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与人心》是一本由赵冬梅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28.00，页数：4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法度与人心》读后感(一)：学史是一件有趣的事
合上书，也不禁哀叹，若当初乾隆皇帝不仅拿了外国使臣的礼物，还能多学习先进的技术，制度，我们的历史进程是否会更快一点，会更不一样呢？
但历史不是单方面的，要全面的看待，我们的历史不止有金元明清这种“自私”的，也有像唐宋某些时期那样“开放”的，不是吗？
很喜欢赵老师书中引用的一句：“世间好物不坚牢 彩云易散琉璃脆。”我们现在看来还算不错的政治，文化制度，在当朝可能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换了当权者也许就变成了危害国家“体制”的腐朽了。
多学习，多思考，学史是很有趣的。看来，得把老师推荐的书单放进购物车了～
《法度与人心》读后感(二)：法度与人心
了解历史，是为了总结，更是为了指导以后。
此书可读性强，赵老师带着我们一起畅游历史，了解过去……
不像一般的历史书，不是从年代来阐述，也不是大事件讲解，而从制度的出发点，总结历史，盘点历史，更好的是用现代的语言去表达历史。
制度是规范人类行为，核理社会秩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规范，也是华夏文明传承的基础。
读史让人明智，少走弯路……
《法度与人心》读后感(三)：“因应变化”的帝制如何走过千年
“从公元前221年到元1912年，帝制在中国持续了2133年。”这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经历着改朝换代，制度又是如何传承与变迁呢。赵冬梅在其新书《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中，将其称之为“因应变化”。制度由人来制定与执行，制度同时又影响着每位个体的命运。这种互相影响又是如何发生、产生了一些怎样的影响，都是本书试图从制度中讲述历史故事的切入点。“与事件、人物相比，制度是历史发展中最具根本性的因素，因为它的作用是结构性的。”从制度上去理解历史环境，人心的复杂与制度的框架才构成了历史偶然中的必然。
如何理解制度对每个人的影响，赵冬梅用了如今很容易被人理解的一个概念——户籍。看似再平常普通不过的一件事，却关乎每个人的成长。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大大小小的政策自然也是数不胜数，本书主要还是围绕“皇帝的权利”展开介绍，帝制时期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皇帝，以及他身边的官员如何为维持皇权的而制定不同的统治方针。
从最初的君臣可以互相制衡，皇帝的“三畏”，到最后最高统治者的“以一人而治天下”，天下国家走向家产制国家。而儒家与法家所建设的等级秩序的不同，直接影响了每届统治者制定政策，对待臣民的态度也不同。同一个朝代皇帝权利的交接，不同朝代之间的继承与断裂，中央与地方，上级对下级，孝道的尺度与边界，或大或细的议题通过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都娓娓道来。除了感慨历史变迁以外，也有惊心动魄之处。
本书是在音频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整体风格非常轻松易懂，也用了许多现代叙述口吻。比如提到王莽的“营销”，“内阁是皇帝的秘书”等等。主要的史料还是以唐宋为主，宋朝是主角中的主角，而元明似乎是不忍提及的年代。帝制历史介绍到1911年就结束了，作者用一个“有关倒退的故事”作了总结，读到最后难免也会产生一点点的沮丧感。“制度就像是如来佛的手掌”，而我们学习历史知识，如果仅仅是为了听历史的故事，或是幻想着穿越回到某个理想的曾经的“最好状态”，那未免更让人沮丧。
赵冬梅亦说：“中国传统思想的通病，善于捕捉特殊的历史现象，却不善于从特殊中抽象一般，缺乏从特殊现象中发现普遍问题的能力。”然而历史走到元朝时，“高官出了问题，皇帝所想的，不是要核查问题、处置高官，而是处理揭发问题的人。……因为这国家是联的家产，而大臣是联的家奴。”倒退的路终于也将帝制带入其宿命之中。再回头看两千多年的帝制，曾经有过辉煌也有过百姓的生灵涂炭，一代代的帝王更新换代，风流人物也层出不穷，永远不变的每位个体在“如来佛掌心”努力的生活。法度的面前，人心与人性如何得到理性保留与发挥，大概也是永恒不变的主题。扭曲的制度或是扭曲的人心同样危险。
“真正决定历史前时方向的，从来都是作为结局的历史事实，而是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处在制度影响的不同层级，或许对历史事实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谁才能决定历史的走向？
《法度与人心》读后感(四)：帝制时代的政治博弈
秦始皇在让群国归一的时候，把三皇五帝的名号集为一体，号称“皇帝”。至高无上的名号之下，彰显威严和寄托后续延绵。只是可惜，秦帝国二世而亡。从秦确立起来的帝制时代，一直延续到武昌首义，才渐渐落下帷幕。袁世凯虽然误闯误撞做了“百日皇帝”，而后也有溥仪的伪满洲国延续满清命脉，最终，帝制还是敌不过时代的洪流，一去不复返。
终结帝制的并不是辛亥革命或者马列新思想，而是帝制本身的特性就注定引导帝制走向毁灭，这近乎是一种必然性。赵冬梅的《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一书中提到，历史并不总是向前的，帝制中国的政治文化，在北宋抵达最好状态，然后一路下行，节节倒退，直到1911年。在该书中，作者阐明了她采用的衡量帝制王朝政治优劣的标准：第一，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基本稳定；第二，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其三，皇权的稳定与安全。从这三个标准来看，帝制王朝要能够保证延续国祚，最核心的关键是皇权稳定，引导国家统一和安全，最后达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也就是，稳定是一切的前提，特别是皇权稳定。一定出现动荡和混乱，帝国随时会土崩瓦解。
帝制的核心是皇权。整个帝制的历史的参与核心也是皇权以及皇权底下的文官制度。文官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皇权肆意妄为的牵制和权衡。文官制度的演变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大部分都是因为前朝的覆灭带来的警示。比如说，唐朝藩镇制度让宋朝开国便“杯酒释兵权”，设立极其严苛的分兵制度。但是这些制度的设立者往往没有大局观，一个制度的设定会导致另一个问题，北宋的问题就是忘记了拥军的目的是为了御敌。对军官的防备导致了将兵不一体，如果军人的军工过高，反而容易产生杀身之祸，狄青便是最为明显的案例。
文官制度的存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皇权的无限扩张，宰相和谏官的存在能够让兼听的君主看到自己的不足和控制自己的鲁莽。但是随着皇权的不断集中，这些文官系统在宋朝之后开始没落。相比于汉儒的尊礼到明清的刑上大夫，整个皇权都彰显自己的威严。
但是皇权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如果皇帝还有那么一点羞耻心。能够牵制皇权的，除了文官制度以外，还有历史，古圣先贤、列祖列宗，以及天。这些都不是能够一言两语说得明白的存在就如同皇帝的道德约束。对于开国皇君来说，这些都还能够有点约束力，而到了王朝末期，朝廷多种势力之间的角力，小皇帝或者能力不够的皇帝，也就只能等着被赶出皇宫。
历史对帝国的影响是致命的，这种致命程度不亚于农民起义。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对于帝皇而言，这种敏感度更加高。也正是这种敏感度，大部分朝代更迭之后，都有着“以史为鉴”的极端操作。除了前面说的宋朝的武官的尴尬窘境，还有民族主义爆棚的满清实行剃发令。操心自己的种族在统治中原之后像金朝一样，人都被汉化，皇太极的做法并没有让人心归一，反而激发了“反清复明”的情绪。我们站在今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历史的决断，可以看到他们的不系统性，也可以看到皇权对于自己的稳定的执念。如果一种行为会导致皇权覆灭，那么这种事情是一定要杜绝了，要一定要彰显皇权的唯一，哪怕是外来使者也要折腾跪与不跪的事情。历史的约束力除了让皇权更加敏感之外，还能够让皇权收敛暴政。借古讽今常常是文官的进谏行为之一，除了自我出击的消灭隐患，皇权要防患于未然，要控制自己的欲望，避免重蹈覆辙。
相比于历史带来直观的感染力以外，古圣先贤和列祖列宗的约束力更多来源于个体的道德感和社会的道德感约束，近似乎王权合法性的存在。帝制时代的主流思想源于儒家的内核，强调秩序和合法性。古圣先贤和列祖列宗的存在，就是为了赋予皇权的合法性，彰显皇权的绝对道德形象。皇帝除了作为国家的掌舵者，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道德楷模的人设。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过程中，嫡长子继承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对列祖列宗的敬畏。家族关系维系社会关系，能够让皇权有着更为稳健的发展倾向。如果破坏既定的制度体制，社会舆论并不会让皇帝失去王座，却会让社会的集体信仰丢失，最终导致起义或者叛变。而篡夺者昭告天下自己的合法性的时候，必然需要请还神明。
神明的最高者，即天。天是皇权的赋予者，也是皇权的惩戒者。对于皇帝的荒唐行径，天降灾异，皇权只能是接受灾异的存在并且反思自己的行为。原始的上天信仰也会给社会带来警示。对于没有参政议政权的民众而言，灾难是最直接的王朝更迭的提示。在经济和技术发达程度有限的情况下，面对突发灾难的时候，民众更多只能祈求于朝廷和官府。民反的最大诱因，苛捐杂税是其中之一，即将饿死则是另一个有力的驱动力。
虽然以上三者让皇权有所畏惧，其所有的畏惧的根基还是基于维护皇权的稳定。中央需要稳定，地方则不能动荡。地方制度在中国的变更有多种，郡县制在帝国数千年中最为稳定。这种不是基于世袭的制度让地方官网无法与地方势力结合反抗中央。士绅求官，官依赖士绅，彼此相互制衡。任期制和人才选拔制度，都可以让王朝的地方保持活力又拥有自己的稳定性。
地方在执行中央的指令的时候，却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情况，某种程度上来说，地方官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朝廷设置监察岗官监督地方官，这种制度却慢慢演变成为了一种多方勾结蒙骗中央的行为。此种行径也推动了新的监察制度的出现，彼此相互制衡的因素慢慢成了集中举报到皇帝的方式，一旦皇帝不理朝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成了个人之间的恩怨。
中央和地方的个人恩怨并不会导致王朝的直接覆灭，但是由于地方直接与社会经济直接关联，层层上贡，最终就落到了民众的身上。民众在帝国的历史中永远都处于底层，并且呈现出一种悲凉的角色气质。他们极少拥有名字，甚至连兵痞一样的刺青都没有。但是这类群众是维系整个帝国稳定的根基。帝国的税收粮食兵源都来自民众，他们的聚集是会导致帝制的直接土崩瓦解。陈胜吴广开始，农民起义就成了帝制社会的标配，没有哪个帝国是没有经历过三五次农民起义的。这些起义并没有多少真正成功的，朱元璋也因为他的这个出身，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取得政权的最正确的一位皇帝。不可否认，这些农民起义的兴风作浪能力属实有限，但是这些修修补补的行为最终都会导致帝国出现大窟窿，被军事将领所利用，那就是改朝换代的事情了。
实际上，并没有甚至制度能够维系帝国的绝对稳定，延续万年。不管是位于中心的皇帝或者是从属于皇权的文官制度，最终都要屈服于社会的推进，变换另一种方式存于历史之中，不管这种制度叫什么。