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是一本由[美]索尔•贝娄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9.00元，页数：6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读后感(一)：我们的确是些什么
贝娄是十几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裔作家之一。他从194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其作品包括《奥吉·马奇历险记》、《晃来晃去的人》、《赫索格》等。贝娄小说作品中的人物通常是流浪者与思想者的合成体。这也反映了贝娄对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流浪民族的思考。同时贝娄的作品中除了故事，还有很多哲学思考。 本书收录了贝娄从1940年代至1990年代的散文随笔。其中有《伊利诺伊之旅》这样的游记，也有《诺贝尔获奖演说》这样的演讲稿，还有书评、影评，但是更多的是贝娄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特别是美国在工业及科技进步前提下国民心理的转变，以及以色列及全球犹太人问题。在这些文章中处处可以看到贝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考性，以及作为一名犹太人很少见的达观心态。
贝娄在随笔中写道，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他将自己介绍为“一位美国作家，犹太人”，这令犹太裔学者及思想家肖勒姆非常生气，认为贝娄应当将犹太人的身份提到前面。但是贝娄在犹太身份的问题上并没有如此极端。虽然他认为犹太身份及犹太人的历史将伴随他终生，但是他仍旧坚持将“美国作家”的头衔放在前面。纵观贝娄的文章，他反对极权及极端主义，反对将文学政治化，反对文学家在作品中说教。详见《一个犹太作家在美国：一次讲座》等文章。 贝娄主张文学世界应当是一种更接近于人的情感和性灵的世界。他呼唤在作品中呈现想象。这一思想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呼唤重床叠屋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这样的号召不谋而合。同样贝娄在不止一篇文章中也多次提到科学祛魅后文学世界所受到的威胁。他怀念“小说历史上，有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作家不用做别的，只消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就行。”但是这样简单的事情如今再也无法实现了。这反映出贝娄以及许多文学家们深沉的人文主义思想。详见《作家和观众》、《小说家的干扰》等文章。 贝娄这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当代美国社会的洞察是十分深邃的。他的作品中也不乏对人的危机和荒诞的描写，但是他的字里行间总是透露出对于未来的信心，他拒绝接受虚无主义，也不相信现代社会会彻底分崩离析。他这样说：“最近有些作家告诉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不敢苟同，我们肯定不是黄金时代所夸耀的那样，但我们的确是些什么”，以及“文学之所以存在，因为作家相信个性和人性的精神力量”。正如罗曼·罗兰在《名人传》中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贝娄正是这样的人。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读后感(二)：六十年，真的有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
索尔·贝娄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中人国来说并不熟悉，这位美国犹太裔作家，曾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词中是这样评价他的：把丰富多彩的流浪汉小说与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结合在一起。
《有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这本书，收集了索尔·贝娄六十年来的一些散文、随笔、演讲、影评、游记和回忆录等文章，一共57篇。这些文章可以说是索尔·贝娄六十年的人生轨迹以及对文学、生命、社会现象的深刻思考，也美国六十年繁荣与衰落的见证。
索尔·贝娄生于1915年，他的父母都是俄罗斯的犹太移民，他是“一个在芝加哥移民社区长大的移民之子”。从小索尔·贝娄就接受犹太教育，所以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很多都是以犹太人的生活为背景，比如他的成名作《奥吉·马奇历险记》中的主人公马奇就是来自贫民窟的犹太少年。
1937年索尔·贝娄获得人类学和社会学学士学位。此后他从事过记者、编辑等工作，而从业最长的还是在大学里当老师。这样的人生经历为他的作品打上了深深的“贝娄印记”，形成独特的“贝娄风格”，既风趣幽默又不失同情和严肃的思考，在探索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的同时又对于个人在整个社会中的命运表示出深切的同情。这些不仅表现在他的小说中，而且在这本《有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中，更能让我们看到一位作家，一位人类学及社会学学士作家的思考。
书中有对作家、导演的评价，有对社会现象的剖析，有游历中的所见所闻，更多的是对文学及其未来的探究。
与索尔·贝娄同时代的作家海明威，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索尔·贝娄对他有这样的评价：“毫无疑问，海明威的神奇魅力和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他的自我专注。”书中专门有一篇关于海明威的文章《海明威和人的形象》，这篇文章发表于1953年，它对我们更好的理解海明威的作品及其思想都非常有帮助。
在《犹太人讲故事》这篇文章中，索尔·贝娄通过自己的经历对犹太民族做了深刻评述。他站在一个艺术家的角度，对犹太人的历史、文化做了梳理和分析，提出了“犹太性”的说法。
书中还包括索尔·贝娄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以及对巴黎、芝加哥、纽约、佛蒙特、托斯卡纳等地风光、见闻的描述。
六十年，按照中国人说法，这是整个一个甲子的轮回，把这六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书写成一篇篇思想深刻值得人更多的人去思考的文章，索尔·贝娄做到了！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读后感(三)：一次长达半个世纪的思想“深潜”与“远足”
走近一个人，了解他的思想，深入他的内心，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聆听他的话语，或者阅读他的文字。虽然话语可能在说出之前已经进行了若干次的精心加工，而形成文字的手稿也会在刊印之前一稿二稿反复修改，但其中闪烁着对方思想的真知灼见依然无法磨灭，我们要做的不过是汲取精华。但当我们翻开索尔·贝娄这部《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散文选，你会惊奇地发现，不需要你做去粗存菁的工作，因为字里行间凝聚的全是他思想的精华、智慧的宝藏。
索尔·贝娄是美国犹太裔作家，当过记者和编辑，长期在芝加哥大学等几所大学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在海上短期服役。索尔贝娄文学创作质量很高，他是唯一一位凭借《奥吉马奇历险记》《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三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
《奥吉·马奇历险记》创作于1953年，索尔贝娄因此一举成名。这是一部描写自我意识和个人自由的典型之作，把“丰富多彩的流浪汉小说与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结合在一起”。1964年创作的《赫索格》再次引起轰动，小说真实地再现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的苦闷与迷茫。1970年作者以一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进一步揭露了当代社会的精神堕落和人道主义危机。
从以上三部作品的主题可以看出，索尔见娄十分执着于对人性的思考与分析，或许这是一个社会学和人类学专业的“通病”:总是悲天悯人，视人类命运的研究为已任，希望从自己的分析观察中洞悉人类精神世界的真相。而且，从三部优秀作品的创作时间跨度以及思考深度来讲，索尔·贝娄的思考明显逐年加深。1976年，由于他“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如果说小说只是比较隐晦地呈现了作者思想，那么作者各个时期的散文、游记、访谈和演讲以及回忆录等，则是作者思想的直接反映。在这部《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散文集中，索尔·贝娄用57篇文章，打造了一次思想的“深潜”与“远足”。
这部散文集以年代为线，自1950年代及更早开始，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之后，每个时代一个篇章。半个世纪的思考，串起了索尔·贝娄对人文、历史、艺术和文学创作的研究。看似不经意的一篇散文游记，都体现了索尔·贝娄对某一社会主题的深思。1957年撰写的《伊利诺伊之旅》，从大草原的风光开始，过渡到无边的农场，联想到昔日的美洲原住民历史，以及过去的辉煌，还有对面爱荷华州迪比克的繁华，愈加凸显这座“失败之城”的没落。此情此景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会不会引起你的无限沉思？
1962年的《我们向何处去？小说的未来》则阐述了一名作家对小说创作的认识。在“叙事艺术本身似乎的确已经消亡”，“语言也过时了”，“旧日式的和谐人物”日益脱离现实的情况下，小说是否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作者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格特鲁德·斯泰因、海明威和D.H.劳伦斯等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阐明了自己关于小说创作的观点。这种观点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借鉴性，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并在文学创作中积极实践。
而对技术时代如何处理机器与文学的关系，作者在《机器与故事书:技术时代的文学》一篇中也做了详尽的解释。这个思考，既是作者从事文学创作回避不了的问题，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推动文学创新的必由之路。在技术面前，文学创作不是可有可无的，“科学和技术不可能从灵魂中消除这种叙述和施魔咒的怪癖”。
作为一名社会经历异常丰富的作家，一名执教经验异常丰富的教师，一名曾经的编辑、记者，索尔·贝娄走过太多地方，见过太多人物，不由自主地产生过太多的思考。这些思考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虽历经岁用风霜依然振聋发聩、催人深思。索尔·贝娄九十年的生命历程与思想锻炼，通过阅读这部《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可以窥见。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读后感(四)：索尔·贝娄：关于写作，值得思考的事
作为犹太移民后裔的美国作家，索尔·贝娄自小接受过犹太教育，成长于动荡与发展中的美国，他的文学作品人物形象自然别具一格。譬如他晚年作品《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通过描述主人公诺的情感经历屡屡不得志，致使他最终逃离人世而远赴南极大陆科考。这个故事也从侧面揭示了美国当代文化的危机，往更深处讨论，我们还可以借由本作品探讨人类生存的意义及其价值。
这就是索尔·贝娄的独到之处，他的作品意义深远，他所思考的事物也远超于人类的想象。近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一书收录了贝娄知名散文，精选他的游记、书评、影评、访谈、演讲和回忆录等57篇文章，写作时间跨越半个世纪之久。在此书中，我们可以读出贝娄从年轻到暮年的创作轨迹，他的精神世界的变迁，他对战后美国人经历的见证，他对这个世界深深的思考。
的确，一个人的一生，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了。我们无法见证历史，也无法体会战后美国人经历的一切，然而，透过索尔·贝娄的文字，我们可以读到他对文学创作的看法，他对作家的评价，这些文字，即使跨越半个世纪之久，如今读来，仍然让人无不震撼。贝娄充满智慧的文字，似乎几句话便可写进人的心里，而作为写过几部小说的小透明作者，深以为然。
这亦是《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一书最打动我之处。
《世俗之人，世俗时代》一篇中，贝娄讨论小说中人物的高度问题。对这一问题，不同作家有不同的观点，尼采认为艺术家试图高估人的价值，甚至有信仰的作家会否认这种夸大的可能性。一些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更多的体现了人们渴望经历而非亲身体验的东西。可自福楼拜以来，作家开始正视这个问题，这也是现代小说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贝娄认为：“一个小说家的工作仍然是确定重要性的等级，从风格、语言、形式、抽象，还有多种多样的社会现实的威胁、干扰中，拯救出人类的独特价值。”
伟大的作品终究是反映时代问题的，这便是基于现实的意义。法国作家丹纳《艺术哲学》一书也有类似观点。这也是为何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发现生活，才可以创作出反映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的原因之一。
《作家与观众》一篇中，贝娄讨论作家与观众（读者）之间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绝大多数创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人阅读，读者越多越好。但现实问题是，不知名的作者读者却没有那么多，这种情况作家应如何选择？也许他们就希望读者能和自己笔下的人物有同样的情绪，因人物受伤而感到疼痛，因人物起誓而体会到责任，但他们对此并不确定。我们都知道，小说中的人物身上存在戏剧性，也就是说他们之于普通人并不平凡，否则这些人物就没必要出现在小说中，但如何让读者感知人物的思想与行动，甚至于作家达成共鸣？通常情况下，作家会通过想象维持、稳定支撑一个稳定的系统，譬如巴尔扎克置身于“社会”正中心，托马斯·曼试图成为生物、心理学、哲学、音乐等诸多领域的专家。但每部小说寻找这样一个系统并不容易，对此如何做？
贝娄最终讨论的结果是：作家必须找到一种持久的设定，即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重要的。他要做的就是通过这些持久的机制，让人们在面对种种干扰和遮蔽时，还能有时哀恸，有时欢乐。
《我们何去何从？小说的未来》一篇中，贝娄讨论了未来小说的发展方向。小说有过去，这是必然，流淌在历史长河中的伟大作品就是很好的见证，那么，小说有没有前景可期，却众说纷纭。毕竟有些作品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很难有人超越，也很难有人模仿，譬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等。人物、语言、思想都容易过时，甚至我们也讨厌曾经受欢迎的说教文学，那么，小说的未来是怎样的？
贝娄认为：“小说想要复兴和繁荣，就需要对人类有新的认识。这些新的想法无法独立存在。我们必须看到有血有肉的思想。如果许多作家感觉不到这些未被承认的品质确实存在，那也没必要继续写小说了。这些品质仍然存在着，且要求获得释放，要求获得表现。”
1976年，索尔·贝娄凭借《赫索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提及康德拉所说的：艺术试图在宇宙中，在物质和生活现实中，发现什么是基本、经久、本质的东西。那这究竟是什么？贝娄解释如下：（小说）是我们当代的斜顶小屋，一间能够庇护精神的茅草屋。一部小说正是协调了几个真实印象与众多虚假的印象，而后者构成我们所谓的生活的大部分。它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存在上的多样性，单一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幻觉，而这多种多样的存在具有某种意义、某种关照，亦会有所实现，它许给我们以意义、和谐乃至正义。
这亦是写小说最终的目的，如果一部小说不能达到如此深度，即使它有读者，也会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但在文学历史上的墓碑上，它不会占有一席之地。这亦是写作多年我最终想要达到的一个高度，它很难，但试图做到这一点，确有必要。
伟大作品必然融入了伟大的智慧与思想。索尔·贝娄亲眼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发展，思考着生命的意义与写作的意义，他将他思考的一切融入在他的作品及随笔之中。这些文字历经时间的洗礼，日久弥新，他思考的一些问题，同样值得现在人去思考，甚至思考更多。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读后感(五)：塔尖上的人物，关于社会与作家的思想
在中国，对《红楼梦》的研究，可以从服装、食物、建筑、历史、诗词、文学等方面细致研究，形成了多条研究线。
在美国，关于索尔·贝娄从他的不同作品深入探讨，“已经达到小型产业的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评论索尔·贝娄的博士论文90篇，英文评论专著50余部，论文3000多篇，文章评论1200余篇，而且对索尔·贝娄的研究，除了欧美外，日本、印度也成果显著。
”贝娄无疑是当代美国小说家中被评论最多的人“，这样的热情和关注度，都足以说明索尔·贝娄的文学价值和思考深度。
这位唯一一位凭借《奥吉马奇历险记》《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三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馆奖，196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犹太裔作家，为何值得人们如此研究？
本书《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是由《贝娄书信集》的编选者本杰明·泰勒，收录了游记、书评、影评、访谈、演讲和回忆录等共计57篇文章，跨度半个世纪，记录了贝娄的观察与思考。也许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能够了解上面的问题。
开篇的《西班牙来信》，贝娄就指出：“哪怕在这个区域停留再短，人们都能找到理由抱怨：粮食短缺、劣质的面包、黑市、军队、警察、长枪党和教堂。“
而在《伊利诺伊之旅》，看到柔软而丰沛的河堤，绿葱葱的河岸，听到的却是小孩子冷漠到异常的话：“有三个人从上面掉下来死了“，尽管他祖父解释说，只有一个人，他撞到了一艘驳船，其他人掉水里又被救起来了。但是结尾也是让人感到冰冷的话：”对于这样一座大桥来说，三个人落水也不算什么。“
曾有人研究贝娄笔下的社会，无论是现实的城市，还是小说里的虚构，都有“几近恐慌的失序“之地的影子。
《晃来晃去的人》中的纽约、《雨王汉德森》中的非洲，同样在他的散文游记里，也能看到这种慌乱、失序、挣扎，甚至是沦陷。但如果再读下去，就会发现在这种混乱中的人，并不是自我放纵的，他们渴望秩序、新生，就像马德里的推销员说：美国仍在寻找一个灵魂，而我们的灵魂已经非常陈旧了。
除了环境之外，关于人物的创造和形象的塑造，也是贝娄思考作家的意义，就是拯救人类独特的价值。在《世俗之人，世俗时代》里，贝娄写道：作家要深入生活，去发现，他必须带来价值，重建均衡，同样要给人带来快乐。如果他不行动，他将永远是贫乏之人。
那么塑造的主题，拯救人类独特的价值，该如何做呢？是跟随科技和时代，还是寻找艺术性的救赎？
在贝娄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知识分子形象，让他们相信，艺术具有某种救赎功能。思考是他们的主要活动，他们热衷于人类命运、精神家园、灵魂救赎的精神世界，而一旦脱离就显得手足无措。
在《机器与故事书：技术时代的文学》中，贝娄写道：“技术这一新事物的理论家认为，一个事物只有自证其新，才是真实的。新时代产出不再保留任何过去思维习惯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否定、抛弃过去，一切都追求新事物、新思维的人吗？
”我的灵魂被释放到这个技术世界之前，已经过去了一百万年。那个世界充满了超智能机器，但是灵魂，毕竟是个灵魂，它已经等了一百万年的轮回，并不想就被这么一推伎俩骗走自己出生的权利。它来自宇宙深处，哪怕对这些发明感兴趣，它也不会被唬住。“
贝娄自己改编的俄国洛扎诺夫的话，就是为了说明即使技术再进步，作家关注灵魂、关注思想高度的问题，是不应该轻易变动的，这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字创作。
最后，写一些关于读过贝娄文字的自己的反思，也算是学习与致敬这位伟大的思考的作家，尽管我觉得自己水平还远远不够，但思考还是要有的。
首先是关于作家，贝娄提到成为作家是容易的，但真的能够创作出有思想深度的文字，要考虑的东西就非常多。在新文化运动开民智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想要发表文章、成为作家，后面朱自清曾写文建议，不要盲目的想，反而应该切实际，做新闻纪实编辑也不错。
易与难，取决于自己认知，做到什么程度，反而取决于前面的问题解答，这是每个想要成为文学家、作家的人，都应该反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二是关于书评，尽管现在在读完书之后总会记录些什么，但严格意义上这并不是书评。新媒体文章要么是观点文，提出观点后，找到或并列、或递进的逻辑，故事、名言、金句作为论据排列组合，当然故事优先，因为故事吸引人。至于从书中提炼出的观点，更能说明这是新媒体的观点文，而并不是书评。
读贝娄的书评，首先感慨的就是自己储备不足，不能以风格论作者，不能以整体的背景看到创造风格的转变，历史、政治、文学的共同深层次的贯通，实属尚浅。
最后关于知识分子本身，是为了传递思想，不是为了把人带进更为抽象的荒漠，是灵魂自由的创作者，而不是被政治收买的机器。任何自由的、有思想的人，要以此警示，而不要选择自我放逐。
说实话，《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第一遍并没有完全读懂，即使写完这篇文章也只是零散地懂了贝娄的文学地位、创作的犹太性、人道主义的思想，还有更多的内容值得仔细研读。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读后感(六)：21世纪的今天，还有什么事物值得思考？
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上，索尔.贝娄作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所构建的崭新文学世界和所塑造的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文学世界与其自身的犹太身份相关，即他所塑造的世界是一个洋溢着浓郁人文精神和犹太民族特色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被海明威式的“理性”或福克纳式的“意识”所主宰的世界，也不再是人类的信仰永远处于被扼杀的恐惧之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和实实在在的人性构建而成的。
像其他美国犹太作家一样，贝娄在其作品中所采用的叙述策略也基本是犹太式的，其典型特征是常采用的意象、幽默的语言风格和反讽结构。所不同的是，贝娄笔下的“幸存者”虽然蒙受德国纳粹分子的迫害、美国反犹主义的敌视或自己同胞的漠视，但是他们不屈不挠，仍然相信并憧憬着人类美好的未来。1976年，贝娄凭借作品中“融合了对人的理解和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一书是新近出版的贝娄散文集精选，书中除了散文之外，还囊括了其游记、书评、影评、访谈、演讲以及回忆录等共计57篇文章，写作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在贝娄看来，身为一名作家，获得本质的方法是区别于思想家和科学家的，后者可以通过系统的考察来了解世界，前者则以自身为对象，深入内心，在那片寂寞地带找到“表情达意”的特有语言。本书中，我们将跟随贝娄的人生成长轨迹，见证他从经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的翩翩少年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华丽转变，同时也透过他那敏锐的视角和细致的思考，得以一窥上个世纪美国的兴衰史。
海明威，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美国“迷失的一代”的作家代表，一位极具进取精神的文坛硬汉。对此，《纽约时报》曾有评论：“海明威本人及其笔下的人物影响了整整一代甚至几代美国人，人们争相仿效他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他就是美国精神的化身。”在书中收录的《海明威和人的形象》中，贝娄通过菲利普.杨所著的海明威传记，以及对海明威作品中人性的分析，恰如其分地总结了海明威的性格：“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总是试图把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强加于我们，以便塑造出一种硬汉的形象……当他在梦幻中向往胜利时，那就必定出现完全的胜利、伟大的战斗和圆满的结局。”
索尔.贝娄
被众多中国留学生戏称为“玉米地大学”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是美国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其工程学院在全美乃至世界堪称至尊级的地位。在《伊利诺伊之旅》中，贝娄描述了自己对伊利诺伊州这个美国最重要的农业州那看似无边无际的玉米地的一往情深。这是一片土质肥沃、富饶深厚、连绵不断的大草原，春耕后的泥土乌黑油亮，有时会让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正在生成，又或者某种伟大的力量正在释放。这是一片东西南北望不到头，如海洋般浩淼的玉米地。它们列队生长在路边，小溪边，它们包围了林子、城镇，甚至钻进后院，它们所展现出来的力量，那种千篇一律，简直让人相形见绌……读完这篇散文，有没有一种让你肋生双翼，恨不得立刻飞奔到伊利诺伊去看那片辽阔无垠的玉米地之感？
作为犹太移民二代思想家，贝娄在其创作中总是不断出现战争与大屠杀的阴影。著名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即《以色列：六日战争》。在这场以少胜多、先发制人的战争中，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军被以色列彻底打败。它成为中东战争中最具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之一，也是20世纪军事史上最具压倒性结局的战争之一。在这篇纪实文学中，贝娄从人道主义角度，更关注的则是战争对人类造成的深重灾难。文章字里行间流露的不止对以色列人，也包括埃及、约旦、叙利亚人在内，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更遑论炮火连天的战争对人类的无情摧残……
索尔.贝娄，这位许多读者眼中兼具学者气质的作家，他学识渊博，富于思辨，受人敬仰。对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读，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洞察力和分析力，同时他又深受犹太民族以及欧美文学传统的影响。惨无人道的两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贝娄这一代犹太人的信念，而战后西方社会迅速畸变、文明倾颓、道德沉沦的局面更是让他百思不得解，思想的交锋奠定了贝娄诸多作品中人物矛盾痛苦的生存状态。
如果说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其现实的映照与内心的开怀，那么通过《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这部600页篇幅的厚厚散文集，我们似乎可以揣摩出贝娄的形象：一张饱经沧桑的脸，忧虑而富有表现力；一双看清世态的眼，深邃而具有穿透力。他有着巨大的悲哀，但哀而克制；他有着深沉的愤懑，但愤而清醒……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读后感(七)：文学大师索尔.贝娄 解读美国战后文化
索尔.贝娄是一位在中国不怎么出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出生于加拿大，成长于美国，在成名之后被称为美国当代文学发言人。
1976年，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说：索尔·贝娄“把丰富多彩的流浪汉小说与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结合在一起。”我之前没有看过索尔.贝娄的小说作品，我就带着颁奖词这个评价的印象打开了这本《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
这本索尔•贝娄的散文选集收录了1940年-2000年索尔•贝娄的散文、游记、书评、影评、访谈、演讲和回忆录等等，可以说对于索尔•贝娄的短篇作品收录的比较全面了。
看第一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索尔贝娄真的是太细致了。他对于事物的描写简直可以用“事无巨细”来形容。这种细节描写不仅仅是客观的陈述，而且带有主观的心情起伏，有的时候还会穿插一些发散性的意识流。贝娄的文字感染力很强。你能透过这种细节感受到作者对于描写对象的印象，并且也不由自主地进行想象。
在第一篇《西班牙来信》中，在火车上的描写，你就能深深感觉到贝娄那种非常强烈的文字风格。
你能看到，即使这篇散文是纪实的描写，贝娄写的也像是小说。他会把空间和时间穿插进人物描写中，让这种描述更具有立体感。
对于初初读贝娄的我来说，这种文字需要细细地研读，才能体会到贝娄文字的精妙之处。否则的话，如果只想看贝娄到底在说什么，估计会被他絮絮叨叨的文字烦死。
这篇写自1948年的散文讲述了贝娄的西班牙的经历。1948年西班牙正值西班牙内战之后，十几万共和派被流放或者处死。所以贝娄在西班牙期间也遭受了无数次的盘问和检查。在这样的动荡背景之下，这篇纪实散文写的犹如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一般跌宕起伏，也是时代赋予的文学特征。
贝娄的文笔更倾向于现代主义表现的手法，但是他写的感觉却更像魔幻现实主义。不得不说，贝娄能拿下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是有道理的。
又是这种带有主观意识流的实物描写，一样的景物，仿佛通过贝娄的眼睛，就能跳跃到舞台剧背景上成为一幕悲剧的背景，带有一种重量的声音。真是一手出神入化的文字，同时表扬翻译，翻译得绝美。
这样的文字在这本书中比比皆是。除此之外，贝娄对于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也投注了深深的关注。在早期的散文和游记中，他记录了很多在途中遇到的人及其命运，让人感慨人在事件中的渺小。在这本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书里面，跟着贝娄你可以体验到西班牙内战的混乱，美国人在战后的精神变化，对于传统与变化的探讨，以及新世界新技术的飞速交替带来的社会改变等等。
在读他的访谈和演讲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贝娄对于资本主义未来的毫无信心，但对马列主义又抱有一定的偏见。这也代表了战后很多美国中产阶级的忧虑和矛盾。
贝娄在文中对海明威的吐槽也很有意思，他认为海明威的理性写作不值得提倡，而更应该多感受“灵魂”的创作，这一点在之前贝娄的文字中我已经能够深深的体会到了。
读完这本《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我对贝娄的小说也开始充满好奇。一个能把游记和散文写的如此具有“灵魂”的文学家，小说必然更加出色，我很期待。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读后感(八)：文学正在死去？这或许是真的
文学已死？
这个论断我不知道见过多少回了，之前每次都对它嗤之以鼻。在我看来，不是文学黔驴技穷，而是这些高举“文学已死”大旗的人固步自封。
经典文学的出现往往是有滞后性的，我们现代产生的文学，或许要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才会被追认为经典。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无数次验证，现在留名文学史上的作品，有多少是一出版就得到认可的呢？
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很难。
因此我向来都很喜欢当下新涌现的文学作品，他们在艺术性上或许无法和经典相提并论，但当下社会的病症，只有当下的人才写得出来。
然而看了索尔·贝娄的这本《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我头一次开始相信，文学或许真的正在死去！
但必须强调的是，贝娄书中的“文学正在死去”和我开头提到的“文学已死”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话题。
一些读者哀嚎文学已死，他们的意思是当下的作家们已经黔驴技穷了，再写不出经典作品了，文学死在了作家笔下。
而贝娄则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文学或许确实正在死去，但并非是因为写作者的黔驴技穷，而是因为阅读者的熙熙攘攘，当下的文学本质常常被淹没在熙熙攘攘的嘈杂当中。
一些阅读者一边践踏文学，一边哀嚎文学已死。
文学是一种双向的艺术，它没有死在创作者笔下，但却死在了舆论口中。
文学是一种双向的艺术，这个观点是我在曼古埃尔在《迷人怪物》一书当中看到的。
书里面是这样写的，作者的文字须由读者赋予生命，正如我们所知，文学是一种双向的艺术。
如果没有读者（作者本身也是读者）的话，文学的价值就无法提现。正如美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价值只存在于旁观者的思想当中。
一本书有没有价值，决定权不在作者手中，而在读者手中。在当下，书的价值，常常通过评分以及热度来反映。
在世俗的观点中，评分低的作品或者说无人问津的作品，往往就是失败的，是没有价值的，甚至少数读者会认为，那就是废纸。
在这种评价体系当中，作品的内容往往被忽略了，大家习惯通过评分和热度来评价一本书。
甚至有时候读者在没看过一本书的前提下也自认有资格对其盖棺定论，因为它评分低，所以它没价值。
不可否认，评分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书的水准，但以评分对一本书盖棺定论真的靠谱吗？
别说不同的人对同一本书的评价褒贬不一，就算是同一个人，你可以保证你在15岁的时候给出的评分，和30岁的时候给出的评分是一样的吗？ 艺术应该是活的，但我们往往用人造的标签把它钉死了。
于是鲍德里亚在《临界》当中说，对于艺术的评价，已经不再符合艺术的美学原则。鲍德里亚将其称之为艺术阴谋。
我们看到的不是文学、艺术的本来面目，不是真实，而只是人造的标签。
正因为文学是一种双向的艺术，因此作者永远也无法回避读者。贝娄在书里面说，谁要是想避开这些，勉强把自己孤立起来，他也就完蛋了。
而且在信息爆炸时代，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被无限拉近，网络可以轻易将读者和作者牵起来，作者无法避免这种连接，除非固步自封。
让作者无奈的是，文字是他们写出来的，但他们却无法掌握文字的后续，他们无法左右读者如何解读这些文字。有可能是理解，更多的是误解。
《小王子》里面写，语言是误会的根源。其实文字也是。
我自认读过一些书，但我从来不敢肯定地说，我真正理解了哪本书，我只是说我读完之后有多少收获。
作者想借文字表达自我，但却引发了更多的误解，这是一种无解的悖论。
在过去，信息不同，这种误解尽管不是我们想要的，但也无伤大雅，造不成什么杀伤力。然而网络时代赋予了这种误解无穷的杀伤力。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读者不喜欢一本书，亲自追到了作者的社交账号下面狠批了一顿，搞得该作者极其郁闷。
这或许是极端例子，但常见的是各种书籍下面相关的差评。
差评是正常的，如果一本书下面全是好评，反而会让人怀疑。但我们永远无法想象，读者可以写出多伤人的差评，准确地说，那应该已经算是恶评了。
看到了许多恶评之后，我甚至怀疑，在一些读者眼中，一场所谓“失败的写作”是不是该判刑？该把作者抓起来？如果文字能杀人，大概用不了多久作家就会成为濒危动物了。
我上面的观点并不是认为不能给一本书差评。差评很正常，这是我们的言论自由。
但言论自由并不等同于肆意践踏乃至于侮辱别人。
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读者将一本书贬得一无是处。但正如世界上很少有一无是处的人一样，在文学领域，也很少有一无是处的作品。如果你总觉得很多书一无是处，那或许不是书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
人们认为读书人往往是文明人，但论侮辱人，没人比所谓的文明人更专业。
贝娄在《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里面写，“今天我们的作家都要面对群众，每天在五十个不同地方所出现的评长论短，以及在群众中所掀起的那些流言蜚语，都不允许健康作品的出现。”
是的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下，作家们像一群“带着镣铐的舞者”。舆论认为，作家的写作必须符合大众的期望，如果一本书不符合大众的期望，那就应该毁掉它。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当下一样，毁掉一本书简直轻而易举，只要给个差评就完全可以办到。以我浅薄的认知来揣度，几乎没人可以对差评无动于衷。
所以我每每感叹，当下艺人的业务水平层次不齐，但心理素质是一个赛一个的好，网上差评如潮，都没能击垮他们。
贝娄在《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里感叹，“产生伟大作品所必不可少的那种不受干扰的、天真无邪的、梦游症式的创作活动，今天已不复可能了。”
这是贝娄在几十年前发出的感叹，如果他看到了当下的舆论环境，不知又会做出何种感叹了。社会在进步，但作家的生存空间和创作空间却越来越逼仄。
文学没有死在作家笔下，却死在了舆论口中。
我不知道贝娄所谓的“健康作品”指的是什么，但我知道大众所谓的“不健康作品”指的是什么。最典型的无疑是那些三观不正的作品。
三观不正是近些年非常火的一个词，它也被带到了艺术评论的范畴。
文学史上三观不正的作品简直不要太多，日本文学在这方面应该可以拔得头筹，中国古典文学也不甘落后，欧美文学同样也值得大书特书。
所谓的三观不正，本身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标签，时移世易，不同时代的三观必然不会相同，于是曾经的故事放到当下来看，很容易被打上三观不正的标签。
要是不同文化背景的话，那三观不正这一问题表现得就更常见了，其他文化习以为常的行为和观点，在我们看来却“三观不正”，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由此又引发了一个问题：三观不正的作品到底该不该存在？ 对于这个问题，那些已经名垂文学史的经典作品大概可以逃过一劫，毕竟它们已经被大众接受了，即便三观不正，多数读者也不会太苛责。
然而当下时代产生的三观不正作品，可就要遭受舆论的猛烈攻击。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三观不正的作品就不应该存在，它会造成负面影响，
这种观点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认为，文艺必须对人类社会有用，必须服务于政治。如果从政治标准来看，一件文艺作品的影响是坏的，那么，无论它的艺术性多么高，必须毫不留情地清洗掉。
这正是现在许多人的态度。在这种观点下，文艺沦为了政治的附庸，它的作用有且仅有一个，那就是服务政治。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梁实秋先生有不同的见解，他在文章《文艺与道德》当中写道，戏剧有社会教育的功能，但戏剧本身的价值却不尽在此。文艺与道德有密切的关系，但那关系是内在的，不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主次关系。
梁实秋先生充分尊重文艺的独立性，他认为文艺不必非得遵从道德。这个观点可以和王尔德的观点联系起来看。
王尔德在《道林·格雷的画像》当中写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世人所谓的不道德之书，其实展现了世界本身就有的耻辱，仅此而已。这也就是贝娄在《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当中所说的“忠实纪录”。
文艺的作用不仅在于社会教育，它还需要反映真实。
我们往往要求作者的创作不能脱离现实，但当作者反映现实的时候，我们却又避之不及。我们一边向往真实，一边畏惧真实。我们排斥那些三观不正的作品，因为它们照出了人性最真实，乃至于最丑陋的一面。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并非所有三观不正的作品都在反映真实，一个例子是《娘道》，这样的作品不仅三观不正，而且脱离了现实，又蠢又坏。
小标题我原本想写我们如何阅读，但想了想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仅代表我自己，因此写成了我如何阅读。
必须承认，那些三观不正的作品，确实会影响到阅读者的人格塑造。那我是如何规避其害的呢？ 之前我看书的时候，常常会认为，作者写一本书，是为了说服我，说服我相信书里的故事，书里的观点。
我看完之后，往往会感叹，原来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
但当我开始写评，开始变成一个创作者之后，我慢慢发现自己的观点似乎是有些误区的。我写过不少评，但没有一篇评是为了说服别人，甚至我都不会想要去说服我自己。
我的不同评论当中经常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以前是那样认为的，但后来想法变了，认为这样才是对的。
这再正常不过了，所有写下的文字，所代表的只是当时当刻的想法，时移世易，人的观点是会变的。至于谁对谁错，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有了这个感悟之后，我现在读一本书，不会再认为作者想要说服我，更不会盲目地相信书上的一切。现在看完一本书，我的感叹往往是，外面的世界真的是这样吗？ 这种转变背后，代表的是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我们常常认为，读书是为了开阔眼界，但我却觉得，比起开阔眼界，独立思考或许更为重要。
鲍德里亚的这段阐述说明了这个道理。“当我们揭开真相的面纱时，我们绝不能相信真相仍然是真相。因此，真相从未赤裸裸地存在。当真实的幻觉被驱散时，我们绝不能相信真实仍然是真实。因此，真实就是没有客观性的现实。”
上面谈到了对与错的问题。
我曾经在看一本书的时候，往往会认为，和自己想法相符的书，就是对的，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即是错的，是没价值的。
如果一本书不符合我的三观，那我就会说这本书不好。《月亮与六便士》就是如此，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很难理解这本书的三观（现在也很难理解）。
但现在我的想法又变了，如果我的阅读，只是为了找到与自己观点相符的书，那这只是一个寻求认同的过程，对自己的眼界没有丝毫助益。
比认同感更高级的是和而不同，无论是虚拟的文学还是我们真实的人生。
因此在文学评论中，其实很少有谁对谁错这样的说法，文学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文学有千百种可能，因为现实就有千百种可能。
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很少会用“不好”来评价一本书，而是更倾向于使用“不喜欢”这个评价。
“不好”和“不喜欢”一样吗？绝对不一样。有谁敢说，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是不好的？
《非暴力沟通》里面对于“不好”和“不喜欢”做出了清晰的界定，不好指的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不喜欢则是主观评价。
我们有权利不喜欢一本书，但评论一本书不好，恐怕很多人还没达到这样的高度。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读后感(九)：文学正在死去？这或许是真的
文学已死？
这个论断我不知道见过多少回了，之前每次都对它嗤之以鼻。在我看来，不是文学黔驴技穷，而是这些高举“文学已死”大旗的人固步自封。
经典文学的出现往往是有滞后性的，我们现代产生的文学，或许要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才会被追认为经典。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无数次验证，现在留名文学史上的作品，有多少是一出版就得到认可的呢？
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很难。
因此我向来都很喜欢当下新涌现的文学作品，他们在艺术性上或许无法和经典相提并论，但当下社会的病症，只有当下的人才写得出来。
然而看了索尔·贝娄的这本《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我头一次开始相信，文学或许真的正在死去！
但必须强调的是，贝娄书中的“文学正在死去”和我开头提到的“文学已死”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话题。
一些读者哀嚎文学已死，他们的意思是当下的作家们已经黔驴技穷了，再写不出经典作品了，文学死在了作家笔下。
而贝娄则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文学或许确实正在死去，但并非是因为写作者的黔驴技穷，而是因为阅读者的熙熙攘攘，当下的文学本质常常被淹没在熙熙攘攘的嘈杂当中。
一些阅读者一边践踏文学，一边哀嚎文学已死。
文学是一种双向的艺术，它没有死在创作者笔下，但却死在了舆论口中。
文学是一种双向的艺术，这个观点是我在曼古埃尔在《迷人怪物》一书当中看到的。
书里面是这样写的，作者的文字须由读者赋予生命，正如我们所知，文学是一种双向的艺术。
如果没有读者（作者本身也是读者）的话，文学的价值就无法提现。正如美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价值只存在于旁观者的思想当中。
一本书有没有价值，决定权不在作者手中，而在读者手中。在当下，书的价值，常常通过评分以及热度来反映。
在世俗的观点中，评分低的作品或者说无人问津的作品，往往就是失败的，是没有价值的，甚至少数读者会认为，那就是废纸。
在这种评价体系当中，作品的内容往往被忽略了，大家习惯通过评分和热度来评价一本书。
甚至有时候读者在没看过一本书的前提下也自认有资格对其盖棺定论，因为它评分低，所以它没价值。
不可否认，评分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书的水准，但以评分对一本书盖棺定论真的靠谱吗？
别说不同的人对同一本书的评价褒贬不一，就算是同一个人，你可以保证你在15岁的时候给出的评分，和30岁的时候给出的评分是一样的吗？ 艺术应该是活的，但我们往往用人造的标签把它钉死了。
于是鲍德里亚在《临界》当中说，对于艺术的评价，已经不再符合艺术的美学原则。鲍德里亚将其称之为艺术阴谋。
我们看到的不是文学、艺术的本来面目，不是真实，而只是人造的标签。
正因为文学是一种双向的艺术，因此作者永远也无法回避读者。贝娄在书里面说，谁要是想避开这些，勉强把自己孤立起来，他也就完蛋了。
而且在信息爆炸时代，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被无限拉近，网络可以轻易将读者和作者牵起来，作者无法避免这种连接，除非固步自封。
让作者无奈的是，文字是他们写出来的，但他们却无法掌握文字的后续，他们无法左右读者如何解读这些文字。有可能是理解，更多的是误解。
《小王子》里面写，语言是误会的根源。其实文字也是。
我自认读过一些书，但我从来不敢肯定地说，我真正理解了哪本书，我只是说我读完之后有多少收获。
作者想借文字表达自我，但却引发了更多的误解，这是一种无解的悖论。
在过去，信息不同，这种误解尽管不是我们想要的，但也无伤大雅，造不成什么杀伤力。然而网络时代赋予了这种误解无穷的杀伤力。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读者不喜欢一本书，亲自追到了作者的社交账号下面狠批了一顿，搞得该作者极其郁闷。
这或许是极端例子，但常见的是各种书籍下面相关的差评。
差评是正常的，如果一本书下面全是好评，反而会让人怀疑。但我们永远无法想象，读者可以写出多伤人的差评，准确地说，那应该已经算是恶评了。
看到了许多恶评之后，我甚至怀疑，在一些读者眼中，一场所谓“失败的写作”是不是该判刑？该把作者抓起来？如果文字能杀人，大概用不了多久作家就会成为濒危动物了。
我上面的观点并不是认为不能给一本书差评。差评很正常，这是我们的言论自由。
但言论自由并不等同于肆意践踏乃至于侮辱别人。
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读者将一本书贬得一无是处。但正如世界上很少有一无是处的人一样，在文学领域，也很少有一无是处的作品。如果你总觉得很多书一无是处，那或许不是书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
人们认为读书人往往是文明人，但论侮辱人，没人比所谓的文明人更专业。
贝娄在《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里面写，“今天我们的作家都要面对群众，每天在五十个不同地方所出现的评长论短，以及在群众中所掀起的那些流言蜚语，都不允许健康作品的出现。”
是的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下，作家们像一群“带着镣铐的舞者”。舆论认为，作家的写作必须符合大众的期望，如果一本书不符合大众的期望，那就应该毁掉它。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当下一样，毁掉一本书简直轻而易举，只要给个差评就完全可以办到。以我浅薄的认知来揣度，几乎没人可以对差评无动于衷。
所以我每每感叹，当下艺人的业务水平层次不齐，但心理素质是一个赛一个的好，网上差评如潮，都没能击垮他们。
贝娄在《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里感叹，“产生伟大作品所必不可少的那种不受干扰的、天真无邪的、梦游症式的创作活动，今天已不复可能了。”
这是贝娄在几十年前发出的感叹，如果他看到了当下的舆论环境，不知又会做出何种感叹了。社会在进步，但作家的生存空间和创作空间却越来越逼仄。
文学没有死在作家笔下，却死在了舆论口中。
我不知道贝娄所谓的“健康作品”指的是什么，但我知道大众所谓的“不健康作品”指的是什么。最典型的无疑是那些三观不正的作品。
三观不正是近些年非常火的一个词，它也被带到了艺术评论的范畴。
文学史上三观不正的作品简直不要太多，日本文学在这方面应该可以拔得头筹，中国古典文学也不甘落后，欧美文学同样也值得大书特书。
所谓的三观不正，本身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标签，时移世易，不同时代的三观必然不会相同，于是曾经的故事放到当下来看，很容易被打上三观不正的标签。
要是不同文化背景的话，那三观不正这一问题表现得就更常见了，其他文化习以为常的行为和观点，在我们看来却“三观不正”，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由此又引发了一个问题：三观不正的作品到底该不该存在？ 对于这个问题，那些已经名垂文学史的经典作品大概可以逃过一劫，毕竟它们已经被大众接受了，即便三观不正，多数读者也不会太苛责。
然而当下时代产生的三观不正作品，可就要遭受舆论的猛烈攻击。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三观不正的作品就不应该存在，它会造成负面影响，
这种观点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认为，文艺必须对人类社会有用，必须服务于政治。如果从政治标准来看，一件文艺作品的影响是坏的，那么，无论它的艺术性多么高，必须毫不留情地清洗掉。
这正是现在许多人的态度。在这种观点下，文艺沦为了政治的附庸，它的作用有且仅有一个，那就是服务政治。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梁实秋先生有不同的见解，他在文章《文艺与道德》当中写道，戏剧有社会教育的功能，但戏剧本身的价值却不尽在此。文艺与道德有密切的关系，但那关系是内在的，不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主次关系。
梁实秋先生充分尊重文艺的独立性，他认为文艺不必非得遵从道德。这个观点可以和王尔德的观点联系起来看。
王尔德在《道林·格雷的画像》当中写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世人所谓的不道德之书，其实展现了世界本身就有的耻辱，仅此而已。这也就是贝娄在《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当中所说的“忠实纪录”。
文艺的作用不仅在于社会教育，它还需要反映真实。
我们往往要求作者的创作不能脱离现实，但当作者反映现实的时候，我们却又避之不及。我们一边向往真实，一边畏惧真实。我们排斥那些三观不正的作品，因为它们照出了人性最真实，乃至于最丑陋的一面。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并非所有三观不正的作品都在反映真实，一个例子是《娘道》，这样的作品不仅三观不正，而且脱离了现实，又蠢又坏。
小标题我原本想写我们如何阅读，但想了想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仅代表我自己，因此写成了我如何阅读。
必须承认，那些三观不正的作品，确实会影响到阅读者的人格塑造。那我是如何规避其害的呢？ 之前我看书的时候，常常会认为，作者写一本书，是为了说服我，说服我相信书里的故事，书里的观点。
我看完之后，往往会感叹，原来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
但当我开始写评，开始变成一个创作者之后，我慢慢发现自己的观点似乎是有些误区的。我写过不少评，但没有一篇评是为了说服别人，甚至我都不会想要去说服我自己。
我的不同评论当中经常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以前是那样认为的，但后来想法变了，认为这样才是对的。
这再正常不过了，所有写下的文字，所代表的只是当时当刻的想法，时移世易，人的观点是会变的。至于谁对谁错，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有了这个感悟之后，我现在读一本书，不会再认为作者想要说服我，更不会盲目地相信书上的一切。现在看完一本书，我的感叹往往是，外面的世界真的是这样吗？ 这种转变背后，代表的是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我们常常认为，读书是为了开阔眼界，但我却觉得，比起开阔眼界，独立思考或许更为重要。
鲍德里亚的这段阐述说明了这个道理。“当我们揭开真相的面纱时，我们绝不能相信真相仍然是真相。因此，真相从未赤裸裸地存在。当真实的幻觉被驱散时，我们绝不能相信真实仍然是真实。因此，真实就是没有客观性的现实。”
上面谈到了对与错的问题。
我曾经在看一本书的时候，往往会认为，和自己想法相符的书，就是对的，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即是错的，是没价值的。
如果一本书不符合我的三观，那我就会说这本书不好。《月亮与六便士》就是如此，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很难理解这本书的三观（现在也很难理解）。
但现在我的想法又变了，如果我的阅读，只是为了找到与自己观点相符的书，那这只是一个寻求认同的过程，对自己的眼界没有丝毫助益。
比认同感更高级的是和而不同，无论是虚拟的文学还是我们真实的人生。
因此在文学评论中，其实很少有谁对谁错这样的说法，文学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文学有千百种可能，因为现实就有千百种可能。
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很少会用“不好”来评价一本书，而是更倾向于使用“不喜欢”这个评价。
“不好”和“不喜欢”一样吗？绝对不一样。有谁敢说，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是不好的？
《非暴力沟通》里面对于“不好”和“不喜欢”做出了清晰的界定，不好指的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不喜欢则是主观评价。
我们有权利不喜欢一本书，但评论一本书不好，恐怕很多人还没达到这样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