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只为守敦煌》是一本由叶文玲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页数：4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此生只为守敦煌》读后感(一)：不太像传记的传记，但并不难看！

　　这本书从创作方法上讲应该归属于传记文学，叙述人称上算是他传。叶文玲的文字表述是细腻和温柔的，很会“抓人眼球”。这样的笔触运用在传记类题材上的优势就是阅读体检上佳有如身临其境，类似阅读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纪实小说，让读者的心情会随着主人公的命运时而欢喜时而惆怅；但因为是为他人立传，过多的细节、私密对话和抒情段落的出现，也会令读者对真实性产生疑问，毕竟传记类需要的是客观还原历史情景。所以从这一方面上来看这本书的内容又不够朴实。这本书记录的时间是从常书鸿先生出生开始的，全书百分之八十五的重点叙述都是放在解放前，对于文革时期的遭遇一笔带过，剩余部分的内容也是以歌颂我新中国领导人的伟大决策为背景，提及个人的内容分量不足，因此这个“传”的格局和内容就略显虎头蛇尾。至于故事背后所要表达的一批判一赞美，自是你我心知肚明的那点儿事。

　　《此生只为守敦煌》读后感(二)：今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

　　

你是否会因为看到一本书而改变你的一生，常书鸿的故事就是。

来自浙江大户人家的常公子年幼酷爱绘画，囿于家庭条件的限制，报读了染织专业，但依然不灭想去巴黎求学的理想。

结果天遂人愿，挥别了新婚的妻子，踏上求学之旅，过程艰辛不予外人道，不负众望，在巴黎画坛小有成就，拜得名师，妻小团聚，从此可以走上人生巅峰。

而在书泓的内心深处，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伊甸园，就像阿尔之于梵高，塔希提之于高更。

这一切在看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后发生了变化，从那以后的半个世纪，他的命运与敦煌紧紧联系在一起，尝尽了一家离散、横遭迫害的苦酒。

放弃了在巴黎经营了10年的绘画生涯，常书鸿被母校邀请回国教书。结果回去就赶上了动乱的年代。一家人颠沛流离，随着学校一路辗转，最后在重庆落了脚。本以后可以从此安稳过日子，但对敦煌的念想依然未断。在成立“国立敦煌研究所”的契机之下，常书鸿终于有机会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敦煌。

但大漠戈壁上破败的景象和官吏的冷漠嘴脸，也让他看到了人间的凄凉。还好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和他一起把莫高窟护了起来。

生活上的苦没能把他打倒，但芝秀的背叛出走却给了他致命一击，过惯了巴黎浪漫日子的发妻，初时也被洞窟里的壁画吸引，但终究受不了西北边陲的困乏日子，不告而别。

疯狂追出去的书泓差点把命送在了戈壁滩上，也明白了他的“灵感缪斯”已经不是那个和他两小无猜的姑娘；

他说敦煌艺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舍命也得保护它。不管有多少困难都必须克服——就是这种使命感，使我渡过了所有的艰难困苦。

从此他的生命中只有香音神作伴，在敦煌困苦无助的日子里，是那些鲜活饱满的飞天形象陪伴着他。《萨埵太子以身饲虎图》鼓舞着他，让他度过那些困苦的岁月。

书中重点描述了1943-1949年艰苦岁月保护经洞的故事，而解放后1957-1962年遭迫害的岁月一笔带过

常老的一生跌宕起伏，就像他对斯百说得“尝尽了艺术给得酸甜苦辣果”，但终究无愧于心。

回首去望，如果他当时选择留在巴黎，应该也能著作等身，家庭幸福过完美好的一生，但他选择了“应许之地”，直到晚年见人都要说，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终不改初衷。

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看到敦煌后，能够无动于衷。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为了梦中的香音神而放弃所有，常书鸿做到了。

　　《此生只为守敦煌》读后感(三)：但凡有些成就的人，无一不是倔骨头

　　

他是个普通人，普通的家庭，有着和我们许多人一样的烦恼——有梦想但是又难以接近。常书鸿一直都想学习绘画，上高中的时候想，上大学的时候也想。但是赤裸裸的现实告诉他：不，你不能，你要做一个乖巧的孩子，不能任性的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而需选择一个能够迅速帮衬家里的职业。

常庚吉视而不顾儿子的表情神色，任自己的语言之河汩汩流泻。“我们的家境，你是知道的。……我们和陈家是不能比的，陈永安家有做生意的铺子，乡下有田地。”沉默了半天的书鸿，嘴巴一张，蹦出一句：“我没有和他比。”“这就对了。常言说，人比人，气死人。我知道你有画画的天分，可如今不是靠画画吃饭的年代，什么唐伯虎、文徵明那是戏文里唱唱的，……这么大一个杭州城，现今我还没听说谁是真正靠画画养家糊口的呢！……在我们这样的人家，有职业就是正道，就是活路。……”

常书鸿有过不甘心，有过挣扎，但最终也屈服于现实。他明白生存下来才是根本。不是每个人都有主角光环，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大多数的我们只能淹没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琐碎之中，渐渐失去理想的方向。生活总会压迫着你走向另一条你并不喜欢的路。

对家庭经济状况全盘考虑后，他终于认定了自己的责任。面对着已有衣食之虞的父母，他是不能决然只顾自己远走他乡的

人类的第一需要是生存。这是他在成长岁月中悟到的人生第一要义。

但是他又不是个普通人，因为他人生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敦煌。敦煌的艺术因为有常书鸿而幸运，常书鸿也因为找到了敦煌的艺术而幸运。

感叹于常书鸿先生的坚定意志。在留法愿望接连被打断两次后，他破釜沉舟选择放弃已有的安稳生活，坚决地前往心中的乌托邦。在法国功成名就，有着家庭美满，高朋满座的生活，却因为一本《敦煌石窟图录》而义无反顾的想要回国，想要去敦煌。在敦煌历尽艰险，生活困顿，但一直没有磨光他对敦煌艺术的热爱。

总的来说，这本传记的可读性还是挺强的，之所以少一星，是因为我感觉它有着传记的一般通病，即塑造了一个完美无缺的主角。作为一个女性而言，事实上我非常同情他的第一任妻子——陈芝秀，设身处地的想，当处于一个生存环境恶劣，生活习惯不被认可，儿子女儿没法得到很好的照顾，丈夫冷落家庭，也许我能保留的温柔绝比不上陈芝秀。这并非说她出轨是正确的，但常书鸿先生的确慢慢将两人之间的情感磨光了，所以伟人的妻子也不是这么好做的。家庭和事业的矛盾自古以来就难以化解，即便两人志趣相投，女性总难免偏重家庭一些。这个观点也许是我的刻板印象了。

　　《此生只为守敦煌》读后感(四)：《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敦煌学，全人类的同心结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　张涌泉　　

常书鸿是浙江人，是我的精神偶像。很荣幸，我曾与常老有过一次亲密接触。那是1990年10月，我去敦煌研究院参加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幸就近向常老请益。常老知道我们是浙江来的，专门和我们浙江学者合了影。

因为我们搞敦煌学研究，常老的故事以前听得很多，但比较零散。这次专门拜读了叶文玲的《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接受了一次再教育。常老的故事很感人，叶老师写得也很精彩，感人至深。

常老当年在法国留学，油画作品连获大奖，画艺如日中天，影响力也很大。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摊上见到一本《敦煌石窟图录》，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编，后来又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掠去的敦煌画卷，从而勾起了他对敦煌艺术的无限向往之情。于是，他决定放弃在法国的艺术事业，毅然回国奔赴敦煌。

他在回国途中下定决心，要为敦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促使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莫高窟坚守了40年。面对生活的艰困、经费的不足、人员的离散，研究所一度被撤，甚至连结发妻子也弃他而去，但为了敦煌这个艺术圣地，他坚守了一辈子，确实无愧于“敦煌守护神”这一美誉。

《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最后一章“大也盛也一生缘”这一章写得特别好，也很有必要。这章主要是写常老在天穹中的回忆与交谈。比如陈芝秀是本书前面大半部分的主角，但她受不了莫高窟生活的艰苦和寂寞，跟人私奔以后，她的故事就戛然而止。但她毕竟是常沙娜、常嘉陵姐弟的母亲，读者肯定也关心她后来的情况。通过这一章，以常老在天穹中与陈芝秀交谈的形式，把她离婚后潦倒的情况作了补叙，让人感慨万千。

在这一章中，常老通过与儿子嘉煌对话的形式，讲到了浙江与敦煌特殊的关系：“敦煌学的创始人罗振玉、王国维，都是浙江人；罗出生上虞，王的故里在海宁。你看，爸爸的故乡浙江是多么美妙而不可思议！”

浙江和敦煌相隔万水千山，然而珍贵的莫高窟壁画艺术和敦煌宝藏的发现却把浙江学者和敦煌学连在了一起。一个多世纪以来，浙江学者为敦煌学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罗振玉、王国维开创在前（这两位学术大师是国内外公认的敦煌学的奠基者），常书鸿、姜亮夫、史岩、蒋礼鸿、郭在贻、王伯敏、黄永武、项楚、樊锦诗、朱雷、齐陈骏、柴剑虹等继踵于后，一大批浙籍或在浙江工作的学者都为这一学科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敦煌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浙江人的印记。

浙江大学是浙江敦煌学研究的主阵地。浙江大学的敦煌学研究，首先还得从常老说起。常老1919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电机科，后转入染织科。这是我国染织图案设计师的摇篮。几经整合，1927年7月，该校改组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工学院的前身。所以常老其实也是浙江大学的校友。

然后我们得说到姜亮夫、蒋礼鸿先生。姜亮夫先生是中国敦煌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也是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的开拓者，撰写了数百万字的学术论著，其中包括《瀛涯敦煌韵辑》《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敦煌学论文集》《敦煌碎金》等著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推崇和赞誉。1983年，八十高龄的姜亮夫先生还受教育部委托，在杭州大学主办敦煌学讲习班，为敦煌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比姜先生略晚，在敦煌学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还有蒋礼鸿先生。蒋先生的敦煌学研究集中在语言文字方面，他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初版于1959年，后于1960年、1962年、1981年、1988年、1998年先后增订过5次，以其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而被学术界传为佳话，并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如日本学者称之为“研究中国通俗小说的指路明灯”，美国学者称之为“步入敦煌宝库的必读之书”。

郭在贻先生、张金泉先生是浙大敦煌学的第二代传人。郭、张二先生皆师承姜、蒋二位学术大师，1965年原杭州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并都担任过姜先生的助手。姜、蒋、郭3位都是国务院学位办（1984年、1986年）批准的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大批博士、硕士，并因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姜、蒋二先生经国家人事部批准为终生教授，郭先生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薪尽火传。在老一辈学者的培养和熏陶下，现在一批中青年敦煌学家已在浙大成长起来，并以他们自己的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浙江省在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和敦煌文献校理研究方面的传统优势和领先地位，巩固了浙江省作为海内外公认的敦煌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地位。这批中青年学人大都是在姜、蒋、郭等先生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学有渊源，根基扎实，已在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现在浙大的敦煌学研究团队正发力推进《敦煌史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敦煌残卷缀合总集》等项目的整理研究工作。这些都是近千万字级的重特大项目，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并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强有力的支持。可以预料，这些大型著作的完成出版，必将大大推动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和拓展，那将是浙大学人对敦煌学的又一重要贡献。

1990年，敦煌研究院召开国际会议，当时年近九十的姜老虽不能亲自与会（姜老一辈子也没有到过敦煌），但心向往之，专门为会议写了一幅字：“敦煌宝藏是全人类的同心结。”

敦煌学，全人类的同心结，也是把敦煌和浙江、浙江大学联结在一起的精神纽带。

作者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