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当地的望族。后以“金庸”为笔名，创作武侠小说。一生经历传奇，波澜壮阔，以15部武侠小说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笑傲江湖”等精神永远地融入中国人的血液和基因之中，是鲁迅之后，对整个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家。

　　2018年10月30日，金庸逝世于香港，享年94岁。

　　01 金庸着装老土，不拘小节

　　根据照片上得来的印象，金庸衣冠楚楚，虽然谈不上多英俊，但一派宗师风范，自然有种fasion感，不过，真实中的金庸的形象，恐怕要令人大跌眼镜。

　　香港《武侠世界》杂志主编沈西城曾记录自己第一次见到金庸时的情形：“第一眼看到金庸，说良心话，真有点失望。他完全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形象。想象中的金庸，戴金丝框眼镜，高瘦韶秀，书卷气洋溢。可眼前的金庸嘛，身形微胖，朴实无华，哪有半点儿文采风流？乍看，更像一个生意人。穿了一袭灰色西装，衬衣领子皱巴巴，领带斜歪歪，没结好。还有呀，那双皮鞋，嗨！尘埃满布，黑鞋已全灰。”金庸好友倪匡也说，“金庸对吃并不讲究，穿亦然，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响。”金庸第三任妻子林乐怡见到金庸时的第一印象，也“一个穿着皱巴巴西装的中年男人”。

　　邓小平是金庸的头号粉丝，有次邓小平女儿邓楠见到金庸，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于人民大会堂会见金庸，第一句话就是：“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落座后，两人展开会谈，邓小平抽出一支熊猫牌香烟递给金庸，并为金庸点烟。金庸也有多年吸烟史，80年代末心脏出现问题才开始戒烟。

　　两人相谈甚欢，谈及政治时，邓小平又为金庸点一支烟。

　　03 有人背后叫金庸“笑面虎”

　　金庸平素待人一贯文质彬彬，有礼有节，脸上常带笑容，是典型的江南文人的风貌，不管遇到什么事，总是微笑应对，应了“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一句话，但不喜欢金庸的人，背后也常以“笑面虎”称之。展示出这条“冷历史”的，即为照片中人，金庸《明报》同事，石贝。

　　04 金庸有轻微口吃

　　金庸写起小说来灵感泉涌，倚马千言，辩才无碍，办起报来更是一把好手，但金庸也有一个小“毛病”，口吃。网上有关金庸访谈的视频不少，口吃已经不太能发现，不过看到有金庸用英语接受访谈的视频，似乎比说起汉语来，还是要流畅得多。

　　金庸曾经做过翻译，在英文上是下过一番苦功的。他进修英文，家有一个一人高的铁柜，抽屉拉开来，全是一张一张的小卡片，上面写满了英文的单句、短句，每天限定自己记忆多少字。

　　05 金庸是如何追到杜冶芬的

　　沈西城对此有过详细记载，大致为：1947年时，金庸时任杭州《东南日报》副刊编辑，写有一篇教读者如何买鸭子的副刊，有位署名“杜冶秋”的读者来信表示不服，故意抬杠，金庸觉得可爱，回信交谈，一来二往，遂约定在杜冶秋家中会面。结果，23岁的金庸不但见到了杜冶秋，也见到了杜冶秋的姐姐、17岁的杜冶芬，顿时为之沉醉，第二天即再度上门，邀请杜家全家观看话剧《孔雀胆》。后来，金庸从杭州到上海，再到香港，终与杜冶芬结成连理。

　　06 金庸立的FLAG始终没完

　　1972年9月23日，《鹿鼎记》结尾，《明报》在结尾处写了一个小启：“金庸新作在构思中。明日起刊载古龙新作《陆小凤》。”

　　但直到金庸于2018年10月30日逝世，46年时间中，金庸并没有为“新作”写出一个字，结合金庸一贯风格，可以说，金庸在写完《鹿鼎记》时就已经下定封笔决心，所立的FLAG，不过是缓和读者情绪，稳定《明报》销量的权宜之计而已。后来温瑞安也说，“金庸已经停笔不写武侠小说多年了，可能真的写不出来了，也可能不想交出一些不能超越前面水准的作品，以他今天的声望地位，实在是非常明智的，但作为他的痴心读者而言，肯定是件遗憾的事。”

　　07 为什么董培新不能给金庸画插图

　　金庸作品插图大多是王司马和姜云行（即云君）两位画家绘制，后有年轻画家李志清为金庸做漫画等，都是读者喜闻乐见的搭配。不过，与王司马和姜云行同时的武侠插画家董培新却没能为金庸小说绘制插图，金庸一直深感遗憾。

　　原来，金庸在创办《明报》，并为之创作武侠时，董培新正为《明报》的竞争对手、罗斌的《新报》武侠小说绘制插图，虽有心描绘金庸江湖，但限于合约与人情，不能为金庸绘制。直到多年以后，董培新回归“自由身”，才能提起画笔，与金庸联手，一尝夙愿，也了却金庸与广大金迷一桩遗憾。画成之后，果然震惊四海。

　　08 金庸是怎样写小说的

　　按照现在网络文学“日更”的频率来说，金庸早在50多年前，即已实现“日更”，十数年很少间断，但金庸的“手速”不算快，有多个渠道可以证实：“（金庸）多数在报馆写。我写稿速度其实很慢，远远比不上倪先生一个小时可写四五千字那么厉害。一字一句斟酌，反复思索——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改了又改，起码花上两三个钟头。”

　　时任新加坡《新明日报》副刊编辑林玉聪则回忆，在1967年，金庸自香港前往新加坡“避难”时，在其参与投资创办的《新明日报》报馆写作《笑傲江湖》：“每天下午三时左右，金庸就到报馆来，在潘粤生的座位坐下，取出稿纸，他的稿纸是特别印制的，每张约500字，格线是深灰绿色。铺好稿纸，他即开始抽烟构思，在缭绕烟雾中执笔书写。金庸写得并不太快，时不时抬起头，抽着烟，出神一会又低头写几个字。他每写满一张稿纸就放在一边；排字房的吴树桓在外面等着，看到一张写完，即连忙推门进来，拿了出去发给排字工友。金庸写小说时，没有草稿，大多当场一面构思，一面动笔。”

　　09 金庸“看不上”《星球大战》

　　2003年，《南方周末》采访金庸，问及《黑客帝国》、《星球大战》等科幻动作电影时，金庸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明确表示，“我不喜欢，这些动作片，用拳用手枪的电影我还爱看，但是把一些科学、科幻的东西放到武侠片里，这样的电影我绝对不看，我女儿把票买好了让我一起去电影院看《黑客帝国》、《星球大战》，我都不肯去看。因为我觉得这些电影太假了。”《星球大战》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生命力早已得到公认，金庸没有看过即下定论，未免偏颇，但同样“激烈”的金庸，不只是“老而弥辣”，在金庸年轻时也未遑多让。

　　在1963年（金庸39岁），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拍摄电影《沉默》，引发金庸激烈批评：“这无疑是世上最龌龊的影片，但它却是世界最有名的导演的作品，因而引起剧烈的争论，那些争论，明天再谈。”次日，“我们虽然没看过这部影片，但从其所描写的内容看来，总不免有点过分。人生诚然有其阴暗与丑恶的一面，但一部艺术品若经常强调这一面，必然会使更多的人受到传染。再说，像《沉默》这种影片的人物与遭遇，在真实生活中恐怕是很难找到的，一个艺术家凭空去制造出这样一种事件（它的艺术手法越高，影响力便越大），实不能逃出‘诲淫’的指责。”显然，金庸“没看过这部影片”，而仍能批评，难说公允，而这样的事，在他一生中，其实还有很多次。

　　10 最喜欢的两部金庸剧

　　金庸在2003年接受《南方周末》访谈时说：“多数演员我都不满意。送我的录像带经常是看几集就看不下去了，觉得他们真是演得够傻的，然后放在一边，不要看了。到现在为止，我喜欢刘德华和陈玉莲演的《神雕侠侣》，这一版的杨过和小龙女非常符合我小说的味道。还有郑少秋演的《书剑恩仇录》，他那个时候年轻，演乾隆皇帝，也演得十分到位。这两部电视剧可以说是我到目前为止最满意的。”

　　11 因父亲被枪毙，故主角为孤儿

　　1951年，金庸在香港《大公报》担任编辑和翻译，同年四月，金庸父亲查枢卿在浙江海宁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被处决，消息传到香港，金庸痛哭了三天三夜，但却毫无办法。到1981年，金庸与邓小平会面时，邓小平主动提及此事，金庸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父亲的命运是改朝换代之际发生的悲剧，自己已淡然不记前仇。”邓小平说：“团结起来向前看。”

　　到1985年，海宁县的法院和检察院经过详细调查，正式为金庸父亲平反，并出具公文向他道歉。但内心深处，金庸显然仍不能不思念父亲，1993年，金庸写作一篇自传体小说《月云》：“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也许是因为此事影响，金庸笔下所有男主，几乎均为孤儿，并以毕生时间，去“寻找父亲”。

　　12 金庸一共创造了多少人物？

　　《水浒传》全书共有725个人物，提及但未出场人物为102人，总计827人；《红楼梦》有男性495人，女性480人，共计975人；金庸小说中一共有多少人物呢？根据网友的统计，15部小说中有男性2224人，女性369人，一共2593人。

　　13 金庸“戏耍”倪匡

　　倪匡与金庸交好，又是“金迷”，常去金庸家做客吃饭。有次看到一个明代古董茶杯，爱不释手，开玩笑地问：“送给我好不？”金庸笑说：“好，你拿去就好了。”饭后，倪匡告辞时遍寻茶杯，金庸笑说：“我收起来了。”倪匡怏怏而归。

　　过了几天，倪匡又去做客，看中一本清朝线装书，开口讨要，金庸说，“你喜欢拿去便是。”倪匡顾不得吃饭，急忙捧书开门就走：“你们先吃，我回去把书放好，回来再吃！”众人大笑。事后倪匡也笑说：“金庸并非吝啬，总是喜欢耍我，或者我是特别好玩吧！”

　　14 金庸曾帮李连杰取字

　　在李连杰不少电影中，“监制”一栏，经常有“李阳中”三个字，不是别人，正是李连杰自己。这个名字，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阳”字是为李连杰的一位贵人“赵阿姨”所取，“中”字则是金庸帮取的；另一种说法则两个字都是金庸所取，既有“如日中天”之意，也有“中正”、“中庸”之意，可说大有讲究。

　　15 金庸拉帮结派，并成为“帮主”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金庸去台湾，台湾武侠小说家来香港，彼此经常相聚饮宴、打牌聊天，金庸是主要的组织者，因此被称为“帮主”。金庸说，“这个帮，大概就是胡闹帮，帮中成员主要是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倪匡、项庄，此外尚有张彻、王羽等等。”此外，金庸还喜欢打沙蟹（香港一种流行的扑克牌游戏），因此又有“沙蟹帮”，除金庸外，还有倪匡、董千里、张彻、萧思楼、詹培忠等人，边打牌边抽雪茄。此外，据倪匡说，还有一个“江浙帮”，金庸也是“帮主”。不过，这些帮派如金庸所言，都是“胡闹”，三个帮或为一个帮，也未可知。

　　16 金庸一家是大家族

　　金庸出生于浙江海宁名门望族査家，明清两代，海宁查氏科甲鼎盛，共出了22个进士，康熙年间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康熙曾亲笔题封：“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再说点近的，这幅图也许最能说明金庸世家如何文采风流。同时，还有许多名人未列入其内的，比如中国古建筑园林艺术家陈从周，比金庸还要小一辈。已过世的北京德云社演员张文良本名叫查良燮，是金庸的亲叔伯兄弟。

　　17 金庸与表哥徐志摩的“公案”

　　金庸的表哥徐志摩，是著名诗人，有《再别康桥》等名篇，曾用笔名“云中鹤”，因与原配张幼仪婚变，娶陆小曼为妻，加之其他种种风流事迹，并不为家人所接受。后金庸在创作《天龙八部》时，以四大恶人之一的好色恶人，命名为云中鹤，世人多以为是讽刺徐志摩。这一段也是公案，不算冷知识。不过背后的东西未必人尽皆知。

　　徐志摩1932年飞机失事时，金庸8岁，代表查家前往徐家吊丧。年龄差距，两人本无深交，更谈不上交情，但金庸因徐志摩婚变事，对徐志摩恐并无太多好感。1963年创作《天龙八部》时，金庸已39岁，彼时他与杜冶芬的婚姻结束，处在一个“被辜负者”的立场上，与朱枚结合已有数年，正在创办《明报》时，对徐志摩恐怕也未必“以为然”，将四大恶人之一命名为云中鹤，恐怕并非刻意的讽刺（但金庸小说中，表哥多渣男也是一个事实）和影射，或受前人前作启发（《小五义》、《蜀山剑侠传》、《甘十九妹》等均有“云中鹤”），或为灵机一动偶然想到而不能割舍——金庸创作小说时，一贯有过许多“借名”的举动，都未可知。

　　但到后来，金庸与朱枚的婚姻生变，而金庸自身成为“辜负者”后，忆及“表哥”徐志摩，恐怕会更多地“理解”了徐志摩，后来金庸携妻林乐怡返回海宁家乡，曾二度前往徐志摩墓祭拜。在接受访谈时，也曾提及，“我读过他的新诗，看过他的散文，都是很优美的，对我教益很深。”多以肯定为主。

　　因此，“金庸用‘云中鹤’来黑徐志摩。”恐怕或有一点偶然的启发，但刻意影射徐志摩，可能性并不大。

　　18 金庸“抄袭”史

　　一说到金庸“抄袭”，从《书剑恩仇录》“抄袭”梅里美《马铁奥·法尔科恩》，到从《连城诀》“抄袭”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从《倚天屠龙记》“屠龙刀”、《射雕英雄传》“降龙十八掌”“抄袭”自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屠龙刀”、“降龙八掌”，《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弹指神通“抄袭”自白羽《十二金钱镖》山阳医隐弹指翁华雨苍的弹指神通，到《笑傲江湖》“伪君子”岳不群“抄袭”卧龙生《飞燕惊龙》“假好人”……金庸的“抄袭”可说罄竹难书。其实，金庸“抄袭”最多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中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

　　这些一直是网络上热议的话题，但是，如果我们综合金庸创作史，会发现一味认定金庸是“抄袭”，恐有武断之嫌。

　　一方面，法无禁止即自由，金庸是创作者，也是编辑、记者，对此是理所当然的专业人士，同时还学习法律，其创作中，确实较少有可从法律上定性为“抄袭”的个例，事先金庸即已进行了规避；一方面，金庸在创作时，不仅不是食古不化，甚至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的，这点从金庸的“借名”即可见一斑，金庸借来的名字，有历史人物，有同事家人名字，好友名字，甚至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借用过，这些如果是无伤大雅的话，其他诸如武功名、兵器名等的借用，确实是可以“商榷”的；一方面，金庸作品本身又是一个“流动”的，辩证的概念，即假设金庸在创作时，为每天日更，赶上“急就章”，有与“抄袭”相近之处，金庸下笔时尽量隔开，并在此后的修改中，尽量杜绝了任何一点可以给人以“抄袭”联想空间的可能性——金庸是极“爱名”的。

　　因此，总的来看，金庸笔下人名、武功名、兵器名等来源于其他创作者“创作”范畴“抄袭”，可归属于借鉴，确实是值得商榷的，如果金庸穿越回当时，可能会全部修改掉，但现实中流传开来，广为人知后，金庸已不太可能再去将“屠龙刀”修改为其他名称了。

　　除此之外，说金庸“抄袭”的，可说绝无此事。事实上，很多网络上目为金庸“黑点”的“抄袭”，其实恰是创作中最闪光的部分：在继承中的创新。当将《连城诀》中“越狱”认定为是“抄袭”自大仲马《基督山伯爵》的“越狱”情节时，一定不能忘记，在《基督山伯爵》后，同样还有斯蒂芬·金的《肖申克的救赎》、西德尼·谢尔顿《假如明天来临》和美剧《越狱》等数不清的作品，其实都是同样的致敬，同样的继承发扬，融会贯通。

　　19 马云请金庸签名的书是盗版

　　中国首富、创办阿里巴巴的马云是金庸最大牌的“迷弟”之一，马云曾称，“我觉得男人一定要看金庸小说。”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很大一部分也是围绕金庸武侠而创建，比如会议室都由武侠小说中的地名命名，每位员工入职时，都要选择金庸书中一位人物做“花名”，其中马云的花名，就是风清扬。

　　马云第一次见到金庸是2000年，在街上买了金庸小说请金庸签名，结果是盗版书。金庸没有给马云在书上签名，但专门写了八个字送给马云：“相见恨晚，一见如故。”后来，两人交情日深，金庸又送给马云一个名字：马天行。

　　20 金庸与梁羽生“互抄”

　　金庸与梁羽生同年生人，略长12天，二人曾是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感情交好，时常对弈，又是武侠创作途中的“对手”和伙伴，发生过很多故事。如今时隔多年，虽然说起来其乐融融，可以当做佳话，但其实各自为不同的报纸写作，又都有在武侠创作独占鳌头的野望，其实两人的争竞和“互抄”，不乏有文人间的调侃和揶揄，但毕竟也还是有点火药味儿的，至少是持续多年的“较劲”。

　　比如梁羽生《翰海雄风》和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时代背景、故事背景、主角设定、人物关系等的相似；梁羽生《游剑江湖》、《弹指惊雷》、《绝代传烽录》等中的杨炎与《神雕侠侣》等中的杨过的相似；金庸和梁羽生笔下均出现过星宿海，各自有一个大魔头丁春秋和乔北溟；金庸的东方不败为修炼葵花宝典而自宫，梁羽生有东方亮，同样也自宫练剑等等。

　　有时是金“抄”梁，有时是梁“抄”金，有时两人互“抄”，有时又同时“偷师”于民国武侠作家作品或国外名家名著，比如金庸和梁羽生曾同时自白羽处偷师“弹指神通”功夫。其间之“纠缠”，恐非外人道也。梁羽生曾应编辑之邀，以“佟硕之”为笔名，写过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站在第三者立场上，对比二人作品，如今看来，这篇文章，其实是公允的——虽则说起来，两人心中恐怕毕竟还是有一番“瑜亮”情结。

　　21 金庸：徐克“不懂武侠”

　　金庸曾激烈批评过徐克：“我不喜欢他（徐克），他不懂武侠，把《蜀山剑侠传》拍得不知所云。而且把我的小说《笑傲江湖》瞎改，把东方不败由男人改成女人，并用一个女人来演，而一个男人的变性，在性格上是会有变化的，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复杂的，有变化的、有过程的，是不自愿的，并不像电影里表现得那么简单。他后来还要买我的小说拍电影，我说朋友还是做，但是小说不卖给你了，合作的事情不做了。”

　　除此之外，金庸也批评过张艺谋，但要温和得多，有褒有贬，“张艺谋的《红高粱》我喜欢，后来的《菊豆》也很好，最不喜欢《英雄》，完全否定。《英雄》把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拍成了这个样，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欺骗观众，而且有为他洗身翻案的意思，把人的价值分几等，不尊重生命，这是一部拍得很荒唐的电影，所以我不喜欢。”

　　22 粉丝莫言

　　金庸在文学界有很多粉丝、迷弟，中国唯一一位获得诺贝文学奖的作家莫言，也是其中之一。莫言说，“文学是一个丰富的概念，我们过去老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文学领域就应该这样。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抒情小说，我觉得都是文学的重要的门类，他们有大量的读者，他就他独特的价值，很难说好不好，也不能说这个文学比他的文学高，既然有读者喜欢他，就有价值。而且我也很喜欢金庸的小说，他里面有很多技巧是值得我学习的，那些把金庸贬的很低的人，实际上他未必不喜欢金庸，现在尤其在网络上的话不能当真，很多作家说的话也不能当真。”

　　23 金庸喜欢送钱

　　金庸逝世后，哲学家李泽厚应《明报月刊》之邀，写文悼念，提到九十年代初，李泽厚在美国教学，收入并不宽厚，路过香港时，金庸知道情形便邀请李泽厚来家做客，并赠送6000美金，李泽厚以为金庸将自己“作乞丐对待”，便“婉言而坚决地谢绝了”。时隔近30年后，李泽厚仍耿耿于怀，以“出手不够大方”称之，本文发布后于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

　　这个固然不算“冷知识”，不过金庸一向有古君子之风，倒是另有几桩“送钱”之举，知道的人或许不多。八十年代左右，金庸某岑姓朋友带一位朋友去金庸家，岑与朋友准备离开的时候，金庸拿出一个信封交给那人，里面是5000港币。某位上海戴姓文人，某年除夕因身无分文，迫不得已前往拜访金庸，金庸得知来意后，当即叫会计部拿了20000港币交给戴，戴感激不已。

　　24 阿米尔汗也是金迷

　　2018年7月，鲁豫在《鲁豫有约一日行》中，采访印度巨星阿米尔汗，阿米尔汗也是金迷，酷爱《鹿鼎记》，“前一天晚上我只睡了2个小时，就是因为我在看这本书。我应该晚上8点就睡了，但是一直看书看到半夜一点半，一看起来就停不下来了。”金庸逝世后，阿米尔汗发布微博：“听到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我非常难过。他的小说《鹿鼎记》带给我许多快乐。几个月前我才读到它。我希望我能见到他。他为这么多代人带来了如此多快乐。我是他的忠实粉丝。我想向他的家人表示衷心的哀悼。愿他安息。爱和尊重。阿米尔。”

　　25 金庸的启蒙书是《荒江女侠》

　　金庸开始看武侠的年龄很小，最先看的是民国武侠作家顾明道的《荒江女侠》。“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八九岁就在看了。第一部看《荒江女侠》，后来看《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等等，年纪大一点，喜欢看白羽的。”“以人物写得好不好，来衡量每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我以为《十二金钱镖》的文学价值比《蜀山剑侠传》与《江湖奇侠传》高，因为前者写飞豹子、俞剑平等人物都有成就，而后两者专以情节离奇取胜，不免落了次乘。……《卧虎藏龙》等书，人物是有内心思想的，结构也比《十二金钱镖》好，比《蜀山奇侠传》当然是更好了。”

　　26 金庸曾拉梁羽生创业被拒

　　金庸在写《书剑恩仇录》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后，又加入长城电影公司，觉得打工不是长久之计，遂考虑自立门户，自办一份报纸，连载武侠小说，便要去说动前同事梁羽生跳槽创业，梁羽生或是有家室之累，不敢轻易冒险，或是忠于老东家，不愿意跳槽，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又或是不愿屈居金庸之下，拒绝金庸。金庸于是找到老同学沈宝新合伙，以10万港币为启动资金，创办《明报》，于1959年5月20日发刊。“我把版税所得匀出大部分，约八万元，另加沈宝新的两万元，合共十万，创办《明报》，如果有人支持，我们就不用挨得那么辛苦了。”

　　27 金庸与林乐怡和朱枚

　　金庸与林乐怡相恋时，仍与第二任妻子朱枚在一起，为此闹出很大风波，林乐怡亦承受着有关“舞女”、“吧女”、“陪酒女”等传闻。林乐怡直到三十年后始做出说明：“我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为了继续学业，暑期到北角一家酒店的酒吧（蜜月吧）做工，记得某天黄昏，我看到一个穿着皱巴巴西装的中年男人，据了一张桌子，默默地在喝啤酒，一连喝下几杯却不见吃东西，心想这样喝下去会醉的呀，就走到他身边问：‘先生，你喝了不少呀！肚子可饿？’他朝我瞧了眼，没作声，只是点点头。我想他大概不是太方便吧！一时口快便道：‘不要紧，我请你吃！’岂料他立刻点了一下头，啊！这就请定了。这便是我们相识的经过。”

　　后来，金庸送了一块价值2700港币的浪琴表作为回谢，后资助林乐怡前往澳洲留学。两人最终在金庸与朱枚离婚后，结为夫妻。关于两人认识的时间，网上多有舛讹之处，一说相识是在1976年金庸长子查传侠自杀之后，但林乐怡出生于1953年，按照16岁来算，则大约为1969年时结识，则76年说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是1969年结识，则大约也是在连载《鹿鼎记》时，如果根据1976年《明报月刊》十周年时，金庸《“明月”十年共此时》时，仍以“我妻朱枚”称之来看，再与查传侠1976年由于父母婚变自杀结合起来，则金庸与林乐怡应该相识于1969年，直到1976年，金庸与朱枚离婚，与林乐怡结婚。

　　前人的情爱恩怨之事，这里不便细说，但金庸与朱枚于1953年结婚（一说为1956年），还没有开始写作《书剑恩仇录》，1976年离婚时已经封笔四年，可知作为“金庸”的查良镛的全部作品，几乎均是以“朱枚丈夫”身份所完成的。后世金迷在读金庸小说时，不可不感谢朱枚。没有朱枚，没有她在工作、家庭、写作上对金庸的全力支持，很大可能就不会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所以金庸对朱枚也只有一句，“我对不起朱枚。”

　　28 金庸偷师袁世凯，袁世凯又偷师谁？

　　《笑傲江湖》中，任我行说：“不敢，不敢。老夫于当世高人之中，心中佩服的没有几个，数来数去只有三个半，大和尚算得是一位。还有三个半，是老夫不佩服的。”

　　“三个半”成为一个“梗”，广为流传起来，不过，这并不是金庸“原创”，很可能来自于袁世凯，“天下翰林真能通的，我眼里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算半个。”

　　但袁世凯也不是首创，在此之前，也有应用，目前可靠的信息，“三个半”最早来自于清代乾隆时期文豪汪中，见洪亮吉《更生斋文集甲集》卷四《又书三友人遗事》：“（汪中）时侨居扬州，程吏部晋芳、兴化任礼部大椿、顾明经九苞皆以读书该博有盛名。中众中语云：‘扬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邮王念孙、宝应刘台拱与中是也。不通者即指吏部等。适有荐绅里居者，因盛服访中，兼乞针砭。中大言曰：‘汝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过望。中徐曰：‘汝再读三十年书，可以望不通矣。’”

　　金庸的“三个半”是来自于袁世凯还是汪中，或是其他，已不可考，但对于读者来说，这种“索引”，对冷知识的寻求，本身已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29 金庸邀温瑞安上邮轮

　　温瑞安比金庸小30岁，金庸1972年封笔时，温瑞安刚刚18岁，写出《四大名捕》没多久，正是少年意气风发时，对金庸极为仰慕，曾写长信给金庸，金庸也认真回信，从而建立起常年的联系，金庸曾给出温瑞安写作上的建议，要“节制”，“文学上，节制是很重要的，要将奔腾的感情约束在含蓄的文句之中。你的小说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往往放而不能收， 给人一种‘过分’的感觉。《四大名捕》很好，《今之侠者》中前几篇也很好。《神州奇侠》与《血河车》似乎写得太仓卒、太快， 自己特有的风格反而少了……”

　　两人第一次见面，金庸邀请温瑞安到自己的游艇上游玩，谈天说地。后来有次倪匡对温瑞安说：“其实查先生对你真是不错！”温瑞安想了很久，说：“我觉得查先生一直在训练我。”

　　30 金庸喜欢取女性笔名

　　金庸在《新晚报》主持副刊“下午茶座”时，为了冲淡副刊过重的男性氛围，特别取了一个女性笔名：“姚馥兰”——your friend之意；除此之外，“林欢”之名，也较为人所知，据金庸内弟杜冶秋在《杭城一段情》的说法：“林”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为木，从而移花接木为“林”字，“欢”自然是指他们当时幸福快乐的生活。但该文也说，“直到1953年初，查哥（指金庸）才到上海和姐姐办了离婚手续”，从时间顺序来看，金庸以“林欢”为笔名时，是在离婚之后，更确切地说，是金庸已经关注夏梦的时候了，夏梦原名杨濛，“查”与“杨”二字部首恰好组成“林”，至于“欢”，则不必更多解释了。

　　在林欢之前，金庸还有“姚嘉衣”的笔名；在金庸与杜冶芬、杜冶秋姐弟结识时的笔名，先是“宜”，后是“镛”；此外，金庸还在撰写“明窗小札”时，用过“徐慧之”的笔名；其余笔名还有：白香光、香光、光、乐宜、温华篆、萧子嘉、小渣、小查等。

　　金庸对女性笔名，或者说，对能将自己隐身于其后的笔名情有独钟。或许，这正是金庸身上调皮的一面吧。

　　31 金庸用输钱和赢钱来“搞平衡”

　　金庸喜欢打“沙蟹”，牌艺高明，据传，《明报》创建早期，由于经济拮据，他每次给员工发工资以后，就会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打“沙蟹”，将他们的钱逐一赢回来。后来《明报》发展态势良好，金庸赚得多了，他就倒过来，设牌局让员工赢钱。不过，结合一贯金庸一贯作为，“赢钱”时或值得商榷，故意“输钱”给员工，是较有可能的。

　　32 二月河：金庸百年难得一见

　　2005年12月16日，深圳开展全民读书月活动，邀请金庸二月河参加“在历史的天空下——南北二侠金庸、二月河深圳对话”。对话中，金庸称自己很喜欢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二月河则自己与女儿都是金庸书迷，称，“前100年没有出现金庸，再过100年上帝也不可能再赐我们一个金庸。这是一种机遇，是天、人、地互相感应，才能出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人。”

　　33 金庸驾名车只超电车

　　金庸喜欢开跑车，但跑车很难驾驶，在香港需要特别考取高级驾驶，金庸通过考试之后，驾车上街，却依然慢悠悠。金庸好友倪匡曾专门写文调侃金庸：“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改驾积架E型。他驾积架E型之际，经常的速度是二十六哩。后来，又换了保时捷。保时捷跑车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驾驶时速，略为提高，大约是三十哩。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34 金庸的继母不是“月云”

　　金庸写自传体短篇小说《月云》，写到照顾自己的丫环月云，情真意切，被很多读者认为，月云就是金庸后来的继母顾秀英。

　　金庸生母名叫徐禄，19岁时与金庸父亲查枢卿结为夫妇，先后生下五子和二女，金庸是老二。1937年，日寇侵入江南，查枢卿夫妇带着全家逃难，徐禄得急症病亡。当时，13岁的金庸尚在嘉兴读书。徐禄病亡满3年后，查枢卿续弦再娶，小他17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先后生下四子二女。顾秀英11岁时押给查家，起先伺候金庸的祖母。金庸回忆说，“我的庶母确叫顾秀英，年纪比我大十岁左右，是一位温柔而勇敢的女子，曾在我家做丫鬟，叫做兰英，因为做事负责，很得我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曾几次派她送我去母舅家做客，她照顾我很好，在我母亲去世后成为我的庶母。……现在我庶母已经去世，当时我很难过……我在这里更正一下……她（兰英）照年龄在我家的丫鬟中排第三，至于月云则排第七，她的年纪和我差不多，一直到抗战时分别，她还没有能力照顾我，对我如同朋友一样，按年龄说，她决不可能做我庶母。”

　　35 “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金庸当年与妻子朱枚创办《明报》时，曾因受到生命威胁，远赴新加坡避难，一生中遭遇的明枪暗箭数不胜数，时局紧张时，有人放话：要消灭五个香港人，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金庸不得不出走避祸，但并不畏惧，说：“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内心不免害怕，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

　　金庸曾说，“到《明报月刊》四十年时，我还是讲：我当时是拼着性命来办的，准备给打死的，结果没有打死，还好。他们觉得我很勇敢，我说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广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这个环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并总结“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结合金庸一生经历，确实可以说，金庸不是说说而已。

　　36 “从来没穿过牛仔裤。”

　　金庸在面对报纸上，“金庸上传红色方格恤衫，下着牛仔裤，一身小资产阶级打扮，独自兴高采烈地就去了红色北京”的描述时，笑说，“这些资料非常靠不住”，“我一生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穿过牛仔裤。”

　　37 金庸自夸：“写得真的好！”

　　金庸有二子二女，长子即为查传侠，17岁时自杀身亡。长女查传诗，育有三个子女，较少露面。次子查传倜现居深圳，从事餐饮事业。次女查传讷，为画家，具查传讷透露，“父亲很欣赏自己的作品，每每翻阅之，也会笑眯眯地说，写得真的好！”

　　38 小龙女的原型是金庸自己

　　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写到小龙女是在一根绳子上睡觉，这个原型很可能来自于金庸自己。在《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中，金庸回忆道：“抗战期间的一个暑假，大学的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住在校里。天气炎热，大太阳下除了（去仅百米之遥的花溪河）游泳，不能做其他运动，我只好在教室里埋头读书。读的是《资治通鉴》和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本，字体很大，薄薄的书本拿在手里，颇有古典之乐。《世界史纲》是大开本的插图本，既厚且重，必须摊在桌上。一面欣赏书中的图画，同时欣赏威尔斯以漂亮的文笔叙述世界史事。读得倦了，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就是《阿Q正传》中所说的那种条凳。睡了一个暑假，居然从来没有在梦中掉下来过。那个暑假，以中西两部精彩的历史书为伴，过得充实而快乐。”

　　39 原本郭襄和杨过修成正果

　　▲1995版《神雕侠侣》剧照

　　金庸在写作《神雕侠侣》时，有“十六年之约”，金庸原本是打算让小龙女当时身死，十六年之约做悲剧收场的，则杨过与郭襄结为夫妻，完成当年杨铁心与郭啸天的郭杨之约，但读者不同意郭襄与杨过在一起，也不同意以悲剧收场，因此，金庸不得不令小龙女死而复生。

　　此事在金庸一次访谈中，做过一个侧面的披露，“读者要求喜剧的圆满的结束，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按照小说（《神雕侠侣》）前面的布局，悲剧的结束比较自然一点，但是我现在修改，也没有改成悲剧结束，我觉得现在这样结束也可以，过得去，不是很好，但读者也满意了。”

　　40 宁给太太买靓衫，不做高官受人管

　　▲邓小平与金庸

　　1981年，邓小平与金庸会面结束时，邓小平提出邀请，“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1984年起，香港起草基本法，金庸曾担任“起草委员会”委员，多次来往于香港与北京，但两人并未再单独见过面。由于两人默契的私人关系，有香港人猜测，将来特区的行政长官会是金庸。为此，金庸不得不多次做出辟谣：

　　“认识金庸这个名字的人，较认识卫奕信（时任港督）的人还多，我实在没理由为出名而去做将来的特区首长。”“当行政首长有什么好？金庸的名与利相信都不会差过港督。今日全世界知道金庸的，会多过知道不论哪一位港督呢！一百年之后，恐怕相差更远吧？”“不要说我已六十多岁，就是现时只三十岁，也不当行政首长。”“九七之后，香港行政长官要受国务院领导。别说我决没资格做，即使有资格，也万万不干。我现在不受世界上任何人管束，除了听太太的话，要给她买靓衫之外。”

　　41 金庸写武侠不敢碰的时代

　　▲1983版《射雕英雄传》剧照

　　金庸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外，大都发生在宋代与宋代以后，包括没有明确朝代背景的《笑傲江湖》也被论证为发生在明代。此外，则均没有写过宋代以前故事，金庸自己也说过这一点，“我觉得唐代历史比较难写一点，因为唐朝离开我们太远了。我的《射雕英雄传》最早写到宋朝，宋朝还可以，唐朝的人坐在地下，喝的酒、茶跟现在不一样。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辉煌的，但是唐朝的生活习惯我不大了解，所以我不写，因为写武侠小说要写到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42 金庸一生中最后悔的事之一

　　▲《明报》第一期

　　金庸晚年无意于报业，希望退出江湖，遂有出售《明报》的念头，包括李嘉诚、麦士维、梅铎等在内的商界、报业大亨均有意高价收购，但金庸却选择了当时好不到三十岁，也财力欠缺的于品海。

　　根据当时香港媒体报道，于品海与金庸死去的长子查传侠同年，相貌也像，于品海花很多时间陪金庸看戏，吃大闸蟹，更以办报理想讨金庸欢心，与金庸建立起“义父义子”的关系。金庸对此也不否认，“理性上我没这样想。但他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相貌也的确有点像，潜意识上不知不觉有亲近的感觉，可能有。”以金庸稳妥的性格，说“可能有”，基本就是“肯定有”了。

　　1991年于品海成为金庸之后《明报》第二任领导人，金庸仍保留董事的席位，但金庸没有想到的是，很快自己就被于品海踢出局。据沈西城透露，某日金庸跑来开董事会，到会议室门口却被挡驾：“査先生，奉上层命，今天你不用开会了，请回吧！”金庸一生不曾受此奇耻大辱，气得双手发抖。1995年10月，于品海就因经营不利，将名下全部《明报》股权转让给了他人。错卖《明报》，是金庸继两段失败婚姻和长子自杀后的毕生三痛之一。

　　43 金庸不认《金庸传》

　　▲这本，金庸不认

　　市面上流传着多个版本的《金庸传》，不过，金庸生前，对这些传记一概不认。在2003年接受采访时，金庸明确表示：“所有的《金庸传》，最近出的（还没有详细看过）和以前出版的，都没有经过我授权，傅国涌先生和香港的冷夏先生，我几乎可以说不认识。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金庸为人所注意只是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并无多大价值，不值得为他浪费笔墨，写自传似乎没有资格。而且我这辈子和太多的人交往，有太多的秘密，也不方便公开。北京的人民出版社曾经约我写一本自传，还建议找一个朋友听我说，他动笔写，我们一起呆上十天半个月的，可以写一本权威的传记。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想法。”

　　直到2018年金庸仙逝，市面上仍没有一本权威的《金庸传》问世，不免遗憾，聊可欣慰的，是与金庸交往深厚的媒体人沈西城，在金庸逝后推出一部《金庸往事》，颇具可读性。

　　44 金庸毕生都在看的书：《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

　　金庸十几岁时就开始看《资治通鉴》，“因为那时候《资治通鉴》比较好看，容易看，我小时候在家里没有事，看《资治通鉴》像看故事一样，我觉得文笔好。”八九十岁时，仍在看《资治通鉴》，2012年，金庸女儿查传讷接受采访时说：“父亲年纪不小了，可是脑筋甚灵活。他在洗手间里甚至放了一套《资治通鉴》，阅读间更是放了一本本有关国家大事的时政杂志，闲时他喜欢和九段职业围棋高手一较高下……智慧不容置疑。”

　　45 金庸拒绝加稿费

　　▲金庸见证黄霑向林燕妮求婚

　　《明报》副刊办得很成功，专栏作家林燕妮要金庸加稿费，查老板笑说：“你那么爱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倪匡妹妹、著名作家亦舒也曾叫金庸加稿费，他依然笑眯眯地说：“你都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有次亦舒在专栏里骂他，金庸还是笑眯眯地说：“骂可以骂，稿照登，稿费则一概不加。”妹妹出师不利，哥哥出马，一次宴会，倪匡借着酒劲，当着一众作家逼宫，给金庸施加压力，高呼要金庸加稿费，金庸没有办法，笑说：“倪匡兄，好好，我加！”最后加了5%了事，倪匡打电话抗议，金庸遂回以长信，逐条讲述不能加稿费的理由，倪匡无奈，只得投降。留下一句名言：“他是一流的好朋友，但他却是最吝啬的老板。”

　　其实不止作者稿费低，《明报》记者薪水也低，金庸说：“在《明报》工作是他们的光荣，不用给他们高人工，他们也会排队来《明报》工作。”

　　事实果然也正如金庸所说：因收入低而不写的作者和离职的记者编辑，几乎没有一个。

　　46 不能脱俗的“老丈人”

　　▲金庸与长子查传侠，长女查传诗

　　金庸自己有过三段婚姻，为爱情奋不顾身，但当他是“父亲”、“岳父”身份时，则像中国传统的“老丈人”一样，开始变得挑剔起来。

　　金庸长女查传诗曾在《明报》广告部工作，听力有障碍，故《明报》员工背后以“小龙女”称呼她。1988年，查传诗嫁给《明报晚报》总编辑赵国安，赵国安是离婚再娶，金庸对这位大女婿并不是特别待见，怀疑赵国安是意在《明报》，遂约法三章：两人结婚后，赵国安必须离开《明报》。赵国安婚后果然离开《明报》，后来金庸要卖掉《明报》，大约也从未有过要传给女婿的念头，宁可授予外人。不能不耐人寻味。

　　47 金庸如何看古龙

　　▲从左至右：古龙、倪匡、孙澹宁、金庸、蒋纬国

　　金庸生于1924年，古龙生于1938年，古龙比金庸小14岁；古龙逝世于1985年，金庸逝世于2018年，金庸比古龙晚走33年；一前一后，古龙一生活了47年，金庸一生活了94年，若按生命的长度，一个金庸恰好等于两个古龙。

　　由于两人之间的关系和在武侠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二人一直在被外界进行各种对比，而对于金庸如何看待古龙，一直是一个饶有意思的话题，也是多次被媒体问到的问题，金庸每次均给出积极正面的评价，从两人经历来看，至少也完全当得起“过从甚密”四个字。

　　“六七十年代时我去台湾，台湾的武侠小说家来香港，我们经常相聚饮宴、打牌聊天，我是主要的请客者，所以他们一致称我为‘帮主’。这个帮，大概就是胡闹帮，帮中成员主要是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倪匡、项庄，此外尚有张彻、王羽等等。”

　　“古龙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和他都是写武侠小说的，我没有侠气，但古龙有，他很会喝酒，很有侠气。有一次，他和倪匡喝酒，旁边有一个日本人要和他们比试，结果古龙叫人把酒倒进了面盆里，要这样比试。这个气势把日本人吓跑了。”

　　“古龙的书就写得很活泼很有趣，他写过的人，写过的事可以再写，我自己则希望每一次写出的都有所不同。”

　　“他是江西人，个性有点侠气，我就没有。他喝酒多年所以年轻时就去世了，与他交往，我认为他与武侠生活相近，有次他不愿与一帮日本人喝酒，结果被人砍伤手臂，而我是规规矩矩的做学者，他与我平时谈天说地很好，要生活在一起不容易。”

　　古龙去世时，金庸为古龙写的悼念文字：

　　“古龙兄为人慷慨豪迈，跌荡自如，变化多端，文如其人，且复多奇气。惜英年早逝，余与古兄当年交好，且喜读其书，今既不见其人，又无新作可读，深自悼惜。”

　　一方面“交好”，一方面“要生活在一起不容易”，大致可以看出，金庸是清楚地知道自己与古龙不是一路人，但是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同时，金庸毕竟比古龙年长十几岁，成名更早，这点显然是会“影响”二人关系的。

　　古龙对金庸呢，也直抒胸臆，“我自己在开始武侠小说时，就几乎是在拼命模仿金庸先生，写了十年后，在写《名剑风流》、《绝代双骄》时，还是在模仿金庸先生。我相信武侠小说作家中，和我同样情况的人并不少”。

　　不过，古龙写出自己的风格之后，对武侠也有了更多的思考，“金庸先生所创造的武侠小说风格虽然至今还是足以吸引千千万万的读者，但武侠小说还是已到了要求新、求变的时候。”

　　可见，古龙对金庸，显然也不是一味模仿，服从，而是创新，以及超越。

　　武侠界有金庸古龙这对双子星双峰并峙，确然将武侠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拓宽了无穷的边界，时至今日，金庸已封笔近50年，古龙逝世约35年，武侠仍然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影响力最大、诞生最多佳作的“文学类型”。

　　有金庸古龙，实为武侠的幸事。

　　48 松本清张赠书金庸

　　▲松本清张（1909年12月21日-1992年8月4日）

　　松本清张是日本推理小说大师，也是世界三大推理作家之一，比金庸大十五岁。1978年，沈西城前往日本与松本清张洽购版权事宜时，向松本清张讲述香港文化界情形，说起金庸时，松本清张道：“香港也有那么才华横溢的作家？下次我去香港，请你无论如何介绍我认识。”遂挑出几本自己的小说，题名交给沈西城，转交金庸。

　　但松本清张与金庸，并未有过进一步的互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了。

　　致敬

　　1924年3月10日，查良镛来到这个世界，风起云涌，波澜壮阔。

　　回顾一生时，金庸说过，“觉得自己一生运气还不错，蛮好的。”

　　其实，身为你的读者，同样觉得运气不错。

　　因为你，才有笑傲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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