲁迅博物馆，因此能被大象出版社影印成三卷本。因为不是排印本，读起来很是费劲，后半部分目前可能还在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手中，香港的鲍耀明在整理与周作人的通信时曾向丰一借过。鲁迅的日记则整合在全集中，但相比之下，鲁迅日记的篇幅甚少，并且以流水账为主，偶尔会有“濯足”这样的典故让人琢磨。吴虞的日记也早由四川的出版社印出来，吴虞一生多变，早年反叛父亲，晚年他的子女也反叛他，让人发叹。
　　
　　而篇幅较长的日记当属吴宓和竺可桢二人所记，可巧两人还是准同窗。据竺可桢全集的整理者樊洪业考证，竺可桢最早应该从1913年开始记日记，但经过东南大学的一次火灾和抗战转移中遗失两次劫难，目前仅留存1936年到1974年这部分，但这己经有1000万字之巨。早先中国科学院直属的科学出版社曾出版过300万字的竺可桢日记摘编本，其后所有日记原稿交由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室保管，主要由樊洪业负责整理。或许是国内外的通病，往往占有史料本身就意味着占了学术研究的先机，因此竺可桢日记也没有面向公众，只能等着樊编整完毕才能让其他研究人员窥得全貌。自1993年移交日记到现在，竺可桢日记的研究也停顿了十年多，而去年刘海军著得《束星北档案》的时候，樊洪业又可以借竺可桢日记之独有，反驳书中的部分观点。幸好《竺可桢全集》正由与中科院关系甚深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次第印行，其中就包括13卷的竺可桢日记全本。与此同时日记被毁掉的也不胜其数，如现代报业巨子王芸生著有大篇幅的日记，但建国以后怕惹火上身，不得不将其烧掉，王芸生是《大公报》主编，交游广泛，日记如此烧掉，十分可惜。
　　
　　回头再来谈吴宓的日记吧。全部的日记共二套，北京三联书店分别于1998年印行的前十卷（1910-1948）和2006年新印行的后十卷（1949-1974），都是由吴宓的三女儿吴学昭整理的，那么我们可以先从吴宓与吴学昭讲起。
　　
　　前辈学人之德往往让人高山仰止，但英雄的儿女并不一定是英雄，吴宓和吴学昭可堪此言，老子英雄儿混蛋的结果更让人感叹吴宓的悲剧。吴宓1916年入清华，1918年入哈佛，这得益于清华当时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身份，他师从白璧德，1921年回国在东南大学任教。当时之势，哈佛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影响中国的人物数不胜数，如1920年2月吴宓患病，病床的右面就是一代科学大师竺可桢。当时，在哈佛留学回国的很多人首先去了东南大学，如胡刚复、竺可桢、梅光迪、郭斌龢等。刚回国不久，吴宓便参与《学衡》杂志的组建，在中华书局发行。这个杂志当时被认为是反新文化运动的，如胡先骕就曾撰文攻击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吴宓生性比较保守，最起码，他认为文化变革应该循序渐进而不是突变，在他的日记中，不只一次的反感《学衡》刊登胡适的诗文。
　　
　　而吴学昭和他父亲的观点则很不相同，虽然吴学昭是在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毕业，但建国前期她转而信服共产主义，《吴宓日记》第十卷1948年8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就写道，吴学昭对他说，大变革后，学问资力统统无用，所以自己准备不再读书，要直接去做政治工作。加之从吴学昭后来的行径佐证，她也没有十分信仰共产主义，“投机分子”的嫌疑似乎很难洗刷。吴学昭与他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她大半时间自称“萧光”，这有多方面原因，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是吴宓而立之年的抛妻弃女。吴宓的第一任妻子是他28岁时娶的陈心一，次年即生大女儿吴学淑，在老三吴学昭周岁的时候，陈心一和吴宓离婚，因为吴宓一直都喜欢一个叫“彦”的女人（后详述）。吴学昭在建国后加入***，参加共青团的革命工作，更到中共西南局工作，萧光在动乱年代的“行为”知晓的人是颇多的，因此她在文革恢复本名的时候曾试图掩盖萧光这个名字。
　　
　　无疑吴宓坚守的东西是与吴学昭信仰的理念格格不入的，身为党员的吴学昭自然也不会客气，领导般地对她父亲进行训话，吴宓只能颔首垂听。幸好父女见面次数并不多，用小时就可以数得清楚。更广为人知的是，吴学昭是著名***员、建国后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续弦，蒋南翔是老党员了，早年曾是韦君宜等人的上司，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文革后期，吴宓行将去世，时吴宓的所在高校西南师范学院要吴氏姐妹来照顾她们的父亲，但回复说，解放前我们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最后由吴宓的妹妹吴须曼（吴宓本名为陀曼）接回老家，没过多久就离世了。吴宓死时，连葬礼也拒赴，这时己经是1978年，离改革开放一步之遥。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吴学昭的行为和顾准子女是一模一样。顾准去世前极希望见子女一面，但他们并没有满足顾，随后顾准含恨而亡。恰恰顾准死后成名时，顾准的儿女返回来要和陈敏之等人抢父亲的名誉权、著作出版权等等，自然吴学昭也不例外。才几年功夫，当民国人物热门起来的时候，吴宓这样的重要人物自然也逐渐进入公众视角，作为吴宓遗产的继承人，吴学昭自然垄断了大量吴宓的资料，不仅如此，从1992年及1997年底至1999年初吴学昭曾和几个研究吴宓的学者产生过节。其一是吴宓晚年的学生周锡光1973年前后从宓处取得了一些文稿、讲义等，92年吴学昭起诉说周骗取了她父亲的文稿，要求归还，最后周出示吴宓手迹：让周“永久保存”、“完全不须归还”的字条，才算了事。其二是1997年广州出版社出版张紫葛的《心香泪酒祭吴宓》，这惹起吴学昭的怒火，因为此前她己经警告过张不准写吴宓，事后除了在《光明日报》上对张讨伐外，还准备对簿公堂，这段公案至今未了。1997年至1999年重庆的《红岩》曾经连续报道过这些事情的前后经过。同样的遭遇还有研究过胡适等人、2000年写下《吴宓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的沈卫威。
　　
　　这不禁让我们有些心寒，就这么一个搞政工出身的人，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学者，再加之钱钟书是吴宓的学生，而吴学昭和钱家自然关系深厚，互相吹捧，钱钟书被邀为《吴宓日记》作序，吴学昭也配合杨绛回忆钱媛，博闻强识等语谄媚之极。陈寅恪生前和吴宓交好，陈的子女又托吴学昭著得《陈寅恪与吴宓》，当下吴学昭俨然己成吴宓研究的专家，思之她与吴宓曾经的关系，让人感到其中的讽刺，更觉吴宓身后之不幸。
　　
　　吴宓日记面世，读者最关心是该日记是否保存原貌，一来吴学昭让人不放心，二来当政者的态度也是影响因素。在前半生日记中，省略号出现的次数并不少，尤其是靠后的几卷省略号随处可见。而后半生的日记中吴学昭的名字出现的很少，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吴学昭是不是动了手脚。另外，张紫葛在《心香泪酒祭吴宓》中认为：吴宓在1951年、1955年曾修改过日记，或者销毁，或者重改替换。但总体来说，即使是稍有改动，己出版的吴宓日记可以参考的价值也是相当大的，如1957年8月18日记：“自悔昔在燕京时仰望***之非，而今则无术远遁，宁愿原子弹从天而下，毁灭此无人性、不合理之中国，亦所乐矣。”（日记续编第三卷第153页）。这样刺骨的字眼都可以出现，那么可以相信即有所删，也不会太多。
　　
　　我读近人日记，往往注重是花边韵事，或者是我无聊之兴，但我往往是想从这些事揣摩出日记主人真正的个性来，如余英时等人尚且在胡适日记中考证胡适在任中国驻美大使曾有外遇，何论吾等后辈？鲁迅曾说，胡适这些人写日记就是为了身后发表的，所以在日记中也带着一副面具，但胡适也并没有全篇这样，他就曾在日记里失态，大骂李石曾和吴稚晖。相比之下，吴宓更是真性情之人，日记中充满心理活动的描述，流水账的叙述很少，或感叹、或议论褒贬而又胸无城府，表现的极为真实，这是和胡适日记中满纸政治极为不同的。同时吴宓比较文学出身，日记行文优美，语意七分，总似有三分不尽的情趣和忧思阐而未发。这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大学环境心驰神往，也为吴宓纯真的品格和深邃的见解而折服。
　　
　　毛彦文是我读吴宓日记后第一个关注的人，可以说，这也是吴宓心中久久不能忘怀之人。在吴宓前半生的日记中，从第四卷开始“彦”的称号就处处可见。吴宓和毛彦文关系复杂，互为媒人，而后吴宓爱上了彦，这导致了吴宓一生的痛苦，因为彦并不喜欢他。这在沈卫威的《吴宓传》有详细的说明，在此我们叙述一二原始材料，以小见大，窥视吴宓的性格。
　　
　　1919年10月11日，吴宓在日记中写到“昨接爹谕，陈女（陈心一）之事，亦命即允诺……”，他十分苦恼，但他通过好朋友朱君毅的女朋友、也是陈心一的同学彦来了解陈心一的情况。10月18日，彦复函，19日，吴宓就决计允诺，其后更认为陈心一的来函“立意诚恳，措辞大方，书法秀整，殊为欣慰”。虽1920年初仍有反复，但最终于8月23日结婚。但正是这种反复，使得陈与吴的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此前好友朱君毅经常主动给吴宓看他和彦的往来书信，从那字里行间吴宓己经渐渐喜欢上了彦。这种喜欢是刻骨铭心的，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在朱、毛因近亲结婚而解除婚约后开始追求彦，并且在1929年9月 12日与心一离婚。这些在吴宓日记中有详细的描述，吴宓自谓“感情多而思想杂”，此段时间的日记中不断的自责、怨悔复又萌发希望。
　　
　　但彦是不可能接受吴宓的追求的，除开他们复杂的朋友关系，彦更是胡适的信徒，是和陈衡哲一样的新潮女性，热衷于政治和公益事业，而吴宓虽然留美，本质上却是一个旧派文人，写旧体诗，其1920年4月28日的日记更写到“凡礼教法制，皆中含至理，积千百年经验，以为人群之便利幸福计耳。”他能喜欢上彦就己经是一个奇迹，而彦喜欢他则更是不可能。1935年2月9日彦嫁给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吴宓彻底失去希望，1936年7月4日，“未晓，梦见彦，情形甚为悲凄，醒后犹泪涔涔也。”而复好友张敬信函时云，“世人犹责宓负心一而又负及彦，与心一仳离，而对彦舍弃不婚。不知宓之伤心，非人所晓……决迟早自杀。”
　　
　　但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病逝于香港，31日吴宓得知此消息，“深为彦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于枕上得诗‘忏情己醒浮生梦 ’。”随后吴宓再次开始追求彦，但无论吴宓怎么表白，彦不再回信，此后亦未嫁人。吴宓到处寻问彦的信息，1941年2月4日记，“刘夫人为彦之湖郡同学，去冬在沪曾见彦。宓因求刘夫人他日有缘使宓得见彦一次。”至诚之意，让人感叹，而郭斌龢、志岳等好友则希望吴宓和陈心一复合，但吴宓复函“历述宓不受心一，不能复合，及厚待心一各项。而深叹诸友不能为宓慰助，且苦宓实甚。”此时浙大相邀执教，因为竺可桢、胡刚复、梅光迪等同窗都在浙大，更因他想离开旧地，几欲成行，己经荐钱钟书任浙大外文系主任，自往为教授，并作诗《辞清华，赴浙大，将离昆明，感成一律》：“叶落归根十五年，藏舟负壑土亦迁。忏情久自哀心死，破国何能恋世缘。呴沫相从犹有地，穷通由命渐知天。假车旅伴同高谊，回首昆明一泫然。”浓浓情伤之语遍布全诗，“忏情”一词再现，可见彦之一事对他的影响有多大。然而，陆逵等人反对吴宓去浙大，并历述浙大内部文理相争的内幕，指出是郭斌龢和费巩等人为了让文学院可以抗衡理学院的侵略，才邀吴宓去的，如此反复劝说，吴宓最终未能成行。
　　
　　同吴宓遭遇相似的还有徐志摩，只是林徽因才貌远高过彦，但最终男主角的结局都是十分黯淡的。反而来看竺可桢，1920年，宓见证了竺订婚结婚的全程。在《吴宓自编年谱》他回忆到，“张默君（张侠魂的姐姐，后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来波城（波士顿），为妹择婿，得竺君‘年少美才’，甚喜。商谈结果，竺君与张妹订婚。竺君今年回国，任国立东南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与张妹结婚。虽未见面而订婚、结婚，结果亦甚圆满。”竺、张之婚何只圆满，竺可桢的功就，张侠魂功不可没，张家的政治实力也为竺可桢治理浙大添了一把力，浙大更在西迁中筚路蓝缕，七年后一跃成为世界名校。而也是在在浙大西迁的日子里，张侠魂去世，同去的还有儿子竺衡，竺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
　　
　　遥想当年，陈心一也得“伊为一贤主妇，在家中料理家务，实甚佳。非始非内地女子中之卓卓人才”的评价，如果就此安稳，吴宓一生难道不也会很美满吗？岂知吴宓以保守学者的面貌示人，反而会喜欢彦这样追求新潮的女性，很多人大叫奇怪。但仔细说来也不是很怪，毕竟吴宓在哈佛受过多年教育，其后30年代又游欧两年，欧风美雨不可能对他没有影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区别的不仅仅是为学理念，更是品行。吴宓虽然和梅光迪学术观点相似，但梅光迪好逸乐、重虚荣、讲排扬，加之其它原因，吴宓离开东南大学前去东北大学。其后在1925年吴宓又被请为筹建清华国学院，并任主任，时清华校长允其全权负责此事。最后吴宓请到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人，而他又特荐陈寅恪，史称“国学院四大导师”。但时间不长，吴宓无法忍受同事的勾心斗角，加之后来成为词学大师的吴其昌等学生面呈吴宓逼其离职的信函，吴宓在1926年3月11日记，“宓见此函后，立即决定辞职。”而此时他力荐的好友陈寅恪尚因故没有到任，让人振腕。二三十年代的学生被以往罢课等学生运动养坏的脾气，以至于连涵养很好的蔡元培也要愤怒地和闹事学生“公开决斗”，胡适日记中回忆，一二•九运动时，大部分的学生都去运动了，唯独周一良在独自学习，而一二•九运动的诸学生或者成为韦君宜这样的年轻干部，或者湮没无闻，而周一良则成了一代名师。在这些细节中，我们不难窥视吴宓的个性：刚性而决绝，单纯而正直。这贯穿了他的一生，同彦的交往的悲剧何曾不也是因为这个呢？
　　
　　吴宓和陈寅恪骨子里都是一路人，只是一介书生，不懂权谋及政治，所以陈寅恪才会质问周扬，“新华社你管不管？”1971年9月8日，吴宓向陈寅恪最后所在的大学发函，询问陈氏夫妇的近况，不改传统文人习性。抬头便写道“国立中山大学惠鉴”，介绍自己则为“宓，1894年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并问陈氏夫妇可“安在人世”，在当时极易授人以柄。但其实陈寅恪夫妇己去世两年。六年半后，吴宓也随老友而去，远在北京尚健在的陈心一对比此一无所知。吴宓一生挂记的毛彦文至今仍然在世。往事如云，旧日湮没，但我们如何能无视这些书生傲骨的历史回响？
　　
　　吴宓著：《吴宓日记》（10册），吴学昭编，三联书店，1998年3月、6月两批，214.2元。
　　吴宓著：《吴宓日记续编》（10册），吴学昭编，三联书店，2006年3月，36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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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文坛十大“不要脸”之吴学昭篇
第八大不要脸，吴学昭。
吴学昭是吴宓的女儿，又是蒋南翔的续弦，一个广为读书界所知，最不讲理的假马列老太太。说她是吴宓的女儿，要是放在早些年，管保吴老太会不承认。一来，她周岁刚过，吴宓就抛妻弃子，另追新欢，弄得从未享受过父爱的吴三丫自打懂事起便埋下了对父亲深深的仇恨。二来，吴学昭的专门职业是干革命、搞政治、抓法制，因此更是自觉地站定无产阶级立场，理所当然地要跟那个资产阶级的反动老爹划清界限。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共产党亲。这三丫尽管没资格和机会让毛主席亲，却抓机会在蒋南翔大老婆之后让老蒋秦了个够。这样，她大半辈子都不与吴宓同姓，而是改姓更名为“萧光”。1948年8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吴学昭对他说，大变革后，学问资力统统无用，所以自己准备不再读书，而是要直接到去做政治工作。果然，萧光同志在解放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解放后更是参加中共青年团中央机关的革命工作，还曾到中共西南局机关工作，在动乱年代广为人知。然而，进入九十年代，吴宓突然值钱，毛主席也早死了，南翔同志也早早见马克思去了，共产党的玩艺也玩不转了，“萧光”同志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立马便也转变了，陡然一变又成了吴宓女儿吴学昭，吴宓财产的当然继承人，吴宓文稿的当然整理人，吴宓研究当然的最大权威，吴宓研究专利局当然的局长！你想研究吴宓吗？那可得先到萧光同志那里去申请专利转让证明！不然，你可得小心，她是人大法工委的，要叫你身败名裂，外带经济赔偿。萧光同志种种令人恶心的举动，1997年底至1999年初的重庆《红岩》杂志曾给予连续而不客气的揭露，可不知怎么的，这一向强横的老太太居然连大气儿都没敢哼一声！看来，还是毛主席说的好：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所以，这不，她被评为了第八大不要脸。
范旭仑 李洪岩：《吴宓日记》的整理错误和整理者的故事
（有关吴学昭个人的部分）　
　　
　　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然则吴学昭何许人也？
　　
　　《吴宓日记》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是晚心一生一女，拟名学美。”这一“美”女即吴学昭，吴宓第三个孩子。吴学昭还有一个比她小二十六岁的妹妹，殇。吴学昭周岁刚过，吴宓就与陈心一离婚，三个女儿跟母亲，吴宓只出抚养费。吴学昭一生和吴宓接触时间"有限"，而最长的是她作为教会所办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在《武汉日报》实习那一个来月，却惹得老父“甚气苦”，不读“吾书”，光“每日食”父亲用的补药（注1） 。看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吴宓的日记直让人心惊肉跳 ──
　　昭谓大变革后，一切不同目前，学问资力均无用，故径欲止读，不回燕京，而径往参加某方政治工作云云。宓强持和静，力劝阻之，然而心伤矣。
　　芳龄刚满二十的少女居然具有如此这般的远见卓识，眼光准确得可怕！吴学昭说到做到，可能在此后不多时，她光荣地加入中国***，献身革命事业。江家骏作《先师吴宓传略》，列举吴宓三个女儿名，于吴学昭特意声明"即萧光同志"，并说："萧光同志在解放前就加入了中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回忆吴宓先生》180页）　
　　果然为吴学昭言中，天翻地覆“大变革”后的一九五二年，吴宓在那著名的“洗澡”报告《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中特别写道：“一九四八年暑假，我在武汉大学答覆我第三个女儿学昭'各行其是'的话，我决不再说。因为是非只有一边，此是则彼非。"吴宓识时务，认输了，倾倒于三女"一边"。
　　吴学昭早就和吴宓划清界限，干净彻底，连"吴学昭"也抛弃如破鞋，自改姓易名叫萧光。不久参加中共青年团中央机关的革命工作。一九六一年她"因个人问题调出北京城"，给安排到中共西南局机关，甚得重用，名声远扬。萧光之名在动乱年代广为人知，文革结束后她恢复吴学昭之名，却试图否认"萧光"的存在。数十年来，虽然与吴宓同处一省，可她与吴宓接触的时间是以小时为单位计算的。而每次相聚，她都以坚定的中共党性原则，领导也似地批判训斥父亲的反动、顽固。吴宓呢，也常常把自己颔首垂听的尴尬情景告诉周围的朋友，当年西师人多闻知。
　　后来，吴宓被折磨得腿瘸眼瞎，学校当局与吴学昭三姐妹联系，得到的回答是："解放前我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最后由吴宓的妹妹接回老家，不几时气绝身亡。吴宓死时，她们当然不在身边，连葬礼也拒赴。
　　长话短说，让我们根据一九九七岁末至一九九九年初重庆《红岩》杂志，复述两桩吴学昭的故事。
　　作为文人和教师，吴宓留下不少未刊稿。一般人与不一般的人都想当然认为，这些遗稿绝对具有非常巨大的价值。在大革命岁月，吴宓长期孤苦地生活，却想身后名，把部分手稿交给他亲信的学生周锡光，强调一个原则：“宓什么都可舍弃，但诗稿、日记、文稿绝对不能让萧光染指（注2） "。七十年代初，周锡光曾提到萧光，吴宓捶胸顿足道："萧光只知有党，不知有宓。不要再提她了！不要再提她了！"九十年代初，吴学昭来找周锡光，索要这批文稿，周却拒绝交出。
　　按说，吴宓的遗稿遗物交其家属保存处理，于情于法都是天经地义的，周某人拒不交稿，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况且，据吴学昭说，周锡光是利用"欺诈"手段乘人之危"骗取"了这批文稿的呢！
　　可是，我们在义愤之余，也不免有些疑惑。吴老先生为什么不把手稿交给自己的亲生女儿，却要交给毫无血缘关系的周锡光呢？假如他生前把稿子交给女儿，岂不省了这么多罗罗纲？莫非自己的亲生女儿还比不上一个外姓弟子可靠？又据周锡光的领导、同事说，此人为人正派，工作踏实，完全不是油头铁脸的歹人。然而，事关老教授遗稿的拥有，他为什么又一反常态，如此蛮横呢？莫非他在浩劫的环境中保存了先师遗稿，自恃功高而待价而沽？首先发起办纪念吴宓会的是周锡光，莫非也是别有用心另有所图？抑或有什么隐衷？萧光找到周锡光，说：“你知道我在什么部门吗？”言外是说，我是掌操法柄的，擅长"以法治人"、"依法办事"。果然，她动用行政权力打压周锡光，毁坏周的名誉。周锡光不听邪，不怕打，严正声明东西是吴先生亲手赠送给他的，萧光没有权力讨索。他要忠于吴先生，不能背叛他的意志，背叛他的遗嘱。周锡光表示，他并非要独吞吴宓文稿，可以把文稿贡献给真正信得过的研究机构，就是不给萧光。结果，萧光果然到法院把周锡光告了。吴学昭真不愧是全国人大政法委的官员，法律意识就是强。就事情本身讲，这也不失为一件最佳的解决途径：谁是谁非，法庭上见；法律最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　
　　诉状称："周锡光一九七三年八月到西师来找先父吴宓，声称肃反运动即将到来，速疏散诗稿日记……于是先父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先后几次将大批文稿和讲义、藏书交周锡光拿走。"总之，周某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骗"字，因而"先父当时的民事行为无效"。吴学昭还要求，对周锡光实行"保全"措施，抄检周家。
　　周锡光吓爬下了？他有恃无恐，反而理直气壮。吴宓虽然死了── 死人不会说话，可他的话还留在纸上呀！周锡光是不是一个骗子，稿子是不是吴宓自己愿意交给他的，为什么不交给自己的亲生女儿，那就看看吴宓本人怎么说好了。
　　《吴宓八十日记》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二日：下午二点三十分，吴宓打开樟木箱子，拿出所存文件，用报纸包成两大包，让周锡光第二天带到成都去，"作为宓身后付托[周锡]光永久保存并传后之文件"（黑点原有）。当时，吴宓希望周锡光多拿走一些，周锡光嫌沉，或许他模糊觉得那些纸张并不是可藏名山的"太史公书"，不愿多带，"只肯携带此区区二包去"，为此，吴宓还直抱怨周"不可倚恃"来着。
　　更较真的是周锡光还拿出了一个"铁证"：吴宓让他"永久保存""完全不须归还"的字条。经法院鉴定，确系吴宓真迹。
　　开庭前一天晚上，吴学昭突然提出撤诉。翌日，法院找周锡光，问他是否要反诉，控告吴学昭的诽谤和诬陷。周锡光思前想后，看在恩师分上，姑且饶她一回罢！
　　一九九二年的一场吴宓文稿之讼就这样结束了。一九九八年夏周锡光在吴宓研讨会上一如既往大声宣告："我要照吴先生意愿办事，不能让吴学昭染指！"（储一天《祭吴宓风波的背后》，《今日名流》一九九九年三月号）一九六三年吴宓给二十岁的周锡光题词："存心忠厚，秉性正直，甘愿吃亏，决不损害别人丝毫，言而有信，处处积极负责。"周锡光果然弗负师望，不辱使命。
　　
　　岁月去堂堂，说话间来到一九九五年，巴蜀一目盲老翁创作家张紫葛谋划写一部以吴宓为题目的作品，拟名叫"吴宓的第三个二十八年"。为了得到家属协助，他口授妻子温晓莉给萧光写了一封信，通告了写书之事。张紫葛以为近些年吴学昭到处索求吴宓文稿，想来年老成熟，前嫌尽释，敬爱崇拜她父亲了。 信发未久，张紫葛突然得到萧光电话：
　　你根本不认识吴宓，凭什么写吴宓？你这个国民党，有什么资格写吴宓？警告你，我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是专搞法律的！吴宓全部日记即将由权威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作的序，李赋宁把关（注3） ！吴宓日记中根本没有你张紫葛三个字！你的书，只要有一条与日记不合，你就身败名裂！　
　　张紫葛是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的退休教授，通讯处是其妻子单位成都西南民族学院法学系的。尽管张紫葛信中写明了家中电话号码，萧光却首先给温的单位（即"走组织路线"）去了电话："你们系里有没有一个教授叫张紫葛？"接电话的是才毕业留校的，答称不知。吴学昭便又一个电话打到张家，大骂："恬不知耻，招摇撞骗，冒充民院教授！太不要脸！"
　　等她骂够了，张紫葛说："你太不冷静了，我在信中只写了通讯处为民院法学系，何曾写过我是民院教授？你看也没看清，就气急败坏骂人。"并提醒她：只有知识产权才有继承权，至于回忆、研究吴宓，一切有公民权的人都有权进行，吴宓的子女不能垄断和干涉。萧光的气焰才稍有收敛。
　　放泼撒野方毕，她又向张打听李源澄的情况，说《吴宓日记》多处记载此人，她以前还不知道父亲有这么一个朋友。张紫葛又气又好笑，告诉了她。但她最后仍表示："无论怎样，我不欢迎你写我父亲，不能容忍你写我父亲。"并大言："你说我父亲委托你写他，那么，你拿委托书、拿合同来，我可以允许，并给你提供一切方便。"
　　事情至此，张紫葛意冷心灰，给吴学昭写信说：既然你这么反对，我就收回与出版社的成言，不出此书，好叫你放心。
　　收到此信，吴学昭平和了好些。胜利使人大度，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她给张氏夫妇寄来《吴宓与陈寅恪》、《吴宓自编年谱》两书，并在扉页题词"晓莉紫葛指正"。信上还说："《自编年谱》为我父亲最后遗作……您们阅后，发现整理不妥之处，切盼一一予以指正……您的《吴宓的第三个二十八年》是否匆匆面世，是您的权利，悉听尊便。我个人意见以慎重为好。"
　　张紫葛的书最终还是写了。钟鸣作了篇长序，抢先发表在深圳《街道》杂志（注4） 。萧光得知后大怒，又来电话秽骂张紫葛：
　　"你给我说不写不出，暗中却在写，准备出。"
　　"你是骗子！把我送给你的书还给我！"
　　"你把我父亲的名字弄在《街道》这种野鸡杂志上，侮辱他！"
　　"我要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张紫葛只回了她一句："萧光同志，你太不像吴雨僧的女儿了！"
　　"不像就不像，我警告你：不准写我父亲！你没有资格写吴宓！"
　　年轻的温晓莉实在忍不住，字字用力地回敬道："你才最没有资格写你父亲！"
　　吴学昭一听，啪地挂了电话。
　　第二天，温晓莉与吴学昭通电话，说：你究竟有什么意见可好好讲，为什么动辄吵架骂人？
　　这次，吴学昭火气低了点儿，针对温说她"最没资格"写吴宓，解释说，不是她要写，是陈寅恪女儿请她写《吴宓与陈寅恪》。
　　接着，她和温晓莉拉起家常来了，说她认识温的父母，在“南翔同志追悼会上见到”温的父亲（注5）。又说她原来在西南局见过温的母亲，夸奖温："不愧是你母亲的好女儿"，"你妈妈要是活着看到你今天的成就不知多高兴"，"你为她争了气"。转而语气缓和地对温说："请你劝劝张先生，不要写吴宓，何必自找麻烦，多事。我知道，他过去很是坎坷，吃了许多苦。那些年代挨整的都是好人，可见张先生是个好人嘛…… 写吴宓，研究吴宓，有我们承担！"
　　她还问："张先生写吴宓，手里有无资料？"
　　温答："没有，什么也没有。"
　　"那他凭什么写呢？"
　　"你父亲最了不起的是道德情操。"
　　吴的回答可谓石破天惊："我告诉你，我父亲的道德最不值得写。他有价值的东西都在学术上……他是个道德有瑕疵的文人。"为说服温，她举例说，吴宓在土改和镇反中同情被镇压者的子女，"这种立场总不能说是正确的"。吴学昭后来还说，张写书的目的是"发泄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不满"！追随者更大喊："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张紫葛反对***、反对社会主义。"（见前引储一天文）《心香泪酒祭吴宓》出版后，她给作者加的第一条罪名就是把吴宓"拔高"了。那书确实抬举了吴宓，但和罪扯得上吗？吴宓"是个道德有瑕疵的文人"，老实说，我们完全赞同，它不失为吴学昭所说的一句十分难得的公正的话。但"他有价值的东西都在学术上"，我们听了却不免哑然失笑了。假如吴宓不是堂吉诃德式样的人物，只有他的"学术"，只怕全世界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吴某！
　　最后，萧光要求张紫葛保证不写吴宓。她说："我父亲在日记中对张先生评价不好，他坚持写，我就把这段日记公布出来，他只有身败名裂！"而她先前还再三声明，吴宓日记中无"张紫葛"三字呢。好汉不说诳，一九九八年一月号《百年潮》上确实影印了吴宓那节日记。
　　张紫葛拒绝承诺。"反正我要警告你们，书出来我是不客气的！"萧光狠狠地说。
　　书一九九七年三月在广州出版社出版，萧光言出行随，导演了一场讨伐《心香泪酒祭吴宓》的文字大战。
　　先是，也就是在一九九五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大获成功。吴宓和陈寅恪一辈子最要好，而两书的装帧设计全是黑底白字，借着人们还没有过足"陈寅恪瘾"的当口，许多人压根儿还没有看《心香泪酒祭吴宓》到底写了些什么和怎么个写法，便早已一哄而上，仿佛疯狂的股民一般，抢摊设点，吹擂大作。这证明在"初级阶段"的中国大陆，文化新闻出版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还停留在原始积累阶段。其实，只要稍微具备一点人文常识，稍稍翻翻，就能感觉到，这本书地地道道是四川人所谓摆"龙门阵"，在昔所谓"野史"、当今所谓"纪实小说"耳，与史传相去老远。
　　吴学昭迅即" 组织围剿"。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文汇报》首先刊出署名"季石"的质疑文（注6）。二十多天后，《文汇读书周报》这个大的小报刊出自称是吴宓学生的唐振常的两个整版的大批判。唐文发表后一个星期，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文汇读书周报》又发表"金巍"《关于吴宓的日记》，回击"季石"，替张紫葛辩护。就在同一版面上，赫然载有吴宓三个女儿联署的公开声明："先父吴宓与张紫葛先生素无个人交往。张紫葛先生自称与先父吴宓相交三十八年，纯系杜撰"云云。事实上，在反驳张书的文章中，史实错误也是满目皆是。别有一篇甚有特色的文章，抛出了张紫葛私人档案，则出自政治老人金绍先之手，登在《团结报》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日，又见《南学通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号。《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发表梁治平《批评的界线》，指出金绍先的作为是违法的。张紫葛就此提起名誉权诉讼，金绍先甚表悔过之意，要求和解私了，并交代"写此文是受了吴学昭的动员"。
　　文攻武卫，两手都要硬。吴学昭就致函广州出版社，声称《心香泪酒祭吴宓》严重损害了吴宓及其家属的名誉，要求作者和出版社在《人民日报》等大报上公开认错道歉，停止该书发行，赔偿经济损失。假如不满足其要求，她将诉诸法律。吴学昭还通过"老同志"对出版社施加压力。据说吴学昭在北京声言，广州出版社已答应赔付八至十万元人民币。
　　势均力敌就有好戏看。张紫葛、温晓莉夫妇则表示，他们愿与吴学昭在法庭上周旋，并向出版社发表声明：假如出版社单方面向吴学昭赔款认错，将被视为侵害了他们的名誉，他们将向出版社提出诉讼。广州出版社因此陷入了面临被两方告上法庭的尴尬处境。
　　老实说，就凭萧光血管里流的是吴宓的血液这一点，我们就本能地觉得她可亲可爱。吴宓的种种怪异，要不是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我们这些生于末世的还真不知其详呢。我们自得感谢萧光同志。吴宓影象的由高远的暗到浅近的明，吴宓形象的从臃肿的大至干瘪的小，自有她的功劳。但是，上述两则故事使人见得亲切，不仅大大折扣了我们对她预支的纯朴情感，而且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整个人世人生认识。真知与尝知异，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只能叫我们知道，却无从使人亲身感受。
　　不特此也。二〇〇一年三月六日《光明日报》赫然刊登一则"致歉声明"，云：本人于二〇〇一年一月在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情痴诗僧吴宓传》一书（注7），由于不熟悉有关法律，未经吴宓先生家属同意，使用了吴先生的照片、画像和手迹；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改编、注释登方式大量使用了吴先生的作品，并成为该书的主要内容，破坏了吴先生作品的完整性。以上行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和吴先生的肖像权。某些内容失实，损害了吴宓先生等人的名誉。为此，团结出版社已对《情痴诗僧吴宓传》一书封存销毁、停止发行，本人谨向吴宓先生家属和有关人士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作者：北塔。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还不到十天，三月二十一日，那张报纸在文教版里出现一则"致歉声明"：沈卫威于。二〇〇〇年十月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其所著《情僧苦行吴宓传》一书。该书未征得吴宓先生家属许可，使用了吴宓先生的照片和手迹；作者沈卫威大量引用吴宓先生及其亲属的作品（包括引用而未注明出处）为该书的主要内容，破坏了吴宓先生作品的完整性。以上行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和吴宓先生的肖像权。该书虚构情节，多处内容失实，严重损害了吴宓先生的名誉和人格尊严，对家属造成精神伤害。为此，出版社已对《情僧苦行吴宓传》封存销毁，停止发行，特和作者向吴宓先生亲属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作者：沈卫威　东方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三月十四日。
　　一个月后，二〇〇一年四月三十日《光明日报》又刊登出"致歉声明"：本社于二〇〇一年一月出版的李继凯、刘瑞春所编《追忆吴宓》、《解析吴宓》二书，未征得吴宓先生家属许可，使用了吴先生的照片、画像和手迹；未征得季羡林、周辅成、周国平、乐黛云、齐家莹等先生及王泯源先生家属许可，使用了他们的作品。以上行为侵犯了吴先生的肖像权和著作权人的著作权。该二书所收入的某些内容捏造失实，歪曲历史，使用了侮辱性的文字，进行人身攻击，严重损害了吴宓先生及其亲属和方敬、张东晓等先生名誉，为家属造成精神伤害。为此，本社除已对《追忆吴宓》、《解析吴宓》二书封存销毁、停止发行外，特与该书编者向所有受到著作权侵犯和名誉损害、精神伤害的人士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者李继凯、刘瑞春。
　　这里面的一个主题三桩故事且待下回分解罢。
　　

　　《听杨绛谈往事》读后感(九)：最温柔的你，最坚强的你。

       一位好的男人与一位好的女人遇见，才能产生好的爱情，繁衍出细水的亲情。
      相继读了《听杨绛谈往事》和《我们仨》，有别于杨先生的其他散文与小说，这两本书向我展示的是一位亲近的杨先生。没有造作，没有凭空想象，有的只是她与钱先生的爱情，与钱媛的母女情。
      老两口从年轻独身到我们仨，再到最后的各自失散，每一次相聚与离别其实都会让她高兴与难过，然而她最终都抛弃了这些情绪，坚强的尽完作为一位妻子、母亲、女人的义务。她可以放下自己大小姐的身份，为钱先生下厨、守夜，可以和街坊邻居的文盲大妈们打成一片，她读过许多书却从不爱卖弄文化。当然，她身上还有一股侠气，喜爱伸张正义，该说话的时候绝不闭口，不该说话的时候绝不张嘴。
       一位女人，用她特有的温柔去服侍她的家庭；在家庭离散后，她又用最坚强的心，支撑自己继续走下去。
      “圆圆和钟书的离去，对杨绛来说，不止是人天两隔的永别；而是失去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种精神和身体、心理和生理交织的伤痛，非个中人很难体会，是无法承受，也无法治疗的，唯一的办法，只有逃。”
       “钟书藏书不多，我在家藏的几柜子书里寻寻觅觅，找可以得到安慰的书，可以知道我的书，尤其要找一本可以逃避悲伤的书，一头扎进书里，把自己忘掉。忘掉自己，就是逃避。”
       杨先生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间，打扫现场，尽我尽的责任。”
       你看，她到最后还没有放开她的责任心。

　　《听杨绛谈往事》读后感(十)：有感而发

                        《听杨绛谈往事》
     微博上看见杨绛先生105岁了，关于她跟钱钟书先生的婚姻故事多少耳闻，却从未详细的去查阅过，偶然有机会读此书，到对这个老人有了兴趣。
书的序出自杨绛先生之手，惊讶的是我所看见的是先生手写序的原稿扫描复印件，那娇小的字体，工整的在四方格子里，可见先生写时的修改痕迹。我自来不爱宋体的方方正正，独爱这楷体的圆滑边角，虽然书中又附了校对的序，但是我独爱这篇手写序。
笔者吴学昭从先生的出生写到了老年，此间的称呼也在随着杨绛先生的成长而改变着，那语气也略有变化着，甚至夹杂着无锡话，上海话，英语更准确的表达着先生的往事里的人和事。书中附加的照片，成为了文中某时间某事件的一种证明。以及出版者在书中附加的那些钱先生和杨先生的诗词，杨先生的散文，小说作品，可惜诗词我不懂，白白看不明白那诗里的意思。虽然是杨绛先生的自传，但是我却在书中看见了那个时代下的才子佳人，那一群文人大家，感叹那个时期的他们自身的修为，才学。
一声小啊季带着我们走进了杨绛先生的一生，孩童时期的小啊季活泼好动，甚至淘气的很，我们不仅看见了先生孩童时期的生活，也牵引着看见了先生的大家庭，那个温暖的家庭，而我深刻的记得小啊季父母亲的婚姻相处模式，这或许成为了小啊季未来与钱钟书先生婚姻生活的一个模子。就如上海沦陷的那段时光里，杨先生的忍辱，艰辛，她真正成为了她母亲一样的女人。
从启明小鬼到振华女生，这里笔者的称呼已经改成了季康，季康在启明遇见了王季玉先生，这位先生在后面笔者也写到了她，为她一生贡献给了振华而敬佩。季康在振华学到了很多，书中她说道振华像个大家庭，而这个时期是她与家人更加亲近的时光，是她一生中回味无穷的日子。
杨先生读东吴再到清华借读生，也开始遇见了我们的钱钟书先生，此时我才真正的走进他们的婚姻，从第一次的见面到后来的互通信件，直至后来结婚一起出国这里的每一幕都被笔者细细的记下，时不时附加一些钱先生写给杨先生的诗词，表达着他的心意，心情。
书中印象最深的是杨先生在上海的那一段，她说她学会了很多东西，在钱家这个大家庭里生活着，隐忍着，从一个大家小姐成为了一个家庭主妇，而她不怨不悔。这个时期的杨先生我爱她面对生活的态度，面对事情的冷静，不慌张，此时的她犹如她母亲一般，给予了钱先生一切的支持，不论精神还是生活上。
整本书我最感悟的便是钱杨夫妇两个没有舍弃读书，自学了各种语言，在各种环境下创作，四十几岁自学西班牙语重新翻译《唐吉可德》的杨先生，我自问自己又有什么害怕，不论是什么从不晚，只是晚在你从不行动，而是脑子在行动。
冰心老人曾有“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的话语，杨先生也说过“多读书少想法”，可见读书的重要性，而这次更加从此本书里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