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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我在午休的间隙，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我们单位有人跳楼，问我听说了吗。
我们单位机关上上下下，加上领导也就那么十几个人，谁能跳楼呢？我不禁疑惑。
朋友告诉我，他在朋友圈里看到，是一名吴姓调研员。
吴姓调研员？我首先联想到的是吴刚。
挂断电话，翻看了一下朋友圈，还果真看见了相关的消息。并且“官员跳楼”“经济问题”“畏罪自杀”等关键词充斥了评论区。
不对啊，一大清早考勤签到时，我还和吴局长打了照面，当时有说有笑的，怎会说跳楼就跳楼了呢——并且留下亲笔绝命书，从27层的家中坠亡。
我有些寒战，并暗想，是不是有人故意诋毁？
到了下午，吴刚跳楼的消息炸开了锅，整个小城都传得沸沸扬扬。对于跳楼原因的揣测也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情债，有人说是经济问题，还有人说是他杀……但很快当地官方出来辟谣：
经调查了解，我市某局吴姓调研员不幸坠亡，系抑郁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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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刚是2018年初，被组织调整到我们单位，从某局县处级领导正职，改为县处级非领导职务。作为单位人事科的我，对他的个人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据干部履历表记载，该同志出生于1965年，毕业于国内某重点大学，32岁被提拔为县处级领导副职，37岁已任本市某局主要负责人。是当时最年轻的正县级领导干部，也是小有名气的才子，写得一手好字。后来辗转到交通、文旅等多家单位担任“一把手”，直到2018年初，被调整到我所在的单位。
因为调入后转接工资、社保和组织关系，我经常到他的办公室串门，找他签字。他一向很有礼貌，热情招呼我落坐，满口客气地重复“谢谢”，事后还主动给我开门，笑脸相送。待在机关久了，见的领导也多，像吴刚这样的还真不多见。
吴刚调入后，最主要的工作，是代替“一把手”参加日常会务，大多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活动，十天半个月都轮不到一次，赋闲的时间自然就多。
不忙的时候，他就虚掩着门，在办公室里读书看报，或者习字养花。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各式字帖，毛笔也冲洗得干干净净。自他到来后，楼道的那盆几近凋零的枯木，于那个春天热血复活，焕发出新的活力。
在体制内，这类调研员，大多都是机关单位里养老的闲职，实现退休之前的过渡，个人考勤也自然是象征性的。但他还总是很自觉地，按时上下班，认真执行外出报备规定，显然对于仕途，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这便容易使我联想得到，他的境遇，跟古时的迁客骚人有诸多的相似。但始终不敢相信，一个有想法、热爱生活的人，怎会说跳楼就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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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你是小李同志吧？”吴刚坠亡后的某个清晨，我在办公室门口被人拦住。开口问我话的，是一位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的老太太。
“是的，请问您是？”
“我是吴刚的母亲！”老人用手绢擦拭眼睛，显然是刚刚哭过。陪她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位衣着朴素的年轻女子。
我慌忙招呼她们到办公室落座，沏了两杯热茶。
“老人家，吴局长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非常痛心，也很惋惜，请您一定要节哀，保重身体！”
“小李同志，我是吴刚的表妹，在他父母家长期照顾二老的生活起居。姑妈刚做完手术，正在康复期。姑丈早些年患病在床，生活无法自理，所以就没来。”年轻女子忙不迭地向我陈述。
“哦。吴局长出事的第二天，就有人打电话询问丧葬费、抚恤金的事，电话里说是他的妹妹，是你吧？”我目光朝向吴刚的表妹。
“没有，我们一家人忙着料理儿子的后事，根本就没有工夫管这些！”老人连忙澄清，并料定，“那一定是我的前儿媳，也就是吴刚的前妻。”
“就是，就是！”表妹亦很肯定。
“那据我所知，吴局长早些年离异，按道理他的原配不应该干涉啊？”
“按道理是的，但是那个女人把钱看得太重了！教坏了我的孙子不说，还间接地逼死了我的儿子……”老人声音哽咽，欲言又止。
“是这样的，小李同志，我姑妈此次来的目的，是想申领我哥哥的丧葬费、抚恤金，你看需要什么手续？”表妹道明了来意。
“需要提供的材料和流程，我已经在电话里告知了那位自称是吴局长妹妹的人，待会我再给你们打印一份明细吧！”
“小李同志，麻烦你千万不能把钱打给那个女人！”老太太很是激动，“我儿子去世后，亲朋好友包括单位都送来了慰问金，加在一起也有近十万元。就在儿子出殡之前，我找到我的孙子商量，想要支出一半来，置办一块像样的墓地，好让儿子入土为安。孙子起初答应好好的，可到了第二天，在跟他妈商量后，不但变卦了，还卷走了所有的钱。到现在吴刚的骨灰还寄存在殡仪馆。”那一刻，老太太悲痛难抑。
“那为自己的父亲置办墓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我无法理解。
“小李同志，你是不知道，对于吴刚的婚姻，我和他爸爸起初是坚决反对。我们虽说不是什么书香门第，也算是知识分子家庭。但儿媳妇一家呢，根本就算不上正经的人家。也不知道他们当初怎么给吴刚洗的脑，两个人火急火燎地领了证。后来就怀了刘宇——连我孙子都不随我们的姓！”老人一再伤怀，断断续续地陈述。
“吴刚在走上领导岗位后，工作很忙，恰巧我们老两口都还没有退休，孙子就在他外祖父母家里带大。原本一个聪明乖巧的孩子，硬生生地被他们给教坏，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趁老人喝水的间隙，我给他们打印了一份办理丧葬费、抚恤金的流程和所需的材料，并作了详细地解释。对于她们关心的数额部分，也现场翻出吴刚尚未清零的工资表进行了核算。计算出应得部分为40个月的基本工资，加上丧葬费用，合计26.47万元。
眼瞅着儿子的墓地有了着落，老人稍稍舒缓了口气，说了一句“感谢组织照顾”的话。
考虑到吴刚身故的家庭实际，我答应老人会尽快同人社及财政部门沟通，争取用最短的时间办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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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下旬，我用了最快的时间，把吴刚身故后的应补偿部分计26余万元，经人社部门审核，从财政局申领到了单位财务账户。按照人社部门要求，我拨通了吴刚母亲的电话，要求提供其儿子的个人银行账户，继而一次性转入。
老太太告诉我，就在儿子去世后不久，包括户口及所有的银行卡都予以注销。我感觉惊讶，但不便问及过多。
她还补充，自己培养儿子读大学，后来走上领导岗位不易，现在老伴又卧病在床，作为家中长子，吴刚本应多尽孝。再者刘宇过分地听从于外祖父母一家的意见，如遗产分割较多，势必会交由其母支配。另外，自己想要保留这笔钱，等到刘宇结婚生子时一次性赠送。这笔钱，除给吴刚购买墓地外，自己和老伴分文不取。
就在此间，那个曾自称是吴刚妹妹的女人，换了原配的身份用先前的号码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吴刚生前因故向她借款，希望以部分“遗产”用于抵债。同时，刘宇刚毕业不久，成家立业均需用钱。且吴刚父母皆有退休养老金，除吴刚外尚有3名子女可供养老。希望单位同情弱者为原则，向刘宇倾斜。她在电话里理由充分，态度也极其和蔼。
只是我无法给予答复，也无权给予应答。
鉴于吴刚个人银行账户注销的情况，我分别向人社部门和单位财务作了说明，在现行政策下，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须在家庭成员充分沟通、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由第一顺序继承人中的任一方提供银行账户，且所有继承人均要在法律文书上签字。
我随即拨通了刘宇的电话，那个始终没有露面的继承人。还没等到我开口，刘宇便表示自己在外地上班，不方便回去，关于父亲的抚恤金事宜，全权交由其母亲处理。
临挂电话前，刘宇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说自己刚步入社会，于异地发展，作为吴刚独生子，应给予充分照顾；且其母作为吴刚原配，虽早年离异，但对于吴刚一直关心，也应酌情照顾。
这又是一个我无法给予答复的要求。但我还是主动添加了他的微信，把办理抚恤金和丧葬费相关流程和数额告诉他，尽管他并不关心这些，只是一再强调要为母亲争取补偿。
我在微信里告知刘宇，如果提供不了吴刚的个人银行账户，作为遗产继承的一方，他需要和另一方沟通协商，尽快提供任何一方的银行账户信息。刘宇很爽快地答应，但后面就没有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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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时找到吴刚的母亲，把解决办法重复说给了她听。老人表示只要有吴刚的原配存在，她和孙子之间就不可能建立起基本的信任，把钱打给任何一方，另外一方都不会踏实。
但作为单位方，我能做的是尽量调和矛盾，在财政部门收回该笔“遗产”之前，没有争议地发出去。在我的要求下，吴刚的母亲表示愿意再做沟通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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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大概僵持了两个月，我同时接到人社和单位财务的催发通知，月底前如发不到位，该笔专项款将被原路退回，再想划拨要走更复杂的程序。
可以想象，“遗产”对峙的双方一定还没有调解的结果。从最初的着急万分，到此刻的默不作声。其中一方是饱经“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的老太太，另一方是积极性不高的“妈宝男”。但除了祖孙二人，还有吴刚的原配，这个家庭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出面调停的人。
后来我还是硬着头皮联系了他们。
刘宇的电话始终都没有接听，有时直接给我挂断，即便是在休息的时间段。我有一种“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愤懑，于是就在微信里给他发了一段语音——
刘宇你好，距离上一次找你，大概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你曾答应给我的回复，始终没有兑现。作为吴刚的同事，我希望你能够尽快从悲伤的阴云中走出，学会重新站立，勇敢面对生活。同时，希望你能够顾及自己父亲的声誉，处理好家庭纠纷，并以此次矛盾的化解为契机，主动沟通，缓和祖孙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作为他们唯一的孙子，也作为家庭未来的支柱，希望你能够代父尽孝，为家庭分忧。
我又同时拨通了吴刚母亲的电话，接听的是他的表妹。她告诉我，吴刚的母亲因念子心切，茶饭不思，致使身体不适，此刻正在输液，她答应过一会让老太太打给我。
我对这位表妹胜似亲生儿女的照顾表示称赞，并希望她能够做好老人情绪的疏导。
大约过了半个钟头，吴刚的母亲电话打来。她用无力的声息与我商量，说自己无法联系得上刘宇，对于孙子，她感觉无力。而对于那份挂账的“遗产”分配，她希望能由组织来帮助协调。最好能按照继承方各自的份额直接分配，这或是唯一的解决路径。
挂断电话前，老人不断地重复着“麻烦”“拜托”之类的话，让我想起了从前吴刚也总是如此客气。那一刻对于吴刚的怀念与惋惜，再次油然而生。于是在情境之下，我还是答应了吴刚母亲的请求，尽管当时并没有把握。
我顾不上等待，直接找到单位财务科，同那个嗓门很大、原则性极强的副主任科员进行交涉。沟通的结果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任我面红耳赤，也还是被要求按规矩办事。
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我抽空去了一趟人社局。见我火气很大，机保科主持工作的老孙给我泡了杯茶。他劝我别往自己身上揽责，家庭矛盾应由家庭内部协商解决，说实在发不出就退回去算了。
我拒绝了老孙的好意，并表示如出现任何问题，自己愿意承担相关责任。我坚持按照吴刚母亲的意愿，把“遗产”拆分为两个账户，按照双方各自应得份额，单独转入。老孙见我执意，撇了撇嘴说：“你还是太年轻！”，但还是帮我请示了人社及财政部门的分管领导，并给我所在单位的财务科打了招呼。
临走前老孙不忘提醒，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要以单位名义分别给双方签订协议。
我转身时给他开玩笑：“放心吧，老孙，我欠你一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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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起草好的协议征求了单位法律顾问意见，一式三份，单位和继承双方各执一份。其中吴刚父母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合计十七万余元，其父因身体原因由其母代领；刘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计八万余万。
然后在我通知后的当天下午，吴刚的母亲就完成了现场签字，依旧是在侄女的陪同下，泪眼未干地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她比之前显得憔悴，但还是一笔一划地签上了自己和老伴的名字，按了指印。
按下指印的那一刻，她面色凝重，或许有再多的抚恤金，都不足以平息自己内心的伤痛。她一再表示，会把为吴刚置办墓地后剩余的部分，悉数留给刘宇，尽管她和孙子之间，始终存在隔阂。
老太太走后，我拨通了吴刚原配的电话，以试图寻求她的帮助，以最快的时间找到刘宇。电话里她的态度冷淡，相较之前判若两人。但在我的一再要求下，还是把刘宇在宁波的单位地址给了我。
在寄出协议后，我给刘宇发了一条微信，希望他在签字确认后，能尽快寄回。让我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刘宇给我回了消息，是一个“OK”的手势。
两天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宁波的加急件，信封里除协议外，还有一页手写的纸条——
小李叔叔：
您好，首先请原谅我没能及时回复您的消息。我一直无法面对父亲去世的事实，更难以厘清家庭的矛盾关系。我的母亲和奶奶，都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只是她们爱的方式不同，置身二者之间，我感觉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压抑感。在父亲去世后，她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所以我只能选择暂时性地逃离。不过还是要感谢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现在在宁波上班，欢迎您有空来玩！
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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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刘宇的信，稍稍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我自顾自地翻看起他最近半年的朋友圈，试图去读懂这样一位刚刚失去父爱的大男孩。
他的朋友圈自吴刚去世后，变得干干净净。但之前的生活状态还是清晰可见。
照片里他的个子很高，身体健硕，爱好篮球和户外运动，会弹吉他，也喜欢旅游。谈了一位皮肤白皙的南方女朋友，时常在圈里晾晒着幸福。
关于刘宇我能够了解到的，也就这些，但还是禁不住地，在朋友圈里为他从前阳光开朗的生活点赞。我希望时间可以是良药，治愈他现实的疼痛。
在我把双方协议提供给单位财务的第二天，吴刚的母亲打来电话，说儿子的抚恤金已经收到，感谢我为此所做出的努力，并请我向单位领导转达谢意。
那一日28号，距离月底只剩下两天。我像是心头的一块巨石着地，深呼了口气，但还是高兴不起来。我安静地坐在办公桌前，发呆。
后来我给刘宇发了一条微信——
刘宇：
算上年龄，我比你大不了多少，以后还是直接称呼“哥哥”吧。从你的朋友圈，我看见了你的过去与现在。过去的你乐观、开朗，是篮球场上的勇士，又是女友坚强的依靠。但是现在，我能够想象得到你的敏感和脆弱。
同时，作为你父亲的同事，我希望你能够勇敢地面对现实，做生活的强者，像在篮球场上一样冲锋。希望你能够把对父亲的怀念，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沿着父亲的期许，做他想让你成为的那个人。同时，你的祖父母年事已高，经不起晚年失子的打击，我也希望你能够主动沟通，替你的父亲去完成他想做却再也无法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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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机里一直保留着刘宇的微信，后来知道他结婚，生子，于宁波定居，生活与事业逐步走向正轨。
偶尔我会发消息作以鼓励，也会相中恰当的时机，提及他与祖父母之间的关系。就在今年国庆假期，刘宇主动给我打电话，说是放假赋闲想要约我一起打球。
我如约前往，地点选在离我们都不太远的体育场。在球场上，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人到中年，几圈下来就没有了体力。其实我接受邀约，也有自己的私心，关于他家庭矛盾的那些疑惑，始终悬而未决。
于是在我的建议下，我们坐在场馆的“水吧”里，认认真真地聊了一个下午。
刘宇告诉我，血浓于水，从他结婚以来，和祖父母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他会经常给他们打电话，每逢放假也会回家，甚至还主动申请，负责离家近的公司业务区域，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
他说，人的感情有时就像一层窗户纸，只要用心发现，用力沟通，所有的隔阂与心结，都能找到打开的钥匙。如同他的母亲与祖母之间，最初矛盾的起源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结果却直接影响到了三代人。
他说他最初时想给孩子取名姓“吴”，因为他的祖母很在意这些，但是作为父母以外的第三姓氏，法律上暂时还不允许。很多年前，正是因为他跟随母亲姓了“刘”，一度引起过母亲和祖父母之间的战争，这也是家庭矛盾的发源。
那个时候，祖母对于他的父母婚姻不太满意，认为是门不登对，咸鱼出身的母亲配不上知识分子家庭里的父亲。可父亲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爱情，两个人一起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
后来自己出生，母亲因为赌气，上户口时径直给他用了“刘”姓，为此祖父曾对父亲大发雷霆：“连自己老婆都说不算，白读那么多年书，注定要窝囊一辈子！”祖母更是直言母亲就是个“扫把星”。
两代人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而父亲就像是一个出气筒，置身于势均力敌之间，于是只得选择逃避，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工作上。比起家庭关系的不如意，父亲在事业上却顺风顺水，26岁干正科，32升副县，37岁任正县。这让刘宇一直以来都顶着“局长公子”的光环，就像有一年父亲参加他的家长会，平常一脸严肃的校长，亲自笑脸送迎，还不忘说：“吴局长，孩子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回忆到此，刘宇忍不住笑着发问：“这大概就是人之常情吧？”
我亦笑而不答，听他继续往下说。
他说自己很能理解父亲，因为打他记事起，也一直面临着同样尴尬的处境。比如在祖母家里，他会经常被灌输母亲“罪大恶极”的观念，而又总是被母亲强求着，要与祖母划清界限。
从小到大，他不敢在祖父母跟前提及母亲，更不能在母亲那里说一句祖母的好。以至于父亲在世的这些年，一家人都没有好好坐下来，吃上一顿完整的饭。而矛盾更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成为压死人的重担。
他坦言，家庭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影响至深，他想要做一个开明的父亲，给予孩子健康的爱。
离席间，我问到了最关注的“遗产”分配问题。他直言不讳，说祖母用自己的养老金为父亲买了墓地，并把领取到的不足20万元的抚恤金凑了整，在他结婚前悉数赠予，后来他把那笔钱用作了宁波购房的首付款，不足部分先由母亲垫付。父亲留下的那套房子因出过事，迟迟挂售不出去，而他也舍不得卖。
言罢，我们以冰水作酒，一饮而尽。像是在与过往的那些不愉快说再见。
第二天，在返回宁波的路上，刘宇给我发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