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稿（全四卷）》是一本由浦江清 著 / 浦汉明 / 彭书麟 整理著作，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58.00，页数：14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学史稿（全四卷）》精选点评：

　　●浦先生中外古今文学史学同时并进,博学无涯矣。——季镇淮 浦江清读大学时主修西洋文学，任清华研究院助教时受陈寅恪影响，多读西方的"东方学"文献，转中国文学系后又沉浸于中国古典文学，在同辈中以渊博称。——吕叔湘 江清读书多，有学问，英文水平高。——施蛰存 他常能于一般学者注意不到之处深入钻研，提出个人的独得之见。——王季思

　　●整理者浦汉明乃浦江清先生的女公子，并非danyboy所说的“这是他儿子整理的”。

　　●浦江清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讲义，他生前是打算出版来着，但未及整理就去世了。这是他儿子整理的。我们已经有许多文学史了，有很多早期的文学史其实只有史料价值，没太大必要出新版。浦江清这套还是很不同的，始于30年代，成于50年代，在当时没有出版也就意味着没有接受政治审查，因此本书更像是民国古代文学史的一本总结，书中毫无阶级斗争之类乌七八糟的东西，最大的特色是把古代文学史放在世界文学中叙述，提到了古希腊的戏剧、人类学、社会学等，与当时出版的文学史完全不同。当然，书也对现在过失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比如分期、文学的功能等，但这是难免的。总之，这本书对专业人士很有必要，对一般读者，如果有兴趣也是不错的入门书。

　　●重温清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的文学史课堂。

　　《中国文学史稿（全四卷）》读后感(一)：点面结合 精略有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国历史悠长，其文学产生和发展史基本与之等同，其间的文学作品可谓是浩如烟海，不算那些从未被史册所收录记载的，单说那些有书面记载的文学作品，到现在还有很多都没有被整理过，更不用提对其进行研究，将其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范畴。至于那些已经被世人所熟知也被人所研究的，在进行文学史研究时，其实也没有被全部纳入文学史范畴之内进行详细系统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是史，就应该有史的样子，重在理论，能对这些理论辅以阐释的自然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即便如此，中国文学史也不好写，所以，就目前比较有名的几种中国古代文学史而言，一般都是三四册。浦江清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稿》自然也是四册。但我们要看到，都是四册，都是写中国古代文学史，但内容不一定相同。

　　浦江清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稿》因为是在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所以与别的同类题材的著作相比，显得更为生动灵活，内容也较为平易简单、系统。

　　《中国文学史稿》从文学的范围和定义讲起，更易让读者明白什么是文学史，在书中，浦江清先生对《论语》中最先出现的“文学”一词作了阐释，并指出对文学批评的第一步应该是对文学语言的把握，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纵观现在高校的很多讲授古代文学的教师连基本的语言规则都不懂，何谈对其内容的深入把握呢？在引论中，浦江清先生还对他那个时代已有的文学史做了公正的评价，并对文学史的几类划分一一列举，最终结合中西方的文学观，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史分类观点。文学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即便由于受民族的习俗及精神追求等因素影响，各个民族的文学具体形式不同，但其基本发展规律是一致的，所以浦江清先生的分类是可取的。在《中国文学史稿》中，出处都能看到浦江清先生的匠心独运，比如他对如何讲授古代文学的看法，就颇有见地，值得现在的古代文学教师看一看。

　　浦江清先生的视角比较独特，我们能看到，他选取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和著名的作家，这一点与其他文学史著作是一致的。但“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人用同样的文学作品作为题材写文学史，其视角不一定相同，浦江清先生的视角就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他研究《诗经》，讲它的来历、产生的年代和作者、《诗经》中的“序”、与礼乐的关系、与语言、内容及其应用，从这个顺序，我们能看出，浦江清先生非常明白，研究一部文学作品不是说说其背景和内容就可以的，关键是对其构成要素的精准阐释，然后才能归纳到其内容。在这种叙述中，浦江清先生又多了一种其他教材没有的优势，即这是讲稿，所以他很多时候，更为考虑学生的需求性，如对《诗经》和《楚辞》的比较，就是一道典型的简答题，但又没有展开详细论述，给学生及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中国文学史稿》的章节安排比较有意思，不是每一章都是理论性的题目，而是有很多具体的文学作品或人物和作品，如《诗经》《楚辞》司马迁与《史记》、苏轼、陆游、辛弃疾，等等。这样的安排，既突破了文学史的常规体例，体现出了一种变化美，又能让学生或读者对一些重要的作品或人物有深入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浦江清先生在书中善于运用中西方文艺理论分析文学作品，且在分析时，重在探究该文学作品产生历史根源，进而对其做出深度阐释。这中治学的精神值得我辈学习。

　　《中国文学史稿》共有四册，内容丰富，且视角独特，理论颇有见地，放置今日，仍然称得上是一部扛鼎之作。

　　《中国文学史稿（全四卷）》读后感(二)：程毅中：博学无涯的人师浦江清

　　本文为程毅中先生为《中国文学史稿》所撰题记

《中国文学史稿》四卷本

　　先师浦江清先生在大学教了约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史，反复补充，不断更新，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教学经验。1954年我在北大上中国文学史课时，他按照当时的课程设置，只给我们讲了宋元明清段的文学史。因此，我没能听到他对整部文学史的讲解，引为遗憾。现在汉明和书麟伉俪精心竭力，把浦师多年讲中国文学史的讲义遗稿和部分作品选讲资料，整合成一部书，使我能看到浦师讲中国文学通史的整体设想和基本框架，得到了一次补课的机会。

　　因此对他们两位的工作，我特别表示钦佩和感谢。

　　浦师的学识博大精深，我们学生辈顶多得其一体，都无法窥其堂奥。从先生的讲义看，至少有几点是非常有特色的。

　　第一，浦江清先生是从西洋文学系出身的，而对“中外古今文学史学同时并进”。（季镇淮先生语）他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始终是把它放在世界文学乃至人类文明的大格局里来论述。因此，他讲中国文学史时，先讲了一篇《引论》，从文学的范围和定义讲起，再讲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理念。因为当初中文系还没有专开文艺学和比较文学之类的课程。浦师按科学的认识论，先讲一点文学概论的常识，是有创造性的。尤其是他引用了鲁迅译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和齐燕铭《中国文学史略》（不知是什么版本）等的观点，更显示了时代的特色，可看到浦师在努力运用先进的理论。浦师还不时发挥他西方文学方面的修养，随时随地与中国文学做一些对比参照，多给学生一点比较文学的知识，如讲《左传》时把它和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比较，讲《论语》时引用柏拉图的对话体作品来解释古代语录体著作。

　　第二，浦师广泛地吸取中外古今的学术成果，先作全面客观的介绍，然后再分别论述。有不同意的地方，就加以批评和辩驳，虽是前辈或好友的著作，也毫不回避。对据以申述的，则绝不掠美，一定说明出处，即使是学生的读书报告，也加以推荐引用。这种客观严谨的学术作风是我们应该继承而发扬的。现在有些著作者却忽略了这种学风，把别人的成说当作自己的创见，不说明出处，大加重复的发挥。当然，有的情况是出于自己对前人成果的孤陋寡闻，产生了偶然的巧合，那是另一种缺点。

　　第三，浦师的教学方法也很有特色。从章节目录看，条理清楚，逻辑性非常强。首先是抓要点，中国文学史那么悠久而丰富，每学期的讲稿往往是讲不完的，当然要抓住要点。浦师在每一章里都先把要点简要地列举出来，像画龙点睛那样点出要点，让学生先有个全面的印象。但又不是留到最后再点，而是把点和线连结在一起，前后照应。其次是讲各个作家、作品的特点。在一个时期或一个潮流中，各有不同个性的作品，所以绝不是千人一面，而是百花争艳，各具特色。再后是突出重点，着重讲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特别是整理者把作品选讲的一些资料附加于适当的地方，就使读者能具体理解讲义里的那些结论都有确切的根据，令人心悦诚服地接受。抓住要点，分举特点，突出重点，也许就能说明浦师讲文学史的特色了。这样，文学史的点和线联系起来，发展轨迹非常清楚，再加上具体作品的精读深研，再扩展到文与艺的结合。浦师还运用他博大的知识结构来研究文学，如用天文学来考证屈原的生年，在讲《九歌》时画出了司命二星的插图；运用他音乐的知识来讲解词与曲的分合、戏剧与曲律的关系，呈现出一个有浦师特色的立体的中国文学史框架。

　　文学史分期分体讲有好处，也有缺点。一个人讲全部通史可以前后呼应，观点一致，但像浦师那样二十年磨一剑地讲中国文学史的教授不多了。更重要的是现在资深教授教基础课已成为奢侈之举。我们那时候上的基础课，都是资深教授讲的，还是有幸的机遇。中国文学史是基础课，应该请一流教授来讲，才能建设一流的专业，一流的大学，我相信这一观念将逐渐得到教育界的共识。

　　我读到浦江清先生这部中国文学史讲义，得到了不少新的启示，更感到他的英年早逝是我们重大的不幸。幸而中郎有女，能继家学，终于把这部讲义整理成书，嘉惠后学，则又是十分可喜的事。谨以这几句衷心庆幸的感言，纪念浦先生辞世六十周年。

　　2017年11月

　　门人程毅中敬记

　　延伸阅读

　　中国古典诗歌讲稿

　　元明散曲选

　　汉魏六朝诗钞

　　《中国文学史稿（全四卷）》读后感(三)：为什么需要回溯浦江清的中国文学史

　　已刊于《中华读书报》2018年9月5日

　　大约二十年前，我还在中文系当学生的时候，就惊异的发现几乎每一所大学的中文系都有自己的一套“中国文学史”。随着学业的深入，我又发觉几乎每一家涉猎文史哲的出版社也都出版过“中国文学史”；到了最后我终于知道，几乎每一位教过文学史的老师，手上都有一本独属于自己的“中国文学史”。

　　集体编写的文学史和私家著述的文学史相比，官方组织的文学史和民间出版的文学史相比，哪一种更好？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中国文学史或者严格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在近些年的出版市场上非常繁荣。

　　一类是迭出教材。如今，有几套文学史教材颇已成为主流，进入到了“经典教材”的行列。这一类以袁行霈先生在世纪之交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为代表，现在已经出到了2014年的第三版，与国际上通行的不断推出修订版的形式十分接近了。此外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使用也很广泛。其他的经典化教材，如著名的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合作主编的“五教授”本文学史，仍然不失经典，但作为教材使用者已经不多了。其他林林总总的中国文学史、文学史纲、简明文学史更是比比皆是。

　　第二类是旧著新出。多年前，一些仍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民国时期的文学史被出版，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而最近几年，大量这类曾在晚清民国或流行一时、或昙花一现的文学史被出版社纷纷整理或影印出版，仅本人目力所及，就有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文学史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讲义》，以及黄人、朱希祖、吴梅、钱基博等人的文学史，连生前并未出版过文学史的钱穆，其学生记录的课堂笔记也被冠以《中国文学史》之名整理出版。旧著新出，在史料上无疑是颇有价值的，但不一定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

　　而第三类，则是新版或再版了一些极具个性的私家文学史著述，如林庚的《中国文学史》自创分期，以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夜时代写史，诗思诗语，韵味丰富。再如龚鹏程《中国文学史》，完全跳出通行的文学史写作范式，成一家之言。此外，就是新进刚刚整理出版的浦江清先生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了。

　　之所以不厌其烦的梳理当下文学史著作的形态，是因为文学史的写作与一般的著述不同，文学史几乎可以等同于一类“文体”。浦江清先生的《史稿》首先是他生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课堂上积廿载授课之功而成的讲稿，是为了教学目的而撰写的教材，形式上属于第一类；但倘若认真读完，又会发掘这套《史稿》实质上又是一部精彩的私人著述，这也就是本文将其放在第三类的原因。

　　《史稿》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断将中国文学与异域文学进行对比，正如浦江清的学生程毅中在全书《题记》中所强调的：“他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始终是把它放在世界文学乃至人类文明的大格局里。”

　　一般来说，在当代书写中国古代文学史，无疑会应用到一些来自国外的文学理论，比如从女性主义视角阐发《红楼梦》、《金瓶梅》等明清小说，或是从新批评的角度阐释古典诗歌等等。这并不稀奇，但《史稿》并非如此。浦江清先生的写法，是在叙述某一个古代文学现象、或分析某一篇作品、或介绍某一位作家时，能极为贴切的找到可与之对比或类比的异域文学对象。这当然不是那种浅层次的“找相同点”，更不是强行证明中外文学有何种相似的规律，而是在不同文学之间建立起一种细腻、透彻、言之有物的关联。读者就能从这种关联中，对古代文学形成更坚实、格局更宽阔的理解。

　　例如，讲文学的起源，会联系到人类学的角度；讲屈原的《九歌》，会旁征到古希腊戏剧和祭祀，甚至还根据天文学的知识绘出有关的星象；讲明清小说，会结合近代西方的长篇小说，等等。这在50年代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浦江清先生的这种写法，在全书中十分普遍，这与他的学术经历有密切关系。他的研究路数受王国维、陈寅恪等的影响，二十几岁就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手，对西方文化及语言等有着深厚的研究，精通多种语言，在从事中国文学史教学之前，他已经通过对“东方学”的研究，形成了从异域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史的范式，此后再经过二十余年的文学史教学，将这一研究方法锤炼的炉火纯青。这一特点，是其他各类文学史都比较缺乏，也很难复制的。

　　《史稿》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形成了有效的融合。之所以说“有效”而不是“有机”，是因为《史稿》的这一特点，对读者特别是初学者十分有价值。事实上，“文学史”的写作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课题，也是一个难题。仅仅从“文学史”的观念看，这一名词的关键点究竟在“文学”还是在“史”就值得思考。如果说是文学，那么重心必定放在文本的审美上，但这将因受众修养的不同而人言人殊；如果说是历史，那么重心必定放在历时线索的勾勒与人物和文本的考证，但这又难以从历史学、文献学的学术框架中跳脱出来。事实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读者对过去的文学作品的审美和批评在不断变动，甚至会不断重构过往文学的价值，这就导致了文学史本质上其实是批评史的状况。因此，纯粹的、绝对独立的“文学史”很难呈现，必须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才能构建一种立体的、有效的文学史写作。

　　《史稿》正是这样做的，早在50年代，浦江清就特地在第一章高屋建瓴的进行了文学本质的探讨，这正是文学理论和批评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与当时流行的那种一上来就铺陈“上古先秦史料”的文学史截然不同。具体到每一章节，则更是将文学作品的文本、文学批评、历史考证予以结合，读者只要顺着书的线索阅读，几乎感觉不到哪一部分是史，哪一部分是论，其混融若此。

　　龚鹏程曾经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中国文学，卒于《中国文学史》开始写作之时。”这句话的意思，是承认中国文学在古代和现当代之间有着根本性的断裂。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为天下裂，“经史子集”被“文史哲”取代，前者是学术的门类，而后者则纯粹是带有行政色彩的学科建制。在学科建制下写作文学史，其难度可想而知。《史稿》形式上是一本教材，也难逃被学科规范所束缚的命运，其中有些当年的热点问题现在已经颇为过时，比如文学史的分期、比如文学的进化观；有些更丰富更个性的内容则为了教学不得不删繁就简。

　　但是，从实质来说，《史稿》并没有像有的教材那样，“合古今之变，泯众家之言”，将古往今来丰富的内容整合到一种叙述、一种理论，甚至一种意识形态之中。而是通过中外文学的勾连、历史与批评的融合，使之成为一部精彩的私人著述。唯一可惜的是，浦江清先生没能看到这部《史稿》迟了半个世纪的面世。

　　《中国文学史稿（全四卷）》读后感(四)：基于专题研究、分段研究、比较研究的大格局的中国文学通史

　　不苟于著作的浦江清先生，其独著中国文学通史四大卷，终于可以交给读者来评判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浦江清先生在大学任教三十年，教中国文学史的时间最久，曾有志于撰写中国文学简史”（吕叔湘《浦江清文录序》），但1957年，他才53岁就去世了。他留下了一大堆讲稿。整理者是他的女儿浦汉明及其老伴彭书麟老师。浦汉明说，为了整理这个文学史，她是一直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的。最早从1982年见浦江清先生的同学施蛰存先生开始。

　　施蛰存先生问浦汉明：“你父亲留下的手稿怎么样？”他得知大量手稿尚存后，说：“你还不赶快整理，否则就是一堆废纸了！”

　　浦汉明老师悚然记着这个对话，回来就要求从中学调到大学教书，并一定要进古典文学组。为了补课她先到中大进修一年，随王季思先生治戏曲史。因为她天性爱好戏曲，喜欢宋元明清文学。1985年开始浦汉明陆续整理浦江清先生各类遗稿，以熟悉父亲的笔迹、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这种工作先从日记开始，所以《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在1987年率先出版。后来浦江清的学生季镇淮主持“清华文丛”，他以北大中文系的名义邀请浦汉明编浦江清文稿，浦汉明请了一个学期的假泡在北大中文系资料室和北大图书馆查找旧报搜罗逸文，加上整理出来的部分论文，1993年出版了《浦江清文史杂文集》，这个集子由施蛰存写序。施先生说：“江清读书多，有学问，英语水平高。……总觉得他有许多该写而没有写的文章。”

　　1998年浦汉明退休后，她的老伴彭书麟也加入进来，因为彭书麟老师本来是在大学教文艺理论的，两个人一个治文学一个治理论，联手整理文学史。2005年出版的《无涯集》一部分篇目便是来自文学史。2007年1月《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宋元部分）》出版，2009年1月《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明清部分）》出版。之所以先出宋元明清，因为浦汉明对这一段最为熟悉，她在大学也是给学生讲授这一段文学史，浦江清在西南联大即为三四年级学生讲授宋元明清段文学（他同时为二年级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这部分讲稿主体则是浦江清在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后的讲稿，内容详尽、语气连贯，整理起来相对容易。2010年5月浦汉明再次为全部遗稿归类、编目，才下定决心整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这部分的主体应该是他在清华大学教书期间的讲稿。浦江清先在清华大学教授大一国文，1932年开始讲授中国文学史，首先讲的就是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段。

　　这部分整理很困难，因为浦江清的遗稿很多，有的字迹潦草，有的只是一个纸条，稿子整理完毕已经2016年了。除了讲授文学史，浦江清先生还开了很多专题课，例如在西南联大期间就开了“汉魏六朝文”“历代诗选” “词选” “曲选” “词曲”等专题研究课程，闻一多被暗杀后，还代闻一多讲“楚辞”。正是这些专题课的渗入，所以四卷本的《中国文学史稿》有很多部分非常详尽、生动。也就是说这本史稿，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讲的汇集。所以本书一点也不枯燥，不单薄，有理论，也有具体作品赏析。

　　其实文学感悟力，是必须建立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上的。叶圣陶的《文心》说：“文学史的知识不是读那些‘空口白话’的文学史所能得到的，必须与历代文学作品会面，因此，古书里的文学作品就有一读到必要了。 ……原书是一堆有孔的小钱，文学史是把这些小钱贯穿起来的钱索子。没有钱索子，不能把一个个零乱的小钱贯串起来，固然不愉快；但是只有一条钱索子，而没有许多可以贯串是小钱，岂不也觉得无谓？——有了钱索子而没有可串的小钱，就该反其道而行之，去寻找小钱。 如没有对文学作品有相当的认识，所读文学史只是一些概念，未免是空泛的功夫。 编辑者对于作品的评论，说‘优秀’‘雄健’都是不着边际的形容词，让人无法捉摸；体会作品真味，不如去求教比较好的选本。”或者我们可以说，经过整理而成的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是一部有功于提高文学鉴赏力的文学史。

　　究竟为什么要读文学史？什么样的文学史是最理想的文学史？眼下中国文学史是不少的，我想很多人会根据自己曾经学过、读过的来回答以上问题。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就是和叶圣陶《文心》所说的差不多，是为了提高我们对文字和文学的感悟力，文学史就像一张地图，我们据此去寻找哪些是值得自己阅读的作品，然后通过阅读这些大家作品来提高自己的美学素养和生活品位。而根据浦江清的西南联大同事罗庸先生《中国文学史导论》的说法，文学史的分段研究在西南联大是面向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主要目的是提点学生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所以我们读这套《中国文学史稿》需要了解浦江清先生的治学。他的学生程毅中曾在《永怀恩师浦江清先生》一文中介绍说：“1926年，浦先生在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后，进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当了陈寅恪先生的助手，跟着陈先生研读东方学，学习了梵文、满文，补习了法文、德文、拉丁文、日文。研究方向从文学扩展到了历史、考古、民俗等方面。”所以浦江清讲文学是在世界文学这个大格局内来讲的。他在《中国文学史稿》引言中说：“中国本无文学史，今之文学史著作的观念，系西洋学者给我们的。”治文学史必须有新的眼光，“所谓新眼光者，即以印度欧罗巴系思想驾驭中国文学材料是也”。例如他讲《论语》就和柏拉图《对话录》进行比较，讲陶渊明，就和华兹华斯比较。或者我们说，中西兼通是清华大学国文系的传统。朱自清先生主持国文系务长达十六年之久，一直实行“古今贯通、中外融汇”的教学方针，在中文系执教陈寅恪、闻一多、浦江清、王力、杨树达、陈梦家等均有西学背景。也就是说，这部《中国文学史稿》带着比较文学的视野；或者我们可以说这部史稿是清华国文派特色的文学史。195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大中文系，这种清华特色和魏建功、游国恩为代表的北大教授具有明显的不同。

　　其实，有资格个人独著文学史的人是不多的，所以中国文学史虽然不少，但个人独著终究是很少的，恰恰浦江清先生完全具备这个苛刻的条件，基于他的专题研究、分段研究、比较研究，以及近三十年的教学和对话中产生了这部《中国文学史稿》。集体著文学史，这个集体面对着同一个时空背景，而这部史稿却是一个人对着不同的时空，也就是说细心的读者可以从这部史稿中读出浦江清先生治学的演变过程。例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大致反映浦江清早期的治学，而宋元、明清段反映其后期治学的特色。本书先秦两汉卷，对于文学取广义的理解，从人类的历史和甲骨文讲起，单节讲《易》，讲《尚书》。专章讲解“司马迁与《史记》”，在这专章中专门选讲《魏其武安侯列传》。他指出：“汉文学以《史记》为最高峰，宋以《资治通鉴》为最高峰，此均非纯文学。”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学史还没有大量出版之前，那些早期学者是如何为文学史跑马圈地的。后来我们在前贤圈定的地里播种，甚至分而治之，所见愈小。直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卷，这部《中国文学史稿》才开始对文学采取狭义的概念。

　　在纯文学概念中，《中国文学史稿》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诗歌的部分。因为浦江清先生认为诗歌是代表语言的精华。“不学诗，无以言”，他说《诗经》是春秋时代学习语言的课本，并且是学习“雅言”的课本。他接着发挥：“后代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以诗歌为最好的文学；学习哪一种语言，必须要学习用这一种语言所写成的诗歌，方始可以说‘到家’，方始可以说能够说了解这种语言的美妙。”所以本书都有专节讲五言诗的起源、七言诗的起源及其发展、词曲的发展与词的概况、元代的散曲；专章讲“声律论”。他特别注重各种文学体裁的流变。整个唐朝诗歌尤其详尽，初、盛、中、晚各一章，几乎可以单行出版。他情真意切地说：“‘陶性灵，发幽思’，为一切文学之功用，尤其是诗，尤其是中国诗。我们所以要一点文学修养，要多读一些诗，希望能陶养性灵，不使身心完全汩没在尘俗之中。”因此，他讲词曲也尤其细腻。他在自己的生日里，为了纪念这个属于自己的生日，专门选抄批注了《元明散曲选》并自己装订成册，以示珍爱。《元明散曲选》和《汉魏六朝诗钞》这两种浦江清未刊手迹也作为本史稿的副产品，也同时出版了。细心的读者可以参酌阅读。

　　如果读者因为这部《中国文学史稿》能爱上诗歌，或者能够因为这部史稿提高了自己的文学鉴赏品位，或者启发了自己研究文学的思路，我想浦先生定会极为欣慰的，这是我们对他最好的怀念，也使得浦汉明和彭书麟老师20来年整理史稿的功夫得到了最好的报酬。

　　《中国文学史稿（全四卷）》读后感(五)：程苏东：西洋先有诗，中国先有散文——《中国文学史稿》读后

　　近年来，因为备课的原因，我有意识地阅读了20世纪前半叶出现的部分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论著，尽管经过几十年学术研究的推进，当下的研究热点、学术规范、表达习惯乃至审美趣味都已与当时相去甚远，但通过对这些泛黄讲义的阅读，我仍能感受到，当下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形态，无论是其成就所在，还是困惑所由，多少都在“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刚刚建立时就悄悄埋下了。《庄子·天下》篇感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尽管学者早已有所警惕，但学术研究的精细化、职业化乃至技术化在整体上似乎已经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了，这大概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必然模式。职是之故，我们似乎更有必要一次次回到这些早期的文学史研究论著中，去看一看“我们”最初的样子。

浦江清(1904.12.26—1957.8.31)《中国文学史稿》浦江清 著 北京出版社

　　我就是在这种心境下读到了浦江清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这部四卷本的皇皇巨著由浦汉明、彭书麟伉俪花费数十年的心力整理而成，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作为《史稿》的基础，浦先生文学史讲义的撰写年代跨越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他本人的身份也从西南联大教授变为清华大学教授，再变为北京大学教授。时代的变化，以及作者个人身份的辗转改变，都在这部讲义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使得这部《史稿》不仅是一部文学史名家的思想结晶，更成为那一代知识人特殊经历的缩影。书中的不少议论看似闲笔，但会心者读起来当知有深意存焉。而作为一个文学史研究者，将这部《史稿》放在20世纪中前期的学术史中来看，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高度“自觉”的学科意识。

　　我们知道，经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史著作的“大爆发”，到浦先生开始讲授文学史课程的1938年，各种文学史著作已经非常普遍。浦先生对于这些著作都有所关注，他的整体评价是“虽然有好几十部文学史，其实没有一部十分满意的”。具体来说，他认为谢无量的文学史取材过于庞杂，同时缺乏“批评的系统”，比较称道胡适、郑振铎和刘大杰的文学史，认为他们考、论兼擅，且善于发掘戏曲、俗文学等新的文学史素材。从《引论》部分的整体论述来看，笔者认为，浦先生的这种轩轾并非出于对谢、胡诸贤自身学养高下的评估，而是出于他们对“文学史”这一研究范式和书写体式的不同把握，从中颇可见出浦先生自身对于“文学史”的基本立场。整体上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史”这一特定研究范式的内涵虽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在文学史论著中，大多仍径以“文学”的定义、“文学”的发生等论题开篇，像浦先生《史稿》这样能够系统地对“文学史”这一学科形态在西方如何产生，中国本土何以没有出现“文学史”，中国早期的文学总集、选集、正史中的《文苑传》《文学传》等与“文学史”之间的异同等论题进行系统讲述，甚至明确提示学生注意“文学史”的自身局限性的，就笔者所见，似乎鲜有其伦。这应当与浦先生特殊的学术经历和知识构成有关系。他早年就读于东南大学西洋文学专业，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后，又学习了多门外语，因此，有能力阅读第一手的西方文学理论著作和文学史著作，对基于近代西方文学史而出现的“文学”概念的理解，以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史”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分辨，也就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浦先生虽然深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但他在讲述中国文学史时特别注意结合中国文学的自身形态，特别是基于实际留存的早期文本来讨论中西文学发展的异同。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文学发生阶段的认识上。浦先生指出，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中，认为“文学之先为诗歌”，他特别引用了美国学者Moulton在TheModernStudyofLiterature（《文学现代论》）一书中建构的文学起源图，以一切文学体裁均由原始之民谣舞蹈而来。这种观点在早期文学史著作中其实普遍存在，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即特别强调将歌谣作为中国文学的开篇。浦先生在理论上认同这一论述，但有趣的是，在论及早期中国文学的实际发展过程时，他却以“古代铭刻、《易》及《尚书》”作为中国文学的开篇，并提出“西洋先有诗，中国先有散文”的观点。浦先生作出这一判断，并非是不了解当时普遍以歌谣作为中国文学开篇的论述方式，他在第一章中也谈到了《击壤歌》《卿云歌》等所谓的早期歌谣，但他以审慎的态度指出，这些歌谣“皆是后代书籍中依托伪造”。同时，他也注意到，“若据西洋说法，以《诗经》为首，唯周以前已有文学，即铭刻”。从这两处论述可以看到，浦先生虽然认同当时以口传歌谣作为早期文学开篇的一般说法，但面对早期中国文学以甲骨文、金文为最早的实际留存的情况，浦先生选择了忠实于文献资料的论述方式，直面中西文学早期形态的差异，并试图将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加以论述。无论其具体观念能否成立，这种科学研究态度特别值得称道。

　　因此，尽管浦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稿》也从汉字的起源讲起，继而谈到甲骨文、铭刻等早期文字，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体例，但实际上，林氏的“文学”观基本呈现为传统的文章学观念，而浦先生则是从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入手，认为从中国文学史后来的发展方向来看，这种强调文字、强调书写的传统是一以贯之的。因此，他认为“西洋以其文学的开始为语言，以文字语言为一体。他们的文学为语体文。会说话就是文学的开始，而纯文学的开始则是歌。中国则尽可以文字的开始为文学的开始，因中国大部分的文学是用文字记下的”。浦先生的这一论述虽然在结论上与章太炎所倡导的“一切著于竹帛者皆谓文学”颇为相近，但其内在理路则大不相同。太炎先生是从训诂入手，从“文”的本义入手来讨论“文学”，其所谓“文学”实际上是“文之学”；而浦先生则是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整体发展入手，而他所持的“文学”观念，至少在他自己看来，已经是literature的“文学”观了。

　　总之，这部书具有多个层面的价值。对专业研究者来说，它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为我们了解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个案，本身也保留了很多有趣的史料。例如，浦先生在《引论》部分讲，“有人批评西南联大中文系只读文学史，不读文学”，又讲“太偏重于文学史的研究，容易把aboutliterature的东西误认为literature本身”。可见，今天在文学史教学中常常引起师生困惑的一些问题，在半个多世纪前文学史作为一种学科范式方兴未艾之际，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对普通读者来说，浦先生对于文学史的清晰梳理，特别是他对于《楚辞》《红楼梦》等作品的细致分析，也为读者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大门提供了良好的路径。浦先生的文学眼光常有独到之处，例如，在讲到《尚书》时，他认为文学价值最高的是《顾命》；在谈到《孔雀东南飞》《悲愤诗》等长篇叙事诗时，他认为“此种记事诗受了小说的影响。魏晋之际，小说已盛，是乐府与小说的结合品”；在谈到孙悟空与哈奴曼的关系时，他细致比较了二者之间形象的异同，认为“说《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受外来影响可以，把孙悟空说成从哈努曼脱胎而来，是好奇的无根之谈”。这些都是作者的寸心独见，绝非耳食之言。

　　这部讲义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撰写，最终完成于50年代中期，这是近百年中国发展史上一段很重要的时间段，浦先生执教上庠，领风气之先，故时代的痕迹在其讲稿中也得以体现，他对一些具体学术问题的看法也存在变化。例如，关于《诗经》的性质，他在第三节《〈诗经〉产生的年代和作者》中援用朱东润之说，认为主要是贵族诗歌，“作者并非平民”；但在第七节《〈诗经〉的内容》中，又认为其“大多是民歌”。据整理者介绍，这部书稿是根据作者的多部讲稿、专著重新整合而成的，我想这些观点的差异，也许是因为出自不同时期的讲义所致。不过，学者前后期观念的变化，甚至是同一时期不同著作中对于某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对学术史的研究来说恰是最有趣的素材。因此，该书将来修订时如能在体例上将各章各节所据不同讲义、论著的具体信息加以标示，一定可以给读者提供更为丰富的学术图景。

　　最后，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那就是作为一部面向本科生的基础课讲义，《史稿》一方面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另一方面又尽量提供给学生更多的学术视角，并不完全以自己的研究兴趣和学术观点为转移。例如，在谈到“古诗十九首”的问题时，浦江清细致论述了其以“古诗十九首”为民间文学作品的观点，但也提醒学生应注意古直、游国恩等学者的不同观点。这对于开拓学生的视野，使他们得以领略不同学者的研究风格，自然有很大的帮助。作为一个尚在摸索中的文学史课程讲授者，这也是这部半个世纪之前的讲义给我的教益之一。

　　本文首发于《光明日报》2019年04月24日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