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市危机》是一本由[美]理查德·佛罗里达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城市危机》读后感(一)：美国要解决的城市危机，中国在践行

　　前面写得不错，后面就是论文了。 发现他的观点我党一直在实践 美国人理查德.佛罗里达，一位研究城市繁荣的专家。 美国近年来，富裕的人们重新奔向城市，城市得以复兴和繁荣。但是带来城市生成本活显著提升。作者讲的城市危机最重要的是四个方面：经济隔离，薪酬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和高住房成本。 解决新城市危机可以采取以下办法： 1.用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密度并促进发展； 2.修建更多经济适用的租赁房屋； 3.将低薪服务业工作转化为中产阶级工作； 4.通过对人和地方的投资消除贫困； 5.与世界一起促进城市繁荣； 6.授予城市与社区更大权力； 作者指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是城市化的发展。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的高房价是全球经济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的一个关键因素，甚至是唯一的关键因素。 房价是衡量一个城市创新能力，科技行业发展的关键指标。 

　　《新城市危机》读后感(二)：一点点的阅读感受

　　这是一本让我们更深刻理解世界的学术类书籍。虽然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美国，但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求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一一我国中产阶级正处于迅速扩大阶段，但盛极必衰，在美国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及其背后的原因正是我们这些奋斗者们应当注意和思考的。 除了阶级与城市是贯穿本书的主旨，还有一个很细小的点蛮有意思，那就是阶层，作者主要研究了三个阶层，而他们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从大学选专业 door初步的职业规划，认清阶层很重要，毕竟有时候选择大于努力。 以下是三个主要阶层及其内涵 1.创意阶层。 创意阶层包括从事以下工作的人群：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建筑和工程，生命、自然和社会科学，艺术、设计、音乐、娱乐、体育和媒体，管理、商业和金融，法律、医疗、教育和培训。 2.工人阶层。 工人阶层包括从事以下蓝领工作的人群：工厂生产，开采、安装、维护和修理，生产、交通和物流，建筑。 3.服务阶层。 服务阶层包括从事以下日常服务工作的人群：食品准备等食品服务，建筑和场地的清洁维护，个人护理和服务，低端销售，办公室和行政支持，社区和社会服务，安保服务。 三类阶层的数据来自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2010年。 虽然是10年前的数据，但根据我国和美国之间的发展时差，放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新城市危机》读后感(三)：《新城市危机》（作者：理查德·佛罗里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城市空间给人的印象都是“穷城市，富郊区”。这一“逆城市化”过程，虽然在不同区域出现的时间并不一致，有早、也有晚，不过它大规模出现且能得到巩固还是依托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公路、住房投资和建设。然而，这幅画面已经悄然改变，过去十几年，富人和新兴的创业、投资、科技等高收入阶层大量涌向城市中心，或至少是人群集中的街区。　　

　　而城市空间的竞争随之也出现新格局：既不是城市化时期的中心富裕、郊区落后，也不是逆城市化时期的中心贫困、郊区富裕。按照美国经济学家佛罗里达（RichardFlorida）的说法，那是一种拼布形状，不同价格的空间在此相互交错。曾经的中产尤其是作家、艺术家、音乐人、媒体人等创意人群，在这一波空间竞争中被挤出繁华的创意街区，而那些街区在以前“逆城市化”过程中是只有他们才愿意打造的荒废之地。佛罗里达的论断是，他们之所以下沉，真正的症结是弱势群体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和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而不是超级富豪和新兴高收入人群占领城市空间这一最常见的批评意见。

　　罗东（新京报·书评周刊-2019年8月17日-书情）

　　《新城市危机》读后感(四)：《新城市危机》读书笔记

　　作者定义了新城市危机的五个特征：

　　1、“赢者通吃”的城市化：少数超级城市及高新科技和知识中心地区与其他城市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超级城市在知识、人才、资源等方面都占据了垄断地位，不断侵蚀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基础。

　　2、超级城市的成功给自身也带来了危机，它们普遍面临房价高且不断攀升，以及不平等程度不断升级的问题。服务业从业者、蓝领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无法负担高昂的租房成本，阶级流动的通道被堵塞。

　　3、城市不平等的加深：城市内部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社会和阶级分化，中产阶级群体和中产阶级社区的减少。

　　4、美国日益恶化的郊区问题，如贫穷、攀升的犯罪率、愈演愈烈的财富分化和种族隔阂。

　　5、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城市化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关联性被割裂，甚至出现了城市化没有带来经济发展的情况

　　美国城市新阶层地理分布的重要表现——绅士化（Gentrification）

　　绅士化又称中产阶层化或贵族化，指一个社区从原本聚集低收入人士，到重建后地价及租金上升，吸引了较高收入人士迁入，并取代原有低收入者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的绅士化进程从上世纪60年代起步，主要有两种存在方式：第一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人群逐渐搬回以前的高端居民区，第二种是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对旧工厂和仓库的再改造利用。自2000年起，随着美国大规模返城浪潮的兴起，绅士化地蔓延速度几句加快，从少数几个大型城市向更多的城市扩展。

　　绅士化带来的社会影响：

　　1、优势人群的迁入拉高了社区房价，低收入、低学历的少数族裔和底层居民无力承担高住房成本，被迫搬离到更落后、更贫困的社区，带来了严重的城市集中贫困问题。

　　2、绅士化者和原住居民形成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会使得原有的社会群体共同构建的包容性社区被取代，绅士化者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使他们在社区定义上有更大的话语权，引发原住居民的不满和情感上的抵触。

　　《新城市危机》读后感(五)：某些人的危机，是另一些人的机遇

　　作者通过对美国重返城市浪潮的研究，发现了一些危机，并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

　　危机：

　　1.人才更易涌向高科技与知识中心，制造了城市之间的不平等，弱势城市将会进入无可避免的衰败。这让我想到了中国北上广近几年不断加大的人才引进政策与东三省及内陆城市每年大量的人才出走。

　　2.超级城市成功带来的危机。超级富豪更有能力在高房价城市买房作为投资，即使是闲置，也能得到非常高的回报。与之相反，普通阶层面对高额的房价与生活成本，愈来愈难在超级城市生存，最终只能选择离开。

　　3.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日益扩大。超级富豪占据城市，将中产阶级挤出城市。

　　4.郊区情况将持续恶化。

　　解决方法：

　　1.将聚集力变成发展助力而非阻力。方法是改善土地开发的密度与效率。

　　2.用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密度并促进发展。这方面中国一直在做，最明显的证据是，你能够在城市各处看到施工。

　　3.修建更多经济适用的租赁房屋。作者认为政府主持修建在偏僻地区的廉租房有碍贫困人口的提升，而贫困人群自发聚集的贫民窟更有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然而就我所看到的，贫民窟富裕的方式只有拆迁...

　　4.将低薪服务业工作转化为中产阶级工作。这就有点扯淡了，服务业之所以工资低，正是因为这个行业缺乏竞争力，只需要短期的培训，谁都可以端盘子卖衣服。社会结构是个金字塔，超级富豪太多，在金字塔上架根天线是社会畸形的表现，但砍掉金字塔的底座，把金字塔变成一个没有屁股的球，也是不现实的吧。

　　5.通过对人和地方的投资消除贫困。中国正在努力消除贫困，但越到后面，困难越大。客观因素导致的贫困还可以通过加大投资与帮扶解决，主观因素导致的贫困就让人无可奈何了。有些地方贷款修建水泥泰坦尼克号，有些人坐在家里打麻将，也不愿意修补房顶上的漏洞。

　　6.与世界一起促进城市繁荣。很可惜，作者写出这本书的时候，川建国同志刚刚竞选总统成功，他还没有看到建国同志对全世界多元化做出的贡献，也没有看到美墨边境那道靓丽的新长城，真是可惜哈哈哈哈哈哈哈。另外，作者原话是：“美国发挥更广泛的世界领导力。”为什么美国和美国人总想着领导别人呢？瞅瞅被你领导过的那些国家，有一个落着好吗？臭不要脸！

　　7.授予城市与社区更大权力。这个...这个...要不独立吧~

　　总的来说，这一本研究美国城市现状的作品，作者也是满满的美国式思维，中国从中也能吸取一些经验，但两国实情不同，并不能一概而论。

　　《新城市危机》读后感(六)：“城市的胜利”背后的危机

　　《大国大城》《城市的胜利》《城市社会学（郑也夫）》等书籍的阅读已经给我植下了不可推翻的信念——城市的企业和人才的集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因此必须纠正郊区化和分散式发展与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问题，并且让大多数人都到城市，不，应该是无所阻碍地到超级城市中去。可是，城市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聚集力是否带来了新的危机？这就是这本书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强烈建议读了以上书籍之后用本书进行补充阅读。

　　一个正确的研究心态，应该做到对自己有所反省，在发现自己早起结论错误之后，勇敢地打脸。本书作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就是在2002年自己的《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察觉到了自身对于创意阶层集聚的过度关注，忽略了其造成的城市化不平等以及更大范围内的发展滞后。

　　旧城市危机是指去工业化和白人大迁徙影响下的“城市丧失经济职能、城市经济被架空”，而当居民和就业回到城市，新的问题出现了：

赢者通吃城市化进程中，赢家和其他人的差距将继续扩大。超级城市和科技中心会变得昂贵至极，成为封闭的镀金社区，创新活力随之消失，维持经济运行所必须的基本服务业人员也只能被迫离开；老工业城市的复兴之路十分艰难；“太阳地带”城市继续自欺欺人，认为随意扩张就等于增长；郊区的经济越来越萧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级社区继续衰减，国家进一步分化为富人的封闭飞地和大片日益衰败的城市与郊区；穷人和弱势群体将身陷日益扩大的经济与社会衰退地区。在世界上其他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地区，将出现城市化水平提高而经济没有增长的怪象，超过10亿新城市居民将困于脏乱差的贫民窟并长期贫困。

　　说的主要是美国大城市的隐患，而实际上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同样发生着。尽管我们没有郊区化蔓延的美国梦，但殊途同归地面临了城市扩张与城市精英化的问题。表面上，新天地、田子坊的绅士化问题甚嚣尘上，而更大范围的里弄地区长期贫困问题缺鲜有关注。“新城市危机的症结不是新城市精英内部的派系冲突，而是弱势群体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和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真正的问题在于长期贫困和社会阶层流动性下降”。更大的问题在于经济上的隔离——当房子成为投资产品，优势阶层占据了所有公共资源可达的地段，并将其打造为城市飞地，导致了越来越多弱势群体被圈在城市的一个个洼地中，教育与就业机会受制于地理条件进一步丧失。就此，超级城市如北上广深已成为优势群体一代代巩固并积累财富，而剩下95%苟延残喘甚至选择离开的地方。毫无疑问，一座城市变成悬殊巨大的双城现象已经出现，“我们的邮政编码越来越主导了我们的命运”，而人口越密集，经济越发达的城市，经济隔离也就越严重。

　　更加可怕的是，在全球化大分工的形势下，城市经济并不能依靠自身完整体系运营，处于弱势地位者难以有所进展。“发达国家考虑全球化影响时，想到的是被廉价外国工厂抢走的制造业工作。但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来说，城市化实际上切断了工人经济发展的通道”。

重点在于，当我们为城市化唱赞歌，为集聚拍手叫好的时候，我们还能看见繁荣背后潜藏的不平等危机吗？发展太慢，城市就可能陷入贫困的反乌托邦境地；发展太快，城市的贫富差距会扩大，大量市民将无力负担高额生活成本而被迫离开城市。要赢得游戏，玩家就得在这两个不完美的选项之间寻求平衡。

　　最后，摘抄一些城市交通和街道空间的观点吧。随着人口密度不断上升，会出现一个转折点。如果人口密度超过了这个转折点，社区就会失去活力。世界上最富创新力的不是亚洲城市中的高楼大厦，而是旧金山、纽约和伦敦那些适合步行的综合性社区。在旧金山湾区，60%的风投资金流向了适合步行的人口密集城区。在纽约，这一数字更是超过80%。在能够吸引全国各地风险投资的地区，通勤方式为步行、单车或公共交通的人数比例（16.6%）是全国平均水平（8.8%）的两倍……

　　《新城市危机》读后感(七)：这个已经容不下诗人的城市将走向何方？

　　本文内容基本来自书里，观点梳理。

　　2013年，著名新浪潮乐队“传声头像”的主唱大卫·拜恩就曾提出警告：“如果纽约财富金字塔顶端1%的热开始扼杀创意人才，我就会离开纽约。”

　　著名朋克摇滚歌手、诗人、传记作家以及国家图书奖获得者帕蒂·史密斯在被问及年轻人还能否在纽约做出一番事业时回答：“纽约已经不属于年轻人和想白手起家的奋斗者了，可以看看其他城市，比如底特律和波基普西。总之，我的建议是换个地方。”

　　曾经，纽约是音乐人和艺术家的天堂，现在的纽约成了金钱之都，人们认为房租占薪水的30%很正常，对于一些人来说，曼哈顿现在的房租甚至是他们薪水的300%。

　　前阵子受到热议的电影《寄生虫》中，就揭示了贫富差距的问题：穷人住在半地下室里，富人住在有院子的豪宅里，当悲剧发生的时候，富人好像什么都没有做错就被卷入了穷人之间的斗争。

　　在《新城市危机》中，就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寄生城市。城市里的穷人好像都在为富人工作，富人创造了工作岗位，而穷人寄生富人而生存。

　　当艺术家、音乐人，创意工作者因为无法维持城市的生存而逃离的时候，城市会变成什么样？这个失去创意的城市最终会走向何方？

　　一、走向分裂的城市

　　大分层：

　　尽管返城浪潮带来了经济发展，但美国城市地区的集中城市贫困问题却更严重了，相关数据十分惊人：2014年，有1400万美国人住在极度贫困的社区，这一破历史记录的数字是2000年的两倍，在2005—2014年，美国100个大都会地区中2/3都经历了集中贫困的增长。

　　这一趋势所反映的问题比经济不平等更隐秘也更严重，即美国的收入、教育和阶层隔离。

　　十几年前，记者比尔·毕晓普称这一现象为“大分层”。

　　大分层加剧问题的核心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消亡。

　　拼布城市：

　　美国的阶级分化早就嵌入了各种居住地的分布模式。美国的阶级地理分布已经不再遵循富郊区、穷市区的老规律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过去一二十年中，大量高新知识工人、富人和年轻人已经重返市中心，而越来越多的贫困人群正被迫迁往郊区。这种美国地理划分的反转现象有时被称作“大逆转”。

　　这种新型阶级地理模式的核心特征就是，城市分裂为紧密结合的集中优势区域和面积更大的集中劣势区域，它们在市区和郊区中纵横交错。作者称之为拼布城市。

　　整体看来，有四种拼布城市模式。

　　1.优势的创意阶层重新占领了市中心，同时在郊区也保持高度聚集。状况稍差的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要么被挤到了市区的其他区域，要么被挤到郊区甚至远郊的边缘地带。

　　2.创意阶层留在郊区，很少回到市中心。

　　3.整个城市地区被一分为二，优势创意阶层和弱势服务阶层在市区与郊区中分别占据完全不同的街区。

　　4.富裕的创意阶层占领了一些独立的小型聚居区，弱势阶层则围绕他们而居。

　　绅士化（新城市危机根源的前提）：

　　一般来说，绅士化是指社区价值增长和富人、白人、年轻居民占比升高的过程。

　　不论绅士化发生在哪里（多发生在超级城市）、影响范围有多大，它最受关注的问题是被挤走的人。

　　绅士化给弱势群体带来的最负面的影响并不是发生在绅士化社区自身的，而是通过对房价的涟漪效应，影响了绝大多数穷人生活的更贫困的社区。

　　不平等加剧，

　　我们往往觉得，造成这些不平等的原因是那些掌握着巨额财富的超级富豪们，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二、强化贫困的正是贫困本身

　　尽管少有人住的奢华住宅确实令某些社区缺乏活力，但超级富豪的数量远不足以抑制整座城市的或核心城区的发展。

　　伟大城市的入侵者与其说是超级富豪，不如说是人口庞大的优势阶层，比如卖掉郊区住宅而到超级城市购房的企业家、风险投资人和高薪科技人员。

　　许多贫民窟没能提供经济上升的渠道，反而成了自我强化的贫困陷阱。

　　贫民窟居民挤在狭窄破旧的房子里，缺少经济机会。贫民窟往往分布在城市边缘，在地理上十分孤立，远离经济活动。很多地区已经证明，传统经济政策和投资无法扭转现状。

　　生活在长期贫困社区的人不仅缺乏经济资源，还被孤立于那些能带来经济阶层向上流动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之外，这些恶劣导致他们世世代代都被困于贫困中。

　　三、逃离城市也无法逃离不平等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等社会学家认为，不平等是贫穷和种族弱势的产物。

　　经济秩序的赢者通吃和底层长期贫困共同造成了经济不平等。

　　郊区曾是繁荣与希望之地，如今却大规模陷入经济衰退和贫困的泥潭。

　　郊区的中产阶级社区一方面正在空心化，就像几十年前的城市；另一方面又分化为集中贫困和集中富裕地区，就像今天的城市。

　　美国郊区贫困是全国性的问题，并在逐步恶化。

　　低收入人群的通勤时间显著影响了他们经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通勤时间越长，经济流动的可能性越小。

　　郊区贫困社区也有自己的问题：社区居民被隔离于工作岗位、经济机会和用来消弱贫困影响的社会服务。虽然郊区也有社会服务，但因为信息更封闭、更不方便获得，穷人往往很难享受到。

　　四、城市需要“酷”一点

　　新城市危机标志着这段漫长廉价向外型增长时代的终结。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些胡乱安排的基建项目，而是能促进聚集化、集中化城市发展的战略性投资。

　　危机源于城市，危机的解决之道也在城市。

　　《新城市危机》读后感(八)：他山之石——读《新城市危机》

　　先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中产阶级？在网上搜索了半天，没找到一个官方标准。

　　和不少同学、朋友讨论过这个话题，我们都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事实是，我们这些人已然在大城市落脚，有房，买车也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按物质条件客观分类，和西方国家定义的中产阶级也没多大差别了。但很多人还是感到焦虑，没办法心安理得的接受“中产阶级”的标签。

　　或许，最大的原因是房价过高，房贷吃掉了薪资的1/3不止。再加上城市里的交通、饮食等各项开销都较高，二维码扫一扫，一个月三四千就没了。如果再养个孩子，那一个月又要至少减掉六七千。三口之家，俩大一小，如果月净收入不到三万，那在省会及以上的城市估计活的就会很艰难了。

　　前两年逃离“北上广深”不是没道理。研究生同学里很多人在魔都上海待了两三年之后还是选择回了老家或者三线城市。如果我们被称为中产阶级，也是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

　　社会上借着逃离“北上广深”的话题热度，倒是讨论了一阵子焦虑的中产和愤怒的底层。不过估计是因为贩卖焦虑，和整个社会主流风气不符，慢慢话题性就降低了。

　　网络或者自媒体上的讨论，终究是民间自发的情绪发泄，缺点学院派的理论性。不敢妄下判断说国内社科类的学者们没对这种现象做研究，只是没看到相关的通俗易懂的书籍。

　　中信出版集团今年7月份出版的这本《新城市危机》，倒可以借鉴性的看一下。

　　本书从赢者通吃城市化、城市精英化、城市绅士化、大分层加剧、拼布型城市、郊区危机等几个方面，分类解释了当下城市危机的特点。有些现象是美国城市所特有的，比如富人阶层从郊区向城市的回流、艺术家等创意行业者对旧城区的重造。不过还好大多数的问题性质也能套用在国内城市上。

　　“赢者通吃的城市化”，用专业点的名词替代叫做“聚合效应”。在一个地区，可以表现为一线城市对周边城市产业、人才等资源的虹吸效应。国内最明显的莫过于北京，多年来一直在提的环渤海或者京津冀经济圈，最终还是演变成了北京一头独大，周边的河北、天津、山东都成了陪衬。放到一个城市里，那就是不同区域对其他区域的虹吸效应，说白了好的企业、富人等都拼命的向市中心挤，顺带吸引着周边城区的人向里面蹦，把郊区变成一个个睡城。

　　这本书在第二章“赢者通吃城市化”中讨论到的房价高涨、不动产增值等问题并不是新鲜事，第三章到第六章的内容，倒有些值得细细思考的新观点。

　　城市的精英化，以及美国社会中原蓝领阶层代表的大量中产阶级的消失，体现了知识型岗位的兴起。说白了就是原本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城市里大量的工人，被新世纪的脑力从业者慢慢替代掉了。不像蓝领阶层的稳定性，知识型工种的“赢者通吃”效应更强，对其他人群的隔离性更大。在八十年代，一个只有小学毕业水平的劳力，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可以进工厂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现在，医疗、IT、互联网、硬件开发、房地产等等行业，很多都需要专业系统性的培训，或者本科学习后才能获得入行资格。

　　现在城市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新经济、新产业，越来越需要人才。政府对高科技、创新产业的支持，带动了城市的升级，也给相关行业的人群带来了大量的挣钱机会。但是，新的东西越耀眼，就会反衬旧的东西更落伍。近十年来，IT、互联网、医药等高科技行业，以及房地产从业者的收入节节攀升，但蓝领工人的收入止步不前。这一点，中国和美国相差无几。

　　作者在书中给出的办法之一是将底薪服务业工作转化为中产阶级工作，先从提高最低工资入手。我对作者的论调不是太赞同。无论是否在服务业提高工人工资能提高生产力和利润，以及创新力。我所反对的是这似乎看起来不怎么公平，而且，欧洲已经在实施的高福利政策貌似也没提高多大的生产力，法国动不动的罢工倒显得整个社会被蓝领阶层给绑架了。如期通过提高工人工资的办法将底薪服务业工作转为中产阶级工作，倒不如政策性鼓励底薪服务从业者多学点技能，或者帮助他们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增加他们进入创新或者高科技行业的概率。

　　这几章内容给我最大的触动是对自己现有工作的忧虑。欧美发达国家的现状很大层面上就是中国的未来。高科技行业、专业性强的行业（医生、律师、设计师等）对其他行业的挤压，就像中国这十几年来IT、互联网、房地产等行业对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排斥。估计再过个5~10年，我们这些搞房地产的也可以归为“蓝领工人”了。

　　无论是城市精英化、城市不平等、大分层加剧，都从不同的角度隐性表现了“地域不平等”。出生在北京朝阳区的孩子，更有机会上师大附中；工作在上海的医生，有更多的机会去高校或者大型医院参加一些学术研究会；就像我现在在广州工作，相较于三线城市的同行，有更多的机会去一些房企的集团总部。城中心与郊区，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不同层面的资源聚集加重了出生地不公平。另一方面，有钱或者有能力的新城民，也慢慢将本来有属地优势的原城民挤出去。这倒再次给那些愿意生活在小县城的人们提了个醒——你自个在小县城活的逍遥没问题，但你的下一代、下下代想和大城市的同龄人去竞争，从你这儿就慢半拍了。

　　虽说作者在书中提了这样那样的新城市危机，但还好仍认为城市发展带来的问题还是应该由城市来解决，不能反向遏制城市。作者在第十章中提到了一些惠及全民城市化的办法，“将聚集力变成发展助力而非阻力”、“用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密度并促进发展”、“通过对人和地方的投资消除贫困”，等等。读起来总感觉差点意思，口号喊得咚咚响，可操作性不太强。

　　不过在“授予城市与社区更大权力”一节中，有个观点值得深思——赋予城市和社区更大的控制权，让它们发展自身经济、应对城市危机。西方多数国家是由市民社会的城邦制演变而来，所以地方自治权一向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历史传承。中国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央体制，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习惯了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居民对城市管理的参与热情不高，更适用于被人“管”。所以，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如何解决城市问题或者危机，对执政者的考验与国外同行不同；优势是政府想做点什么执行很快；劣势是老百姓好像不怎么把所在的城市当成家，没多少主人翁精神，逆来顺受，有时候反而放纵了管理者去不停的试错。

　　总的来说，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

　　这几年中信出版集团翻译了不少国外社科类的书籍，《全球科技通史》、《未来简史》、《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美国增长的起落》等等。选书的角度都挺深刻，但是被选中的书在问题的讨论深度上总差那么几口气。好比相亲对象各方面条件都还行，将就过日子也OK，但似乎感觉是总是差些意思；也好像去餐馆点了一道宫保鸡丁，一盘菜里只有那么几颗花生米、鸡肉粒吃着很入味。我怀疑是不是中信出版集团的编辑们平时看书也看的少，挑书水平差强人意。

　　《新城市危机》读后感(九)：中国的城市存在“消失的中产阶级”吗？

　　

利用这一周出差时间的零碎时间，读完了理查德佛罗里达的新书《新城市危机》，整体对下来，对照着书里面提到的美国超级城市与知识城市可能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认真在想，这些问题会不会发生在中国？这些问题会不会发生在未来城市化阶段的中国？

目前看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与美国还是不同阶段、不同方向的：

首先，我们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20%到目前的60%，目前仍然处在城市化的增长阶段，虽然不同与改革开放前40 年的迅猛增长，也许未来的第二阶段，更重要的是城市化迈向高质量。

第二，中国目前看来，以高密度和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城市联络方式来看，没有出现郊区城市化的现象，所以一定程度上，目前还没有看到各个城市出现书中所描述的“甜甜圈的中间一圈”现象，并且在土地财政的推动下，城市中的城中村和城市边缘的农民（仅仅是一线和二线城市），往往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对于居住在城中村的农民工、农民商来说，职业和城市的选择自由度，仍然比较高。

但是，我们也开始出现了诸多不平衡的现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95左右的一代人，毕业后初始收入水平和10年前的85一代并无太大差异，但是房价水平已经翻番多倍，这也许是中国特色的“时间隔离”。

对于中国来说，也许世界上永远不可能有“终点”的公平，但是从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高考、包产到户以及经济特区试点等举措，究其本质，便是逐步开始尊重人性，需要创造一个相对来说公平的环境，无论你是农民、工人、还是知识分子、右派、社会边缘人士，只要你努力、勤奋、敢于挑战、永不放弃，你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面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否拥有一个可以让社会每一个人改变自己命运、发挥自己特长的环境呢？

我们是否可以让人才自由流动，避免最小化的制度壁垒，让人才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选择兴趣，选择城市？

我们的城市是否可以充分将过去的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是否可以充分激发创新驱动力？

回答好上述的问题，即要关注我们的人才，将会以哪种方式选择城市、参与城市、奉献城市。

《新城市危机》在中国：正在消失的户籍制度

户籍管理，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管理方式。最早的户口记录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随后，户籍便成为历代封建社会稽查人口、征课赋税、调派劳役的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户口仍然是中国国民记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新中国户籍制度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1950年的《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但这一时期户口的功能主要着眼于社会治安、公民居住与迁移自由，尚未与社会福利、经济 利益挂钩[1]。1953 年后，为了应对粮食紧张的情况，国务院实施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于是，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出现差别。由于上面的供应差别，1956 年，国务院又引发了《防止农村盲流指示》，户籍制度开始禁止自由迁徙，虽然如今“盲流”这个带有歧视性的名词已经彻底被废止，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差异化的城乡户口政策和自由迁徙的禁止措施，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混乱，对当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作用。

在需求驱动和利益博弈之下，我们踏上了户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征途。文革后的“农转非”松动、84 年后开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政策、85 年城市暂住人口政策的突出，开始推动大量农民走入城市，变身为农民工，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同时也推动了大规模城市建设。

至此，与户籍制度的变化同步，中国城市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人口流动的解冻，一部分省会城市和劳动力密集型城市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多元化、跨阶层的社会流动，数以亿级的人口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在产业上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在职业上从农民向产业工人和服务业工人流动。

可以说，影响人口流动的制度性壁垒正在走向消失。

2017年年初开始，随着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一线城市的快速崛起，我们发现，全国城市正进行一场全新的竞争：抢人大战。随着中央政策层面开始放松人才流动制度壁垒，尤其是2019年12月，国家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这无疑对于城市的人才竞争提出了新的考验，也正是宣告了中国人才（姑且算作未来中产阶层）自由迁徙时代的到来。

人才自由迁徙的时代？

人才要素的自由流动的时代，我认为其具体表现为：

第一，覆盖面之广，新一线城市成为最大赢家。“抢人大战”几乎覆盖了全国各大城市：新一线城市是此轮人才流动最大赢家，新一线城市最渴望的，莫过于摘掉“新”字，以杭州、成都、西安等城市为重点，大量人才被蒸蒸日上的互联网企业和科技企业吸引，并形成了新的互联网与智能、数字经济、新型制造的产业生态；一线城市城市中，广州和深圳，也瞄准各自优势产业，尤其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人才需求和珠三角强大的制造业优势，吸引大量的新型人才，而上海和北京，虽然目前仍然保持新增人口的相对静止，但我们可以预期，短期内，京沪两城仍然可以依靠过去产业生态的惯性来吸引人才，但是如果中长期不打破人才驻留和公共服务之间的“玻璃门现象”，京沪的人才发展将可能高额成本。

第二，针对两高人群，目标人群有高学历或高技能特点。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从要素驱动转换到人才支撑的创新驱动。前期抢人大战，各城市之间均设定入户门槛为本科学历或者有一定职称，郑州、沈阳、西安、呼和浩特等城市把引进学历型人才的门槛降至中专，并放宽对高级工等专业技能人才的引进，这表明这些城市针对技能型、研发型人才具有明显偏好性，尤其是针对可以从事相关新经济的新型产业工人非常友好。

第三，抢人政策，正从硬标准到软环境转变。多数二线和三四线城市都对学历型人才完全敞开怀抱，实行“零门槛”落户、“先落户后就业”、 家属随迁、人才公寓、租房购房补贴、创业补贴和优惠贷款等，在具体扶持金额和落户办理的便捷性上均有创新。但和政府招商引资相同，单纯提高人才待遇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要关注此轮人才竞争中，城市针对人才的生活、工作、发展环境做出的努力，需要持续性对公平教育机会、就业创业机会、医疗卫生保障、住房保障等进行投入，这才是吸引人才的最核心要素。

第四，抢人才，也是抢消费力、抢未来财政、抢持续动力。针对青年人的宜居环境是关键。由于生育政策未能及时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生育观念变化等原因，中国总和生育率大幅下滑至超低水平，中国少子化问题凸显，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00后比80后少约7200万[2]。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未富先老已成事实。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21年（1995-2006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三次人口出生高峰（1950-1958年、1962-1973年、1982-1991年），遵从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六十多年后必然形成三次人口老龄化冲击波。中国自 2001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 2025 年进入深度老年化，到 2034 年，进入超级深度老龄化社会。

第五，未来人才大战必定持续，各城市必须出现一批针对目标人才的服务。当前国内外经济复杂严峻，逆全球化作祟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制约着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针对未来城市竞争，各大城市势必要逐步摆脱土地财政、脱虚向实，对于创新驱动的需求更加强烈，这就需要为人才提供更好的服务环境和服务内容。

总之，我认为，人才自由迁徙的时代正快速抵达。

[1] 本文针对户籍制度历史梳理方面，参考了《经济学家》 2014 年 5 月刊《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演化逻辑与战略取向》一文。

[2] 参考任泽平《房地产周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